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学博士就业

图片来源网络一、机械工程专业机械工程是美国就业市场的不倒翁，就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不管经济如何衰退，社会对工程师的需求永远不会减少。尽管由于美国经济放缓，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市场需求量减少，但仍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由美国劳工部预测到准确数据：美国就业市场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总体需求量会增加4%。二、会计专业在美国，53%会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美国劳工部预测，到2018年，美国就业市场对会计专业的需求量将会再增加22%。会计这个工种专业性强，非常好找工作。这个行业基本不受经济低谷的影响。美国税务 是会计工作的重头戏，也是美国留学生的主攻方向。美国税法复杂繁琐，替纳税人填报所得税和退税单也是会计的一项重要收入。如果希望未来挑选工作空间更大一些，主攻审计也许更合适，因为一般公司都需要内部审计员。经过商学院训练的会计研究生还可以去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或某些大公司做咨询顾问。三、计算机科学专业据统计，48.7%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计算机科学领域岗位细化且需求多，大多数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都不错，如软件，数据库，网络，硬件，芯片，无线通信等。一般博士毕业多数去大公司做科研，年薪10万美元。硕士毕业做开发人员的多些，年薪5万至8万美元。四、医学专业医学专业就业情况也很乐观，42%的学生毕业前都可以找到工作。医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中特别引用了2015年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20个职业中，有10个是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医学就业前景很不错。国内学医学专业的学生，多数申请美国大学药剂学或者生物科学的博士，边读博士边考美国医学从业考试，考过了就可以从实习医生做起。医生的收入是非常高的，顶级的外科医生年薪可达50-80万美元，普通的内科医生年薪约15万美元。可算是美国高薪职业的代表。

如果要说大学里哪个专业最为悲催，生物学敢说第二，没有哪个专业敢说第一。生物学专业可谓是最为悲催的专业，各大985高校以高分招录生物学本科学生，然后他们在毕业时才恍然大悟，要么换行找工作，要么无休止的读研读博，等到他们硕士或者博士毕业，会发现，还是不好找工作。有一名海外留学的生物学博士在论坛一顿吐槽，称自己入了生物学的大坑，放弃吧有些可惜，不放弃吧又万分纠结，就像鸡肋一般，以至于发出愤怒的呼喊：那些忽悠学生读生物的专家教授们，你们害人不浅！如下便是其吐槽的全文。生物专业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产业，大部分生物学人才只能往高校，科研院所扎堆。经过多年的培养，各类高校出产的生物毕业生，早已供大于求，尤其以生物学博士为甚。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拥有生物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籍人士都有数十万之多，这么多的人才，哪里有地方可“消化”？不论是人还是物，一旦被过剩，就会很悲惨，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被过剩的生物博士们，怎么能够不悲催，怎么能够不喝西北风？与生物专业有关的职场上，生物技术员实验员一类的工作机会比较多，也相对稳定一些。这类职位一般只要求学士硕士学历，主要分布在医学院，医院，与生物相关的系，实验室和研究所等。还有一部分职位在生物高科技忽悠公司，尽管这类工作的薪水很难养得起家，竞争却非常激烈，求职者挤破脑袋。不幸的是，98%的求职申请信没有人会看一眼，就被扔到垃圾桶里。生物学博士们是申请不到这种职位的。即使博士们英雄竞折腰去申请，真心实意的想做好这份工作，当螺丝钉，还是会不幸地被告知：您大博士，学历太高，这底端中端的工作，多么不适合您，您应该去做更高端的工作，高端更适合您。高端的生物专业职位，如凤毛鳞角，僧多粥少，竞争无法想象的激烈，众多的博士们与之无缘。博士们经历了多年的煎熬后，猛然发现自己被过剩了，国外找工作无望，海归早已经没有位置，也是无望，被社会被职场拒绝于门外，被迫怀才不遇。剩下的生物博士们，只能继续无穷无尽的校园生活。他们继续打点小工，看导师脸色行事，无休止的做实验，发文章。他们继续过着苟且的日子，成为校园里最憋屈的一族，他们生活不稳定，在不同的生物学院，医学院，在不同的实验室转来转去，搬家来搬家去。在实验室导师们博导们的忽悠下鼓励下鼓动下，拿着低薪，过着博士后级的老年学生生活，无可奈何的侃崇高侃理想，为科学为真理而奋斗终身。直到有一天，手脚不麻利不光灵了，被老板开掉。忽悠专家早就说过，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20世纪末，生物很热很流行，成群结队的一批又一批的国人，前赴后继，溜到发达国家学生物，攻读生物大博士。北大清华等的生物专业，一段时间非常火爆，录取线出奇的高，不少省状元市状元县状元，都被“忽悠”到生物专业成为生物博士，不得不度过苦逼的人生，那些当年有志于生物科学而被拒于门外者，你就偷着乐吧。如果你正在学生物，拿到了或快拿到生物博士学位，如果生物职场无望，趁早转身转行，早转早脱离苦海。即使您的生物博士学位含金量极高，文章一大串，什么《自然》《科学》《细胞》大文宏文，如雷贯耳，如果不能转换为工作，帮你找到饭票，那都是风都是浮云。如果你在国外找工作无望，海归无岸无门无大树可靠，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早转行转身早超生，毕竟要讨生活要过日子。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中国社会始终都是羡慕高学历人才的，因为自古以来也是这样，唯有高学历的人才才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所以很多学生都是从很小就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报复，未来一定要考大学，考完大学考硕士，然后再考博士，博士出来虽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但是你的学历却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白读，去任何一家单位都对你刮目相看。高学历人才多=科研实力强？如今的中国，高学历其实并不是是一件难事，如今的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每年授予博士毕业生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也让我们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相比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博士，但是在科研方面的实力却和美国差了这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其实就好比，人家一门大炮等于中国一排三八大盖一样，同工不同料甚至本身的教育体制就差了太多，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中国的博士都不能算作博士。与美国博士相比，中国博士含金量有多少？答案是根本不值得一提，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法回避这个问题。中国的博士跟美国博士的含金量相比，真的是差的太多了。差在哪里？难道中国的教育本身就比人低人一等么？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目前中国博士的培养方式本身就很成问题。其实中国现在的学士培养方式学习的就是美国的体制，但是在这种学习和模仿中，中国却加入了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一下就变得不伦不类。如今我们经常在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那就是中国的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是最近却因为杨宝德和陈晓武事件而被人熟知。中国的导师与学生关系“变味了”！老板与打工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中国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国家给了导师最大的自由，由这些导师自己去定义跟博士生之间的关系。通常来说，导师和学生之间，要么是导师关系，要么就可以是老板关系，而目前的欧美很多国家，老板关系就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方式，但是在中国，这两种关系却都是存在，美其名曰中古特色的学士培养方式，其实问题很大。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了47名博士，而之所以带这么多的学生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工资给的多，这就很尴尬了。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学生，这怎么可能给学生教的好的呢？中国科研要放在刀刃上，而不是“其他东西”！所以在中国，这些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导师和学士导师不是导师，老板不是老板，大部分的学生从博士生毕业就完全不想回到科研岗位上，因为他们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搞科研的那块料，这当然跟导师的关系不可分开。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就如同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提及的话题，因为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易的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如今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说也不现实了。总之，在国外，博士是因为喜爱而考上的博士，但是在中国，确实因为实际了工作考了博士，胆识这两点的不同，就决定了博士生的品质。中国博士比国外博士差了太多，差了不止是几个层次的问题了。

每当别人和我聊起学历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在美国读博士难嘛？我只想说09年到了美国之后，我先读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我利用OPT全职工作了一年（关于OPT：），在此期间，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和我工作时的上司一直鼓励我继续读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可以完成博士学业，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了漫漫读博路。先说说如何申请博士，每个学校、每个专业博士的录取要求各不相同，但也大同小异，我读的是文科类博士，首先需要有硕士或同等学历，然后要一份自我简述「personal statement」主要是说清楚为什么想读博，为什么你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等，说白了就是要说服导师录取你。接着还需要2-3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你以前的老师、工作单位的领导等，主要是向导师推荐你，其实就是夸夸你。我的专业还要求交一份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主要是想看看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我直接交了硕士论文，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两年内有效的GRE成绩。作为国际学生一般还需要语言成绩，但是因为我硕士也是在美国读的，语言成绩就免掉了「wave」。这是第一轮的纸质材料，审批通过后还有第二轮的笔试和面试。笔试我觉得很像限时命题作文，考试当天给你一个跟专业有关的案例「case study」让你进行分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面试跟工作面试很像，坐着一排教授，挨个问你一些问题，你要一一作答。全部结束后，会通知你是否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正式开始了读博之路。根据我自己读博的经历归纳总结下来，主要是几个重要的部分：课程「curriculum」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博士毕业01课程curriculum课程很好理解，就是每学期都有相应的课程，每门课都要通过，美国对博士的成绩是有要求，本科阶段拿C就算通过了，博士要拿B才算通过。所以每学期的课业压力还是很大的，基本博士阶段大家都是冲着A去的。而且大量的阅读、写作、演讲等，真的很不容易。博士阶段我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课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课业，熬夜真的是常态。02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我的专业是在读博第一年就开始准备论文了，每学期都有一门一个学分的课是专门指导论文的，从刚开始的选题，到后面一步步的写作，都有相应的指导，这点我觉得特别好。论文的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这关系着你博士论文是否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开题答辩的核心在于向教授们说明你论文选题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准备采取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课题，可能产生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要让教授们觉得你这个论文可行、有价值。这样你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03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读博第一年结束后会有一个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严格来说你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算是真正的博士生「doctoral candidate」。如果考试不通过，是会被劝退的，所以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的专业是八月和十月各有一次考试，八月没考过的十月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不过就劝退了。平心而论，我是很担心这个考试不过的。考试都是主观题，主要是考之前一年学过的所有内容以及一些融会贯通的知识，时间是四小时。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把准备高考的劲头都使了出来，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通过了，终于可以安心继续读博了，但是我的同班同学有考两次才通过的，也有两次没考过退出的，所以这个考试真的是读博路上一个坎儿。04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贯穿读博始终的就是写论文了「dissertation」，为了这篇论文我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掉了多少头发，死了多少脑细胞，流了多少眼泪。不过当完成之后，回头看看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首先，在我顺利通过开题答辩以后，系里会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指派一位导师给我，也就是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committee chair」，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指导委员会还需要两位教授，我的chair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向，另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也是系里的教授，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最后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需要是相关专业从业者「professional」，因为我研究的是教育管理方向的，所以我邀请了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山分校「CSU Dominguez Hills」的副校长作为我的指导委员。这样一来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就齐活了，三位教授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真的很感激。我的研究和我当时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教育管理者来美国学习以后的转变，所以我工作单位的上司也给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总之，在我自己的努力和身边人的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发表了，回首过程虽然艰辛，成果还是喜人的。我的博士论文05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最后就是论文答辩了「final defense」。论文答辩是完全公开的形式「open forum」，系里会提前通过邮件的方式公示某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时间、地点和主题，欢迎大家都来旁听。答辩当天你要详细地将自己的论文介绍给听众，介绍完以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提问，你要现场作答，他们问完以后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可以提问，你都要一一作答。提问全部结束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集中讨论，决定是否让你通过，如果顺利通过，那么恭喜你，你的博士学位算是顺利完成了。我的论文答辩虽然读博的一路艰辛，但说实话现在很多细节都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读博的日子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努力，还是有很多潜能可以发掘，有很多你原以为完不成的事情原来是可以被完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愿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后都能收获成功

来源：经济学家圈施一公：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本文为2015年8月27日，施一公院士为清华大学2015级研究生新生主讲了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报告。本文摘编自报告现场实录。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89年，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你们难以想象吧？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我纠结一晚后，决定考托福GRE出国。在霍普金斯的5年读博期间，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offer。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当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explore的机会，你也都explore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从那以后，我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正确认识自己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 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 ，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研究生要具备哪些素质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第二个，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的表现欲很强。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我没敢问。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他说我不读文章。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时，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在医学大类内，有一个细分的基础医学。所谓基础医学，就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应用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法去解决医学问题的一系列医学分支学科的总称。专业介绍顾名思义，就是现有医学的基础，以科学研究为主。学习基础医学的学生并不会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会成为探索人体奥秘的科学家。临床医学是如何让人从病态恢复到常态，而基础医学是探究人为什么发病。主要课程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人体解刨学、组织胚胎学、外科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等院校排名最新基础医学专业大学排名名次 学校名称 专业星级 所在地区1 四川大学 6星级 四川1 复旦大学 6星级 上海3 北京大学 5星级 北京3 中山大学 5星级 广东5 南方医科大学 4星级 广东5 浙江大学 4星级 浙江5 南昌大学 4星级 江西5 西安交通大 4星级 陕西5 中南大学 4星级 湖南10 上海中医药大学 3星级 上海10 中国医科大学 3星级 辽宁10 天津医科大学 3星级 天津10 郑州大学 3星级 河南10 南京大学 3星级 江苏10 首都医科大学 3星级 北京学习经历基础医学的课程安排与临床医学的区别不大，课程安排十分紧凑，学起来并不轻松。大二大三还需要在上课的同时接受实验技能和临床培训。第四年还要进入医院实习，实习期半年，之后进入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就业去向1. 出国留学，选择国外科研水平较高的实验室继续深造，以博士后为主，工资待遇好，增长见识。博士后工作2-5年后，回国进入高校组建自己的实验室。2. 就业，①医疗检验公司或生物科技公司的技术员；②医药代表；③中专或大专老师；④基层医院工作；⑤考公务员；⑥待业。3. 读研、读博期间发表高水平论文，进入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学科研机构等部门，从事基础医学各学科的教学、科学研究及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医学实验研究工作。专业缺点基础医学的本科想找到一个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是不太现实的。身为医学生，大学期间所学的东西太过专业，并不能接触到太多其他行业的东西，毕业时可供选择的就业岗位中相关的又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大多数人就业得很尴尬，薪资不高，晋升空间也很窄。而且公司做技术只要博士背景。科研的话，时间成本太高，需要博士，毕业时30岁，30岁之前无收入。如果是名校的背景，跟着大牛那也还好，普通学校的出来没什么太多名堂。前辈经验要么狠下心去名校读博，出个国，回国进好的高校，在大学教学和做课题，或者去医药企业做研发。要么告别这个专业。薪资待遇通过179份基础医学专业就业状况分析，基础医学专业平均薪酬水平为 7280 元。若按照工作经验和工龄来统计，基础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工资5250元，3-5年工资8860元。优复数学整理发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何不食肉糜”的故事，它讲述的是西晋时期发生了一次饥荒，没有粮食吃的老百姓们只能挖草根、吃树皮，即使这样每天都有人活活饿死。得知此事的晋惠帝十分苦恼，“善解人意”的他说道：“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人们饿了就不吃粥，不吃米饭呢？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时，大家都会说不出话来，只有高高在上、衣食无忧的皇帝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为什么不吃碎肉”的故事每天都在世界上演。比如王思聪在自己的微博上说：“2010年，还没有一个出国过，每次看到农村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元的消息，就会出现这样一句话：“谁让他们不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评论。2001年，一本名为《我生活在底层》的书在美国各地出版，并被翻译成14种语言。芭芭拉·艾伦瑞克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挣了很多钱，她到美国的底层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后来怎么了？这个故事也始于几十年前，当时芭芭拉是美国《时代》杂志的专栏作家，出版了几本书。此外，她还是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在美国过着轻松的上流社会生活。一天，她和另一位编辑聊起“低收入者”。在当时的美国，她每小时挣6-7美元（约合45元人民币），每天8小时挣360元人民币。即使是“低收入者”，芭芭拉一天只挣360元也“不可思议”。她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教育背景和能力”。两人争论起来。突然，芭芭拉想到了一个主意。纸上谈兵是没用的。对她来说，亲眼看看“低收入者”的生活更好。就这样，芭芭拉挑了几个美国贫民窟，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出发了。首先，芭芭拉花了500美元租了一间没有床、只有床垫的小房子，但是房子很干净，离市中心45分钟车程。放下行李后，芭芭拉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幸运的是，她很快就任了餐厅接待岗，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总共8个小时，每小时工资2.43美元。当时，芭芭拉只有1300美元起家，花500美元租房子，付500美元抵押，花100美元买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芭芭拉全身只有200美元。一想到以后每天开车上班的燃料费，她就很苦恼。但她坚持。第一个月，她赚了1039美元，其中517美元用于日常开支。下个月的房租付了500美元。辛苦一个月后，芭芭拉只剩下22美元。为了继续体验底层生活，芭芭拉开始做两份工作。她白天在一家连锁餐厅工作，下午赶去这家餐厅。她没有时间喝水。三天后，芭芭拉需要服用止痛药才能继续工作。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但她没钱看医生！没有办法。芭芭拉辞职了。后来，她去了缅因州的贫民窟，发现公寓的最低租金是1000美元。她根本住不起。她每周只能进120元的汽车旅馆（非常危险）。她做了一到五个星期的女佣。她在周末两天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芭芭拉跪下打扫地板，清理老人的粪便是很常见的。芭芭拉觉得她将无法养活自己，她有头发，她没有多少钱后，她的工资。后来，她换了好几份工作，但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维持她的“生活”（指看病的钱），芭芭拉遭受了很多歧视和羞辱，老板觉得她有“臭味”。这个芭芭拉，以为自己有学位和能力，肯定会从底层脱颖而出，崩溃了。自从她来到这里，她就没有一天读书了。她知道她不能领先。于是芭芭拉回到了宽敞明亮的家，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那时，她觉得自己的呼吸更顺畅了。所有过去的记忆都是生动的。芭芭拉写了这本书“我的生活在底层”，并告诉那些不了解底层社会的人她的经历。“人若喝水，便知冷暖”，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不具备随意评论他人的资格。

一个严肃的中知AI我特地去采访了一位学生物的同学：「你为什么不是很喜欢施一公？」他说：「因为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嘻嘻。」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校董会选举施一公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一个很皮的回答施一公是话题人物，有人崇拜，有人不屑，崇拜的理由，大家这些天已经看了很多，但是也会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正面态度，对最近施一公当选西湖大学校长新闻的评价里，不乏有人冷言冷语，如果你觉得不可理解，那么下面对「施黑」观点的梳理，会给你一个大致的原因。学术贡献：没创意，价值低方舟子对施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的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有过辩驳，最后生气地说，施是「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测测蛋白晶体结构的包工头」。这个称呼非常戳心。施是结构生物学家。有人批评说——「看施一公最近几年发的文章题目就知道，都是structureof........都是电镜做结构的论文，这种论文不是什么高级有创意的实验，就是廉价劳动力。」「做结构的一直在号称蛋白结构解析可以指导药物设计。颜宁和施一公需要做的事情是弄出一个drug来，而不是继续不停的解更多的蛋白。就算弄不出新药，像晓东一样开个公司做更好的me2 drug，也算造福社会。说白了，还是解结构顺手了，不愿跳出comfort zone。」什么意思呢，就是吐槽施老在做一个没啥创意，而又需要高级装备、许多投入、很多精力的基础工作，做完了，他不接着做下一步工作，转身又去做另一个基础工作。好比打地基是个苦活，还要好多钱（我瞎说的），施带着学生打完这块地的地基，也不接着盖楼，转身去另外一块地打地基去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网上有一段话，是回答「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的，作者应该是叫刁博。这段话说得很容易懂，大家可以看看，CNS就是Cell、Nature、Science——「施一公和颜宁这对师徒同为结构生物学家，他们在CNS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个数据是非常恐怖的，国内很多知名高校建校以来还没在CNS上有这么多论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对这个数据望尘莫及。这么厉害，诺贝尔奖会不会向他们招手呢？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2017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acques Dubochet、Joachim Frank、RichardHenderson获得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理由是：研发了冷冻电镜，简化了生物细胞的成像过程，提高了成像质量。」「为什么没有给施一公和颜宁呢？他们只是冷冻电镜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做的工作也只是依靠电镜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几十万种，比较重要的至少几百上千种。在电镜下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并非是高大上的开创式研究，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就能发CNS，在崇拜CNS的国度里，这是绝好的论文灌水机会。」「施一公和颜宁能在CNS灌水那么多，得益于清华大学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清华大学专门用了一栋楼去安置3台先进的Titan Krios电镜，施一公还打算再购进一台。有这样的先进设备，换另外的生物学教授也能很快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去年，颜宁离开清华大学，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事引起过广泛关注「施一公、颜宁等结构生物学家的成功并非是他们的伟大，而是冷冻电镜设计者们的伟大。施一公、颜宁等人发的CNS越多，就越能说明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只会让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更快的摘取诺贝尔奖，他们自己是不会凭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得到诺贝尔奖的。」总结起来就是，结构生物学，情怀是没有的，格调也是没有的。管理能力：不谈就业不谈钱一般不满施一公管理能力的，会以「学术大牛，管理白痴」开头，先礼后兵的意思。这批人和上批不认同施学术贡献的不知道会不会吵起来。管理有两部分，一个是他的观念态度，他以什么心态去管理清华生物的，一个是他的实际成果，抱着这个观念，取得了什么效果。首先说施的观念，主张研究型大学不应当去管就业，以及学不以致用。原话是这样——「大学是核心。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可以看到大致是两个点，一个是觉得学生老师都要专心做研究，一个是对研究外的旁骛持反对态度。然而大家并不都觉得自己的研究有意义，即使有意义，饿得头昏脑涨也并不能好好做研究。这话尤其招人黑的一点在于一个事实，施自己功成名就，对还为生计发愁的老师学生说要专心做研究，不要老想着搞钱，要有情怀，这就有点让人郁闷。况且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仅是对研究者自己有好处，往大了说，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并不是因为要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才给学术界投钱，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现在国家资助力度最大的生物类科研方向，基本上都是分子生物学之类的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方向（也就是说，至少可以讲出让基金委官员信服的故事），如果11G研究的是虾虎鱼分类学的话（就日本明仁天皇发Paper的那个方向），那么他一分钱都别想拿到。」11G就是施一公。研究人员孤高一些没有问题，但是施是院长，扯开旗子大声疾呼这个观点，不知道学生老师怎么想。施一公和我再说施的行动成果，施一公的生物系，就业率有点儿难看。就这点来说，倒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知乎匿名用户指出：「作为一个院长，系里学生就业率比全校平均水平低10来个百分点，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仅从结果评论，施一公院长在管理方面的技术评级就高不到哪里去。——不要和我强调生物专业就业惨淡，我作为这个行当出身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大家要知道，学校统计本科生就业率时，保研、考研、出国都算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生物系的就业率以8开头，和其他院系数据放在一列时总让人怀疑是不是打印错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清华生物系每年有5—6个学生，读了四年，既没有保研，也没有跨专业考研，也没有出国读书，更没有找到工作，而是收拾行李、拿着户籍资料回家了，整个生物系一届本科生还不到50个啊！同学们，如果你到清华生物系读书，你和隔壁两个宿舍一共八个人里，就有可能有一个人毕业以后啥去处都没有哟，你猜猜会是哪一个？身为一院之长，如此高比例的学生毕业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创业，管理水平只能呵呵。」对了施还说过这句话：「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放在这种语境下，可能意思是，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即使没有柴米油盐了，也能不改其乐，拥有一种超脱的态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整体来说，管理观念和效果有点「不劳动人民」。另外，据说施谈学生就业的事，和他手下最牛的一个博士生毕业之后不干科研跑去搞金融了有关系，施受到了刺激。个人品格：言行相诡对施一公个人品格的质疑，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言行不一致」上。第一，是他评选中科院院士时美国国籍的事。施一公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全时回国到清华当院长。2011年，去评选中科院院士，落选了。这事儿当时挺引人注目的，有人说是因为当时施一公还是美国国籍，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回国时间还不够长，对国家的贡献还不足；还有说他与同做结构生物学的香港科技大学张明杰教授撞车了，后者当年显示的成果更优秀；还有些阴谋论的猜测等等。不过议论最多的还是国籍问题，当时还有采访，有两段可以拿出来并列起来看，足可见当时这事儿的扑朔迷离——第一段是《新京报》报道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表示，在中科院公布314个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确有饶毅和施一公名字。「关于国籍的问题，公安部给过我们一个函。有两句话，一是从某年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曹效业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第二段是《财经》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亦作出回应：施一公落选主要是国籍问题，「当初申报院士的时侯，还没有证明己从美国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该院士系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具投票资格的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他说，施一公的国籍问题到院士增选后期才得到证明，而具美国国籍者本不能申报院士。上述院士认为绝大多数院士是从全局和院士标准和条件考虑，才没有投票给施一公，「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增选院士的条件」。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被推荐人需要提交当前有效的中国国籍证明。如果这两段采访都是真的话，那么大概是「中科院同意，院士不同意」的事儿，中科院出于爱才，院士出于维护规则，都没错，甚至有点可爱。但是有人就说了，施一公2008年回国，2011年评选院士的时候才忙着转国籍，「可以看出施教授是个谨慎的人，没有确定的更大的好处，不会放弃已有的好处」。知乎用户blizzard指出，施教授声明说，他是中国籍。那么事实如何呢？其实很简单，美国联邦政府有个网站叫做Federal Register, 每个季度都会公布脱离美籍人员的名单。根据该网站，施教授是2011年第三季度脱离美籍的（Quarterending 9/30）。可以想象，施教授申请院士评选了，突然在最后一分钟发现外籍不可以，于是火线换籍贯，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2008年2月就回国了，带着美籍当教授院长，带着美籍去中央党校演讲，偏偏要在评选院士的同时（还不是年初，是第三季度）放弃美籍。当然，放弃美籍也不容易，IRS要查你，看你有没有欠税，两清了才让你走，这就会耽误一些时间。施教授可能轻敌了，所以没赶上趟。这跟他设立的「放弃美国国籍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形象，有点冲突，毕竟自己说过「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第二，是他转专业去学计算机的事。大致就是，施一公曾经转行做过计算机，不过后来还是回到了生物专业。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在于，施一公曾这样告诫过同学们：「当你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轻易被周围的人和事物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学，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有点儿打脸。其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只针对「为什么有人觉得施一公不好」这个话题做了梳理，列出了反对者的几个点。敬佩施的人非常多，对上文涉及内容，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很多，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往往有很多版本，对某个版本的看法和评价，更是众说纷纭。比如国籍问题，站在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科学网李宁这样写：「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他把精力都用在发文章做实验带学生作报告上，不把自己国籍的事儿当个大事儿来办，结果到申报院士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导致不能在投票之前取得中国国籍的证明。另外，政府也有责任。对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人家已经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了，难道不能特事特办一下，走绿色通道，给他用最快的时间恢复中国国籍？如果能做到的话，当年的国籍问题之争，也就不存在了。施一公和政府也不会为此陷入被动。」再比如转专业学计算机的事，施一公其实自己说过：「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我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抚养我的母亲，想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也可以这样看，施曾经迷茫过，但后来发现自己喜爱的还是生物，所以，以一个过来者的身份，告诫大家还是坚定走下去的好。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事儿有点像父母和孩子的常态，为人父母常去告诉孩子，那条是荆棘路，我走过，不能走，孩子一定是不听的，说多了还遭埋怨，总要自己去跑一下，或者头破血流地将来和自己的孩子重复场景，或者，也许那真是一条挺不错的路呢。版权声明：本文文字、图片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如侵权请与中知专家头条（zhuanjiatoutiao）联系并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