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博士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抢劫犯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学历且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但一个名叫卡尔古加西亚的抢劫犯却改变了我们的这一固有看法。卡尔古加西亚是一个美国人，出生于1947年10月12日，从1972年到2002年这30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抢劫了50家美国银行。而且在落网之前，警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抢劫犯。卡尔古加西亚为什么这么难抓呢？因为他实在不是一般的抢劫犯，他不但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特种兵，还是空手道和忍术的黑带高手。但如果你认为他仅是个四肢发达的家伙那你就错了，除了一身功夫外，卡尔古加西亚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学和概率学博士。一身功夫加上缜密的思维，美国警察想要抓住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卡尔古加西亚每次作案都把目标放在乡间的小镇银行上，从来不打大城镇银行的主意；而且每次作案的时间都选在星期五下午银行将要关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比较放松，卡尔古加西亚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每每得手。由于他每次作案都戴着令人惊悚的面具，所以30年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那么卡尔古加西亚是如何落网的呢？说起来很有戏剧性。2001年愚人节这天，几个小孩在一个废弃的涵洞内玩寻宝游戏，无意中发现了卡尔古加西亚藏匿在这里的手枪、面具和标有银行位置的地图等物品。随后赶来的警察从上面提取到了卡尔古加西亚的指纹，然后顺藤摸瓜，在2002年的2月7日将他逮捕。由于前后共抢劫了50家银行，因此卡尔古加西亚被判处115年徒刑，此时他已经55岁了，按说是没有机会活着走出监狱了。但在服刑期间，卡尔古加西亚积极配合警方，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警察抓获了不少漏网的银行大盗，因此不断获得减刑，刑期也由最初的115年减至17年，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卡尔古加西亚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抢劫犯最晚将在2021年出狱。到时候他已经是个74岁的老人了，还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吗？

来源：参考消息网参考消息网2月25日报道在美国，读博很苦。用十年寒窗、悬梁刺股来形容毫不夸张。普通美国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兴趣，不立志搞研究当教授，不会轻易选择这条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名字前通常会印上博士头衔。亨利·基辛格这样名满天下的国际政治大家，习惯的称呼既不是国务卿先生也不是基辛格大师，而是“基辛格博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知名高校有较为成熟的博士学位培养和授予机制。图为2017年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的场景。（资料图片）博士学位可分为三类美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最初是以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为借鉴样板。1861年，耶鲁学院（即今耶鲁大学）授予了美国历史上首批3名博士，为美国博士学位制度之始。150多年来，美国陆续拓展出新的博士类型，既与欧洲等地国家互鉴，又独具特色。目前，美国教育部下属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将美国博士学位分为三类进行统计：研究型博士，即常规意义上学术领域的博士，要在原创研究基础上写作博士毕业论文和进行答辩；职业应用型博士，如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工程博士等，不一定要毕业论文但得有实践经验；其他类型博士，即放不进前两个篮子的其他类型博士。统计显示，在2015/16学年，约有84089名男性和93778名女性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非所有高校都开设博士项目，亦非所有专业都有博士学位。美国高校也分类型，文理学院大都把重心放在本科生教育；研究型大学则强调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高度看重博士项目。《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直接把美国研究型大学归类为“博士大学”，限定有资质颁授至少20个研究型博士学位的大学方能拥有研究型大学的名头。按美国教育部最新统计，全美有逾4200所颁发文凭的高校；而根据《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18年最新版，全美仅有422所大学达到研究型大学标准。影视表演一般不设博士本硕专业都是电影和媒体学，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电影学方向博士学位的侯弋飏告诉记者，在美国，影视演员不是一个与学科、学历挂钩的行业，大量演员都非科班出身。美国多所高校设立影视表演类专业，但通常最高学位就是艺术硕士（MFA）。此外，攻读电影学博士学位，而导师专业和研究方向都是表演，这种情况据他所知在美国也不存在。侯弋飏说，不仅表演专业如此，在美国高校学电影，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电影制作方向，包括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编剧/创意写作等专业，属于创意创造范畴，均没有博士学位。二是电影学方向，讲求从学术视角解读分析，相关博士学位实际属于人文学科。有些美国高校将电影学博士项目设在影视学院里，但将其设在人文院系中的高校也不在少数，比如他就在加大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系研究中国电影和电影学，这样的学科设置有利于把电影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更好地融合并吸收后者的养分。弗吉尼亚大学艺术史和建筑史项目博士研究生赵晋超说，在美国高校，艺术创作、艺术管理、艺术市场类专业一般都不设博士学位。此外，综合性大学常跨院系设立博士项目，比如她所属博士项目就由弗大的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共同设立，每年录取博士名额固定，没有补招或特招一说，只有“等待名单”——如果被录取学生去了其他学校，就由进入“等待名单”的学生替补。美国高校普遍允许本科毕业生直接申请读博，读博过程中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就走人，这种情形在理工科尤为常见。但据赵晋超介绍，在文科领域，前期积累十分重要，很多学生先拿硕士学位后申请读博，不少人甚至拥有不止一个硕士学位。相对于本科生，他们在录取时占有优势，中途走人的几率相对较低。获得博士学位要五六年至于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却非获得博士学位必需条件。赵晋超研究艺术史，她说，这一领域博士毕业论文通常会考虑作为著作出版，为保护书籍内容原创性，不要求在期刊上发表。读博期间发表文章更多是从学业表现和毕业后找工作着眼。侯弋飏也说，发表论文不是硬性要求，很多文科博士寻找教职时都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过文章。不过，美国各门学科都有学会，往往每年举办年会。例如美国电影与媒介学会年会会评选最佳专著、最佳博士生论文、最佳短篇（学期论文）等，是博士生脱颖而出的重要机会。美国博士学位通常需要5年左右，但实际上6至8年都很常见。除却学术要求越来越严格、跨学科要求越来越高等因素，这些年，人文学科教职减少、资金紧缩，文科博士积压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博士生因为工作难觅而被迫推迟毕业。总体而言，经过逾一个半世纪岁月洗礼，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已较为成熟。制度化带来各个环节和程序的相对固定、透明、规范，一方面使得美国博士培养有时被讥为流水线作业，另一方面制度化后学术环境相对公平，付出与回报较可预期，利益输送和暗箱操作受到阻遏，学术不端虽不能杜绝，但罕见大面积塌方式丑闻，师生得以更大程度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创新本身。（文/徐剑梅）

2018年11月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2018年学术年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之“当代中国史学四十年名家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许宏、严耀中、杨国强、孙江等学者，皆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作了阐述。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和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分别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作了回顾和反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择其精要，以飨读者。讲座现场四十年来的美国史研究李剑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美国史研究四十年：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反思”。在报告的开始，李剑鸣教授便表示，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主观视角，来回顾近四十年的美国史研究。李剑鸣首先提到了四十年间几个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分别是1978年通过高考上大学，1982年在高校任教，1986年到南开大学求学，1996年首次赴美访学，1998年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2005年引进数据库以及2018年开始关注“大数据时代”。他进而将这四十年分成三个阶段。从1987年到1995年，是他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他于1987年发表了第一篇美国史研究的文章。这期间国内能看到的美国史一手资料几乎为零，因此他只能基于有限的二三手资料，重新编排已有的知识，一方面填补国内的空白，另一方面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力图纠正国内学界关于美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叙事。从1996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随着出国访学机会的增多以及获得原始资料愈发便利，李剑鸣开始关注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在研究中使用一手史料，并强调用“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史。2005年至今是第三阶段，随着数据库的引入，大量的一手史料得以呈现，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对具体课题的讨论得到深入和细化。李剑鸣感叹，他这一代人毕竟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局限，回过头来看自己早年的研究，不免有钱钟书所说的“悔其少作”、“壮悔滋深”之感。但他认为这是整个学科的水平所决定的，并非个人不够努力。李剑鸣李剑鸣随后以他历年指导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为切入点，介绍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2002年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题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作者在梳理美国早期的土地法令、国会关于土地立法的辩论等资料之后，发现原先国内对于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理解存在不少错漏和误解，于是他对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做了“纠偏”的工作。这篇论文在当时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其实美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深入的研究，只是不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到了2018年，李剑鸣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写了题为《战俘叙事与早期美利坚人身份意识的演变（1675-1830）》的博士论文，所使用的史料是在历次战争（与印第安人的战争、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等）中被俘的俘虏们所写的战俘叙事，作者对这些叙事的文本、语境加以考辨，并做出学理性阐释，探讨了早期美国人身份意识的演变。李剑鸣认为这篇论文题目具体、完全基于一手材料，解释框架富有新意，即便比照美国同行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预流”。这也意味着，年轻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有了明显的提升。李剑鸣接着谈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他认为是“当下关切”，也就是了解美国，借鉴美国的经验，进而有益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李剑鸣也感到，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说美国已经衰落，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还需要关注美国的经验吗？如果主流意见觉得不再需要，那么在中国从事美国研究意义究竟何在？除了现实关怀，学术本身也有其意义。在中国开展美国史研究，最初是为了填补国内的知识空白，接着是要和国际学术对话，现在有人觉得要争取话语权，取得更大的发言权。虽然四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同质化”带来的困惑：现在国内学界强调和美国学者对话，并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向美国史学界看齐，但即便如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是常常滞后于美国同行，难以做到言人所未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什么时候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论著，能够像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高居中国学者的书架之上那样，出现在美国同行的书架上？其次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是应该立足于汉语写作，还是力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敏感学者的身份焦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史学的补充？李剑鸣强调，未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如何，或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如何应对美国学术的引领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第二是如何克服文化理解的困难，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和美国相去甚远，许多表面相似的问题，其实内涵截然不同，中国学者能否深入到美国的语境中去理解美国，就成为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关键；第三是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的制约，因为中美两国的友好或交恶对美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剑鸣最后表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希望在于年轻一代：他们受过更完整的学术训练，语言能力也远远强于上一代，并且有更好的相关学科知识的积累，希望他们能够在学问上臻于更高的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国史研究回顾在李剑鸣教授之后，沈坚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四十年——中国人的法兰西情节》的报告。沈坚回忆道，在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副院长，金庸对法国历史格外有兴趣，时常用法文和他讨论法国历史。“中国的文化人对于法国，似乎普遍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沈坚中国人对法国的系统性了解，始于清末。到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法国的变革和革命就成了理解中国历史重要的参照物。在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缘故，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与法国关系密切，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等等，无一不与法国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史，也没有任何学者自称为法国史专家。沈坚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于法国史的研究概况，如被誉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开拓者”的沈炼之先生，曾留学法国，1941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讲话》。但解放后主要研究和教学都在世界近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直到中法建交以后，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他才翻译了瑟诺博斯的《法国史》。而北京大学的杨人楩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曾以法国史为业，回国后也曾翻译俄国和法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解放后却也主要从事世界史的研究而不再专做法国史。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沈炼之先生的领导下，1978年10月，七万字的《法国简史》出版，这意味着专门化的法国史研究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一批优秀的通史类著作开始出现，如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吕一民编写的《法国通史》、陈文海编写的《法国史》等等。与此同时，断代史也开始出现，如王令愉的《法国大革命史》、孙娴的《第二共和国史》、郭华榕的《第二帝国史》、沈炼之和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沈坚的《当代法国》等等。其次，在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上，也愈发深入，如法国大革命分期问题，不同人物和派别的评价问题。对大革命的研究也逐渐向前和向后延伸，向前更注重大革命以前旧制度的研究，向后则关注大革命带来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沈坚特别提到，在法国史研究专门化的过程中，有个有趣的现象，乃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从知网搜索的情况来看，巴黎公社相关的论文层出不穷，且热度长盛不衰，但专门的法国史研究者却很少涉足，绝大多数巴黎公社主题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这些文章极少有法语和英语的参考文献，且注释极少。沈坚也对国内法国史研究的地域性作了介绍，他指出不同地区的法国史研究侧重亦有所不同，如东北地区比较集中于中世纪，北京和上海则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镇，同时也关注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杭州则集中于第三共和国等。但沈坚也指出，近年来，这一版图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北京依旧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尤其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而杭州则有目前国内最集中的法国史研究团队，尤其以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广州的中山大学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也有崛起之势。与法国的史学同行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有不同的学术热点和不同的学术视野。例如，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中，政治思想史依然占很大比重，热点问题也依然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问题，托克维尔的相关著作也是畅销不衰。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研究，已经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中国的法国史学界非常重视引进和介绍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第一阶段的开创者是张芝联先生，对年鉴学派做了总体的介绍；第二阶段则是区分年鉴学派的发展阶段，深入介绍年鉴学派的重要任务、著作和理论；第三阶段是对法国21世纪史学发展趋势的介绍和研究。目前中国的法国史学者和法国同行们的对话也越来越多，但沈坚表示，这种对话也有不平等性，表现在法国同行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本身兴趣不大，却更加关注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史若干问题的视角和看法。沈坚指出，与法国学者受制于意识形态影响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法国历史的人和事。例如对于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法国的主流民意还是把他们看为专制者，践踏了民主，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没有障碍地强调两位拿破仑任期内对经济发展及殖民事业的促进作用。又如对贝当的评价，中国学者在书写一战历史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指出贝当在一战中对法国的贡献，但这在法国是很大的忌讳，前些日子马克龙在一战结束纪念日时提到应客观评价贝当在一战中的表现，立马遭到了法国国内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讲座现场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一样，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是研究队伍的缺乏，“全中国做法国史的学者，还没有巴黎第一大学一个学校的（学者）数量多”；第二是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依然较大，还是以弥补国内的空白为主，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依然不多见，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学派；第三是缺乏活跃的学术批评，“做世界史的不像做中国史的，普遍比较相对主义，不大会觉得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也因此导致学术批评的匮乏，文章发出去去没有反馈没有评论，也就没有进步”；第四是仍旧有许多空白和短板，如法国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七月王朝和复辟王朝、第四共和国等等；最后，沈坚提到，在国家需要处理和法国的外交问题时，极少咨询学界意见，基本都是在外交部和智库层面解决，这说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缺乏现实关怀，难以对现实层面产生影响。

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家长求助：14岁的孩子说：“我不要洗碗，这是很低贱的事情，我该如何回应？”。其中点赞数最多的一条回答是：卖菜低贱吗？扫大街低贱吗？收废品低贱吗？光明正大不偷不抢，自食其力，凭什么要被别人看不起？你孩子认为高贵的事情是什么？题主你是不是该反思下，自己平时对待各行各业的态度。14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分的清想做和不想做，当然不能将这个锅简单地甩给家长，但这位答主所说，也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其他事不要管”。于是家长们大包大揽的干了所有家务。当有一天孩子长大了，有能力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时，才发现他们开始逃避责任，就比如这位14岁的孩子。其实周围很多孩子都有逃避洗碗的经历，孩子们真的是认为洗碗很低贱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教育正常的家庭，都不会给孩子灌注“劳动可耻”的思想，学校更不会。那么，“洗碗低贱”很有可能就只是孩子推脱家务的一个说辞。也就是这个孩子明知道洗碗是家庭成员的责任，只是不想干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讨厌干家务呢？先来看一组数据：在美国，小学生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天1.2小时；在韩国，小学生劳动时间为每天0.7小时；而在我国，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只有12分钟。相比较下来，我国孩子的劳动时间短的惊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学业为重，家长不给孩子做家务的机会现在教育大环境让很多父母陷入焦虑，学区房、重点中学一次次冲上热搜，这背后是一群对孩子学业无比担忧的父母。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多一点时间学习，不得不承包所有的家务，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自然会认为“家务是爸妈的事，我只要学习就好了!”。如果在工作上，领导突然丢给我们一个从未做过的项目，隔三差五过来检查，我们能没有抵触心理吗？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家庭责任意识，而是某天突然告诉孩子“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需要承担家庭责任帮助妈妈洗碗”。你想想，孩子怎么可能愉快的接受？事实上，“学业为重”这种说法也存在一定争议，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国2万个学生家庭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子做家务的家庭比不做家务的家庭，孩子成绩优秀的比例高了27倍。其次，父母把家务与金钱奖励挂钩当然，还有一部分家长也知道从小培养孩子的家务意识，但他们的方式是将“家务”与“金钱奖励”挂钩，这种做法反而会让孩子对“做家务”产生偏差认知。在心理学上有个“德西效应”，它是指金钱的奖励可能会降低个体对事件本身的兴趣。有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位老人喜欢安静，但顽皮的孩子总在他门前吵闹。某天，老人对孩子们说“谁吵的最大声，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并且每次都会根据吵闹声给予不同的奖励。一段时间后，老人开始减少奖励，直到最后完全不奖励。孩子们想：“不给奖励谁还叫！”，此后便再也不到老人附近吵闹了。用金钱奖励孩子做家务就与老人给孩子奖励类似，一旦某天奖励停止，孩子必然因为不公待遇而放弃家务。人的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只有因为内部动机行动才可能形成习惯，如果被外部因素左右，就只能被外因所操控。最后，不排除有些父母轻视劳动者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父母存在优越感，会有意无意对体力劳动者存在偏差认知。就像小时候经常听到家长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去刷盘子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表达方式，会让孩子想当然的认为“刷盘子”等于“没能力的人”。知乎有个答主截取了《人们的名义》中的一个片段：贪官丁义珍逃到美国，后来在一家餐厅被找到，于是出现了一段对话：“他现在在一家餐厅给人洗碗刷盘子呢！”“这么惨？”“就是这么惨”。这位答主反问，为什么去洗盘子就是惨？如果他是去当了医生，律师，还觉得惨吗？是啊，为什么刷盘子就惨呢？有那么一瞬间才发现，原来我的潜意识中也认为刷盘子的丁义珍很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意无意的轻视劳动者。做家务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发现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就业比为15:1，而从收入来看，爱做家务的孩子要比不做家务的孩子高出20%，并且婚后生活更幸福。为什么会有这样悬殊的差距呢？第一，做家务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促进孩子大脑发育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孩子最早是通过动作来发展思维的，越擅长动手的孩子大脑发育越完善。这是因为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手部会做一些或复杂、或精细的动作，肢体会得到充分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也会提升，这会让大脑中管理肢体动作的部分血流量增大，电信号增强，链路连接更加紧密，从而让孩子的思维更加敏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第12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他的家族被称为“美国史上最牛华人家族，12个博士，三代皆教授”。他曾说：很难想象那些只会念书，连煎蛋、煮蛋都不会的孩子，会懂得怎么做实验。原来在朱棣文家族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妈妈们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给孩子灌输家务意识，朱家的每个孩子都要学会做饭、刷碗、洗衣、墩地、收拾屋子等。也正是这种做家务的经历，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朱棣文在实验室如鱼得水。他曾公开表示，自己的成功与母亲从小要求做家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做家务会让孩子更独立，更有责任感家务表面上看很简单，只需重复性动作就能完成，但他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孩子学会独立，更是在让孩子从小学会为家尽一份力，培养起责任感。奥巴马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心，给两个女儿制定了9条家规，其中4条与家务有关：每天整理好自己的床铺。帮父母分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冲麦片或倒牛奶，叠被子，起床并穿衣服。保持玩具房的干净。引导孩子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合理安排时间、保持身边环境整洁，这其实都是在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独立，引导孩子承担责任，为孩子今后不如社会奠下坚实的人格基础。那么，到底要怎么才能让孩子习惯家务？▼首先，根据孩子的年龄，循序渐进分配家务孩子不是天生就会做家务，如果我们不希望破坏孩子做家务的积极性，就应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不同能力，安排合适的家务，每次交代新任务之前最好能给孩子演示一遍。4岁之前的小朋友，可以开始引入“家务”这个概念，多鼓励和赞美孩子，让他们开始丢垃圾、收拾玩具、独立刷牙、擦桌子、叠衣服、选择要穿的衣服等。4~7岁的孩子，爸妈做家务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参加，平时也可安排一些具体的任务。比如，饭前摆碗筷、饭后收餐桌、自己穿衣服、收拾书包、洗小袜子、准备上学的衣服等等。6~8岁的孩子，父母可以要求孩子每周打扫一次房间，整理好衣柜、学会垃圾分类负责丢垃圾、饭后收拾碗筷放入水槽等。8~9岁的孩子，可以要求他们学习洗碗、学习使用吸尘器、电饭煲、微波炉等小型家用电器，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做简单的早餐。9~10岁的孩子，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家庭计划的定制中来。比如，让孩子列购物清单、制定出游计划等等，给孩子适当的决定权，让他体会家庭地位。▼其次，使用TIME法则引导孩子做家务“TIME法则”是美国知名育儿培训师雷·伯克博士（Ray Burke, Ph.D.）提出的，在引导孩子做家务时，完全可以利用此法则。T——谈话（Talk）：是指在做家务之前，家长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清楚地描述想让孩子干什么。比如告诉孩子“妈妈希望你把这些玩具，收拾到电视柜旁边的箱子里”。I ——指导（Instruct）：是指在孩子做家务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家长需要告诉孩子具体怎么做，有时可能需要家长亲自示范一下，也要引导孩子遇到困难时学会寻求帮助。M ——监督（Monitor）：是指在孩子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时，家长可以给与一定的惩罚措施，而在孩子表现好时则给予一些积极鼓励。比如本来安排好孩子收拾玩具，但孩子因看动画片没有去收。这时完全可以减少下一次观看动画片时长，并明确地告诉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E ——鼓励（Encourage）：是指孩子做的好时，一定不要吝啬鼓励，要好好表扬孩子好的行为，让孩子在大脑中加深映像，这会刺激脑回路链接，让孩子自然而然“做得更好”。▼最后，告诉孩子“家务没有性别之分”生活中，见过很多爸爸对儿子说，“男主外，女主内”，而这里的“女主内”就包含我们所说的“家务”。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潜意识里会将“洗衣做饭”当做一个标签，贴在女孩子身上。碰到这样的“猪队友”，妈妈一定要告诉孩子“家务不分性别，身为家庭一员就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教育家蒙特梭利说，如果我们要拟定一项育儿原则的话，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结合前面内容，我们就不难懂得为什么这个14岁孩子认为洗碗很低贱。从未或很少参与家务，导致孩子“家庭角色”缺失，家庭责任感不足，自然不会将洗碗与自己联系起来。所以让孩子意识到家庭需要每人都出份力帮彼此分担，才会更加和谐，那不妨就从孩子做家务开始引导。

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自2018年6月武汉大学举办“美国种族政治史暑期研习营”时首创，2019年8月，四川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延宕至今。一载倏忽，虽时日维艰，然学统不断。为了沿袭传统，观变动之世界，省史学之维新，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于11月7-8日在上海大学举办。采取自由开放式讨论，共话新形势下美国史学发展新动向。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邀请国内二十余所高校的四十多名中青年学者参会，围绕不同专题进行讨论与对话。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美国史青年专家学者就“美国史教学的内省与外观”“学术共同体的内省与外观”“美国史书写的内省与外观”和“美国史阅读的内省与外观——读书讨论会”四个专题进行报告分享，深入讨论。与会者合影美国史教学的内省与外观本场讨论由武汉大学谢国荣主持，复旦大学顾云深做主旨演讲。顾教授就青年教师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展开讲述，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首先应意识到做好教学是每个研究者安身立命之本，不可偏废。而教学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需求，做到因材施教，准备好教学内容，构建教学框架。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做到张弛有度，在对基本理论进行讲解的基础上，关注前沿性研究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其次，需要了解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的国家，美国史也是一门重要学科，力图客观且真实地反映国家历史，从多维角度和视野来研究美国史尤为重要。最后，顾教授指出当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美国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变。具体而言，美国史研究的角度不断推陈出新，如环境史、医疗史和疾病史如今异常火热。这对历史学家而言，在有选择性借鉴、吸收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对原始档案的收集，通过筛选有效材料来创新视角，为科研和教学助力。在与谈环节，各位学者汇报了自己在美国史教学或学习中的感受，并回应了顾云深教授的演讲。福建师范大学郭巧华谈及在美访学期间学习的课程和内容，指出中美课堂教学的不同，并提出加强学术交流和共通的必要性。上海师范大学刘义勇直言不讳地揭示目前中国公众对美国了解不足的事实，美国史的知识性普及程度有待加强。在谈及新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面临教材选择的困境时，刘老师强调不同教材之间要相互比较，注重档案的真实性，以共同求证或印证史实。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不断向前，达到学习上的收获和情感上的共鸣。上海师范大学鲁迪秋从她的自身经历提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否可以增加试讲和制作课程大纲的培养环节，从一个未来教师的角度思考适合自己开设的课程。闽南师范大学罗超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打破线性思维模式，破除乐观的进步主义思想，要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关注精英历史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通民众的历史和历史背后的线索。对学生而言，可以通过阅读书评和相关材料来感受历史语境感和时空感。山东大学孙琇结合自己教学经验，认为在美国史的教学活动中，要注重思想深度，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准确性，不能将历史简单性处理。在教材的选定方面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把对美国史的理解放置在欧洲史研究中，因为对欧洲不同史学流派的借鉴和吸收造就了当今的美国史。首都师范大学于展从第二课堂的角度讨论了学术的交流制度，认为面向本科生的学术交流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学术论文写作具有重要意义。东北师范大学任慈和上海大学徐欣蕊则从学生的角度交流想法。任慈介绍了相关美国史研究的网络资源，并结合自身访学经历谈到教学大纲对学生的重要性，认为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相关内容并进行充分准备。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课堂主动权交给学生，通过设置分组讨论等形式来实现，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求知欲，将课程内容循序渐进地内化进每个学生的脑海中，弥补以往认知中的不足。徐欣蕊讲到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性，通过原始史料的阅读还原历史现场感，切实感受和触摸历史。复旦大学李剑鸣、顾云深、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上海大学焦姣、中西书局王宇海从自己的教学或学习经验出发，对与谈人的发言进行了回应和补充。谢国荣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和互补性。他认为，美国史研究应兼具国际视野和眼光，包容差异与个性，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学术共同体的内省与外观本场讨论由南开大学丁见民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现任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梁茂信发表主旨演讲。梁教授认为中美交流是中国美国史繁荣的条件。应通过参加美国史会议、讲座、论坛和访学等形式加强与美国高校的联系，了解相关讯息，拓宽研究方法和路径。同时，对美国学界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能够使历史认识更加客观。其次，梁教授认为在研究资源配置方面目前出现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各地区资源配比、师资力量以及研究结构分布不平衡。就东西部而言，目前长三角发展较为迅猛，而西部和北部等地区相对迟缓。基于此，梁教授建议推动区域发展，加强人才合作，实现数据库资源共享。西部高校发挥地区协作优势，推出更多有特色的学术论坛，扩大影响力。接着，梁教授谈到要同舟共济，与美国史共同繁荣。学习和借鉴美国史学界研究成果，加强与美国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关注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学习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相关积累和铺垫。学习老前辈艰苦习得，笔耕不辍的精神，鼓励青年学者树立信心。梁教授指出，关注美国青年教师和博士的成长、传递学术信息和搭建成长平台的必要性。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而言，翻译史料是一个提升自我的好方法。在翻译过程中，锻炼学术能力，诸如对英语的理解、汉语的表达、各种史料剪裁和使用搭配以及研究方法建构等。此外，梁教授提到历史的现实关怀，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历史研究能够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相关的思路和路径。最后，梁教授提出建议，加强与美国史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的建设与共享，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建初期那样，推出能代表研究会水平和形象的论文集，或者是带有研究会标志的学术专著等成果，加强研究会作为共同体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传帮带作用。与会者围绕“学术共同体”这一主题纷纷发表意见。南开大学董瑜对学术共同体的涵义作进一步阐述，认为学术共同体是以专业为基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理念、目标和兴趣等结合的学术团体。个人与共同体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体为个人创造条件，提供机遇；个人也需要服务于共同体，遵循良知，严于律己，这样才能使共同体发展壮大。厦门大学高艳杰从他负责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建设和维护与实际经验谈及学术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华东师范大学刘敏将基层学术共同体分为两类：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比如教研室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另一类是非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比如青年论坛或各种兴趣组织。她认为不论什么类型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共同的认可精神，并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发挥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苏宁从学术跨界融合、时间上相互贯通和空间上的融合这三个视角来看待学术共同体。认为历史不仅是线性延伸，更是对现状的总结和反思。美国史需从多维空间和时间来看待，同时关注跨学科研究。西南大学王勇对梁茂信教授的主旨演讲作了回应，从时代背景、地域不平衡、与美国史学界的对话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对学术共同体的看法和期待。东北师范大学伍斌指出，学术共同体的培养最关键之一就是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有一些学术人才，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正在从学术共同体中淡出，这是令人担忧的。上海大学吴浩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重视学术共同体资助申请；二是注重以研究会的名义发表成果。李剑鸣教授认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已是一个标准的学术共同体，但也需要持续的建设，增强认同感、办好网站，推进数据库资源共享，形成“一个年会四个论坛”（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长三角论坛、西部论坛、东北论坛和青年论坛）的活动框架。丁见民总结说，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我们需不断创新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扩宽研究视角路径，推进学术交流融合。学术共同体为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美国史书写的内省与外观本场由《光明日报》社周晓菲主持，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围绕美国历史的书写和重新书写做主旨演讲。李教授谈及，历史书写是一个时代史学最外在的、最有标志性的形态，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历史书写来呈现的。21世纪刚刚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里，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学术资源不断丰富，研究条件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公众对历史的兴趣空前高涨，历史书籍的出版成为部分出版社的重头戏。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来到了一个可以重写历史的关口？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者一直在重写美国历史，我们今天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和表述，与以往各个时代都大不一样。导致重写历史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社会政治的变化。各个时代的政治结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都在变化，历史学家身处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时代的节奏而重新看待过去世界，并采用新的技艺和语言来重新表述历史。就当下的美国而言，疫情应对、政党博弈、身份政治和历史话语权竞争，都给美国历史书写提出了新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从当前的视点反观美国历史上的危机年代，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界定课题，并选取适当的研究路径。由此看来，史家不可“昧于知时”，而必须保持积极的、自觉的现实关怀，把过去和今天联结起来，打通它们之间的血脉，使过去变得鲜活而有意义。其次，史学理念的变化也会影响历史书写。以往史家书写的大都是精英政治史，如今我们既能“向上看”，关注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丰功伟业”，同时也能“向下看”，考察普通大众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可能性，为历史书写的多样化提供许多机会和潜力。当今的历史学家意识到自己在浩瀚无边的过去世界目前显得多么渺小，以往那种固化的、封闭的、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观也轰然崩塌，史家对自己的判断和表述多了一份谨慎、克制乃至谦卑。再次，史家的兴趣会直接改变历史书写。历史的许多面相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史家的兴趣得到了极大拓展，好奇心和探索兴趣总能转化为新的研究成果。复次，史学的整体积累、研究领域的积累和学者个人的积累，都会为历史的重新书写提供资源和养分。当研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我们要努力对它加以“概念化”。概念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理解历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为历史的重新书写创造极好的契机。最后，理论和方法的地位也不容忽视，理论有如探照灯，可以照亮我们探索的方向；理论也是工具，可以为帮助我们更加得心应手地理解和诠释过去。围绕主旨报告，四川外国语大学陈黎黎补充道，在美国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中，除传染病（具有高度接触传染性甚或流行性的疾病）外，其他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特别是因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导致的疾病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能够运用多种视角和方法，如医疗社会史、公共卫生史、工业卫生学和环境毒理学等。厦门大学高艳杰结合自己在东南亚研究机构做美国史的工作也提出几点体会和困惑，如在研究中关注东南亚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地位变动的脉络、更容易摆脱将东南亚国家简单“概念化”“标签化”的做法，并且在史料搜集上享有天然的便利等优势。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则从美国立宪史的角度分析传统概念工具在美国立宪史研究中的复兴。西南大学李晶介绍了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最新研究动态。华东师范大学梁志从档案利用和课题选择等角度谈了对近年来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认识。他认为，在“冷战史新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目前美国外交史研究正在实现“国际化”转向，即从仅仅利用美国档案到同时利用美国和外交对象国档案再到发掘第三方档案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梁教授也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在选题方面存在的不足：偏重于微观和中观研究，相对忽视宏观研究；聚焦于外交决策过程（外交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而很少考察外交决策人物（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和外交决策理论。梁教授还建议未来可以尝试在“美国之外”发现美国，例如在世界历史宏观发展脉络（如国际秩序变迁）中观察美国，抑或分析其他国家眼中的美国。南京大学王睿恒向与会学者提了一个关于学术身份困惑的问题，引起共鸣。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跨学科、跨国史研究不断加强的趋势。上海大学杨长云主要回应了李剑鸣教授的主旨演讲，并就自己的城市史研究情况做了汇报，并着重指出写出好的文章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后浪出版公司尚飞、译林出版社上海分社王笑红、中西书局王宇海、《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杨义成、澎湃新闻于淑娟则从出版、媒体人的角度对近年世界史、美国史研究和书写，以及面向公众的可读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者围绕李剑鸣教授单卷本美国通史的撰写，提出了各自的想法。美国史阅读的内省与外观——读书讨论会工作坊最后一场讨论围绕四川大学原祖杰新著《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展开讨论，上海大学焦姣主持。原教授从社会公正的价值与理念、转型中的演变、进步与公正的对立统一等三方面发表主旨演讲，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关注不同政治群体、思想流派的活动，系统阐述进步与公正在美国早期的演变与影响。他指出，美国从殖民地初创到进步主义时期平等自由的制度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美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斗争和努力造就了美国从早期清教社会到公民社会转变的历史。原教授指出新著中的缺憾与不足，包括覆盖范围未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和教育问题纳入。上海师范大学蔡萌谈到，公正在美国不同时期定义和理解不同，在某些时期，社会公正甚至发生断裂，所以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中山大学曹鸿从其研究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评论该书，对原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多层次的，充满矛盾，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不同派别围绕自己的政治议题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武汉大学杜华认为，原老师的书给人以两个很大的启发。一是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即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二是思想的冲击。长期以来，中文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形成了一种“共识”：自由才是所谓“美国文明”或“美国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这背后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对平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美国文明”的衰落。原老师此书显然挑战了这种“共识”。原老师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社会公正理念的源流和演变，充分表明，从殖民地时期以来，追求社会公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传统。第一，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在美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第二，美国的社会公正是在不断进步和扩展的。“一是主流社会内部公正和平等意识的演进；二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共同体范围的扩展”。第三，在大部分时候，美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扩展，既不是美国的国家制度自发生成的，也不是由政治精英主动推动的，而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民众通过抗争争取而来的。这些群体包括在工业化浪潮中失意的农场主，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的劳工、勇于突破性别秩序的女性、 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持续进行艰难抗争的黑人。正是他们的不断努力，推动着美国主流社会不断发展其社会公正和平等理念，扩展公民共同体的边界。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南开大学姜欣玥博士认为该书所建构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进步与公正》堪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并没有按照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将美国早期史限定于平面视野的追踪，而是“通过观察美国历史上社会公正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探索其文化深渊源演变的原因，及其与美国社会改革历程的关系。”四川大学王禹从总体上评价了原老师该书的写作风格、文献使用和涉及范围等。并对书中使用的“进步”“公正”“自由”等概念进行了细致辨析和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小凡认为该书在论述有关城市问题中的社会正义时，令其想到空间正义的相关问题，有助于重新理解二战后美国住房问题。复旦大学薛冰清结合《进步与公正》一书进一步解释美国历史发展演进的新框架和美国早期的社会构建与国家构建。陕西师范大学于留振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从新资本主义史的角度谈及自己的阅读困惑，指出原老师对“公正”“平等”两个概念的混用。新资本主义史不避讳将工业化时代的精英代表人物纳入历史的叙事中。原祖杰教授针对与谈者的评论进行了回应，郭巧华、刘敏对评论发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剑鸣教授就美国历史上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进步主义”的复杂内涵、以及谁是进步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大学吴浩在闭幕式总结时指出，美国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推动学术交流，而进行学术共享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交流和解惑过程中，学者的学术素养得到提高甚至升华，也碰撞出更多思维的火花。而青年史学者的前瞻性和专业性也为学术共同体增添活力和新思路。诚如张勇安教授在本届工作坊开幕式上所言：“观变动之世界，省史学之维新，查同仁之进度，促自身之提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对于爱情的看法上，过去的人对婚恋嫁娶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现在人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崇尚自由平等，你情我愿。在思想观念的改变下，老少恋异国恋也是越来越可以被人们接受，但是老少恋和异国恋的结合恋爱也是非常稀有的。1999年，28岁的田晓菲和53岁的斯蒂芬欧文举办了婚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1年了，她们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还是恩爱如初吗？1971年田晓菲出生于哈尔滨，1975年跟随父母来到天津生活。田晓菲的父亲是天津文联的主席，母亲也是文联的骨干成员。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田晓菲小时候就对文学有很深的兴趣，聪明的田晓菲在文学方面也颇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还没有上小学读书的田晓菲就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自己创作的诗集，被左邻右舍称为书香世家中的天才神童。1984年，北京大学就注意到了频频在诗歌比赛中获奖的田晓菲，在经过少年班招生老师的简单测评之后，田晓菲就以13岁的幼龄进入到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学习圣地-北京大学中学习。可能是天才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田晓菲和同样是神童的查海生（笔名海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田晓菲心中，查海生就是自己继续在文学路上行走的支柱。可是天妒英才，1989年海子自杀了。田晓菲因为海子的自杀而感到崩溃，她感觉自己的支柱已经倒塌，从那之后，她就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毕业后，田晓菲去了美国，遇上了自己往后一生的支柱，她的导师斯蒂芬欧文。欧文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经常跟欧文说聪明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勤奋，正是父亲的教育鼓励欧文不断学习。在巴尔的摩的图书馆，欧文邂逅了中国古代诗歌，立马就陷入了痴迷状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担任讲师，后在1992年调任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几年后担任了田晓菲的博士导师。欧文称自己为为唐诗所生的美国人，在他心中，唐诗就像是一个永远探索不完的宝藏，他深爱着中国文化，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宇文所安。当他开始担任田晓菲的导师时，他被田晓菲身上带有的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吸引，不可救药的爱上了她。1998年田晓菲博士毕业之后，欧文写了一首唐诗给田晓菲表白。这个时候田晓菲也在自己导师身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素养，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即使两人属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两人年龄相差了25岁，这些障碍都无法阻止两人在一起的决心，恋爱一年后，两人便举办了婚礼。婚后，为了凸显自己是欧文妻子的事实，田晓菲取了一个笔名，宇文秋水，然后改换了美国国籍，跟随丈夫一起在美国定居。2020年，两人已经结婚21年了，现在田晓菲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夫妻依旧恩爱，只是田晓菲热爱研究南梁而欧文喜欢唐朝。夫妻二人还来到过中国办了一场诗歌讲座，反响强烈。很多人都认为田晓菲崇洋媚外，不顾祖国多年的栽培去美国做研究，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外人也无法干涉，只是中国近年来人才流失的现象却是令人无奈。

著名的革命家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曾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大致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卓越贡献者，尽管死去，但是雁过留声；而另一类恰恰相反，尽管肉体凡胎、凭借皮囊苟活于世，但是庸庸碌碌，已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国历史五千年长河里，仗义执言、最终投入汨罗江的屈原，写下文学巨著《史记》的司马迁，誓死也要从美国归国、“两弹一星”元老钱学森都属于前者；而像弃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的汪精卫，尽管已读到博士、但是不惜发表反华言论也要加入美国国籍的赵潘书属于后者。有这样一个女孩，她是诗歌、文学界的天才，年仅13岁直升入最高学府北大学习，27岁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仅仅8年后被哈佛聘为教授；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却早已放弃中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并嫁给大25岁老外。人们对其是与错、是与非论断不一而足，至今有待商榷。这个女孩的名字就是田晓菲。曾经的天才少女，才华横溢1971年，田晓菲出生在我国的北部城市哈尔滨。父母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这为她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文学艺术熏陶。4岁时，田晓菲随父母来到天津，在文学、诗作方面的天赋愈发显现出来，让人惊叹。不到十三岁，她已出版了足足有5本诗集，语言、情感细腻，让每一部作品受众都异常喜欢。正是因为有如此天赋，13岁那年，正读初中课程的田晓菲被北大看上，将其破格录取为英美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料想北大也是爱才，才做出如此决定。果不其然，田晓菲并没有成为现代“伤仲永”。16岁时，北大恰逢建校90周年，田晓菲文思泉涌，写就《十三岁的际遇》，将对母校北大的深情厚谊写入文中，后还被选入国内中学教材中。事实上，田晓菲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四年后，田晓菲在北大毕业后，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选择了去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没成想，这一去，已无归期这一年是1991年，她年仅20岁。她的第一站是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第二站是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田晓菲俨然是别人家的孩子，拿到博士学位的她年仅27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显然田晓菲走出了一段开挂的人生：在哈佛完成学业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后在2000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五年后升任副教授，再次年成为正教授，这一年田晓菲年仅35岁。在短短人生的旅程中，她写下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文学著作：1988年出版了诗集《爱之歌》；1993年出版了散文集《生活的单行道》；2005年写成，《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另外，田晓菲在南朝历史文化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卓有建树。到此为止，田晓菲的人生生涯就如美玉一样纯粹、洁白无瑕。然而其在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作为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的系主任是斯蒂芬·欧文（中文名字：宇文所安），一个大她15岁的男人。两人不期而遇，暗生情愫：一天，阳光正好，风景秀丽，宇文所安邀请田晓菲山上游玩，下山之时，对其表达爱意。令他没想到的是，田晓菲也正为他所痴迷，两人情投意合，双双坠入爱河。1999年，两人举办婚礼，一段情感终于有了果实。田晓菲也因此正式放弃中国国籍，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媳妇”。时至今日，田晓菲一直定居于此。后记单从人生轨迹来看，田晓菲无疑是个天才少女，她在小说、散文、诗歌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让人仰慕，而这也是她能够称道的地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她的人生字典中，却少了一点像钱老那样浓厚的家国情怀、桑梓之情。在这一点上，曾对她寄予厚望的北大恐怕也没有想到吧！参考资料：《北大天才田晓菲》关于田晓菲的是与非，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

创作动因：真事记录大愚点评：机缘凑巧，一名来自美国弗基尼亚大学的博士艾美瑞，为了研究中国历史来到沈阳，在陪她同去辽宁省博物馆的半天时间里，小涵参与其间，用她的视角记录行程。严格来说这算是一篇散记，没有太多的情节，有的只是一些小的有趣的片断，我帮助她整理下来。作为一种新文体，她还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散记的魅力。其实所谓文章，在于其内涵，文若无意，行文不远。中美巨大的文化差异，从小事中可以展现出来，尤其是孩子的视角，更不多见。期中考试顺利通过的第二天晚上，爸爸回家告诉我一个消息：明天下午的补课班不去了，让我陪一个美国的女博士当导游。我心里一惊。虽说家里三人我的英语最好，可那点口语都是课本上的。幸好爸爸又说，美国博士是个中国通，会讲中国话。迎接美国女博士时是下午，太阳最晒的时候，爸爸把车开到一个胡同里，从一个不起眼的旅馆里接出一位美国人。她一头金发扎了个马尾巴辫，左手拿着一杯茶，克手拿着一杯咖啡，穿着一件中国式的长裙子，肩膀上挎着一个大书包。坐进车里，爸爸让我打招呼。我硬着头皮说：“Hello”她笑了笑：“Hello,what is your name?”……在车上我们愉快地交流起来。原来她是美国弗基尼亚大学的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这次来沈阳是为写博士论文。为了不影响爸爸开车，她说什么我就反问什么，实在着急了就在中文里夹着英文说。通过交谈，我知道了在美国小学生是没有作业的，也不会高考，只要好好学习，修够了学分就能上好大学。艾美瑞一直读书到18岁时，才决定学习中国历史。当听说我暑假拼命写作业，从小学开始就得补课，大人帮我设计好读书的学校时，她很同情我。当我抱怨说：“你都来学中国话了，为什么我还需要学英语时。”她笑笑地说：“不好解释。”后来又用很生硬的中国话说：“因为英语在世界各个国家里使用的人多，而说中国话的人并不多。如果想到世界各地，还是要学习英文。” ……到达博物馆后，导游接过了我的工作，我只需要陪着她就行。看到古代文字年时，导游阿姨说：“中国的字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这个年字，就是千万万千叠在一起的。”听了导游的话，我们乐得哈哈大笑。参观一会儿，我想去洗水间，她也要跟着去，我前面带头跑，她后面追着我，惹得好多人盯着看。……一直到博物馆要开门了，她才恋恋不舍地在我们陪同下出来。爸爸去开车的时候，她问我从上学到现在有什么变化，我说除了学习外，就是在点胖了，妈妈老担心。她有些不解，哦了一声，但也没有深问。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决定请她吃中国面条。看到车上爸爸有一本杂志。她好奇地问：“我可以看吗？”拿起来时，我请她朗读其中一段，她读得还挺顺溜。然后我读，我读了一个小笑话，乐得自已和爸爸哈哈大笑，艾美瑞却一头雾水，听不明白。那一刻我心里不禁有点小得意。到了一家面馆后，她时刻模仿我的动作，吃面条时，她和我这个小孩子一样用筷子，吃小菜，还不失时机地表扬我，我想她大概想在中国女孩子吃面条都是这个样子的吧。吃完后，我请她给我写个留言，她很高兴，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Keep on stadying hard!You will be successful. Come visit me in the U.S.”并在落款处写了“艾美丽”的签名。最后我们用中国的方式握手告别。没想到，第二天她用微信与爸爸交流时说：还有一件事儿要提醒一下，不是很重要的，这是关于你女儿告诉我的一件事儿。她用英语告诉我她觉得自已胖了，我希望她会对自已的身体有自信心。我10岁时妈妈给我吃的好，让我锻炼身体，我就很像她的身材，觉得那个年龄这样的身体很健康！（希望我没有说得太过分了，从自已的经历中就知道女人从小就有这个没有对身材自信心的危险。）爸爸回复：谢谢！祝你一切顺利，祝你及家人永远健康！大愚点评：写这篇散记的过程中，我们也并不是把所有的过程都机械的记录，而是选取了一些记忆比较深，难以忘怀的小情节。我想帮助孩子从这些小的情节记录中，逐渐透露出一场相遇的故事，进而写成一段文化交流的故事。小涵年岁尚少，但就本土文化来说，生活教会她的知识不比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差多少。这背后是什么？是一个真理：学习真正的途径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普通的寻常的日子里。当然我更喜欢艾美瑞留给孩子的那句话：努力学习，你就能获得成功，欢迎你到美国来！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你在操场打篮球，班主任路过刚好看到，立马就会沉着脸把你逮到教室罚站：不好好上自习，打什么球儿！那些年，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打篮球”就会耽误学业，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事实当真如此？自然不是，在世界上打球最好的那群人中间，以下这些球星的学历，也是一个比一个强！姚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名誉博士。2011年，在举办“明谢”发布会宣布退役后，姚明选择前往上海交大就读，目前仍处于攒学分状态。不过，为了表彰这位“小巨人”对运动及推动国际社会关注艾滋病所做出的贡献，2012年11月27日，在香港大学第187届学位颁授典礼上，姚明被授予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目前，姚明担任中职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CBA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并有望就任中国篮协新任主席。史蒂夫·纳什，维多利亚大学，法学名誉博士。2009年，因其本土身份和作为NBA球星所带来的正能量，纳什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法学名誉博士学位。有趣的是，从未在此就读的“风之子”笑称维多利亚大学给他少年时期的最大帮助就是，为他和伙伴们一起打球提供了场地。目前，纳什担任加拿大国家男篮总经理、金州勇士队球员发展顾问等职。蒂姆·邓肯，维克森林大学，心理学学士。有道是坚如磐石“邓呆呆”，真说起来，邓肯磐石般的心理素质与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是分不开的。1997年，邓肯从维克森林大学毕业，并成功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完成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随后，邓肯参加了当季NBA选秀，并以状元秀身份进入联盟。有消息称，邓肯在登陆NBA后，通过自学再次获得了母校心理学硕士学位，但此说法并无切实来源。目前，邓肯正在享受退役后的悠游时光。比尔·布拉德利，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硕士。布拉德利在NBA打了10年球，生涯场均12.4分3.2篮板3.4助攻，收获两届总冠军，于1983年入选篮球名人堂。1965年，布拉德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获美国历史学位；1968年，布拉德利赴牛津大学进修，获得该大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硕士学位；更让人吃惊的是，布拉德利甚至竞选了美国总统。2003年，牛津大学再次授予布拉德利民法学博士学位。沙奎尔·奥尼尔，巴里大学，教育学博士。早在1992年参加NBA选秀时，在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就读大三的奥胖就曾向自己的母亲保证一定会完成大学学业，并于2000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2005年，奥胖获得菲尼克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2012年，奥胖再次获得巴里大学教师学博士学位。目前，奥尼尔担任美国TNT电视台解说嘉宾，并于2013年入股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成为球队的小老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