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研究

【TechWeb】 12月10日消息，日前，2020第二届财税科技产业峰会（TTIS）在深圳召开，高灯科技联合艾瑞咨询共同发布2020《中国财税科技企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了“财税科技”的定义，并从行业发展现状、应用场景、积极意义和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财税科技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高灯科技高级副总裁杨光现场对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他提到，财税科技是以业财税智能化融合为目标，通过结合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帮助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解决业务协作，持续提升财税运转效率，以及提升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商业应用技术。预计2021年，财税科技行业规模将达1265亿元，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报告显示，传统财税管理数字化程度低，大量工作仍依靠传统人力资源支撑，难以避免出现财务效率低、业财税割裂、信息价值弱、合规风险高等问题。体系之间出现信息墙，无法为企业未来发展决策提供策略支撑。而科技赋能下的财税管理，对此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以高灯科技为代表的财税科技企业，用科技手段进行票据数字化提速，将传统非结构化的财税数据标准化处理，方便数据进行内外部连通。在标准统一数据连通的基础上，构建模型化分析，为提炼财税数据价值提供技术层面的操作可能性，同时通过建立风控预警，为企业规避涉税风险。目前，财税科技行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发展重心仍在于票据数字化，在智能化、高阶商业化层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未来有望打通更多应用落地壁垒，从B端企业财税出发，推进服务向更为多样化的C端用户需求延伸，开拓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整体社会智能化建设加速。

亿欧智库以信创产业梳理结果为基础，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信创产品成熟度、企业商业化能力、公司背景能力等指标为判断标准，梳理出信创产业60强企业名单，作为中坚力量推动整个信创产业的持续发展。报告作者丨曹金梅 沈澎涛报告审核丨王辉报告编辑丨林家琪“信创”二字来源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信创产业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根基，通过科技创新，构建国内信息技术产业生态体系，是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亿欧智库基于对我国信创产业发展的大量桌面研究，以及对行业专家的访谈，撰写此份2020信创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全面梳理了信创产业发展沿革及国家“十四五”规划、“新基建”发展背景下的价值与机遇，展现信创产业的产业链全景图谱，并对不同细分领域落地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信创产业60强企业名单，对选择信创产业合作伙伴提供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20信创发展研究报告及60强企业》内容摘要：政策先行，信创产业全面提速 ▏信创产业是中国坚持走信息技术应用自主创新之路的必然结果，以“863”计划为起点，共经历了“觉醒”、“起步”、“加速”、“可靠”和“整体布局”五个阶段，形成了以国家和科研机构为引导，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实践突破的信创产业新局面。政策牵引是信创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2016年3月我国就成立了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推动中国逐步建立基于自己的IT底层架构和标准，形成自有开放生态。到2020年，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机构与地方政府已推出多项政策助力信创产业落地。信创产业是新基建的安全之基。从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程度来看，目前国内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和关键服务大多依赖国外。信创产业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将基础设施变成我们自己可掌控、可研究、可发展、可生产的；同时，新基建在推动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将助力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升级及相关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打造以CPU和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信创生态体系 ▏信创产业以信息技术产品生态体系为基础框架。当前传统的信息技术产业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以及信息网络安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云服务、系统集成方也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创产业中，CPU和操作系统居于国产化生态体系的核心地位。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国产 CPU 绝大多数采用同国外合作的方式，主要途径包括购买指令集授权、技术合作等，尚未出现成熟的完全自主先进的 CPU 产品。国产CPU中鲲鹏 、飞腾、龙芯采用指令集授权或自研架构，自主先进程度相对较高。国产主流操作系统均是基于Linux内核的二次开发，主要厂商有麒麟、 统信、普华、 中科方德、一铭软件等。在信创领域，麒麟操作系统目前占据主导地位，而以深度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的UOS也已快速崛起，并成为最受欢迎的民企国产操作系统。双足鼎立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 。从落地情况来看，信创产业在党政和金融领域渗透率最高。当前我国信创产业行业渗透率可大致分为三个梯队，党政和金融渗透率处于第一梯队，电信、交通、电力、石油、航空航天处于第二梯队，教育、医院领域渗透率最低，处于第三梯队。这是由于在政策导向下，党政端最先进行国产化；而行业端金融领域数字化程度较高，更易渗透。当下我国信创产业的供需体系尚不成熟，基础设施与基础软件的供给企业存在缺口。信创行业整体需求端的爆发依赖供应端信创生态体系的搭建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信创产业的市场空间值得期待。党政领域的国产化已全面启动，短期已突破千亿规模，行业信创市场总空间预计数倍于党政领域的规模。从各省的采购情况来看，目前有集采和集成商两种模式，系统集成商将成为重要受益方。从产品细分维度看，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和台式机和PC是最先起量的环节，其中台式机和PC预计将首先突破百亿级别的市场规模。信创产业代表企业60强 ▏基于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信创产品成熟度、企业商业化能力、公司背景能力等指标，通过信息采集和评估打分环节，亿欧智库归纳出信创产业代表性60强企业。从领域分布来看，入榜企业中IT基础设施、基础软件企业占比最高，接近六成；信息安全领域企业最多，操作系统领域企业较少，越底层的软件领域市场越集中。从信创产业代表企业成立时间分布情况来看，上榜企业创立时间整体分布较为分散：2000年之前IT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安全企业较多；随着国家对核心技术的重视和推动，基础软件在2000-2009年间集中涌现，应用软件企业伴随而生，2010年之后IT基础设施企业出现爆发性增长。从上市情况来看，入榜企业中整体上以未上市企业为主；在分领域上，IT 基础设施、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企业中未上市占比较大，未来有可能迎来潜在上市企业爆发潮。在基础设施层面，目前信创产业已形成以华为、中国电子CEC、中国电科CETC、浪潮为巨头的市场格局，其中华为主要立足于鲲鹏处理器，聚集外部上下游企业形成鲲鹏信创生态体系；中国电子CEC 、中国电科CETC 、浪潮则侧重于自建生态与战略投资/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搭建稳固的自有生态，如中国电子CEC战略投资易捷行云，浪潮在信息/网络安全领域选择与中孚信息进行战略合作。在应用软件上，致远互联专注协同领域18年，面向党政、金融、军工、建筑、互联网等众多行业与领域用户，遵循国家安全、电子文件、软件工程等相关标准，提供公文处理、会议管理、督查督办等通用办公应用，及国家治理、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方案。以“成就高绩效组织”为使命，持续助力企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已服务政企用户近40000家。在云服务上，华为云将华为30多年在ICT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品解决方案开放给客户，具备“云、AI、5G协同创新，数字化转型实践者，共创共享共赢四大优势”；浪潮云依托在政府、企业信息化领域的30余年的深厚经验与技术积累，逐步形成了“可信赖、专业化、生态化”三大特色，面向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易捷行云，IDC报告连续两年中立私有云企业市场份额排名第一，D轮为中国电子战略投资，并为中国电子云提供IaaS云底座。蓄势腾飞，信创产业四大破局之策 ▏在信创产业链条中，下游企业以应用和服务为主，上游则以硬件为主。聚焦到信创产业发展史，整个上游核心技术几乎被国外企业所垄断，芯片技术架构中的x86、ARM、RISC-V、MIPS全部是国外公司，时间最早的x86距今已有42年之久、与之相比，中国信创产业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大成长空间。亿欧智库据此归纳出我国信创产业的四大破局之策：首先，信创产业链条下游强，上游弱是整个底层技术发展时间少、基础底子薄的深度折射。应当加大上游链条的政策和资金力度，给予更多耐心。其二，信创产业万亿市场规模下还无真正巨头，在格局分散和缺乏规模用户群等挑战下，基于强强联合下的链条生态整合可成为破局之策。其三，信创产业与国际老牌巨头在核心技术储备和领军人才梯队建设上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跨代际技术创新和重点科研机构人才共享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信创产业在用户积累数量和使用反馈上与终极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用户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基，应当持续聆听用户声音并优化产品能力。我国信创产业正在加速落地和实践，是实现安全化、可控化和自主系统化，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必备基础，以此为基础，中国信创产业代表企业走向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与国外如Intel、微软、IBM、Oracle等巨头平等对话和业务对抗将成为常态。这种平等对抗的演进以中国信创产业持续创新并具备世界级专利的产品和服务为必要条件，狭路相逢勇者胜，信创产业正蓄势腾飞。团队介绍 ▏亿欧智库（EqualOcean Intelligence）是亿欧EqualOcean旗下的研究与咨询机构。为全球企业和政府决策者提供行业研究、投资分析和创新咨询服务。亿欧智库对前沿领域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具有独创的方法论和模型，服务能力和质量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亿欧智库长期深耕科技、消费、大健康、汽车、产业互联网、金融、传媒、房产新居住等领域，旗下近100名分析师均毕业于名校，绝大多数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亿欧智库是中国极少数能同时生产中英文深度分析和专业报告的机构，分析师的研究成果和洞察经常被全球顶级媒体采访和引用。以专业为本，借助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网站的传播优势，亿欧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影响力上往往数倍于同行。同时，亿欧EqualOcean内部拥有一个由数万名科技和产业高端专家构成的资源库，使亿欧智库的研究和咨询有强大支撑，更具洞察性和落地性。

新民晚报讯（记者 易蓉）疫情之年，经济发展显现波动，资本市场也受到震荡。在不确定之中，也催生了新行业和新龙头企业。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企业仍然具有强劲的竞争实力？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发布2020-2021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夏立军教授介绍，榜单已是第四年发布，近年连续进入榜单的行业集中在生物医药、食品、饮料等“刚需”同时正进行消费升级的行业；此外，科技类企业增加明显；从地区分布来看，上榜企业较多集中在广东，其次是浙江、北京、江苏、安徽、上海等。该榜单关注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稳健性，研究团队对三千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把企业竞争力划分为三个维度进行研究，通过包括体现过去的近年净利润、营业利润、营业收入、经营现金流、股票市值的复合增长率等成长性指标；体现未来的行业地位、行业空间、市场容量等成长性指标；及包括地区环境、股权结构、透明度和公司规模的体现公司治理是否良好的稳健性指标。图说：2020－2021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供图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导读：2019年12月23日，为了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稳健成长的实业经营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促进证券市场良性发展，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19-2020年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排行榜”。针对目前媒体上已有榜单多与券商机构买卖双方相关、商业用途明显、指标体系粗犷等问题，本榜单试图从中立的视角出发，主要通过财务化方法独立筛选出成长性和稳健性兼顾的中国百强竞争力企业，排序具备客观性、真实性和独立性。出席本次百强榜发布仪式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文锋，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夏立军，上海交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企业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马红漫等。发布会还邀请了数位来自实业、投资、高校、传媒等领域的资深人士出席，作相关主题演讲并参加圆桌论坛讨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施东辉、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许灿等100余名相关行业人士及上海交大师生校友参加了本次发布会。该榜单于每年年底发布，今年是上海交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第三次发布该榜单。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一直强调扎根中国，做能够接触实践的研究，纵横交错、知行合一，希望研究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吴文锋教授在致辞中阐述了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在连接研究与实践方面发挥的作用。百强榜的发布，一方面能够引导企业有方向地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引导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余明阳教授从在社会上发出高校的独立的声音，引导资本市场回归价值、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客观、独立的投资参考三个角度阐述了百强榜的源起和意义。夏立军教授作为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介绍了榜单的筛选程序和竞争力识别方法。基于地区因素、行业因素等竞争力先天因素与企业家自身努力，同时考虑企业过去的成长性和未来的成长性，兼顾企业的稳定性，研究团队对三千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并经过多次论证，形成了此次榜单。上榜企业的市值集中到200亿到2000亿之间。从地区看，榜单中来自广东、浙江的上市公司最多，北京、安徽、山东也都有一些；从行业看，医药相关行业所占比重较大，之后是食品、饮料、大消费行业，但制造业企业相对缺乏；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也很大，也开始出现一些外资控股企业。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加入了科创板公司，增加了一些细分行业龙头，更加重视行业前景、财务健康和成长性。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施东辉作了题为“经济趋势与市场变革”的演讲。施东辉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带来了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全球化的演进，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增加了世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性。接着，他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认为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是目前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然而，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最后，施东辉从微观层面具体介绍了企业可以如何抓住消费、技术、全球化方面的机会来实现发展。接着，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作了题为“从交易结构看投资者偏好的变化”的主题演讲。资本市场的变化对于投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2014、2015年的股市震荡，后来的打击违规使得投资者更加谨慎。从三五年前紧盯ST公司，到如今投资者更关注核心资产。最后，桂浩明总结了交易结构改变以后对于市场的基本影响。随后的圆桌论坛上，出席嘉宾与交大安泰的老师们围绕“价值投资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行了观点交流。首先，针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行了讨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许灿分析了注册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象价值投资的理念的影响。余明阳教授分析了2019年投资市场的相关变化，从微观个体的消费结构分析行业趋势，夏立军教授结合市场变化，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桂浩明分析了2019年的资本市场变化。接下来，在座专家针对价值投资进行了讨论。许灿认为企业有一定市场地位和份额，长期关注这个行业，核心管理层，核心团队和技术人员有比较强的从业背景，这样的企业是比较保险的。桂浩明阐述了科创板公司应该具备的特征。最后，余明阳和夏立军展望了榜单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场氛围热烈，嘉宾们畅所欲言，听众们获益匪浅。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排行榜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其目的在于挑选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百强企业，有助于推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能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及竞争力的提高提供参考意义。附：2019-2020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名单（专题）

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关联机构中国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就“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发展机遇与挑战”课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展开深入研究。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全国工商联等相关领域的领导/专家参与了该课题的研究。针对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发展问题，专家们从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新阶段催生的新机遇、企业应对新常态的发展建议三大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深刻挑战。一是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期限短的困境；三是企业面临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社保缴纳负担较重，职工流动率偏高，劳动争议案件多发，劳动管理难度加大；四是企业税负偏重，抑制了企业活力；五是环保成本增大，企业对技术升级、污染防治等环保投入增大。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首先是“互联网+”的机遇，即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其次是新市场的机遇。可以按三个半径来看这个新市场：一是小半径市场，主要指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区生活服务业市场；二是中半径市场，主要指伴随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而扩大的市场；三是大半径市场，主要指与互联网相结合发展的跨地区、跨国市场。最后是新全球化的机遇。新常态下未来国际的市场格局会形成三个圈：一是南北圈，指我国和发达国家市场深度融合的经济圈；二是南南圈，指我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借助多边平台推动合作的经济圈；三是亚太圈，指我国与亚洲地区及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经济圈，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大、经贸文化更易结合的特点。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企业更需要用一个大的宏观视角在变中求胜、危中求机，对此，专家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创新投入，树立品牌意识，把做强做精制造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二是大力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三是企业家要调整心态，更新理念，承担社会责任，把企业办成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是发展新的商业模式，降低我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成本，培育中国的国际商业巨头；五是大力培训具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的企业家队伍，培育中国企业家精神；六是推动企业家走出去，使企业家愿出去、能出去、待得住、回得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企业发展提出了新命题。企业只有认清大势，了解新阶段发展的新特征，才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课题组将继续组织相关领域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如何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开拓中国经济发展新境界。供稿：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文/张思平 深圳市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共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经济特区的国有企业自诞生以来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国有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数量、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在深圳经济结构中的比例逐步下降；从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方面，深圳哺育和发展了目前在全国同行业领先的实力较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则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深圳改革开放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国有企业发展得失来看，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不同时期为深圳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占用、甚至浪费损失大量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从国有企业发展的过程来看，既有快速增长、跨越式发展的辉煌时期，又有经历过困难重重、难以生存的阶段，等等。因此，研究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客观评价深圳国有企业对深圳经济发展的得失，对如何更好地促进国企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深圳国有企业的诞生和发展，适应了特区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深圳在中国的崛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深圳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伴随着深圳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变化的，呈现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深圳从三万人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进程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有企业的发展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和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是深圳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同时又是特区建设最艰难的时期。“深圳速度”和敢闯敢试的精神，奠定了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锋城市的历史地位。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处于奠基时期，市场经济的要素刚刚引入，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民营企业在80年代处于萌芽之中，外资企业主要是启动并逐步来深圳举办“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从所有制结构和市场主体来讲，深圳国有企业伴随着特区的成立而诞生和发展，并成为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工业、商贸还是城市建设，基本上都是由国有企业起着支撑作用，并为外资企业在深圳的发展、为民营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环境。比如80年代深圳外资企业主要是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才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深圳相当一批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都是80年代从国有企业中走出来成功创业的。80年代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和员工应说是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开荒牛。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80年代深圳国有企业在规模、管理、机制等方面与今天深圳知名大企业无法比拟，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实属不易和了不起的重要功绩。虽然绝大多数80年代诞生的国有企业逐渐在几十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退出历史舞台，民营经济成为当今深圳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但我们不能忘记和否定深圳国有企业对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作出的历史贡献。其次，国有企业对深圳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始终发挥着主要保障功能。现代经济体系的正常发展和现代化大城市正常运行，必须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作支撑和保障，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也需要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从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来看，保障经济和城市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可以由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政府的监管下来承担，但深圳经济特区选择了国有企业承担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深圳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鉴于当时的国家政策，以及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不可能担负起建设和运营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保障作用。从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来看，经过几十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在付出极为沉重代价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逐渐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位置。深圳几十年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选择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中作支撑和保障是正确的。当前，深圳已经成为全世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最完善和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之一，拥有包括现代化的地铁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在内的服务优质的公共交通系统，全国第四大现代化枢纽机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的燃气、供水等系统，以及充足的粮食储备，丰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等等，不仅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使深圳市民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再次，国有企业是深圳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和载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线，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的不断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并逐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逐步缩小，但在深圳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也会长时期存在。在政府发挥对经济发展重要推动作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主要平台，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政府促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中，国有企业通常充当招商引资、合资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深圳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或者通过成立各种风险投资、产业投资、担保机构为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或者通过国有企业开发产业园区，为园区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和深圳高科技发展；在政府对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要行业领域特许经营、重大产业发展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都通常通过国有企业的平台来实现。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平台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来看，国有企业的平台作用应该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取消；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有一个过程，国有企业平台作用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有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另外，发挥国有企业的平台作用，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在深圳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曾经把大量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机构承担的职能转由国有企业来承担，无论从政府改革还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二、国有企业功能地位的变化，是深圳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深圳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国有企业在总量上虽然不断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在不断调整和收缩，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不断缩减。从功能上看，国有企业从80年代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调整到90年代的主导作用，再到21世纪以来退缩到保障作用，以及近些年来突出的引导服务作用等，功能作用不断调整和退缩。可以看到，国有经济这种功能的调整和比例的变化是与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相适应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深圳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所取得的结果，是深圳改革开放历程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是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最重要的问题。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有企业不断改革调整、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天然要素，而国有企业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痕迹，对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改革调整适应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能否最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需要进行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检验。从实践来看，伴随着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的活力、效率和竞争力得以充分体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因而，民营经济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作用，也从80年代在国民经济中的补充作用，到90年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1世纪成为深圳现代经济体系的主体。这些都得益于深圳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化，得益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公平竞争的环境逐步形成过程中，国有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低下、动力缺失、活力不足等劣势愈加突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迫使国有经济的功能不断退缩，比例不断下降，从80年代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调整到90年代的主导地位，再退缩到21世纪的保障地位。这种功能的调整和比例的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讲，既可以归结为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也可以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突破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位置的转换，是深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缩，激发了民营经济和其他非公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21世纪初国有企业布局调整，从工业、高科技、商贸物流、建筑施工等领域主动退出，也是深圳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业界奇迹的基本因素。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内部机制再造和管理服务水平的提高，给深圳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提供了全国最好的燃气供应、公共交通、供水服务以及服务一流的机场、港口。因此，国有企业功能的主动调整，比例的逐步降低，不仅在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中发挥了重要意义，而且被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三、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其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变化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受特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以及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影响外，也和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的力度和效果紧密相联，并受其影响和制约。从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看，当改革处于主动并取得实质性突破时，国有企业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当自身改革遇到困难处于停滞时，国有企业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和障碍。第一，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进，体制机制优势得以较好发挥时，对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在特区建设的起步时期，国有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由于当时民营企业仍处于初创起步阶段，外资企业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客观环境外，新诞生和发展的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全面改革也是重要因素。80年代在全国国企改革处于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时期，深圳经济特区的国有企业已经全面走向市场，开启了与外资企业在体制机制接轨的改革历程。深圳在1980年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就撤销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经济主管局，改造其为公司，并对所有国有企业由投资管理公司进行统一的产权管理，逐步实行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增加了企业的主动性和效率；在企业的劳动用工方面，率先打破“铁饭碗”，取消干部与职工的身份，实行劳动合同制，员工能进能出，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国有企业冗员多、效率低、成本高的弊病；在企业分配制度方面，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计件工资、奖励提成等多种分配方式，建立企业内部动力机制，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并使企业内部分配机制同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相衔接；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方面，突破以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传统体制，大胆探索厂长经理负责制，或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等。这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措，调动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员工的积极性，将国有企业内部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使深圳国有企业在8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和繁荣，并发挥了在特区发展和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当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出现偏差，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中国改革方向，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大背景下，深圳的国有企业虽然也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出现了偏差。在发展方面，不少国有企业盲目扩张，一味追求多元化经营，追求企业的规模，造成大量的投资失误，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在改革方面，在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内部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改革滞后，既造成企业内部大量的决策失误，又形成不少的国有资产流失，使深圳国有企业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陷入发展困境。第三，当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时，国有企业则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有企业在布局调整方面的改革滞后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此期间，深圳的国有企业虽然经历了90年代的快速发展，但在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加上国有企业发展中盲目扩张带来的后遗症，使竞争性领域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之中。而这一时期，深圳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况，这种停滞既表现在认识方面，更表现在实践方面。在认识方面，对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认识不到位，对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认识不足，对中央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的基本方针认识不到位。在实践方面，虽然在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方面也做了些工作，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主要精力仍然处于盲目抓大，对放活小企业方面，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状态。认识和实践上的改革停滞，使国有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带来极大的损失。在经济发展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给银行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政府财政也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包括增加国有资本金、资助企业偿还银行债务、支付下岗员工的经济补偿，等等。竞争性领域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深圳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中，实际上已经由正面的促进作用，演变成负面的障碍作用。第四，当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时，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又会重新发挥重要作用。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股份制试验的产权改革突破，以及本世纪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结构改革突破，都是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历史上成功的案例。2003—2005年深圳针对竞争性领域的大量国有企业处于困境，而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则得到快速健康发展的格局，对国有企业改革统一了认识，进一步解放了思想，逐步找到了国有企业应有的地位、功能，勇于进行“壮士断臂”的自我改革，大量国有企业快速、安全、有序地退出竞争性领域，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使深圳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增强国有企业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保障方面的作用，促进了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保障的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成为深圳近十年快速持续发展并迅速崛起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四、深圳国有企业在深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深圳国有企业的发展经历了40年不断变化的复杂历史过程，在为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资源的浪费，付出了不少代价。如何评价深圳国有企业得到的政府资源与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国有企业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如何客观评价国有企业使用政府资源的效率？（一）存在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与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的巨大资源严重不平衡。几十年来，深圳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了巨大的土地、财政、金融、优惠政策、特许经营等资源，本应形成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但到2017年底市属国有企业净资产8626亿元，资本及权益5938亿元。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的巨大资源同所形成的国有资本和权益之间严重不平衡，造成政府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假如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配置这些庞大的政府资源，政府所得到的财政收入以及获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会大得多。二是国有企业从银行系统所获得的巨大金融资源，与金融资源应该获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之间严重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从全国来讲，民营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总额25%左右，所贡献的税收超过50%、GDP超过60%。深圳的情况也大体相同。2017年全市国有企业负债总额15245亿，其中国资系统企业负债14930亿元，资产负债率63.4%。从银行的角度来讲，通常贷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比国有企业至少要高出1/3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历史上大量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坏债呆债给银行带来的实际损失，单从银行获得的利息收入就大量减少。从市属国有企业来讲，2017年深圳市属国有企业总资产23557亿元，利润总额851亿元，总资产回报率仅为3.6%。虽然深圳市属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比央企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国有企业平均2%左右的水平要高得多，但总资产回报率远远低于银行给国有企业平均5%左右的贷款利息，更难以同民营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相比，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利息通常为8%左右，从民间社会融资成本10%左右。这种现象说明国有企业从自身来看是盈利的，但从全社会的金融资源来讲，实际上是长期亏本经营。三是国有企业占用的政府土地资源数量，与这些土地资源应为深圳经济发展的贡献严重不平衡。几十年来，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划拨或协议转让，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原特区内中心城区优质的土地资源，这些土地都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并且已经产生巨大的升值效益，虽然这些资源构成了现有国有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国有企业获得巨大的土地价值与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相比，以及与国有企业应该形成的国有资产数量相比，严重不平衡。几十年来国有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在土地利用的浪费、低效、流失的数量上是惊人的，在价值上是难以估计的。四是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的巨大资源，与国有企业应为深圳经济发展所作贡献严重不平衡。除了土地和金融资源外，国企从政府还获得了大量的财政、特许经营权、企业上市指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然而国有企业获得的这些资源与这些资源应该发挥的经济社会效益严重不平衡。如政府曾经给予国有企业不少金融机构的牌照、经营许可以及类似建筑总承包等一些行业的资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牌照资质，随着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不得不先后进行关闭、重组、转让，造成这些无形资产的大量浪费。一般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制度下，这些资质和特许经营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在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的这些特许经营和资质牌照，通过有形和无形市场形成了特殊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价值。国有企业取得这些特价许可和资质后，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通过租赁、承包、转让等方式，让渡和损失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在深圳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上，国有企业早期获得政府特许的外贸进出口经营权、重要产品的经营权、特殊免税商品经营权等，虽然这些优惠的特殊政策是为了国有企业和深圳的发展，但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且通过不同方式形成相当严重的管理漏洞，造成大量的资源流失以及不少的经济腐败问题。五是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与国有企业经营中的损失、投资失误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之间严重不平衡。几十年来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大量的经营损失、重大投资失误和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是相当严重的，损失和代价也是巨大的，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比所获得的利润要大得多，这也是客观存在且无法回避的。如在经营业绩方面，90年代后期深圳市属国有企业二级企业的亏损率一度曾达到40%左右。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奇特的现象，同样的企业，在国有企业系统内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一经内部改制或转让给民营企业，往往不少则成为盈利企业。21世纪初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退出时，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政府不仅不能回收资金，还要付出包括偿还债务、安置员工、处理历史问题等方面相当数额的改制成本。在投资决策失误方面，在90年代更是数不胜数、数额巨大。在2003年国有企业改制退出期间，核销的企业不良资产就高达百亿元之多，数量之多远超多年来这些企业经营所获得的利润总额。90年代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较为严重。从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原因，经营管理薄弱，效率低下，盈利水平低甚至亏损严重，造成国有资产经常性无形流失；另一种是在国有资产交易、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关闭、破产中，因交易价格、资产评估操作程序以及腐败行为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前一种经常性流失，积累若干年流失的数量也是巨大的，不少企业依赖着政府的土地等特殊资源，成年累月，逐步消耗，最后坐吃山空。后一种虽然流失项目数量不多，但流失的性质恶劣。（二）相关的原因分析深圳国有企业的贡献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付出五个方面的不平衡，或者说得与失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复杂的，既有深圳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不足和失误的主观原因，也有在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客观地研究深圳国有企业发展的得与失，既不能否定和掩盖国有企业在发展中的失误以及在改革中的教训，也不能否定深圳国有企业发展在特区建设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重要经验。具体来说，有五方面原因。一是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改革艰难探索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体制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时间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基本的特点和策略。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中心环节。在40年改革进程中，虽然深圳一直都在警惕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但由于多种原因，要完全避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出现缺陷、失误和不足，完全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太可能实现。因此，总结深圳国有企业40年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否定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更不能责怪为国有企业40年改革发展进行一系列大胆探索和实践的改革者。二是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承担了政府和社会诸多非盈利政治、社会功能，对其经济效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国有企业40年的发展，除了自身经营、追求经济效益外，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还承担了相当多的政府、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包括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投资建设的许多非盈利性项目，在维护社会稳定、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国有企业比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付出要大得多。尤其是处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在讲究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尽管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也采取了不同方式进行综合补偿，但这些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评价40年国有企业发展的得失，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国有企业发展对深圳社会方面作出的贡献。三是受政府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定制约。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不应完全归咎于国资国企系统本身，而是与我国政府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紧密相联的。从1993年起，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就被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几十年过去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至今仍然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固然有获得政府特殊政策和支持的一面，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也通常有政府行政干预的一面，不仅使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更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难以成为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大大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从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来看，既有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国有资产监督不到位的原因，也有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官员的权力得不到约束，党政领导干部腐败的原因。四是受深圳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大环境所影响。深圳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除了国资国企体系本身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外，也受到了几次国内外外部原因的严重影响，包括80年代中期的全国压缩基本建设。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进入全面建设的高峰时期，1985年前后全国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之中，对刚刚起步的深圳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造成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显现一片萧条的境况，对深圳国有企业发展也带来深刻的影响。又如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深圳国有企业发展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深圳毗邻香港，在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先行一步，国有企业更是捷足先登，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处于发展的高峰时期，而此时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深圳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从此一蹶不振。五是由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所决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需要层层委托代理，层层监督管理，重大问题必须设立繁多的规定和程序，经过多层的审批过程，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规范，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和经济效益。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深刻的教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会造成严重影响。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改革发展任务，国有企业需要有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改革优化，以更好地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国企改革#

开枝散叶育新品，墨学传承有来人中国墨子学会企业家创新发展研究分会闪亮登场滕州墨子书院投资人王鹏当选副会长、院长任守景受邀担任顾问隆冬清且寒，首都佳音传。日前，墨学研究的重大喜讯从首都传来：经中国墨子学会批准，中国墨子学会企业家创新发展研究分会在京成立。（以下简称企业家分会）企业家研究分会的成立，标志着墨学研究，从束之学术庙堂的专业研究正式进入研以致用的企业经营和创新发展领域。新成立的企业家分会的领导名单中，张志禹先生当选为会长，墨子书院院长任守景先生受邀担任顾问，书院投资人、山东弘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鹏被选为副会长。这表明墨子书院作为墨学文化交流传承平台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图为当选企业家分会的墨子书院投资人王鹏据了解，此次成立的企业家分会，入会门槛十分之高：根据章程规定，该分会只吸纳团体会员。吸纳范围是：中央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地方国有企业、A股或香港主板创业板以及境外主要资本市场场内交易的上市公司、中国企业500强、在本行业内具有特殊影响力和创新性的民营企业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知名的社会科技创新组织。而此次企业家分会的成立，可以称之为墨学研究事业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诸多老一辈墨学学者多年的夙愿。这其中，更少不了一个人长期的奔走谋划，他便是墨子书院院长任守景先生。图为企业家分会顾问、墨子书院院长任守景先生任守景院长长期工作在新闻宣传和墨学研究的岗位上，他在工作中深刻感受到，墨学“重光”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更需要舆论的支持和长期的“策划推广”。只有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墨子，墨学才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来到墨子书院，任守景在积极打造墨学文化交流传承平台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企业家群体既是现代企业的灵魂，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栋梁。墨学文化要发扬光大，自然离不开企业家们的支持和加盟。于是他积极进行扩大墨学影响力和运用墨学实现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探索如何让墨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创新创造的力量。而有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在京事业有成的滕州籍老乡张志禹先生。张志禹先生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8年，他酷爱墨学研究，一直对墨学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后征战商海，越发深刻体会到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理念的精髓要义，便萌发了打造墨商品牌的念头。作为墨子故里走出去的优秀学子，一直关注墨学发展。了解到任守景先生关于墨学研究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后，经常进行电话微信沟通，多次往返滕州，到墨子书院与任院长深入探讨交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执着和诚心，感动了墨子研究中心主任张子玉先生，在他的积极运作和全力支持下，终于促成了企业家分会的成立。图为张志禹（图中）任守景先生（图右）未来可期！据了解，作为中国墨子学会的二级分会，企业家分会今后将紧密围绕墨子文化，切实立足企业创新，通过团结聚合全国知名科技创新企业，通过深度发掘墨学商业价值，创新企业发展模式，切实推进墨学产业品牌孵化工作，具体说来就是要以打造“中国墨商”品牌为使命，以搭建“技术聚合”和“会员服务”两大平台为依托，通过积极营造“学术”、“商业”和“公众”三大影响力，促进若干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完成，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将墨学文化从单纯的学术研究有效转化为社会商业动能，助力中国企业科技创新，造福国家、民族和社会。企业家分会决定成立后，将不定期地举办“中国墨子学会企业家创新实战精英论坛”及相关“创新沙龙”活动，联合中字头的专业机构，举办全国性的科技创新赛事，以帮助中国更多的中小企业家和优秀创业者尽早种下创新基因，收获更多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身为墨子故里人，未忘墨学重光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无数滕州人的倾情投入与参与，有了墨学专家的策划创意，有了企业家分会里知名企业家的热心助力，墨学研究必定会在企业创新发展中铸造辉煌。图为企业家分会筹备小组与市墨子书院主任张子玉（左四）等领导合影

《中美500强企业对比研究白皮书》2021年1月7日，赛迪智库发布《中美500强企业对比研究白皮书》。白皮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财富》世界500强”历年榜单为主要参考数据，横向分析近10年来中美上榜企业在头部占比、总数量、行业分布、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差距，纵向分析我国上榜企业在企业性质、行业分布及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变化，并为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建议。第二部分以“《财富》中国500强”与“《财富》美国500强”历年榜单为主要的参考数据，重点分析中美500强中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企业数量、营收规模及盈利能力、发展强度等方面的差距，并为我国推动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建议。第三部分以世界500强企业腾讯为典型案例，系统研究腾讯发展路径及发展初期政策环境，并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财富》全球论坛每年都会发布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不仅反映行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情况，体现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也是企业用来判断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美500强企业对比研究白皮书》通过详细分析中美500强企业发展差异，以期为促进企业发展提供参考。目 录01综合情况分析本章通过对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的我国企业进行横纵对比分析，客观反映了我国龙头企业在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差距。中美上榜企业对比分析美国上榜企业头部占比更高。我国上榜企业数量在各段中分布较为均匀，在400-500名中所占比例较高，达到23.3%。美国上榜企业数量主要分布在前400名，其中前100名企业数量占比最大，达到26.4%。▲世界500强中美企业数量分段对比图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上榜企业数量更多。2020年，我国上榜企业数量实现历史性跨越，仅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含香港）达到124家，超过美国上榜企业总数12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我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上榜企业数量位列第一。▲《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上榜企业数量增长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细分行业美国企业分布更均衡。2020年我国上榜企业主要分布在30个细分行业，集中在产业上游，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数量多。与2019年相比，采矿、原油生产、能源、多元化金融、化学品类企业数量有所增长，银行、炼油、船务企业数量减少，新增批发保健类产业1家。美国则上下游行业分布较为均衡，涉及多达46个细分行业领域。▲世界500强中美企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上榜企业基本情况国有企业是上榜主体，民营企业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133家企业中，国有企业92家，民营企业30家，港澳台企业11家。2015-2020年我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数量先降后升，基本保持在85家左右；民营企业数量一直呈较好的增长趋势，在我国企业上榜总数量里的占比逐年增大；港澳台企业数量平均可达到11家。▲201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上榜企业性质变化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九大行业上榜数量均成倍增长，制造业最为突出。2020年我国共133家企业上榜，主要分布在制造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以及零售业等9大行业，其中制造业最多，共有45家上榜企业，占上榜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制造业和金融业占上榜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2009年与2020年我国《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行业分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上榜企业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华东和华南较其他地区上榜企业数量增速更快。除去台湾地区的9家企业，剩余124家大陆（含香港）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我国华北1地区，其次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201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上榜企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启示与建议1.培育新兴产业激发新动能。2.激发民营经济活力。3.推动区域资源要素有序流动。4.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02两大重点行业：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本章对“《财富》中国500强”与“《财富》美国500强”企业所处的行业信息进行剖析，以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重点，分析行业企业数量、盈利能力、发展强度等指标，对比中美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差异，客观反映我国两大行业与美国相比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建议。制造业中美上榜企业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上榜企业数量远超美国，但美国近年增速明显。自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入围美国500 强企业数量保持平稳增加趋势，2020年较上年度企业数量增加16家。2019年中美制造业入围企业数量差距首次缩小至50家以内，但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上榜企业数量仍远超相应美国企业数量。▲《财富》中、美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增长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制造业上榜企业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平稳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企业盈利能力。▲《财富》中、美500强中美企业营收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上榜制造业企业发展强度波动上升，但仍低于美国行业发展强度。总体来看，美国制造业入围企业高发展强度占比约是相应我国企业的1.9倍，中发展强度占比约是相应我国企业的2.6倍。▲《财富》中美500强企业中发展强度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启示与建议1.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引领制造业企业做强做优。2.锚定重点技术突破，大力布局制造业新兴领域。3.积极融入“双循环”格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美上榜企业对比分析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上榜企业数量波动上升，与美国相比数量仍显不足。总体来看，中美信息技术服务业入围企业数量均较少，美国信息技术服务业入围企业数量年均多于我国相应企业数量约20家，2020年中美相关企业数量差距缩小至8家。▲《财富》中、美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增长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上榜企业营收规模与盈利能力呈上升趋势，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财富》中、美500强中美企业营收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财富》中、美500强中美企业盈利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上榜企业发展趋势较好，高发展强度企业占比较美国更高。▲ 《财富》中美500强企业高发展强度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财富》中、美500强排行榜数据整理启示与建议1.引导市场加大产业投入。2.推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3.培养引进高端和复合型人才。03典型案例分析：腾讯得益于改革开放红利与深圳领先的营商环境，腾讯在短短20年间从小微企业成长为行业龙头，并于 2017年登顶中国企业市值排行榜。本章从腾讯三个发展时期的成长速度、规模与重要节点入手，通过分析腾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创新及融资、人才等方面政策环境，为我国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供启示与参考。腾讯发展阶段初创期（1998-2004）▲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腾讯官方网站数据整理成长期（2005-2009）▲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腾讯官方网站数据整理成熟期（2010-至今）▲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腾讯官方网站数据整理腾讯发展初期政策环境适当的支持政策助推腾讯迅速成长深圳市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为腾讯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健全的融资体系给予腾讯资金保障深圳市健全的多层次融资体系为腾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积极的人才政策巩固腾讯发展基石深圳市积极的人才政策为腾讯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腾讯的五位创始人中有四人是深圳大学毕业生，得益于本地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依托深圳市的区位优势与人才政策，大量高素质、多样化的人才迁入深圳，满足了腾讯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为腾讯招收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四）领先的创新环境激涌腾讯研发源泉深圳市开放的创新环境与浓厚的创新氛围为腾讯科技研发的创造了便利条件。腾讯创业初期办公地点位于华强北赛格科技园，创业者、电子产品商家与消费者集聚，先进的创业创新理念、便利的产业链条件与发达的电子产业环境滋养着腾讯生长。启示与建议1.加强科技创业支持2.完善多元融资体系3.打造区域人才生态4.完善创新发展环境完整内容，请关注公众号“ccid-2014”

中宏网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 王镜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近日在京举行，初次审议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贯彻落实国家领导人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食品浪费法草案的议案。草案对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各类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方一清日前，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方一清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专访。反食品浪费法的法律地位堪比国策中宏网记者：结合当前全球疫情和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您怎么解读反食品浪费法的立法背景和意义？方一清：粮食安全是立国之本。国家领导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各方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和高度关注。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实、储备充足、供应充裕，市场运行和价格总体平稳。全国人民有底气端牢手中的饭碗，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粮食安全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粮食安全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支撑。粮安则天下太平。但当前节俭持家、艰苦朴素的传家宝，似乎有些淡忘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食品能够养活5000万人口，足以养活一个小国的人口。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须端稳手中的“一碗饭”，在感恩上苍风调雨顺和坚持耕地红线同时，需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反食品浪费法应然而生。中宏网记者：结合反食品浪费法的初审，您对新时代持续健全和提升社会法治治理能力有何建言？方一清：此次反食品浪费法的法律地位堪比国策。制定反食品浪费法目的是为了防止食品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草案共32条，不分章节，分别对食品、食品浪费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各类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餐饮浪费表现为对食品、食物、粮食的浪费，涉及食用、销售、加工、储运、收获等多个环节。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主要针对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餐饮环节为切入点，聚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促节约、严管控，同时注重处理好与正在起草的粮食安全保障法等有关法律的关系，对减少粮食、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浪费作出原则性规定。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列入明年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由国务院提请审议。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有关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等环节的节粮减损将在该法中作出具体规定。居安思危，将反食品浪费法治落在实处中宏网记者：您对当前形势下，加强反食品浪费法治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有何分析或建言？方一清：围绕该法产生热议：人大立法委员们认为：草案关于食品浪费的定义过于概括、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食品浪费肯定不是仅限于餐桌上的浪费这一个环节，至少应该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利用等环节。食品浪费，是指不按照节约标准、不合理生产、流通、消费和利用食品的行为。从这个角度定义，食品浪费首先是一种不符合标准、不合理的行为；其次，本法应当列举食品浪费的主要情形，同时加上兜底条款，这样法律的操作性才会更强些。否则，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相应费用或难落实。法律的调控对象，主要针对社会关系中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律上权利义务形式的社会关系。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观形式。就其主观形式特征而言，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就其社会内容而言，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公民个人的吃喝拉撒，属于自治范畴，法律一般不予涉及。但此次反食品浪费法一反常态“管嘴”，给吃喝立规矩，要求人们按需选购，合理储存，合理点餐，谨记粒粒皆辛苦的消费理念。放眼国内外，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得到的。此次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尽管之前在公款吃喝有过“四菜一汤”的限定标准。司法实践中立法容易，守法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对于铺张浪费的违法者，如何处罚？是处金钱罚，还是处人身罚？如果设立人身罚，对违反食品浪费法的人员科以拘役或有期徒刑，法律是不是显得严苛繁杂，不近人情。如果是金钱罚，即对违法者处以罚款或罚金，在法律实施的效果上，固然有震慑和警戒作用，但对有钱就任性的挥霍无度的消费者们而言，收效甚微。执法主体的设立也是个棘手的难题，处罚消费者由商家（餐饮、饭店）代为执行，或由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一线执法到餐桌、深入到厨房内，皆有利有弊？倘若由商家执法，顾客是上帝，商家对上帝执法，岂不是两难。另外，商家过度“鼓励”、打折促销、刺激消费，商家它本身就是违法者，它也是要被追责的，所以说商家代为执法，必将尴尬。由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执法严格执法，存在执法成本和人员紧张问题，法律规定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体现立法的完善，但严格执法、执法到位是行政执法的老大难的问题。执法不到位的案例，如筵席税暂行条例的出台和实施。筵席税是指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饭店、酒店、宾馆、招待所以及其他饮食营业场所举办筵席的单位和个人，就其一次筵席支付金额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的金额征收的一种行为税。举办筵席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承办筵席的饭店、酒店、宾馆、招待所以及其他经营饮食业的单位和个人为代征代缴义务人。筵席税按次从价计征，税率为15%-20%。征税起点为一次筵席支付的金额（包括莱肴、酒、饭、面、点、饮料、水果、香烟等价款金额）人民币200一500元；纳税人一次筵席支付的金额达到或者超过征税起点时，按支付金额全额计算征收。代征人应在收取筵席价款的同时，代征税款，交地方财政。筵席税施行情况可以这样概括：阻力很大，所得微薄，总体效果不好，进退两难，征税地区及其收入逐步减少，名存实亡，最后退出失效。中宏网记者：面对重重法治难题与挑战，您对将反食品浪费法治落在实处有何建言？方一清：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享有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有消费的权利，无浪费的权利。购买食品、食材的消费用途是为人们补充体力、填饱肚子、提供营养，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决不能把食品作为讲摆场、搞奢侈的商品。为此，从合法性上讲，消费者无逾越法律的权利。违法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建议在金钱罚、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身罚的同时列入征信系统。国家征信部门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估、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活动。征信部门应配合执法部门对胡吃海喝、挥霍浪费的人员和单位进行约束和公示，处以浪费可耻的警示。建议人们敬畏自然、回归自然、倡导绿色文明生活方式。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没有奢靡消费，就没有原罪。勿忘忧患意识，如在疫情期间自我隔离，减少外出和集体活动、出门戴口罩；加强免疫力意识；拒绝野味；买份商业保险；改变储蓄观念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们要全面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综上所述：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如平地一声雷让人管住嘴，让人警醒，如何过日子，过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