区域经济研究杂志

（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作者：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来源：经济日报

11月初，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的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一辆辆升级改造版的悦纳车型正驶下智能生产线。几年前，北京现代沧州工厂项目落户沧州，这是河北省引进落地的质量最高、体量最大的京津冀产业协同项目。在这一项目带动下，北汽岱摩斯、现代摩比斯等42家国内外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相继落户沧州。全市目前已建成汽车及零部件项目200多个，直接带动两万多人就业。2019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167.72，比上年提高7.59个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成为“十三五”期间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的一个生动例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十三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老少边贫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振兴发展。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坚实步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起步，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新增长极加速崛起，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不断壮大。距离广州1个多小时车程的东莞市松山湖畔，坐落着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2018年8月正式投入运行。它如同一台“超级显微镜”，是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人工肌肉’必须做微观结构的研究，经常要在几个纳米的尺度上进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殷盼超说，“人工肌肉”是材料科学的前沿方向之一，未来有望在生物医学设备和仿生机器人等领域广泛应用。创新引领，构筑新高地。从广州分别到深圳、珠海再延伸至香港、澳门，正崛起两条创新资源集聚的科技创新走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完成新经济增加值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5.6%。“十三五”期间，国家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发展潜力愈发凸显，拉动和辐射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达8.5万亿元、23.7万亿元和11.4万亿元。“新增长极加速崛起，为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各地区比较优势有效发挥。长江上游，重庆涪陵榨菜远近闻名，过去制菜水直接排掉，现在人们用制菜水造出高品质酱油，走出一条循环经济的绿色发展路子；长江流域中游，湖北丹江口水库旁种起一片片柿子林，既能保护水土，又能发展乡村旅游，靠着这些柿子林，邻近村庄脱了贫；长江下游，紧临上海的浙江平湖广陈镇山塘村，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山塘村附近，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引入的上海立体蔬菜工厂亩均产值是传统种植业的75倍。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正勾勒出一条协调发展带。生态变美，2019年1至11月，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8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经济更强，2019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45.78万亿元，增长6.9%。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串联起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有效发挥了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十三五”期间，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优势互补、齐头并进。东部地区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地区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功能和地位不断提升。2019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3%和6.7%，快于全国1.2和0.6个百分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提高，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近九成学生来自农村，近1/7的专任教师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0多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退休教师。成立仅3年的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通过退休教授支教的方式，让西部高校的学子也能享受一流教育资源。“能与西部高校师生分享知识、经验，是幸福。支教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是双赢。”今年5月，武汉大学退休教授刘伟跟夫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周月梅一道奔赴大理。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教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发展机遇和成果的共享。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画卷的徐徐铺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来源：人民日报）

本网讯4月1日消息 由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区域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牵头，全国专业人才储备工作委员会匠家企管培训基地、陕西省联众慈善救助基金会、央视主持人高端电视访谈节目中国品牌影响力栏目等单位合办的“2018 首届区域经济研究发展峰会”于2018年4月1日上午9:00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峰会主题为“如何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原副部长、国家民委原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虹，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伟超，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宋晓梧，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文科，陕西省农业产业委员会秘书长，陕西省联众慈善救助基金会会长李霞，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旭东，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斌，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刘兴、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谢士伟等领导出席了本次峰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四川、贵州、山东、黑龙江、浙江、江西、河北、吉林、江苏、重庆、甘肃、河南等省市的三百余名企业家、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了本次峰会，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腾讯新闻、百度新闻、今日头条、法制日报社、人民日报市场报、消费日报、中国商报社、香港卫视中文台等20余家媒体全程跟踪报导了本次峰会。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宣布“2018首届区域经济研究发展峰会”开幕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作“关于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阐述中提到：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势转化，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宋晓梧作“如何振兴东北区域经济”的分析时提出：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在2003-2012年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保资金缺口压力大、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等问题依然艰巨东北要努力实现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从GDP论英雄到加强民生为落脚点，继续深化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坚持创新研发、装备制造业、能源新材料、商品粮生产四大基地的建设，乘“一带一路”的东风，发展区域资源优势，振兴东北老工业城市具有任重道远的意义。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伟超作“如何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中指出：本次峰会是一个学习的峰会，企业如何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去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搭乘“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同国际接轨，发挥区域经济资源优势，建立新的商业体系，找到企业新的增长点尤为关键，随着祖国的强大，企业的发展，中产阶级数量和人口占比的增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顺。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刻不容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狠下功夫，以此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进程。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文科作“新能源在振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时重点提出：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打响，人们开始追求清洁能源的发展。传统能源资源比较丰富区域，已不适于市场的迅速变化，因此要多元化发展、多能互补式地发展，建立清洁能源示范省、示范城市、特色小镇等样板，区域能源发展要和“一带一路”紧密结合、联动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助力环保新思路、新探索。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刘兴作“如何创新驱动高层次人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建设探讨”的讲话中重点强调：强化责任担当，在今后为区域经济研究发展做贡献的同时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久、重点与一般、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切实做好各项区域经济研究工作，通盘考虑，扎实推进，风正好扬帆，实干兴伟业，用激情绘就蓝图，用实干成就梦想，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开创永恒并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左四：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蒙左三：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左二：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宋晓梧左一：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研究员 韩文科右四：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张伟超右三：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原副部长、国家民委原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陈虹右二：陕西省农业产业委员会秘书长，陕西省联众慈善救助基金会会长 李霞右一：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刘兴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文科在做记录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和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兴亲切交谈后合影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原副部长陈虹和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刘兴在贵宾室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伟超和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兴在贵宾室亲切交谈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和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兴在贵宾室亲切交谈领导步入会场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正在渐次铺开。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在受访学者看来，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区域经济学研究应从经济实践中寻找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更多地进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迎来转型机遇伴随着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三群两带”新战略格局，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动能，在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强调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密认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是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互迭代的结果。区域经济学在新形势下面临双重发展机遇：时代赋予的转型机遇、中央战略部署的顶端机遇。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表示，区域发展实践与区域经济学理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郑州大学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合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及经验为我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带来最大机遇；我国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内涵。在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教授刘清春看来，区域经济实践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而丰富的区域经济实践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可靠例证。　学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获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周密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在面向国家急需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解决上，区域经济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学科交流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等大型会议成为学科交流发展的重要纽带。第三，理论成果不断推进。在区域产业分析、区域扶贫与协调发展理论、实证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群发展等重要主题上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理论成果。第四，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张合林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学家已推出了诸多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比如，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域观经济学等。此外，区域经济学学术团体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谈及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刘清春表示，从区域发展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位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区域产业布局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等。从区域关系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域合作理论、区域贸易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从区域经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经济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创新成果。多学科融合协同攻关未来，在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两个重要转向。周密认为，一方面，将从唯技术论转向思想和技术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将从借鉴引进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这就要求我国学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寻找更多经济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陈建军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区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进而形成交叉学科，以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张合林认为，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多方面着力。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刘清春建议，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区域性、综合性与开放性，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加快形成区域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思维体系，推进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互补，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必须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更具生命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22日第19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抢占经济发展高地 布局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区域经济新版图谋划万亿级投资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业内人士认为，纲要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首个规划，将为长三角区域发展按下快进键。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战略的启动，新的中国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型。而为了能在此轮区域发展中拔得头筹，抢占经济发展高地，多地区已提前规划布局，开启近万亿元投资计划。巨额投资打造经济新引擎近日，共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机遇浙江省“四大”建设（北京）专题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表示，浙江省提出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四大”建设，这是浙江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他透露，浙江将整合和建设各类创新资源，建立“万亩千亿”产业平台，超前谋划实施一批万亿级规模的未来产业。孟刚说，推进重大项目将是浙江下一段建设的关键抓手，包括大湾区建设重点推进十大标志性工程，大花园建设重点实施推进一批标志性工程和百个重大项目建设，大通道建设重点推进70个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大都市区建设要围绕提高大都市区核心区能级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海青浦也已开始布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日前正式签约优质项目23个，总投资额534.8亿元，其中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项目有13个。粤港澳大湾区方面，广州将打造世界一流智能电网，5年计划投资1700亿元，同时将建5G港口创新中心。佛山方面，已推进92个投资项目，投资额超3300亿元。据悉，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是广州和佛山共同谋划打造的合作试验区。此次投资中，交通、产业项目投资额最多，包括在建、拟建重点交通项目共44个，总投资615.6亿元；产业项目32项，总额投资2676亿元。此前有统计数据显示，仅北京一地，2015年至2017年对津冀的投资认缴出资额累计超过5600亿元，呈现井喷态势。超前布局新兴产业集群此前，浙江发改委发布《浙江省“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建设导则（试行）》，指出到2020年，实现创新要素高度集聚、配套体系更加完备、对外开放显著扩大，建设10-15个“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到2025年，形成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是指面向重量级未来产业、具有万亩空间左右、千亿产出以上的产业平台。包括数字经济核心领域、智能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端生物医药、前沿材料等重量级未来产业。浙江省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万亩千亿”平台将按照产业定位，重点关注走在世界前列的大企业。同时，深入分析大项目落地需求，招引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并紧跟产业链关键和紧缺环节制定招商路线图。以上海牵头的“G60科创走廊”也串起长三角一体化，聚集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7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年产值达到2.6万亿元。粤港澳方面，科技创新是湾区经济的重要一环，将形成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目前，重点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平台和项目。包括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未来网络、南海海底科学观测网和激光加速器，此外，还对接了中科院太赫兹国家科学中心、寒武纪智能超算平台等部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高新尖技术外，生活生产方面，粤港澳将加大智能化布局。例如，预计到明年，横琴全岛将进行网格化闭环运行，电网次干层实现100%自愈，出现故障时，能将受影响用户控制在2户以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广州将重点突破5G在港口陆地和海域等特殊场景的覆盖技术，实现港口遇险报警、辅助航行、智能理货等业务运用，从而加快广州港及粤港澳大湾区海域5G港口的发展。北京方面，将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快培育量子信息、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国家实验室，主动做好配套服务。在基础材料、光电子、高端芯片等重要领域，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区域经济拓展新增长空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臧红岩博士表示，区域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培养新动能是区域经济保持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通过区域科技创新提高区域竞争力，最大限度提高科技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有限整合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若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加速布局重大项目投资，一方面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重要选项，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弱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加速布局重大项目投资既是“稳信心”的基础，也是“稳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需要，有利于弥补区域发展短板。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诸多新的重大项目旨在对未来产业升级进行提前布局。范若滢表示，对于区域投资来说，未来一是重点布局新型基建，助力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本轮“稳增长”是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需要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两方面的发展要求。二是强化中西部地区的通道建设。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绝大部分的高速公路、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都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高铁依然很稀缺。三是大力推进生态环保等补短板方面的项目，要避免我国经济回到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处理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关系。（记者　梁倩　孙韶华）

——陕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2020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中国食品报融媒体】(记者王京臣)12月26日，以“聚焦区域经济 发挥专业特长”为主题，陕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2020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市鄠邑区召开，来自学会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单位的代表40多人参会。据介绍，今年以来该学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与陕西食品产业科技创新活动、充分发挥会员单位各自的专业学科优势，紧紧围绕陕西食品产业存在的共性关键问题、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联合产学研协同攻关，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专业智囊作用。图为年会现场情景大会秘书处汇报了年度工作;李建科理事长做总结报告，从今年初的抗击疫情，共克时艰行动，3月11日，副理事长单位陕西天宝大豆营养品捐赠湖北黄冈价值100多万的营养品支援抗疫一线。到科技助力，各地复工复产 ，从3月-5月，众多食品学人，奔走在生产一线，协助企业复工复产;该学会承担的“推动科技经济融合试点工作”，在安康调研富硒产业发展，加强地市级科协之间合作，均以各自的专业特色助力陕南区域经济发展。10月27-29日，该学会与西农大共同牵头并联合西北13所高校首次承办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来自全国食品科技届的2000余人齐聚一堂分为16大专业板块，共商共议食品科技发展;同期举办了“西北特色食品营养资源与营养健康论坛” 有16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集中展示西北特色食品的最新研究进展。9月，学会参与共同承办安康富硒产业发展高端论坛;主旨是通过院士专家献智献策和组织安康市内外企业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安康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安康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2月1~5日，由副理事长单位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共同承办的第四届医药与食品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国际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 ;论坛PPT报告均以英文版文档格式向全球在线直播。食品学人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上有新突破，2020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评审设立了食品小组，“特色营养健康食品研究开发与产业链构建”获一等奖;实现了陕西科技工作者创造的区域第一 。刘学波副理事长在国际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发表文章;曹炜常务理事带团队的“蜂之蜜”项目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李国梁教授获得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学会秘书长刘建书在讲话中表示，保健食品、功能食品，营养线上产品，我们的体系和服务模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我们的服务模式和对“十四五”工作规划的建议被采纳。食品学人从基础研究的论文发表，到成果落地转化，正是国家经济建设迫切的需求。刘建书表示，我们的实验室对高校食品学院的教授全部开放，我们一直的观点是把你们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产品开发连接起来，相关的实验费用由我们提供;通过市场需求到人民健康的需求，生产的保健功能食品，普通食品， 最终实现一个目标;我们紧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一个实验呈现三倍的价值，一是食品学人成果研究价值;二是研究成果任务的圆满完成;三是教学科研产业链体系平衡;只做基础研究社会不关注，天然抗菌类产品;从调研结果数据看，陕南天然产物精深开发加工的太少，基本是初级产品加工，这样现状将制约陕西经济的发展，积极支持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脱贫攻坚的需要，更是食品学人价值彰显的需要。陕西食品学界的自主研发成果转化，要充分体现出陕西特色，未来的行业发展必将是中国食品要吃全世界，陕西食品界要吃全国。本届年会还进行表彰本年度先进集体和和先进个人，增设了“富硒食品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大学生焙烤食品创意大赛专业委员会”等事项。

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下，国际贸易投资萎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造成全球化进一步受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曲折中坚定前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为区域贸易协定，一般包括两国间经贸协定和区域内多国或跨区域多边协定。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23日，已送达WTO的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累计达713个，正在生效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有305个，协定数年增速连续第三年保持在2%以下，较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动辄每年10%的增速明显走弱。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区域贸易安排的总量仍在上扬，且于2020年达成了世界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可见，区域贸易协定仍是各国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确保区域安全、加快全球布局的重要手段。提高区域内经贸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破除通关障碍，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一般要求。除此之外，近年来区域合作安排的关注点开始向“边境后”议题延伸，由传统货物贸易扩展至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而区域贸易协定的规模也由原来的双边协定为主转向多边、跨区域协定为主。当前的国际经贸格局呈现出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市场相互竞争合作的趋势。相应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这3个经济体量大、活跃度高的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吸引了最多的目光。2020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的新特点和趋势与这三地密不可分。欧洲长期被称为区域一体化的代表。根据WTO的统计，该地集中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不过，近年来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发展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多方担心英国的离开或将推倒大面积“脱欧”的多米诺骨牌，将欧洲一体化进程置于停滞乃至倒退的危险境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北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7月1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正式生效，这一协定在美国主导下签署，墨、加两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作出了许多妥协与让步，放开了国内一些长期保护的领域。尽管该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北美地区的一体化程度，但受特朗普政府“公平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大。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设置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所谓的“毒丸条款”，导致北美区域合作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少学者担忧，这会对全球化形成割裂。与欧美情况不同，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东亚地区对于区域一体化路径的新探索取得重大突破。RCEP的意义显而易见。对于东亚地区来说，RCEP统合了5个“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FTA），大大消除了东亚地区自贸协定网络相互重叠交织的状态，能够大幅降低贸易成本。它为占全球总量约30％的总人口、经济体量和东亚区域内最重要的中间品贸易提供了一个一体化大市场，还首次将中日这两个经济体直接纳入一个自贸区框架中。这些无疑使得RCEP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极大提振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合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RCEP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囊括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为部分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国家提供过渡期，充分考虑了成员间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帮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充分共享经贸合作成果。它表现出的多元性、包容性，为南北型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模式，也为促进多边主义和地区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应该说，由于范围相对较小、伙伴选择自由度更高，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难度小于推动全球多边经贸合作的难度。特别是在遭遇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的当下，以WTO为核心的多边经贸体系遭受巨大冲击。能够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区域合作安排，对部分国家来说，已经在无形之中成为更重要、更保险的选择。同时，致力于区域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的东盟、中国等经济体，已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积极推动力量。当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印度未加入RCEP、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等表明，纵使是区域性安排，甚至是盟友间的合作，也会遭到国内保护主义的阻滞。在疫情冲击下，相对脆弱的国际供应链让不少国家以怀疑目光看待对外贸易依赖。换言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仇莉娜）来源：经济日报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刘刚 王世琪 肖国强 于山 张源02:23全省域“一盘棋”发展！在空间布局持续优化的浙江，正在打造“四省边际中心城市”的衢州，让人眼睛一亮。据省流动人口居住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衢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29.26万人，与上一年同比增加6.8万人，增幅30.3%，增幅位列全省各市第一。到2020年底，衢州登记在册流动人口突破30万。而这个浙西城市，户籍人口仅有258万人。这个“第一”意义不凡。有人说，都市圈时代，城市有两种，一种在收缩，一种在扩张。浙江强市林立，2019年11市人口净流入均为正值，作为“加快发展地区”的衢州，能让人才“逆流”而至，且来势迅猛，更加不易。“都市圈时代，像衢州这样的节点城市，要想赢得人才的青睐、脱颖而出，必须跳出传统城市发展的老路，坚定不移走以集聚人才集聚青年为导向、以山水融合生态宜居为特色、以配套完善能级提升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彰显衢州的生态文化底蕴、个性特色魅力。”衢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如是说。那么，衢州这个两年前才加盟杭州都市圈的新成员，是如何变得“魅力四射”呢？衢州城区这块近10万平方米的城中草坪，被当地人称为“浙西大草原”。人之变——来自五湖四海的新衢州人多起来了从地图上看，衢州城形似纺锤，群山拱卫之中，一江穿城而过，山水之佳，得天独厚。如此美景让胡进峰陶醉。胡进峰是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他的办公室位于衢时代创新大厦18楼。闲暇时，他喜欢站在窗前凝视远方，看山、看水、看城。“待得越久，越喜欢这座城市。”他说。其实，胡进峰来衢州还不到一年。2020年4月，他从成都来到衢州，着手推进研究院落地，“之前，我连‘衢’字都写不出。”玩笑背后，是衢州在省外认知度低的事实。从西南重镇到浙西小城，起初，胡进峰心里也犯嘀咕，甚至有些担心。但是，没几天他就惊喜地发现，“衢州格局不一般，不仅仅是生态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都很出色。留下来会有未来。”很快，他把微信上的地址从四川成都改为浙江衢州。从研究院选址开始，衢州市的推进力度就让胡进峰感到震撼，研究院已成功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协助合作企业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引进校友企业4家，远超预期。现在，研究院已聚集67名高级职称教师、11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12名博士后。得人才者得未来，对衢州而言，这些高端人才的入驻意义显而易见。来自安徽的90后小伙林朗，也被这座城市的“进取心”打动。毕业于宁波大学的林朗，专业方向是数字经济领域。最初，衢州最吸引他的是总额达40万元的人才补贴。来后他发现，这里数字经济基础比想象的好得多，成长空间很大。现在，就职于衢州新创建的东南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林朗，已是标准的衢州人——2020年国庆，新婚燕尔后，他正式安家衢州。仅在东南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截至2020年12月底，已引聚高层次数字经济人才197人，其中80%来自外省市，接近50%毕业于985、211高等院校。除了衢时代创新大厦，衢州还打造了科创金融小镇、花园258创新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以及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创新飞地”，植佳桐，引凤凰。衢州市的人才政策也在不断升级，包括最高达100万元的梯级购房补贴、每年万元的租房补助等。2020年，衢州面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和“双一流”本科生，开放30个编制岗位，打造人才“蓄水池”，仅报名人数就超过600人。对引进“高、精、尖”人才及团队领衔的产业项目，给予最低2000万元的资助。城之变——建一座有辨识度和烟火味的“亲人”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这一理念，在衢州，是看得见的。2020年10月，“好听衢州”礼乐·草原音乐会举行。舞台是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城中草坪，这块省内单体面积最大的人工草坪，位于衢城中心、衢江西岸，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浙西大草原”。草坪见证衢州城市生长的新逻辑。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廖敏超介绍，草坪所在区块原本规划也是“高楼大厦”，更改的原因是，“我们改变了过去对土地的高强度开发模式，更多地留空留白，将珍贵的生态基底、多维的滨水空间留给市民。”从此，这里成为市民的乐园。春天，纸鸢纷飞；秋日，帐篷林立。不仅有“城中草原”这样的大留白，在衢州，各级党政机关也纷纷“拆墙透绿”，拆掉围墙、让绿于民，还有大大小小的城市绿地、口袋公园，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8平方米，超过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12平方米）。城市因人而生，人聚则兴。从“高楼大厦”改为“大草坪”，从党建治理大花园、“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到车让人、使用公筷公勺、“拆墙透绿”等“八个一”的有礼实践，乃至以全国第四的佳绩创成全国文明城市，背后无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初心，在细节处打动人、于细腻处温暖人。“近年来，我们革新规划建设理念，处理好城市、人和自然的关系，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把满足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衢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晓光说。看似寻常的“以人为本”，其实是应对城市群激烈竞争的核心利器。用杨晓光的话来说，能否打造出一座“亲人”的城市，正是衢州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建设中的高铁新城，将衢州打造“亲人”城市的理念充分展露。这座新城围绕为杭衢高铁打造的衢州西站，规划面积18.6平方公里，一开始就留足了30%的生态空间。眼下，位于新城的衢州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和游泳馆、体育馆、综合馆正加速建设。与传统体育场馆不同的是，这些场馆全部“藏”在绿植之下，建筑表面设计成缓坡，可供市民运动、攀爬、登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城的整体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8.4公里，媲美欧美发达城市。其中，精心设计的“支小路”更是令人惊喜，“在主次干道的基础上增加绿道和总长36公里的支小路系统，专为步行者设计，通过支小路，连接绿地公园、公交系统和15分钟生活圈设施。”廖敏超说。新城面貌令人神往，老城改造同样吸睛。毗邻衢江，礼贤未来社区建设地块上热火朝天，桩基工程已基本完成，错落有致的建筑设计，低尺度、小街巷、密路网的社区规划，兼具创业、公交、商业等功能的社区活动中心，让人们对未来社区生活充满期待。“衢”之变——新发展格局下的“四省边际中心城市”衢者，四通八达之谓也。迎着“十四五”，衢州的“衢”正在酝酿能级的新跃迁。2020年8月，衢州市委七届八次全会上，衢州为加快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这一战略目标赋予新内涵——在构建形成南孔古城·历史街区、核心圈层·城市阳台、高铁新城·未来社区“小三城”的基础上，谋划推进智慧新城、智造新城、空港新城“大三城”建设，着力打造四省边际综合交通、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绿色金融、人才集聚、美丽经济、数字经济等“七个桥头堡”。能级跃迁，衢州恰逢其时。“在新发展格局下，衢州正迎来新发展机遇。”衢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省委也把“支持衢州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写入“十四五”规划建议。这意味着，像衢州这样的省际内陆城市，将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对“四省通衢”的衢州而言，更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加速建设的杭衢高铁，将巩固衢州的交通枢纽优势。这条高铁建成后，与沪昆客专形成“十字”，极大缩短了衢州与中部地区、长三角腹地、珠三角地区的时空距离，让衢州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区域枢纽。不止于此，衢州还与华夏航空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华夏航空华东事业部、国际航空学校等一批项目落户，衢州机场航点城市随之扩大到16个，迈出打造区域航空枢纽城市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随着衢州机场的迁址扩建，杭衢高铁与浙西航空物流枢纽项目连点成片，再结合现有杭金衢、黄衢南、九景衢高速公路和沪昆客专、浙赣铁路、衢宁铁路，以及衢江航道、浙赣运河，今后将实现水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这样一条互联互通的“大动脉”，夯实了衢州打造“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和“全省经济向中西部邻省拓展的桥头堡”的基础。“衢州将从通道城市转向枢纽城市。”衢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大批优质项目正加速落户衢州。2020年，衢州市与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在武汉签订合作协议，总投资约300亿元。其中，华东（衢州）数字经济示范区项目落子衢州市衢江区，旨在依托衢江港复制一个“汉口北”产业集群，建设智能供应链产业园、智能现代化港区等项目。“过去，衢江只是一个通道，数字经济示范区的建设将让大批货物留在衢江港区，就地加工，从而催生产业集群，形成枢纽经济圈，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衢州聚合融合。”衢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继明说。不久前，衢州市又与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华友锂电材料国际产业合作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衢州市迄今为止计划单体投资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未来，以华友钴业为核心，通过整合国际国内资源，衢州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进，则城市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气息回归自然。今日之衢州，处处生机勃勃、上下激情满满，一幅“远山近水、青山绿水，水城交融、蓝绿交织，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尽情铺展。衢州，且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