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传播博士

在文科相关专业中，新闻传播学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该专业的优势在于就业面广，且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社会对于该专业的人才需求量大。有意于选择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学生在选择目标院校时，要清楚了解新闻传播学领域哪些学校的实力更强，做出相应的选择。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的介绍一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最好的28所大学。（本文依据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国人民大学一、第一梯队---百分位段前5%的大学新闻传播学第一梯队共5所大学，分别是：人大、中传、上交大、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在这5所大学中，暨南大学和中传是211建设大学，人大、上交大和复旦是我国985建设高校，都有着不错的实力。同时由于院校间的地位不同，因此在录取分数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学生在选择目标院校时，可根据自己的分数进行选择。北京大学二、第二梯队---百分位段前10%的大学新闻传播学第二梯队共6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川大、武大、中山大学、南大和北大。这6所大学可谓是名校云集，全部是我国985建设高校，且在全国排名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是大多数学生心仪的名校。其中尤以清华、北大夺人眼球，能够进入国内的顶尖学府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将大有助益。浙江大学三、第三梯队---百分位段前25%的大学新闻传播学第三梯队共17所大学，分别是：华科、浙大、南师大、厦大、华东师大、西政、北师大、新疆大学、深圳大学、郑州大学、广外、南昌大学、湖南师大、华南理工、华中师大、北印、西北大学。这一梯队的16所大学综合实力参差不齐，差距较大，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都有着不错的排名。其中除广外、北印和深圳大学外，其余高校均为985或211大学，而广外和北印都属于特色大学，在各自领域内有着不错的口碑。学生在选择目标院校时，根据城市、院校综合实力等方面进行选择。西北大学四、新闻传播学排名变化最大的院校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各学科排名每年都会有所变动。以2017年和2018年的新闻传播学排名变化为例，人大的新闻传播学排名由2017年的第二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一名。在这28所大学中，排名变化最大的是西北大学，该校新闻传播学排名由2017年的46名上升到2018年的27名，变化幅度最大。新闻传播学最好的28所大学中，除中山大学、南大、北师大、新疆大学、广外、华南理工、华中师大、北印和西北大学9所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大学均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另外，复旦、人大和中传的新闻传播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同学们应多了解一下，高考不易，选择理应慎重！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开春以来，对于在北京某重点高校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马广军来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完成了博士期间最艰难的“指标”任务——发一篇C刊文章。此前他已经发表过两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这意味着，他读博期间的论文硬指标总数已经实现。“博士苦、博士累，负担累累人心碎。”一段时间来，博士生因心理压力大导致抑郁、甚至自杀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而近期演员翟天临博士论文学术不端事件更是炒得沸沸扬扬。博士生，这个现代教育顶尖层次人群的生存境遇广受关注。博士生到底该如何培养，也成为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傅道彬委员建议，博士培养是我国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国家应该出台相关规定，让博士生们从学术之外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蓄力量。读博，以青春作赌注？“毕竟是一场豪赌，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筹码’就冲进了这个‘赌局’，人生最黄金的几年都扔在这里了。”说起读博的状态，23岁的陈育叫苦不迭。去年6月从浙江大学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同年9月顺利跨专业进入中科院上海分院硕博连读，在别人的眼中，陈育是典型的学霸。可读博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忙起来的时候，能够连续一个月每天做实验到凌晨，“周六周日连个懒觉都没得睡，一早就得去整理实验数据，看着有些同学吃喝玩乐回家团聚，觉得自己挺惨的。”有时候实验推进不顺，走进实验室都会让陈育感到生理不适，“有种恶心的感觉，就想回家”。事实上，不仅是陈育，他身边不少博士生也面临着这样高强度的压力，“有师兄得了严重的心理抑郁，甚至有人因心理问题引起了神经性皮炎。”科研的过程“苦中有乐”。有一次，陈育的课题遭遇瓶颈，所有的方案都试了一遍，甚至陈育的导师都觉得“可以放弃了”。就在陷入绝望时，睡觉时做的梦给了陈育启发，醒来后他一步步回忆梦境，发现确实有些方面没有考虑到，“立马去实验室测试，真的太神奇，需要的信号出现了。”回忆起这段往事，陈育感言“简直太神奇，是上天的赏赐”。“有时候也很矛盾，年轻人就应该拼一拼呀，但是又很担心自己如果真的拼得太过，身体出了状况，父母咋办！”害怕扛不住、不时想退学，绝望和希望伴随着读博生活，陈育说，自己拿青春作赌注，一头扎进了一个有无限未知可能性的“地带”。“当我发现自己开始评估从实验楼哪层跳下去比较可行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人说，这个文凭不要了，小命比学位重要。”27岁的叶军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目前在准备毕业论文，如果顺利，今年夏天就可以毕业。可回首走过的路，叶军隐隐有些后怕。本科毕业考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保送博士，看似学业顺风顺水，但其中的苦楚并不少。“大学同学很多都入职了，有的已经小有成就；很多人都成家了，都有职业发展的方向。”经济上的负担，科研的压力，看不见未来的无助感……这些都曾让叶军备感压抑。“如果有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我不会选择读博，风险太大，有种赌博的感觉。”叶军感慨，最后悔的事就是读了博士，“但既然选择了，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好好读下去”。一场高强度的修行“有人问我课余如何度过，就像在问一个天天卖菜的平时去哪个国家旅游，可望而不可即啊。”繁重的科研任务占据了陈育的大部分时间，课余生活看起来单调又有点乏味，“锻炼、看资料、做实验、偶尔看闲书，就能概括这半年来的生活”。在浙大读本科时，室友个个成绩优秀，陈育“拼了命才勉强保持中游”，由于本科期间选修过生态学的课程，又有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意愿，经老师介绍，保研时顺利进入硕博连读阶段，最后被保送中科院继续深造。正因如此，陈育似乎比旁人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压力也就愈发大了。“高强度修罗场，就是如此”。天天泡在实验室，“8107工作制”（早8点上班，晚10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是叶军的生活常态。在叶军看来，“码农‘996工作制’的日子都比我们好”，巨大的工作学习强度下，叶军基本没有什么私生活，只有偶尔周末和朋友出去聚一下。“长久以来的压力积蓄，完全没有办法消除，从最开始的暴躁，到有破坏欲，到最后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在最崩溃的时候，想到自己已经拥有硕士学位，相比直博的同学已经算好，叶军努力自我开解，不再过分地逼自己、钻牛角尖。“都会有疲惫期的，最后一年更是咬牙过来的，有时候会哭，我妈就陪我一起哭。”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就读法学专业的殷小小今年读博三，性格风风火火的她做任何事喜欢“赶早不赶晚”，所以早早就完成了学校发表论文的要求，毕业论文也接近尾声，现在已经签了工作——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老师。正常学制是三年，为了能按时毕业，殷小小从未放松过，寒暑假都没休息，今年大年三十还在改论文。博士论文的压力并不单单来自毕业论文，还有学校硬性要求的发表C刊、SCI（即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等论文的压力，这些硬性指标论文不发完，就不能提交毕业论文。“有一次，我投了20个期刊就一个回的，急得整夜整夜的失眠。”殷小小说。研究生毕业在一家企业工作8年后，33岁的马广军再次进入了校园，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刚进校园总觉得不对劲儿。”从工作繁重的职场到青春洋溢的校园，除了觉得自己已经“老去”，马广军还用了一段时间重新适应大学校园波澜不惊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博士课程的深入，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英语全英文授课，挂科就不能毕业，真是愁死人。”职场8年，英语口语已是空白，起初，每逢遇到课堂交流，马广军有时“紧张得一句都说不出，待在课堂特尴尬”。为了应对平静的校园生活中蕴藏的困难与挑战，马广军每天上课、听讲座、读书自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二年级的李雨辰也在为论文发愁。读博期间，他须在国内新闻传播类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其中A类（指期刊等级）刊物1篇，B类刊物2篇。“学制要求是三年，写论文、发表文章都需要时间，毕业估计要4年吧！”在他看来，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需要有好的选题规划与问题意识，做好这些都需要积累，加上文章写作及后期发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不能按时毕业的情况很正常。“延期现象时有发生，上上届18个毕业了6个，其他基本都延期了”。学业、就业与家庭，一个都不能少之惑除了学业，经年寒窗苦读，博士生大都到了面临就业和成家的人生阶段，如何协调学业、就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处在象牙塔顶尖的博士生们的又一困惑。兰州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博士生王晓明刚发了一篇学术文章，在等待最后的完善。他身边的同龄人大多已结婚，有的同学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由于31岁还是单身，经常有亲朋好友提醒他，“老大不小了，学业和家庭都要兼顾”，每当这时王晓明总会觉得有点尴尬。这两年，相亲是王晓明逃不开的“课题”，没有女朋友，就总会被家里安排相亲，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不是不想见，是真的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管”。最近实验终于做完，预计今年6月就可以毕业，时间也有了空闲，王晓明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毕竟自己年龄也到了，谈恋爱成家的问题也该提上日程了”。“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开始怀疑读博的意义。”面临毕业，叶军和殷小小也有很多感慨。研究传统高分子材料的叶军想去企业，但自己研究的方向和很多企业不对口，进企业的空间也不大，“只能先做个博士后，换个方向做企业相关的项目，之后再去”。苦读十载，面临就业，叶军顿感缺乏信心。“行业待遇不高，且对身体健康还可能有危害。”叶军从本科开始就读化工相关专业，但大学期间只顾读书，对行业了解不多，也就从未考虑过转方向，保送了博士也没办法转了。虽然已经签了工作，但殷小小也有些许遗憾。“社科类博士在毕业之后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非常低，简单来说就是挣不了钱。”在她看来，很多人文社科博士生和硕士生工资差不多，不免会怀疑多读三四年博士的意义在哪里，“就感觉特别挫败，并且年龄大了甚至还不如硕士好找工作”。“现在博士留高校任教也并不容易，许多高校签老师都不是编制内，几年之内没有科研成果、论文，照样要走人。”虽然对薪酬不是很满意，但能顺利找到高校教师的工作，想想眼前的现实，殷小小又感觉很幸运。在读博的问题上，女博士要承受的压力更多，其中大龄女博士结婚是很现实的问题。27岁的殷小小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在她看来，倒不是女博士难嫁，只是很多人不想嫁。“其实追我的男生不少，只是一般来说女生不着急工作，选择读博的家庭条件都还可以，不需要靠男生生活，结婚生子可能还会耽误工作科研，想想不太合算。”殷小小开玩笑说。但在传统观念中，女生这样的想法总会被视为异类，“读书太多耽误嫁人啊”“女孩子哦，家里花再多钱在她身上将来也是要给别人啊”……殷小小也总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但她并不在意，“吐槽一下就好啦，我还有论文要忙呢”。与较年轻的博士生不同，已经工作并拥有家庭的曹国东有他的烦恼。在大学从教8年，曹国东发现，自己仅有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对晋升职称、申请课题都有影响，他积极准备，去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对曹国东而言，读博的压力则更多源自于时间和精力的不足。“单位上的事顾不上，收入减了很多；孩子也经常见不着，家里大小的事情只能由爱人一人承担，确实也挺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曹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上课、看书、写论文，他越来越感觉到，工作成家后再读博，更难得、也更难过，“没人能够平衡各方，每个人都在牺牲”。一顶博士帽，不忘初心负重行2017年，《Nature》杂志发布了一篇名为《Many junior scientists need to take a hard look at their job prospects》的文章，介绍了博士生攻读学位的压力和困境。2018年，《Nature》又有统计数据显示：39%以上的博士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这一数据是正常人群的6倍以上。此外，62%以上的博士会有持续的科研焦虑；若导师在学术上不能给予足够的指导和帮助，博士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会超过50%。在马广军看来，较之其他阶段，博士的焦虑是多方面的。“年龄大了，事情本来就多，由于读博，很多同龄人正常完成的事往往要滞后，加上各种不确定性，焦虑自然就多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傅道彬介绍，一些学校规定在读博士生必须在C刊或CSSCI（即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等期刊上，发表2至3篇不等的文章，且要参加有影响的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学术讲座，有指导本科、硕士研究生的经历，等等。但以在C刊上发表文章为例，按照一些学校的目录，所谓C刊一个专业只有几种、十几种，连学校的教授、甚至是博士导师都难以发表。而有些核心期刊特别规定不接受博士生的稿件，令博士生望“刊”兴叹。“的确存在专业重点刊物少，论资排辈、发论文竞争激烈等现实，令很多博士很焦虑，但不可否认，博士群体中也存在学术训练不够，问题意识不强，对所学学科的理解、积累不够深等问题。”马广军认为，这和当下社会的风气息息相关，博士生中也确实存在浮躁的情况，一些人读博的初心不在学术、而在镀金，在此情况下，急于出成果，就会面临论文屡投不准，学业压力大，焦虑日盛的情况。在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博士生导师徐守军看来，较之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培养，对博士研究生在科研的创新方面有更高要求，这需要导师和学生都要用心投入、通力合作，才能较好完成博士学业。“只要师生都认真投入，顺利毕业就不会有问题，但一旦任何一方投入不够，就往往会影响正常学业，顺利获得学位自然就有困难了。”徐守军表示。“如果重新作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读博，还是选择进这个研究所。”过去的一年，在许多优秀的师兄师姐、“大佬级”老师的帮助和影响下，陈育心态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千万不要对博士那么绝望，我们这个群体依旧阳光灿烂。”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觉得一旦博士毕业，我们这批人的抗压能力都会比较强，就是心态成熟了，遇到啥大事都不慌。”毕业和工作基本都已有着落，殷小小憧憬着自己的职场生涯，她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挑战，但经过读博期间的修炼，都能从容应对。“熬过了读博，一步步走来，最终相信会苦尽甘来”。关于在职读博，曹国东也认为，其间肯定会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把各方协调好，就能有好结果。“像大学老师这样的工作，本身就得不断学习进步，学历上要不断深造，学术上要不断更新，工作一段时间后，读博是很好的充电学习机会。”在他看来，尽管有一定压力，但只要用心投入，充分准备、夯实基础，完成博士学业也并非遥不可及。（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殷小小、叶军、李雨辰、王晓明、陈育均为化名，原题为《读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研究及启示”，项目编号：17BXW014。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一派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创立，他借助传播的仪式观而非传递观概念，指出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应当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另一派则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兴起于上世纪90 年代，以部分解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美国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传播学在发端初期的问题意识、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重心，同施拉姆及其选择的四位奠基人所承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他们依然承续而非挑战施拉姆或罗杰斯关于四位奠基人“相对独立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体系的论述思路。相关历史细节的揭示，旨在为施拉姆建构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背书，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俨然成为一种遗忘史学，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品。然而，在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阵营中，还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显得大胆而激进，他们采取学术“政治化”的反思路径，将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的选择，以及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放在美国从二战前到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国际、外交与军事战略背景下进行解剖，从根本上颠覆了施拉姆及其传播学体系的正统地位。他们大多从对外宣传、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战略或地缘政治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由外而内地进入对美国传播学构建过程的论述，反而脱离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甚至有粗暴武断之嫌。或许，读者会质疑，施拉姆肯定会阐述他为何选择拉斯韦尔等四人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的确如此，那么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不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吗？与这一观点相反，问题非但没有在施拉姆这里得到有效的展开，答案反而被他“抽象化的”学术外衣包裹得密不透风，更没有通过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的叙述得到有效解决。纯粹的“客观”学术图景的描绘或者“传学”，完全属于国家正统思想和种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上述两种认识论都不利于我们向新的方向推进对施拉姆精心挑选四位学者作为传播学“祖辈”的深刻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合四大奠基人（主要以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的研究文献，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人的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学术成果（期刊论文与学术著作）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一、从贝雷尔森到施拉姆：经过变形的四大奠基人施拉姆发表于1982年《国际新闻界》的那篇演讲稿，其基本内容直接来源于他1980年在阿卡普尔科召开的国际传播协会年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而后被收录进《传播年鉴》的文章《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Schramm，1985：73-82），但据考证，这并不是施拉姆关于“祖辈”一说的最早阐述。更早赋予四位学者以传播学“开创者”“奠基人”（Schramm，1959：7）地位的观点，可在施拉姆1959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反对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关于“传播学研究如今正走向凋零”这一悲观主义论断的文章中找到。在与贝雷尔森展开辩驳的基础上，施拉姆逐步阐明他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1963年他编纂《人类传播的科学》，在导言中首次罗列四位奠基人的学术背景与贡献，并强调四人的影响力的逐渐融合、战后研究中心的兴建，佐证了传播学依然是一块“极度活跃的研究与理论领域”（Schramm，1963：1），再次反击了贝雷尔森。施拉姆晚年出版的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以集大成的形式，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四位奠基人各自的学术经历与成果。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传播研究”，这是施拉姆归纳四位奠基人的“共性”，也是他写在纸面上的理由。施拉姆语焉不详的是，原本身处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四位学者，在遭遇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时致力于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人类传播”研究，他们如何将自身原有的研究与传播问题相联系，并将兴趣放在传播“效果”上？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虽然巧于利用并综合部分解密的档案资料，侧重从学术交往的微观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施拉姆在1963年文章到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四人的学术贡献时，或多或少带有那么一丝由果（贝雷尔森梳理的传播学研究的四条主线）溯因（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的“反历史性”的特征。施拉姆与他们的学术交往远不如他们四人彼此之间的合作那么熟稔密切，拉斯韦尔甚至在战后才第一次与施拉姆见面。并且，1941-1942年，施拉姆在华府知识圈里结识的不仅包括彼时还未被称为“奠基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智库成员或政府要员。因而，施拉姆选择他们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更多依赖的并非他的直观认知，而是间接判断与刻板印象，例如他在华盛顿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其他间接途径了解四位奠基人的学术地位与研究情况（这些在施拉姆的自述中基本上被淡化）。既然如此，如若重新理解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则需要从发现施拉姆和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的叙述“盲点”入手。在美国正统社会科学的主导下，学科史叙事的政治性与情境化的逻辑往往被稀释，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政治绵延；它被加冕为传播学的主流、一种共识——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共识——而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便能最终归结为：如同贝雷尔森所分析的那般，四位奠基人在二战结束后先后离开传播研究，施拉姆为何以及如何在反贝雷尔森式的悲观叙述中重新接棒，奠定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二、二战期间华盛顿社交网络与施拉姆“传播的观念”的初见雏形：宣传、大众说服与态度改变1941年10月，战时统计局建立，阿奇保德·麦克里希担任战时统计局局长。他就职时宣称，战时统计局“不会采取自吹自擂的宣传手法”，主要向公众提供“未经修饰和篡改”的政府防御措施、政策与行动等战时信息（Winkler，1978：22-23）。1941年前，施拉姆通过衣阿华大学的写作班早已结识麦克里希。两人曾沉醉于人文主义学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主张人文价值的政治取向。相似的学术旨趣，尤其是麦克里希重建美国信息网络的战时方案，促使施拉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8天后，主动向对方发出自荐信。1942年1月，施拉姆如愿奔赴华府，并被麦克里希任命为教育服务处处长，后者隶属于战时统计局五大部门之一的联络部（Cartier，1989：159）。在华府，施拉姆的日常工作包括向学校、大学和社区传送战时信息，向教育机构提供有关战时服务的建议。他的社交主要局限于战时统计局的写作小组，以及统计局与之后的战时新闻局内部规划小组在国会大厦图书馆不定期召开的经验分享会里，不过，通过规划小组，施拉姆的人脉直接通往三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塞缪尔森·斯托弗、伦西斯·利克特。借由他们，施拉姆了解和熟悉了霍夫兰，或担任战时统计局（随后战时新闻局）顾问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的战时研究成果。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召开传播研讨班，与基金会1937-1939年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有关。二战爆发后，与会者开始围绕大众传播在战时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等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两份备忘录：完成时间分别为1939年12月与1940年7月。两份备忘录，尤其是第二份名为《大众传播的研究》的备忘录，已有意识地使用“大众传播”，以替代李普曼—拉斯韦尔所提倡的进步主义“宣传分析”。施拉姆虽然没有亲身参加传播研讨班，但他受命参与麦克里希振兴宣传大业的计划时，也极力反对使用宣传一词，自诩担负知识精英教育平民的工作。倘若把两份备忘录放在更为宏大的政治与历史形势下，则更有助于我们识别传播研讨班的成员（主要是拉斯韦尔与主持马歇尔）以战争之名统领研讨班议事日程的动因与过程，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等智识诉求。尤其是第二份备忘录，严格来说，它更像一份“意识形态宣言”，动员学者进入“宣传战的壕沟”中；它不仅秉持“崇实”等同于“求真”的客观主义立场，更将之同社会工程理念并置一起，强调“应用型知识能够保证公众舆论的管理更为理性与实效”（Gary， 1999：102）。1939年12月1日第一份备忘录《公众舆论与紧急状态》出炉后，研讨班不少成员附议，他们认为，必须将公众的无知与无能状态视为“某种实在”，以积极地制造“共识”与“公众舆论”，从而“引导处于紧急状态中的（民主）社会”。从目的论的角度，这也只是闪烁其词地重新转译了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媒体宣传进行内容分析（1939-1940）的拉斯韦尔所持有的民主现实主义理念而已。施拉姆尽管对宣传充满戒备，但在回忆拉斯韦尔的学术经历时，没有提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资助的传播研讨班，唯独指明后者对美国传播学的三大贡献之一是其对宣传概念的丰富与深化。施拉姆奔赴华府之前，曾在西肖尔的心理学实验室工作，并通过俱乐部结识勒温。勒温的场论到团体动力学，杂糅了格式塔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的遗产，旨在探究“半物理性、半社会性和半精神性的”（Gergen，1985：538）环境下，个体意志作为人类行为的各种可能，以调解唯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对立。相较之下，赫尔的新行为主义反而显得剑走偏锋。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勒温秉持的调和式的研究取向逐渐取代赫尔的新行为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心理学界的学术正统。施拉姆亲眼见证这一切，并悉数吸收了勒温的方法论，“用量化的方法检验质化的洞见”（Cartier，1989：177），以作为他挺进人类传播行为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否则他怎会在首次正式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著作《人类传播的科学》中收录勒温的得意门生里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文章《认知不和谐理论》？学界公认为费斯廷格结合了勒温的内生性原则与经验主义心理学即假设—演绎形式，并融入到他的社会比较理论中。二战爆发后，勒温还一直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建造的战时学术机器保持联系。勒温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核心领导力的机构之一，便是“士气与领导研究委员会”。另一位走入施拉姆视野，同样从事士气研究的，则是卡尔·霍夫兰。霍夫兰，这位本土学者在赫尔（Clark Hull）统领的耶鲁小组，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类关系研究所”中原本备受瞩目。然而，1942年，霍夫兰离开耶鲁小组，以专家身份受邀加入五角大楼的士气部门。在斯托弗的说服下，他最终选择领导美国陆军研究处的实验小组。施拉姆认为，霍夫兰以说服和态度研究为主的战时研究，已经显示出他的学术轨迹的改变。1943年他与陆军电影局以及卡耐基基金会合作完成的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的效果评估实验，让他一举成名。然而，霍夫兰创造了“内在过程”概念，用以描述行为心理学所回避的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如记忆、意识），并动用控制实验法等研究方法确证人类行为的可变性。在战时陆军研究处看来，弗兰克·卡普拉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所蕴含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调性，在霍夫兰反清教主义式的方法论革新的强烈烘托下，即控制实验法对“恐惧诉求”、单面还是双面信息等多个自变量的控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关系之父伯奈斯所设想的“设计共识”理念（Sproule，1997：199）。除了对霍夫兰的方法论念念不忘外，陆军研究处下设的另外两个小组的研究者，从霍夫兰领导的服务于军队士气的产学研一体化的项目中，也获得不少理论创建的灵感。以勒温与霍夫兰为代表的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否获得政府或者基金会支持，证实了华生的刺激—反应模式与魔弹论的化约主义。他们意在从宏观层面构建出“刺激—意志的个体—反应”这样一则有关人类传播的新理论公式，以呼应战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拉斯韦尔对协约国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勒温有关提振国内与军队士气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与态度改变实验，这些学术成果都处理人类传播的两大议题：宣传与大众说服—马歇尔、以及施拉姆直接称之为“大众传播”，最终指向传播效果研究。若无战时的政策引导或私人基金会的穿针引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直面这些“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不会从各自的领域转入尚未成型的传播研究中。1942年1月底，施拉姆写给同事的一则长达19页、针对高校和学校的信息传播现状的备忘录，综合几位彼时还未冠名为“奠基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罗杰斯关于“1942年是施拉姆传播的观念形成的关键时刻”的论断。施拉姆设想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工具论的内核，它应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工程的重要组成。施拉姆就职的战时统计局与战时新闻局，把他拖进了国家决策层，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促使他往行政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型（Glander，1990：269）。并且，施拉姆特别强调了受教育精英的思想应当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国家必须迂回包抄，精妙布局，才有可能影响前者，进而形成有关国家政策的全国性共识 （Glander，1996：379-380）。他绘制的传播网络蓝图，以等级分明、贵族制的社会秩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管控传播过程（Glander，1990：274）为先决条件，这正是拉斯韦尔的宣传理念、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以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说所共同预设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施拉姆战前与战时在华府与四位“奠基人”，或者说远比施拉姆更受到政府重视的决策精英的或因私或因公的人际交往，让他保留了学术生涯早期受到傅诺曼、怀特海影响而形成的新人文主义遗产，随后一并引流到方兴未艾的传播研究领域中。新人文主义关于民主、自由和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并入社会科学的路径，尤其是勒温—霍夫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与拉斯韦尔的信息传播模式，框定了施拉姆概念化人类传播的最初尝试，进而确认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题。三、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字面上的学术依据之下，还有什么？1944年，施拉姆再次回到衣阿华大学，正式领导新闻学院，并首次启动大众传播学博士生项目，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政治科学等“界外”学科（Chaffee & Rogers，1997：138）。此时，他着手于将战时项目的特定议题及其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领域的革新计划，“战后，我们将肩负传播研究的重任”（Glander，1990：276）。1947 年春，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斯托塔德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后者有意邀请施拉姆出任校长助理一职。对此，施拉姆提出交换条件，即在大学创建独立的传播（而非新闻）研究所（罗杰斯，1994/2002：473-474）。于是，1947年（被公认为冷战正式开始的一年），传播研究所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并于1948年正式招收全美第一批传播学博士。这被传播史学家公认为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化的开端。施拉姆新官上任，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传播学博士课程培养上。施拉姆在研究所成立两年内，相继引进拉扎斯菲尔德、全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哈特等人作为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雇佣1963年成为全美心理学会主席的奥斯古德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担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1948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施拉姆召开一场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贝雷尔森、赛伯特等施拉姆在战时新闻局或国会大厦图书馆结识的学者受邀集聚一堂，在阿勒顿公园围绕大众传播学（而非新闻学）如何具备学术主体性、学科建设、博士培养以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McAnany & Schramm，1998：113）。他们的建议成文后，由施拉姆编辑成书《现代社会的传播》。1949年，施拉姆再次编辑出版《大众传播》，此书用于施拉姆博士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他在每一章节之前均附上简要评述与导读。虽是论文集，可它不仅缩窄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即“大众传播”，并且它收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控制、过程/渠道、受众、内容、效果这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借助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将大众传播理论系统化和结构化。作为研究所硕士和博士培养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清楚地表明施拉姆这位“学术企业家”将大众传播研究“自觉地”（Pooley，2008：45）建设成独立学科并赋予其学术身份的雄心，尽管这一“独立”学科从一开始纯粹属于战时问题意识导向。如何理解普利（Jefferson Pooley）对施拉姆的形容——“自觉地”？施拉姆在两本书中所收录的共计55篇文章，大多脱胎于二战期间政府战略宣传、军事或情报项目；施拉姆在《现代社会的传播》的序言中提出的不下二十个关于大众传播的问题，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或多或少得以研究。对于施拉姆而言，要建立成型的、“科学的”大众传播学，需要小心地隐藏（而非去除）包裹在这些文章之中的政治内核，进行“政治消毒”。如此看来，施拉姆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他通过去政治化的和“辉格党主义”的方式，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我合法化，将大众传播学顺理成章地归类在强调客观、实用原则和工具论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再者，他以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与1948年开幕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联络同好，迫切地希冀集体性的研究力量能够形成，使大众传播与大众媒体“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Schramm，1954a：4-6）。眼见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施拉姆个人很期待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家一道，以“恰当的专业化形式”（辛普森，1994/2017：110）共同承接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横向项目；并且，让由他所开创的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庸）“光明正大地”准入政府和相关部门或情报机构在冷战期间开展的各种项目，反过来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红利的保障下，还能继续巩固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位置，才是施拉姆迫不及待地舍弃既有的新闻学、建立传播研究所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真正意图。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可以在部分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家或持批判立场的理论家的叙述或披露的档案材料中得到验证。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著作中曾指出，当他翻查《美国名人录》有关施拉姆的条目时，竟然发现他从1943年以来就已担任政府心理战的学术顾问，他的客户涵盖美国陆军、空军，以及陆军作战研究处军事机构（Smythe，1994：57）。格兰德（Timothy Richard Glander）以一系列的解密的政府高层档案表明，不仅传播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与1950年代，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Glander，1990：279）；研究所成立之后，施拉姆更相继接到国务院与新闻署以及国防部的邀约，以传播学者的身份参与事关美国国家冷战推广与宣传计划的课题，并担任要职。悖论的是，正由于施拉姆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的心理战项目，导致1950年代以来施拉姆的相关著作至今尚未解密（辛普森，1994/2017：125）。随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以及施拉姆介入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冷战的政府/横向课题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1953年参与美国新闻署的创建，施拉姆通过编辑和撰写论著，不仅逐步显示其作为“时代思潮、研究范式和大众传播知识的主要播种者”（Chaffee，1974：1）的意义，更逐渐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上，从而将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扩展至国际层面。四、《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出版与再版：国际传播研究背后的政治动力学1953年，施拉姆受美国新闻署邀请，编撰一本“教材”以供机构里从事“心理战或政治战职员”（Schramm，1954a：2）阅读、研究与评估之用。借此，他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而是扩展至国际传播层面。他毫不隐讳地强调，作为新的学术焦点的国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施拉姆又称之为社会传播）甚至人际传播，在面对目标受众和有效性等问题上，具有理论的同源性。于是，以香农的文化或经验领域的“一致”说为纲，保障（美国）大众媒体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产生理想的“国际传播”即对外宣传的效果便成了施拉姆最关心的事情。在《传播的工作原理》一文中，施拉姆逐条阐释保障（对外）传播效果的四条法则，由此总结到，信息发送者、情境、接受者的个人情况与所在群体是影响（对外）传播能否产生理想效应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施拉姆专门辟出一章放在这本教材的最后，名为“如何获得国际传播效应”，拉斯韦尔原载于《保卫自由世界》特刊的文章《苏联宣传的战略研究》被收录其中。苏联/北朝鲜的宣传，与美国的传播，被施拉姆有意地设置成独裁与民主、“坏”与“好”的二元结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原则，以淡化和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因此，他的国际传播，或与之同义的跨文化传播范式，着眼于“如何实现对外（苏联与共产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宣传与文化同化效应”。然而，到了1971年，《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再版（修订版）时，拉斯韦尔与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篇文章就已被替换成我们现在都熟悉、也是他们在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品：《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与《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与1954年第一版文集的序言《传播的工作原理》相比，1971年版序言 《人类传播的实质》显示出已经领衔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十余年的施拉姆显明的“往回撤”的学术旨趣，以及建诸之上的清晰宏大的学术概括能力。首先，施拉姆把传播定义为人类个体之间的传播过程，即传者与受者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第一版里香农通信模式的三大元素悄然转变成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传者、讯息与受者（Schramm，1971：12、15、17）；同时，施拉姆只讨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类型，“国际传播”已经从他的论述或者目录中被去除，有关朝鲜或苏联的例证也被替换为北美和欧洲。其次，他综合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人的观点，尤其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的“二级传播”论，以一种相对柔和、不那么煽动性的语言，不仅证明魔弹论这样的传播模式，在1952-1971年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已经得到极大的改良与修订，更在梳理与比较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的功能的差别——以往的民主与专制、好与坏的对立的修辞一概消失不见——的基础上，首次概括了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告知、教育、说服与娱乐。这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施拉姆对1950年代宣传研究“重传者（讯息）轻受众”这一单向过程的抛弃，更表明他的这版“修订”是对第一版过于显性的政治目的的一次学术纠偏。五、“施拉姆悖论”与“转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反共主义者对“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估”？施拉姆在1971年修订版《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序言《人类传播的实质》结尾，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的“二级传播”，并援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宣扬“民主社会”的大众媒体更有可能起到维持现状而非社会变革的效用（Schramm，1971：52），以说明大众传播研究应当从强效果论转向有限效果论。然而，若仔细翻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这篇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基本上没有提及“民主”或“民主社会”等限定词，只是讨论了商业化媒体与流行的社会趣味之间的关系。不似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的大刀阔斧，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赴美后，他的文章或著作中基本上不会出现民主、专制这样的字眼，更不会轻易表达对政治问题的个人好恶。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前妻玛丽亚·亚霍达的判断却与卡茨相左，“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身处政治，而非社会研究中”（Morrison，2008：184）。虽然相反，这恰恰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和环境下云泥之别的“表演”。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在来美国后不久的一次公开演讲上主动承认自己是“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Morrison，1988：191），不过1969年的长篇自述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形容。本章讨论一个核心问题：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不管是休假隐遁还是投诚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深受施拉姆的赏识？这份赏识，在如下事实中显得格外不同：施拉姆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唯独对马克思的传统不感兴趣。相反，在被施拉姆冠名的“四大奠基人”里，只有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也只有他来美后，无论在战中还是战后，承接了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各类项目，而其他三位与施拉姆的研究项目大多来自于政府和智库。施拉姆笔下的拉扎斯菲尔德，与他从奥地利社会主义体育生青年团的组织者到美国战后社会科学实证化发展趋势的中坚人物的转型，毫无关系；施拉姆强调的，唯有从奥地利中学教师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克托莱教授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与施拉姆本人从英国文学教师转变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轨迹，基本一致。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潜藏的”政治底线与施拉姆存在根本分歧，尽管他时隔若干年后拒不承认传播研究的丰富经历，但施拉姆似乎毫无介怀，反而与罗杰斯，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以编年体的方式各自记录了拉扎斯菲尔德达于学术地位的巅峰的历程，特别凸显了他对传播学科的学术贡献。只不过，与拉扎斯菲尔德自述所表露的希腊式的心态有所不同，施拉姆树碑立传的风格，显得更像是希伯来式的。他们倾向于从学术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媒体化）及其改变的角度，来阐述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生涯，有意地绕过了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尤其是曾经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因而，我们需进一步厘清施拉姆在叙述上的“绕行”或“掩耳盗铃”，如何服务于他借力打力，自诩为抽象而客观、实则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的使命承担者，最终构建传播学术主体的目的。对于依然固守着“文化保守”姿势的拉扎斯菲尔德而言，当社会主义已成为“幻影”，而美国消费社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为了防止更为激进化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政治主权转变成消费主权诉求，相应的，民主的内涵也从政治自由转变成消费平等时，他惟有迅速转移到广播网络与政治选举民意的调查项目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从维也纳时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锻造，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对大众/受众的文化引导工程；从对报纸角色的讨论，转向对广播（以及之后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和商业营销的潜能的调查。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所提出的购买香皂与政治投票之间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等值”理念不仅得以复苏，他更积极进取地利用美国消费主义与消费主权等话语，成功地将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 在一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社会里“转换声部”（Gitlin，1978：244），从而积极促进它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行政与市场营销研究之间的“融合”。方法论的革新最终推动他重新思考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下，制作和决定听众/受众收听/看的节目内容，引导他们的“文化”趣味。从《广播与印刷品》一书到《普通美国人的传播行为分析》，明白无误地表明，拉扎斯菲尔德尝试借助政治或第三方力量，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动商业广播影响并重整大众文化、锻造消费主义时代“新人”。他侧重的，是传播效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而非无效。事实上，施拉姆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更关心传播的有效性。他对传播如何有效的看法，并不是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但从长远处看，却可能是最经久的。早在二战期间，施拉姆已经向华府情报机构提交过在全国建立教育广播网络以服务战时宣传的设想。并且，他确认了在国内心理战过程中首先影响受教育阶层及其认知的重要性（Glander，1990：147），这里的“受教育阶层”就是全美2000万大学生，以及4000万亲朋好友。彼时，施拉姆相信，国内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Kumata & Schramm，1955：37）。然而，二战结束，国内战时动员无往不利的有效性，似乎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诸多研究的映照下，露出了马脚。在古典意义上，施拉姆与拉扎斯菲尔德殊途同归，拥戴并维护了一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等级和“贵族制”（政治）愿景，这是他们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内关于选举和市场调查的）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与（国际或对外）宣传和说服的强效果模式并存于两人的理论框架里，罗伯特·巴贝（Robert E. Babe）称之为“施拉姆悖论”（Babe，2015：113）。与其说是悖论，毋宁认为它恰好构成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体两面：两者在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与军方的国家安全诉求的维度上，保持一致性，而非自相矛盾。从国内选民的民意测验中所发现的个人影响的因素的存在，旨在更有效地帮助政府机构在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发掘、培养与训练地方精英，以实现对外宣传的有效性。传播研究中扩散理论的崛起，正是“施拉姆悖论”的最佳诠释。六、作为“未来的士大夫”的施拉姆及其学术遗产在施拉姆这里，学术与政治似乎统一成一副完满和睦的肖像，毫无张力。1947年，施拉姆创建美国第一家传播研究所，彼时却是他一生中参与政治最积极、最投入的时期，学术的面孔左顾右盼之下，政治的面孔屏息静气。二战期间华府的社会科学家网络，为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从整体上设定了问题意识，确立了分析框架。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为冷战期间的政府宣传部门、军方或国防部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参与对外或对内宣传效果的民意/间调查，则进一步加固和深化了认知心理、传播效果与国际传播等研究的“偏向”。传播研究的孕育与成型，尤其是施拉姆在二战期间“传播的观念”的养成，“理论的贫困”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与施拉姆所选择的四位奠基人受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建立宏大（有关人类传播）理论的学术兴趣密不可分，更离不开四位奠基人在参与政府机构和基金会项目时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的经验主义”的能力。然而，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必须以施拉姆的政治洗涤工作为前提。作为自赋的“未来的士大夫”，施拉姆不仅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工程，更需要运用自身的新人文主义功底，驱逐各种政治幽灵，从而让传播研究看上去不像受到怨恨、仇视或虚荣等缺乏冷静超然的情绪所鼓动：四位研究者的方法论创新——内容分析、控制实验法、小样本连续研究法与民意测验，以调和的形式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混杂形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政治消毒与净化的实用工具。那么，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解释框架，重新理解施拉姆的学术遗产，即挑选四位奠基人组成传播学研究最原初的领导者？首先，需要承认：认知心理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对外传播（宣传）研究，构成了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尤其是施拉姆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拉斯韦尔5W模式预设的“刺激—反应”（S-R）行为主义模式，曾一度引发施拉姆同勒温—霍夫兰的激烈反弹。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机制、霍夫兰在说服研究中引进的四组自变量，启发了施拉姆在讨论传播的有效性时引入参考群体和个体性等自变量，与拉扎斯菲尔德时隔一年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模式，以及1955年《个人影响》中单独挑拣出来进行讨论的选择性和人际关系两种因素，一脉相承。然而，相对精细的自变量的设计，最终导向可以预测而非不可预计、必然性而非偶然性的因变量，不仅实现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断言的大众媒体具有“社会控制”功能（赫尔曼，乔姆斯基，1995/2011），更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辛普森，1994/2017：134）。正是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在各自的传播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意愿与个体认知，由此才能在对内宣传（提高士气）与对外宣传（国际传播与比较研究）上汇流到一块。勒温—霍夫兰有关士兵士气的研究，推动施拉姆在战后探求广播的时政新闻的传播效应，以及电视对儿童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关于协约国媒体宣传资料的内容分析，直接影响施拉姆在战后进入朝鲜，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媒体体制的比较研究，甚至不惜动用香农的信息论“论证”苏联的宣传体制的有效性。而拉扎斯菲尔德与施拉姆，为了满足资助机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治诉求，曾一度摘下此前隐藏的政治面具，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追访受众，从而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推广和推销美国形象。很难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及其发现，被列为美国军方、国防部或其他信息宣传部门的绝对核心内容。不过，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抱持同样的理念：无论是发掘当地代理人、培养地方精英，有助于美国民主形象的被认同与被接受，还是普及大众媒体或推广新技术、新知识，必须着力于寻找到当地的“创新者”“早期采用者”，以实现美国版本的现代化工程为终极目的：倡导民主和自由，避免专制政体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理性的毁灭”。当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梳理施拉姆与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重新阐述施拉姆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寻找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理 论共性出发，在档案解读和文献校勘的帮助下，发现彼此之间社交网络形成的偶然性（即二战与麦卡锡时代的到来），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施拉姆命名四位奠基人的政治必然性（对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想象），以此中和上述两种认识论的极化倾向，推进我们对美国传播研究早期发展的深入理解。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本期执编 / 彤昕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8月19日下午，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水平提升计划”第1期研讨会在线上平台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9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家受邀出席，围绕“面向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话题，分享在博士培养方面的经验与卓识，助力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全面开展。会议截图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水平提升计划”亦被重庆大学列入 “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然而，如何深化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培养勇担新时代使命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面对的现实命题，也成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方向。现场，9位专家都通过发言，分享在博士培养方面的经验与卓识。童兵教授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985“新闻传播和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就重庆大学开展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提出三点建议：明确目标，培养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德才兼备的新闻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建构特色，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设与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相结合，在学科方向的融合与凝练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认定抓手，通过抓学风、抓能力和抓代表性作品，落实博士培养的整体目标。陆绍阳教授“博士生是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绍阳，分享了北大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经验。据了解，北大从培养方案、过程质量监控到制度建设，都有明确的要求。在博士招生方面，采取“推荐-审核制”招生模式，由学院博导组成遴选小组，根据考生的学科背景、研究能力和博士阶段的研究设想确定其考试资格，通过综合笔试与面试成绩，确定最终录取人选。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尹韵公认为，在回答如何培养一名合格的博士之前，首先应思考的问题应是为何培养博士、为谁培养博士。“首先，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培养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培养学者型、研究型博士，要以向高校和科研单位输出青年学者为首要目标。同时，在全球化时代，注重眼界与格局的建立，培养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视野的博士。” 尹韵公说。董天策院长介绍学院博士点建设情况据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早在2008年便开始了，当时的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教授，就在经管学院指导博士生。从2013年开始，学院依托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学科方向，开始小规模的招收博士研究生，每年招收3至5人。2018年依托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学科方向。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马胜荣表示，尽管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是一个年轻的学院，但近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迈入博士点建设的新阶段。着眼今年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确立的新目标，举办这样的研讨活动为重大新闻学院博士生教育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学院未来的建设很有意义。“重庆大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将面向时代，引领未来，切实培养创新型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表示，学院研究生培育将全面贯彻落实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方针和精神，以“质量与内涵建设”为中心，把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专业平台。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付迪西 实习生 刘宁

中新网6月16日电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4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校警表示，该校一名华裔博士候选人在其工作的校园办公室内上吊自杀。据报道，死者名为陈慧祥，今年30岁，在佛罗里达大学高效架构智能设计实验室担任研究助理。他于12日被报告失踪。警方此前几经搜寻只找到其驾驶的车辆，但不见他的踪影。佛罗里达大学校警巴伯表示，14日一早，他的同事到达办公室，发现他的尸体并报警求助。目前，学校已通知了他的家人。巴伯称，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但并未怀疑涉及谋杀。佛罗里达大学发言人史蒂夫奥兰多表示，调查人员发现了一张纸条，以及他电脑里的搜索记录表明，他曾意图自杀。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取消本科招生，此消息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5月28日，Remix计划办了一场讲座，邀请四位重量级嘉宾参与讨论：此事对新闻传播教育有何影响？新闻传播专业的意义是什么？新闻传播学科的方向在哪里？在校学生应如何规划新闻传播方向的学习？四位嘉宾分别是：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忠党，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198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大众传播学博士（1990年），现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在讲座接近尾声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金兼斌教授也以“当事人”的身份加入了这场讨论，阵容可谓是非常精彩了。学姐全程围观了这场表面和平的气氛下实际暗流涌动的巅峰论道，就本次讨论中几个重要的问题与解答作出梳理。01如何看待清华取消新传专业本科生？对于这个问题，张力奋老师认为：一所大学改革教育模式本属正常，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国本科新闻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的胡泳老师态度则比较明确：取消本科生招生是错误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优质本科生是否选择新闻与传播专业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清华的新传专业向来是有吸引力的，并且经历了20年风雨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时放弃很可惜。 新闻专业作为一线学科应该侧重培养应用人才，研究生导向的高精专道路缺乏实用性，无法很通畅地与业界对接。 清华教改的举措有可能其他高校被误读和追随，如果其他高校也效仿此举接连取消新传专业本科招生，将会为中国的新闻业感到遗憾。胡泳老师坚持：新闻业的未来不能交付，学术界有责任为新闻业的未来进行测试和研究。潘忠党老师则认为清华取消本科招生并不能说明新闻无学，同时赞同其扩大研究生教育，认为是必要之举。潘老师举例说，美国密苏里大学侧重本科教育，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专业人才，也包括广告、公关等行业的人才。但我们都看到密苏里时代已经过去。而另一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只有研究生教育，并且细分为不同的类别：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学术导向型硕士（Master of Science）、数字新闻硕士（MA in Digital）以及双学位项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老师的观点是：清华教改此举是为了提升本科教育通识化水平，实现弯道超车。集中师资力量在研究生教育层面有利于培养高层次人才，凸显科研导向。对于杜俊飞的这一判断，潘老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研究生教育不一定是培养学术人才，也可以培养实践人才。目前大学专业教育需要三类课程，一是博雅教育，也就是基础课；二是专业教育，即相关职业伦理、本学科与社会的关系等；三是实操技能，即具体的业务技能比如剪辑、写稿、采访。02我国目前的新闻本科教育面临什么问题？在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中，老师们侧重于新闻专业，而非传播学专业。总体上，提出了本科教育中学院缺乏自主权、专业课程编排不够扎实以及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学制长但培养目标不明确两个问题。胡泳老师从2002年美国新闻专业的大讨论入手，认为当下中国新闻专业教改应有中国逻辑，而不是对标美国。如今我国新闻教育腹背受敌，一方面是业界觉得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能够参与实践，而本专业在大学体系中也受到轻视，认为其过于注重实操，缺乏学理性。2002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选举出现风波，并进而引发了一场有关新闻教育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大讨论：当今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传统的新闻学院如何跟上变革纷繁的时代？同年，美国卡耐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of New York）开始与各大新闻学院院长对话，共同探讨新闻教育的改进与创新，以期新闻专业学生在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胡泳老师认为新闻专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培训 ，它还是社会警报系统。但目前，新闻专业总是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张力奋老师提出：复旦大学在1926年成立新闻系之后，很长一段时内新闻专业的合法性并未受到质疑。陈望道提出的“好学力行”也说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合理性。人文教育而不是技能教育，而是承载着作为国家公共服务的社会期待，我们现在常说数据是能源，其实新闻也应该是能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新闻传播学学科基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动摇，新闻学常常羡慕经济学、法学，但回顾历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涉及到的这些主题比如不完善的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和印度大饥荒，都可以是我们新闻专业的研究内容。为何别的专业的学者很容易进入新闻传播学而我们守土却如此困难？杜骏飞老师也认为不用质疑新闻专业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新闻学有术无学”，有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此人停留在特殊时代； 此人的学习和工作停留在操作层面，或是在操作中没有任何反思，比如从政治学、意识形态、阐释学角度的思考； 此人看到的新闻研究是徒有虚名的。而谈到新闻传播学的地位问题，目前新闻传播进入一个弥漫传播的状态，如同空气般地存在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应该能感受到我们的传播社会。另外，杜老师说，以应用型为逻辑来质疑高精尖教育是混乱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是应用型的，同时也是理论上高水准的。目前的趋势来看，专业硕士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重点。03新闻学的“学”体现在哪些方面？潘老师表明自己是一个反对学科建制的人，但也不得不承认，通过期刊论文、发表引用率等指标可看出传播学在人文社科地位并不高。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表达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风貌体现了他心中的新闻传播学的精神。如果从宣传干部的角度来看，新闻是无学，但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则是有学的。同时，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都能够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学理供给。当下应当注意的是，在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等方向培养中不能忽视人文素养的培育。杜骏飞接话：新闻研究是一个场域，它应当是社会的水泥，我们今后培养的人才可以更丰富，广告、公关、经济都可以可为毕业生的去向。张力奋老师提出：中国教育在技术层面一直做的比较好，但在价值观层面如何提升，如何指导学生追寻真相，使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或许可以少谈一些所谓的创新，多谈一些基础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培育。清华大学的金兼斌老师从个人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生招生是为了在本科生培养层面侧重培养通识基础人才与跨专业人才，在研究生缩编的情况下，扩大了新传研究生名额也非常不容易。是清华新传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以专业导向为主，学术型导向培养本来也只是一部分，目前看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今后的学术型导向会主要集中在博士层面。研究生侧重面向行业，面向社会实践的培养模式。（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此次教改的目的是为国家的发展与重大战略需求提供能用的扎实人才，并在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成为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智库。未来会努力强化学科交叉，跨学科融合也是清华的优势所在。04结语本次讨论由于过于精彩、受众反响热烈，延迟了一个小时。最后，在主持人的提议下每位老师都对新传专业的发展说了一句寄语。杜骏飞老师：我们只是历史中的颗粒，被历史的浪潮所席卷，过去不问，但未来可追。老师们要记住一件事：不要入戏太深，不要成为一个被舆论裹挟的宾格化的“我” 。今天清华迈出一小步，就是一个正面的示范，不管别人怎么看，主要考虑自己的需求、考虑学科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做出了自己的改革选择。张力奋老师：我依然为清华感到可惜，学科的发展靠优秀的学生，缺失了优秀本科生的新传学院少了许多精彩。金兼斌老师：我们愿做改革的先行者。潘忠党老师：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自由，来设置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固本”依然是大学培养中很重要的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看完了这场决战紫禁之巅的大咖们的沙龙会，学姐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视野。其实五位老师关于清华教改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许多看法却是一致的。总的来说，新传专业面临困境但也非常重要，它的意义在如今的互联社会中尤其被凸显。媒体被喻为社会公器，新传学子要发挥反映现实、追求真相的监督职能。而随着媒介形式的变化、传播与社会的融合，更多的社会现象进入到本专业中，等待着我们去观察与分析。这是一份肩上沉甸甸的专业，也是一份闪耀着光芒的专业。理想主义者们，请继续前进吧，为你的志业与爱好而努力！参考文献：《面向未来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尝试》.发表于《新闻大学》2009年02期，作者黄瑚，励嘉.

当地时间8月2日，白宫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博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处于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新阶段，该致命病毒的传播比今年初在美国首次流行时更为广泛。图源：新华社伯克斯博士称：“我们现在的情况与3月、4月不同。病毒传播非常普遍。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一样严重。尤其是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每个人来说，您并不能幸免于病毒感染。”伯克斯博士强调人们应该遵守健康建议，包括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伯克斯博士表示，死亡人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部和西部各州是否保持和加强其抗疫努力。这些州已成为新冠病毒重灾区。伯克斯博士表示，每个州都需要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根据白宫工作组的建议，采取“量身定制”的方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将不再延长允许各国购买伊朗原油的豁免条款，5月2日起生效。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完全切断伊朗的原油出口。周三（24日），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专访时回应称，伊朗有信心能够绕过美国的制裁，“我们在这个领域可是有‘博士学位’。”他同时表示，尽管自己不相信特朗普想要和伊朗“开战”，但后者可能会被“引诱”而卷入冲突。另据新华社报道，扎里夫作出回应上述回应的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就美国试图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发话，称伊朗一定会回应美国的“敌对行为”，面对敌人，“伊朗人民不会无动于衷”。资料图：4月24日，扎里夫在纽约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讲话图自IC photo据路透社24日报道，对于“煽动”特朗普的人，扎里夫当天在采访中指名道姓地点出一个“B小队”，包括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狂热的鹰派人士”博尔顿，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些制定了正在推行的政策的国家，并不只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扎里夫说，“但让我明确一点，伊朗不是在寻求对抗，而是不会逃避自卫。”他还“隐晦地”警告称，有人可能试图“策划一场事故”，引发更广泛的危机。报道称，自特朗普政府去年退出伊核协议，并开始加大制裁力度以来，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加剧。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列进“黑名单”，这是首次有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列为“恐怖组织”。据观察者网报道，伊朗议会23日通过决议，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和下辖部队也列为“恐怖组织”。仍允许美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扎里夫24日说，伊朗将采取“谨慎”行动，以回应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危险政策。他举例称，伊朗仍然允许美国军舰通过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军队被扣上“恐怖组织”的帽子，扎里夫称，美方的决定是“荒谬的”，但同时暗示，除非美国改变与伊朗军队互动的“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否则伊朗不打算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谨慎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美国改变了游戏规则，或改变了交战规则，他们就能逃脱惩罚。” 扎里夫指出。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官已经表态，如果华盛顿试图遏制德黑兰的石油出口，伊朗将中断海湾国家的石油运输。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载着全球三分之一的海上石油运输，将中东的原油生产商与亚太、欧洲、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连接起来。资料图：4月7日，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CVN 74）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图自IC photo当被问及美国军舰是否还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扎里夫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如果美国想继续观察交战规则、游戏规则、沟通的渠道以及现行的协议，那么尽管我们认为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我们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他说。除了石油方面的问题，美国还指责伊朗破坏中东稳定，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阿萨德，伊朗海外精锐部队圣城军（Quds Force）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出现在叙利亚各地的前线。对此，扎里夫表示，在投入资源进行战斗后，伊朗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保持“警惕”，“我们不会简单地放弃这场斗争”。“我们可是有绕过制裁的‘博士学位’”1960年出生的扎里夫17岁时赴美留学，1988年在美国丹佛大学获国际法与政策博士学位。他2013年8月就任伊朗外长，被外界视作2015年伊核协议的“建筑师”。报道称，自特朗普去年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扎里夫受到了伊朗国内反西方强硬派的攻击，但他24日暗示，德黑兰在面对美国制裁时仍将“保持弹性”。“我的意思是，总有办法绕过制裁。我们在这个领域可是有‘博士学位’。”扎里夫打趣地说道。不过这名外长同时承认，石油制裁伤害了普通伊朗人，政府将尽其所能出售石油，为伊朗公民提供生活所需。当被问及伊朗还会考虑向哪国出售石油时，扎里夫回答，“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就没法卖给他们了。”伊朗南部油港图自IC photo本周一，美国要求伊朗石油买家在5月前停止购买，否则将面临制裁，从而结束了为期6个月的豁免。去年11月，美国在重启对伊朗最新一轮轮制裁时，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从伊朗进口原油的临时豁免，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希腊、日本、土耳其、中国台湾、意大利、韩国。对于“美方取消豁免”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合理、合法，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关切，不得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为，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美方此举势必加剧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我们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他进一步指出，“伊朗是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伊朗原油出口对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对伊朗实施石油制裁，势必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想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昨天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们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