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金融研究

图为论坛现场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聚焦企业金融需求。12月15日，内蒙古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与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共同主办的“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中信协同智库之债市违约冲击与资本市场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内蒙古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内蒙古地区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中信银行战略客户、中信银行重点合作的辖内城、农商行等负责人参加论坛。论坛上，多位行业专家与众多知名政企高层共同围绕“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内外形势、政策与金融市场，信用债违约事件，资本市场改革分析与展望等主题展开探讨。通过本次论坛，中信银行将引入中信“联合舰队”协同机制，继续推进银政企合作，培育区内外更多主体参与到内蒙古债券及资本市场，拓宽各类投融资渠道，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市场风险，共同推动全区债券及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中信集团下属子公司可主动担当政府顾问，帮助地方政府梳理整合资本、产业、土地等要素。同时，对接中信集团各渠道资源，提供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支持和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区域综合开发和地方经济建设。据了解，2020年11月3日，中信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强资源信息共享，围绕金融综合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生态环保、科技兴蒙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矫月 见习记者 马宇薇国务院去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出了系统性、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2021年1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成文，1月20日正式印发。《方案》对落实《意见》要求、提高自治区上市公司质量做出全面系统部署。1月26日，内蒙古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鱼向东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访，系统介绍了《方案》主要内容，并对内蒙古自治区资本市场贯彻落实《意见》和《方案》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要想筑牢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根基，必须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入手，并以此来推动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鱼向东表示。蹄疾步稳内蒙古上市公司欣欣向荣专访伊始，鱼向东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说：“《方案》从推动上市公司进一步规范发展、提升资本市场对我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加快上市公司存量风险化解、凝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合力等四个方面，提出15项具体内容，并责成相关单位贯彻落实。”守正出新，精业笃行。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三十载风风雨雨。谈及内蒙古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鱼向东表示：“自1994年内蒙华电作为我区第一家公司上市以来，内蒙古先后有28家公司首发上市，期间包头铝业被中国铝业吸收合并，赤峰宏峰、宁城老窖、仕奇实业等3家公司被借壳重组并迁出我区，赤峰黄金和银泰黄金2家公司分别通过借壳广东ST宝龙和科学城实现上市并迁入我区。截至2020年底，我区共有境内上市公司26家。其中，A股公司24家，B股公司1家，A+B股公司1家（鄂尔多斯），上市公司数量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4154家）的比例为0.63%。”内蒙古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煤炭、有色金属、冶金化工、电力、农畜产品加工和机械装备制造等自治区支柱性产业，并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领先的行业龙头企业，如伊利股份、内蒙一机、生物股份、伊泰B股、北方稀土等。“这些龙头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对区内企业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全区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鱼向东如是说。2020年前三季度，内蒙古26家上市公司（包括伊泰B股，下同）实现营业收入2757.66亿元，利润总额226.30亿元。营业收入相当于自治区2020年前三季度GDP的22.38%，较上年同期提升2.69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7.44个百分点。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后劲行远自迩，踔厉奋发。对于2020年前三季度区内上市公司取得的成绩，鱼向东认为，在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辖区上市公司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整体发展尚未完全匹配自治区经济情况；二是上市公司两极分化明显，整体质量有待提升；三是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上市公司风险化解形势依然严峻。2020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GDP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22位，但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28位，且连续8年没有新上市公司。鱼向东指出，上市公司中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少，科创板、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以来，目前没有1家企业申报上述两个板块。鱼向东表示：“区内26家上市公司多数集中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电力冶金等自治区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少，产业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较为明显。同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明显，地域分布不均衡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目前辖区辅导备案的拟上市企业有7家，总体看优质上市后备资源依然不足，发展后劲仍需加力。”《意见》发布后，内蒙古证监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落实《意见》的组织领导，成立内蒙古证监局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细化36项具体任务，并建立工作台账。鱼向东表示：“除了上述措施，我们还在努力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想在先、抓长远；二是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三是坚持具体化、可操作。这样做是因为资本市场是连接实体和资本、连接融资方和投资方的纽带，而上市公司是这个纽带的主要载体，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微观基础。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和领跑者。只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不断涌现，才能持续向市场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才能吸引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也才能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证监局正在与内蒙古金融办反复研究拟订《关于进一步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就相关奖励标准进一步细化，并明确具体任务和实施路径，使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工作可量化、可考核、有抓手。同力协契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内蒙古资本市场的宏伟蓝图正在勾勒。鱼向东满怀信心地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为做好《意见》和《方案》的贯彻，我们将结合辖区监管实际情况，有重点、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各项要求落地，形成工作合力；二是紧盯目标任务，细化各项工作举措；三是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鱼向东表示，接下来，内蒙古证监局将紧密依托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建立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共享监管数据、形成监管合力。与此同时，还将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为载体，将《意见》和《方案》落实到公司治理各个层面，稳步推进各类风险的防范处置工作，并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成本。此外，在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牢牢把握派出机构监管定位不动摇，分阶段做好各项工作落实。采访的最后，鱼向东表示：“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证监会系统的一项重点工作，内蒙古作为资本市场欠发达省区，在规范发展中存在诸多短板。未来，内蒙古证监局将努力以高水平的思考谋划为辖区高质量落实《意见》和《方案》提供保障，加快补齐短板，坚持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下功夫、坚持在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用狠劲、坚持在扶持上市龙头企业工作中见力道，让内蒙古的上市公司乘风破浪、进而有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铸造“江南省造壬寅光绪元宝”，该币面值有三，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其中主币七钱二分铸造356万枚。(资料主要来源：江南龙洋图鉴，陆荣泉著;中国金银币目录，王春利著)同年，由于铜元的铸造获利颇丰，增添机器，扩大铸铜币规模，每日可铸铜元28万枚，每月可铸700多万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铸造“江南省造癸卯光绪元宝”，该币面值有三，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其中主币七钱二分铸造149万枚。(资料主要来源：江南龙洋图鉴，陆荣泉著;中国金银币目录，王春利著)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正面中央镌满汉文“光绪元宝”，珠圈外上镌“江南省造”，下镌“库平七钱二分”，左右分镌干支纪年“癸卯”二字，“癸”字上侧镌一个五瓣花星(也有无花，无花少)，“卯”字上侧镌英文“HAH”字样。银币背面中央镌蟠龙，上镌英文“江南省”，下镌英文“库平七钱二分”，左右各镌一个六点花星，边齿有密齿、稀齿两种。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江总督周馥奏准将上海、杨州筹建币厂的设备六十一台划归江南厂，扩展用地七十七亩，造建新厂，并更厂名为“江南银铜元总局”。同年，江南银铜元总局铸造“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该币面值有三，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其中主币七钱二分因民国初年有加铸，数量众多。(资料主要来源：江南龙洋图鉴，陆荣泉著;中国金银币目录，王春利著)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正面中央镌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圈外上镌“江南省造”，下镌“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两侧分镌干支纪年“甲辰”二字，“甲”字上侧镌英文“CH”、TH，“辰”字上侧镌英文“HAH”，CH“甲辰”二字下面有无点与有点、有四点花;银币背面中央镌新版蟠龙，“七”字前有点与无点，上镌英文“江南省”，下镌英文“库平七钱二分”，左右各镌六点花星，六点花星前有点与无点。由于民国初年加铸甲辰，故数量大,另外，改版版别多,稀币少,普币多,但收全不容易。银币上CH和TH戳记，据传这是雕刻师和厂长的大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南银铜元总局铸造“江南省造乙巳光绪元宝”，该币面值有三，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其中主币七钱二分铸造63万枚。(资料主要来源：江南龙洋图鉴，陆荣泉著;中国金银币目录，王春利著)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镌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圈外上镌“江南省造”，下镌“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两侧分镌干支纪年“乙巳”二字，“乙”字上侧镌英文“SY”;银币背面中央镌一个新版龙图，上镌英文“江南省”，下镌英文“库平七钱二分”，左右各镌一个六点花星，边齿有密齿、稀齿。同年，该局又增设铸铜元分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第二次裁撤造币厂，除户部设总厂外，各省局分为直隶、湖北、江南、福建、广东、奉天、河南、四川、云南9厂，统一归属户部管辖。(资料来源《中国近现代铸币图说》，中国书店出版，邱思达编著;另外《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4期初议银质光绪通宝方孔圆钱一文也得以证实。根据网络搜索得知，未见书)同年，江南银铜元总局改名为江苏江宁户部造币分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又更名为“度支部造币分厂”，由度支部换给关防。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内容大类目之一“日本货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第一部分：日本货币之源本文为“日本货币”系列 第 二 部分格物者说：8世纪初至16世纪中期，日本的货币流通状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皇朝十二钱”时期（8世纪初至10世纪末）；实物商品货币时期（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期）；“渡来钱”时期（12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其间，“皇朝十二钱”停铸后，日本在长达六个世纪里未铸造过本土货币，史称“本土货币断铸期”。708年“和同開珎”银钱和铜钱铸行后，日本正式进入了由皇室朝廷垄断铸币权的官铸币时代。此后二百五十年间（直到958年），日本皇室朝廷先后又铸造了11种铜钱，这11种铜钱，与“和同開珎”钱一起，被后世并称为“皇朝十二钱”。皇朝十二钱760年，日本皇室朝廷，在继“和同開珎”钱之后，开铸了一种新铜钱“万年通宝”，与此同时还新铸了“開基勝宝”金钱和“大平元宝”银钱。其中“開基勝宝”金钱是目前已发掘出土的日本最早的黄金铸币；“大平元宝”银钱则是继无文银钱和“和同開珎”银钱之后日本的第三种银铸币。不过，当时金、银钱的铸造数量都很少，作为货币流通的意义并不大。▼图：“開基勝宝”金钱，直径24mm，重约4-6克，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数量很少。根据日本史书籍《续日本纪》记载，1枚“開基勝宝”金钱的法定价值相当于10枚“大平元宝”银钱，相当于100枚“万年通宝”铜钱。图片来源：东京国立博物馆。“万年通宝”首次用“通宝”二字命名钱币，进一步地模仿了唐朝的“开元通宝”，此后皇室朝廷新铸的十种钱币的命名都用到了“宝”字。此外，朝廷还规定，“万年通宝”铜钱和以前的“和同開珎”铜钱并行流通，且1枚“万年通宝”相当于10枚“和同開珎”，即新旧铜钱的法定价值比为1:10。765年，皇室朝廷又铸行了一种新铜钱“神功開宝”，和之前的旧钱并行流通，同样地，1枚“神功開宝”相当于10枚“万年通宝”（相当于100枚“和同開珎”）。794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至平安京（今日本京都），平安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造工程（模仿唐朝都城长安而建造）。在平安京营建期间（794年到9世纪末），皇室朝廷为了解决建城的资金问题，频繁地铸行新铜钱，以用新铜钱来支付劳动工人薪水、购买建材物资等费用。劳动工人们再用这些铜钱到集贸市场上购买生活所需商品。在794-890年期间，皇室朝廷先后发行了七种铜钱，分别是：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観永宝、寛平大宝，每次新铸铜钱间隔10至20年。平安京营建工程结束后，皇室朝廷又新铸发行了两种铜钱：907年新铸行“延喜通宝”；958年新铸行“乾元大宝”。从708年到958年间，由日本皇室朝廷发行的以上十二种钱币，被后世统称为“皇朝二十钱”。（“皇朝”二字体现的是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律令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存续于8世纪初至12世纪末，12世纪末时，中央集权律令制瓦解，天皇权力被架空，日本进入到由武士阶层掌握政权的幕府统治时期）▼图：日本的“皇朝十二钱”以及开铸年份，上图为奈良时期（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日本天皇统治时期，710-784年）的三种钱币，“和同開珎”银钱和铜钱合并为一种；下图为平安时期（以平安京为都城的日本天皇统治时期，794-1185年）的九种钱币。其中，承和昌宝，是日本货币史首次铸造的年号钱（将天皇的年号刻在钱币上，作为钱币命名的方式），此后新铸的六种铜钱，也均是年号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958年之后，日本皇室朝廷停铸了铜钱；并且此后约600年里，日本官方都没有再铸造过本土金属铸币（无论是皇室统治时期，还是幕府统治时期），一直到16世纪中期以甲州金货为代表的金银铸币出现。这六个世纪是日本货币史上的“本土货币断铸期”。铜材枯竭：铜钱贬值与停铸那么，日本皇室朝廷到底为何会停铸铜钱呢？“皇朝十二钱”是日本皇室朝廷对古中国唐朝铜钱币制的模仿，皆是以铜材铸币，而铸造铜钱，必须先得有铜材、先得开铜矿。由于日本列岛面积狭小，矿产资源有限，铜矿资源本身就不丰富，再加上当时的冶铜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铜产量非常低，这是日本铜钱无法持续铸行的根源。自9世纪开始，日本的铜矿资源日益消耗，铜钱的铸造原料开始显得不足。铜材的日益枯竭，直接导致了此后新铸铜钱的重量或含铜量减少。▼图：日本古代时期（7世纪末-12世纪末）的铜矿开采地和铜钱铸造地。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作为“皇朝十二钱”之首的“和同開珎”，其重量在4克左右，含铜量70%以上；继此之后的两种铜钱“万年通宝”、“神功開宝”，在重量和含铜量上也均和“和同開珎”大致相当。不过，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在“万年通宝”、“神功開宝”新铸后，皇室朝廷都规定，1枚新铜钱相当于10枚旧铜钱使用，这意味着朝廷每铸出1枚新铜钱，就相当于拥有了旧铜钱的十倍购买力（这是政府对货币的一种变相的、刻意的贬值行为，是对普通民众的隐形剥削）。由于法定价值（面值）调大至旧钱十倍，在760年“万年通宝”铸行后，日本的物价在760-764年间快速上涨，引发了恶性通胀，这也是目前为止，日本货币史上可考证的、最早的恶性通胀。▼图：758-764年平城京地区的物价，货币单位为“文”。760年时米价大约50文，到764年时涨到300文，涨幅500%，小麦、糯米、小豆等粮食类都大幅上涨。764年时，还发生了饥荒和藤原仲麻吕叛乱，加剧了物价波动。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760-764年的恶性通胀发生后，皇室朝廷又在765年新铸“神功開宝”，并又将面值调大十倍，铜钱进一步大贬值。这严重打击了民众对朝廷新铸铜钱的信任，于是人们开始纷纷将好的旧铜钱（铜含量高、铸造良好）储藏起来或销熔为铜材，而将新的劣质铜钱投放使用出去，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一些地方权贵群体，开始大量积攒铜钱，导致流通中的铜钱渐渐变少，且流通中多为劣币，货币流通状况恶化，制约了货币经济发展。794年迁都平安京后，皇室朝廷一方面为营造平安京筹资，另一方面也为增加铜钱供应量，于是开始频繁地铸行新铜钱（从796年“隆平永宝”到890年“寛平大宝”七种铜钱）。铸造新铜钱需要铜材，而当时铜产量已开始下滑，因而，受制于铜材的枯竭，皇室朝廷每次新铸铜钱时，都不得不对新铜钱进行贬值（减重或降低铜含量）。自“隆平永宝”开始，每次新铸铜钱的重量越来越小、铜含量越来越低，铜钱变得越来越劣质。到最后的两种铜钱——“延喜通宝”和 “乾元大宝”时，重量仅2.5-2.7克，含铜量已不足5%（铅含量高达90%），完全沦为劣币，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铜钱，而是铅钱。▼图：“皇朝十二钱”的直径（mm）和重量（g），包括了“和同開珎”银钱，“和同開珎”铜钱（古）、（新）两个版本（古、新根据铸造时间先后分）。下列数据由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根据其馆藏的钱币测量数值，并经平均计算得出。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图：“皇朝十二钱”的金属元素含量，包括：铜、锡、铅、铁等金属元素。其中“和同開珎”铜钱分古、新两个版本。下列数据由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根据其馆藏的钱币测量数值，并经平均计算得出。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皇朝十二钱”后九种铜钱的持续贬值（减重和含铜量下降），使得人们对朝廷新铸铜钱的信心持续下滑，渐渐丧失了用铜钱交易的意愿。尤其是到最后“延喜通宝”和 “乾元大宝”两种劣币铸行后，人们对皇朝铜钱的信心彻底崩溃，弃而不用，流通中的铜钱日益枯竭。尽管皇室朝廷颁布多项政令鼓励人们使用铜钱，还在867年时颁布了“蓄钱禁令”（禁止人们积蓄钱币），但均未起效。▼图：从“万年通宝”到“乾元大宝”的各铜钱对比图，钱币渐渐变得轻小、劣质。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乾元大宝”之后，由于铜材枯竭、铜钱信誉崩溃，再加上中央集权律令制的衰落（地方的武士阶层势力上升，天皇实权削弱），日本皇室朝廷便停止了铸币，“皇朝十二钱”由此终结。从此之后，日本货币史进入长达六个世纪的“本土货币断铸期”（958年至16世纪中期），这在世界各国货币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除了被殖民地过的国家或地区之外）。“皇朝十二钱”在日本货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且独特的地位，重要性体现在：它是日本官方铸币的开端，也是日本独立币制的早期探索（试图通过模仿唐朝币制而建立自己的本土币制）；独特性体现在：它没有传承和延续下去，继此之后日本本土货币断铸，本土货币文化的传承也因此中断，“皇朝十二钱” 变成了日本货币史上一个完全可被单独割裂出来的部分。断铸后的“渡来钱时期”由于皇朝铜钱停铸，且渐被人们弃用，到10世纪末时，皇朝铜钱几乎完全从日本的货币流通中绝迹，日本的货币经济出现了大倒退，并又重新返回到实物商品货币状态，以米、绢、布之类的实物商品作为货币流通。实物商品货币时期，一直从10世纪末持续到11世纪末。11世纪末开始，古中国宋朝（北宋）铜钱开始流入日本，并成功在日本社会流通，到12世纪中期时，北宋铜钱流入量加大，并开始主导着日本的货币流通，日本货币史由而转入到了“渡来钱时期”（渡来钱，即“越海而来、从海外流入日本的舶来钱”的意思）。日本货币史的“渡来钱时期”大约从12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历经四个世纪，期间，作为“渡来钱”的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的货币流通中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填补了日本“本土货币断铸期”的货币流通空白。日本的“渡来钱时期”，跨越了古中国的宋、元、明三个封建王朝，因而“渡来钱”主要构成包括：北宋铜钱、南宋铜钱、元朝铜钱、明朝（前半朝）铜钱，此外还有从唐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唐钱。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其铸铜钱的数量，远超各朝代。北宋时期商品经济也高度繁荣，对外贸易交流密切，北宋铜钱也因此大量外流到周边地区（经陆路流入夏、辽、金，经海路流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而且，由于宋朝的铜钱形制规整、统一，工艺精湛，所以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十分受欢迎。1127年靖康之变后，北宋政权覆灭，赵括南迁建立南宋，以淮水-大散关为界，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划地而治。因当时政权分立，时局动乱，且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北宋铜钱开始大量外流至日本（北宋铜钱并没有因北宋政权覆灭而消失，而依然保留在流通中），开拓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南宋时，宋朝廷仍继续铸钱，但铸钱数量相较于北宋时已大幅减少，所以，尽管对外经贸交流密切，但南宋铜钱外流数量较少，其中流入日本的南宋铜钱数量自然也很少。蒙古族政权元朝（1271—1368年）建立后，主推纸钞流通，铸造的铜钱数量很少，而且元朝廷多次禁止铜钱流通，所以，流入日本的元朝铜钱极少。明朝（1368―1644年）的前半朝（1368年至16世纪中期）时期，官方铸铜钱的数量也不多（比元朝多，但比其他朝代少），纸钞和白银流行；另外，明朝还长期实行海禁政策（1370-1573年），抑制私商对外贸易，因而流入日本的明朝（前半朝）铜钱数量也较少，主要是以官方朝贡贸易（赏赐）的形式流入。所以，在日本的“渡来钱”构成中，北宋铜钱占据绝大比例，其次是唐朝铜钱和明朝（前半朝）铜钱，还有少量的南宋、元朝的铜钱。当然，还有极少的夏辽金政权的铜钱，或朝鲜的铜钱。▼图：在日本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中国铜钱中，不同朝代铜钱的占比。其中北宋铜钱的比例高达77%。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图：在日本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中国铜钱中，根据出土数量排名前十位的铜钱，其中，北宋铜钱共占据了八位，唐、明铜钱各占一位。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渡来钱时期”的古中国铜钱，填补了日本本土货币断铸后的流通空白，并促进了日本商品的快速发展，及货币经济的广泛渗透。古中国铜钱的大量流入，为日本社会提供了货币供应来源，日本民间用铜钱交易变得十分普遍，还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铜钱富商，而且当时统治阶层（将军幕府和大名）也接纳了以铜钱来缴纳年贡、地税、户税、地租等（14世纪后，货币地租也在日本各地盛行起来）；此外，借贷机构、典当铺机构也开始出现，还有一些具有支付功能的纸质票据也流通起来。种种现象，都说明了当时日本的货币经济正不断趋向成熟。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5世纪后半叶时，由于日本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对货币需求量持续扩大，而明朝铜钱流入量又很少（通过官方朝贡贸易流入日本），日本社会上开始出现“私铸钱”（民间私自铸造的铜钱），这些“私铸钱”仍是模仿古中国宋、明铜钱而铸，铸造得都十分劣质。日本的“私铸钱”，一些是在日本本土私铸的，还有一些是在中国东南地区私铸后以非官方途径流入日本的。▼图：在日本出土的“私铸钱”（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币面缺损、不规整、掺假劣质金属。图片来源：『企画展』おかね道中記：旅で使う貨幣―旅で使う貨幣，见参考文献。由于私铸钱的出现，日本的货币流通变得混乱，劣质的私铸钱，对良质的官铸钱产生驱逐（劣币驱逐良币），严重扰乱了货币流通秩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统治阶层（将军幕府和大名）颁布了“撰钱令”，将流通中的各种铜钱根据其优劣程度（重量、成色、币面完整程度等）进行分类，以确定其相应的法定价值，一些劣质的、币面残缺的铜钱，法定价值被打折扣，被定为1/2文或1/5文使用。“撰钱令”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1枚铜钱即1文钱”的传统使用习惯，而且对维护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渡来钱时期”，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社会的长期垄断性流通，不仅促使日本的货币经济走向成熟，同时还使得货币意识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为后来16世纪中期日本本土金银铸币的出现、以及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创建独立统一的币制，打下了良好的社会意识基础。我们在此前的文章《日本货币史：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的“文化移植”》中提到：古中国唐朝铜钱是日本的货币文化之源，也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金属铸币时代；而长达四个世纪“渡来钱时期”，更强烈凸显了古中国铜钱在日本货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参考资料中国钱币在日本货币史上的地位，戴中原，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日本貨幣史，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官网， imes.boj.or.jp『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08年『企画展』海を越えた中世のお金：“びた１文”に秘められた歴史，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0年『企画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1年『企画展』おかね道中記：旅で使う貨幣―旅で使う貨幣，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3年History of Japanese Coins，mint.go.jp版权声明本百家号“格物资本”发布的所有原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片、漫画、音频、视频等，其版权均归属于本号及其运营者（运营者已实名制），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修改或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网讯 12月19日，第十届内蒙古金融家与企业家大会在呼和浩特隆重举行。来自内蒙古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及金融机构、本土企业家、新阶层代表人士等500余人欢聚一堂，盘点2018，把脉2019，研讨内蒙古“新时代改革开放---内蒙古战略发展机遇”的方向和力度，激辩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围之道。与此同时，大会发布了2018影响内蒙古经济50位商界领袖榜单，鄂尔多斯银行行长左中海荣登榜单，荣获2018影响内蒙古经济商界领袖称号。会议以“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自治区金融办、自治区工商联、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指导;内蒙古金融网、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主办;包商银行、燕谷坊集团、鄂尔多斯银行、维信集团联合主办;信泰实业集团、上汽大众协办;内蒙古金融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环渤海金融研究院智库支持;民革内蒙古企业家联谊会、逸马集团特别支持;全国内蒙古商会联席会、内蒙古经济学会、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内蒙古女企业家商会、内蒙古品牌建设促进会、呼和浩特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内蒙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战略支持;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学术支持;浦发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宇航人V9鲜榨沙棘果汁、汉森红酒、蒙古王酒、阴山优麦、万盛昌冰泉、老绥元烧麦品牌支持;内蒙古金融家与企业家大会组委会、内蒙古蒙域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承办。会上，为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发布了“2018影响内蒙古经济50位商界领袖榜单”，鄂尔多斯银行行长左中海荣登榜单，荣获影响内蒙古经济50位商界领袖称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选择上榜的金融家与企业家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8年其取得的新成绩，以及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管理、行业格局和更广阔商业世界的杰出领导者。能够入围这份厚重的 “ 2018影响内蒙古经济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也反映了入围上榜的企业家在地区商界的影响力。主办方更关注地区企业“最富活力、可持续增长、商业模式、品牌价值、创业团队”等因素，并评估作为掌门人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此次荣登榜单的50位商界领袖即：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王琳，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赵桂德，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内蒙古银行董事长贾埃兵，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戈岚，内蒙古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张建成，浦发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行长顾晓明，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董事长张俊平，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董事长王召明，燕谷坊集团董事长何均国，民族集团董事长云文广，恒茂集团董事长樊小平、信泰实业集团董事长张新，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郎立兴，维信羊绒集团董事长郝续宽，宇航人集团董事长邢国良，内蒙古田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爱峰,鄂尔多斯银行行长左中海，民丰种业集团董事长卢文兵，显鸿科技集团董事长吴葵生，汉森集团董事长撖建平，鸿茅国药董事长鲍洪升，蒙古王酒业集团董事长白国义，万胜国际集团董事长赵万胜，鄂尔多斯兴达阳光集团董事长杨喜林、呼和浩特女企业家商会会长武泽群、内蒙古东方甘迪尔蒙古风情园有限责任公司邸董事长兼总经理邸炎丽等。会上，左中海与与会嘉宾分享了改革开放40年来内蒙古经济发展进程及鄂尔多斯银行近年来发展历程。左中海说，鄂尔多斯银行前身是鄂尔多斯城市信用社，2007年9月3日挂牌成立了鄂尔多斯市商业银行;2010年1月27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鄂尔多斯银行。伴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鄂尔多斯银行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秉承“智圆行方、善商德广”的经营理念，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以“服务中小、服务城镇居民、服务社区、服务三农”为市场定位，锐意改革，稳健经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2018年10月末，全行資产总额达863.25亿元，稳居全市第一，各项存款635.60亿元，各项货款483.79亿元，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其中98%以上货款投向中小企业、涉农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为助推国民经济发展，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壮大，弱势群体富裕，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现有分支机构104家，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所辖7旗2区，在呼市、包头、锡盟、乌海四地设有分行，另外发起设立了8家村镇银行(共21个网点)，已形成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盟市的金融服务网络体系，基本满足了中小企业和“三农”对金融服务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全行从业人员1345人平均年龄31岁，本科以上员工占到81%以上，是一支年轻的、富有活力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团队。鄂尔多斯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了股东大会、重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三会一层”经营运行机制。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合规委员会;总行内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金融市场部等20个职能部门，初步形成前、中、后台独立运行，相互制衡，协调高效的流程银行模式。鄂尔多斯银行将不断加强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沟通合作，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力优化企业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创建诚信守法、和谐成长的先进企业文化，严防金融风险，以优质、高效、准确、快捷的服务竭诚为广大客户搭建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平台，努力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手段先进，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特色银行、精品银行。大会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理事长姚景源；中国商帮研究院创始院长、全国内蒙古商会联席会秘书长李岳清；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环渤海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瑞；包商银行董事长助理、战略管理专家郭凯军；燕谷资本联合创始人、燕谷坊集团董事长何均国；全国人大代表、维信羊绒集团董事长郝须宽；自治区人大代表、信泰实业集团董事长张新；鄂尔多斯银行行长左中海;自治区人大代表、内蒙古恒茂集团董事长樊小平;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金融网创始人、內蒙古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张学跚等专家学者与本土企业家代表，“致敬改革开放40年”就“新时代改革开放---内蒙古战略发展机遇”进行专题演讲，探讨如何在新时代寻找新经济动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激辩怎样实现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围之道。据记者了解，内蒙古金融家与企业家大会成功举办了10年，已成为自治区经济领域官员、经济学者及金融高管、企业领袖、社会新阶层人士等首选的高端交流沙龙。已成为探讨自治区战略发展，高端阶层及高净值人士的社交平台。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内容大类目之一“日本货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本文为“日本货币”系列 第 一 部分格物者说：日本的货币史历程受到古中国极其深远的影响。古中国铜钱不仅是日本的货币文化之源，更直接推动日本进入金属铸币时代，它对整个日本货币史起到了原始奠基作用。古中华文明早期输出在古代时期的东亚地区，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发源地的古中华文明，领东亚文明之先，并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影响。处于大洋之中的日本列岛，很早就开始受到来自东亚大陆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的移民影响。据史料记载，大约公元前5世纪时，为躲避战祸（当时正处于古中国东周时期的春秋诸侯争霸），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东渡移居，一部分到了朝鲜半岛南端，还有一部分进入了日本九州岛，并深入到日本本州。后来，向日本列岛移民现象一直持续，这些移民既有古代的中国人（黄河-长江流域），也有古代的朝鲜人（朝鲜半岛），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图：东亚大陆向日本列岛的移民。图片来源：blog.goo.ne.jp在移民迁入之前，日本列岛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部落的土著人以采集狩猎为生，只会制作陶器，不会金属冶铸。古中国的移民迁入后，带去了水稻和金属冶铸技术，帮助日本列岛（西部和中部）快速进入农耕社会和铁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出现、生产工具的变革，使得日本列岛的人口快速增长，社会文明进程加快，阶级开始分化，初步形成了有等级性的国家政权。公元前1世纪时，日本列岛上有一百多个小型分散的部落政权。到3世纪中期时，在本州中部兴起一个较大的联合部落政权——大和，随后经过长期的武力扩张，大和逐渐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在5世纪初时，大和成为日本列岛上首个统一的政权，标志着日本列岛最早国家的形成，国号称为“大和国”（或 “倭国”，古中国皇帝对其称谓），当时的大和政权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贵族为统治阶级，最高首领称为“大王”，不过“大王”权力并没高度集中，奴隶主贵族阶层享有很大权力。▼图：公元300-400年，倭国的控制版图变化。图片来源：blog.goo.ne.jp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期间，在东亚移民的影响下，日本列岛完成了从以狩猎采集为生、使用石器工具、分散的原始部落社会，向以农耕生产为生、使用铜器铁器工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社会转型。此外，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日本列岛上的部落政权，还和古中国封建王朝（秦汉魏晋）建立了断断续续的外交关系（名义上臣服于古中国封建王朝），并持续受到古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思想。▼图：秦汉魏晋朝时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图片来源：joumon.jp古中国铜钱传入在古中华文明对日本列岛早期的文明输出过程中，古中国的货币（铜钱）伴随着移民随迁或外交、经贸往来，流入到日本列岛上，其中包括：秦朝的“半两”，西汉和东汉的“五铢”，王莽新朝的“大泉五十”“货泉”“布泉”，以及魏晋南北朝、隋朝时期的各种铜钱，这些铜钱在日本都有实物出土。这些古中国铜钱不仅是古中华文明向日本列岛早期文明输出的象征，也是日本列岛上的货币文化之源。▼图：秦、汉、魏晋南北朝、隋朝时期流入到日本列岛的古中国铜钱，都被日本学者统称为“渡来钱”，即“非日本本土铸造的外来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不过，上述提到的古中国铜钱，流入到日本列岛的数量很少，而且，这些铜钱流入后，并没有被当作货币流通起来，而是被当作装饰品或奢侈品收藏、使用。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列岛上的商品经济十分落后（商品交换的规模很小，也不频繁），还没有发展到需要使用金属铸币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日本列岛使用的是实物商品货币，即以各种实物商品（如米、绢布、铁器、盐等）作为交换媒介，偶尔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些商品货币均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不具有普遍使用性，而且也不统一）。所以，虽然自古中国秦朝以来，就有铜钱流入日本列岛，但是日本列岛并没有很快进入金属铸币时代，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实物商品货币时代。直到7世纪中期“大化革新”开启，日本货币史才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大化革新-唐钱流通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后（除北海道外），进一步密切和古中国的交流，并开始学习汉字，且将汉字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随着汉字的引入和接受，大和国的统治阶层，对古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于是试图模仿学习。到6世纪末时，深受中国儒家和佛教思想影响的圣德太子，在其摄政期间（593-622年）进行了 “推古改革”，目的是为削弱奴隶主贵族势力，强化天皇专制权力。圣德太子去世后，改革一度中断。645年，孝德天皇即位后继续推进改革，以汲取古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为经验，进行了著名的 “大化革新”。大化革新使得日本从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型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律令制国家（依靠完备的法律条文进行统治，所以称作律令制）。也正是在大化革新期间（646-701年），倭国改名为“日本”，大王改名为“天皇”，日本国名和天皇制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大化革新对日本社会影响，远不止限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中，日本全面学习了古中国唐朝文化，涵盖思想宗教、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唐朝于618年建国，且很快就进入了“贞观之治”，兴盛强大，日本统治者很希望通过引入唐朝的先进制度和文化，让自己快速繁荣强大起来。在这场“移植式大改革”中，日唐的交流变得十分密切，两方政府相互多次派遣使者出访，并且双方的经贸活动变得空前频繁。▼图：7-9世纪东亚和日唐交通图。630-895年期间，日本共19次派出遣唐使，每次的遣唐使成员，大约由400至500人组成，唐朝也派遣使者回访了四次。图片来源：sekainorekisi.com由于日唐商贸变得频繁，唐朝的铜钱（开元通宝）大量流入日本，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向日本输入了货币（铜钱）文化，日本的一些大城市（京畿地区）民众开始尝试用“开元通宝”铜钱当作货币交易。这和以往历朝中国铜钱流入日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以往的铜钱流入数量少，且只是被当装饰品或奢侈品，并没有被当作货币流通（前文已提到）。另外，大化革新中对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的改革，也促进了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规模扩大且日益频繁，需要更适合的一般等价物来充当货币，而以往实物商品货币（如米、绢布、铁器、盐等）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需求，而来自繁荣唐朝的外来铜钱，自然很容易被日本民众接受。正是在大化革新的时代背景下，唐朝“开元通宝”铜钱才顺利进入日本社会，成为交易媒介，承担起货币职能，成为了日本社会最早使用的金属铸币。以此为界，日本商品货币时代结束、金属铸币时代开启。日本最早的本土金属铸币在唐朝“开元通宝”铜钱开始在日本流通不久后，日本出现了两种本土金属铸币——无文银钱和富本铜钱。这两种金属铸币均有考古实物出土，但是具体铸造年份不详，大致铸于7世纪下半叶，这是目前为止，日本已发掘出土的最早的本土金属铸币。无文银钱虽有实物出土，但历史考证并不详细。而富本铜钱出土的数量不仅较多，而且与其一起出土的，还有铸造它的模子和工具。▼图：无文银钱（左）和富本铜钱（右），主要出土于奈良地区，当时日本都城所在地。无文银钱，表面贴着银片，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圆形且中间有一小孔（方便串连起来）；富本铜钱，铜材质，圆形方孔，周边的轮廓，币面上刻有“富本”二字，还有七个凸起点。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图：富本铜钱（复制品）。在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的飞鸟池遗址（1998年发现）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许多富本铜钱，和铸造富本铜钱的模子和磨刀石、锉刀等。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另外，根据日本的正史著作《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12年（683年），“从今以后，必用铜钱，勿用银钱”。这里的铜钱，就是指的富本铜钱；而银钱，就是指无文银钱。这进一步佐证了这两种金属铸币在7世纪下半叶就已出现。▼图：《日本书纪》在天武12年的对无文银钱和富本铜钱的记载。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本铜钱是高度模仿唐初的“开元通宝”铜钱而铸，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富本铜钱形制上外圆内方、周边有轮廓，直径约24mm，而且币面上下的“富本”二字是欧阳询隶书汉字，币面左右的七个凸起小点，代表的是中国阴阳五行思想（日、月、金、木、水、火、土）。“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唐朝的第一种铸币，也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次使用欧阳询隶书字体作为币面铭文的铜钱，其直径也大约24mm，而且其流通时期贯穿整个唐朝（621—907年）。在日本大化革新开启之前，“开元通宝”就开始流入日本，自然也就成了日本铸造本土铜钱的参照模板。大化革新期间（646-701年），“开元通宝”也是日本社会上唯一流通的唐钱。▼图：流入日本的唐“开元通宝”铜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总结而言，可以确定的是：“富本”铜钱是目前已发现的日本最早的本土金属铸币，且是以唐“开元通宝”铜钱为模板而仿铸，这说明了日本的货币文化之源，正是来源于古中国唐朝铜钱。不过，富本铜钱铸造数量并不多（出土量并不多），出土地也不广，而且古籍文献中记载极少，这说明富本钱在当时流通非常有限。富本铜钱铸造后，唐朝“开元通宝”继续在日本社会上流通，而且由于“开元通宝”的工艺水平高、精整程度明显优于富本钱（由于日本铸造技术落后，富本钱铸造得比较粗糙），更受日本民众青睐。日本皇室朝廷首铸货币701年《大宝律令》制定，标志着大化革新基本完成，日本正式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律令制国家，在此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统一国家意识高涨，皇权专制大大强化。为了彰显国家独立主权和天皇至高权威，日本皇室朝廷希望向唐朝学习货币制度，从而建立日本自己独立的币制。707年8月，元明天皇（女）即位；708年1月，武藏国向日本皇室献贡自然铜，当时日本皇室掌握的铜原料很少，为了纪念此事，元明天皇将“庆云” 年号改为 “和铜”，并下令用这些铜铸造“和同開珎”铜钱。同时，日本皇室朝廷还设立了“铸钱司”和“催铸钱司”，前者是专门负责管理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机构，后者是负责监督各地铸钱司的官员。这标志着日本皇室政府正式掌控铸币权。朝廷还规定，只有铸钱司才能铸造货币，严禁私铸，以体现政府对铸币权的绝对垄断地位。708年5月和8月，铸钱司以唐朝“开元通宝”铜钱为模板，分别仿铸了 “和同開珎”银钱、“和同開珎”铜钱。这两种铸币是目前为止，有确切历史考证的、被学界公认的日本最早的政府官方货币。▼图：“和同開珎”银钱和铜钱，与唐“开元通宝”在形制、重量、直径、币面字体上都高度相似。“和同”二字表示万物和谐，直接来源于元明天皇将年号改为 “和铜”；“ 開”借鉴开元通宝的“ 開”，意为开创；“珎”为“珍”或“宝”的演化。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和同開珎”钱开铸后，日本社会仍流行实物商品货币（米、绢布等）交易。为了鼓励人们使用“和同開珎”钱，促进其广泛流通，日本皇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711年5月，日本朝廷规定，6升稻米=1文钱，1文钱即1枚“和同開珎”铜钱，由此确定了铜钱的法定价值（法定购买力）。这里的“文”就是日本所定的货币单位，也是效仿唐朝币制（“开元通宝”是中国货币史上首创以“文”作为货币单位的铜钱）。同年10月份，朝廷又颁布多项政令规定：一，贵族和官吏的俸禄，一部分用钱币支付；二，颁布“蓄钱叙位令”，根据人们手中钱币的多少授以相应位爵，以此鼓励人们用钱币（不过这一政令效果并不好，人们都倾向储藏钱币，而不投入交易使用，反而阻碍了钱币流通，该政令于800年废止）；三，严禁私铸或伪铸行为，违者处死。需注意：由于日本朝廷最初将“和同開珎”的价值定得过高，导致出现了私藏、私铸现象，私铸钱币都很劣质，损害了官铸币的信用，扰乱了货币流通秩序；为了维护官铸币的信用和权威，朝廷发布了私铸禁令，不过私铸行为屡禁不止。另外，由于银钱私铸现象较严重，且银钱的铸造成本较高，日本朝廷早在709年就废止了银钱流通，此后就变成了单一的铜钱流通。712年冬季时，日本朝廷给修建新都城平城京（710年元明天皇将都城迁至平城京，今为奈良市）的劳动工人发放“和同開珎”铜钱，以作为薪水支付，朝廷还用铜钱购买建筑材料和物资。同年12月，朝廷又规定，铜钱可与米、布一样，缴纳税赋，且规定铜钱和布的兑换比率（1常布=5文钱）。721-722年，朝廷下令，下调了“和同開珎”铜钱的法定面值，以符合其在流通时的实际价值，同时扩大了以铜钱纳税的地域范围。以上的诸多措施，对遏制私藏私铸行为，维护官铸币的信用，以及促进官铸币流通扩大，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后，官方“和同開珎”铜钱的铸造数量也不断增多，流通范围（以平城京为中心）也渐渐扩大，人们渐渐习惯了使用铜钱交易；而且，当时的唐“开元通宝”铜钱依然可流通，并未被禁止。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考证，大约8世纪上半叶，平城京出现了官办的集贸市场，人们在集贸市场上普遍使用铜钱购买商品（包括各种食物、生活器皿、工具、兵器等），且用铜钱支付工资、纳税等。这标志着日本的货币经济初步形成。▼图：8世纪上半叶，平城京集贸市场的商品单位和价格。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企画展-货币诞生，见参考文献。“和同開珎”铜钱的铸行，在日本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公认的日本最早的政府官方货币，开官铸币之先河；其次，其铸造发行权完全由皇室朝廷垄断，形成了“政府垄断铸币权”的思想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货币思想，适用于世界各国，至今也是如此）；其三，它直接促进了日本的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日本货币经济的初步形成。未完待续。。。参考资料《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周爱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对朝鲜、日本古代货币制度的影响，金荣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第33卷第2期中国钱币在日本货币史上的地位，戴中原，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略说日本钱币“和同开珎”， 周萍萍，天府新论，2003年第1期日本貨幣史，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官网， imes.boj.or.jp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企画展（2008年），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官网Money Through the Ages: A Walk Through Japan’s Currency Museum，Julian Ryall，nippon.com，2017-11-22History of Japanese Coins，mint.go.jp版权声明本百家号“格物资本”发布的所有原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片、漫画、音频、视频等，其版权均归属于本号及其运营者（运营者已实名制），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修改或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二十载栉风沐雨，二十载春华秋实。内蒙古银行已走过二十年的发展之路。二十年间，该行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手抓科学发展，一手抓风险防控，不断夯实党的建设和经营发展两个基础，努力推动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交出一份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答卷。内蒙古银行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2009年正式更名为内蒙古银行。二十年来，内蒙古银行历经了许多风雨坎坷，也取得了诸多喜人的业绩，资产负债规模、存贷款数量、净利润水平都实现了成倍增长，主要业务增速超过同期城商行平均增速，市场份额争先进位，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地方税收、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十年的精耕细作，内蒙古银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回归本源、突出主业、服务实体、做优做实、转型发展”的战略逐步落地。截至2019年10月末，全行机构总数147个，覆盖自治区10个盟市和区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资产总额1382亿元，是成立时的114倍；负债总额1268亿元，是成立时的116倍；存款余额872亿元，是成立时的84倍；贷款余额673亿元，是成立时的150倍；所有者权益113亿元，是成立时的98倍；净利润4.6亿元，是成立时的2555倍。特别是更名以来，累计提供表内外融资5000多亿元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营业收入362亿元，净利润55亿元，上交税费39亿元，服务了2万多公司小微客户和200多万个人客户。这些数字和指标，都是该行完成跨越发展的见证。“党建引领”确保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内蒙古银行作为自治区政府唯一一家战略性投资入股的银行，自觉对标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全行各项工作的“根”和“魂”，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推动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该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政策把握能力，积累了大量“党建引领方向，助推企业发展”的经验做法。内蒙古银行围绕防范化解风险、决胜脱贫攻坚、服务民营企业等领域重点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系列实施意见，确保国家和自治区决策部署在内蒙古银行落地落细落实。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内蒙古银行积极借鉴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规则，不断探索符合国情区情的公司治理模式，为经营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战略引领和坚强的治理保障。该行将党委职责定位、组织体系等内容明确写入《公司章程》，确立了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明确了党委和“三会一层”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职责边界，形成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优化股权结构，经过五次增资扩股后，股权基础对战略目标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今年，经自治区政府同意，内蒙古银行正在全力推进第六次增资扩股，拟吸纳自治区能源、绿色产业、现代农牧业等领域的重点国有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信贷投放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将为自治区绿色生态产业、科技创新产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等领域提供更加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内蒙古银行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经营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总分支行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真正做到思想上凝心聚力抓党建，目标上风清气正塑生态，行动上保驾护航促发展。深入开展内部巡察工作，作为区内较早开展内部巡察的金融企业，该行于2016年就成立了专门的巡察机构，并着力将巡察工作作为从严治党、依规治行的重要抓手，以推动经营、促进发展为目的，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环节，对盟市分支机构党组织开展全面巡察，充分发挥了巡察的震慑作用、遏制作用和治本作用。深入推进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印发《内蒙古银行党委关于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权限、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为内蒙古银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证。“精准聚焦”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内蒙古银行始终聚焦自治区发展战略，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授信额度，在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科学把握节奏，确保信贷增量与自治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多渠道支持自治区地方经济建设。近年来，该行先后支持了呼和浩特市供暖及排水系统、大青山前坡绿化改造、南二环快速路建设、兴安盟棚户区改造、锡林湖生态治理等重大民生项目建设，累计支持项目和企业近500个。始终坚持金融与经济共享繁荣、共克时艰的理念，2016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内蒙古银行主动让利企业，对出现困难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通过展期、转贷、重组等方法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充分体现了内蒙古银行作为地方金融企业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内蒙古银行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银政企合作，互相扶持、共同发展。该行先后与呼伦贝尔、兴安盟、锡林郭勒、通辽等盟市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项目做好金融服务，积极认购地方政府债和盟市城投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金融支持。不断扩大“朋友圈”，先后与矿业、能建、广电网络、环投、天骄航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民丰种业等行业龙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帮助企业融资融智，实现互利共赢。不断加强同业合作，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先后与兴业银行、平安银行、自治区农村信用社、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重庆银行、山东城商行联盟、俄罗斯亚太银行、俄罗斯通讯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银银平台、网络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不断提升发展支撑和创新引领能力。积极履行使命职责。近年来，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内蒙古银行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制定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实施意见，民营企业贷款占一般性贷款比例始终不低于70%。加快推进普惠金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制定内蒙古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及普惠金融工作实施意见，全面做好“两增两控”和普惠金融贷款，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深入推进金融扶贫，探索推出“银行+贫困户”“银行+合作社+贫困户”等九种扶贫模式，与蒙银村镇银行双线推进金融扶贫，累计发放扶贫贷款29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1.7万户。努力向全区农村牧区延伸机构和服务，设立33家县域支行，推动蒙银村镇银行在乡镇设立26个营业网点、29个助农金融服务点和102个自助银行，切实打通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创新驱动”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强化创新发展思维。内蒙古银行努力抢时间、补短板，全力争取、有效使用各类创新业务资格，打造了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系列金融品牌。在自治区法人金融机构中率先成为人民银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组织的基础成员，并发行同业存单和大额存单业务；在全区率先发行开放型理财和随时申购型理财产品；较早地成为地方政府债发行的一般承销商；较早地具备了债券借贷和利率互换业务交易品种资格；成为区内首家股权集中登记托管的城商行;积极打造科创金融特色银行……一批批创新业务的落地，成为该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利器。加强科技信息创新。内蒙古银行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有力地支撑了各项业务的发展。2018年“智慧银行”信息化项目上线以来，该行的业务流程、运营模式、IT系统架构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有效推动了自身各类业务产品“从少到多”“从有到精”的战略转变。智慧银行系统新增了智慧柜面、人脸识别、集中作业、移动展业、风险识别预警、资金头寸管理等9项功能，使该行在业务办理模式、会计核算方式、风险防控水平、产品支撑能力、业务管理水平、系统交互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大幅提升，客户获得感和体验性不断增强。今年，主发起的25家村镇银行科技系统加入山东城商行联盟项目也已正式启动，全行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加快产品服务创新。内蒙古银行深入开展产品创新和业务试点，探索推出动产质押、存货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订单融资等业务，不断丰富抵质押融资模式。积极探索发展供应链金融，围绕重点国企和优秀民企，获取供应链企业资金流和物流信息，为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综合化、特色化服务。深入推进零售业务转型，依托综合金融和科技创新优势，以客户为中心，拥抱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科技，不断优化业务流程与服务体验，全力打造融合化手机银行APP，形成零售业务综合化、智能化、个性化场景，着力构建以零售、小微、信用卡、理财和互联网金融业务为一体的大零售格局。“特色金融”构建差异化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立绿色金融部，制定《内蒙古银行打造绿色银行支持绿色发展实施意见》，聚焦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重点支持绿色农牧业、绿色制造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大数据产业等生态清洁产业，及时跟进绿色矿山治理、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等改造项目。认真贯彻国家及自治区方针政策，深化与中林、环投、蒙草、森工等集团的合作，逐步建立符合绿色企业和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信贷服务体系，积极参与绿色发展基金、以PPP模式规范操作的绿色产业项目。在全年新增授信额度中，匹配绿色信贷专项额度，支持区内绿色企业发展和绿色项目建设，绿色信贷业务增速连续3年保持在25%以上。积极拓展沿边金融。打造面向俄蒙的金融开放门户生力军和排头兵，是内蒙古银行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担当。该行以沿边金融、国际金融为主线，持续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自治区向北开放战略提供金融服务。近年来，先后与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166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成为全国首家挂牌蒙图现汇的城商行，首批6家蒙图区域交易报价行之一，累计服务进出口企业500余户，累计国际结算量17.29亿美元，连续4年被评为跨境人民币A类机构，区域货币市场影响力显著增强。深入推进对蒙业务，加快在蒙古国设立工作组，与俄罗斯储蓄银行和外贸银行建立账户行关系，全面提升内蒙古银行蒙俄金融业务在中蒙俄三方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打造自治区向北开放金融名片。深入推进消费金融。内蒙古银行大力推广“金伙伴”项下30余种特色金融服务产品，推出“蒙存宝”“薪金宝”“乐享存”“安心存”等符合百姓需求的新型存款产品，推出蒙商鸿雁卡，客户金融获得性明显提升。积极拓展个人消费信贷，围绕汽车消费、文旅消费、住房按揭以及社保、公积金、代发工资客群等，依托“借还随心”等优势产品，批量式开展信贷业务，有效满足全区百姓的个人金融需求。稳步推进线上联合贷款，累计发放金额3.4亿元，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迈出坚实步伐。细分服务对象，积极发展中高端个人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以及投资银行、金融市场等盈利空间较大的业务。探索创新理财产品服务，“蒙银”系列理财产品成为广大城乡居民信赖的理财品牌，今年正式发行财鑫系列净值型产品，有力促进了全行理财业务健康发展。“管理升级”夯实转型发展基础启动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为优化资产质量，防范化解风险，内蒙古银行确立了不良重点区域、逾期投行业务、全面风险管控等七大战役，逐级制定清收计划，逐笔拟定化解方案，逐户进行督导推动，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推动不良资产有效压降化解。围绕贷前、贷中、贷后三大环节关键风险节点，加大风险管控力度，通过强化各分行授信业务管理，严把信贷投放准入关，加强客户风险评估；强化统一授信管理和集中度管理，加强集团客户识别和关联关系审查；强化贷后检查和风险预警，加强各条线部门检查力度等举措，全面加强信贷全流程管理，严防不良贷款新增。全面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形成风险管理治理、识别计量控制、监控报告及评价与考核的全流程管理体系。以《内蒙古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基本制度》为基础，建立清晰的风险管理职责边界，实现对表内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和声誉风险的全方位管理。坚决整治市场乱象，深入推进各类风险专项治理。严格贷款用途管理，严防信贷资金“脱实向虚”。合理配置资产业务结构，不断提高负债管理、应急管理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强合规文化教育。内蒙古银行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对关键部门、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实行重点监控，形成监督问责长效机制，筑牢全员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的思想防线。加强全员合规经营培训教育，牢固树立合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理念，形成“指示服从制度、信任不忘制度、习惯让位制度”的工作思维，塑造良好合规文化氛围。严密防范网络借贷、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外部冲击，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稳妥处置各类问题，切实保证全行安全稳健运行。砥砺奋进二十年，内蒙古银行书写了“内蒙古人民自己的银行”的漂亮答卷，先后荣获自治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贡献奖”“支持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全区脱贫攻坚先进单位”等荣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内蒙古银行将秉承“融通北疆，普惠草原”的使命，坚守“客户信赖的精品银行、服务政府的贴心银行、助力小微的伙伴银行、普惠城乡的责任银行”的战略定位，深入推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与“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交响相和，努力为自治区走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贡献更大力量。（蒙银轩）（注：此文属于人民网登载的商业信息，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来源: 人民网

今日财富杂志社/编辑部简介《今日财富》FortuneToday（月刊）2001年创刊，是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主要介绍、探讨和研究财经管理、金融研究、教育科研等问题，推进经济、教育、科技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水平，加强经济教育科研管理，为我国的经济教育和科技事业服务。《今日财富》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今日财富》的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路华联名世园B座101室。今日财富杂志影响力/权威度/获得荣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维普期刊收录期刊收录中国知网收录期刊收录万方数据收录期刊收录龙源期刊收录期刊收录DC数据MARC数据国家图书馆馆藏上海图书馆馆藏今日财富杂志栏目设置/编辑部征稿类别财经视点、建筑技术、金融证券、财会园地、财富实务、法学之窗、科技教育、资讯观察、区域经济、企业方略、管理经纬、改革论坛、创新研究、国际经贸、理论探讨期刊杂志在线征稿要求来稿要求：论点新颖、论证严密、论据充足、文字精练。论文字数：最佳文章字数需要咨询客服人员，最好是刚好一个或二个版面，图表也要计算在内，不包括英文摘要关键词。标　　题：文章标题要言简意赅，30字以内。作者署名：署真实姓名，注明作者单位、单位所在省市和邮政编码。摘　　要：要用第三人称概括全文，100字左右。关 键 词：用3～8个关键词术语反映论文主题。专用符号：名词、术语、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和数学符号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外文人名、地名和术语需译成中文。图表格式：文中插图与表格放在相应正文之后，分别按出现顺序用图1、图2或表1、表2统一编号。插图应为黑白色，其序号、标题及注释居中放在图的下方，表格的序号及标题置于表格上方，表注放在表格的下方（建议：由于篇幅限制，除核心期刊外尽量不用或少用图表）。正文注释：采用尾注形式，注释号①，②，③等标在相应正文右上角。章节体例：章节标题为：一级标题不编号，用黑体居中排，二级标题不编号，用楷体放在相应的文字段首与正文空一字格接排正文。三级标题分别用1.2.3.顺序编号。文中接排标题用(1)，(2)编号。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置于正文之后，近5年的不少于3条，用[1],[2]……顺序编号,如文章中有内容需要解释请用尾注形式。参考文献不全者不能进入审稿阶段。｛参考文献格式如下：（1）图书：作者.书名(版本)[M].出版所在地: 出版社，出版年：（1）页码.（2）期刊：作者.题目[J].期刊名，年，卷（期）：页码.（3）电子参考文献：作者.题目[OL].（文章的发表日期）.[本文引用日期].作者简介：来稿者请附个人简介，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民族，学历，工作单位，职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说明：学历须在以下格式中选一种：1.学士不标注；2.×校×级×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3.×专业硕士；4.×专业博士；5.硕士研究生学历；6.博士研究生学历；7.在职硕士研究生；8.在职博士研究生)审稿时间：一般情况下，您将在20个工作日内收到审稿结果。如文章有很强的时效性，请说明需要最晚刊发时间。特别声明：1.本站所推荐期刊，均为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2.中国期刊网可查询，并全文收录;3.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可查询，收录期刊。主管单位：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主办单位：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国际ISSN：1009-8585国内刊号：15-1211/F创刊时间：2001年出刊周期：月刊期刊开本：大16开出版地：北京市期刊语种：中文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

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作者：张明 注：本文发表于《上海金融》2020年第4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摘要：防范化解以高宏观杠杆率为特点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演进具有近10年来快速攀升、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广义银行信贷增速过快等特点。未来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逻辑可能呈现出杠杆率在部门之间的轮动：在扳机性因素驱动下，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被动去杠杆引爆银行业危机，最终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显著加杠杆；加税与通胀预期导致大规模资本外流、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引发新一轮被动去杠杆行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为避免杠杆率轮动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我们提出了弱化扳机性因素、限制居民杠杆率上升、三管齐下应对银行不良资产浪潮、中央政府提前主动买单、避免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等针对性政策建议。关键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杠杆率；部门轮动；政策建议。一、引言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从中不难看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格外关注的政策重点之一。根据欧洲中央银行的定义，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可能会对一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系统性事件爆发的风险，而导致风险爆发的扳机性因素既可能是外生性冲击、也可能来自内部（European Central Bank，2009）。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的定义，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崩溃的风险，这是由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连接所传递与放大的一连串危机，并且通常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1]而自2016年年底以来至今，去杠杆与严监管一直是中国政府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基调，这说明杠杆率居高不下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杠杆率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微观杠杆率一般是指某个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这衡量了一个企业的举债程度。宏观杠杆率则是指一个经济体（或经济部门）的总负债与该经济体GDP的比率，这衡量了一个经济体的举债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关注的杠杆率无疑是指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如图1所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由1995年的100％左右上升至2018年的250％上下。其中，宏观杠杆率在2009年以及2012至2016年期间上涨得尤其迅速：200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36.8个百分点，而在2012年至2016年这五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3.5个百分点（根据BIS口径结算的结果）。杠杆率上升本身并不可怕，人们担心的是与杠杆率上升通常所伴随的一系列风险：一是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借债主体还本付息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强，从而最终导致债务违约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市场利率显著升高的环境下将变得尤为突出；二是如果若干高负债主体同时发生债务违约，这一方面将给债权人造成重大资产损失（如果商业银行是主要债权人的话，这可能造成银行业危机），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信贷市场停止运转（债务人举借新的债务遭遇困难）甚至逆向运动（例如债权人竞相提前抽回贷款），从而造成危机的传递与放大，甚至酿成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三是即使高杠杆率并未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其自身也可能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速的下滑。例如，Reinhart与Rogoff（2010）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上升至90％的阈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中位数将下降1个百分点，而平均增长率将会下降得更多。目前研究中国高杠杆率的文献已经很多，但大多数文献是从企业高杠杆角度展开研究（钟宁桦等，2016；马建堂等，2016；纪敏等，2017）。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沿着张明（2014）的逻辑进行拓展，试图从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杠杆率轮动的角度出发，对未来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演变及其后果进行情景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应对策略。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部门杠杆率演变角度梳理中国宏观杠杆率变化的若干特征事实；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部门轮动及其后果；第四部分给出政策建议；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二、中国宏观杠杆率演变的特征事实通过比较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的宏观杠杆率（图2），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事实：第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均出现了快速上升，但中国杠杆率的上升幅度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2008年底至2018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累计上升了112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国家宏观杠杆率累计上升了76个百分点；第二，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要比新兴市场国家高出72个百分点，其中主要贡献来自企业部门杠杆率（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比新兴市场国家高出57个百分点）。[2]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整体的宏观杠杆率（图3），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事实：第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而发达国家宏观杠杆率大致不变，以至于截至2018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第二，虽然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宏观杠杆率总体水平相当接近，但两者的部门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远高于家庭部门与政府部门杠杆率，而发达国家三个部门的杠杆率更加接近，且政府部门杠杆率相对最高。与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相伴随的另一个特征事实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融资主体，因此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必然伴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上升。如图4所示，中国商业银行信贷余额与GDP的比率由2008年底的95％快速攀升至2018年底的148％。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银行信贷年均增速（15.3％）显著低于名义GDP增速（16.4％）；而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银行信贷年均增速（16.3％）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11.2％）。[3]更重要的是，自2010年至今，银行表内信贷的增长还不能充分刻画真实银行信贷的增长状况，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提供的融资。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从2010年起开始发端，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中国政府对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放商提供融资的种种限制。迄今为止，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可以分为“通道融资”与“同业融资”两个阶段（王喆等，2017）。2010年至2016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到2016年年底上升至30万亿人民币，大致占到同期银行贷款余额的30％左右，其中同业理财产品余额占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的五分之一强。换言之，如果考虑到2010年至2016年期间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则同期内银行广义信贷占GDP比率增长得更为迅猛：2016年年底银行广义信贷余额占GDP比率高达185％，要比银行表内信贷余额占GDP比率高出40个百分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的三大特征事实：第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其上升速度显著高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各自的平均水平；第二，从分部门结构来看，中国企业杠杆率之高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突出，而政府与居民杠杆率似乎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略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但略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第三，作为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银行信贷余额的飙升与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三、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部门轮动及其后果在本节，笔者将通过四个环节来分析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部门轮动。首先，笔者将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全口径真实政府杠杆率；其次，笔者将分析从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到居民杠杆率的轮动；再次，笔者将分析从企业、地方政府、居民杠杆率到银行不良资产、最终再到中央政府杠杆率的轮动；最后，笔者将进行部门杠杆率轮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景分析。1、真实的地方政府杠杆率笔者认为，要更加准确地分析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部门轮动，首先必须把政府部门杠杆率拆解为中央政府杠杆率与地方政府杠杆率。这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存在很大的区别。在经济发展领域，受中央指挥棒的影响，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参加所谓的“GDP锦标赛”（周黎安，2007）。由于自身财政资金有限，因此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冲动去通过举债来促进地方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根据Wind的数据，2017年年底，中央财政债务余额为13.48万亿元，占到当年GDP（82.08万亿元）的16％；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47万亿元，占到当年GDP的20％。加总起来，2017年年底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率为36％。然而，官方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可能存在明显低估：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很大一部分债务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借的（地方政府对此给与了显性或隐性的担保），这在统计中被计入了企业部门债务、而非地方政府债务；另一方面，近年来地方政府参与了大量的PPP项目，其中大部分向银行举借的债务也含有政府担保，从而事实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里我们引用两种估算结果。第一，根据平安证券的估算，截至2017年年底，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使得大约占GDP30％左右的债务应该从企业部门债务划归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通过PPP新增隐性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5％。这就意味着，真实的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将会达到65％，而真实的全口径政府债务杠杆率将由36％上升至81％（张明等，2018）；第二，根据太平洋证券的估算，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约在38万亿元左右，占到当年GDP的46％。这意味着，2017年年底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约为82％，其中地方政府杠杆率约为66％（魏涛等，2018）。不难看出，尽管以上两种估算的方法迥异，但最终结果是相当接近的。如果用上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估算来修正中国的宏观杠杆率，那么，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高达290％，其中企业、政府与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为128％、82％与49％。换言之，真实的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危险，而真实的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安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政府债务压力较低，而西部地区政府债务压力较高。例如，根据太平洋证券的估算，从包含了隐性债务的负债率（债务/各地GDP）来看，截至2017年年底，东部地方政府债务率平均为45.9％，风险整体可控；中部地方政府债务率平均为68.2％，略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地方政府债务率高达110.4％，需要重点关注。其中西藏债务率高达218.3％，位居全国之首，而青海、内蒙古、甘肃、贵州与宁夏的债务率也超过了120％（魏涛等，2018）。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除非地方政府违约或者中央政府提供救助，否则仅靠西部地区自身是很难足额偿还如此之高的债务的。2、从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到居民杠杆率的轮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如前所述，从分部门杠杆率来看，中国目前值得担心的是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然而过去10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也不容忽视。例如，2008年底至2018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18％上升至53％，上升了35个百分点。此外，在2017年与2018年，随着金融去杠杆、严监管的进行，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稳中略降（由2016年的158％降至2018年的154％），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官方数据也稳定在36-37％左右，但居民部门杠杆率却由2016年底的45％上升至2018年底的53％。过去10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通过贷款购买房地产。而居民购买房地产的过程，从杠杆率部门轮动的视角出发，其实也是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去杠杆（前者通过售房回笼资金、后者通过卖地获得资金）、而居民部门相应加杠杆（居民通过借入住房抵押贷款以及与房产相关的消费贷）的过程。换言之，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交易持续火爆，造成了宏观杠杆率从企业部门与地方政府向居民部门的轮动。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负债/GDP）仅是衡量居民部门负债状况的一种指标，我们还可以用居民部门负债/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来衡量居民部门负债状况（张明，201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小组，2019）。如图5所示，中国居民部门负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由2008年底的31％快速上升至2018年底的100％，这一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居民部门债务高企至少有两个不利后果。其一，由于居民举债形成的资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如果未来房价显著下行，那么举债购房的居民可能会面临资不抵债的格局，从而导致违约加剧，这既会给居民造成财富损失，也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坏账压力；其二，如果居民大量举债的结果造成当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还本付息，那么这就会导致居民还本付息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最终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如图5所示，从2009年至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已经由17％左右持续下降至7％上下，这与居民部门债务水平的持续上升形成了鲜明的负相关。一个相关例证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9）发现，在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会下降大概0.3个百分点。3、从企业、地方政府、居民杠杆率到中央政府杠杆率的轮动——通过银行危机的渠道中国金融市场迄今为止依然是一个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主导的市场。证据之一，是虽然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显著下降，但迄今为止依然占到大半壁江山，且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有重新上升之势。例如，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一度由2002年的92％下降至2013年的51％，但到2018年重新上升至81％。证据之二，是银行资金依然是各种影子银行融资（例如银信合作、银行同业拆借等）的最重要的最终资金来源。如前所述，硬币的一面，是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杠杆率的持续上升，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银行信贷余额的快速攀升。如果未来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发生普遍违约现象，这必然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率显著增加、资本充足率显著下行与资产利润率显著下降。在严重的情形下，实体经济的大面积违约可能会引爆系统性银行危机。如图6所示，尽管从2013年起至今，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行、资产利润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处于可控范围。此外，反映商业银行杠杆率的若干指标（例如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权益资本比重等）还有所上升。换言之，银行部门杠杆率的“向好”与宏观杠杆率的堪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正如刘瑶等（2019）所指出的，考虑到影子银行体系的广泛存在，中国银行部门的真实杠杆率可能被严重低估。此外，银行信贷质量的普遍下降、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因素，可能成为未来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风险点。如果特定冲击导致中国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违约率显著上升，那么中国商业银行将会面临集中负面冲击，部分规模较小、融资渠道单一、抵御危机风险较弱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与农商行）可能会爆发严重危机。考虑到银行体系整体健康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顺畅运转的重要性，一旦商业银行爆发危机，中国政府势必要介入进行救援。而不论中国政府采用何种救援方法（例如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为银行提供显性或隐性偿债担保、注入新的资本金等），中国政府都必须注入财政资金帮助银行纾困，而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杠杆率的上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本就捉襟见肘，基本上没有资金实力来帮助大中型商业银行纾困）。换言之，通过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危机救援的方式，最终实现了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杠杆率向中央政府杠杆率的轮动。为了抵御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被动去杠杆行为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自身加杠杆的方式进行对冲。4、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情景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景分析。引爆危机的扳机性因素可能是外生的，也可能是内生的。外生冲击可能源自国际利率（特别是美国利率）的上升，由于中国资本账户已经日益开放，如果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国内利率也需要与国际利率同步上升。因此，国际利率上升导致国内利率被动上升，从而成为引爆系统性风险的扳机性因素。内生冲击则可能来自经济增速与工业品价格（PPI）的过快下降，这会导致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还本付息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违约率上升，也即所谓“债务—通缩”螺旋（陆婷等，2015）。危机的传导步骤之一，是随着国内利率显著上升（外生冲击）或者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下降（内生冲击），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还本付息能力下降，出现大规模违约情形（被动去杠杆），且违约在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交织传递，导致违约案例不断增加。危机的传导步骤之二，是随着借款主体违约加剧，无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是债券市场，都拒绝为借款者提供新的融资，或者为融资要求太高的价格，导致借款者不能大规模借新还旧，从而导致更大面积的债务违约出现。危机的传导步骤之三，是随着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违约加剧，中国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导致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资产收益率不断降低，首先是规模较小、脆弱性较强的中小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开始出现挤兑与危机，随后挤兑扩展至部分股份制银行。较大规模的银行业危机形成并爆发。危机的传导步骤之四，是为了避免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进行救援。首先是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撑。其次是财政介入，或者帮助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或者对商业银行部分债务实现政府担保、或者对商业银行提供新的资本金支持。而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何种救援措施，最终均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与政府债务的上升。换言之，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的被动去杠杆行为，最终通过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与救援，引发了中央政府的被动加杠杆行为。危机的传导步骤之五，是随着中央政府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市场主体将会产生未来中央政府可能通过加税或者制造通胀来实施去杠杆的预期。而在加税与通胀预期驱使下，私人主体选择将自己的资本转移至境外，从而产生大规模资本外流。持续的资本外流将会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而人民币贬值压力反过来又会加剧持续的资本外流。危机的传导步骤之六，是为了避免持续的资本外流，中央银行被迫提高国内利率。而国内利率的提高将会进一步加大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的还本付息压力，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违约行为。这就重新回到了危机的传导步骤之一，也即形成了一个可能不断往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爆发沿着上述情景演进的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仍然较低。不过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我们仍应高度重视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情景的预判、诊断与防范。四、如何从杠杆率部门轮动的角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在上述针对特定部门无序去杠杆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情景分析中，放大危机的关键因素在于杠杆率的部门轮动，因此应对策略的关键也在于削弱甚至切断杠杆率的部门轮动。沿着这一思路，笔者在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尽量避免发生引爆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扳机性因素。一方面，为了避免国外利率上升导致国内利率被动上升，中国央行应该加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这一做法有助于增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避免国内利率跟随国外利率被动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尽可能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速的平稳增长。即使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长期不利因素将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中国政府也应该努力使经济增速的下滑变得更加平稳，以避免形成“债务—通缩”螺旋。第二，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既避免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也要防止房价过快下跌。坚持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避免居民部门杠杆率进一步快速上升。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分化格局，也即一二线城市房价依然面临上涨压力，而三四线城市房价已经开始面临下跌压力。这就需要中国政府坚持“因城施策”的调控思路，在一二线城市通过增加多样化房产供给来降低上涨压力，而三四线要通过限制无序开发来避免过度供给。第三，中国商业银行要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债务违约潮做好准备，未来应该采取“三管齐下”的方式来处置不良资产，以避免中央政府以全额买单的方式过快地加杠杆。一方面，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利用目前利润率依然较高的优势，尽可能多计提拨备与坏账准备金。此外，商业银行业应该抓住当前的时间窗口（在系统性违约爆发之前），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上市、增发股票、发行长期债券与夹层债券等）去补充资本金。另一方面，在不良资产显著增长后，商业银行应该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来进行应对：首先，商业银行应该动用自身拨备、坏账准备金与自有资本来冲销不良资产；其次，商业银行应该通过市场价格将部分不良资产转移给具有专业经验的第三方不良资产处理机构进行处置；再次，等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变得较为干净，同时资本金严重匮乏的时候，中央政府再动用财政资金进行注资。第四，针对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实在太高、自身不可能足额偿还的情况，中央政府可以采取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对部分具有纯粹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债务代为偿还，但这一过程应该采用透明化与新老划断的方式。中国地方政府高债务的原因之一，是用非常高的市场化利率去为长周期低收益的公益项目融资。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违约导致银行危机、从而最终不得不加杠杆，中央政府提前介入、积极处置地方政府债务，实施公开、透明、新老划断地帮助地方政府偿还部分债务的方式，是以时间换空间，最终降低自身加杠杆幅度的明智选择。换言之，在早期积极介入、部分买单，可以避免最终被动入场、全额买单的局面。第五，为了避免加税与通胀预期引发私人部门大规模资本外流，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承诺维持企业与居民所面临各项税收的税率稳定、以及维持通货膨胀率稳定，以此来稳定企业与居民的相关预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保持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合理管制，避免未来形成短期资本持续流出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之间的相互强化机制。五、结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防范化解以高杠杆为特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是中国政府在当前面临的最关键任务之一。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其上升速度显著高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分部门来看，中国企业杠杆率之高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突出，而政府与居民杠杆率似乎均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第三，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伴随着银行信贷余额的飙升与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要系统深入分析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部门轮动，必须单独分析地方政府杠杆率。截至2017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真实杠杆率高达65-66％。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事实上是居民部门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帮助企业与地方政府实现了去杠杆或者稳杠杆，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已经造成消费增速的显著下降。考虑到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未来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大规模被动去杠杆必然会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显著恶化、甚至引爆银行危机。从杠杆率部门轮动的视角出发，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情景是：第一，国外利率上升或者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下降，导致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还本付息压力上升、违约率增加，开始被动去杠杆；第二，违约率上升导致金融市场过度反应，新的融资来源收缩或者被切断，造成违约率进一步加剧并蔓延开来；第三，企业、地方政府与居民集体去杠杆引爆银行危机；第四，为避免银行系统性危机，中央政府被迫介入，通过自身加杠杆的方式来缓解其他部门被动去杠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五，中央政府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加剧私人部门关于加税与通胀的预期，进而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第六，为了避免大规模资本外流，中国央行被迫提高国内利率，从而导致债务违约进一步加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为避免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沿着上述逻辑链条爆发，关键在于切断杠杆率在部门之间的轮动。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通过加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以及保持经济增速平稳增长，来消除引爆危机的扳机性因素；第二，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原则，完善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以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第三，商业银行应增强自身财务实力，并采取自身消化、市场化处置与政府注资相结合的三管齐下方式来应对未来的不良贷款浪潮；第四，中央政府应该采取透明化与新老划断的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及时处置一部分债务，通过主动提前买单的方式来避免未来被动全额买单的局面；第五，中央政府应稳定私人部门的税收与通胀预期，并保持合理的资本账户管制。参考文献：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9）. "The Concept of Systemic Risk"，ECB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December.Reinhart， Carmen M. and Rogoff， Kenneth S. （2010）. "Growth in aTime of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639, January.纪敏等（2017）：“杠杆率结构、水平和金融稳定”，《金融研究》，第2期，第11-25页。刘瑶等（2019）：“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现状与隐忧”，《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第133-150页。陆婷、余永定（2015）：“中国企业债对GDP比的动态路径”，《世界经济》，第5期，第3-16页。马建堂等（2016）：“中国的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财贸经济》，第1期，第5-21页。王喆等（2017）：“从通道到同业——中国影子银行的演进历程、潜在风险与发展方向”，《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第128-148页。魏涛等（2018）：“从省级到市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测算”，太平洋证券宏观研究报告，8月29日。张明（2014）：“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季刊》（日文期刊），第8卷，第3期，第27-45页。张明等（2017）：“警惕居民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平安证券首席宏评系列第20期，10月9日。张明等（2018）：“财政发力稳增长，改革提速强信心”，平安证券2019年宏观年度报告，12月10日。钟宁桦等（2016）：“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研究》，第7期，第102-117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9）：“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19）：“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国金融出版社。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1]http://www.systemicrisk.ac.uk/systemic-risk.[2]本文中的企业部门杠杆率均指非金融企业，不包含金融机构在内。[3]以上数据为笔者根据Wind数据计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