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医学博士

马海德，一听就是中国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医学界可是响当当的，他和他的团队为中国抗战时期军队疾病防治立下汗马功劳，其实马德海不是中国人，他的祖籍在黎巴嫩，现在我们称为中东国家。他的原名是乔治·海德姆，曾经在瑞士学医并博士毕业，1933年他来到了中国的上海考察热带病，计划考察一年，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入侵时期，他看见很多社会底层的民众身体状况都非常差，本来只打算在中国待一年的他决定放弃回国，来挽救这些苦难的民众。他和朋友成立了医院，专门医治中国病人，后来，他和宋庆龄成为好友，在宋庆龄的举荐之下，他来到延安，同时也把他的高超的医疗技术带到这里。因为陕北的地理位置原因，那里有很多信仰伊斯兰的民众，这些人都说阿拉伯语，逐渐的他们成为了朋友，他发现，这些人一般都姓马，所以他给自己取名为马海德，并在延安结识了他的终生生伴侣周-苏菲。到了延安之后，他就开始投身于根据地的建设，开设医院，还提出了一些医疗事业的建议，深受毛主席的认同，在整个抗战期间，经他手医治的病患就4万多人，由于他对医疗工作上的贡献，多次受到党的表扬。同时，他还是新华社的英文部的元老，也经常在对外刊物上表发文章，他还积极争取外国组织的援助。建国后，他成为第一个批准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同时他被任命为卫生部的顾问，但在后期遭到了迫害，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坚守在医疗事业的最前线，加紧研究医疗工作，他引进了国外的关于治疗技术，这大大的提高了麻风病的治愈率。为了中国的医疗事业，他去了十多个国家，争取国际援助，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医生，同时他还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外交家。经过他的努力他带回了上千美元的援助。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事业，即使在晚年疾病缠身，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工作，仍然奋斗在中国的医疗事业，一生都在为着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直到1988年10月逝世。

截至3月26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48万余例，死亡病例数超过21000例。意大利仍是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确诊人数为74386例，美国确诊人数紧随其后，确诊人数达到69197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少国家出现了医疗资源和防护物资的紧缺。一些国家的医护人员甚至在网络上发起求援，希望能够从各方得到医疗防护装备的支援。一名西班牙医学博士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最近整晚都在打电话，和物流、政府人员、志愿者等各种工作人员交涉，寻找资金和物资。“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做了测试，他们很多人的测试结果显示是阳性的”。美国纽约一家医院里的一位ICU医生在网络上发出求援信息：“医疗系统已经瘫痪了，我们医院的ICU床位快用完了。很多护士已经生病了，但一些已经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仍在被迫工作着。”法国巴黎一名急诊医生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不让所有人都立刻染上，（否则）我们的医疗系统会承受不了。”她还提到，希望可以获取更多的关于中国对抗新冠病毒的经验，“我们对种这病毒的了解还不足，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已有一千余人死亡以下是他们的自述：医学博士Isabel Iguacel@西班牙马德里截至3月26日，西班牙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56188人，死亡4089人。35岁的Isabel Iguacel是一名医学博士，就职于萨拉戈萨大学的康复医学护理系。疫情期间，她很多时候和医护人员一起工作，她的护士朋友，因为没有医用防护面具，只能借园丁邻居的头盔来保护自己。3月15日，我出现咳嗽和喉咙痛的症状，并且开始发烧，肌肉酸疼，身体疲惫。作为一名医学博士，我知道自己有可能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我和确诊患者有过接触。我的姐姐和我在一起，她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她想打西班牙的“病毒热线电话”，但是这条电话线实在太忙了。我告诉她不用打了：“每个人都在打这个电话，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他们只会告诉你喝水、服用扑热息痛。”很多时候我和医生们一起工作，我非常清楚医院的情况。这个电话打通之后，他们会问你有什么样的症状，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判断去不去你家，给不给你做检查。但是他们几乎谁家都不会去，甚至那些直接跑去医院的人也不会得到检测。只有呼吸困难的人、老年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人才能测试。这不是医院的错，有症状的人太多了。政府公布的数字不是准确的，实际上的感染人数会多得多，大多数有症状的人都没有检测。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足够的试剂盒。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检测冠状病毒：一种是PCR核酸检测，另一种是抗体检测，抗体检测的速度更快。这两种检测的试剂盒我们都匮乏。意大利的疫情比我们早8天开始，但我们现在已经快追上意大利的感染数据了，我们至少需要等到4月或者5月才能到达峰值。西班牙的疫情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像中国，一开始发现了感染，很快就关闭了武汉的对外交通，但我们没有。因为他们害怕经济受挫，然而现在经济将遭受更大的打击。现在在西班牙，每个人都被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在西班牙还没有封锁时（3月14日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所有人都在外面，聚在酒吧、餐厅里，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被感染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太多症状。如果政府开始对这些轻症、无症的人进行测试，我敢肯定数据会大幅增加。欧洲现在已经有比中国更多的确诊和死亡案例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整个欧洲只有中国一半的人口。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口罩来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医院里你通常需要N99和FFP3口罩来保护自己，如果你戴的口罩防护等级低，染上病毒风险就会变大。我的好朋友是一名护士，在萨拉戈萨市一家医院的急症室工作，她在工作中戴的是普通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就算是这样的口罩也需要戴两天。因为没有医用防护面罩，她只能向她的园丁邻居借了一个头盔来用，身上穿的也只是普通的护士服。我还看到过有的护士穿一个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最让我着急的是，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做了测试，他们很多人的测试结果显示是阳性。昨天一个50岁的护士因为感染去世了。现在处于重症监护中的人死亡率也会很高，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呼吸机。我最近整天都在打电话，和物流、政府人员、志愿者等各种工作人员交涉，寻找资金和物资。昨晚我4点钟入睡，现在是8点，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些天一直是这样。相比自己，我更担心我的妈妈，她一个人居住，但我不能去看她，因为我很有可能已经感染了。我们需要中国的帮助，我曾经在上海住过几个月，我的朋友仍然在上海居住，他在中国已经14年了。当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把医疗用品从西班牙带到中国，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反过来。哪怕只是一个口罩，都能帮助到我们。急诊室医生Amira Yaakoubi@法国巴黎截至3月26日，法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为25600人，死亡1333例。Amira Yaakoubi是巴黎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医生，接受采访时刚刚结束夜班。她表示，自己所在医院在疫情爆发初期出现了物资匮乏、组织混乱的现象，但是现在都已经好转，“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不让所有人都立刻染上，因为如果一下子有很多重症病例的话，我们的医疗系统会承受不了。”通常我坐公交车上班，但是最近开始骑车或者走路上班，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其他人。我在巴黎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工作，人们来到医院接触的第一个医生，就是我。我接触了很多感染的患者，昨天（3月21日）是我值班，24小时内，我们医院有大概150个患者来到急诊，其中60%至70%的人有新冠病毒相关症状，但是我们收入医院的只有接近20个患者。他们进行了检测，结果还在等待。△Amira所在医院诊室的医护人员呼吁大家“待在家里”我们没有遵从WHO（世卫组织）的指导——检测所有人。大部分人只是发烧、头痛，症状较轻，呼吸系统良好，没有什么危险的问题，我就给他们发一张医嘱，上面写着需要居家隔离14天，还有需要戴上口罩等建议。有的人呼吸困难，这种时候会给他们做检测——先做X光检测、血检，然后安排他们住进医院，接着给他们做新冠病毒检测。我们的护士会随时照顾着他们，有任何症状都会得到检查。检测所有人是非常昂贵的。疫情刚开始时，每个地区都设立了一个（检测）中心，所有的病人都在那里接受检测，但是很快就人满为患，检测不过来了。而且我想，这种也是花费巨大的，所以我们已经不这样做了。现在，如果有人有新冠肺炎症状，就拨打“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热线”，接线员会和他们商量，是否让他们来医院接受检测。我的同事在这个呼叫服务中心工作，他告诉我他每天接到无数个电话，热线已经打爆了。还会有一些人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就过来医院，也就是来我这里。我接待的新冠病毒病患数量每天都在增长。为了防范交叉感染，我们把新冠病毒疑似患者的候诊区和其他病患的候诊区分离，并扩大了新冠病毒疑似病患的等待区。这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和时间接待其他的病人。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的ICU病床都给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其他病人没有办法住进ICU。昨天有12个医院寻找可以使用的ICU病床，但是没有找到。如果有医护人员出现症状，我们会立刻给他们进行检测，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把病毒传染给病患。目前，我们医院没有出现医护感染的例子，物资也比较充足。但是我听说别的医院里有口罩被窃的事情，我还看到视频里，其他医院的医护穿一次性垃圾袋。我认为法国的防控措施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全面封城（3月17日法国进入疫情的“战争状态”，“最大限度”减少出行），如果你要出门买东西，你需要在警察局的网上填写一个表格，然后打印下来带着，如果你没有这张表格的话，你会被罚款155欧元。法国人的防疫意识也提高了，我看到街上很空，排队的人们也会互相保持距离。如果疫苗没有研发出来的话，所有人最终都会感染上这个病毒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不让所有人都立刻染上，因为如果一下子有很多重症病例的话，我们的医疗系统会承受不了。只有传播速度慢下来，才能保证老年人和重症患者受到良好的照顾。中国对抗击新冠病毒有丰富的经验，我希望中国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分享给我们，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不足，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一位ICU医生@美国纽约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7时33分的实时数据，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9197例，死亡1046例。纽约州依旧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两万。纽约当地一名医生在网络论坛Reddit上发出求助信息，“医疗系统已经瘫痪了，我们医院的ICU床位快用完了。很多护士已经生病了，但一些已经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仍在被迫工作着。我是一名医生，在一家医院的ICU工作（我不能说是哪一家医院，管理部门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被迫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因为防护不到位。我们被迫保持沉默，但目前的局势让我必须发出声音。目前，我们采用的隔离方式由空气隔离、接触隔离改为飞沫隔离、接触隔离。负压病房的好处在于能将空气吸回病房内，这样病原体就无法逃出病房，而普通病房没有这个功能。病毒是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并在物体表面停留的，而不仅仅是通过飞沫传播 ，因此“飞沫和接触隔离”是不足够的。我们戴着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手套，穿着薄薄的纸质的防护袍照顾病人。我们恳求政府部门提供更好的防护装备，如防护服或其他可以覆盖全身的装备。这既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为了防止病毒从一个房间蔓延到另一个房间。在政府拒绝帮助我们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以下预防措施：由于我们从膝盖到脚的部位全部暴露，我们申请了靴子，但供应有限，所以我们用垃圾袋套住脚，并用胶带封死固定。我们的防护袍可以遮住从肩膀到膝盖的部位，但是我们的脖子完全裸露，所以我们在脖子上缠绕“一次性护垫”，防止我们从下巴到锁骨的部位暴露。我们在家里穿上自己的手术服去上班，下班之后也穿着同一件手术服回家。当我回家之后，立即把我的手术服丢进洗衣机里。我还把鞋子放在公寓外面的一个盒子里，防止我的公寓被病毒污染。△美国一名医护展示防护装备我有一只N95口罩，我把它收纳在一个纸袋里，因为我必须重复使用它。我只在“高风险的气溶胶化操作”（即插管和心肺复苏）时使用这个口罩。剩下为数不多的N95口罩和麻醉剂一起被锁在一个橱柜里。我们每天或者是每一次值班会发一个外科口罩，走在医院走廊里的时候，只会戴着普通外科口罩，以及我们从家里穿出来的手术服。医疗系统已经瘫痪了，我们医院的ICU床位快用完了。很多护士已经生病了，她们本不能工作，但一些已经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仍在被迫工作。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和阻断传播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是被完全忽视了。我们不能罢工，因为我们是避免世界末日来临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但我认为这些信息需要扩散出去。我们需要资金购买更多的设备，我们需要立即增加补给，我们需要适当的防护用品，我们需要从头到脚的全面保护。我们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我们不能被忽视。如果我们不能拯救自己的生命，也无法拯救他人的生命。（来源：北京青年报）

/分享者：薛翀2013年是国内医闹行为层出不穷的年份，我就在这年跑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研修，之前一直在大学附属医院从事外科专科工作，对基层医疗了解甚少。到美国以后的所见所闻，开始让自己去深度思考中美医疗服务模式的差异，也切身体会到这其中最大差异在于社区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医生服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社区医疗的管理骨干和社区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相比而言，自己算是个门外汉，非常荣幸有机会分享一点个人的浅薄之见。教育与培训美国的医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临床医学没有本科学制，所有的医学院都是研究生院，只有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才能报考医学院。报考医学院的本科专业不受限制，也可以是艺术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我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美国排名第一，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排名14名，每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本科毕业生中能在医学院继续深造的基本上综合成绩在全校前十。社区家庭医生的教育一样遵循这么一条精英培养路径。唯一跟专科医生培养有所区别的在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年限和轮转的科目。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的培养需要经历4年本科+4年医学院+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而我国的医学教育模式现今仍存在多种形态，有类似美国的8年制医学教育，也有类似欧洲或者日本的5年制医学教育，甚至还有7年制度教育模式。另外，我们还有大量的社区医生是在国家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年代培养的赤脚医生，或是在80/90年代只接受了中专教育。截至17年年底，中国注册医师数量达到339万人，本科以上教育背景不到40%，其中乡村医生90多万。单从医生数量上看，我国每万人医生数量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跟美国持平，但以接受教育的水平去比较，是远远落后的。社区医生所需要的全科医生数量中，中国经过5年本科+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在20万左右，按照美国的标准，每万人达到3名全科医生的配比，那么还有20多万全科医生的缺口，这些缺口如何补齐是个重大问题。科班培养和对一些已经在执业但学历较低的医生加强继续教育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然而基于我们现有的庞大医师队伍，继续教育显然变得更加可行。如果按照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那么我们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弥补全科医生的缺口，相比而言，目前国内推行的5+3教育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国情。中美家庭医生规范化培训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家庭医生3年的规范化培训中必须要每周1-2个半天的诊所实习，而我国的家庭医生在接受规范化培训的3年中，会安排去社区医院实习，但是没有每周1-2个半天到诊所实习的规定，这样的培训体系可能会导致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以后，不具备独立开办诊所和经营个体诊所的能力。保险与支付目前中国卫生主管单位也在大力推进社区医生与家庭的签约，而这项工作在美国主要由保险公司来完成，医疗保险的主角是商业保险公司。美国政府也会承担特定人群的医疗保险，主要是只针对低收入人群、低收入家庭儿童、65岁以上老人或不足65岁但有长期残障的人士或永久性肾脏衰竭患者、以及退伍军人。其他百分之四十的医疗保险要由商业保险完成。因此，在美国，六人以上雇员的公司，雇主就必须要为雇员缴纳商业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会为购买其保险产品的客户推荐家庭医生，客户也可以到自己偏好的医生那边去了解自己购买的保险能否使用。如果家庭医生在保险公司的支付名单内，那么客户在家庭医生那里产生的所有费用，首先由保险公司跟医生进行结算，剩余需要自费的账单会在1个月左右寄送给客户，再由客户支付。所以，美国的医疗支付方式是后付费模式，就诊过程当中是没有支付环节的。而我们的诊所都是需要当场支付，哪怕是用了医保结算，也需要先去窗口刷一下医保卡。这种结算与支付模式会让各级医疗机构都显得非常繁忙和拥挤。服务内容与模式美国家庭医生的服务可以归纳为四大内容：健康档案的管理、健康评估、轻症的诊治、重症的分诊和转诊。健康档案的管理，不仅仅是记录，更有价值的点在于一个人长期的健康数据是可以为自身疾病的预防、跟踪和预警做重要参考的。也只有完整的健康档案，才能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另外，如果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转给专科医生解决，那么，患者的健康档案也可以直接由家庭医生转给专科医生，但是一定需要获得患者的授权与同意。第二大服务内容也就是年度健康评估（HealthEvaluation），我们叫健康体检，这个定义可能来自于国内大量体检机构的兴起，本项工作也确实主要由体检机构来完成。而在美国，这项任务的主要完成者是家庭医生或者是在医院工作的全科医生。诊所里即可实现“问诊”、“查体”、并且可进行抽血，抽取的样本送到独立的医学实验室进行化验。另外会标配心电图仪，完成心电图的检查，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超声、X光或者CT等检查，家庭医生可以通过推荐到医院或者帮预约到独立影像中心去完成。而疾病筛查的项目基本上会参考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的推荐。轻症的诊治。轻症包含一些常见轻症，比如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中耳炎等，也包含一些已经由专科医生确诊过的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这类医疗服务中美两国的社区诊所医生没有太大区别，区别比较大的主要是在美国输液和抗生素的使用受到严格的控制。重症的分诊和转诊。在美国的诊所里，护士的办公桌上往往会有一本分诊（Triage）手册，接到患者电话预约看病时，可以根据患者病情描述和程序化的问一些问题，大概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并且给出几类建议：如是否需要紧急呼叫救护车到医院急症室；是否可以在家观察；大概在多久之内来诊所看病。在家庭医生碰到一些专科问题需要转诊的时候，往往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推荐，这一方面与他们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跟所在的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共事过有关，另外，她们在长期的执业过程中，经常转诊病人也积累了比较好的经验和专科医生资源。在服务的模式上面，最大的不同是预约制，在美国连理发都需要预约，看医生也同样需要预约。家庭医生的预约以电话预约为主，当然，也可以预约上门服务。美国家庭医生的门诊费平均在129美金/次，如果要求上门，在覆盖区域内会增加50美金。另外主动的电话提醒也比较频繁，尤其是体检报告出来以后，提醒体检人进一步就医。这一方面跟医生对病人的负责相关，当然每次门诊的诊金不菲，医生的劳动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新型互联网医疗模式的促进和改变2015年医生预约平台Zocdoc融资1.3亿美金，估值18亿美金，成为美国纽约第三大初创公司。当年我查询了所注册的医生，大部分是家庭医生，没有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专科医生。这也反映了美国的专科医生不太愿意接受没有经过家庭医生筛选过的患者预约。当时，有一位来自邵逸夫医院一起研修的同学，自己触到下颌下面淋巴结有点大，直接给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耳鼻喉科打电话，想要预约医生。但是被前台直接拒绝，要求她先找全科医生做完检查再预约，最后前台帮她推荐了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全科医生。另外，自2013年以后，在线问诊APP的相继发布，最早纳斯斯达克上市的Teladoc，之后的Healthtap和MDlive等也相应拿到可观的融资。这类项目在国内前后也涌出很多家，最早冒出来的当属春雨医生，后来一些早期发展的PC互联网医疗平台如好大夫、挂号网、丁香园等都推出在线问诊APP，最多时国内的同质化产品达到3000多款。同样是在线问诊APP，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以全科家庭医生注册为主，而中国注册了大量专科医生，让专科医生与患者进行直接连接就会跟大医院门诊一样，非常容易产生大量的医患错配，严重浪费医疗资源。另外，社区家庭医生能够很好的服务病人，CVS和Walgreens两大连锁药房也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些药房一般是24小时营业，患者拿到医生的处方后，在手机上打开CVS的APP拍摄处方或者扫码，便可以直接选择离家最近的药房进行取药或者选择邮寄。CVS药房销售所有在美国上市的非处方药和处方药。这样的模式，让诊所从药品上获取的利润会大幅减少，收入会主要来自诊金，同时也保障了患者即使在诊所看病同样也能获得好的药品。而在我们的社区诊所或者周边药店，往往很难买到一些比较好的药，因为我们还没出现类似CVS这样的连锁医药零售公司或者足够强大医药供应平台。

对很多人来说，安徽合肥的科学岛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科学岛位于安徽合肥西郊，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别称。安徽并没有海，但之所以叫它“科学岛”，是因为岛上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宛如一座岛屿。科学岛全景The island, a 2.65-square kilometer peninsula surrounded by the Dongpu Reservoir in the northwest of Hefei, Anhui province, is home to 10 research institutes, dozens of key laboratories and more than 2,400 scientists of various fields from across the world.科学岛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角，占地2.65平方公里，科学岛周围环绕董铺水库。岛上有中科院的10个研究所，十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不同领域的2400多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是简单的。这从岛上的生活设施就可见一斑：一个菜场，一个商店，一趟通向市内的公交车。除了通勤时间，岛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科学岛环境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却有着创造世界纪录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在这背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八位博士后集体归国的震撼故事。他第一个回国：“之前感觉自己一直在漂”王俊峰是八位博士后中第一个回国的。2009年，王俊峰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他听朋友说，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磁场实验室。之前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工作的他知道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非常激动。“Nineteen Nobel Prizes have been given to research related to magnetic fields since 1913,” says Wang. “It is a key to the treasure chest of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王俊峰说：“从1913年以来，共19项与磁场有关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对催生新的科学发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1995年到2001年，王俊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那里的磁场强度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而科学岛的强磁场中心希望打破这一记录。王俊峰博士和强磁场中心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王俊峰决定亲自回国看一看。2009年的6月17日，王俊峰参加了强磁场中心的面试。而面试他的，便是现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时任党委书记的匡光力。“Kuang is a charismatic leader,” Wang recalls of his first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 “And he values talent.”回忆起与匡院长的第一次见面，王俊峰说：“匡院长的‘磁场’才是最强的，他非常重视人才。”当天晚上，王俊峰就打电话给妻子，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After a long talk with Kuang and a tour around the peninsula, Wang called his wife in Boston that night and told her that he wanted to work on the island.在与匡院长谈、并参观了整个科学岛之后，王俊峰给在波士顿的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想要在岛上工作。但此时，王俊峰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他的第二个孩子也在波士顿出生，要说再见并不容易。但一个月后，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登上回国的飞机。王俊峰一家，2007年冬于波士顿但回国之后，强磁场对人才的珍视让他踏下心来，时至今日，他对回国的场景还记忆犹新。Two colleagues from the lab picked them up at the airport in Shanghai and drove six hours to Hefei. When Wang settled down in an apartment rented for them, it was past midnight.强磁场实验室两名同事到上海的机场接站，开车6小时将王俊峰一家送到合肥。当他们把一家人安顿在强磁场为他们租的房子里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一大早，匡书记就来家里看我们了，”王俊峰说。王俊峰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高中就离开山西读书，后来上大学去了北京，毕业后又辗转美国多个城市求学。他说，“感觉自己一直在漂”。而在强磁场经历了付出心血的这些年后，他说，自己是一名“强磁场人”。从“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形成学术链稳态强磁场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但王俊峰刚回来，就面临设备上的困难。刚回来的前两年，强磁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备资源极度匮乏。2009年，刚回国的王俊峰常常四处奔走，和其他科研机构借用实验设备。强磁场中心只有一栋小平房，研究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红楼”。最初的强磁场中心，科研人员称之为“小红楼”不过，和听似文艺的名字相比，小红楼的科研条件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刘青松说：夏天早上，小红楼“地上全是毛毛虫”，时不时还有蜈蚣这样的毒虫出没， “一咬就是一个大包”。一开始，年轻的科研人员被蜈蚣叮咬后非常紧张，马上去医院治疗，一点不敢耽搁。但到了后来，他们不但能自己处理叮咬，甚至学会苦中作乐，把蜈蚣收集到一个瓶子里，当成实验的样本。科研人员将蜈蚣等毒虫收集起来做实验样本不过，和实验条件相比，最为紧缺的是人。单枪匹马的王俊峰需要一个团队。这时，他想到了刘青松。39岁的刘青松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刘青松博士2010年，时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主席的刘青松组织了哈佛学者归国访问团，带领十名有志回国的哈佛学者考察了科学岛的实验环境。如果说王俊峰回国时的强磁场中心是只有蓝图，那么刘青松回国时，强磁场中心已初现雏形。建设中的强磁场中心，2010年匡光力书记接待了刘青松一行人，而刘青松也被强磁场中心的科研前景所吸引。“We also met Kuang and he told us about his return from Germany when he was 32 to build China’s own tokamak, the nuclear fusion installation,” says Liu. “He told us that they worked on it for three years but failed. But they didn’t give up and succeeded one year later.”刘青松说：“我们也和匡院长见了面，他告诉我们，32岁那年，他从德国回来，想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核聚变装置托卡马克，其中一个装置，努力了三年却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最终干成”。这一装置就是科学岛上有名的“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而就在今年七月，这一装置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科学岛“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刘青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这是创业的好地方，我要来干！”很快，刘青松就把在合肥的所见告诉了妻子刘静。Liu first told his wife, Liu Jing, who was his classmate in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She was also a post-doctorate researcher on chemical biology at Harvard.刘青松首先告诉妻子刘静。他们是南开大学的本科同学，而刘静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博士后。博士毕业的刘青松（左）和刘静，于2006年妻子刘静是北京人，当听说丈夫选择了合肥，她首先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她意识到丈夫是认真的，便也开始做回国的打算。刘静博士在实验室（左）“We were apart in different cities for half of the decade in the US, so we didn’t plan to separate again,” says Liu Jing.刘静说：“在美国，我们5年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所以我们不打算分开了。”决定回国后，刘青松开始根据学科配置，挑选人才，组建学术链。刘静（前排左6）、刘青松（前排左7），任涛（后排左二）2009年国庆节于波士顿市政广场后来回国的张欣回忆道：“我刚到哈佛就认识青松，那天自己一个人吃饭，青松就过来和我说中文，后来很多中国学生都坐过来了，他的号召力很强。”张欣博士在强磁场中心经过他的劝说，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哈佛博士后张钠、张欣、王文超、林文楚、任涛也先后来到合肥科学岛：Liu Qingsong also tracked down his Harvard friends who were all in specialized, exciting fields: Zhang Na, an expert on us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o study RNA molecules; Zhang Xin and Wang Wenchao, a couple researching cell biology; Lin Wenchu, specializing in cancer research using mouse models; and Ren Tao, focusing o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new drugs.刘青松也找回其他几位来自哈佛不同领域的朋友：以核磁共振研究核酸分子的张钠；研究细胞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张欣、王文超夫妇；用小鼠模型进行癌症研究的林文楚；专攻高通量筛选的任涛。随着2015年底任涛的回国，一个蛋白——细胞——动物——药物研究的学术链形成了。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与技术，几位科学家开展以重大疾病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利用好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在肿瘤诊断治疗、药物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硬件水平也不断提升。目前强磁场的水冷磁体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混合磁体暂居世界第二，正在冲击世界第一。强磁场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第一个回国的王俊峰回忆起这八年，这样说：“我们亲身参与了强磁场的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才得到的结果，我们的自信就从这里来。”“抱团”海归：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人才是有聚集效应的，”刘青松说，正如他所讲，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目前在刘青松团队70余人的科研队伍中，有海外归国背景的有25人。为了使团队力量发挥到极致，刘青松为团队制定了16字方针，就贴在每个教室的墙壁上。刘青松负责的每个实验室墙上，都贴着他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林文楚在为他的项目招聘人才时，就有不少“海归”想要前来一试。Lin Wenchu has recruited two scientists from overseas so far, one from the US and the other from Germany. “I post the jobs online and receive applic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ys Lin.目前，林文楚已经为团队招募到两名海归，一名从美国回来，另一名从德国回来。“我把招聘信息放到网上，收到不少世界各地的简历。”林文楚博士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海外学子选择回国科研创业。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年末，共有322万人在海外完成学业，其中265万归国工作。八人中最后回国的任涛对这一点感受颇深。任涛博士“When I went abroad,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s big,” says Ren Tao, who went to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to study microbiology in 1997. “But things change graally.”1997年，任涛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学习，“那时候，中美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但后来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他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时，他将开幕式的现场直播投影到会议室墙上，同中国留学生们一起观看。“后来很多老外也加入我们，他们都赞叹不已，那时候心里非常骄傲。”任涛在美国生活了18年，后来回国加入刘青松团队，主要负责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任涛负责管理的公司刘青松团队2015年依托中科院和安徽省政府的支持，成立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因在美国积累的学术经验和咨询经验，任涛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目前，药物学研究团队已研发20余种成药性良好的新型激酶抑制剂，针对包括白血病、肺癌和淋巴瘤等癌症。有的药品即将进入临床测试。公司实验室环境而任涛把产业化的成功归功于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科学院一年前就鼓励在职人员脱产创业，并且保留科研人员身份。”说起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努力，有件事让刘青松印象深刻。2013年，美国某公司想要来买刘青松团队一个潜在的新药的发明专利，但了解情况以后，国有资产的属性却让科技公司望而却步。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给知识成果转化的“松绑”，事情有了极大的改观。公司销售团队正在进行例会刘青松说：到了2015年，科技成果的转化权下放到了基层单位，而通过合法的知识产权的转让，这些成果就可以进入市场，作为可交易的资产。这样一来，像药物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就可以作为市场化的资产，进行融资，为后续的药物研发提供资金保障。此外，《转化法》明确规定和保障了科研人员的收益，特别是现金收益，这对广大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这样一来，研究成果便可以更好地“落地”，解决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随着科研的进展，科学家们也调整研究的方向和进度，使之更好地适应国情。刘青松说，张欣回国前并不是做磁场生物学的，研究磁场生物学未必能发很好的文章，可社会上对磁场安全问题却很关注。本着科研“落地”的目标，他们的研究成果力求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时值深夜，刘青松有时还接到病人咨询他们研究药物的电话。刘青松博士深夜接到患者电话谈到回国，刘青松说：“中国对人才的重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位科学家都是通过国家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引进的，在和王文超一起接受采访时，张欣说：“没有百人计划，我们可能也不会回来。”赤子之情：难以割舍的爱国情结在2001年去印第安纳大学求学之前，张欣和王文超夫妇就结婚了。博士毕业后，两人来到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Working at Harvard, my path was more or less set,” says Wang. “But back in China, I saw more possibilities.”如果留在哈佛，我的发展路径多少是固定的，但回国之后，我发现了更多可能性。除此之外，两人更担心的是孩子对祖国失去认同感。张欣、王文超和女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At an “International Day” event at their daughter’s school, students were asked to hold their national flags, but Zhang found that her daughter could not identify China’s red, five-starred flag. And she spoke to her daughter in Chinese at home, the girl would always reply in English.在女儿学校的“国际日”活动中，学校让学生拿自己国家的国旗，但张欣发现，孩子并不认识中国的五星红旗。她在家和女儿说中文，女儿也用英文回答。“现在女儿的中文进步不少，而且还会背不少古诗，”张欣说。1996年，张钠到美国杨百翰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张钠在美国大选期间，张钠经常和美国学生就中国事务进行辩论：“Presidential nominees always fight for votes by raising unfair arguments about China, so I had to speak up for my country,” says Zhang Na.总统参选人总为争取选票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必须得为自己的国家说话。“For that reason, I always read news about China online. So when I argued, I argued with facts and evidence.”正是因为如此，我经常上网看中国相关的新闻，这样辩论的时候才能有理有据。除了科研，博士后们也是研究生导师，肩负着培养学生的重任。张钠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 将来都超过我。”听他的学生说，张老师对科研非常上心，甚至有时过年 都不回家，而是母亲到合肥的家里看他。张钠每周都会固定给学生开组会走出国门，他们的爱国之心却愈发赤诚。集体回国，他们把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8位博士后都不是安徽人，却都在安徽安了家，过着柴米油盐的简单生活。任涛还记得，刚回合肥那天，他买了合肥的公交卡，决定要踏下心来，做个“新合肥人”。当被问及放弃美国18年的生活，是否有不舍之后，任涛回答说：“心定了，就没有不舍。”

患者龚仁忠为贺双腾博士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患者龚仁忠与和贺双腾博士及医院医护人员合影。红网时刻通讯员 冯兵田 娄底报道10月10日傍晚，接待完问诊的病人后，贺双腾博士抽空走下楼，来到医院后坪接受了患者龚仁忠送的锦旗和感谢信。龚仁忠眼眶泛红，紧握住贺双腾的手，感谢他的精湛医术和双腾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一年来的细心照顾，让他走上康复之路。今年是贺双腾回到家乡创办医院的第2个年头。62岁的他仍坚守问诊一线，践行着他的两个行医初心：“用中医解决乡亲们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让中医在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方面有突破”。贺双腾是双峰县花门镇人。1979年，时年22岁的贺双腾在当时的黄龙公社卫生院入党，随后上大学，工作，后赴美求学、工作。2000年开始，他每次从美国回家乡探亲，都要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义诊，来者不拒，18年义诊4万余人次。2018年初，旅美医学博士贺双腾为更好地践行行医初心，用学到的中医解决乡亲们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暂别了定居美国的妻子、孩子，婉拒了省内外大医院的“橄榄枝”，自带资金和技术回老家双峰县，创办了双腾中医康复医院。他的事迹，经中央、省市媒体的广泛报道，贺双腾和他的医院在双峰家喻户晓。酒香不怕巷子深，求医不怕路途远。医院创办近2年来，已接待患者2万人次，不少新疆甘肃等地的病人慕名而来。如今，贺双腾的预约号早已排到了明年5月。“像贺博士这样的专家，在省城医院的专家号都是好几百，可在双峰，无论预约的人再多，贺博士坚持不涨价，仍只收50元门诊挂号费”。 双峰县委组织部科技特派员、兼任贺双腾助理的罗潜介绍。贺双腾每年有3个月时间在美国。每次回来，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他从不倒时差就投入工作。每天近12个小时的坐诊，只为能多接诊一位病人，早点缓解他们的疼痛。“由于久坐不动，今年上半年，他的双腿出现大面积浮肿。”罗潜心疼地介绍。创办医院后，贺双腾还经常带领义诊团队到各乡镇和贫困村进行义诊，为当地贫困村民及出行不便的孤寡老人义诊。洪山殿镇桃林村贫困户蒋石兰仍清晰记得贺博士义诊的情景： “去年贺博士回乡义诊，我是第一个接受义诊，给我开了10副中药，效果很好。”村民们拿着处方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这么贺博士这么亲民，会从美国回来为大伙看病。”龚仁忠是益阳人，身患晚期肝癌，术后病痛缠身，为寻找康复途径慕名来到双腾医院：“以前每个月治疗费用超过两万元，可在双腾医院坚持中医治疗，每月仅需三四千元左右，每月节省80%以上。”经过贺双腾医生近一年的中医诊治，如今他各项生理指标已明显好转，日常生活工作已无大碍。龚仁忠的康复，让贺双腾很高兴，也让他对中医治疗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充满了信心。他说：“接下来会遴选一批弟子，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本事传出去，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医的好处。”

42岁的妮可·鲍德温（Nicole Baldwin）是一位生活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医学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儿科医生。因为经常同小孩子们打交道，妮可总是非常活泼，而她也尝试着用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医学科普，但却没有想到，这会让她受到数千人的攻击，甚至还遭遇了“死亡威胁”。据《每日邮报》伦敦时间19日晚的报道，妮可几天前在视频社交媒体分享了一段视频，在其中她跟随着热门舞曲《丘比特洗牌》（Cupid Shuffle）的旋律跳起了舞，并且用手指向了带有疾病名称的彩色标签，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包括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肝炎、HPV、脑膜炎、腮腺炎、破伤风、水痘、轮状病毒和肺炎球菌等。在视频的最后，妮可指出“接种疫苗不会引发自闭症”。这段视频获得了近140万的观看，和5.68万的赞，不过却也有超过5千人在社交网站上对妮可进行了攻击，妮可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一个团队。其中有人写“死人不撒谎“（dead people don't lie），这让妮可感到非常害怕，因此她选择了报警。而还有人威胁妮可，要关闭她在辛辛那提市开办的诊所。接种疫苗会得自闭症，这种看似荒唐的说法却并非是几个人的想法。1998年一位叫做安德鲁·维克菲尔德的英国医生在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将三种疫苗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了起来，此后轰轰烈烈的“反疫苗接种运动”就在许多欧美国家兴起了。甚至如今的美国总统在上台前，就公开主张疫苗和自闭症有关。妮可表示，自己作为儿科医生，知道疫苗是安全的，她认为很多人对疫苗存在着误解，因此她需要用更加普遍和有效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不过就在妮可在网络上受到攻击之后，她的办公室也受到了攻击，一直有电话打给她，还骚扰她的员工，目前警方正在调查电话来源。

院校简介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勋衔Soton，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南安普顿大学是英国顶尖的十所研究型大学之一，在REF 2014 英国大学官方排名中研究强度居英国第8位，科研实力第11位。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英国排名第10位 , 世界第94位，2021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90位，2020泰晤士报高等教育“黄金时代”大学排名英国第2位，世界第11位。南安普顿大学于2013年5月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共同发起并创立了科学与工程南联盟，为世界最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 。南安普顿大学是英国大学专业评级中唯一一所每个理工部门都收到五星研究评级的大学，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理工大学之一，拥有王牌ECS学院。2020QS医学专业世界排名51。博士课程专职医疗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医学）、生物医学科学（生物科学中心）、癌症科学儿童健康、临床与健康研究、流行病学、遗传学卫生保健、健康科学、人类发展与健康免疫学、传染病、磁共振、药物、微生物学、助产、分子和细胞生物科学理疗生理精神病学、心理学、呼吸系统疾病护理学部分博士课程介绍及申请要求医学院专门研究癌症科学（CS），临床和实验科学（CES），人类发展与健康（HDH）和初级保健，人口科学与医学教育（PPM）2018年，我们开设癌症免疫学中心，这是英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癌症免疫学研究的中心。我们的其他研究中心包括MRC生命过程流行病学部门和人类发展，干细胞与再生中心。我们是医学教育方面的全国领导者，投资于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并为外部合作创造了机会。我们在将新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以及进行高质量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在最新的研究卓越框架（2014）中：我们研究的75％被评为国际认可或世界一流。94％的研究影响力为3 *或4 *医学博士南安普敦大学是英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领先中心之一，在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方面提供一系列研究生机会。我们的前沿研究已在包括哮喘，骨质疏松症，抗生素耐药性，成人疾病，肝病和糖尿病的发展起源等广泛领域产生影响，我们于2018年成立了美国首个癌症免疫学中心，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在这一令人振奋且充满希望的癌症研究领域中，扩大临床试验并开发更多挽救生命的药物。雅思总分达到7.0，每种语言部分的最低要求为6.0综合博士学位生物医学科学-免疫与感染四年制生物医学综合博士学位-免疫力和感染度旨在培养下一代免疫力和感染研究的领导者雅思总分达到7.0，每种语言部分的最低要求为6.0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汇集了卫生科学，生物科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所（IfLS）的学院。2018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我们的护理教育在英国排名第3，在世界排名第9。在心理学方面，我们的研究100％在影响和研究环境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或国际领先水平（卓越研究框架2014）。心理学专业排名世界前100心理学博士该课程为期三年，拥有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DClinPsych），已在南安普敦大学建立了30多年。我们希望您已成功完成心理学或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至少2.1或国际同等学历）或硕士学位（优异或国际同等学历）。已经完成硕士学位被认为是可取的，但不是必需的。服务流程：Step1：留学信息咨询（国家、院校、学制、毕业难度）；Step2：提交资料（简历、成绩单、研究意向）评估；Step3：签订合同，申请人提交正式申请材料；Step4：个人学术剖析，确定研究计划书题目；Step5：确认研究计划书，提交网申；Step6：录取、办理入学手续；Step7：学术辅导，撰写文献，发表期刊论文。服务介绍：个人学术剖析、选校、研究方向定位、量身定制的研究计划书，保证导师既能接受录取，申请人又能够顺利完成；雅思学习督导、文献阅读规划、文献综述撰写指导、期刊发表指导（与RP、thesis proposal、Phd thesis紧密结合）。更多院校简介，申请干货，欢迎关注公主号：高端医学进修

院校简介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简称纽大，是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世界前1%的一流大学，著名公立大学、老牌名校。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20所大学之一。纽大拥有英国顶尖的医学院，同时该校在科学、工程、法学及人文社科等方面皆相当出色。也是英国拥有最多欧盟研究文件的大学之一。2014年12月18日，纽卡斯尔大学在每7年发布一次的REF 2014 英国大学官方排名科研实力排名中，居全英第16位；名列2019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300位，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250位；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152位，2020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180位 。2017英国政府教学卓越框架质量榜单中，成为TEF金奖大学；在2018及2019QS世界大学排名中，纽卡斯尔大学获得5+星级评分，全英仅有两所大学获此殊荣 。医学博士课程老龄化、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癌症、牙科与牙科科学 、教育（临床）、食品和人类营养学、遗传学、医药外科、微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和卫生服务研究2020学科领域的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排名前100 -QS世界大学排名2020学科领域的心理学，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排名前100位-QS世界大学排名博士课程介绍（部分）医药外科博士研究领域：疾病选择药物、改善慢性疼痛的治疗策略、细胞生理学、安全药理学和发现毒理学、剂型设计的药理原理、基础和转化纳米药物、制药公共卫生、合理用药、患者安全与健康信息技术申请要求：2：1的荣誉学位，或国际同等学位雅思总分6.5（所有其他子技能至少5.5）。心理学博士申请要求：2：1的荣誉学位，或国际同等学历雅思总分7.0（听说读写至少7.0，阅读至少8.0）学费：全日制： 23,200-34,400奖学金设置：1.听觉认知博士学位（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格里菲斯实验室） 100％的 英国/欧盟 支付的学费和每年的生活费 15,285（全奖）。 2.博士生：动态集成大肠模型的开发和验证 100％的 英国/欧盟 支付的学费和每年的生活费 15,285（全奖）。 3.癌症生物学博士研究生-治疗耐药性伯基特淋巴瘤的克隆进化的单细胞解剖 100％的 英国/欧盟 支付的学费和每年的生活费 15,285 （全奖）。4.2％学费每年学费可享受2％的折扣 服务流程：Step1：留学信息咨询（国家、院校、学制、毕业难度）；Step2：提交资料（简历、成绩单、研究意向）评估；Step3：签订合同，申请人提交正式申请材料；Step4：个人学术剖析，确定研究计划书题目；Step5：确认研究计划书，提交网申；Step6：录取、办理入学手续；Step7：学术辅导，撰写文献，发表期刊论文。服务介绍：个人学术剖析、选校、研究方向定位、量身定制的研究计划书，保证导师既能接受录取，申请人又能够顺利完成；雅思学习督导、文献阅读规划、文献综述撰写指导、期刊发表指导（与RP、thesis proposal、Phd thesis紧密结合）。更多医学申请干货，欢迎关注公主号，医学高端进修

在中国医学界一直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称呼，这“南湘雅”就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建于1906年，初名雅礼医院。今天的主人公便是湘雅医院其中一位创办者，他叫颜福庆，今天就随闲趣侃历史走近颜福庆：1882年7月28日，颜福庆出生于上海江湾，祖籍厦门，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颜家是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常常入不敷出，难上加难的是幼年丧父，母亲多病。幸运的是，7岁起颜福庆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伯父的治学，表哥的勤奋，颜福庆耳濡目染；在伯父的资助下，颜福庆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颜福庆应召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任矿医，凭借精湛的医术，矿工们非常尊敬他，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这一时期颜福庆也很好地将书本上的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一起。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三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1910年，他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雅礼医院便是后来的湘雅医院，颜福庆在此做出诸多贡献。在这期间，湖南农村闹疟疾（当地人称“打摆子”），这种病用中医治疗，总是急急疯遇上慢郎中，见效不快，颜福庆学的是西医，外出巡回医疗，为当地老百姓义务诊疗，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也曾是颜福庆的病人。颜福庆也曾与东北三省鼠疫、江西萍乡煤矿钩虫进行过斗争，深知光治不防是不行的，1914年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1927年，颜福庆调往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看到外国人把持大权，傲慢无礼，歧视和薄待中国教师，心中十分气愤，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念头由此萌发。在他的努力下，南京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内设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至1949年解放，该校培养了毕业生528名。成为中国医学的中坚力量！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抗日战争爆发时，颜福庆奋起组织医疗救护队，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70岁高龄的他也曾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解放后，颜福庆继续担任“上医”副院长，凭借精湛的医术和热忱的爱国情怀，颜福庆受人爱戴，“博士院长”、“中国西医泰斗”、“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然而十年动乱期间，颜福庆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1968年，家人带着身患重病的颜福庆来到他曾参与创办的中山医院寻求救治，然而被医院工作人员拒绝。1970年11月29日，颜福庆在上海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致敬，颜福庆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