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能读博士吗

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中国人大MBA的项目特色、报考条件、历年复试线、往年考情分析、提面真题等，很多同学也把人大作为备考的必选学校之一。那么人大MBA项目适合你吗？人大MBA录取的男女比例是多少？普遍是什么年龄，现在攻读是太早还是太晚？今天给大家带来【聚焦职业发展 MBA院校解读之中国人民大学（三）】2018年录取人数、男女比例2018年，人大商学院共录取研究生新生916人，其中，硕士（学术型、专业型）250人，博士73人，MBA427人，EMBA166人。MBA&EMBA学生中男女比例为1.57：1。研究生新生的男女比例为1：1。不包含MBA和EMBA学生的研究生男女比例为1：2.38。其中，硕士生男女比例为1：2.49；博士生男女比例为1：2.04；MBA&EMBA学生中男女比例为1.57：1。MBA、EMBA学生年龄三分之二的MBA&EMBA学生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总体而言，男生的平均年龄为33.30岁，女生的平均年龄为33.28岁。MBA学生的平均年龄为32.50岁，EMBA学生的平均年龄为36.13岁；总体平均年龄为33.52岁。年龄最小的MBA学生仅22岁；年龄最大的MBA学生为48岁。年龄最小的EMBA学生仅25岁；年龄最大的EMBA学生为49岁。从年龄上看，无论是MBA、EMBA，报考并入学学生都处于中年，属于企业中的上升位置。而最大、最小的学生年龄相差20岁以上，对于报考20MBA、EMBA学生来说，无论什么年龄段都要保持持续的学习力。而以1983年出生的明星胡彦斌来说，以董事长身份被湖畔大学录取，上周出席湖畔开学典礼，他2018年他已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选择的是北大光华·商业领袖项目，学制为一年六个月。中国人大EMBA最新数据中国人大EMBA项目校友资源中，中高层比例93%，平均年龄39岁，比2018年数据高出3岁左右。平均工作年限18年，平均管理工作年限12年。所在行业：民营或私人控股48%，国有或国有控股37%，外资控股、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8%，外资控股7%。MBA、EMBA学生星座星座更多地指的是一种气质相投，我们不能根据星座单一地判断什么，更不能根据星座的指示性行为来束缚自己，本文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天蝎座最多，共有67人，占比11.32%；射手座最少，有37人，占比均为6.258%。人数排名前五的星座依次天蝎座（67人）、天秤座（57人）、巨蟹座（55人）、处女座（55人）、摩羯座（54人）。男生中，天蝎座最多，共有42人，占比11.60%； 女生中，天蝎座最多，共有25人，占比10.87%。MBA、EMBA姓氏分布592名MBA & EMBA新生共计有156种姓。其中，姓李的同学最多，共有54人，占比9.12%。更多信息关注“社科赛斯V”，后台回复“中国人民大学”你符合条件了吗？评论区晒一晒吧！

MBA网公众号ID：mbachinav关注因为我在MBA行业工作的原因，周围总有朋友问我“读MBA要花多少钱？”，我知道他其实是想问 ”花多少能拿MBA文凭“ 潜意识里他觉得MBA是花钱就能读的。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都想特别想吼他一句：“给你30万，你去读个清华MBA，我看看～”面对清北复旦上交30、40 万的学费，小编其实也觉得很贵。但除去这几所国内名校，其他的MBA项目大多在10万左右。一个月前某MBA项目的招生宣讲会，我带着我们兼职的摄影大哥作为媒体支持到现场。大哥现场一边拍照一边听一耳朵宣讲的内容。 快结束的时候，大哥到我旁边说了一句话，差点气死我：“这些人有这两年半的时间，去读一个正经的研究生多好。”“如果有一天我喝醉了，醉的都站不起来了，都别来扶我，我只fú大哥！”不明白，大家对MBA的误解为何如此之深?我想了很久，突然想到某教育机构的一个广告语“你离成功只差一个本科的距离”，我知道市场上有很多做本科文凭的机构，有一些手段和关系，你基本上不用去上课，每年考试1～2次，两三年就能拿到证书的。 这里面的门道我们不去深究，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在MBA行业从业5年的小编，真的很有必要告诉一些人：“无论是MBA还是EMBA真不是你有钱就能读的！”关于报名不是谁都能申请的MBA要求本科学历3年以上、专科学科5年以上、硕士/博士两年以上；EMBA要求的工作年限则更高，起码8年以上。而且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越来约多的院校不招收专门学历的考生。关于考试50%的人都在笔试环节阵亡读MBA/EMBA需要参加全国联考，和其他专业的考生一样没年12月底参加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综合能力和英语，综合考核的是数学、逻辑和写作的内容。总分300分，需要达到国家分数线，2017年为165分。对于在职人员来讲，绝对不是最后两个月看看书，做做题就能过了。题不难，但很多知识点你忘记了，而且题量很多。关于面试清华经管MBA面试申请材料的通过率仅为7.46%和所有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一样，MBA考试也分为笔试和面试。而为了锁定优秀生源越来越多的院校先安排面试，再笔试。面试通常为个人面试，考官会根据你的申请材料进行提问，部分学院还会在面试过程中进行英语口语的测试。 部分学校除了个人面试，还分安排无领导小组面试。以清北为例，提前面试的淘汰率高达90%，即10人面试，仅有1人通过。关于MBA学习花了钱，学到东西，那是投资花了钱，什么都不学，那才叫买你见过天天1点睡觉还做不完作业的学位是花钱就可以买的吗?你见过周一～周五上班，周末还早起上课比学术研究生还有朝气的学生买学位吗?你见过因为毕业论文不合格两三年拿不到毕业证的MBA项目是花钱可以买的吗？有人会说，读MBA的一般都是周末上课，能学到什么呢。这话就不爱听了，我们大学是全日制吧，周一到周五上课，全都学到东西了吗?我不否认读MBA或者EMBA教育是一个高成本的投资项目，可是，在教育这件事上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说过一句名言：“If you think ecation is expensive,try ignorance!”——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价。——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本文作者：黑桃Q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某网友问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我身边一些事业有成的朋友，年龄已经四五十岁了，但有的仍然会选择读博，其实像他们那样的身段，哪里还需要博士学历去获得更好的工作呢？作为老板，去雇佣博士不就可以为其打工吗？何必花费亲自花费时间去读博呢？这位网友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很多人学习知识、提升学历，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谋求更好的发展吗？那些事业有成又不差钱的主，读博士岂不显得多此一举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导师是怎么回答他的：四五十岁的年纪，虽青春不再，却正值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对事业有激情，对未来有憧憬，在经历MBA/EMBA等高等教育的洗礼之后，已经完成了知识、事业以及生活的蜕变。然学海无涯，个人的成长也是无止境的，事业上要有新高度，学问上也要有新高度。作为企业决策者或管理者，无论你追求的是哪一个高度，都需要重新整理自己几十年来的管理经验，在思维上去除“碎片化”，形成“系统化”，让知识和经验归类，进而形成一套新的管理模型。这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与其他有着同样诉求的智者同行、重塑自我的机会。而修读工商管理博士正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源于百度图片搜索优秀的人为什么会更优秀？因为他们无论拥有怎样的名声、地位、处在怎样的境遇之中，都不会认为自己拥有的知识已经“够用”了，也从来不会放弃学习。前段时间，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正式启用的当天，记者的镜头无意拍到了一位看书的男士。图片来源于微博搜索众生嘈杂中，他翻着手中厚厚的书，仿佛沉浸于另一个世界。这张照片被放到网上，瞬间走红，有人说，看到他，自己的心里也多了片刻安宁。网友亲切地称这位看书的男士为“清流哥”。当记者辗转采访到“清流哥”时，发现他是一位高学历的留美博士后！看书是自己平时的一个爱好，他压根没想到会因此走红。在优秀的人眼里，学习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保持学习和吃饭喝水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来源于百度图片搜索所以，当再次看到我们身边那些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成功人士去读硕士、博士时，不要纠结他们为什么还要花钱花时间学习，多想想“人家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获得精神上的富足丰饶，后学君还想从“功利”的角度谈谈“事业有成”的人读博的优势。拥有博士学位是个人一辈子的荣耀。来源于百度图片搜索哪怕是在如今这个知识升级、本科生满地的年代，“博士学位”依然是一个稀缺头衔。博士毕业后，你的姓名前不自觉地会被人们冠上“Dr”两个字母，人们称呼你的时候，不再是李先生、张先生，也不再是李总、张总，而是李博士、张博士，令人羡慕、让人景仰。顶尖的人脉资源人脉是个圈，只有在圈子里面才能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我们日常交际接触到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有广度而缺乏精度。攻读博士则是力量层级相近的人在一起学习交流，大家都是拥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的顶尖人才，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沟通交流起来也就更加顺畅。来源于百度图片搜索“人脉”只有广阔度和精准度叠加才能圆满，才会四通八达！一个人的认知和格局，决定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你只看见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却想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努力，或许，这就是认知的差距。

读欧洲大学在职博士DBA有用吗?总是会听到有人说读书无用，这个读书无用论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让人乍一看貌似很有道理啊，买菜用不到勾股定理，跟别人聊天也不会扯到怎么解微积分，上班用不到函数，相信这些的你也只能坐井观天，如果你读书少，什么都不知道，连看这段文字都得去查查这个名词是啥，也或许不会感兴趣这个标题，根本不会点进来。多读书提升自己从来都是没错的，只是你自己没做好而已。看看大企业的老总，哪个学历不高呢，读书多了，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格局也就随之增大，境界自然就上来了。开头说的有点多，说回DBA，读DBA的好处在于，能帮你打破固有的模式。可能你用现有的这套方式处理了许多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供使用，还有许多不知道的概念和选择。DBA学位项目进入我国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十年，DBA相同履历了本来EMBA进入我国时从渐渐被认同到被追捧的进程，不同的是，DBA只用了仅仅十年的时间就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该要读，更该早点读。或许这就是新与成商学院课堂上常常说的趋势(Trend)和机遇(Timing)，那么当越来越多人谈这是趋势和机遇时，我们注重的更多是为什么，为什么DBA会成为更高的学习趋势?在分析了各大商学院DBA的在读学员和结业生后，再结合访谈，我们有了答案。我们从归纳维度整合来分析,攻读DBA的这部分人群，均匀年龄在40岁左右，正值人生中最黄金的年月，对生活有热心，对工作有执着，对未来有愿望，在历经MBA/EMBA等高等教育的洗礼后，他们完结了知识、职场的蜕变，也正是这样的蜕变，使他们意识到除了作业上的高度外，更该有学业上的高度和深度，而作为企业处理者的他们，天然生成的敏锐，让他们捕捉到了DBA将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系统学习的终极初步，几十年自己的处理经历也将因为DBA打破碎片化，变成系统化，进而构成一套处理模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方法论。与传统博士教育模式不同，DBA教育着重理论应用实践的效果。教育部尚没有授予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举办权，目前国内大学的DBA项目均为与境外大学合作，授予合作院校学位。与境外大学合作即为免联考DBA，通俗的讲就是不用考试，入学审核资质即可。像亚洲城市大学，瑞士欧洲大学DBA项目，学制为三年，学员在第一年修完所有规定理论教学课程，第二年及第三年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和实践教学环节。与传统博士生培养相比，DBA的教学特色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如果我们把MBA通常的密集型授课方式比喻为“吃”的过程，那么DBA的课程就好比“消化”的过程。运用欧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法，针对学员自身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完善公司高层人员管理创新能力，新项目决策优化能力，以顺应瞬息万变的商务环境，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选择。温馨提示：新与成商学院专注高端教育服务16年新与成商学院是专业的MBA、DBA咨询服务平台，为在职人士提供持续深造的一站式学历学位解决方案。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四大教学区任意选择，在职MBA上课时间为每月集中一次上课，每次两到三天，周边城市也可以方便前来上课。

　　读欧洲大学在职博士DBA有用吗？总是会听到有人说读书无用，这个读书无用论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让人乍一看貌似很有道理啊，买菜用不到勾股定理，跟别人聊天也不会扯到怎么解微积分，上班用不到函数，相信这些的你也只能坐井观天，如果你读书少，什么都不知道，连看这段文字都得去查查这个名词是啥，也或许不会感兴趣这个标题，根本不会点进来。　　多读书提升自己从来都是没错的，只是你自己没做好而已。看看大企业的老总，哪个学历不高呢，读书多了，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格局也就随之增大，境界自然就上来了。　　开头说的有点多，说回DBA，读DBA的好处在于，能帮你打破固有的模式。可能你用现有的这套方式处理了许多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供使用，还有许多不知道的概念和选择。　　DBA学位项目进入我国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十年，DBA相同履历了本来EMBA进入我国时从渐渐被认同到被追捧的进程，不同的是，DBA只用了仅仅十年的时间就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该要读，更该早点读。或许这就是新与成商学院课堂上常常说的趋势(Trend)和机遇(Timing)，那么当越来越多人谈这是趋势和机遇时，我们注重的更多是为什么，为什么DBA会成为更高的学习趋势?在分析了各大商学院DBA的在读学员和结业生后，再结合访谈，我们有了答案。　　我们从归纳维度整合来分析,攻读DBA的这部分人群，均匀年龄在40岁左右，正值人生中最黄金的年月，对生活有热心，对工作有执着，对未来有愿望，在历经MBA/EMBA等高等教育的洗礼后，他们完结了知识、职场的蜕变，也正是这样的蜕变，使他们意识到除了作业上的高度外，更该有学业上的高度和深度，而作为企业处理者的他们，天然生成的敏锐，让他们捕捉到了DBA将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系统学习的终极初步，几十年自己的处理经历也将因为DBA打破碎片化，变成系统化，进而构成一套处理模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方法论。　　与传统博士教育模式不同，DBA教育着重理论应用实践的效果。　　教育部尚没有授予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举办权，目前国内大学的DBA项目均为与境外大学合作，授予合作院校学位。　　与境外大学合作即为免联考DBA，通俗的讲就是不用考试，入学审核资质即可。像亚洲城市大学，瑞士欧洲大学DBA项目，学制为三年，学员在第一年修完所有规定理论教学课程，第二年及第三年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和实践教学环节。　　与传统博士生培养相比，DBA的教学特色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如果我们把MBA通常的密集型授课方式比喻为“吃”的过程，那么DBA的课程就好比“消化”的过程。　　运用欧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法，针对学员自身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完善公司高层人员管理创新能力，新项目决策优化能力，以顺应瞬息万变的商务环境，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选择。　　温馨提示：新与成商学院专注高端教育服务16年　　新与成商学院是专业的MBA、DBA咨询服务平台，为在职人士提供持续深造的一站式学历学位解决方案。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四大教学区任意选择，在职MBA上课时间为每月集中一次上课，每次两到三天，周边城市也可以方便前来上课。

本文为至道教育-美国北方中央大学（NCU）MBA学员投稿。以下为正文：前言：有些人说，开始喜欢回忆是人变老的表现；我说，通过回忆是沉淀过往，透析优秀的本质。关于我自己本科毕业已经有10年了，年薪近百万，我知道这样说会有人很“酸”，但这都不是重点。我很荣幸在这10年内跟得上国家的脚步有所建树，但是面对着快速发展背后浮躁的社会，我开始想梳理我自己。选择前的“试水”市场上MBA项目很多，我与至道教育的缘分很巧合。那时候我感兴趣2个话题，一个是“行为金融”，另一个是“体验经济”，这都是当时新颖的话题。因此我在搜索的时候，看到了至道教育余剑峰教授的行为金融的课程介绍，我本着“免费蹭听”的心理，走进了至道教育的MBA课堂。跑题这里我想先跑题下，在工作这10年的拼搏中，我听过讲座、分享会，参加过大会，发现很多讲座基本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各种讲座越来越多；2、讲师越来越杂；3、别人的成功不可复制；4、别人在把你当小白鼠……当然不是所有都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难忘的试听课余剑峰老师的课程不一样，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有趣得让我觉得不是在学校上课，但却在工作中会不自觉用到它。当时余老师对人体多巴胺分泌进行了说明，他说当多巴胺分泌之后，人会不自觉产生各种有趣的行为，从而影响消费行为。记得余老师还举了个案例，在这里帮大家“抠”出老师的“笔记”：如果你卖电子版的杂志，售价为10元/本；卖纸质版的杂志，售价为20元/本；那么如果你多设置一个产品，电子+纸质杂志，售价为20一套，你会惊奇发现：你的纸质杂志销售量会直接提升接近10%。原因就在于，消费者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我只买纸质的是20元，我购买纸质+电子的还是20元。这样一来，我原本卖不出去的纸质杂志，因为捆绑销售，反而销量变高了。当然这个例子可能并不适合所有行业，但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启发、很受用。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精彩的内容，我这里不一一列举。（PS.又跑偏了，写着写着就把后来余老师MBA正式课程的内容也写进去了~）女性的冲动消费很可怕，我报名了上完余剑峰老师的试听课程我就决定报名Northcentral University 的MBA课程了，从此开始我的1年MBA课程之旅。由于报名比较随意，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至道教育MBA课程对学术极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以为听听课就结束了，但实际上要比我想象的“丰厚”很多。课程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线上课程，比较偏理论，有市场营销、经济学、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财务等等。这些内容在近10年的工作中，多多少少和各部门人都交涉过，但是体系的让我学了一遍也还是很有收获。有一次我跟人力总监闲聊，聊到绩效设定，课程当中学到的“平衡计分表”等名词就脱口而出，人力总监当时就说“你最近聊的内容专业了”（当时听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还有一部分是线下课程，这部分就是我期待的余剑峰老师来继续上课了。除此以外，还碰到很多特别好的老师，比如宏观经济分析的伍老师、财富管理的郑老师、金融投资的杨老师……我觉得已经非常超值了。没想到班主任老师后来又告诉我，说如果以后有就近线下课，根据教室容量，可以优先对老学生开放听课名额。还有一部分是纯英文的美方课程，会根据一些新的话题或者特别有思辨的问题去探讨，“Attention Economic”（注意力经济）就是我在这里听到的。除此以外，还有体验经济、大数据、中美贸易战这种，帮我又重新拾掇了一下扔在脑后的英语，也让我了解了一些新观点和“异域”观点。这里我得说说作业量，比我想象的要多。但是，也是通过作业，我才不避免了“左耳进右耳出”的走过场式学习，因为要自己思考去给出答案，而且正确率会影响小组积分（群里同学有吐槽过这个，但实话说，我觉得还不错，至少我很吃这一套）。我因为不想当拖后腿的那个，所以就比较认真地在学。黎明前的黑暗——毕业论文&毕业展示当我开始正常学习课程后，就已经对学习这件事情渐渐形成了习惯。但是，有时候就是想拖到Deadline最后一秒。不过好在我只要偷懒，就会被班主任催作业。比起平常课程，我发现毕业论文真的是好难。每次讨论的抽丝剥茧、逻辑思路、学术论述、案例支持，让我真的感受到了大学写论文的“煎熬”。所以中途我还真想过放弃，因为觉得压力有点大。但是，论文是需要团队一起完成的，大家都要出力。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觉得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最后，大家一起硬着头皮总算是把论文完成了。后来论文指导老师同意参加毕业展示的时候，我兴奋得不行，成就感满满的。最后毕业展示是英文的，我确实费了一番功夫去准备，因为我想要努力脱稿。我反复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最后还是太紧张没有脱稿，稍稍有些遗憾，不过对自己来说也是很大进步了。致未来MBA学位已经完成，我现在觉得稳稳的。专业知识、全局把控、领导魅力，好像一下子就都有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未来的我，说年薪200W我嫌少，说1000W我怕我狂妄。最近看到至道教育推出福布斯管理学博士（注：此处应为美国福布斯商学院管理博士）的项目，在特殊时期，我打算选择继续前行，有要一起的学姐学长或学弟学妹吗？~我是分割线~至道教育在线MBA和管理博士项目至道教育是清华大学校办企业清华控股旗下高端教育品牌和领先在线教育平台，目前已与美国北方中央大学(Northcentral University)、美国福布斯商学院(Forbes School of Business & Technology)等美国著名在线大学达成了在线学位教育深度合作。美国北方中央大学(NCU)是美国在线教育的领军者、全球最大的研究生院之一，是隶属于美国国立大学系统(NUS)的非营利教育大学。2003年NCU获得美国商学院认证委员会(ACBSP)认证，2015年获得美国西部院校联盟(WASC)高级学院和大学委员会(WSCUC)的权威认证，并获得美国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CHEA)和中国国家教育部官方认可及备案，2019年在美国“THE BEST SCHOOLS”排名第五，是名副其实的全美在线名校之一。目前，至道教育已经将NCU MBA在线硕士学位项目引进中国，并设立了三类教育项目。经过两年多的耕耘，双方已经联合培养出400多位创新型实战MBA人才，受到了来自政府、金融单位及企业的好评。福布斯商学院(FSBT)则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福布斯集团旗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是美国西部院校联盟（WASC）高等学院和大学委员会（WSCUC）及国际商科教育认证委员会(IACBE)的认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推荐的国际性大学，也是被美国政府批准的“工商管理硕士授予单位”（含EMBA和MBA）及“博士授予单位”（含学术型及专业型博士-PhD & DBA），其目标是在十年内进入世界十强实战商学院之列。2019年8月，至道教育与福布斯商学院(FSBT)正式签约并联合推出了福布斯商学院(FSBT)管理博士 (DM)在线学位项目，旨在围绕“数字变革、科技突破、金融创新和组织发展”等方向培养实践型博士人才。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至道教育-NCU MBA项目第5期、至道教育-FSBT 管理博士（DM）项目首期班正在热招，感兴趣的可以通过至道教育官网了解详情或报名咨询。

来源:北京青年报因竞争激烈 考生考前上辅导班 内容涵盖穿衣化妆目前超过200家国内学校有MBA招生资格还有一个多月，MBA全国联考就要如期举行，已经报名考试的乐乐，正在紧张准备中。乐乐是标准的90后女孩，生于1990年7月的她，由于上学比较早，已经工作8年了，而考MBA，是她今年最大的目标。她说，自己既想提升文凭，也想拓展人脉，MBA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她的同学90后的小韩也说，自己的工作到了瓶颈期，想通过MBA为自己的升职甚至跳槽加码。“你能考那我肯定也能考”乐乐说，准备考MBA源于和妹妹的一次聊天。1992年出生的妹妹工作刚3年，最近推掉了各种聚会、游玩，一心只在学习上。乐乐才知道，原来同样只有本科学历的妹妹正在准备MBA工商管理硕士的考试。“论工作资历，你肯定没有我有经验，那么既然你能考，那我肯定也能考。”受到启发，乐乐也成了MBA备考一族。“为什么考MBA？妹妹是因为当年没考上硕士研究生，现在找机会弥补；我也有这种想法，我就是个‘小本（科）’，觉得自己的文凭需要提升，工作久了也想学点东西，所以还是很有用的。”MBA是受国家认可的学位，毕业生可以拿到学历证和学位证双证，顺利毕业后就是名副其实的“硕士生”了。1990年出生的乐乐因为上学早，如今已经工作8年，8年前，她本科毕业，随后便选择去工作，也跳过几次槽。现在的她，在一家互联网企业担任媒介工作。生活中，她还是单身，“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工作后感觉圈子很小，也没有新的人选”。乐乐坦言，选择MBA一部分也是冲着拓展人际关系去的，“你知道长江商学院吗？那边读MBA的都是各种大佬，很多人都不是冲着读书去，而是冲着认识这些人去的。也就是从那里传出读MBA可以提升人脉圈的。但其实这几年读MBA的大部分也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年轻人。我周围有已经毕业的学长说，现在MBA学生的层次一年不如一年，以前好像都是很多管理层去上的，现在都是小孩。85后、90后最多，没有特别牛的。”“上辅导班连你穿什么衣服、怎么关门都教”为了准备考试，乐乐报名了两个辅导班，都是线上的课程，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我选择了两个辅导班，有名气比较大的，也有刚开始做这行的。笔试课程基本隔天一次，课程是直播，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时在旁边提问。还有面试课程，面试课程讲得非常细，从面试时怎么穿衣化妆，到怎么有礼貌地开关门，到怎么和老师沟通，回答面试问题，都有讲解。”乐乐说，听了老师的介绍，自己去面试时穿上了黑西服、衬衫、黑裤子和矮跟黑色皮鞋，“找工作都没穿过这么正式”。线上课程的费用不低，两个辅导班加起来近3万元。不过如果报考学校中有清华北大人大这几所学校的话，还要另外加1万元，“教面试的师资会更好”。乐乐还报名了一个“保过班”，交钱后，跟辅导班签订了“保过合同”，商定辅导班会根据乐乐的情况定制课程和学习计划，乐乐必须按照学校的计划学习，最后乐乐的分数如果达不到国家联考线，就会退款。线上听课是什么感受？乐乐说，听课很方便，可以用手机、iPad、电脑等工具随时看，不过直播是有固定时间的，超过后就只能回看。直播时可以随时在旁边跟老师互动提问，老师有空就会解答。“这种班没有固定的同学，大家能一起听课都是随缘。不过也有热心同学组织微信群一起备考鼓励，我加了好几个群，有的一个群有300人。”交了钱，乐乐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和学习。“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回家学习，我觉得家里更安静。7点半到10点半听课，然后就自己刷题，晚上一定是过了12点才睡的。不过我真的不算太勤奋的，群里有二胎妈妈，辅导完老大写作业，哄老二睡觉，哄好老二后，自己才去学习。还有我的同学小韩，每天只有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是大神一样的存在。”“参加MBA面试的普遍在1986年-1992年之间”“我是小韩，我已经参加过包括北师大、央财等几所学校的提前批面试。我的感受是，现在考MBA的同学普遍都在26岁到32岁之间，也就是1986年-1992年生的，特别年轻。想靠MBA就遇到大佬？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同样出生在1990年的小韩说，各个学校每年都会在MBA全国联考前组织一批提前批面试，确定意向学生，因为最后的全国联考只能报一个学校，因此大家都会提前去试试看。他今年参加了3所学校的提前批，在几百个一起面试的学生里，几乎都是自己的同龄人。来自复旦的数据显示，2017年，复旦MBA项目共迎来了887名新生，其中在职MBA项目学生共755人，平均年龄32岁，平均工作年限8.9年；国际MBA项目学生共132人，平均年龄28岁，平均工作年限5.4年。28岁的年龄意味着，大部分都是90后。升职的瓶颈期想要学历为自己加码“6年前，我从北京一所还不错的211大学毕业，当时人们对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没有太看重。家里人都随我，考研或者工作都好。我找了一份国企的工作，觉得很不错，就去工作了。”小韩说，如今的他，进入了工作的瓶颈期，想要在单位升职，学历也很重要。“原来我觉得学历就是敲门砖，现在会觉得学历是通道，可能能力差不多的两个人，领导会更看重学历高的，毕竟它也代表了你的学习能力。”小韩说，虽然自己现在才意识到硕士学位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不后悔当初没有直接读研。“正常读硕士，全日制，时间更多，但方向感不强，理论也比较空洞；MBA的话，先确定方向，有目的性的读，会对工作更有帮助。”他表示，现在自己经常需要看企业财报等，希望读完MBA后可以更好地读懂财报，理解企业大客户。“随着时代的变化，学历和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的挂钩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现在会重新选择考研。”谈及为何会考MBA，小韩坦言，自己目前已有比较清晰的职业和学习规划，“最近有了升职的职业规划，我去年就计划拿到硕士学位。去年考取了硕士同等学力，拿到了单证。但后来发现，只有这一个证，在填写简历时我仍然是‘本科’，所以今年就希望考上MBA。如果今年考上的话，会花2年时间读完。后面我还会再考一个在职博士。EMBA暂时还没有考虑。在职业上我希望是升职或跳槽。”而人脉，也是小韩目前所看重的一点。“MBA可以帮助我打开社交面，在工作方面认识更多的人。比如我是在银行做企业大客户维护的，我报的专业是企业金融和财务，那我在MBA中就能认识到一些券商、企业财务等同行。大家在工作中其实都是有交集的，很多都是直接的客户关系，所以有了这些同学后，以后可能更好开展工作。”“每天只睡4个多小时”小韩说，基本上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到家，8点半可以开始学习，利用2-3个小时以1.5或者2倍速听课，再刷题和总结，12点半准时睡觉，早上4点半起床，学习到6点半，保持锻炼，然后就去上班。在单位中午午休时间有一个半小时，自己会利用半小时吃饭、半小时午休、半小时学习。他说，“压力肯定是有的，我希望自己一击即中，否则会影响我后面的规划。但从MBA来说，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考，但我后边的规划就会再推迟。”今年28岁的小韩已经成家，妻子十分支持他考MBA的计划。当被问及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学费会不会对影响家庭收入时，他说，“我报的学校学费基本都是16万元左右，当然如果是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会更高点，在30万左右。不过这样的投入也不是问题，我目前年薪税后可以轻松覆盖。你要问MBA值吗？我花10多万，但它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更多，学到知识，拓宽人脉，加大升职空间，我认为还是很值的。”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仅有9所院校拥有MBA招生资格，目前有超过200家的学校都有MBA招生资格。为何这些院校热衷于招生？也许高昂的学费是一大原因。据悉，清华MBA项目学费30.8万，北大光华非全日制MBA项目32.8万，人大非全日制MBA项目，25.8万，复旦大学MBA项目学费33.98万元。清华大学2019年招生人数在380人，学费收入在1.2亿元；北大招生人数在300人左右，学费收入在9800万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招生人数在370人左右，收入9500万左右；复旦招生人数在900人左右，MBA学费收入3亿元左右。谈及未来，乐乐和小韩都说“不敢想得太远”，而MBA考试也不会像高考一样决定什么，但自己都会全力以赴。“读完MBA要不要换工作？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二者不会互相冲突，就是说，我不会为了换工作而考MBA，但如果真的机会来了，那我也不会拒绝。”乐乐说。“考MBA跟我的职业规划比较同步，我觉得对升职或者跳槽是有帮助的。但对考试，我不敢想太多。现在就是利用一切时间复习，至于努力的结果，交给时间。”（记者 温婧 供图/视觉中国）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和企业对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往往愿意在就业上花费大量资金。在职DBA逐渐成为在职人员青睐的专业博士学位。在职DBA中文简称在职工商管理博士。在中国，在职DBA这个词是继EMBA之后最受企业家关注的管理课程术语之一。在职DBA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管理系统，专门为商业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设计。专注于产生特定领域的新知识和发现。在职DBA课程是在特定领域从商业实践向学术发现的转变,运用严谨思维指导业务实践的高级业务管理人员。国内读DBA必须参加考试吗?有更简单的进入学校的方法吗？答案是肯定的.免联考DBA就是不用参加考试的，在职就可以读。只要填写了正式的申请审查材料，学校将在批准后向申请人发出录取通知书。学生们将在毕业典礼上报到。学校将组织学生学习统一的专业课程。一般采用在职的学习方式授课，考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与其他学位教育不同，DBA学位通常在小班授课，注重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方法。注意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从商业实践到学术研究的转变包括管理规范的总结、管理研究、新管理知识的创造等。在职DBA课程不需要脱产学习，上课时间灵活。对于职场中的高端人士来说，它不仅考虑到了商业领域的社会决策，还满足了学习知识和获得学位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