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研究开题报告

　　主题公园始于1955年，诞生在美国。在我国经历了“人造微缩景观”、“人造景观”、“人工景观’、“主题公园”等阶段。国内主题公园诞生伊始，对于它的定义，学术界、舆论界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一直试图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保继刚认为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旅游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魏小安等则认为主题公园就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题，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董观志把主题公园称为旅游主体公园rI01urismPark)，他认为旅游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主题公园的一个分支，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但从众多学者对主题公园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可以用以下文字概括：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具有多种吸引物(包括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有吸引力的活动而为旅游者的消遣、娱乐而设计和经营的场所。　　1．研究目的及意义　　旅游规划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发现、认识区域的特色，而且要在开发实践中将其突出出来，形成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场．众多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旅游景区开发实践中，设置哪些旅游项目、规划什么旅游产品、如何将景区无序的空间通过旅游项目安排变成有序的空间、怎样进行游客游览线路的安排，这些问题都和景区的规划主题息息相关。　　在对景区进行规划设计时。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题是成功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因为主题策划是成功策划的灵魂，只有将产品概念进一步提炼、升华成为形象化、情节化、甚至戏剧化的主题，才能对消费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主题策划方法　　2．1主题选择原则　　2．1．1与时俱进：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应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旅游需求，选择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主题。并在主题选择上应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使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具有较大的弹性，能延展开发相关联的旅游产品。　　2．1．2注重地方文脉：任何一个成功的旅游规划，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本土山川灵气和地方历史文化为根基，才能找到正确的旅游规划指导思想，山川灵气与人文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是主题思想确立的根本。　　2．1．3差异性：主题应具有鲜明的个性魅力，在能够满足现代旅游的时尚需求的基础上，还要与周围相类似的旅游景区形成区别，差异性竞争．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1．4符合市场需求：旅游主题应具有个性、创意，并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反映旅游者的态度、爱好和动机，能贴近游客的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需求，符合游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兴趣取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原则。　　2．2构建主题框架董观志探讨了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框架，时问、空间和文明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轴线，三个轴线有机组合构成了旅游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框架。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策略：　　2．2．1沿单一轴线方向的选择策略：　　2．2．2沿两个轴线构成的平面型选择策略：　　2．2．3沿三个轴线构成的立体型选择策略。　　根据董观志的旅游主题三轴线(时间、空间、文明1选择框架，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三框架为时间、空间和文化。时间轴是由纪年决定的过去、现在，可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期限为中期。在时间轴上选择主题时，应通过特定的时间隧道缩短与旅游者认知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辨识的民俗文化特质和旅游主题公园线索；空间轴应是现实可及的、大中系统的真实空间。在空间轴线上选择主题时，要处理好空间尺度和旅游者的相互关系．应通过特定的空间转换缩小与旅游者认知间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辨识的空间特质旅游线索；文明轴也即文化轴，在该轴上，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定位座标只有传统文化(具体为民俗文化)主题选择应遵循文化差异原则进行，形成旅游者容易辨识的文化特质和旅游线索。　　２.3主题的甄选　 2-3．1静态类民俗旅游：指以民俗物品的观览、品尝、选购为主．包括民居、民具、衣饰、民间食品、民间工艺品等．它借助静态的民俗物品展现一时一地的民间风俗。静态类民俗旅游的最典型代表即是当今各地的民俗博物馆，以陈列展览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标志性器物为主，呈献给游客的是静态的民俗画面。　 2．3．2动态类民俗旅游：即以活动的安排为主，游客通过参与或半参与进人具有特定的民俗文化氛围的主题公园内，并从中得到愉悦和陶冶。　2-3-3精神类民俗旅游：即挖掘民俗中的精神文化因素．并转化为旅游产品，它涉及敬神、祭祖及其他信仰性活动。　2-3．4语言类民俗旅游：指对声音、语言而传承的民俗内容加以开发和应用．包括戏曲、山歌、曲艺、方言等。如广西的三月三歌会。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上几类，但随着游客旅游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整体旅游开发的实际需要，单纯的选择某一类主题已远远跟不上当今的旅游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在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时，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注重主题的多样化。例如韩国民俗村，在建成早期仅是一个纯观光型的户外民俗博物馆，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之后，融人了动态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手工制作、传统体育活动等；精神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祭祀活动等；语言类民俗旅游产品如传统歌舞表演等，最终成为一个年游客量达到18O万人次的国际着名民俗旅游景区。 　3．主题策划模式　　首先．根据规划地的旅游资源特征和类型以及区域系统中地域分工确定主题公园的性质，其次，由主题公园的性质限定可供选择的主题类型范围；最后，通过是否突出了该地旅游资源特色和是否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原则从主题类型范围内确定该主题公园的主题类型。在上面的主题策划模式当中，检验主题可选类型是否符合旅游市场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如在对体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主题公园开发过程中．通过相关问卷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歌舞表演、饮食习俗以及生活习俗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该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文艺作品等的关注度略低，这就要求规划人员在策划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时，注重迎合人民大众的消费口味和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主题的定位，为下一步的开发建设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　　4．结语　　面对当前旅游开发模式的多样化，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创造了整合旅游形态的新方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它创建了一种开发旅游资源的新模式，为旅游者提供了一种深化游乐过程的选择方向。与国外先进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开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本文仅对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策划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为致力于民俗旅游开发和主题公园建设的旅游工作者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6月6日，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表演情景剧。当天，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第三幼儿园主办“传承民俗文化、乐享游戏童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民俗游戏活动。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田超 摄

中新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应妮)20卷本的《中华民俗文化精粹》编写工程10日在北京启动。该丛书致力于打造一部中国民俗文化百科全书，做成五千年农耕文明基因库。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民俗学家白庚胜担任丛书总主编。他表示，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外化形态，对于文化自信内核的展现和自觉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力。《中华民俗文化精粹》丛书本着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家园之根本目的，要描绘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文化自信基因地图，做成五千年农耕文明基因库，打造一部厚重凝练的中国民俗文化百科全书，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活底本和海内外华人社会联结的纽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宝典。 丛书共分20卷，以时间为经，以各地区各民族为纬。依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写的《中国民俗志工作手册》制定编写提纲，项目参与者将采用系统全面的科学调查方法，尽量保存地域民俗的原始鲜活状态，图文并茂、客观精准地展示中国民俗基本面貌、精神、特质、功用。下分节日民俗、礼仪民俗、交通民俗、居住民俗、医药民俗、商贸民俗、生产民俗、信仰民俗、语言民俗、文艺民俗、科技民俗、娱乐民俗、制度民俗等卷，力求集成近百年民俗调研成果，总汇新世纪非物质文化工作经验。 据悉，参与撰稿的二十几位民俗专家长期生活、工作、研究在基层，深植于广袤的民间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土地上，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按计划，今年年底完成全书，2019年上半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全媒体的20卷本《中华民俗文化精粹》。(完)

昨天，鄞州民安幼儿园与东海社区联合举行“民俗文化我传承”DIY主题活动。身穿汉服的志愿者、小朋友与辖区少数民族居民一起剪布料、装中药包，制作香囊，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丁安 王玲 摄）昨天上午，宁海县桃源街道湖西社区举办端午节民俗活动。居民们在现场热热闹闹地包粽子，10余名身穿汉服的孩子聆听老人讲述端午节的由来，社区工作人员还在孩子额头上点雄黄，共迎佳节到来。（严龙 徐铭怿 摄） 【来源：宁波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甜甜的粽子让莲花街小学学子乐开怀 惠济区艺术小学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漂亮“蛋袋” 银河路小学学生自制龙舟模型 科学大道第三小学学生合作编织五彩绳 文化绿城小学学生将做好的香囊挂在校园长廊上 本报记者 周娟在充满节日气氛的教室里，展开一场场文化盛宴；在快乐的动手实践中，让学子对传统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华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我市众多学校借助丰富的主题课程和活动，引领学生做香囊、包粽子、学知识、写美文，把所思、所想、所做借助手抄报、绘画作品等形式展示出来，培养了学生的感恩意识、动手能力、审美能力和爱国情怀，在节日融合课程中传递了精神力量，在传统节日文化中积聚着文化自信。领略民俗之美生活是教育的源泉，节日是教育的契机。在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端午节主题中队会活动中，辅导员和队员们通过讲端午节的历史故事、品读古诗、欣赏香包和五彩绳，互相交流着节日的来历、习俗，激发队员的爱国情感。学校践行着“为每一位儿童守望幸福的港湾”的办学理念，引领队员们感知端午，体会着传统节日的快乐与童趣。“过端午，赛龙舟，粽香艾香满堂飘。”在朗朗上口的诵读声中，高新区莲花街小学的主题队会拉开序幕。在辅导员的带领下，队员从了解端午节由来到感知习俗，充分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参与包粽子、做香包、绘画手抄报等一系列活动，把传统文化教育与劳动技能教育有机融合。每个孩子还把自己做的粽子、香包和手抄报进行展示与分享。丰富的活动，不但让学生对传统节日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让他们懂得了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死后，后人就把这一天定为端午节，端午节的习俗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艾叶，喝雄黄酒等……”在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四五中队的苑文昊、杨可馨以“浓情端午节，弘扬民族魂”为主题进行了国旗下演讲，向全校师生介绍端午节的来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此次活动激发了队员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队员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借助升旗仪式，三三中队为全校师生诵读《粽情端午，礼赞中国》，让大家了解到端午节不只是粽子节、龙舟节，更是民族节、爱国节；在“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主题队会上，以“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端午赛诗会”“端午知识竞赛”“端午谈感受”五个环节，引领队员们细细品味着传统节日的快乐与童趣，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管城回族区工人第二新村小学“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多元多彩，正如校长张玉红所说，“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学校“传统节日文化课程”的一部分，希望借助丰富活动在队员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民俗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体味实践乐趣为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也让学生感受到节日中所折射出的浓郁文化气息，我市不少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原区桐柏路小学倡导孩子们进行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以向家长学一技为主题，引领学生学习包粽子的方法，尝试用各种豆物作为佐料包粽子，并品尝不同地方、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粽子。在端午节假期里进行学习、体验后，孩子们还进行了端午节“集诗词、写作文”比赛，一篇篇流露真情的习作跃然纸上。“云上学习”、故事大赛、动手包粽子、DIY做龙舟……金水区银河路小学“粽艾飘香，浓情端午”节日系列课程，融合了德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劳动教育课程。学子们巧手翻飞，一个个粽子瞬间成型；一张张彩纸、一根根彩丝，在孩子们手下成为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龙舟。在这里，每一位银河学子都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粽香、艾香飘满整个校园。在亲手实践中，让孩子们体验劳动的乐趣。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的节日课程系列活动涵盖了做香囊、送祝福、包粽子等内容。六年级孩子们还将亲手缝制的五彩香囊赠送给老师、同学，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送去对同学的毕业祝福，留下对母校的依依惜别之情。金水区四月天小学也带着孩子们制作了美味的粽子，缝制了精美的香囊，并通过自主创作手抄报、古诗、作文等来抒发胸中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爱国情怀的崇敬。金水区新柳路小学则开展了一场“巧手做香包，浓浓端午情”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从而培养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为提升学子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三小学开展了以“粽情端午，弘扬传统”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教育活动。一二年级学生“折纸做五彩粽子”，三四年级学生“编织五彩线，花样过端午节”，五六年级则开展“端午美食节”，孩子们在活动中动手体验、体会节日含义，用快乐传递一种特别的文化理念。全校还开展了“端午节知识知多少”手抄报活动，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不一样的端午节。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也组织开展了“端午包粽子”实践活动。学校政教主任蒋堃，从端午的来历、习俗引申到端午诗词、相关谚语，引领学生丰富了端午知识，还和班主任王少飞一起，教学生包起了粽子。蒋堃说，学校组织此次活动，一方面想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了解中国深厚的端午文化和习俗，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给学生送去关爱和家的温馨，让他们幸福快乐地生长。感知文化内涵多元教育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各校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承传统文化精髓，扬民族精神底蕴。一二年级队员们唱出动听的端午歌谣，三四年级队员们用画笔描绘家乡端午节风俗，五六年级队员包粽子、做香包，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学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队员们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大队部带领全体少先队员搜集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有关童谣、小故事等，陶冶了队员们的爱国情操，队员们将勇担使命，将中国传统节日精神文化内涵传承发扬。金水区南阳路第一小学的主题教育活动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故事和风俗习惯逐步深入，引领同学们讲述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朗诵端午诗词，激发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怀。除此之外，同学们还一起分享了粽子，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美术老师带领孩子们学编五彩绳，画心中的粽子形象。各中队也布置了后续的实践作业，与父母一起包粽子，写一则端午随笔或者是做一张寄语端午节的贺卡，希望通过一系列课程活动，促进学生多元成长、个性发展。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大队部组织开展“粽叶飘香过端午，幸福和美漓江情”系列活动，引领孩子们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品粽子，感受端午文化，体味粽子飘香。家长还和孩子一起制作了端午节手抄报，引领大家用心体会传统节日中所蕴涵的文化魅力。借助升旗仪式，引领师生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各中队分年级开展少先队活动课，带领队员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引导队员争当新时代的小先锋；创意十足的特色作业评比活动，让学生在查阅相关资料、完成特色作业的过程中，了解传统文化，用心去体验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意义……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开展了以“品味端午，传承文明”为主题的“三个一”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德育处副主任范誉今说：“通过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不仅让学生懂得了传统节日就在身边，还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探究，让春晓小学‘全给养’的育人理念在一次次、一场场真实的课程中扎下根。”【来源：郑州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民俗文化作为民众喜闻乐见和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一直以来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包罗万象，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习惯、神话传说，都是民俗涵盖的内容。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乡土民俗渐行渐远，如何活化乡土民俗，不仅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特别是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蕴藏丰富的民俗文化，同样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为文学反映和表现现实提供了广阔天地。民俗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可以说，乡土小说离不开对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呈现。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不论是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张炜、李佩甫、韩少功、铁凝、迟子建、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老一辈或年长些的作家，还是徐则臣、鲁敏、刘玉栋、魏微、李师江、李浩、付秀莹、叶炜等相对年轻的作家，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作品都充满了对地方民俗事项的描摹和民俗文化的书写。他们通过文学叙事，在文本中恢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既展现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意趣横生，又体现出民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之美。乡土文学中的民俗呈现有助于将民俗作为丰富当下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探寻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乡土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活化大体有三重路径。在作品中传达民俗趣味和民俗意味是乡土作家“活化”民俗的策略之一。传统民俗文化看似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存在，但通过乡土作家的书写，就可能产生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趣味，通过这种审美趣味又产生了审美意味。这种意味与审美主体心灵的升华有关，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乡土小说中的民俗趣味多种多样，有单纯对某种民俗物件把玩或欣赏带来的趣味，如汪曾祺对民间把玩蛐蛐、鉴赏古玩、钓鱼等民俗活动的书写；有民俗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智趣、谐趣，如陈忠实、贾平凹对民间说书人的塑造；也有民俗背后所展现的人物性格智趣，如贾大山、刘庆邦、毕飞宇笔下的人物等。他们大多都没有拘泥于逻辑安排，而是根据不同民俗特性，彰显民俗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意味。乡土作家通过民俗趣味和意味的传达，丰富了读者大众对传统民俗的审美认知，让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对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书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和探索。乡土民俗作为村民千百年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产业转化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振兴，也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的振兴。赵德发的《经山海》、张炜的《独药师》、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都有作家对地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独到思考。《经山海》是赵德发新近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中提及的诸多举措：对地方传统曲目“斤求两”的挖掘并将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以海边民俗踩高跷下海推虾为基础创办《海上高跷》节目、因地制宜举办楷坡祭海节和“鳃人之旅”项目等，都是在地方原有传统民俗基础上的创新之举，其中既有对传统民俗予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举措，又有将传统民俗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的探索，给现实生活中传统民俗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参考。张炜的《独药师》中，作者除了对胶东民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之外，还主要挖掘并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文化”。作者敏锐地发现本土养生文化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以此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科研人员的到来让楚王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楚王庄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国文化遗存、古老的烹饪技巧等，充分利用起来。这些楚王庄遗留下来的民俗传统，无疑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可能性的独到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更重要的是，乡土作家不仅在传统民俗的展现和转化上有着独到思考，而且也思考着：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价值在彰显民族文化自信上的重要作用。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文化“活”起来的深度思考。民俗除了与个体情感产生直接关联外，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传统根性文化的凝聚和再现。如果说乡土民俗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大多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那么作家通过小说所展现出的中华文明精神则大多是自觉的选择。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背后，实际上都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民俗成为乡土作家探究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渠道。让民俗文化“活”起来，还凝结着乡土作家在剧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如何彰显“地方性”与地方精神的思考。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和去域化并不是短期内对地方特色的消除，而是一种相互适应乃至博弈的过程。乡土民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其在适应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变迁，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展现地方性知识变迁和传递地方声音的有力标志。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作为文本化地方知识的想象和生产，因有了作家主体观念的参与，更为直接和准确。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为本土文化注入活力，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让民俗文化在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全程在甘肃张掖创作拍摄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少》播出后，剧中展现的剪纸、木偶戏、太平鼓、裕固民俗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引发热议。这些散落在河西走廊的文化瑰宝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民俗价值，成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张掖、了解甘肃文化的重要元素。（宝卷印象）张掖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张掖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西宝卷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学，在甘州区安阳、花寨、龙渠、大满、小满等乡镇较为流行，宝卷题材取自各朝代的历史文化作品，除“祖传”外，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艺人所编。黄河灯阵是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独有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最初由宋末元初的民间祭祀活动演变而来，每年的正月十三至正月十六，古城村及周边乡镇的村民纷纷前来游阵，并根据自己所祈祷的愿望，将松树上悬挂对应的神灵灯悄悄摘走，以此避邪、避难，所空之处的灯由布阵者填补悬挂。后来，这一原始的祭祀活动渐渐演变成一种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深受群众喜爱。甘州小调是流传于张掖一带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音乐，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演唱形式，名目庞大，数目繁多，自成体系，既有对古代张掖音乐的继承，也有对民歌、时令小调等的广泛吸收，同时还将本土乐曲、外来乐曲相互融合，其特点是语言朴素、诙谐、幽默、滑稽、逗趣、易于上口，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山丹“万人同吃牛娃子饭”）（剪纸）（烙画）山丹“万人同吃牛娃子饭”民俗旅游文化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除了牛娃子饭，整个民俗文化节期间，还有山丹特色美食展销、篝火晚会、民俗文化主题摄影展、赛羊大会、羊肉美食节暨羊肉烹饪大赛等多个环节，并通过展销民间刺绣、剪纸、烙画等文化产品，展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而富有个性的民俗文化。（裕固族风情)大佛寺庙会、仙姑信仰、大禹治水祭奠、裕固族剪马鬃、民乐打醋坛、山丹穗子酒、冬至民俗文化节、裕固族留头羊习俗、裕固族神羊祭祀、八仙灯会……独具张掖特色的民俗文化还有很多。近年来，张掖市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着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宣传展示张掖特色文化，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促进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涵盖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技与竞技、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集中反映了张掖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大赛)(黄河灯阵)(钟鼓楼）（木塔）（大佛寺）(山丹炒拨拉)(高台老席)(甘州巷子)(临泽猪蹄卷)(花馍制作)(踩高跷)(社火表演)民俗文化展示活动丰富多彩，通过陈列展览、实景复原、现代媒介等形式展示张掖特色文化，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符合时代特征的精品展览和文化活动。每年举办黄河灯阵、祁店“冬至”、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大赛等特色民俗文化展演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春节重点节目《喜到福到好运到·2019（己亥）年春晚倒计时》，张掖市作为西北唯一入选城市，于2019年农历大年三十亮相央视。钟鼓楼、木塔、大佛寺、城市灯彩、九曲黄河灯阵亮灯仪式、甘州巷子、宝卷念唱、花馍制作、社火表演、书写春联等风貌景观、风土人情、地方特色、风俗演出、春节习俗以及高台踩高跷、铁芯子等民俗文化活动，肃南裕固族牧民和传统艺人家庭团圆过年，山丹炒拨拉、高台老席、临泽猪蹄卷等地方特色美食，全市群众张灯结彩布置街巷、采办年货等一一亮相，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的眼球，不仅展示了张掖优美的自然景观，也让国内外观众感受到了张掖独特的民俗文化，对张掖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编者按】本文受访者陶思炎1947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90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系我国民俗文化学方向的第一位博士，师从张紫晨先生。陶思炎曾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7年4月从东南大学退休。2017年8月12日，陶思炎教授于南京河西家中接受了作者的访谈，回忆自己从下放农村的插队知青到第一位民俗学博士的经历，谈他对民俗文化的研究与独到理解。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开山大师兄”专栏，将陆续刊发作者许金晶对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访谈。“开山大师兄”，指的是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各学科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以下是陶思炎教授访谈实录：一、扬州十年许金晶：您是在“文革”时就已经到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就读，您能不能把进大学之前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陶思炎：南京是我的故土。我是第四代南京人，生在南京，住在城南地区，所以南京口音是比较重的。我们家是100多年前从皖南来到南京的。高中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滞留学校搞“文革”，1968年去农村插队。我于1968年12月到了扬州地区的邗江县插队务农，成为一名插队知青。许金晶：扬州邗江。陶思炎：对。两年后第一批知青上调时，我就进了工厂。这么快就离开了农村，是文学帮了我。在学校时我喜欢外语，其实语文基础也比较好，下乡以后喜欢写诗，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1969年插队一周年时在扬州的报纸上发表的一首诗，谈插队的体会。诗作发表后在知青中间就小有名气了，社队领导也对我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个知青不仅表现不错，还会写诗，很有才气。在公社成立“五七”战士连时，我就作为知青代表进入了领导小组，当第一批知青招工开始后就把我送走了，分配到邗江县施桥农机厂当工人。两年以后，我被借调到县工业局搞社队工业整顿运动。当时每过一段时间大家会集中汇报工作，在汇报会上我写的调查报告，多次受到局长的夸奖。后来我调到坐落在扬州市内的邗江县建筑公司工作。在1975年工农兵学员招生中，分配到扬州地区一个读建筑专业的名额，扬州地区就把它分给了邗江县，而邗江县就让建筑公司来推荐。这样，我就到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习。当时社会风气挺好的，除了我能写点报告、写点通讯之外，与公司领导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许金晶：那真是很不容易的。陶思炎：南工建筑系是王牌的系科，当时杨廷宝、童寯还在世，可以说不亚于清华的建筑学专业。到南工读书，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也是高等教育，而且建筑作为艺术和工业的结合，和我一直喜好的文科比较接近，我挺有兴趣的。建筑就是一种无声的音乐，不是简单地盖房子，自有它的美学观念，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民族、风俗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其中古代园林、传统村落、老城区、老房子、老街巷等，还成为内涵深厚的文化遗产。当时因大学停顿多年又恢复开课，老师们重上讲台都非常珍惜，非常投入。杨廷宝先生开设了讲座，李剑晨先生亲自给我们上素描课，大师们的艺术素养、治学经历和满腔热忱使学员们十分敬佩，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积累了对南工的良好印象和深厚情感。博士毕业时，我可以到国内任何高校去工作，可以到北大、清华，可以留在北师大，也可到复旦、南大，但我选择了东大，那是出于我与第一母校的缘分和情感，还有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与幻想。 许金晶：您能回忆一下在“文革”十年里都读哪些书吗？陶思炎：当时在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借阅的主要是一些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作家哈代、法国作家雨果、美国作家欧亨利等的作品，尤其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更多一点，包括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我当时比较喜欢学俄语，对俄罗斯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也就比较了解。他们作品不只是有情节，更重要是有哲学、有思想、有激情，其中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非常突出，能够给人以启迪。现在回头看，当时读的这些书，应该说为今后的求知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另外，我在中学时代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他跟我同桌，他喜欢文学，我喜欢外语，他准备以后去做新闻记者，而我的志愿是做外交官或者翻译家。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青少年时代交什么样的朋友，树立什么样的目标，对以后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少年时代也很爱玩，现在看来玩对我的一些研究还是有帮助的。捉蜻蜓、捞蝌蚪、翻跟头、放风筝、打梭棍等等，都是常玩的游戏。七八岁时就开始跟着哥哥和邻居家的大孩子去郊外捉蟋蟀，这倒让我积累了昆虫的知识，甚至部分成为我民俗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斗蟋蟀，我就有一篇文章写了蟋蟀的捕捉、蓄养和决斗的一些过程和方式方法，记录了一些当年听老先生们所谈的蟋蟀经，其中有观察蟋蟀的口诀和特别的判断方法。我在北师大攻博期间，有一个苏联的文化学家来进修，我跟他谈到中国古代的蟋蟀知识，我说，中国没有出现达尔文这样全能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们在某些昆虫的知识方面可能超过了达尔文。我就给他举了蟋蟀的例子，蟋蟀一年分四批成熟，达尔文就没有写过，其名称分别叫做“紫”、“黄”、“青”、“白”虫，它们一批一批的随不同节气而开始成熟，因此它们决斗“当令”期有早有迟。这位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知识十分惊异。二、重回校园许金晶：当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您已经是大学生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要再去高考，再做出一个弃工从文的决定呢？陶思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是1977级，但1977级招生时有条限制，在江苏已婚的不能报考，当时我刚结婚，只能作罢了。半年后，当1978级全国统一招生时，政策放宽了，规定凡是“老三届”的知识青年都可报考，年龄、婚否均不限。当时去听传达文件，原以为与我无关。结果一听十分惊喜，没想到我还有一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为什么我要报考呢？我想“摘帽”，想摘除“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想自己选择志愿，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我想继续求学，去学外语，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但报考之后规定又出来了：25岁以上的不能录取外语专业，我当时30岁了，命运又同我开了一个玩笑。尽管我外语高考成绩是90分（满分为100分），也只能学中文或别的文科专业。这样，我到了南师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我参加高考时女儿才满月，那时又要忙小孩，又要看书，经常是躺在床上看书看到睡着，书经常掉下来打醒我，再拿起看。好在基础比较好，所以考得还是不错的。读书期间我开始考虑我的方向了，学中文将来干什么呢？我打算毕业后去报考外国文学的研究生，于是从大一起就开始做有关的资料准备，并试着写论文。在大学毕业前，已有两篇文章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第一篇《浅谈扬州园林与文学》，涉及景观建筑与文学；第二篇《谈〈哈姆莱特〉剧中的鬼魂》，转向了外国文学的研究。陶思炎大学时代在宿舍研习。许金晶：有一个戏剧转向了。陶思炎：转向了莎士比亚研究这个专题。许金晶：您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陶思炎：题目是《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许金晶：当时已经接近您后来的方向了。陶思炎：在选择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向之后，到三年级快结束时，我突然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为什么呢？当时出国机会很少，要研究外国文学，又不能到国外切身体验外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而且语言也不那么纯熟，只能使用二、三手材料去研究，这样拼死了也做不了一流学者。因此，我想到应该尝试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这样，把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对照，建立沟通的桥梁，或可左右逢源，另辟蹊径。很快就到了大四，要写学士论文了，于是我就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选题。选择了神话作研究对象，探讨比较神话的问题。我的学士论文是成功的，1982年它发表在重要刊物《江海学刊》上，1984年被收进了《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一书，并且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作教材。后来在杂志、报纸上看到神话研究的文章就比较注意，甚至能对某些观点提出商榷。于是我在《华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神话文体辨正》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西游记>是童话和神话的交融吗？》一文，在商榷中阐发自己的神话学观点，这些文章不仅很快发表，而且都全文收入当年的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之中，其中有关《西游记》的那篇文章后来还入选《20世纪<西游记>研究》一书。三篇神话文章的成功使我发现，可能这一领域更适合我去拓展，就一连写下并发表了近十篇神话研究文章。这样就到了1987年，《光明日报》登了《招生简章》，说北师大第一次招收民俗学博士生，我决定去试试，我想要“归队”，到民俗学的专业队伍中去学习与研究。三、深造与研究之路许金晶：我们看一些资料，有人说您是第一位民间文学博士，有的说是民俗学，真实情况是怎样的？陶思炎：我们民俗学博士是在中文系培养的，它在学科目录上为中国民间文学，但我的方向是民俗学。我是在1989年年底答辩的，答辩以后北师大的校刊上登出的报道就说，这是我国“第一篇民俗文化学博士论文”，后来我们就采用“民俗学博士”的说法。现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分开了，一个归到社会学了，一个留在文学内。许金晶：您当时在北师大读民俗学博士期间，大致受到的训练和学习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呢？陶思炎：首先是利用资料的能力提高了，会查资料了。现在学生常常从网上搜、打关键词找资料，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怎么样才能较快速地去寻找自己所需的材料呢？我们当时也有方法，那就是精读与泛读结合，在书中搜索所设定的关键字，有时需要一目十行，沿对角线翻阅。此外，注意图像的搜集。民俗研究不仅需要文献资料，也要考察艺术图像和考古实物。在北师大期间我选择了研究鱼文化，比较注意考古与文物类的期刊与图册，可以说当时馆藏的相关杂志和图册我基本都查阅过。当时一次可以借阅两年的合订本，我一般一个星期就换一次，搜索其中的信息与图像，经研究、分类，我最后为鱼文化归纳出12种功能。陶思炎手稿。许金晶：您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呢？陶思炎：因为在这之前，我写过两篇有关鱼的文化研究文章。一篇叫《五代从葬品神话考》，另一篇叫《鱼考》。攻博之初我就跟导师谈了学位论文的选题设想。我说，我考虑了三个题目，老师您给我把握，看选哪个好？第一个是中国鱼文化研究，我写过鱼，想继续在鱼文化方面做一些深入的研究。第二个是做神话学研究，因为围绕神话问题我已写了近十篇文章，对神话学也饶有兴趣。第三个是民间信仰研究。当时张紫晨老师很谦虚地讲，神话没研究过，不好指导，民间信仰的类型与事象太散太杂，很难形成集中的论文，还是写鱼吧。最终我决定以鱼文化的功能与演进为研究重点，从原始文化到近代民俗，共归纳出鱼的12种功能以及始生、衍生、泛化的演进阶段。给我博士论文写书面评语的乌丙安先生，他说，这篇论文应用了西方功能主义的观点，但超越了他们。许金晶：您能不能谈谈你的博士生导师张紫晨先生，对您的为人、治学、生活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对他的印象？陶思炎：张先生是非常勤奋的学者，可惜他英年早逝，62岁就去世了，否则在中国民俗学界会有重大的建树。在我读博的时候，他出了5本书，我作为青年学生也是蛮崇拜的。不过，他也挺谦虚的，对这5本书他也不是每一本都很满意。《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和《歌谣小史》都很有学术价值，当我提到他写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他似乎不太满意，曾两次表露了这样的心迹。他还写有《北京地名志》，写过有关鲁迅研究的书，主编了《中外民俗学词典》等，涉猎面很广。我印象中每次到先生家，他总是在书房里写东西，北京窗户开的比较小，而且窗帘常拉到一半，感觉他总坐在书桌前，开着灯在工作，哪怕是在白天。先生比较爱才，我从面试的那天就能感觉到。主考官是钟敬文先生，他知道我写过几篇神话研究文章，就问我：对袁珂先生的神话研究怎么看？当时我就指出袁先生研究的优点和缺点，也蛮大胆的，不晓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自己评说的轻重。我说，他的问题是对神话的概念缺少理论的辨析，袁先生所写的那个“广义神话”难免似是而非。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论定义》中间就说过，下定义是不能用比喻的，而袁珂给神话下定义是：神话就像一面三棱镜，透过它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古代社会图景。这就不对了，神话怎么是三棱镜呢？这种用比喻的方法来下定义是不恰当的。钟敬文先生微微点了点头，而张紫晨先生笑咪咪地看着我。钟先生当时90岁了，张紫晨是钟敬文学生，年富力强，那时快60岁了，他对老师十分敬重，同时对学生也非常爱护。我才入学他就跟我讲，要准备留校，我说家在南京，事业与家庭得兼顾，不能一个人留在北京。后来，张先生又几次提及留校的问题，我均未作肯定的答复。张老师为人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忠厚。我在博士刚毕业的时候，1990年，参加了由他参与主持的一个中日民俗联合考察，先考察中国江浙地区，再到日本冲绳县调研。当时我参加了在江苏常熟的调研活动。那时候的调查经费全部由日方承担，但中方学者在课题组的正式人员比日方少两个。为此张先生还受了一些委屈，有人批评说，中日调查就应该平等，为什么中国学者要比日本学者少两个？张先生当时讲，经费完全是人家出的，如果我们承担一半经费可争名额的平等，现在人家多带两个人也正常。他对国际学术交流做了推动，但也默默忍受了误解和批评。张老师总结能力很强，我听他主持过很多次会议，最后归纳的时候都能把要点抓住，我当时蛮佩服的。 许金晶：您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您的博士论文在中国民俗学当中的学术贡献或者价值是怎么样的？陶思炎：这是在我国比较早的一篇专题研究文章，日本人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到日本讲学时，有日本的学者就跟我讲，我买过你的《中国鱼文化》，当时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著作很少，我看到以后非常喜欢。他为了让我相信，第二天特地把书带来给我看了。这本书的出版，带出了一些其他的相关著作，比如说《中国龟文化》、《中国鸟文化》等。还有，就是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也已经显露出来了。另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见。 陶思炎在日本参加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经常会说太阳中间有一只鸟，太阳如果显形的话，它的精魂是乌鸦，月亮的精魂是蟾蜍，在兽体宇宙模式中星星的精魂是什么呢？是鱼！鱼是星辰的精魂。中国古人视天为河，天河、地川是连在一起的，鱼可以沿河而上，所以成为天上星星的象征。半坡文化彩陶上的网点纹、河点纹中的圆点，其实是鱼的眼睛，是鱼图案的浓缩，抽象的表达。原始人真有了不起的地方，用一个黑点表示一个鱼的眼睛，也就表示河中有一条鱼，同时又有天河与星辰的象征意义。许金晶：您觉得从事民俗学研究，需要具备哪些学科的知识或者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技能？陶思炎：一个是本身要有广博的兴趣，因为它的领域很宽广，有生活层面的，有审美层面的，有游戏层面的，等等。再一个就是要有从现象到本质的观察能力，有很多东西的意义是潜藏不露的，象征是民俗的主要表达手法。像端午节到了，门上挂的菖蒲和艾叶，跟端午的什么意义相关呢？当然，它们可以作为符号告诉大家端午节到了，但这也太浅显了。要找到它本身的象征因素，才能完全理解它的意义。实际上，菖蒲是宝剑的象征，艾叶是虎爪的象征，俗信能斩鬼吃鬼，这所谓的“鬼”，就是瘟疫。从表象到本质之间，要靠综合性的知识去释读，包括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物产的、图像的、传说的、信仰的等方面，进行考释和还原。当然语文的基础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民俗文化，而且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敢于挑战、敢于批判，对任何说法打个问号，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产生新的想法。 许金晶：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民俗学研究当中图像很重要，您觉得这种文字、图像包括其他的资料，在民俗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陶思炎：如果有比较，我觉得文字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比图像重要，因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就是使用文字，文字可以确凿无疑地记录下所处的年代，很明白地表述观点。比如说，司马迁的东西就是汉代的。如果是唐诗中间的一些资料，它是唐代的，至少在断代的时候非常清晰。但是图像有一个多义性。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图像，一个孤立的图像你可以说它是什么的象征，可是当时的人是这么想的么？那未必。就像我们看到乌鸦一样，现在觉得喜鹊是好的，乌鸦是不吉的象征。可是在唐宋的时候，乌鸦称孝鸟、吉鸟，它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说图像有其模糊性，或者说是信息的潜在性。但是图像也需要，为什么？它能弥补文字的不足，文字可能是三言两语，是有声的符号记录，跟形象的东西有差异，所以再拿图像来验证，就多了一重证据。我讲要注意实物的、语言的、文字的、行为的资料，实物大多因有造型而含有图像的因素。所以我的研究是两个方面，既有理论的、体系的建构，同时有具体的专题研究，在这方面我的著作能够加以说明。理论方面的，《应用民俗学》、《中国都市民俗学》和《民俗艺术学》都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第一本。它们作为一个个学科分支，旨在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俗学学科体系。在专题研究方面，我出版了《中国鱼文化》、《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苏南傩面具研究》等著作，通过这些专题研究，我们能看出它们丰厚精深的文化内涵，传承脉络和社会联系，其中也有一些开创性的课题。从1987年攻读博士学位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年，《中国鱼文化》是我的第一本书。今年我出版了《陶思炎文集》，收录了我的160多篇各类文章，共130万字，分作上下两册，以纪念我从教36周年。文集的研究领域和类型包括神话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民俗艺术学研究、宗教与俗信研究、文史研究，以及综合类和译文类。 四、对未来的展望许金晶：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传统文化热，1980年代、1990年代和当下。这有没有对国内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一些影响？陶思炎：1980年代是一个恢复期。当时国家有十套集成，其中有三套属民间文学方面，即“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大规模采集歌谣、故事、谚语的行动史无前例，全国的研究队伍都调动起来了，培养了一批爱好者和研究者，而且大家做调研也没有什么经费支持，大多自费下去，写东西、编材料不要稿费，挺可敬的一代人。1990年代转向出成果，1980年代的著作多是民间歌谣集、民间故事集等田野调查采录本，1990年代开始出现一批理论性和专题研究的著作，同时民俗学词典也已编纂出版，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在理论上继续深化。1990年代以后到现在，我们向教育方面的发展更加明显，开始培养专业人才，硕士、博士、博士后队伍不断壮大。北师大从1987年开始招收民俗学博士生，1990年代其他高校也陆续开始招生。21世纪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保护的项目90%可以说是民俗类的，是民俗学在另一种话语系统下的拓展，由一般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到应用实践的层面：推动了博物馆建设，建立传承基地、实验基地和文化保护区，等等，由理论指导传承和保护，并向制度化推进。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有所偏颇，这个工作领域很好，但这种提法以偏带全。因为所谓非物质的东西，要靠物质来体现。换句话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能离开非物质因素吗？也不能。二者是不能剥离的。所以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概念，应该就是“文化遗产”四个字，不要再硬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其实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孙海彦：这是不是跟日本一样的，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陶思炎：对，可能是日本学者在教科文组织占据了话语权。不过，客观讲，搞这个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保护是有好处的，建立了四级保护机制，有机构，有经费，大家都参与进来，使得我们的民俗文化由理论研究、专业教学转入到社会的保护中来，拓展了它的应用领域。许金晶：您作为国内第一位民俗学博士，这样一个身份对您的学术、教学工作会产生一些影响吗？陶思炎：教学方面，大家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到这种身份，学生们总是说陶老师课上得好，应该去听。我的课选听的人数是比较多的，课程结束时学生们往往都不想走，我也蛮感动的。许金晶：您现在已经不带学生了？陶思炎：今年4月份我刚退休，一般教师的退休年龄是60岁，博导是65岁，而我已经70岁了。 陶思炎在东南大学校园。许金晶：您今年正值70大寿，正好也是刚刚退休，您对于未来的个人生活，包括对于未来的研究、写作，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陶思炎：退休后这几个月还挺忙的，东西南北到处跑，有的是考察，有的是调研，有的是讲学，有的是参加会议，跑了6个国家，两次去内蒙，两次到广东，还到了新疆，甘肃。中央文史研究馆要给每个馆员出一本《馆员文丛》，30万字，我已经交稿。中央文史研究馆委托中央电视台给我拍一个专题片，叫“文史名家”，先后在南京、高淳、泰州几个地方连拍了4天，将剪辑成半小时的节目。我还讲了很多具体的民俗事象，已剪辑成20集网络小短片，总题目叫《陶思炎说民俗》。我的《南京民俗》一书经修订，以《南京传统风俗》书名纳入“品读南京丛书”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也基本完成。 我也在考虑以后干些什么，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觉得什么方面有价值、有兴趣，我就去做。目前有个还没完全成熟的选题，也可以先透露一下，叫《民俗辨伪集》，就是对于一些当今困惑百姓的似是而非的伪民俗做出分析判断，以还原传统。还有其他模糊的想法，没有确定。如果再发现好的专题，类似我已研究过的纸马、傩面具、镇物、祥物等，也可以考虑继续做些探究。 有时也有尝试小说写作的闪念，借助民俗文化的背景去写我曾受到触发的人和事，不过现在还忙不到它呢。（本次访谈由访问者许金晶、《大众考古》杂志编辑孙海彦共同整理。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巴马瑶族自治县是“世界长寿之乡”，被誉为“上天遗落在人间的一片净土”。巴马有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多年来，巴马科学开展非遗保护和开发工作，打造了一批非遗精品，以非遗保护成果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明显。“瑶族祝著节”是广西瑶族传统节日，又称瑶年，主要流传于广西巴马、都安、大化、马山、南丹、东兰等县的瑶族聚居区，至今已延续上千年。为了保护和传承祝著节，巴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进建设巴马瑶族自治县瑶族祝著节文化生态保护区、注册巴马布努瑶祝著节文化品牌商标等。多年来，巴马对全县壮族、汉族、瑶族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挖掘和整理，截至目前，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九大类378个项目，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3项。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巴马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精品：收集整理布努瑶人生三部曲《背带歌》《长寿歌》《天堂歌》，其中《背带歌》荣获自治区文艺最高奖铜鼓奖、全国优秀图书奖二等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整理制作布努瑶的创世歌、历史歌、酒歌、立房歌、祝寿歌、情歌、盘歌；创作瑶剧《格鲁花》《努》《撞》《蒙央》《补粮》《裸浴》等一大批优秀传统舞蹈节目和一批深得群众喜爱的民族文艺小品，瑶剧《格鲁花》是中国第一部瑶剧，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瑶剧历史的空白。巴马还先后建设了东山乡中心小学“瑶族文化传承教育体验基地”、巴马镇盘阳村廷旧屯卜伙故事传承基地、坡利屯山歌传承基地、那桃乡民安村山歌传承基地、东山乡文钱村(瑶族)农民射弩基地、东山乡铜鼓文化传承基地，这些基地在非遗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县城文化广场、那桃乡民安敢泵、巴马镇盘阳坡利、龙洪坡丰、凤凰那蒙村等5个地方被授予“广西歌圩”称号；文钱成为广西射弩的发源地，文钱农民射弩队多次参加区内外比赛，文钱村所在的东山乡也被命名为“射弩之乡”。巴马每年拨出专项经费举办全县性的“春节”、瑶族“祝著节”、壮族“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等民族节庆文化活动；连续举办6届“巴马国际长寿文化旅游节”；结合全县旅游开发，打造“梦·巴马”水上实景演出、“仁寿山庄”民族风情表演、“梁艺薰”民族风情表演等3个民族风情表演项目，宣传和保护了民族传统文化。（文章来源：广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