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研究

7月19日，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在贵州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提升贵州民族教育工作能力，推进特色教育强省建立了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平台。　　贵州省民宗委副主任徐佑刚介绍，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年12月我省印发《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实施方案》，我省民族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贵州师范学院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省民宗委与省直高校共建民族教育研究院，对总结贵州民族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提炼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探究民族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贵州故事”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弥补了省内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机构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石培新表示，学校将整合和充分发挥贵州师范学院的师范传统优势，开展民族教育研究。“首先做好顶层设计。做好五年发展规划，为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平台机遇和发展空间；其次，要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产出高质量的接地气的论文、研究报告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学科特色的良好发展态势，为促进贵州民族教育进步、教育扶贫、教育服务农村产业革命等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发出贵州声音，把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建设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重要平台，提出贵州的方案和范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王雨编辑 胡锐编审 晏海艳

一个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志之一便是研究方法的进步，民族教育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采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当前，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适用性，并不断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上世纪，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就提出人类学在今日影响日甚，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不仅是人类学的方法，民族教育学研究还可以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避免囿于定性研究的经验描述和思辨分析，可将实验法、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甚至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提高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同样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民族教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显示，民族教育研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主要是中等教育、成人与特殊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而民族学前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民族音乐舞蹈教育等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研究成果总量相当于民族中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四分之一。从横向领域看，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集中在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教学与课程、民族教育史等方面，但在民族教育创新、民族教育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此外，民族教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问题，关于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宁夏回族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多，而中东部、东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的民族教育学应意识到民族教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与特征，平衡民族教育研究的不同领域和方向，促进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实现我国民族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2020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举办了以“教育现代化2035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专题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陈·巴特尔教授主持。陈·巴特尔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正在发生转换，新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二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三是民族教育现代化；四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五是重大历史节点民族教育回顾研究；六是教育扶贫及“后扶贫”时代民族教育研究。总体而言，本次专题会议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广泛。既包括基础教育，又包括高等教育；既包括民族地区教育，也包括独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既包括普通文化教育，也包括艺术教育等。二是研究主题丰富。既包括教育公平，也包括教育质量；既包括宏观的教育体制机制等，也包括中观和微观的人才培养、语言教育、教材发展等；既包括教师发展，也包括学生学习；既包括学科建设等教育内部规律研究，也包括智库建设、教育扶贫等社会服务研究。三是研究方法多样。既包括思辨法，也包括实证法；既包括定性调查法，也包括定量调查法；既包括大数据分析法，也包括个案调查法等。18位学者在本次专题会议上围绕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等三大类主题作了精彩报告。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分论坛就我国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教育事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民族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吴明海从理论层面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抽象与提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不断深化民族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三维互动体系，并指出该体系由基本理论建设、兴学、教育扶持、课程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五大有机统一的子系统构成。接着，进一步从辩证唯物主义和价值意义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该体系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等六大关系的辩证统一；从价值与意义视角看，该体系在促进民族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双向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对于促进民族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常永才从服务边疆民族教育发展的视角对我国教育人类学“现代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我国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现代化历程因特定条件的制约日益暴露出七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混淆教育人类学和民族教育两者的概念意涵，导致难以更好地服务民族教育发展；二是基础知识的“粗糙化”导致难以揭示民族教育的特殊本质；三是机械树立教育学与人类学的“门派”，忽视心理人类学，导致教育人类学不见“人”，尤其是忽视边疆人民发展教育的能动性；四是忽视揭示人类心智的统一性，不利于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需要；五是忽视学术理论的研习与运用，导致难以与时俱进地筑牢民族教育的学术基础；六是对待实证范式和量化技术本有价值的方式有待调整，还难以适应民族教育现代化治理的需要；七是轻视传统学术规范和调研伦理的陶冶。第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娜日苏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路径。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存在认识不足、合作不足、专业人才不足、成果共享不足和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她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通过民族教育智库合作带动中蒙俄三方教育合作，并促进三方人文交流和民心互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学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学者们从国家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推广及教材发展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晓华和陆思羽对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及其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校作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阵地，在国家认同教育方面目前存在教育活动主体功能弱化、教育目标偏重知识积累、课程体系脱离现实生活、教育评价忽视价值理性等问题，据此从教育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方式和教师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第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塔娜研究了语用学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启示。她指出，语用学主要研究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主要包括对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方面的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语用学理论以及言语行为理论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要启示。第三，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素梅对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乡土教材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随着历史演变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梳理了从清末至今百余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发展历程，并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文化功能进行了探析。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高等教育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高等教育问题主要包括民族院校发展、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方面。该分论坛就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民族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梳理学科知识生产史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黄俊霖以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切入点对近20年的民族高等教育研究史进行了梳理与挖掘。分析发现，研究主题紧跟时代不断拓展，学科视野逐步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向综合化转变。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对象层面偏重民族院校大学生，研究主题层面对民族院校转型发展与学科建设关注不够，研究视角层面偏重时政热点而缺乏文化视角的研究，研究方法层面仍然以思辨研究为主而缺乏实证研究等。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纵向历史维度的研究是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大学杨英从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的视角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是“延安模式”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承与创新，伴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体发展，兵团高等教育经历了创建与奠基（1949-1965）、衰退与复苏（1966-1981）、调整与快速发展（1982-2009）、均衡与内涵建设（2010年至今）等4个发展阶段。研究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70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办民族高等教育的智慧。民族院校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民族院校人才培养事关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发展，学者们从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韩爽和张利桃对民族院校公共课混合学习设计与实施的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与在线教学和线下教学相比，混合教学模式更具优势。研究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案例，从学习平台与资源提供模式、教学运行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作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实行蒙古语与汉语并行的教学模式，其混合式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满足蒙古语授课学生的需求。基于此，提出了提升民族院校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对策建议。第二，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韩小凡从知识社会视角出发对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知识社会主要有社会发展以知识为核心、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鼓励知识创新、尊重人的个性化发展等四大特征。进而，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族院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最后，从优化办学路径、拓展人才培养渠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问题主要包括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展以及教育扶贫成效与困境等方面。该分论坛就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教育理念与模式现代化、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均衡发展与优质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学者们从边境地区义务教育质量、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罗利群和黄敏从教育公平视角对边境国门学校义务教育质量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质量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实质体现，提高边境国门学校教育质量、不断缩小地区差距是促进边境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力措施。研究发现，“供给侧”与民众“需求侧”的矛盾、倾斜政策与群众需要的矛盾、课程设置与地区实际的矛盾、文化冲突的挑战以及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制约着边境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路径。第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陈·巴特尔和赵志军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首先，与地区间差异相比，民族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更大。其次，区域内不同省区之间、中小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再其次，分析原因，发现区域教育资源分布差异与地理、社会结构、经济、人口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现代化。教育理念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点环节，也是教育模式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学者们基于核心素养、教育信息化等理念，从教师发展、学生学习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李立从核心素养视角研究了边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的发展问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师德为先、幼儿为本等理念，初步构建了由通识性知识素养、创新能力素养等四大素养构成的幼儿教师核心素养体系。第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贾岩基于教育信息化视角，以古筝教学为例研究了民族传统艺术教育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认为，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研究分析了传统古筝教育中师资发展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信息技术应用于古筝教育的作用，从观念转变、课程开发、多媒体运用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古筝教育现代化的策略。第三，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武倩对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学生学习空间场所转变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传统课堂教学环境与培养具备现代核心素养学生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并提出走出教室的室外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学科之间的联系，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室外的体验式、情境化学习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有助于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和“后扶贫”时代的教育发展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从教育扶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困境与突破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喀什大学李双龙等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建构。研究认为，目前脱贫评估中往往将入学率或受教育程度作为评估指标，而忽视了可能导致扶贫对象返贫的代际教育能力、教育投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等背景。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由教育意识、教育投入、教育能力和社会文化等要素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第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慧卿采用个案研究法对西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政策效果，样本县的义务教育巩固率、办学条件和学校布局等都有显著提升。同时，调查发现，仍然存在控辍保学成果巩固难、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执行力、绩效考核机制、教师选聘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总之，本次专题研讨会围绕民族教育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相信会议的成功举办能够进一步推动民族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进一步促进民族教育质量提升和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从而为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陈·巴特尔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志军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0GMB034）与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项目“金砖国家少数民族人权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期）作者：陈·巴特尔 赵志军

2019年11月14日，在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乔金霞博士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与实践研究”（编号：BMA190035）的开题会。与会的评议专家有：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万力维教授、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宜钊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陈文心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任仕君教授、琼台师范学院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庄小满教授。课题组成员及部分教师等20余人参加开题报告会。专家组认真听取了课题负责人乔金霞所做的开题报告，并围绕该课题的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课题研究的进度分工、预期成果等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形成如下评议意见：1.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开展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研究符合现时需要，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关切问题，对其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深化民族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思路清晰、方法可行。本课题紧密联系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的政策文本分析与历史谱系梳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进行研究，研究思路清晰，可行性高。课题研究方法多样科学。3.研究内容的设计较为合理科学。本课题搭建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从政策文本、实践历程谱系、政策执行、政策效果等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在讨论中，专家组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1.聚焦研究内容，细化研究重点。建议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的政策文本分析，对国家到省级层面的政策文本进行详细的解释性政策研究。2.进一步明晰概念，明晰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的特点。做好对教育扶贫、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等关键性概念的梳理，明晰少数民族教育扶贫与汉族（或者一般地区）教育扶贫的区别与联系，突出少数民族教育扶贫的特点。3.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献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的综合运用，针对语言沟通问题，在进行调研培训的基础上，发动师友与学生；在样本选择上，加大样本选择的省份与区域，确保样本选择的精准性。via：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多年来，曲靖市民族中学强化民族教育，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为培养曲靖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文化前进步伐作出了贡献，探索出了一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新路子，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从源头抓起 开设民族班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曲靖市各少数民族存在发展不平衡、教育不均衡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加快曲靖市民族教育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步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曲靖市教育、民宗等部门研究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开始，每年在曲靖市民族中学面向全市招收2个少数民族初中班，每届100名学生。2019年，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学校开设了高中民族特色班，当年招生51人，2020年招生100人。入学采取县（市、区）推荐和学生自主向学校自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报名，重点向农村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学生倾斜，并对苗族、水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适当增加录取名额。截至2020年12月，曲靖民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覆盖了全市各县（市、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和38个其他少数民族，全校少数民族学生共计937人，占比24.12%，其中高中部少数民族学生占比16.48%，初中部少数民族学生占比33.33%。学校充分利用民族教育特点，挖掘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把少数民族文化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国家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5年，该校被评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18年该校被评为首批“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用爱育人 质量一流曲靖市民族中学举全校之力支持民族班的发展，配备最优的师资，单独制定教学计划和相关的评价方案。民族班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为确保学生安心就读，学校每月给予学生一定的生活补助。任课教师贯彻落实学校“彰显学生个性、培育多元人才”的办学理念，充分尊重民族学生的风俗、行为习惯等，以尊重、理解、鼓励为出发点，科学管理民族班，以多种方式让各民族学生心理融合、思想融合。徐春琳老师自2014年起一直担任初中民族班的班主任，她既教书又育人，课后，孩子们都称徐老师为——徐妈妈。“深入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了解他们，多为他们着想，学生或许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带给我惊喜。”这是徐春琳从教二十余年的育人心得。徐老师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名叫李芹，这个孩子身体较差，入学以后，多次出现头晕、胸闷、痉挛、四肢无力等症状，每次犯病，她都亲自把孩子送到医院去诊治，并一直陪护在她身边，让她感受到母亲般的爱。徐老师曾经劝说李芹休学一段时间，好好把病治好，但她却说：“老师，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们班”。在时光的堆砌中，徐老师用心浇灌的桃李，渐渐地开出了花。2017年中考，她所带班级56人参加中考，普高升学率达92.86%；2020年中考，她所带班级56个学生参考，55个上普高线。 徐老师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更多的少数民族孩子培养成才，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截至目前，曲靖市民族中学的初中民族班已毕业400名学生，有349名被各类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普高上线率87.25%。2017至2020年，曲靖市民中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一本率均超过了50%，其中，2020年高考，该校民族学生参考人数84人，上一本线47人，一本率达55.95%。徐国龙 徐安富 柏柱生 阳兆卫

民族学兴起于西方，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20世纪引进到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型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我国第一个民族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立足特殊省情，坚持问题导向，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过程中作出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科研单位，深入研究和阐释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青海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研究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都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本文从四个方面就如何针对加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阐述。一、切实提高对民族团结进步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民族团结进步研究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做好新时代下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需要。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学和宗教学是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当中的优势学科。我们要着眼于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总趋势，充分认识民族团结进步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发挥好青海省社科研究力量和优势，充分动员青海全省社科界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贡献智慧和力量。二、切实加大对民族团结进步科研课题的支持力度近年来青海省对完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金制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省级社科项目资助总经费逐年增加，对繁荣发展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申报省级社科规划项目人员剧增，现有的资助经费总额难以满足既要增加项目数量又要增加项目经费的现状，尤其是在民族团结进步科研项目上，立项数量较少经费较低，难以凝聚力量对关乎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调研集体攻关。我们应多渠道加大社科研究资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民族团结进步研究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动力和积极性，促进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多措并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相关课题的成果转化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指导实践，因此，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相关课题的成果转化，要从三个点考虑。一是从源头上下功夫，以问题为导向，将社科研究与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紧密结合，增强选题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二是鼓励社科研究人员把学术成果通俗化、大众化，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让理论真正被群众理解和掌握。三是积极搭建成果转化平台，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决策建议落地生根。四、优化优势学科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推进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研究，人是关键因素。目前青海省相关领域副高级以上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民族宗教学研究人员较少，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此，建设一支研究民族宗教学人才队伍刻不容缓。针对这一问题，应着力从如下层面考虑，一要依托民族团结进步科研项目，提升科研团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培养一批年龄、学历、职称结构科学的民族宗教学研究团队。二要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奖励制度，健全人才激励和竞争机制，搭建科研平台，改善科研条件，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民族宗教学优秀人才。三要积极扶持、培养民族宗教学青年学者，创新人才培训模式，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留下来的方式，强化专业知识培训，提升民族宗教青年学者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作者单位：青海省社科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6月2日上午，2018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论坛暨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开幕。本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联合主办，河南省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和河南省体育产业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共有来自全国87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17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民族体育发展与健康中国"，与会专家与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论文报告及学术研讨，同时，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宣告成立，河南省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也在会议上正式揭牌成立。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将于2019年9月在河南郑州举行，本次大会的召开恰逢其时，不仅更好地助力了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对于中国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更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体育学术研究有了桥头堡和风向标，也将成为中国民族体育研究的"智库"。 作为民族学与体育学跨学科的学术组织，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将以民族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服务中国民族事业为出发点，以民族体育为切入点，本着"以严谨求实为学术之魂，以脚踏实地为立身之本，以服务当代为工作目标，以展望未来为努力方向"的信念，紧密团结广大民族体育文化工作者，为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加强民族体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民族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等搭建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河南省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在具有深厚民族体育文化基础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揭牌成立，也掀开了河南民族体育研究的新篇章，作为由河南省民委批复成立的河南首家专注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河南省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将立足中原，放眼全国，依托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以"民族体育文化与产业"为主要方向，从"历史溯源、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产业开发"等方面展开研究，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与服务。 来源：大河客户端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唐蓉1980年1月，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同年6月，省社科院挂牌办公，由此翻开了云南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截止到目前，省社科院有17个研究院所，尽管40年的时间在回望中如白驹过隙，但省社科院精耕细作的累累硕果永远镌刻在云岭大地上。分别成立于1984年和1983年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文化研究所作为省社科院民族研究工作的主要阵地，多年来在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生态人类学研究等领域硕果累累，一批又一批的民族研究学者前赴后继，在漫漫文献书海和田间地头穿梭奔波，为云南地区民族发展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记者拜访了几位在省社科院工作时间较长的学者，倾听他们讲述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故事。郑成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在省社科院工作已经有约30个年头的郑成军，现担任民族学所副所长，他的家乡在宁蒗，他说：“我是来自小凉山的彝族”。关于宁蒗，郑成军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他印象深刻、引以为傲的故事，“1990年的中考，宁蒗在当时丽江地区的四个县中是第一！”从故事中记者了解到，宁蒗的蜕变，与发展教育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宁蒗的彝族群众基本上没有上学的，没有学校，教育非常落后。改革开放后，宁蒗地区的相关领导积极筹划，开始和江苏淮安的学校合作，从教学质量高的地区引进了30名初中教师，为本地教育注入了活力，随着当地教育发展的不断推进，当地人对教育也逐渐重视，在1990年的中考中，宁蒗展露了教育带来的光芒。郑成军告诉记者，宁蒗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村里的孩子们去县里上学，有些老人就跟着去学校周边租房子，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孙辈，让他们能够更加专心地读书。“发展到现在，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带动着、影响着，现在教育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有很大的分量。”教育除了让高山腹地的群众们读好书，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过上好生活。“语言相通，则民心更易相通。这是发展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一个直观的体现。”把学者的身份暂时抛开，身为彝族的郑成军普通话很流利，他谦虚地告诉记者，“曾经的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能够上学，学习普通话，一方面可以打破语言的障碍、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出门务工改善生活、更加紧密地和外界社会联系成为了可能。”郑成军告诉记者，曾经“搬家往上不往下”的“小凉山”彝族同胞们如今搬到了山下，他们外出务工、积累财富、盖房务农，和山下的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同创造着美好生活。郑成军感慨道：“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教育的发展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这扇无形的窗将大家同外面繁华的世界紧密相连，日积月累带来了质的改变，这也是通过发展教育为民族团结进步贡献力量的一个深刻体现。”杨福泉——“文化，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各族青年在城中即兴编词对歌，赶羊人竹笛不离手，气定神闲地赶着羊在街道穿梭，纳西族阿妈卖着鲜美的山茶花还不忘唱起悠悠山歌，城墙脚下总围拢着一群人，那些喝着小酒、抽着烟锅的老人又开始分享民间传说故事……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就在这众多民族文化交融、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长大。“其实丽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例子，我土生土长在丽江古城，对这点的感受越来越深刻。”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生涯中，杨福泉对纳西族文化所下的功夫最多，30多年的田野调查，从高山深峡到山村农舍，他深入纳西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滇川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获得了丰厚的一手资料。“如果没有30多年的田野调查，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产生现在这样较为深刻的认识，更写不出来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杨福泉说。作为一个学者，比研究撰著更宝贵的，是始终饱含着那份“为民服务”的情怀。杨福泉写了多本类似“学术文化散文”的图文著作，“面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故事文化，我力图将民族学家多年累积的‘学术味’较重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生态旅游合作社、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等项目中都倾注有杨福泉的心血。他有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尽力地将取之于民的民族文化，除了与学术界的交流，也以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文化，才能根牢蒂固，才能更加茁壮地生长。“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聚焦在保护各个级别的‘非遗’项目，而应关注民族的文化整体，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艺术乃至语言，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同时，在传承上，也应有每一代人的创新。”“文化如一条河流，不可能静止在某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发生变迁，最关键的是不管怎么变，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应该能保持吸引人的魅力，这样就需要在传承上有创新，有原创。我希望当代居住在丽江古城的年轻的丽江人，能够齐心协力，致力于营造出当代新的古城文化魅力。”杨福泉说。郭家骥——“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如今，本可退休的郭家骥仍在民族研究工作领域发挥着余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他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郭家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郭家骥致力于生态人类学研究，此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关系也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30多年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做过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述提及的三方面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分割不开的。”随即，郭家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和傣族发展的故事。“曾经，居住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了‘刀耕火种、有序轮作’为主的山地农耕方式，而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则以种植水稻为主。两个民族以一业为主、多业辅助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在确保各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如今在郭家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还包括未来两个民族的发展。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山区和坝区民族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民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郭家骥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中，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位年近七十、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民族工作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云南是边境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在云南的社会关系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