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先行研究

“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以后，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但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将其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序有关黄祸论的定义，可谓不甚枚举。比如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认为：“（黄祸论）是黄色人种终将给世界带来灾害的言论。它最早的提倡者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俄国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并命令画家赫尔曼库纳克斯绘制了著名的《黄祸图》，……黄祸论随即在欧洲传播开来。”黄祸图由上可知，在百科事典的解释中，黄祸论往往被定义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打压日本崛起的外交政策。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强调国际政治的因素，忽略了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种主义思想背景。因此，桥川文三（1922—1983）主张：“（黄祸论）是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恐惧、憎恶、不信任以及蔑视的感情，……是西方人种主义不断形成的复杂心理中，所具有的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庞杂的人种主义‘神话’”。 黄祸论的形成是历史上“把欧洲与亚洲的对立看成是黄白人种的对立”的结果，与“以东方压迫西方、东方进攻西方的心理图景”紧密相关。桥川文三《黄祸物语》桥川认为东西对抗的历史记忆对黄祸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黄祸论与西方人种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论证。有关这一点，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 1917—1999）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黄祸论是近代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是帝国主义时代，即18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并发展的政治口号。这一时期内，由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人种学、人口论以及统计学等等新学问所构成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催化作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虽然哥尔维策尔批判黄祸论，并把它断定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但英国历史学家基南（Victor Kiernan,1914—2009）却对黄祸论抱以“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对欧洲人而言，黄祸论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威胁。每当想到在中国已经生活着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加上即将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欧洲人就不禁觉得恐惧不已。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口的泛滥会给世界带来灾害。欧洲人只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与亚洲人对抗。”因此，“黄祸论，与其说是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异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欧洲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感”。基南的见解是基于欧洲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试图寻找到黄祸论形成的合理因素。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欧洲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不能为黄祸论所具有的人种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辩护。事实上，基南越是强调欧洲的特殊性，越是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与其相反，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把黄祸论的产生归结于西方思想史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众所周知，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者把东方与西方从认识论上加以区分，并强行规定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东方往往被描写成为停滞的，非合理的，专制主义的；与进步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照。萨义德认为：归根到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这里萨义德所强调的是，在东方主义的思考模式中，西方人先验地把东方规定为“低等的”，“恐怖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黄祸这一生动的历史形象。萨义德的论述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共鸣。比如罗福惠就指出“‘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周宁也认为，“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把‘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推演到‘黄祸’的观念，‘黄祸’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也有历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 “‘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周的研究指明了西方的黄祸论诞生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是使西方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另一位学者杨瑞松却指出，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西方人单方面的“贡献”，也包括中国人自身对黄祸论的误解。杨在调查了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黄祸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称呼，甚至还把它发展成为“黄祸英雄像”。正如清末的革命家邹容（1885-1905）的革命口号“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革命军》，1905）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了黄祸这一称号。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功过是非不同，日本学者饭仓章的研究着眼于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即，“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人种，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泽的话，就不应该具备任何威胁的能力。……但是，在人种等级中被规定为下等的黄色人种日本人能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本身就说明人种主义的矛盾。如此看来，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中的登场，可以说是突破人种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 因此，在黄祸论研究中，饭仓认为日本是无法用西洋人种主义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饭仓章《黄祸论与日本人》饭仓的研究把同样被视为黄祸的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在人种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饭仓的结论，即“日本例外主义最终演变成大亚细亚主义，导致了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指导民族，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酿成了悲惨的结果”，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在考察黄祸论之际，如果用黄白人种对立的图示加以考察之，日本的确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以东亚内部秩序重构的视点考察之，日本对周围同样是黄色人种国家的歧视却被日本例外主义忽略了。与饭仓对黄祸论的理论性批判不同，广部泉的最新研究侧重于黄祸论对近代日本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他把黄祸论解释为“已经完成近代化的日本联合中国，率领黄种人侵略欧美国家”不仅同样缺乏“日本人种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凸显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秩序重构的野心。而正是这一视角的缺乏，会让人认为仅仅是在三国干涉以后，在面对黄祸论的高压之下日本才不得已走向了具有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是，日本在三国干涉之前，其人种论中就已经暗含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性格。因此，对日本人与黄祸论之关系的分析并不能脱离明治以来的人种论语境。一 “黄祸论”与明治日本的“反人种主义”再考如上所述，黄祸论是基于人种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抢占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而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的先行研究一般着眼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是如何抗拒外压，维持自己的国家独立。比如，桥川文三分析了森鸥外、田口卯吉、高山樗牛等知识人，认为他们“冷静地批判西方的人种哲学”，“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开明化的倾向”，他们的言说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而非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等等。此外，山室信一以田口卯吉为例，认为他在反对黄祸论的时候所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不论多么奇特，就以往日本人把‘亚洲人种’与‘黄色人种’相对应并且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这一点而言，田口卯吉做出的是批判性的回应。”山室还认为森鸥外是明治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反人种主义”知识人，森的《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以讽刺和愤慨的态度对人种主义进行了彻底地批判。高山樗牛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在黄祸论的高压下，我们也看到了读卖新闻主编高田早苗（1860—1938）论述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紧迫性。高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文明化理论具有欺骗性，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极力走向帝国主义，那么日本也应该走向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此外，以近卫笃麿（1863—1904）为中心的东邦协会呼吁“同人种大同盟”，积极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但其理念最后还是沦为了侵略与奴役亚洲各国的意识形态。由此可知，三国干涉后日本对黄祸论的态度其实纷繁复杂，决不能以“人种主义”与“反人种主义”这样二元对立的方法加以概括。实际上，随着在国内，日本对北海道的开拓，对琉球的吞并与台湾殖民地的经营；以及在国际上，对清、对俄战争的胜利和英日同盟的成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处于一种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的转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种主义”这一舶来概念在明治日本有着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应“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日本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对以“阿伊努人”为首的各人种进行强行的学术界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种起源论”假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型。正如富山一郎所指出的一样，“此时期以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为中心的日本人种论是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等学科一样，担负着重新创造‘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带有暴力性格的帝国‘知学’系统中，一方面把对西洋人的劣等意识转化为了对自国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为改良全日本人种的劣等性而努力。”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理解由高桥义雄（1861—1937）撰写，由福泽渝吉（1835—1901）作序的《日本人种改良论》（1884）。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的国际舞台上，国力的强弱往往被解释为人种的优劣。比如，使帝国主义支配世界正当化的“白人优越论”就坚持认为，白人必须取代那些蒙昧无知的劣等人种，他们只有被统治的命运，哪怕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辽东半岛与日本人的竞争中，德国人所提出的黄祸论，就是基于以上的“白人优越论”的视点。“白人优越论”与黄祸论，作为西洋人的自他认识，是其人种主义表里一体的体现。同样，就明治日本与黄祸论的关系而言，如果不梳理其自身的人种论的历史脉络，就不能描绘出其对抗黄祸论的真实图景。不能把“反人种主义”理解为日本反对黄祸论的前提条件，而应从日本人种论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种概念的使用不仅仅与日本的对外认识相关，更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紧密相连。在白色人种优越，黄色人种野蛮，这样简单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与文明开化的程度直接相对应的人种优劣论中，日本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白色人种的劣等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其他黄色人种的优越感。就甲午战争以前的亚洲形势而言，与其说是与白色人种对抗，不如说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对抗成为更为切实的课题。因此，对中国的危机感与恐惧往往转化成了蔑视与歧视。原本是对抗黄祸论的大亚细亚主义，最后沦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确认。以下，本文重点探讨在黄祸论的言论中，日本知识人如何利用人种论以重构其在东亚内部的帝国秩序。二 日本知识人的黄祸论批判1.森鸥外：卫生学与人种主义1903年，在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区前夕，森鸥外作为帝国陆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连续发表了两场有关欧洲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这一方面显示了森对人种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种歧视已经成为“此时代最为紧要的问题”。虽然森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此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而如今，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推崇的最好时机。1903年《人种哲学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馆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根植于日本人心中。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森鸥外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最近新出‘黄祸’一语。殊不知在北瑷珲，俄国人驱赶五千清国人，残杀于黑龙江畔，又蚕食南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可谓是忤逆人道，破坏国际法，骇人听闻。“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森认为黄祸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森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因此，他批判明治政府长期追随欧美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对我们一直抱有戒心，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日本才是他们的“当面之敌”。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才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1904年《黄祸论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今出川图书馆与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黄祸论梗概》不同，森的另一篇题为《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社会中最早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提倡者，法国历史学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他的《人种不平等论》（1855）是欧洲18世纪以来人类学、东方学、社会学、语言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此书最早使得整个欧洲庞杂的人种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戈比诺被视为是“现代人种主义之父”。其核心观点在于人种按优劣依次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各人种之间有着不可逆转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白色人种中至高至善者为雅利安人种，是唯一开化的人种，这源自其特殊的血统。其他人种都只能靠与雅利安人种的混血才能被文明化。面对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森在演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了批驳。首先，森认为戈比诺的人种哲学是一种自我夸耀，只是“一时耸人听闻而已”。“就像最初人们认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论是正确的，然后又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创世纪》是正确的一样，现在以雅利安人种为中心的人种论迟早也会不攻自破。”其次，森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戈比诺人种哲学的荒谬所在。他讽刺道：“如果戈比诺伯爵现在看到我国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也会说日本人有雅利安人种的血统。”最后，森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西洋人中，他还对日本人自身毫不怀疑地接受西方的人种论进行了批判。比如对于提倡“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的田口卯吉，森就严厉批判道，“作为学者，不应该如此浅薄与轻率。”先行研究往往凭借以上《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两篇讲稿就认为森是明治年代“反人种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知识人。但是并没有考察作为军医，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森鸥外的人种观。事实上，在森写给陆军军医的指导性著作《卫生新篇》中，森对人种问题给与了特别的重视。这源于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德国以新科学之名兴起的“人种卫生学”的强烈兴趣。他先在《卫生新篇》的《总论》中强调“人种卫生学之目的，在于防止人种之退化”，随后又专写论文《种族》，对“防止人种之退化”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森认为方法有二，其一在于“数量的存续”，其二在于“质量的存续”。所谓“数量的存续”是指“并不需要全人类整体都增殖，而是应该让优等人种（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增殖。且要减少弱者的繁殖。”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森是基于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主张只给强者以生存机会。原本社会进化论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黄色人种也是被奴役的对象，但是森却不动声色地把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同样划分为“优等人种”，化解了此矛盾。其次是“质量的存续”，其作用在于“防止遗传基因的退化。” 森列举了一些科学上行之有效的事例，比如“生育期间男女皆应该戒酒”，“男子五十五岁以上，女子四十岁以上应该减少生育”等等。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人种间的通婚也被森当做防止人种退化的手段。他认为，“在非洲，白色人种正在积极实行这一政策。比如德国人就禁止与非洲的土著人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混血”。由此可见，虽然在《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中，森严厉地批判了戈比诺的人种混血退化论。但是，我们在《卫生新篇》中发现，森自身其实也是一位人种不平等论者。“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混血儿虽然优于灵智黑人，但其繁殖力却远不如白色人种。白色人种与铜色人种的混血儿亦如此。”森明显地把黑色人种划分为劣等人种。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渐渐得势。黑色人种却日益困苦。人种间的优劣之分在于其天才的多寡，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正是“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这样的西方生理学的标准，构成了森鸥外人种优劣观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鸥外批判人种主义的局限。即，森一方面反对西洋人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对构成西方人种主义基础的生理学、卫生学并不抱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他还借用同样的人种主义原则，对黑色人种表现出赤裸裸的歧视。事实上，森鸥外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他的两场演讲仅仅是日俄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森鸥外真正的人种主义思想暗藏在其卫生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原则中。森鸥外《人种》论文手稿之《退化之预防》一节，藏于鸥外纪念馆（东京文京区）。《卫生新篇》,《鸥外全集》第三十二卷卷首2.田口卯吉：“脱亚论”的虚实在黄祸论的研究史中，田口卯吉在日俄战争初期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常常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一般会将“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归结为田口在早年的文明史论系列作品《日本开化小史》（1882）和《支那开化小史》（1888）中所体现的“脱亚论”精神，并认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是人种学意义上的“脱亚论”。但是，也有人认为田口的人种论与早期文明史论的关系并不明显，而是与内地杂居论紧密相关。在田口有关内地杂居的论述中，他提倡“日本人多民族混合说”，鼓吹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呼吁日本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田口卯吉但是，以上只是田口对政府人种政策的具体看法而已，实际上，他对日本人种起源问题的关心是受到了当时以侵略朝鲜为目的的“日鲜同祖论”的影响。 在明治日本，“日鲜同祖论”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工作，而是与大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紧密相连的侵略意识形态。正如其代表人物，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星野恒教授（1839—1917）所总结的一样，“日鲜同祖论之论旨，在于我版图之伸缩”。也就是说，通过日本人与朝鲜人属于“同种同祖”这一历史学的发明，原本是日本帝国对朝鲜的侵略扩张，就可以美化成为“祖国的统一”。这一历史逻辑深深地吸引了田口。田口虽然没有全面赞同“日鲜同祖论”，但他对日本人种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居留制度与内地杂居》中，田口说道，“余考究历史，发现我日本人种应起源于土耳其及匈奴人种。其证据颇多。”事实上，这一时期，田口所主张的是“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他进一步谈到了理由：“人们往往以波斯人和希腊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为例，认为亚细亚人种远不如雅利安人种。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历史上土耳其入侵过欧洲，匈奴人曾打败奥地利。他们曾独自与欧洲各国对峙。今日之欧洲也远不及当年土耳其和匈奴之势力。”由于这一历史发现，田口随即断定，和土耳其及匈奴属于同一人种的日本人“在技艺、学术、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绝不输于雅利安人种。”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一方面的确是因为他们曾攻占欧洲的历史功业，从这一点来看可以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寻找历史资源；但另一方面也绝不限于此。事实上，田口提出“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之时，正值甲午战争中日本完全制服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之际。赔款、割地等各式各样的战后安排已经在日本国内广泛讨论。田口撰写的《媾和之条件》一方面提倡为了压制清国对日本的复仇能力，应该最大限度地索取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就割地而言，与大多数人要求的台湾及辽东半岛不同，田口主张割占以吉林、盛京、直隶为主的东三省。不难发现，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论”是与其割地要求紧密关联的。马关条约缔结后，田口立刻起草《日本人种论》一文。其中，他认为匈奴人种“虽为支那史家所贬斥，实则勇猛之人种”，“其一部远去欧洲，趁罗马之衰亡攻城略地。如今奥匈帝国武威鼎盛实则其先祖源自匈奴人种之缘由。”田口强调，“就语言风俗观察之，我日本人种与匈奴人种实则同一人种。匈牙利与土耳其是我人种之同胞。我人种应与匈牙利及土耳其相互携手，屹立于世界之中”。乘着战胜中国之机，田口的人种论体现着一种走向世界舞台的大日本帝国的理想形象。但是，让田口深感意外的是，马关条约缔结不久后德、法、俄为了打压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崛起，采取了三国干涉的强制措施，使得日本不得不吐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德皇打出了“黄祸论”的政治口号，并呼吁“对抗日本！保卫欧洲的利益！欧洲大联合！”如前所述，黄祸论虽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起源于异族入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特别是被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人和蒙古人的欧洲入侵，在欧洲人对黄祸论的理解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田口宣扬“假若其他人种加害于我匈奴人种，我理应以匈奴人种之雄姿战斗到底”这一口号无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意识到了黄祸论的压力，田口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人种的起源。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黄祸论再次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田口为了消解黄祸论给日本带来的外交压力，出版了《破黄祸论：一名日本人种的真相》一书。该书认为，“与其说日本人是黄祸，不如说在历史上被匈奴、鞑靼人以及蒙古人种征服过的俄罗斯人才是真正的黄祸。他们身上有着野蛮的蒙古人血统，现如今又要占领满洲地区，破坏世界的和平。因此，真正的黄祸是俄罗斯人。”另一方面，田口在此书中对此前的人种论进行了修正。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日本人种并不起源于匈奴人，而是雅利安人种的一支。田口认为，“从语法上来说，拉丁语、希腊语、梵语与欧洲诸国的语言相去甚远，而与我日语类似”。“西洋的语言学家自称为雅利安人种，却把我人种贬低为图兰人种，实则本末倒置，谬误至极。” “现如今梵语的语法仍然无暇地保留在我日语中，我们其实比欧洲人更加接近雅利安人种。” “把日本人贬斥为黄祸实为不解事实真相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不难发现田口是在意识到了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口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带有一点外交论的色彩。1904年《破黄祸论》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人文研图书室但是，田口奇特的言论随即在日本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比如语言学家新村出（1876—1967）就认为田口的“语言学论证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在学问道德上亦欠考虑”，“其谬误是根本的谬误，而非一时一处的谬误”。原总理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也斥责道：“雅利安人种的血统就如此可贵吗？我深表怀疑。不论如何我日本人种绝非雅利安人种。”森鸥外也认为田口的言论浅薄无知，不值一提。社会各界对田口的指责，既有对其学问的批评，也有对日本民族自尊心的维护。基于以上原因，田口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回应。1905年2月，田口在史学研究会举办了一场题为“日本人种之研究”的演讲。田口坦然承认了“对日本人种起源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田口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西洋人从来都只认为雅利安是优等人种”，但是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开始意识到黄色人种的力量了”。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田口不再坚持“日本人雅利安人种起源说”，而是认为“以我帝国堂堂之伟业，创造如此国民之祖先必定是历史上留有名望之人种”。事实上，田口又回到了“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他断定“他们最早是从印度、波斯、土耳其一带来到北支那，在汉朝初期成为了匈奴人种，其中一部分得以跨海来到日本。”以往作为“脱亚论”代表人物的田口卯吉最终还是把日本人种的起源设定在了亚洲大陆上。由此可见，与其说田口的人种论是“脱亚”的，不如说是为此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大陆侵略扩张做好了理论准备。综上所述，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与“匈奴人种起源说”之间的摇摆不定，其实是反映了在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下，日本人自我认识的矛盾。一方面日本人需要依据西洋的人种理论寻求自身民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并不完全屈服于西方人种论的压力，企图重新建立日本帝国自身的人种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田口卯吉成为了日本人在自我认识的谱系上，由劣等人种转向优等人种的关键人物。3.高山樗牛：走向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而言，明治维新以来，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民间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力，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后陷入低潮期。但是，三国干涉后，在黄祸论的刺激之下，大亚细亚主义再次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而在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太阳》杂志主编，高山樗牛对人种问题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高山对人种问题的关注最先并非起因于割占辽东半岛及其所引发的三国干涉，而在于日本的另一块新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国体论的关系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体论的观念作为统合民众的意识形态工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国体论，一方面强调在历史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权威；另一方面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国家论”。它排斥西洋国家以契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建构理论，而强调天皇与臣民之间是一种彻底自然化了的亲子关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人把“国”看成是“家”的扩展。在以天皇为顶点的家长制中，日本人全体臣民因血缘关系而团结一致。因此，构成国体论的前提，只能是“同一人种，同一国家”的“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论”。国体论在甲午战争以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胜利，就如何处理新殖民地台湾的三百多万异人种问题时，国体论遇到了巨大的危机。首先对国体论进行攻击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比如基督教联合会的牧师渡濑常吉（1867—1944）就宣称“随着我帝国膨胀，就如何处理域外草民而言，国体论者顽固地执着于君民同祖的教义，有违我帝国开拓进取之精神。”渡濑担心的是，国体论者过分强调日本人种血统的纯粹性，将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攻击的是国体论的“单一人种构成论”，而并非针对天皇制。实际上，他们呼吁的是加快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维护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但是，高山樗牛却对基督教徒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在《太阳》杂志的社论《我国体与新版图》一文中，他继续坚持“我国体完美无瑕且天下无双”，并批判基督徒不理解“国家之真意”。在高山看来，“国家是基于实权之上，权力的强弱规定势力之范围”。但是“国家”与“实权”并不矛盾，而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深化。“君民同祖，忠孝一致的国体正是祖国观念之基础。就国势扩张而言，国体论排斥外力之抵抗，统率被征服的新领土，无可匹敌。”事实上，与基督徒们相反，高山认为，正是国体论所催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统合了整个日本民族。因此，日本在海外才得以迅速走向扩张的道路。国体论不但没有妨碍日本在海外的扩张，反而是其强大的动力。高山与基督教徒的对立，表面上是围绕着海外殖民问题，实际上暗含着如何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形态的问题。在日本割占台湾以及吞并朝鲜之前，对日本的国家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与“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两种论调。这两种言论虽然相互对立，但对于明治的政治家以及知识人而言，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解释空间。就“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从一个藩阀割据的幕府体制迅速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资源；就“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殖民扩张，把殖民地的异族人同化成日本臣民提供了理论资源。二者的对立，是日本帝国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在日韩合并的1910年以后基本上就难以维系。这是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认为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琉球人以及台湾藩人等等因为人数过少的原因不足以对国体论构成威胁，但日韩合并以后，将一千万以上的朝鲜人并入帝国境内，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巨大的异族人口规模使得继续坚持“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高山也看到了国体论与日本帝国在海外殖民之间存在的理论困境，并开始摸索新的解决办法。与基督教徒对国体论直接的批判不同，高山选择了借日本神话研究为海外殖民寻找新的理论依据。1899年3月，高山在《中央公论》上刊发了《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及历史》一文，详细地论证了日本人种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日本民族太古史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出云民族及天孙民族的故乡为何处？”高山认为《古事记》的神话中多出现与海洋和岛屿相关的意象，因而断定日本人种自古应该来自海上。他进一步认为，“出云民族及天孙民族的故乡在南太平洋”。其原因有四：其一、日本海的潮流由南向北。因此，高山认为“日本民族的迁徙只能顺潮流流向，经台湾、琉球群岛进日本”。其二、神代卷中描述北方的自然现象很少。其三、高山认为《古事记》的神话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神话极为相似。因此，高山推定，“南太平洋的民族与日本民族应该多有因缘”。其四，高山认为《古事记》还明显受到印度吠陀神话的影响。高山的神话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争论起神话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然而，高山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他继而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人作为殖民的国民》的论文，在此前神话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开始鼓吹日本的海外殖民扩张。他谈到，“日本人应该把海外殖民当做自己的天职”，“因为吾人祖先作为殖民的民族，在历史上留有丰功伟业”。“日本民族的主干，天孙人种及出云人种都是越洋而来的殖民人种，原本就是雄心勃勃的冒险民族，从历史上的神武东征以及三韩讨伐来看，征服者的国民意气风发，蔚然可见”。由此，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殖民扩张，高山把它归结于“民族的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山的神话研究其目的在于论述日本海外殖民的正当性。当然，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高山所提出来的“日本人种南洋起源说”，是日本帝国在以吞并朝鲜半岛为目的的“北进论”经受到重大挫折以后的事情。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了中国。但是，三国干涉使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北进论”政策一时难以兑现。在这种情形下，以“经营台湾”为口号的“南进论”路线逐渐浮出水面。正如当时元老院的松方正义（1835-1924）所言，“我国当今之策略，在于北守南进，夯实南方经营之基础，以图国家百年之大计。”从此以后，以对俄协调为基础的“北守南进论”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山以“回归故乡”的方式讲诉的“日本人种南洋起源说”，不得不说是为明治政府的“南进论”提供理论依据。高山虽然在以“海洋”为中心的“南进论”中积极主动地配合明治政府，但是，在以“大陆”为中心的中国局势中，高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在甲午战后“卧薪尝胆”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一样，日本举国上下选择了为复仇而积极做准备。高山一方面基于神话学的研究，积极地鼓吹“南进论”，另一方面，开始用“人种斗争”的方法研究“世界文明史”，以对抗西方在东亚的扩张。虽然被称作是“世界文明史”，正如神话学研究一样，其目的仍然在于人种问题。正如高山自己所言，“人种研究乃当代史学研究之急务”。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明治政府极力地抑制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大亚细亚主义言论，把对中国的侵略解释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但是，在三国干涉以及黄祸论的压力下，以“人种对立”为机轴的外交认识再次浮出水面。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山迅速向“同人种大同盟”的大亚细亚主义靠拢。在社论《作为人种竞争的远东问题》一文中，高山感叹道：如今回首日清战争，吾人不禁扼腕长叹。此前吾人以义战之名给予支那帝国以沉痛打击，实则吾人可悲之处。支那莫非与我帝国同属同一人种之最后帝国耶？图兰人种国家，在远东以外皆为雅利安人种所杀掠。吾日本与支那帝国，乃世界最后之图兰人种国家。应相互拥护，相互提携，命运与共。支那与吾人为同胞。呜呼！置支那于半死之吾人，岂不自断手背耶？余念于此，吾人所夸耀之日清战争，实则远东之奇祸，图兰人种之大不幸。原本一直被看成是“义战”的甲午战争，在高山看来变成了“远东之奇祸”，“图兰人种之大不幸”。原本被日本人所鄙夷的“支那人”，如今变成了“唯一之同胞”。事实上，在黄祸论的刺激下，高山对外交的认识有了本质的改变。他不在执着于早年的国体观念，而是认为“世界之大事，不在于理想，不在于人道，而在于利害。如今人种之竞争为最大之利害。”他批判日英同盟，“国民啊！异人种之同盟难以维系！”他羡慕俄罗斯人主导的泛斯拉夫运动，“大斯拉夫主义运动引人注目，囊括巨大的土地、风俗以及民族，有一种至强至盛的人种感情。”他呼吁日本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即，“日本作为世界之一国得以觉醒之时，就是代表了在亚欧冲突中图兰人种最后之希望。”正是在这个时候，高山与福泽渝吉以来的“谢绝东方亚细亚恶友”的“脱亚论”彻底决裂，走向了与西方对抗的“大亚细亚主义”。纵观高山的人种论，它一方面不满欧洲列强入侵东亚，呼吁大亚细亚主义，积极地反抗白色人种；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帝国自身的膨胀，特别是在台湾以及南洋的扩张，高山却积极地利用人种主义为其提供理论资源。结论按照竹泽泰子的说法，英语Race一词至少包含了“小写race”、“大写Race”以及“ RR（Race as Resistance）” （作为抵抗的人种）三层含义。所谓“小写race”是指在未受近代欧美人种分类学的影响以前，在各地区之间仅仅凭借感官的差异而区分了的人种。所谓“Race”是指，用近代科学发达的分类手段对世界各人种进行强行界定的人种。所谓“ RR（Race as Resistance）” （作为抵抗的人种）是指，为了对人群进行广泛动员而被强制生成的人种。如果按照竹泽的理解，由黄祸论所表象的黄色人种只能是“ Race as Resistance”。因为围绕着黄祸论的攻防，不论是日本还是西方，对人群的动员效果最为被重视。就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与西洋/白人对抗，“呼唤亚洲自由”，“解放有色人种”一直被当做重要的课题而被重视。特别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作为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撤除人种歧视案”的国家，其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一直被反复强调。在这种研究视角中，反对露骨的歧视性言论黄祸论，一直被当做日本人“反人种主义”的原型得以彰显。但是，如上所示，在明治日本有关黄祸论的言论空间中，日本不仅仅有反对人种主义的一面，更有利用黄祸论而重新建构其帝国主义秩序的一面。比如，森鸥外在批判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同时，却保留了对黑色人种的歧视；田口卯吉在“日鲜同祖论”的基础上扩展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是为了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在黄祸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改成“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原本执着于国体论的高山樗牛为了避免黄祸论的压力，一方面提倡日本帝国对南洋的开拓，另一方面不得不以大亚细亚主义与西方进行对决。以上种种例子表明，明治日本人对黄祸论的反抗绝非简单地以“反人种主义”可以概括。它既表明了日本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曲折，也反映了转型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安定性。[注：本文原标题为《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首发于《史林》2020年第2期；作者李凯航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作者对原文做了改写，注释从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申请日本留学，申请文书的准备是非常关键的~而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的好坏决定着能不能成功敲开心仪教授的心扉~日本教授考核的重点是什么？研究方向一致是前提，专业能力学习能力是基础，双语能力是关键，论文发表写作能力不能少，踏实钻研态度好！今天蔚蓝留学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大学院研究计划书怎么写及写作中的注意要点：一、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怎么写：①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写作前期准备：广泛阅读文献确定研究方向---根据研究方向确定具体课题--整理好大纲完成初稿写作--修改完善后定稿。②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分为六个部分：研究题目→研究背景→先行研究→研究目的→研究计划→预期成果→参考文献。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写作注意要点二、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写作注意要点①课题太宽泛了很难开展研究，一定要定位到一个具体的课题才有可行性；②要保证课题的新颖度，避免研究已经没有研究价值的内容，要不断地阅读文献探究新课题；③课题要保证学术性，不是单纯自己感兴趣的就可以进行研究，要研究能对学术界有贡献有价值的内容；④教授真实点评，研究对象要清晰明确。研究对象是研究的核心，只有明确研究对象之后才能保证计划的可行性；⑤同时先行研究不要单纯的罗列，要写跟自己的课题有关的内容，同时表达自己对于先行研究的看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先行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⑥研究目的要明确，通过什么研究来解决什么问题，直接明了地阐明；⑦研究计划要具体，具体用什么方法，为什么采用这个方式，怎么开展，什么步骤，什么流程，什么结果等等具体体现；以上就是蔚蓝为大家介绍的日本留学研究计划书怎么写，更多日本留学信息可以关注蔚蓝留学，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留言~

对赴日读研的留学生来说，会写研究计划书可谓一项必备技能。因为不仅联系教授、出愿报考、面试时会用到，修士在读期间也可能一直需要写：比如当我们有新的想法要和教授沟通时，往往内容很多不便于口述，一般都写在研究计划书里交给教授过目。所以，学会写研究计划书不只是一项帮助你拿到offer的应考任务，更是进入大学院阶段前的必修课。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情报学的研究计划书为例，一起看看要注意些什么吧~*为了完成这篇文章，笔者特地向研究室里的日本人前辈借来了他当年的研究计划书作为参考。因为觉得日本人研究计划书的写作方式对我们中国学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这位前辈的论文曾发表在人工智能学会的期刊上，非常厉害。本篇将会选择性地选取一些片段进行展示。一、选题笔者认为选题可以说是研究计划最耗费精力的部分之一了。我们选择的课题要尽量与教授的研究方向一致。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先阅读教授发表过的论文，再阅读教授所带的研究室往届毕业生发表的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将阅读过的论文写进“先行研究”和“参考文献”里面，看过这些文献后，也自然可以揣摩出教授中意的研究方向啦！二、研究背景（论文中也常写作「はじめに」）写研究背景最大的作用，是引出想要研究的课题。所以在研究计划书第一部分，要简单介绍一下想做的研究的相关学术/社会背景，说明为什么想做这方面研究、以及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这里我们来看看日本前辈的研究计划书原文。我们研究室是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前辈的研究课题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发布内容来推定作者性格”。以下是简化之后他的第一段内容构成：現在Twitterのユーザ数は非常に大きく、毎日の情報を発表して、巨大な商用価値を持っている。TwitterやFacebookなどのソーシャルネットワーキングサービス(SNS)におけるユーザの性格に関する情報は、SNSマーケティングや情報推薦システムにおいて有用であると報告されている［Matz 17,Wu 13］。SNSユーザの性格推定を目的とした研究ではユーザの投稿内容を利用したモデルが多く提案されている[Arnoux17,Iacobelli 11,Liu 17]。しかし、SNSユーザの中には自ら投稿を通じて情報を発信することよりも他ユーザの投稿から情報を獲得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ユーザも存在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この場合、「いいね」をしているかに関する情報を利用による精度の向上への効果がよりたかいと考えられます。本研究では、性格情報を利用したシステムの普及を進むできるように、「いいね」を利用して、Twitterユーザの性格自動推定手法を提案する。以下为这一段的思路总结：1）进行研究背景介绍：推特用户数量特别大，产生的数据非常有价值等。2）提出问题：虽然很多研究都是从社交媒体用户的投稿来推定性格，但也存在很多用户不经常原创内容，而是给别人点赞比较多的情况。而我认为也可以将这些点赞的内容利用起来，进行性格推定的研究。（介绍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现有研究和自己想做的研究的不同之处）3）引出自己的研究：所以我的研究是xxxxxxx。三、先行研究在先行研究部分，我们要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总结出来。句式一般是这样的：xxx（作者）使用了 xxxx 的方法进行了 xxxx 的研究【文献索引】以下摘抄一个原文片段：Arnouxは以前の性格推定モデルが多くの投稿数を必要とすることに着目し、少ない投稿数でも性格推定が行えるようにガワス過程を使用した単語分散を利用し、性格推定を行っている[Arnoux17].译文：Arnoux（学者名）着眼于以前的性格推定模型必然需要大量的投稿数这一问题，为了做到即使使用少量的投稿数也能进行，便利用了使用高斯过程的单词分布进行性格推定。[Arnoux17].另外，在介绍完前人使用的研究方法之后，我们也可以写出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或者你的方法和这种方法的不同有哪些等等，来展示自己的独创性（オリジナリティー）。这就是研究计划书的第二部分。先行研究和接下来的研究方法部分，是研究计划书的主轴，可以占计划书的大部分篇幅。四、研究方法作为还没有入学的学生，在研究方法这块并不需要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毕竟如果方案都已经完美了，就没必要读修士了对吧(￣ェ￣;)就研究计划书来说，一个好的框架和想法要远远比细枝末节要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可行的、合理的方案。之后再通过修士两年间的学习去一步步地实现和改进这个方案。对理工科同学还有个特别Hints：研究计划书最好加上研究方法的流程图。一个清晰的流程图可以简明扼要地展现出整个研究方法的过程，也为文章增色不少。以下是将学术用语去掉之后，前辈的原文中研究方法部分的书写句式：根据某先行研究的理论，可以发现xxxxxxxxxxxxxx。与先行研究不同的是，我的研究方法有着xxxxxxxxxxx的特点。我的研究有着xxxxxxxxxxxxx的意义：比如在商用领域，对社交软件使用者性格的推断可以更精准地推荐内容，在社会领域则xxxxxxxxxxxx（这部分也可以独立成“研究意义”作为整个研究计划书的第五部分）。在修士期间，我将用xxxxxx的方式整理数据，使用xxxx算法进行实验，并对xxxxx部分进行改进和研究。五、参考文献终于来到研究计划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日本的版权意识非常强，所以参考文献部分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格式一定要标准！另外在阅读文献时不要只阅读中文文献，也要适当看一些日文和英文论文才能更全面。关于文献的查找方法，查找日本文献比较常用的是CiNii（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查找中文和英文文献用知网、谷歌学术（也可以用小米学术或者谷歌学术国内源）比较好。教授和研究室前辈的论文一般在大学官网的研究室网页或教授本人的个人主页中都可以找到。关于文献的标准格式，笔者推荐使用文献网站的导出参考文献的功能，方便又精确。其中CiNii的是「書き出し」功能，类似的有谷歌学术的引用功能，还有知网的导出文献功能。注意！从不同网站的格式导入到文章中时要统一哦~-------------------------------以上就是今天关于情报学研究计划书的全部内容啦，有没有解答你的一些疑惑呢？觉得有帮助的同学快把它分享给其他需要的小伙伴噢！如果同学们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内容，欢迎来咨询东京学术的专业顾问老师嗷~

说到日本考研，除了语言能力，研究计划书是报考的一个重要环节。一篇好的研究计划书可以让学员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也可以让教授另眼相待。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研究计划书的文章构成，以例文为基础教授大家如何完成一篇合格的研究计划书。▍研究计划书是什么首先，研究计划书是和大学院的报考申请书一起提交的书类。研究计划书并不是单纯的总结研究的计划，而是围绕进入大学院后学员围绕自己的研究题目进行学习和研究。 主要包含2年的院生学习规划以及表达学员对于入学的祈愿等内容的一篇类似“论文开题报告形式”的小论文。特别是对于转专业，从其他大学考入、或者通过社会人考试来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来说，对于还并不了解自己的教授们来说，也是可以让教授们了解自己的优点，表现自己的研究能力的机会。虽说在进入大学院后，通过深入的学习，阅读文献以及与同学间交换意见的过程，研究题目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这并不影响出愿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书，也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才能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计划书。▍研究计划书对于各个专业的价值对于日本考研中的每个环节，例如： 研究计划书、教授套磁、出愿、笔试、面试，都是有其考核目的的。我们熟悉这些环节的考核目的后，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去各个攻破。研究计划书的目的，笼统来说2个点。第一个点：表现出我们报考学员的专业度和研究能力，第二个点：对于教授来说降低误匹配的风险。那么，每个专业的研究计划书的价值都是这样吗？答案是略有不同。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对于各个专业来说，研究计划书审核环节中的微妙差异。1. 主流文科专业：经济，经营，社会对于这3个专业来说研究计划书的出要目的在于体现同学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今后可以是一个可培养的人才。因为，各个研究方向非常成熟，要写出一份出跳的研究计划书难度是极其之高的，每年报考的学生，我感觉能有30%的学生切题写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研究计划书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要在这个基础上，对某个研究题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改良，经过这层筛选估计也就10%的学生能够做到了。那么，主要考核的点也就在于，对于过往大量的研究背景是否考生真的理解了，对于背景研究中研究方法能够理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教授通过这种理解度的评估也就能够对学生做出评估，判断学生的研究能力了。2. 小众文科专业：文学，日教，法学等等与主流文科专业的研究计划书不同。这些专业最终能够考上的学生，是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领域，有非常深入的理解。考生对于今后自己想研究的题目，必须知根知底，推荐不要自己在家里啃书啃论文，多接触本专业的前辈，了解专业研究课题的动向。3. 理工科专业：机械，情报，建筑等等理工科来说，研究计划书在考学中占的比重比文科要小。一般在研究计划书内明确写出自己今后想要做的事情，对自己想做的研究有充分描述，接下去就是和教授去匹配了。我们经常听到，理工科的学生在考前需要联系教授也是这个原因，理工科的研究方向多，也需要用到国家或者学校的资金，教授一般会用自己的研究项目去申请资金，也就是说教授研究项目外的资金可能就批不下来，所以考生的研究方向是最好和教授匹配的，避免误匹配的情况发生。▍研究计划书的构成部分一篇规整的研究计划书一般包含以下几个部分：1 研究题目2 问题意识3 先行研究4 研究目的5 研究方法6 学习计划7 参考文献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篇经济学专业的研究计划书例文来跟大家具体讲解一下研究计划书的几大组成部分。研究题目/问题意识这位同学的研究题目是关于“环境政策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型研究，属于国际经济学中的领域（国际环境经济学） 。大家在定题时，一定要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题目里面， 以研究这些对象间的关系为主，这样的研究计划书的题目范围就会刚刚合适，如果不够具体就会没有研究价值 。所谓的问题意识其实就是你想做这个研究的契机，以及你是如何想到研究这个题目的心路历程。基本阐述的内容就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产生兴趣，对这个主题理论上的关心点是什么。先行研究先行研究指的是同领域内，前人所做的相关研究。通过研究前人的著作和论文，可以为自己的写作提供观点和角度，也可以找到前人的不足，得到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本篇例文中，学生首先是对自己研究对象做出了定义，其次以时间先后顺序阐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一系列的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学说之间也都用自己的语言做了承上启下的连接，显示出了文章的连贯性与逻辑性。研究目的/研究手法研究目的也就是研究内容，主要是说明你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例文中，一开始就写明了是通过先行研究的总结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模型，并附有文字的说明。研究方法是说明为了弄清研究课题要怎样研究，理论手法还是实证手法，进行什么样研究的部分。为了弄清研究课题，我们需要思索什么是最佳并且可行的方法。虽然在篇幅有限的研究计划书中，研究方法不一定需要写得非常详细，但在面试的时候研究方法也可能被教授详细询问，因此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在写研究计划书的时候确定自己的研究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 对象是什么，对什么进行调查，运用什么理论什么基本方针等。这个可以参考先行研究的研究方法 。本篇例文的研究方法写的非常详细，有的时候写详细但是写的没有跟进当前的学术界内方向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挖坑，所以是否在研究计划书中细化研究方法需要根据学生自己对于模型的掌握度情况斟酌书写。学习计划学习计划板块，主要讲的是自己为了完成研究计划书，我们如何去安排自己在大学院2年中的课程以及研究计划。为了执行自己的研究，自己缺少什么，自己需要去补足什么。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部分就是你在完成本篇研究计划书的时候所参照的所有文献（参考文献和引用文献）、 一般置于研究计划书末尾。不管是参考还是引用，都要在研究计划书本文中相应的地方有说明，让人一目了然。排序可按照作者名字的アイウエオ顺序或者文中出现的顺序，同一作者以年代顺序，著者名（編者名、译者名）·出版年·书名·出版社（论文要写杂志名及页码）。▍研究计划书每个版块的重要性1研究题目 2问题意识 3先行研究 4研究目的 5研究方法 6学习计划 7参考文献以上研究计划书7大板块中，最重要的便是 3先行研究 与 5研究方法 这2个板块。为什么？因为最体现学生是否对研究课题有充分的认识以及对研究方法是否有自己的理论能力和研究能力。本篇例文中使用的了理论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此外对于文科专业来说常用研究方法还有：1 文献调查2问卷调查3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传统的研究方法很多学生都是根据这个套路书写的，但是作为教授来看还是希望可以看到学生的专业性。经济学之外的，经营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一般的社科类的研究都会用到社会调查法，其中分为量的调查和质的调查，一般来说经营学都是用的量的调查，基本是运用的统计学的概念，鉴于本文章只是解释研究计划书的构成分析，这一部分现在不做深入解说，之后会再里专题介绍。▍研究计划书的日语语法以上是研究计划书的构成，接下来介绍一些写研究计划时比较实用的表达方式和问题点。研究题目相关研究题目要一目了然，看到就知道你研究的是什么。可使用小主题和具体问题组合的方式制定研究题目，例如：「補助動詞によって表わされるアスペクトについて—『ていく』と『てくる』を中心に—」※其他标题例：「～の～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の視点から、～を研究する。」「～について、～を研究したい。」 研究背景相关在文章中引出研究的意义，重要性，以及对论点的趣味和关心的表达 ，例如：「～を体系的に理解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ろう。」「～を究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は～であるから、～は～にとって重要である。」「～は～であるから、～を～する必要がある。」※事例的な研究であれば、理論的な興味·関心のかわりに、研究テーマの決定に影響を与えた自分自身の経験や経歴を述べるのも良い。 先行研究相关要做到简洁概括，例如：「これまでの研究では、～ということが言われてきた。」、「～の研究において、～は～であると言われることが多い。」、「＊＊(1981)によれば、～は～である。」、「～の領域では、～を～と見るのが通説である。」、「～の理論では、～は～であることになる。」、「～では、～は～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一般に、～は～ものと見なされている。」并且在指出既有研究的问题点的同时，需要讲明究竟需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需不需要新的理论或视角？需不需要统合或整理既有理论或视角？需要怎样的具体调查论证？ 研究目的相关简洁概括。例如：「～視点から、～が～で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立場から、～を解明しようとする。」、「～について～の方向から考えることで、～が～であることを示す。」 研究方法相关尽量具体叙述，以便显示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比如「用例を収集する。」就不够具体。需要写清从哪里收集怎样的例子，为什么要从那里收集，收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日语语法相关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日语论文写作时的两个注意点，也是学生们常出现问题的地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注意点1：表达方式 慎用主观判断「～と思う。」、「～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と考えられる。」、「～と思われる。」、「～と考える。」○「～と感じられる。」、「～は興味深い。」、「～は好ましくない。」×「～と推測される。」、「～は重要である。」、「～は適切でない。」○ 避免暧昧表达「ある意味では～といえる」、「～の本質を理解する」、「～の問題の核心に迫る」×到底是什么意义上，本质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这些一定要表达清楚。 用「である」「だ」等简体书写注意点2： 主张不可无依据「日本語学習者にとって～は重要である。」×「～であるから、日本語学習者にとって～は重要である。」○ 将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严格区分，如果是别人的意见而不说明，就是盗用喜多（2002：14）によれば、表現として為された人間の振る舞いはジェスチュアと呼ぶことができる。有需要的同学一定要认真看哦！-END-

说到研究计划书的重要性，在修士考试出愿的时候，日本院校几乎都要求提交研究计划书（文科都要提交，理工科虽然部分不要求提交，但提前联系教授时仍然需要提供研究计划书。少数的专门职コース会要求提交学修计划等作为代替）。对于部分以书类选考代替笔试的院校来说，研究计划书就更为重要，不下足功夫可能就会倒在这一关。同时研究计划也是面试阶段最重要的参考材料，各大院校（尤其是国立大学）的面试几乎都是围绕着研究计划来进行。如果平时功底不够，或者对于自己的研究计划内容理解得不彻底的话，在教授面前可是会暴露的哟~那么什么样的研究计划书才能得到教授的认可呢？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写出一篇优秀的研究计划书。01什么是研究计划书？「学院学後にいたい研究内容と、その研究をうための計画について、学院研究科側の所定の様式に従ってまとめたもの」。研究计划就是想就读大学院课程的学生，需要阐述清楚ta在入学后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以及怎么去实现它的「战略计划」。2021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修士课程募集要项研究计划书要求02为什么要交研究计划书？1.展示实力，证明自己具备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2.证明自己具有分享、讨论和传达研究内容的能力。3.体现自己和志望教授的匹配度。4.让对方确认自己具有作为研究者的资质。03研究计划书的内容一份完整的研究计划书主要由六大部分组成：研究题目 研究方法研究背景 结果预测及意义研究目的 参考文献研究题目研究题目是研究计划书的核心，也是说明整篇研究计划写了什么的【キャッチコヒー】。从考学的效率角度出发考虑，在尊重个人兴趣的基础上顺应主流研究方向并进行挖掘创新是最好的。不建议选择极端或奇葩的主题，否则会难以匹配到合适的教授，也不容易找到足够的先行研究作为支撑。如果确定了志望教授，应选择和该教授的研究方向相关的主题为宜。否则在面试时有可能会被问到「我们大学院里没有可以指导这个研究方向的教授哦？」、「想研究这个为什么非我们大学院不可呢？」之类的问题。标题的表述需要直接、具体、清楚地表达研究内容，让人一目了然，切忌大而空。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可以分为两部分：研究动机和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概况（文献综述）。首先可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课题感兴趣，课题所涉及问题的现状（提出问题），研究这个课题的必要性在哪里？其次总结一下与你选择研究课题相关的先行研究（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论述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此是否有相关研究和研究的进展），以及你意识到目前的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否有空白或有缺陷，集中论述对自己的课题有可取之处的研究方法）。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对策，引出自己的课题。研究目的研究目的需要简单明了、抓住要点，突出该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简洁的来说，看到这里的人一定要能明白，本研究计划的目的是「○○をはっきりしたい」。研究方法包含研究时间、对象、方法…等等，尽可能写详细。同时体现计划性和可行性，不要教授看了之后产生 「这些在在校期间真的能完成吗？」「这个明显是不现实的吧？」的疑惑。在这部分还可以具体写一下自己研究的时间规划，例如M1看文献/做调查/做实验，M2开始收集数据准备撰写论文等。研究结果预测及意义通过研究你期望得到的结果，以及这个结果的意义。研究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教授都喜欢有一定创新性的计划书（尽管在硕士阶段要达到很困难），也要记得体现自己研究的独特性（有其他研究不具备的特征）。研究意义可以从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来进行阐述。参考资料参考文献是必须的，最好是与研究主题相关领域的著名研究者的书籍或论文。参考文献的列举方法有很多种，注意统一。04研究计划书的格式研究计划的提交方法基本上是按照规定格式打印，再订上大学给的封面纸，或者把正文内容直接贴到规定的专用纸上面。少数院校也可以通过网申系统直接提交电子版（多见于理工科），或者给格式要求学生手写（多见于人文类）。05研究计划书的字数大部分院校的研究计划字数要求都不一样，多为1000-5000字左右。建议同学们可以先写一个字数的版本，把每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写得尽可能详尽完整，再根据志愿校要求进行删减。如有的院校会侧重问题意识和研究动机，有的院校会要求详细写研究方法或先行研究的综述。06研究计划书的文法◎句尾以「たてある」结尾较为妥当◎注意表述方式 不要出现「と思う。」、「てはないか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等表述方式。 推荐使用「と考えられる。」、「と 思われる。」、「と考える。」◎避免出现过于主观的表述 「と感しられる。」、「は興味深い。」、「は好ましくない。」「したい。」之类的表达过于主观且无意义。 建议修改为「と推測される。」、「は重要てある。」、「は適切てない。」等形式。◎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表述 「ある意味てはといえる」、「の本質を理解する」、「の問題の核心に迫る」之类的表述不是很清晰，应该清楚地表达意思、是何本质以及问题的核心所在。◎注意文中术语（专业词汇）需要统一、正确地使用07不合格研究计划书的特征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写研究计划书时的误区，记得避开哦~不研究：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计划书」而非单纯的「学习计划书」，要知道大学院的存在是为了培养研究者，研究计划书最重要的就是突出自己想研究的课题，也必须围绕「问题意识」来展开论述。不具体：在文中至少需要表现（1）Current Situation（这个课题现在是什么情况，既存研究已经做了哪些？）（2）Why（你的问题意识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要选它？）（3）Social Impact + Academic Impact（完成之后它有什么意义）（4）How（打算怎么去实现它）不调查：关于你的研究课题你是否已经做过详尽的调查？不主张：没有自己的主张，课题的学术影响为0是不行的。必须对先行研究进行「调查」、适当地「引用」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可行性，即使再优秀的研究计划教授看了也只会说一句「残念たな」。以上就是研究计划书的写作要点啦~建议准备赴日读修士的同学们提早收集资料着手准备哦~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半年时间内从零专业基础，到线上考试直接合格日本修士的刘同学的故事。出身背景：长春理工大学日语专业日语成绩：N1 157直考合格：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时间+金钱=修士直考大三那一年，我作为交换留学生去到日本，在体验过日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后，我坚定了毕业后要去日本读研的想法。由于我本科是日语专业，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学习日语，所以再花时间和金钱去读语言学校的话，无论是时间上还是金钱上都相当地不划算，因此从最开始我就决定要在国内直考修士。虽然我早就做好了直考的打算，也想一次考上好学校，但事实上单枪匹马的我却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准备：没有目标院校，没有确定专业，没有研究计划书，没有英语成绩……一个人备考确实太过艰难了，大学毕业之后整整半年时间我都没有任何进展。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白天在机构教学生日语看似云淡风轻，夜晚在家实则独自焦虑如何考学。#遇见东学，我找到了方向一次无意间刷到东学经营学讲座的消息，就去加了东学君的微信报名，虽然对经营学什么也不懂，但是意外地听得津津有味，再后来就遇见了我的顾问莎莎老师。3月14日，莎莎老师第一次跟我联系，具体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她着急的不行，比要考学的我还着急，一直反复确认「你是一定要参加这次夏季考吗」，当时我的想法是再也不想过失学儿童的日子了，所以很坚定的回答她「对，一定要夏季考」。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电话会议，我就和莎莎老师敲定了目标专业——社会学。虽然此时的我对「社会学」还一无所知，但根据我当时的日语、英语条件和将来的职业兴趣，选择了半年内参加夏季考可能成功率最大的专业。不是头脑发热，也不是深思熟虑，反正就这样莫名其妙、机缘巧合地走上「社会人」的路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报名那天是3月18号，星期三，签约完马上就加入班级开始上课了，到9月20号出愿的学校面试完，正好半年时间。#从0到1，零基础跨越“社会学”上课前我跟打了鸡血似的，告诉自己一定要有个好的开始，结果第一堂课听得稀里糊涂，满脑子都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韦伯？马克思？涂尔干？」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说了什么关我什么事……我好困……但是我可是要参加夏季考的人！按照班主任老师帮我规划好的时间，我4月前就要决定研究计划书方向，4月15号前要写好初稿……于是我开始了上网课，下网课复习、写作业、交作业、预习下一节课循环往复的生活。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居然能看懂那些几百年前的人在讲什么东西了，虽然有的时候遇到晦涩难懂（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是小菜鸡）的地方还是会在心里抱怨“这讲的什么玩意儿」。但有的时候看书看着看着居然会冒出想给他打钱夸奖的冲动，「すばらしい！怎么能提出这么棒的理论啊？厉害！有意思！」慢慢的我也开始理解和想象这些「社会人」奋斗一生的意义了。社会学课程有两位主要的老师带我，李老师和王老师的课堂都深入浅出，每个知识点都讲得很细致，有问必答，有求必应。4月初，我因为研究计划书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好遇上王老师的答疑课，我就在课前告诉了老师，第二天王老师就打包了一个文件夹发给我，里面十几篇全是我选择方向先行研究。李老师给我在研究计划书上的帮助就更大了，一对一帮我优化了细节，推荐了一些领域相关的教授和论文，然后每次结束前都给我定好下一稿的时间。虽然期间我也有过「违约行为」，但每次赶不上交稿的时候，那个几月几号就像紧箍咒一样圈着我，还有两个班主任在群里轮番上阵「计划书怎么样啦」「写好了吗」，对付我这种拖延症晚期，ddl才是第一生产力的人，可谓是妙药。5月中下旬，我的研究计划书定稿了。定稿那天，我滑着鼠标看着屏幕上8000字的计划书，不敢相信这玩意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慈母落泪。6月初就开始准备出愿的手续了，由于是第一次出愿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一有问题我就在群里问，老师们一如既往地有问必答，事无巨细。出愿过程中有很多插曲，但感谢我的班主任杨老师、段老师让我每所学校都有惊无险地顺利出愿了。3月报名的时候我心里还想着「老天爷怎么有这么多课要上！」，但充实的课程安排让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6月专业课就上完之后，7月开始了过去问的集中讲解。之前一周4次课被老师拎着走，等到结课之后感觉好慌，就像教你骑自行车有人在后面扶着突然要被放开手。我就给自己定每天的计划，一天3个小时专业课，3个小时英翻日，3个小时过去问或者教科书，当然也有完不成或者偷懒的时候，但是之前上课已经形成了习惯，我也开始有意识地规划时间了。#不同往年的面试到成功合格疫情原因，同志社大学将我们这些无法去到日本线下考试的学生的笔试改为了事前课题（英语和小论文各一个），再加线上面试。一周的时间要做两个课题，时间非常紧张了，最终我在截止时间的前30分钟提交了。对这两个难产产出来的课题，我是满意的，就跟十月怀胎一样倾注了全部心血，老母亲再次落泪。之后也很顺利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但是面试让我体无完肤。我提前准备的几十个问题都没问，甚至没有一个常规问题，连自我介绍都不需要了。三位教授，一人负责一个环节，第一位教授是英语课题相关，第二位是小论文和现场口语答名词解释（估计线上考试把笔试的一部分内容也放到了面试里来测试真实水平），第三位负责研究计划书相关问题。与日语能力无关，教授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就是答不好，硬答。面完就觉得完了，一个小时面下来，退出zoom的一刻人都软了，腰好痛，脑子好痛，心也好痛……这时我已经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觉得肯定没考上，又重新拿起了教科书准备冬季考，再来一轮了。但是经不住朋友们一直给我画大饼：「不想要你怎么会面你一个小时啊」、「说不定就考上了呢」，心里还是有0.2%期待自己能瞎猫碰上死耗子考上。同志社大学拿到通知书那天，我帕金森一样手抖着拆开快递，没想到自己2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没出息。看到「合格」两个字的时候……天呐……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哭着说「妈，我考上了」，颤颤巍巍拍了照发到班主任的群里告诉她们，「老师，我考上了」。缓过劲儿来之后就是开心！真的很开心，感觉这半年一切的一切都值了。#秃头备考，大家的鼓励让我坚持下来考学是很考验和磨练意志力的事，要抵抗得住压力，防止内心防线崩塌。我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压力，因为杨老师、段老师、莎莎老师总给我鼓励「这次作业90分呢~真棒」、「这么短时间计划书都搞完啦，真棒」，李老师每次一对一辅导的时候也跟我说「已经很不错了，要对自己有信心」，爸妈也是「不要有压力，大胆考」。但是压力这东西吧，是玄学，你说你没有。它说「不，你有，不信你低头看看」 满地都是掉发啊，洗个头也是一把把的掉，我都不敢梳头了，好气，我傲人的发量没了！虽然我的心态一直很平和，这半年里也偶尔有被击溃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家人老师朋友的鼓励，他们给我了好大的心理支撑，没有他们，我是挺不过来了。对于在东学学习的半年，我是非常满意的，就不知道还可以挑剔什么。老师们对我来说亦师亦友，她们在考学上会对我严格要求，但是压力大的时候去找她们又像朋友又像姐姐一样陪我聊天，很安心，很治愈。去成都找她们吃火锅，是今年最后一个目标了。#给学弟学妹们的建议老生常谈了，但还是要早点准备。早点准备好语言成绩，早点确定好研究计划书的方向，早点定稿，早点读书，早点背书，如果可以的话，多来几轮。备考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的就是，要是我能早点准备开始就好了。还有就是早睡早起，日行一善，止脱生发。

图片来源：pexels日本考研，除了语言能力外，研究计划书也是报考的一个重要环节。一篇好的研究计划书可以让考生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也可以让教授刮目相看。今天欧小亚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研究计划书的文章构成，教大家如何完成一篇合格的研究计划书。首先，研究计划书是和大学院的报考申请书一起提交的书类。研究计划书并不是单纯总结研究的计划，而是进入大学院后考生需要围绕自己的研究题目进行学习和研究。主要包含2年的院生学习规划以及表达考生对于入学的祈愿等内容的一篇类似“论文开题报告形式”的小论文。特别是对于转专业、从其他大学考入、或者通过社会考试来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教授们了解自己的优点，表现自己的研究能力的机会。虽说在进入大学院后，通过深入的学习，阅读文献以及与同学间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研究题目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这并不影响出愿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书。其次，我们来了解一下研究计划书对于各个专业的价值。 日本考研中的每个环节，例如：研究计划书、教授套磁、出愿、笔试、面试等，都是有其考核目的的。我们熟悉这些环节的考核目的后，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去各个攻破。研究计划书的目的笼统来说分为两个点，第一点：表现出考生的专业度和研究能力；第二点：对于教授来说可以降低误匹配的风险。那么，每个专业的研究计划书的价值都是这样吗？答案是略有不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对于各个专业来说，研究计划书审核环节中的微妙差异。1. 主流文科专业：经济、经营、社会。对于这3个专业来说，研究计划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学员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确认学员是一个可培养的人才。因为这几个专业的研究方向非常成熟，要写出一份出挑的研究计划书难度是极其之高的。每年报考的学生，能有30%的学生切题写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研究计划书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要在这个基础上，对某个研究题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改良，经过这层筛选估计也就10%的学生能够做到了。那么，主要考核的点也就在于过往大量的研究背景考生是否真的理解了，教授通过这种理解度的评估也就能够对学生的能力做出评估，从而判断学生的研究能力了。2. 小众文科专业：文学、日教、法学等。 与主流文科专业的研究计划书不同，能考上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必定是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领域有非常深入的理解。考生对于今后自己想研究的题目必须知根知底，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在家里啃书啃论文，要多接触本专业的前辈，了解专业研究课题的动向。3. 理工科专业：机械、情报、建筑等。对理工科来说，研究计划书在考学中占的比重比文科要小。一般在研究计划书内明确写出自己今后想要做的事情，对自己想做的研究有充分描述，接下去就是和教授去匹配了。我们经常听到理工科的学生在考前需要联系教授也是这个原因，理工科的研究方向多，也需要用到国家或者学校的资金，教授一般会用自己的研究项目去申请资金，也就是说教授研究项目外的资金可能就批不下来，所以考生的研究方向最好是和教授匹配的，避免误匹配的情况发生。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研究计划书的构成部分，一般来说，日本大学院研究计划书分为七部分，分别是研究题目、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先行研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参考文献。（1）研究题目：是整篇研究计划书的核心，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目的、方法都是围绕着课题来展开，所以说，确定研究什么课题是非常重要的。（2）研究背景：背景关乎你的研究动机，请同学们说明研究的契机，尽量学术客观，联系社会问题或新闻，这一环节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平时要多积累研究所需资料。（3）研究目的：做这项研究之后希望解决的问题。（4）先行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贤们的研究成果与理论。（5）研究内容：顾名思义，即在大学院阶段要具体研究的内容。（6）研究方法：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据学科的不同有很多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根据研究对象确立适合的研究方法。（7）参考文献：在日本引用参考文献必须细致认真，文献的引用一定要注明出处。写完之后，最好是检查下语句是否通顺，语法是否使用正确。最后，还是那句话：研究计划书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要轻视它，多读书多积累多思考多咨询，总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

本文整理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孙江于2019年9月23日在南京大学的讲座，题目为《论文是你的名片——学术论文写作经验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已经孙江教授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拟。讲座现场论文是“护照”今天的讲座以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为对象，主题是论文写作。为什么要谈论文？论文很重要。论文是大学4年1480天、研究生3年1095天学习的结晶，构成了学生生涯的底色。而我们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论文大多很low。我曾经做过《莫把论文当作文》的演讲，没有读过的，可以上网搜一搜。我认为原因出在作文这种教学方式，作文一日不废，学生就是修辞的工具，就很难养成科学表述问题的习惯。这几年，我倾心培养学生，看到学生论文中露出“贼气”，会骂得很厉害，有一次感觉身体都要出状况了。如果就此倒下，该算工伤吧？从这几年的教学中，我学到了一样东西：别试图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人，除非那人认为自己需要，否则你就是傻瓜。通过谈论文写作，我还有一个小私心，就是希望把好学的学生尽早揽入门下。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大学3年级再不起跑，就有点晚了。我刚回国的时候，去北大王奇生教授那儿做过一次演讲。我对奇生说：“你不要吃独食，分点好学生给我。”他说：“我们的古代史、中世纪史课，教学第一线都是好教师，层层截留，到我这儿，好学生所剩无几了。”回国不久，我脑子还停留在1980年代，那时学生首先是找老师，其次才是选学校。现在学生首先攀附名校，大多心向海外。“保研”喜欢去北大、清华。上半年，有位本校的学生来邮件说想跟我读硕士，按照约定的时间他来了我办公室，见面即向我道歉，说要去清华。我和颜悦色地说：“放飞自己吧！”内心则长叹：“壮士一去不复返。”这些年北漂的学生不少，好像还没一个学成的。往海外漂，去国外学绝学或深耕，我支持，如果仅仅为了弄个文凭，包装一下自己，从时间和金钱算，成本太高。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名叫安富步，东京大学教授，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物理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如果你们上网查找，会发现扑面而来的是位衣着鲜艳的中年女性。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很帅的七尺男儿！我的名片夹里有安富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研究灵魂殖民地化问题。记得刚看到时，为之一怔。我们说自信，实际上极不自信。攀附名校，去海外留学，都可以，但不能本末倒置，忘了求学的目的何在。论文很重要，是你的名片，是你和他人沟通的手段，是你步入学术殿堂的敲门砖。19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名片在中国流行起来。考究起来，名片“古已有之”，汉代叫“谒”，明清曰“名刺”、“名帖”。名片流行后，有人堆砌头衔，以壮声威；有人故作简单，略显清高。今天，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名片濒临灭绝。大家刚过完中秋节，作为文化记忆的中秋节，形式大于内容，因为现代文明早已杀死了文化意义上的月亮，那个高挂天空的闪闪发光的叫月球，不再神秘。科学的进步，催生新事物，也催死旧事物。现在人们见面，会拿出手机扫一扫，瞬间扫出一个朋友圈，你的朋友再和别人扫出朋友圈，圈子加圈子，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形成了“差序结构”。自打母亲去世后，我从不过节，每当节日，总有学生发来“祝老师节日快乐”云云，我也假惺惺回一个“快乐”。有的时候，微信号是笔名，不知道是谁发来的。依稀记得曾经扫了一扫，那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只是当时已惘然”。论文即“写照”老年人活在自己的眼里，年轻人活在他人的眼里。学生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老师——特别是我，判断文科生学习高下的标准只有一个：论文。我记住的学生都是写出好论文的学生。我今天的讲座涉及三层内容：第一层，论文是“护照”，就是上面说的，论文是你与他者交流并被他者认知的媒介。第二层，论文即“写照”，第三层，论文如“拍照”。“护照”、“写照”、“拍照”，三个关键词，很好记。下面我谈谈第二、第三层问题。为什么说论文即“写照”呢？因为它反映了你的风格、你的学识和你的见识，文若其人。一篇论文，看题目就知道你是否矜持，翻几页便知道你在什么段位——是名门正派，还是野狐禅。有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像写作文，拼命地写了很多，自以为了得。其实，除极个别的超人外，写得越多越证明你low，学界有内在的评价标准。迎合时需，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甚至隐隐地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新清史的，起了个很唬人的题目——“历史即当代政治”。很多人喜欢把克罗齐“一切历史是当代史”挂在嘴边，完全没有理解。迎合时需，自娱自乐就算了，但不能扯淡，比如在对外关系、边疆问题上。我不建议年轻人去碰这类题目，因为涉及多语种资料、多族群文化，其复杂性是你的体验中所没有的，很难洞穿本质。很多年轻人写得振振有词，那是关起门来给国人自娱的，毫无意义。你的论文应该给外国人看，说服或驳倒对方。我鼓励我的学生写论文要追求“王道”，在学术共同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讲”，把一生的学术根基打牢。论文是你的学识的表征，你学了多少东西，都体现在论文中。我们读书求知可以依此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性知识，一类是非规范性的知识，前者属于常识，后者尚未成为常识。如果你要想成为一名学者，就要关注非规范性知识。选定了论文题目后，要多读专业书籍，写作时不要随便引用与论文主题没有关系的人的话，尤其是中外名家的话。随便引用与主题无关的人的话和书，一则不符合学术规范，二则暴露出你阅读量的贫瘠。论文彰显你的见识。如果你按照学术正道不断走下去，属于自己的见识自然而然会出来的。我们要避免三种偏向：第一，不能做单向度的人，要培养自省和自我批判的习惯。第二，切忌少读多断、少读多议；第三，要用善意来阅读人家的东西，即使批评别人，也要怀有善意，给自己留有余地——你的看法不一定就正确。我在日本待了二十年，批评同行不绕弯，自嘲具有“不被爱的能力”。“不被爱的能力”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引用的罗曼·罗兰的话——Unbeliebtheit。这次我在日本访学，发现自己离开多年了，依然被人念念不忘，至少有三个人写文章无理批评我。一位给我的书写的书评仿佛是各章的内容摘要，没一句好话，最后阴阴地损了我两句。一句说我的拉丁语拼写有误，还就此感叹运用多语言材料的困难。我为了研究概念史和读懂耶稣会士的文字，年过四十，专门跟班学了两年拉丁语。我的拼写到底什么地方错了？请具体指出来，没有。我的拉丁文引文翻译有误吗？请具体罗列，没有。如果这可以称作怀有恶意的话，那么另一句则可以视为浅薄。我书中提到吕思勉先生1954年在给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讲话中说到一段家族历史的话。吕先生说，我祖上吕宫是明朝的“变节者”，考中清朝的状元，当了“伪官”。我借此说明“名”和“节”对传统读书人的意义。他指责我没有考虑到1950年代的政治环境，言下之意，吕先生是在外在压力下说的这话。你的见识low就算了，你不应该把我放在你的low里呀。这位作者曾目睹我在京都大学与狭间直树先生激辩一个多小时。其实与狭间先生辩论后，我们至少见过两次，他对我很友好。而他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曾被我批评过的小林一美先生在给拙著写的长篇书评中狠狠地褒扬了我一番，让我非常感动。在小林先生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名节很重要。今天很多人谈民国如何好，说实在的，民国的学术不咋样，没有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学者。邻居日本出了一个哲学家，叫西田几多郎，深深地影响了海德格尔，而我们也有人影响了海德格尔，那是两千年前的人。虽然这么说，民国学术有一个现在很欠缺的东西：矜持。这种遗风在余英时先生那里还有，他曾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一百年前，日本有一位汉学家叫根本通明说得更狠。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学边缘化。根本通明被称为铁扇博士——五经博士的意思，精通《易经》，平日手持一把铁扇子，一箪食，一瓢饮，开私塾维生。清朝公使何如璋曾去他家拜访，被日本政府知道了，高官们感到堂堂大日本学者居然住陋巷，很丢面子，借了一套大宅子给他住。根本74岁才进入东京大学当教授，在讲台上开口第一句话是：“東洋の漢学はわしとともに滅ぶ”（东洋的汉学与老夫同亡）。根本拒绝洋人的服装，却穿着洋人的鞋子，有人笑他言行不一，他说我这是把西洋踩在脚下。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的矜持。民国的学术就有这种矜持。讲座现场论文如“拍照”第三层问题，论文如拍照，是说写论文犹如拍照。观察一个外在事物，先把自己的主观想法放在一边，用现象学的话叫“价值悬隔”，之后才可能直观本质。要直观事物的本质很不容易，需要像看电视一样不断地切换频道，才能看到事物的不同面向。如何看呢？我有几点经验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1）Vivo——生。研究什么题目？最好结合你的Vivo——生命、生活来考虑。这个生可以一枝两叶，分开来看。一个是个体的经验，即你所经历的；另一个是他人的经验，也可以称为集体记忆，是通过象征符号、话语体系等体现出来的。比如，刚才说的中秋节是一种文化记忆，你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圈里会有不言自明的感觉。作为个体的内在的经验与内化为自己的外来经验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我们作为现实中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对未来的忧虑与憧憬——期待。把你的期待（expectable）和经验（experience）结合在一起考虑做什么研究，这恰恰也是现代历史学的旨趣所在——缩短过去的经验与对未来期待的距离。注意，期待不能脱离实际。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在演讲中提到苏联电影中的一段插曲。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革命同志不分昼夜地工作，深夜一位领导出现了，轻轻地拍着部下的肩膀说：Comrade,fast sleep!即使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也无法抵抗自然时间的掣肘。如果你试图超越自然时间，那就在展望地平线了。什么是地平线？苏联时代有一则笑话，赫鲁晓夫在演说中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时，有一位听报告的同志举手问道：“赫鲁晓夫同志，什么叫地平线？”赫鲁晓夫一楞，回答说“回去查字典”。这位同志很认真，回去真的查了，字典上写着：地平线就是分开天地之间的一条线，当你想要接近它时，它在往后退。我告诫我的学生，不要想入非非，要脚踏实地地学习；不要嚷着为天下分忧，应该先为父母分忧，为自己分忧，之后再说为天下分忧。昨天开会，有位博士生报告反映屠犹的电影《大屠杀》，一口气讲了20分钟，用了一堆记忆理论，听完了我还不知道这部电影具体讲的是什么。这位博士生不是在念讲稿，虽然伶牙俐齿，皆为心声，但不着边际呀。论文写作切忌与自己的生活脱节，更忌讳缺乏对他者的理解，伪装成审判官。前几天接到国外一位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的来信，他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自以为站在弱者一方的自恋的人文主义者！谨受教。（2）Survey——以往的研究。梳理以往的研究非常重要，这个工作做好了，才可以着手进行研究。对以往的研究的梳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文献的整理和前人研究的整理。很多学校提倡本科生学术创新，说实在的，本科生创新基本上是nonsense。放眼望去，我们的社会人文学科从业人员有多少，几乎所有的题目都被“污染”过了，你还能创新什么？我告诫我的学生，有能力的，要学二外、三外，甚至四外，这不是说要精通，精通基本不可能。而是说哪怕懂一点也是有用的，可以及时掌握国外的研究新动向。学历史的都知道孔飞力、杜赞奇师徒，看他们的著作，你会发现如果没有日文先行研究和资料，是很难写得那么好的。多语种资料能够帮助你杀出一条生路，比较全面地判断以往研究的缺失，从而确立自己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你看过最优秀的研究之后，才能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梳理完以往的研究后，接下来一定要进行实证研究。问题意识可大，研究内容要小，否则你hold不住。博士论文更要做实证研究，因为你工作后，不可能像从硕士到博士那样，用六年以上时间专注于一个课题。（3）Originality——原创。在确立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后，要挖掘新材料或者是在旧材料中发现新意义，以此来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可以从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角度来思考，这分别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传统。柏拉图认为，感觉得来的东西（同等事物）与回忆的对象（同等性）之间是一致的，他的“回忆”概念影响了笛卡尔（与生所得）、康德（超越论的认识）等近代哲学，由此形成了一个是强调连续性的认识论传统。另一个认识论传统关注断裂。希罗多德《历史》讲过一个故事：波斯人要侵犯斯巴达，亡命波斯的狄马拉图斯（Demaratos）虽然受到波斯的善待，但不忘故国，他把书写板上的蜡刮掉，写上波斯人即将来攻的消息，然后再涂上蜡，在上面写上不相关的消息。书写板送到斯巴达以后，人们见后不知所以然，一位智慧女性站出来说我知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女性出现！这位女性揭开了谜：蜡板表面是虚假的信息，里面才是真实的信息。这个故事是一个隐喻，告诉我们，现象和本质之间不一定是统一的。虽然我反对本科生搞创新，但在完成了上述程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创新是有可能的。也许有学生会质疑，孙老师光说不练，能否举几个创新的题目？我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概念史、心性史、社会史。那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各出一个吧。前一段时间，学衡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一篇文章——《一个哲学虚构概念的本土化——论康德“Things in Themselves”的中文译法》，这篇文章涉及康德“物自体”概念的汉文翻译问题，读过的同学有什么想法吗？中国人把西方抽象的哲学概念都翻译成可感的“性”、“体”——如积极性、主体等，这值得深思。读完这篇文章后，如果认真思考，会发现一个题目——《近代新语的佛教来源》。旧的汉语大辞典，用例大都和儒家经典有关，佛教用例很少，为什么佛教概念能对译西方哲学概念？以严复为例挖掘下去，一定会有所发现的。第二个关于记忆研究，我出的题目叫《近代黄帝叙述中的嫘祖及其它》，作为集合单数男性名词的近代黄帝诞生后，黄帝的夫人处在何种位置？值得追究。材料不太好找，除了历史教科书里匀质性的叙述外，还可以伸展到其他方面——关于女性的近代定位问题。刚才说了名刺、名帖，关于社会史就来一个题目——《转型期的“换帖”习俗》。换帖就是结拜兄弟，如黄金荣与蒋介石换帖子，在政治革命和社会交往中，换帖普遍存在。这三个题目都是原创性的。（4）Narrative——叙述。也可以说是修辞。有人喜欢给学生开书单，我只开“文单”，原因是，很少有人能将一长串书单里的书从头到尾读完的。对一般读者来说，历史学者写的书大多读不下去，与此相反，作家、媒体人注重构思，写的历史书很好读。论文的修辞和作文不一样，不能胡扯，要建立在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叙述要注意两个原则：一是舍。有一年我翻到一本旧书，扉页写着：滥读杀学问。这句话来自西塞罗的一句话：“多读乱心。”史料是用来说理的，不是用来摆设的，多读而不思考，对史料不取舍，必然造成文章枝蔓太多，重点不明。你知道的总是不完全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敢舍史料了。历史学者应该在史料的空白处着眼，在有限的证据和可能性之间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论。其次文句要短。汉语是极其暧昧的语言，句子一长，意思叠加，就会出问题。正反例很多，限于时间，我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敢跟各位讲论文写作的心得，乃是因为我自己经常学习他人的写作，做各种写作尝试。柏拉图在古希腊哲人中文采第一，他的《美诺篇》结构、语言均好，开篇构思巧妙。美诺打老远来见苏格拉底，劈头就问：何谓德？德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如何方能得到？苏格拉底摇头道：不知道。美诺继而又问：既然你不知道何谓德，那么如何去探究呢？面对这一悖论，苏格拉底给出了方法：回忆。比柏拉图稍晚的孟子，也是修辞高手。《史记》说，梁惠王（魏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在孟子的笔下，这次会面的开始很有戏剧性。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样的开局，结局可想而知，于是孟子“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我在写《记忆不能承受之重》一文时开头第一句为：“1938年1月1日下午1时。南京。鼓楼。假如时光回转，南京红卍字会会长陶保晋还会选择留在南京吗？”从未来讲过去，暗示他当下的选择即使涵盖了过去经验，也无法面对未来。熟悉小说《百年孤独》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句式来自该书第一句话。我喜欢看修辞、叙述好的书，尤其是法国人写的历史书。最近看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我未曾见过的祖父母的故事》，作者根据一张照片、一则传闻，寻找在奥斯威辛被杀害的祖父母的事迹，把文学写成可以验证的科学，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通，各位大致体会到写论文的要诀了。论文如拍照，写好真不容易，要想成为伽达默尔说的“思考的历史学者”（thinking historians），每个人都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2017年，我受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华中师大做了两场报告。90岁高龄的章先生本来打算与我象征性地见个面，没想到老先生一高兴，竟聊了一个上午，还和我一起用了午餐。章先生不经意地说：“我们这一代是过渡的一代。”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名为《过渡时代论》的文章，谈人群进化之理，“过渡无已时，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乎息矣”。科塞雷克在《19世纪：过渡时代》的演讲中指出，所谓过渡时代，是指旧的在消失，新的尚未出现；以往的经验无法对应新的现实。中国现代学术的“过渡时代”开始很早，迟迟没有结束，甚而有退化之势。论文是你的名片，作为过渡时代的人，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论文如未成功，仍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