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教育调研报告

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11月25日讯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指明方向。超银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为办学使命，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特别是超银高中的“调研报告分析”实施以来，在因材施教，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1月19日，超银教育集团举办了“调研报告分析”专题教师会，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干部和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围绕超银高中的调研报告展开学习和探讨。“超银学校有个优良传统，每次考试后都会进行细致的试卷分析，在此基础上，超银高中又开创了调研报告分析，每位教师都需要撰写深入的调研报告，让分数揭示问题，让调研告诉我们背后的真相，让教育规律指导我们怎样解决问题。”超银学校副校长、超银高中校长马振辉介绍，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让调研之风成为学校的常态，让调研报告成为教师见贤思齐的学习园地，让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学生的全面发展比翼齐飞。分享会上，马校长以超银高中历史教师于访贤对一名毕业生的调研为案例，将调研报告的意义生动地呈现出来。由超银高中教师自己撰写的一份份详实的调研报告，帮助他们揭开了一系列教育问题背后的真相。而此次分享会的举办，则再一次发挥了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将超银高中在育人方面的独到做法在各学段、各校区之间进行了总结、分享和升华。“听了马校长的分享我不禁思考，有的学生课堂上不听讲，课下不做作业，是否因为我们驾驭课堂和教育学生的能力需要提高？布置的作业是否符合学生的层次和需要？当老师有了这方面的思考，便会不断提升自己。”“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当他的特点得到有效训练，就可能成长为个人的优势，所以不要轻易给学生下结论，尤其是负面的。”……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的教育理论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今天分享的这一案例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带来很多启示，比如一定要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做到因材施教；要让课堂成为学生的舞台，而不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激励是学生进步的动力源，但首先要清楚学生的需求等。”超银中学（广饶路校区）校长梁之合表示，超银高中的“调研报告”在校园内形成了浓厚的教科研氛围，每位教师都是研究者，也是实践者，在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实施个性化教学，开展多元化评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指导和示范作用。这样的集团化培训和教研，一直以来都在超银学校频繁开展。本学期，在集团信息部的技术支持下，学校已经实现了各校区“空中教研”的全覆盖，每周采取在一个校区设置主会场，其他校区设立分会场的形式，通过“空中教室”让各校区各学科的教师远程感受“空中加油站”的魅力。超银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打破校区边界，实现优势互补，让“名师、名生、名经验”的“三名战略”在各校区发挥出指导作用，促进各校区齐头并进，携手从优质走向卓越。【来源：青岛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019年10月19日，中国STEM教育研究中心在第三届中国STEM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首份基于全国范围内（包括港澳特区）的大型抽样调研报告——《中国STEM教育调研报告》。本调研是“中国STEM教育2029创新行动计划”的重要部分，历时5个月，最终回收问卷48499份，包括小学生问卷22807份、中学生问卷16122份、教师问卷9010份、学校管理者问卷560份。下面为本报告的部分核心内容，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下载全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11月23日，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8)新书发布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来自教育行业的专业齐聚郑州，共同为河南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出炉据了解，《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8)》由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和黄河科技学院组织研创，中国当代教育名家、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主编，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8年8月出版，是全国第一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省级民办教育蓝皮书的第二本。《报告》对2017—2018学年河南民办教育面临的发展环境、具备的发展基础、积累的发展优势和面临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展示了河南民办教育对河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明确了河南民办教育在全国民办教育和在河南全省教育中的比重，分析了内外部环境和主客观因素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报告》有总报告1篇，分报告27篇，由学段教育篇、人力资源篇、运营管理篇、专题研究篇、案例篇、综述篇等部分组成，系统反映了河南各级各类民办教育的基本情况。我省民办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有19328所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河南民办教育蓝皮书中看到，根据统计，河南民办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数量稳中有增。根据报告数据显示：2017-2018学年，河南民办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达到19328所，其中，2016-2017学年增加了1559所，增量最大的是民办幼儿园，比上学年增加1440所，占到总增量的92.37%;其次是民办普通小学，增加了59所;民办普通初中、普通高中等层次的学校数都有增加;民办高校连续四年保持原有校数;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较上年减少了4所。此外，全省民办学校招生数也没有下滑，反而出现强劲增长，比上学年增长104335人。招生增加最多的是初中和小学层次。其中，全省民办普通初中招生比上年增加28242人，总招生数是上学年的1.11倍。其次是民办普通小学，招生数比上年增加了25103人。点赞蓝皮书，为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把脉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在贺信中指出，《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8)》的出版，打开了这个领域这个层次的先河。作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部省级民办教育蓝皮书，今年已经是第二本了。两年来，主创人员围绕河南民办教育发展的热点和难点，找问题、理思路、献对策，为河南民办教育的发展把脉，为全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河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董玉民表示，进入新时代，河南民办教育发展势头良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河南民办教育研究院在教育厅、民政厅的领导下，完善民办教育协调和自律机制，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研究民办教育规律，为提高河南省民办教育的整体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河南民办教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执行院长王建庄教授作主题报告。从研创进程、主要观点、特色鲜明三个方面介绍了《报告》。王建庄认为，《报告》整个研创过程中结合实际，突出实证研究;聚焦热点，关注民办教育发展，兼顾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并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针对社会热点，2019年蓝皮书将增加河南培训教育的调研内容。他表示，河南人口大省，教育大省，根据调研情况可以预测，河南民办教育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地高速发展。“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供给有不利影响。但整个社会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河南公办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作为河南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教育能否迎来更大地发展，重点在于能否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也就是说，未来，谁能提供教育质量更高，谁就更有吸引力，这将模糊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的界限。”未来，河南民办教育要主动纳入河南教育体系的大环境，努力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蓝皮书全方位呈现河南民办教育的方方面面，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以及家长全方位系统了解和判断提供依据。来源：大河客户端 编辑：赵红玲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教育培训下沉市场调研报告：超七成机构想拥有在线能力作者：王峰近日，K12教育供给平台爱学习教育发布《下沉市场K12教育培训行业调研报告》。与一二线城市头部教培机构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不同，下沉教培市场的生态中，头部机构占比小但扩张迅猛，腰部机构占有相当份额但竞争压力剧增，此外还存在着大量亟待转型的小型课后托管机构、素质教育机构。根据报告，通过对覆盖全国576个县市的教培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经过一年多时间，教育OMO成为行业共识。报告显示，95.6%的机构认同“未来的教育模式一定是OMO（线上线下相结合）”这一观点，77.14%的线下教培机构想拥有推出在线课的能力。机构转型倾向与综合性平台合作2020年初，疫情突袭，众多教培机构都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停课时间。今年1月，北方疫情引发小风波，部分地区校外培训机构再次停课。2月底、3月初各地教培机构开始有序复课。与此同时，机构转在线的方式从疫情初期的借助直播平台逐渐过渡到与第三方教学解决方案平台合作为主。2020年疫情暴发后，直播工具类软件，如钉钉等成为教培机构转线上的主要方式。但在2021年，86.57%的机构选择与能够提供全套在线教学解决方案的平台进行合作。家长对机构在疫情期间上在线课的接受度较去年也有明显提升。报告显示，2021年家长选择“线上课为主，线下课为辅”和“只想上线上课”的比例为68%，超过去年的17%。但是，相比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3-6线城市）在线渗透率可提高空间仍然巨大。校外托管：利用双师模式拓展学科辅导报告指出，我国现有2亿多的中小学生，其中50%以上有课后托管的需求。但总体看来，80%的校外托管机构仍处在提供低附加值服务为主的小饭桌或托辅阶段。现阶段，学后托管的服务对象主要以城市1-4年级的小学生为主。这部分客户群体向下延伸是幼教机构的服务人群，向上延伸是K12学科培训机构的目标客户，具有客观的引流功能。随着家长对系统化和精细化服务的需求日渐提升，低端“小饭桌”模式和单一的“托管基础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家长需求。加之受疫情影响，倒逼校外托管机构探索转型升级，走上一条不仅能照顾孩子生活，也能提供课业培养的高附加值服务之路。调研数据显示，托管机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不知如何教研（44%）、不知怎样教学（78%）、没有合适的老师（89%）、其他（32%）。由于学科辅导对教师专业性要求较高，托管类机构本就缺少优质师资，选择线上线下结合的“双师课堂”模式，成为了很多托管机构的必然选择。报告指出，采用双师教学模式后，线上名师主讲提供稳定、优质的内容输出，线下托管老师作为助教，提供课业辅导和感情连接。不仅能让孩子每个月在托管机构停留时长近百小时，更能提升单位经济效益，延长生源的消费周期。疫情重击素质教育机构，学科化趋势渐显报告指出，疫情期间，素质教育机构承担着更重的压力：素质教育机构往往场地更大，房租成本更高；课消方面，艺术类培训转型线上阻力较大，几乎无法线上消课。调查数据显示，仅有不到7%的素质教育机构管理者认为，疫情期间转型线上是成功的。在问到下一步计划时，超过50%的素质教育机构管理者考虑引入学科类课程，未雨绸缪。受机构本身专业能力、师资水平限制，在计划引入学科项目的素质教育机构中，16.5%的机构计划重新招聘老师，74.75%的机构选择通过双师模式补足学科短板。报告认为，对素质教育机构来说，双师模式可以输出系统、成熟的学科体系，快速补齐欠缺的学科能力。K12机构防疫常态化，OMO模式作“两手准备”报告指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不少线下教培机构除了正常开展线下课，也会提前做好疫情来袭转线上课的准备。调研数据显示，3-6线城市中，约有72%的机构校长在今年疫情前，就已做好随时转线上的准备。报告认为，区域教培市场中，双师模式或将迎来一轮集中爆发期。但由于双师模式日臻成熟，职能分工更加明确，起到沟通各方、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本地化、个性化的教学服务的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但因新兴职业培养的滞后性，巨大的供需缺口亟待填平。可以预见的是，对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的人才培养，将随着双师模式这一轮的爆发，成为行业热点。报告指出，近年来，教培行业各类规范化政策的出台，如对资质、场地、师资等硬性要求，让小机构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加之受疫情影响，许多中型机构也遭重创，学员和口碑加速向龙头机构聚拢，区域市场市场集中趋势明显。目前，区域市场的头部玩家很多已启动了OMO计划，开始建立网销中心，搭建专门的线上教务组、线上教师培训组、直播服务组、辅导服务组等，本地化网校、同城在线小班等线上线下新业态蓬勃发展。报告认为，在现有的全国性教培品牌与本地龙头品牌多强角力的情况下，中型机构仍有可能借助OMO模式胜出。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李见新）日前，《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在黄河科技学院发布。蓝皮书显示,2019年河南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达到21429所，比上年增加890所；在校生达到709.75万人，比上年增加34.85万人。《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由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和黄河科技学院组织研创，是河南民办教育第四部蓝皮书，也是全国唯一的省级民办教育蓝皮书。该书由总报告、学段教育篇、专题报告、特别关注、高等教育改革篇、市县篇等部分组成，1篇总报告，21篇分报告。撰写作者45人，其中有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有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有在教育一线工作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有民办教育院校（机构）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有资深的媒体人和社会工作者等。发布会上，河南民办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研究员王建庄教授表示，河南民办教育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民办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在全国引起了关注。同时，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在全国、全省性表彰中，河南民办教育都以较大比例获奖；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在党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作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蓝皮书认为，河南民办教育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已经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类别,积累了教育教学经验和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的经验，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学校制度和内部管理特色，形成了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精彩纷呈的特色教育。作者：李见新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活动从今年8月份开始，新东方教育集团通过线上调研的方式收集了18000多份家长的问卷，并采访了部分家庭进行了定性方向的调研，揭示了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的六个真相！真相一：随着孩子成长，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亲更多承担了孩子的生活委员和学习委员的角色。而父亲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带领孩子开展体育运动上，更多的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但，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母亲的重心会从辅导学习逐渐转为后勤保障。而父亲则从体育委员逐渐变为一个陪伴成长的角色。这说明，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多的父亲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教育上。真相二：6成家长不赞成线上教育疫情期间，为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有近7成的孩子都被安排了课外辅导班，初高中大部分孩子每天在线上课时间超过了3小时。但调查发现，6成的家长对线上学习持保留态度，甚至相当一部分家长很反对。其中，19.2%的家长认为，除了学校安排必须上的网课之外，基本不会选择线上学习形式。41.8%的家长认为，孩子要回到线下学习中来。而26.9%的家长则认为，线上线下可以互为补充，但线下模式不能放弃。线上学习的一大弊端和最大争议在于，孩子可能会由此染上网瘾，影响学习，而且是视力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在调研中发现，有半数左右的孩子能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近8成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持接受的态度。真相三：疫情更加紧密了亲子关系疫情期间，家长和孩子朝夕相处的时间更多，交流更充分，了解更深入。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这也是疫情给中国家庭教育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之一。真想四：家长焦虑依然普遍调研发现，焦虑依然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家庭中，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大部分家长主要对教育本身感到焦虑，大多数聚焦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学习，帮助孩子的学习。小学生家长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陪伴孩子学习、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住自己不发脾气。而中学生家长更困惑、更焦虑的是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不知道怎样缓和正变得越来越紧张的亲子关系。真相五：拖延是孩子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家长均表示拖延是孩子在学习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小学的孩子而言，粗心马虎问题更凸显，主要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未养成。到初高中后，在孩子的学习方面，父母的参与变少，对孩子的自控及自我规划能力期待变高，所以更容易发现孩子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55.4%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孩子的生活不规律，同时有47.1%的家长认为孩子懒散、自理能力差。此外，认为孩子存在自私问题的家长有19.5%，认为孩子不诚实的家长有4.8%，感觉孩子语言粗鲁、有暴力倾向的家长有4.8%。当孩子进入初中高中，青春期难沟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真相六：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疫情使得每一位家长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大多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但现在，已不在简简单单局限于孩子的学业成绩优秀，身体健康、乐观积极、有上进心、自控力强以及学习习惯好都成为评判孩子优秀的主要标准。而且大部分的家长均认可家校共育的理念。同时，大多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积极正面的影响。想要自己改变孩子，更多的家长愿意自己去学习。

关注【公务员自习室】，持续获取领导讲话、民主生活会、年终总结等干货资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形成了作风建设的新局面。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转变，集中专项整治收效明显，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持续强化正风肃纪，一批违规违纪行为受到严肃处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持续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好评。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带来了风气的变化、制度的变革与文化的革新。但在实际工作中，尽管党纪利剑高悬，仍然有少数人顶风作案，挪用公款者有之，胡吃海喝者有之，违规违纪者亦有之。这说明，难走的是后半程，作风建设仍然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丝毫懈怠。更应该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更上层楼，真正形成坚固的制度保障和健康的文化基础。一、正风肃纪、遏制“四风”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习近平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二、当前反腐倡廉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反腐力度很大、成效很明显，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依然艰巨。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一是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主要表现在“七个有之”;二是在腐败问题上，有的仍心存侥幸，搞迂回战术，买官帽、批土地、抢项目、收红包，变着花样收钱敛财;有的欺骗组织、对抗组织，藏匿赃款赃物，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党纪国法惩处;三是“四风”问题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就局系统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些部门党组织还不同程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管党治党责任需进一步压实;治理“四风”问题有所好转，但并没有真正绝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如：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部门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单位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部门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部门和党员干部顶风违纪、变本加厉，有的单位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党员干部精神倦怠、不敢担当，怕出事、求平稳，存在“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不作为”现象。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主要措施在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政治。反腐倡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要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既要治标，查处一些案件;又要治本，从根源上予以解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关键是抓领导干部，特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部门、重点岗位上的领导干部。不得违背中央精神，转移群众监督注意力，改变整治对象和整治重点，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一)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引导，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央部署和要求。教育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学习、净化思想、提高认识，克服形式主义，力戒“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做派，从思想上剔除“四风”问题滋生的毒瘤。具体说来就是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为人民服务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切实便民、利民、为民，减少群众“办事难、办事贵、办件小事跑断腿”的诸多不便;要关注民生，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群众的食品安全、饮水安全、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多作人性化的考虑，把学习教育的要求结合工作思路切实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在工作中，努力让群众满意。让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中认识到，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突出抓好“一章程两准则四条例”的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明规知纪，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树立道德“高线”，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二)夯实“两个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党委、党组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自己、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认真履行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所有领导干部都要履行“一岗双责”，做党风廉政建设的“明白人”、“责任人”、“带头人”。纪委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责任，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和制度机制，不断探索、持续用力，构建明责、督责、追责的责任落实链条和机制。局纪检组协助局党委制定主体责任清单，出台监督责任清单、监督责任考核办法，推动各级党组织相继建立相关制度，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实现有清单、有台账、有规程、有留痕，形成以制度监督为基础、以常态监督为重点、以责任落实为保障的监督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科学化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落实“两个责任”摆在了突出位置。“两个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和“撒手锏”，必须抓实、抓牢、抓好。当前，中央和省、市反腐力度很大、成效明显，“上热”充分彰显。但是反观基层，全面从严治党“下冷”问题还比较突出。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责任主体不明、履职尽责不力、监督责任缺位、问责追责不严。必须要准确把握“两个责任”的关系，勇于担当认真落实“两个责任”，突出问责这个关键，切实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三)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必须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睁大火眼金睛揪出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既要紧盯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潜入地下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又要注意发现和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式对待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仅仅当作口号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出入隐蔽场所、借婚丧嫁娶敛财、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不正之风。坚决纠正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现象，严肃问责追责在重点领域存在的瞒上欺下、弄虚作假行为。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应当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对规避组织监督，顶风违纪的一律从严查处，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越往后执纪越严，越往后处理越重。(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就是要对腐败现象毫不忍受、毫不宽容，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对腐败行为，发现一起坚决纠正一起;坚持“露头即打”，防止滋生蔓延。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扣“六项纪律”，紧盯“三大问题”，紧抓“三个重点”，加强对被巡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继续把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要作为重中之重。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从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积极实践“四种形态”，强化日常监督，坚决清理门户，对自己人的违纪问题“零容忍”，严防“灯下黑”，局纪委高度重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完善责任清单、台账管理、定期述责、约谈提醒等工作机制，切实强化纪检监察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五)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针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突出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小微权力”腐败，严肃查处虚报冒领、贪污侵占，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执法不公、欺压百姓，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的行为，加大对“小官大贪”、“蝇贪蚁腐”、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查处力度，集中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必须严肃查处，以严明的纪律保障脱贫攻坚战顺利推进。让群众对公权力的运行知晓明了，基层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了，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主动维护自身利益。全面从严治党任重而道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充分认清反腐倡廉的形势和任务，把重点工作牢牢抓在手里、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中，聚焦不散光，聚神不分心，聚力不发散，做到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要坚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以上率下、层层带动，继续紧盯各个时间节点，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就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不断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新京报讯(记者 吴苹苹)疫情是否对亲子关系造成影响？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以“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让云端的孩子有幸福的童年”为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当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分享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后疫情时代家长最期待孩子身心健康“2020年，家长的焦虑仍普遍存在。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集中于脾气控制、教育方法，而中学生家长则更加焦虑于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当日，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总经理解琪分享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成果。 报告显示，有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否改变？解琪指出，身心健康是后疫情时代的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待。研究报告显示，69.8%的家长表示孩子的优秀意味着“身体健康”，65%的家长认为优秀的孩子要“乐观积极”，而认为学习成绩好是优秀孩子的标准的家长占比仅有17.9%。疫情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此次论坛的圆桌对话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疫情带来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认为，此次疫情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家长怎么与孩子相处。同时，俞敏洪指出，目前家庭教育在两大方面缺失，一是孩子规矩意识不足，二是孩子独立意识不强。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俞敏洪认为，一方面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规矩，同时明确遵守、违反规矩带来的奖惩；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随着孩子的长大，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我觉得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度。”专家认为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变革“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的改变，就是要从学校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教育体系的变革开始。”俞敏洪说。那目前教育体系需要完成哪些改变？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重塑教育评价系统刻不容缓，“如果只靠分数评人选人，我们的教育很难有全局性的改变。”对此，王殿军指出，应建立多维度、多元性、过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他以清华附中综合评价探索实践为例，并展示了该校学生“个人成长”的记录。记者看到，该记录共包含了该生读书分享与人文思索、学术志趣及偏好发展、艺术素养及特长培养、体质健康与体育锻炼、感动感悟与交流沟通、总结与个人反思等6大方面的积分比较情况。“这样评价之后，孩子能够看到自己全面的情况和与别人的差别。”王殿军说道。他表示，评价是撬动中国教育真正改变的支点，如果评价体系不修改，“教育只能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梦想。”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校对 杨许丽 刘越

我国投资者开始接触投教的时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超五成的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投教的意识。我国投资者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仍未有明显提升。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电视、电台等媒体在开展投教方面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自2016年首次开展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全国性问卷调查以来，2018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延续了以往两次调查的基本风格与特色，即着眼于对影响投教工作实际效果深层次原因的挖掘与分析。不同于同类调查只是单向对投资者做问卷访问的通常模式，本项调查问卷范围同时涵盖投资者（受教者）和投教工作者（施教者），是国内外学术界首次从投教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视角来研究投资者教育的效率与制度建构问题。该项调查分别设计了《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资者部分）》和《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教工作者部分）》两份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了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检验上，课题组通过咨询和座谈等形式，在广泛听取市场投资者、投教工作者、调查统计专家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问卷内容进行了反复调整、修改与优化；结构效度检验上，投资者部分问卷与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各因子间相关系数大多介于0.1～0.6之间，各因子与测量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处于0.3～0.8之间，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共回收问卷20887份（投资者部分问卷11504份，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9383份）。课题组根据相关统计学标准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最终确认有效问卷为19888份（投资者部分有效问卷11005份，有效率为95.66%；投教工作者部分有效问卷8883份，有效率为94.67%）。课题组利用SPSS 23.0软件分别对投资者问卷与投教工作者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信度方面，投资者部分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在信度，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良好。课题组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下面介绍调查报告的一些要点和基本结论。一、我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现状与效果分析1.投教工作的开展改变了金融机构对投教的认知，激发了其开展投教工作的内在动力2016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证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主要动力为满足相关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缺乏主动开展投教工作的内在动力。但是在2017年及2018年度的问卷调查中，结果开始出现变化。调查表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主要目的，开始从被动的满足监管要求转变为主动“帮助投资者获得基本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和“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保护投资者正当权益”。在2018年度“金融机构开展投教的主要动力”调查中，认为投教工作“对公司发展和拓展业务有直接帮助”排在了第一位。这些变化均表明了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认知的转变，即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由“满足金融监管机构的强制要求”的被动动作，转变为公司客户服务和品牌建设的主动行为。当然，作为推动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外部力量，“来自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强制性要求”依然是排第二位的重要因素，这与我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投资者教育的持续重视相契合。这一转变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我国持续多年推进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已经在悄然改变我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强制性要求对整个金融市场投教工作的推动和引导初见成效。2.投教工作提高了投资者主动接受教育的积极性，90%以上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愿意为接受投教而投入相应的时间和资源在投资者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中，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投资者参与和接受教育的内在积极性的分析。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投资者对接受投教积极性的自我评价为3.44分，投教者对投资者接受投教积极性的评价为3.60分（满分为5分），说明无论是从投资者角度还是投教者角度来看，投资者接受和参与投教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调查数据还显示，愿意为接受投资者教育投入一定时间和资源的投资者占有较高的比例，其中，为参与投教而花费了一定资金的投资者占比超过90%；近半数投资者（占45.74%）参与各类相关学习的资金投入占其收入的5%~15%，有11.61%的投资者在投教学习上的资金投入超过其收入的15%。在时间投入方面，超过92%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愿意为参与投教活动花费时间，其中，超过半数的投资者（占53.35%）每周投入的学习时间在2小时以内，有12.65%的投资者每周投入的时间超过5小时。投资者愿意花费时间和资金参与投教学习活动，表明投资者对通过参与投教来学习相关金融知识、提升自身金融素养的重视程度在持续提高。3.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多主体参与实施的投教工作对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有更为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参加过投教活动的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显著高于未参加过的投资者（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参加各投教主体开展的投教活动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通过选取投教实施主体中对投资者金融素养影响较大的三个主体（金融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高等院校）进行组合分析发现，参加过多个主体投教活动的投资者，其金融素养明显高于只参加过一个投教主体活动的投资者，且投资者接受投教的主体种类越多，其金融素养也越高。这一结果再次实证了课题组2017年调查报告的结论：“多主体参与、形成系统性的投资者教育体系，是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一致认同的未来投资者教育的主体结构，也是最合理的投资者教育主体结构发展方向。”4.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资者养老规划意识的培养，促进个人更积极地选择定期储蓄、养老保险、长期性投资等养老保障方式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人的养老规划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问题，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对个人而言，养老规划是一项长期金融投资决策。从国外成熟市场的投教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把养老规划列为投教工作的重要内容，认为对投资者的养老金融教育是改善个人退休养老规划状况的重要途径。为了研究我国投教工作对个人养老规划的影响，课题组在2018年度问卷调查中增加了关于养老规划的内容。调查显示，接受投资者教育越多、对金融知识掌握更好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更加理性，更能够预估不同金融决策的结果，主动去制定与实施个人退休养老规划的可能性越高。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超半数的投资者并未对自己的养老生活做出合理的目标设定和经济规划（仅有46.62%的投资者预期过自己的养老资产规模），缺乏必要的养老财务准备意识，表明我国个人养老规划意识较为薄弱。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接受投教的频率能够显著影响投资者的养老规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接受投资者教育的程度越高，主动进行退休养老规划的概率越大。同时，我们还分析了投资者教育对投资者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发现接受投教的频率越高，其对于未来自身的退休养老规划的考虑就越全面，养老方式的选择就越多样化，且选择个人定期储蓄、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性投资等方式作为退休养老保障的可能性越大（其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二、我国投资者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1.我国投资者开始接触投教的时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超五成的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投教的意识投资者开始接受金融教育的时间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金融教育基础，为投资者培养良好的金融意识提供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受访投资者都是在大学及以后阶段才开始接受经济/金融相关教育，仅23%的投资者在大学之前了解过经济/金融相关知识，而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国民金融知识。总体来看，我国投资者接受经济/金融相关教育的起步时间远远晚于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表明我国在国民教育阶段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发展空间巨大。调查数据还显示，仅有41%的受访者表示会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而表示会长期开展投教活动的金融机构占比却达69.08%，表明长期性投教资源供给上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投资者尚未形成长期接受投教的良好习惯。而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若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教育的意识，将使得投资者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亟需加强对投资者长期接受投教意识的培养。2.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电视、电台等媒体在开展投教方面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投教渠道也是影响投教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连续三年的调查中都设计了投资者对投教渠道偏好的调查内容。201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对网站、电视电台、各类交易软件等线上渠道的接受度，与现场教育活动、纸质材料（书籍、报刊）等线下渠道的接受度相当（线上渠道接触度90.42%，线下渠道接触度91.35%），表明投资者更偏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投教渠道；而目前投教主体最常采用的仍为线下渠道（使用率为81.32%），对线上投教渠道的关注和开拓明显不足（使用率为51.55%），表明线上渠道的投教工作亟待补充和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在线上渠道中，投教工作者使用率最低的电视、电台等媒体渠道（使用率为36.50%），却是投资者具有较高偏好的渠道（使用率为91.28%）。投资者对通过电视、电台等渠道接受投教的偏好，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较少利用这些媒体渠道的错位表明，金融机构在利用线上渠道，尤其是电视、电台等媒体渠道开展投资者教育方面还有很大发挥空间。略感意外的是，近年来监管机构大力倡导和推进的实体投教基地建设，却是投资者知悉程度最低的渠道（20.53%的受访投资者表示从未听说过投教基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投教基地数量还较少，覆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投教基地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各方面宣传和发展还不够成熟。3.金融机构投教工作“重宣传，轻实践”的倾向依然存在，大多投教人员对公司的投教规划并不了解调查数据显示，在金融机构投教工作的侧重点方面，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宣传、协助和组织”（占比为77.77%），而参与“受理及处置以及讲授工作”的人数较少（占比为30.8%），暴露出金融机构投教工作“重宣传，轻实践”的特点，投教工作的实际实施人员配置不足，可能造成投教活动缺乏实质性和持续性。数据显示，多数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在投教方面投入了较多资源。投教人员的配比结构较为合理，受访的投教工作者的工作年限集中在1-3年和5-10年，超七成投教工作者接受过相关专项培训。超过90%的金融机构制定了专门的投教计划（以月度计划为主，占比为75.28%），但受访投教工作者对本公司投教计划的具体内容知悉度并不高，仅有32.52%的受访者表示对公司投教计划比较了解。同时，将投教工作纳入公司业绩考核的机构占比不到50%，表明仍有一些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的重视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教计划的实际执行，降低了投教工作的效果。在对投教工作效果的评估方面，大部分受访金融机构都安排了“客户对投教活动满意度的调查”，作为对本单位投教工作的效果评估，但是普遍缺乏多样化的投教效果评估手段，且对客户满意度的测评也主要是由于监管机构的规定要求。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投教工作的系统性评估体系建设还比较薄弱，导致各投教主体开展投教活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虽然有关投教资源的投入较多，但与投教效果联系密切的投教环节未得到凸显，能切实提高投教实际效果的有关举措并未得到更好的实施。4.金融机构仍是目前投教的重要主体，但是其开展投教的“悖论”依然存在课题组在研究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金融机构在投教工作中的准确定位问题，现有文献对此也没有涉及和专门研究。现实背景是：金融机构是目前实施投教工作的最重要主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投教工作；但是，投资者教育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且具备社会服务的功能，而金融机构作为追求盈利的市场主体，如何形成有效的、具有公信力的投资者教育供给？在实施投资者教育时能否做到客观公正？本次调查就这个问题设计了专门的问卷题目。调查数据显示：（1）金融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被投资者广泛认可。从投资者对各种主体开展投教活动的认可度来看，对金融机构的认可度在所有主体中排名第一（认可度达88%）。（2）另一方面，无论是受访投资者还是受访施教者，双方均认可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上述“悖论”的客观存在，即双方均认为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与其机构本身的盈利性定位存在一定冲突，但双方在冲突程度的认知上有所差异：投资者对这种“悖论”和利益冲突的感觉更为强烈一些（对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悖论”，受教者评分为2.84分，施教者评分为2.49分）。（3）由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悖论”的存在，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机构投教活动的可信度因此而有所减扣，从而成为影响金融机构投教工作实际效率的一个因素。5.投教主体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问题在连续三年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均设置了“对目前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问题。结果显示，“开展投教工作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进行投教的时机不合适”、“投教内容过于单调”、“投教渠道过于单一”以及“缺乏系统性投教体系设计”5类问题，是目前投资者和施教者均认为存在的需要改善的问题。但结果也表明，受访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对于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的评价，既有明显区别，也有高度共识。在对“开展投教的时机不合理”、“投教内容过于单调”两方面的看法上，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存在显著的“角色差异”，投资者对这两方面的不满程度的排序，明显高于投教工作者。这也提示金融机构在今后开展投教工作中，应该更加注重投教时机的选择和投教内容的优化，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学习需求。具有较高共识的是，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均将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视为影响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的问题（二者的排序都为第一位），再次说明改善我国的投教工作应该从主体结构的优化调整开始 。6.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提高国民金融素养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具有效率的投教制度安排早在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就呼吁“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功能”。本次问卷调查中，对于“是否应该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态度显示，超过八成的投教工作者都赞成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且超过四成的人表示“非常支持”，认为把投资者教育引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提高国民金融素养、提升投教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和制度安排。这一结论亦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果高度吻合。目前，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还未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以及相关财经/投资的内容，这是个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普遍缺乏资本市场的基础知识的制度性原因。现实中，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差距过大，这种差异给金融机构等主体开展投教活动带来很大难度，使得投教的针对性不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目前金融机构过多承担了对投资者进行基础教育的工作，弱化了自身在专业化投资领域的优势。通过将金融与投资的基础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可以减轻金融机构在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方面的过度承担，使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专注于专业化和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服务。对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充分发挥教育工作的正外部性效应，可以培养全民的健康投资理念，促进投资者行为的普遍理性，这是最有效地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治本之策，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和长远发展。三、关于投教工作与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关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教育的效果与投资者本身的金融素养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即投资者教育会影响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形成，而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也会影响其对投教的参与和学习。课题组在研究中，除了对投教工作现状和问题的关注外，还专门探讨了投教工作与投资者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在2018年度问卷调查的内容设计上对此做了适当安排，问卷设计了投资者基本金融素养、专业金融素养、综合金融素养、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投资组合的简单多样化、有效分散化等调查指标。对相关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结论有以下几方面：1.我国投资者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仍未有明显提升问卷调查显示，受访投资者的基本金融素养为69.43，其中得分在80分以上的投资者占56.66%，表明我国投资者群体对利率、复利以及通货膨胀等基础金融知识的掌握较好；但受访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仅为44.23，其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投资者达58.31%（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论一致），大部分投资者专业金融素养仍未达及格标准，投资者对风险分散、无风险利率等专业金融知识的掌握还严重不足。这一结果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论一致。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地域差异。男性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素养和专业金融素养均高于女性（这与国际上关于金融素养性别差异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在大多数家庭财务决策中，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在地域分布上，基础金融素养最高的为东部地区（71.62分），专业金融素养最高的则是西部地区（46.25分）。2.投资者普遍存在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偏差，金融素养越低的投资者显得越“骄傲”，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反而更为“谦虚”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投资者总是依据自身的金融素养来进行选择和决策的。客观金融素养为投资者提供处理信息所具备的基本知识，主观金融素养（即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则更多的引导投资理性决策。行为金融学中有关投资者自我认知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认知偏差会造成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交易行为，进而引导金融资产错误定价，致使金融资源不合理配置。数据显示，我国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存在偏差。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评分高于真实得分，表明投资者存在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投资者对金融素养自我认知的偏差程度：金融素养低的投资者倾向于高估自身金融素养（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且金融素养越低，其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显得更为“骄傲”；而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则倾向于低估自己的金融素养，表现得更为“谦虚”。结果表明，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偏差使得投资者无法准确估计自身金融素养，加强投资者教育可能有助于从自我认知角度纠正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认知偏差。3.金融素养的提高增加了投资者选择自主投资方式的概率，降低了部分投资者对理财顾问和委托投资的需求调查数据表明，58.54%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有理财建议需求，其中，41.30%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建议的需求表现为“我自主决策，但在投资前会征求理财顾问的意见”。接近40%的投资者选择“我完全自主决策”的投资方式，仅1.66%的投资者选择“投资决策完全交由理财顾问决定”的委托投资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投资者理财顾问依赖程度的影响基本一致。一方面，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投资者选择自主投资的概率会增加，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自信和自主决策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素养的提高会减少投资者的外部理财建议需求和对理财顾问的依赖程度，表明金融素养更高的投资者，能更好地分辨理财顾问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价值，减少了对外部理财建议的过度依赖和盲目服从。此外，金融素养对理财建议需求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悖论”，在投资者的潜意识中，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者教育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因此，理财顾问在追求自身财务利益的同时，所提供的理财建议也需尽可能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4.投资者金融素养水平对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具有不同的影响课题组一直关注投资者教育对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影响。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也设计了有关投资者金融素养对投资组合多样化与分散化的不同影响。投资者金融素养的高低会透过投资行为的理性程度来反映。理性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其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而金融素养较低的投资者由于缺乏对投资组合多样化的理解，其投资往往会集中于某一特定资产。随着其金融知识的增加和金融素养的提升，风险意识的增强，其投资组合逐渐多样化，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简单多元化。随着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持续提升，更有可能将资产配置到经过筛选的投资组合上，即加入了对“资产相关性”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形成投资组合的“有效多样化”和“有效分散化”，而非不考虑资产相关性的简单资产配置行为。调查也显示，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并不必然会提高其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因为投资组合的合理配置有时候会受到投资者过度自信的负面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主观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投资者来说，主观金融素养的提升使得其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得到提高（有效分散化程度从0.63上升到0.72）；但对主观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投资者来说，金融素养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即投资者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其投资组合有效分散化的程度越低。这可能是由于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更容易高估自己对特定金融资产分析的准确性，在资产配置中更倾向于投资其偏好的金融资产，从而降低其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可见，通过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准确认识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纠正投资者的金融素养认知偏差，将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福祉。（本文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的调查报告摘要。执笔：李建勇、宋明莎。特别感谢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广发证券、华西证券、华福证券、广州证券、广发期货等公司对本次调查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