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好中吗

在【教授讲专业】栏目，我们邀请了人民大学的名师大家、杰出学者讲述专业的历史积淀、特色亮点、发展前景等，为高中生们找寻专业兴趣、确立专业目标、理性选择专业提供权威参考。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伦理学》执行编委。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伦理学是什么实现财务自由早，人生没有几多愁——与青年朋友谈谈财务管理专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德米特里被控杀了其父老卡拉马佐夫，当然这不是事实。开庭的前一天，德米特里要跟弟弟阿辽沙讨论的却不是他的冤屈或者脱罪的方法，而是一个学科的定义问题。他问阿辽沙， “伦理学，你知道伦理学是什么？” 德米特里看似提问阿辽沙，其实是在自问，也许，他的人生经验、道德直觉和生活常识已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所以他想起了伦理学。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德米特里平时认真学了伦理学，又何至于此？关键的问题是，伦理学是什么呢？一个对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世界呈现给我们以无穷多变的现象，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这些现象，不但要知道它是怎样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于是，我们就把现象分门别类，构成不同的学科。其中，伦理学就是以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譬如，脸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同时还可能是一种道德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脸红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一个人为什么会因为撒谎而脸红呢？这就是伦理学要研究的范围。二个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内容精彩纷呈，理论流派众多，但归根结底，回答的就是两个基本问题：善和应当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国家是个好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些都是“善”的问题。行为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凭什么确定这样的标准，根据行为的何种要素（动机、过程或者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如何选择“对”的行为，这些都是“应当”的问题。对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学理论，譬如义务论、功利主义和德性论等等。三个特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1、能上能下。东郭子曾问庄子“道”：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所答也是道德存在的特性。世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道德存在，道德总是内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活动之中，又超越于这些具体活动之上，反思和引导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由此，伦理学既要探寻那个为人处世的根本原理“道”，这是形而上的，又要解决现实生活情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这又是形而下的。2、可近可远。伦理学是以“自我”为逻辑起点，以完全的人为终极目的，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逻辑过程。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形态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发展进程，即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道德经验和知识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扩及到全世界，便有全球伦理，扩及到未来世代，便有代际伦理，扩及到宇宙自然，便有生态伦理。3、又红又专。伦理学是以一门精深的学问，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就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序列来培养专门的伦理学人才，社会发展也急需这样的人才；伦理学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智慧，学伦理学不但需要人生历练，经权达变，更需要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名称是有讲究的，伦理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做道德建设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把伦理学的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红”的一面。四大步骤：伦理学的基本进路在伦理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会在老师的循循教导下，学着去建构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大厦。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艰辛，但也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会带来崇高感。从逻辑的意义上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工作是清理场地。清理那些浮沙杂物，这个工作由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来完成，譬如，人性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性的，是相对的还是普遍的，等等。这是一个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积淀的过程。第二步工作是夯实地基。这个工作要由元伦理学来完成。任务是解决道德概念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形而上的思辨，这是一个虽然困难但极其砥砺理性锋芒、训练思维能力的过程。第三步工作是构建大厦。这个工作是由规范伦理学来完成。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和比较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不同形态的道德规范理论，提出和论证一套合理的实质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培养多元文化的比较视野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可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第四步是大厦的落成与应用。这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人类活动所及之处，都会存在道德问题，由此有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道德难题出现了，譬如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机器人伦理问题、大数据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伦理学理论里是难以解决的，需要人们勇敢但又谨慎地提出新的理论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个阶段的学习既要有理论的勇气，又要有实践上的谨慎，这种品格既是做学问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德性，是难能可贵的。专业常见问题解答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发源地，罗国杰教授是公认的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最早的伦理学学科点，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1984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博士点，1985年被批准建立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伦理学本科专业，1988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伦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1999年开始招收国内伦理学领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2000年9月被教育部评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然，人大伦理学专业不但过去“牛”，现在依然“牛”。今天的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仍然兵强马壮，是国内教学研究队伍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学科点。具备哪些特质的学生更适合学习伦理学专业？伦理学的学科门类广泛，方向多元，不同特质的学生都能在伦理学学科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譬如，有思辨兴趣和能力的同学，可选学元伦理学；有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同学，可选学经济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等等。但只要学习伦理学，就有三个共通的基本特质：第一，要有人文情怀；第二，要有问题意识；第三，要有批判精神。社会上对伦理学专业存在哪些理解误区一般而言主要有三个误解。其一，道德知识都是人们“不学而能”的常识，何须学习伦理学？没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是讲道德的。但作为常识的道德，不过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点点滴滴，是不完整的，而且常常是彼此冲突的，既不能完整地解释道德世界，也不能一贯地指导人们的道德选择，况且当代社会出现的很多道德难题，如器官移植的问题、生态伦理的问题，都远远超越了常识的边界。总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而深入的伦理学专业的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才能更自由和合理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才能更好地预测和找到解决道德难题的钥匙。其二，伦理学专业是否相当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授予的是法学学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伦理学授予的是哲学学位，它要探寻的是伦理智慧，是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圆融一体的理解，是对何为“善”、何为“应当”的终极。当然，道德本是实践理性，伦理学本有现实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包含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其三，学习伦理学，不好找工作。且不说这个说法背后的专业选择观念是短视的，就这个说法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也是当代哲学中的显学，它满足的是人类社会和谐和自我完善的永恒需要，所以，永远不会是“夕阳”专业；同时，它还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既有自己适合的特定职业取向，又有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职业不过是伦理学专业学习的一个不必过虑的副产品而已。伦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升学情况如何伦理学专业具有广阔的就业途径和确定的升职远景。很多同学都在高校、政府机关、新闻出版单位、企业等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在国内外的著名高校继续深造。伦理学专业的出国率在20%左右，保研率在40%左右。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阳光招生 排版美编：靳帅旭

近年来，我国一些伦理学学者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使伦理学研究走进了现实生活，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调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伦理学界面向现实生活的意愿相对还较弱，探讨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够丰硕，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限制了伦理学学科规范和完善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伦理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伦理学学科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之所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之所以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意味着伦理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理论出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才能找准自己的发力方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使命。一旦远离现实生活，一味沉溺于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伦理学研究就有可能沦为学术圈内的自娱自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对于我国伦理学界来说，从现实道德生活出发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紧贴中国道德发展的脉搏，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中国生活实际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从这个生活实际出发，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概念、范畴和话语，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伦理学理论。2.现实生活是检验伦理学理论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伦理学理论。从逻辑上看，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即理论内部不会出现逻辑矛盾；另一个是理论要与现实保持一致，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逻辑矛盾可能源于论证不合理，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意味着结论必然虚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伦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的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现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伦理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关于价值世界的认识，更多依靠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效果进行检验。也就是说，诉诸现实生活检验道德理论的正确与否，是要将道德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看它能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的道德现象，能不能切实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理论的检验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应该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创新伦理学理论需要融通古今，需要借鉴中外各种伦理思想，比如以仁礼为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德性和共同体为根基的现代美德伦理思想等。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3.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理论的最终归宿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有些自然科学知识能够以纯粹的知识形态停留在头脑之中；道德知识必须走出头脑，从认知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伦理学研究成果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中，只是帮助我们澄清认识，那么它最多只能提供理想生活的知识图景，却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活。相反，它们只有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只有现实地转化成我们的行为、德性、人格和生活，才能实现它们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更要现实地指导我们成为有德性的人，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回归现实生活，一个层面是进入个人生活。社会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行为由一个一个的人完成。理论要回归现实生活，首先就要进入个人生活。理论进入个人生活，需要经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个过程。“由外而内”是指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这个过程包含知情意的统一，即理性的道德认知、情感的道德认同和意志的道德认定这三者的统一。“由内而外”是指将内在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即道德德性在理性和意志的协助下，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激发出具体的道德行为。当前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个人的现实生活，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这个层面的回归要求伦理学必须研究德性的养成规律和德行的发展规律。另一个层面是进入社会生活。任何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同的个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结为一个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汇聚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包括成文的、显性的制度和不成文的、隐性的制度，都对社会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制约作用。伦理学理论要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就必须进入到社会制度层面。理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社会制度：一是“制度的道德化”，即根据特定的道德标准规范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制度本身更具伦理性，使制度的社会后果更合乎道德；一是“道德的制度化”，即将特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使规范现实化，从而起到更有力的约束作用。只有将道德观念与我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结合起来，道德理论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并不是不要理论研究，而是要把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离不开理论，没有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作支撑，现实研究就无法进行，或者只能浅尝辄止。反过来说，理论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回归生活，必须为现实的生活问题提供理论的解决方案。只要现实不要理论，会走向粗糙的经验主义；只要理论不要现实，会陷入空幻的理想主义。从道德生活上升到道德理论，将道德理论应用于道德生活，形成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的良性互动，才是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作者：李志祥，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马克思的伦理观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马克思的著作浩繁，涉猎广泛，并且他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混合在一起，使得研究者们常常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理解他的思想，难免“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二是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对道德伦理的看法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们常常就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争论，并产生了解释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不同方式。三是马克思的过早逝世，使得他思想的很多方面没有得到明确阐发。在道德理论方面，我们就更可以确定地说，他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像他之前的思想家（比如康德）那样构建的规范伦理学体系。这也给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落下了口实，指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难以解决实际的道德问题。那么，马克思的道德语系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从马克思已经呈现给我们的思想轨迹中能否探察出一种道德哲学的表达？归根结底，“马克思的伦理观是什么”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从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出发来明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才不会脱离马克思的原著及其彰显的精神气质，不会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会形成片段式的、肢解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一为了确保我们准确找到合适的道路，在探寻马克思的伦理观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困难——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马克思之后的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困难：人们发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应被摒弃，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20世纪初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释路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李大钊和瞿秋白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纵观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阐释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以不同的形式阐述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与道德被判定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阶级社会的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都需要面对的理论困难。想要正确认识继而解决这一理论困难，除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具体分析其有关道德问题的不同文本的情境，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明确马克思的伦理观。只有当我们可以充分把握马克思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根本看法，对马克思的伦理观有了明确认识，我们才可以分析、解决或者批判这个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名。实际上，这个理论难题只存在于现代道德哲学的解释框架之内。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和方法论理解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在其中，原有的道德概念——“人道主义”“正义”“平等”“自由”等都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也将瓦解。第二，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理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是有问题的。西方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做出了诸多阐释。比如，他们要求厘清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要求正面回答“无产阶级道德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他们期望在马克思主义中探寻个人道德存在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必须面对并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方式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以分析的方法“重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有价值的方法，需要求助于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中，“分析”是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是被分析的对象。在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堆等待加工的材料，它有无伦理观都不重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加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使其具有“分析的精神”。但这种方式在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时表现出的片面性、肢解性和局部治疗，导致马克思道德理论核心精神的丧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多关注对马克思文本的精细分析，缺乏对整体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所表达的时代精神的深切共鸣，无法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整体气质。基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里寻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仍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的伦理观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于其他伦理理论的独特性。须知，马克思的思想并非哲学史链条上紧密咬合的一环，而是改弦更张的变音。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和革命性以区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成的任务。对于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新思想开启者的他。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出现，得益于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因为他所要做的并非是在观念的历史中加进紧密贴合的一环，而是要改变人们看待历史和观念的方式。因此，以黑格尔、康德、卢梭乃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理路径，我们更应该关注马克思自己的伦理观，它有助于我们维护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尊严，而不是被人们当作粗俗的经济主义弃如敝屣。第三，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框架内寻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准则是不可行的。众所周知，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部分。在摩尔之前的伦理学传统主要以美德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代表。大多数的规范伦理理论旨在发现隐藏在道德实践背后的一般道德原则，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定人们的道德生活。但摩尔提出了元伦理学，试图打破规范伦理学的传统，对“善”“应当”“正当”等这样一些道德概念的意义作出科学分析，从价值中立的立场获得对伦理学的重新定位。摩尔之后的伦理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中基本上体现为如下情况：要么由于反对传统规范伦理学、倡导元伦理学而表现为一种形式主义；要么由于反对传统价值和历史主义，注重个体自由和自我创造而表现为一种相对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这样的特征表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各个流派大多已经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绝对主义方法和曾经包含的合理的历史主义洞见，它们漠视道德传统的连续和承继，强调道德的创造性和更新性，否认道德普遍性，注重主观情感和愿望的表达，使道德理论体现为不同程度的主观化和相对化。这也同时表明，当代西方的道德研究主要表现在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而解决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正是马克思伦理观的核心任务。因此，当代西方的伦理学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诸多研究资源和素材，却不能构建马克思的伦理观。不仅如此，我们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反过来会对当代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伦理观作为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元理论，可以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观点纷争提供一种方法论。二基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关于马克思伦理观的两条结论：首先，马克思伦理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很多论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都以萌芽的形态存在着，但马克思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论证道德问题的方式。马克思的伦理观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是真正表达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伦理观。其次，马克思的伦理观不是固化的。无论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方式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都是以一种确定无疑的、固化的伦理原则为基础解释道德现象和伦理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固定的伦理原则。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理解和批判伦理道德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却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道德现象的抽象原则。在理解和吸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探寻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研究路向，不仅能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关系，更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一旦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马克思伦理思想转变的性质、马克思道德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都将得到合理的解答。（作者：曲红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17JJD720002］阶段性成果）

“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知名学术报刊的30余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参加本次会议。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然而，在当今世界哲学格局中，中国伦理学尚未充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魅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复杂而严峻的伦理、道德生态下，如何更好地立足本来，学习外来，建构起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形态，已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的“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即旨在更新既有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的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深入反思近现代以来伦理话语建设的历史经验、多重路向与可能前景，共同探讨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新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在致辞中说道：“所谓‘后小康’、‘后全球化’，甚至‘后人类’（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说法）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伦理学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教师很快就要成为教师队伍主体，‘00后’出生的学生很快也将成为我们学生的主体。相信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也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以 “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况分析”为题，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而谈论到究竟该如何选择最具解释力的方式对中国伦理学进行研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中国的哲学界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伦理道德……儒家的传统是‘叙述’的传统，是‘说’的传统，没有‘做’。晚晴以来是予以弃之而后快，主要是‘西学东用’。什么时候我们‘干’呢？到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伦理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做中国伦理学，其实‘伦理学’这个词就不重要，主要是‘做’和‘中国’两个词。做中国的伦理学，大概是经过晚晴一百多年的‘学’，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如何从一个学生的学习阶段转到毕业阶段、写毕业论文。要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拿自己的学位，然后做自己的伦理学……今天我们要有中国式的话语、要有自己的话语，要学会说中国的哲学语言，并且要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哲学语言，这是一个很麻烦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以下精选部分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伦理型文化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立，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领风骚，遭遇一个前沿课题：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为此，必须满足三大精神哲学期待：守望“伦理”；回归“精神”；建构“伦理精神”文化自立的理念与概念系统。中国文化的基本史实和独特气派是“有伦理，不宗教”，伦理不仅是比宗教而且也是比道德更具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终极关怀，守望“伦理”必须“学会伦理地思考”。基于理性和伦理的两大“精神”理念，中西方形成两种精神哲学传统：“心性”与“理性；“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回归“精神”不仅扬弃“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而且应当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它与宗教文化背景下精神哲学“理性主义形态”相辉映，其文化自立期待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新的评判态度”，建构“文明自生—精神生态—伦理共和”的理念和概念系统。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还是周辅成、冯契等在此问题上的“保留”态度，都表明这一问题的提出及论争，不仅仅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及高等学校学科建制的复杂演变相关联，更体现着学者们不同的致思取向或学问路径。围绕改革开放后伦理学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既有助于厘清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也会对“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伦德之辨”和“情理之辨”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做现代中国伦理学，本人的提法是“再写中国伦理学”。这是哲学界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最近我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儒家伦理学中的两个问题。其一，“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的理论范式；其二，“情理之辨”是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来做“中国伦理学”，要十分重视上述两条——“伦理与道德之辨”和“情理之辨”（包括“情欲之辨”）。要创造性地将这两条体现在现代中国伦理学中。中国伦理学未来发展之展望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总的来看，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停留在浅表层次，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程度。尤其是尚未与国际伦理学组织建立联系，除日韩之外也没有与其他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机构建立经常的联系。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和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很不相适应。这种局面需要改善，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发挥中国伦理学会的组织和联系作用，当前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建立与国际伦理学组织以及伦理学研究大国的经常性联系；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主办常规性的国际性会议和伦理学方面的国际性刊物；三是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向国外推出中国伦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识仁体”与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儒家“志”伦理视角看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处探问何物最为紧要及何事最为根本。它在人生问题上体现为立志，即确立人生社会头等重要之事的意义。“志”伦理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向来为历代儒者所重,是工夫论思想的核心。儒家“志”伦理的精神，集中体现为“识仁体”，因而内蕴有待深究的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贯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结构性要素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分别指涉并围绕特殊的个人目标、普遍的共同体目标、自由自觉的人类目标三大主体向度。儒家之“志”，本质上是要开启将个体“文明化成”为德性主体，将群体“伦化”为德性共体，在群己界分与契合的现实运动中进入人之类生命的自由自觉。作为对人之群己二重性的德性安顿和文化构造，“志”伦理表现出一种心学现象学框架下做人观念的主体精神自觉和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指引，内含对做人观念的辩证把握，对于诊治和克服现代性的“本体虚无”、“道德祛魅”、“伦理脱域”之病理或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主持研讨会变与常：中国伦理学书写中的“厚概念”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是重在阐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反观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和书写范式，基本上没有逸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从“古今之辨”到“中西之别”，贯穿其中的是体用主义的逻辑方法和化约主义的理论轨迹。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需要厘清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支点：话语场、问题域与关键词。如果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阿多诺语），应作为方法论上不可再精简浓缩的最高级别来理解（科塞雷克语），那么通过对中国伦理话语中一系列“厚概念”（Thick Concept）的重新阐发，提炼出彰显中国伦理话语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以此为进路，重访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场与问题域。本文拟以“情：一个厚的伦理概念”为例，讨论中国伦理学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义，反思理论与方法的限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梁漱溟的反省修养观是其“儒家修养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成为梁漱溟现代新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漱溟对反省修养观的阐述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既不从思维方式理解反省，也不从心理状态理解反省，而是从修养功夫的角度理解反省。第二，坚持儒家的道德反省的思路，结合现代的语境，以自己的反省经历为例，从反省的内容、反省的环节、反省的境界、孔子的反省思想等方面阐述儒家反省修养观。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在现代中国伦理学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道德的现代视域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社会的运行不能只靠道德起作用，而是要以满足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寻求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新道德。同时，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把权力（power）关进笼子，而相应保护个人权益（right），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腐败之地和强权强势者予取予夺的乐园。可见，道德的作用在今天虽然重要，却需要被重新定位，并进行古今转换。理解中国伦理学： 以孟子为例萧阳（美国肯庸大学【Kenyon College】、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当我们提到孟子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往往立即想到《孟子》一书中如下关键词及其所对应的概念：“人性”（“性”），“性善”，“心”，“四端”，“仁”，“义”，“礼”， “智”，等等。在这里，关键词与关键概念之间有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以关键词为根据”而对关键概念所做的研究， 就是以假定这样一种关系之存在为基础的。 这些有关键词与之一一对应的关键概念，我将称之为“显明的概念”。“以关键词为根据”的概念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其局限性， 那就是，它会使我们忽视那些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我将称之为“隐藏的概念”（hidden concepts） 或“蕴含的概念”（implied concepts）。本文试图关注的几个隐藏的概念是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关键概念。 由于它们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 因此经常被忽视。比如，我们可以证明孟子其实是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目的性的行动”， “无目的性的行动”（老子所谓的“无为”），“（在工具理性或审慎理性的意义上）理性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等概念的， 尽管我们在《孟子》中找不到相应的关键词。当孟子需要说“某个人的行动是 （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非理性的”这句话的时候，他通常是用一个具体的典范（“缘木求鱼”）来做到这一点的。本讲试图关注的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无为”（ 无目的性的行动，acting non-purposively），通常被认为是专门属于“道家”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大概有更多的理由不会想到“儒家”的孟子也有这个概念。本文试图证明孟子有这一概念，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其它关键词及概念（比如“诚”，“心服”， “由仁义行”， “性之”），以及《孟子》中许多极其难解的章节。良知的普遍性与道德奠基（提纲）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录）以明阳心学为典范的良知学如何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良知学的当代开展，能否成就一种中国经验与人类文明结合的哲学，它既能避免固守某种文明传统的经学独断论，又能克服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良知学的要义在良知。良知具有丰富的意蕴。就伦理学问题而言，我们不妨提问：良知是否具有纵贯古今、横通四海（即超越不同“善”、不同形上学与宗教传统）的普遍性，从而为普遍伦理原则提供终极奠基？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后者表现在：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箭喻”三种与成人之道王振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探究“成人之道”是历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其中隐喻因其能用感性现象来表达抽象内容而成为古代哲人言说成人之道的方便法门。基于射箭在古代的普及性，轴心期的中、西、印等文化都曾以“箭喻”来揭示作为形上价值观的成人之道。根据罗蒂的隐喻知识论，在本体论式微、形上探讨受抵触的现代性语境下，将“箭喻”的诠释作为研究传统人生哲学的主要对象，既能直观展示不同文化中成人之道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关切；也能藉此有效规避异质文化的“不可通约”质疑，实现对成人之道的跨文化比较。此外，比较西方当代哲学对隐喻认知功能的发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能近取譬”方法论的相似性，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形态提供方法论参考。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余玉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诚信文化建设离不开方法的支持，但是方法不是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必须依附目的、匹配目的才有价值。方法必须根据目的来设定，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还应秉持现实性原则，既要把握现实社会的诚信现状，还要考察已开展的诚信文化建设情况，并从两个方面追根溯源:一是要研究影响现代人诚信观念的思想文化因素，二是要研究现代人诚信或不诚信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根源。诚信文化建设的效能性原则，提出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需要有关联性的思路和统合性的思路。出席会议人员合影

考研现如今的队伍是越来越强大，而在报考专业中有着文理之分，那么在文科类的考研专业中有哪些是相对比较冷门一点的专业呢？下面就整理了文科考研冷门专业排名，赶紧来了解下，慎重选择。一、考古学考古学在文科考研冷门专业排名其实整个市场上人才需求还是比较多的，但冷门就冷在专业出来后的就业环境基本上都是些相当艰苦的，所以准备考研这个专业的话定要认真思考。二、伦理学伦理学在目前大就业环境下的需求量其实并不是很高，它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道德思想等观点，学起来也会是有点枯燥乏味的，就业方向的话主要有国家各部门机关、新闻媒体等，但进入的要求都相对是较高的。三、法律史法律史在大学属于是一个专业性超强的专业，虽然说按就业前景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各类的考证等过程是相对较难的，而且最终的可选择的就业领域也其实也不多。四、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这个说实话光听名字就比较有深度的专业，就业环境属于良好，但开设的学校不多，而且历史性专业性都很强，所以在考研上属于比较冷门的专业之一。五、哲学哲学这个专业在文科考研方向确实是比较冷门的，许多本科学此专业的学子在考研时都会选择换一个专业，所以在大环境下哲学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冷门专业。六、宗教学宗教学在文科考研冷门专业排名中是极其冷门的，它在就业前景高低的排名中已经是排到了千名之外，按工资来看的话此专业的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水准是属于中下游的。结语：以上就是排行榜整理的六个文科考研比较冷门的专业，但实际上的冷门专业都是有就业前景的，比较重要的还是在相关专业的学校选择上。来源：排行榜123

中国伦理学会与《博览群书》杂志联袂推荐《博览群书》杂志和“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微信公众号近期将介绍这十本好书2017年12月23日—24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2017中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近千名伦理学研究者及道德实践工作者出席大会。由中国伦理学会与《博览群书》杂志联袂组织评选推荐的“中国伦理学2016年度十本好书”此间隆重公布。本次大会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宗旨，以“新时代与道德建设”为主题，开设大会主旨报告、分论坛、“2017中外伦理热点”对话会、“中国伦理学2016年度十本好书”和“2017中国伦理学大会优秀论文”评选以及“第二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颁奖等多个活动板块。万俊人、郭广银、卢德之、于丹、李建华、江畅等知名学者作大会学术报告。大会设立了“新时代与伦理学发展”“新时代立德树人”“伦理学基础理论”“政治伦理”和“健康伦理”等九个专题分论坛，与会代表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研究的前沿观点。为推出更多优秀伦理学研究成果，展示伦理学人的风采，中国伦理学会联合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开展了中国伦理学年度十本好书推选活动，入选作品在“2017中国伦理学大会”上隆重发布。“中国伦理学2016年度十本好书”分别是：陈绪新：《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困惑与出路》；贺汉魂：《回到马克思、培育和谐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解码》；靳凤林：《追求阶层正义》；李建华：《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庞永红：《分配正义与转型期弱势群体研究》；曲红梅：《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王露璐：《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袁祖社：《文化与伦理——基于公共性视角的研究》；周山东：《道德与养生：道家养生伦理研究》；左高山：《敌人论》。《博览群书》杂志和“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微信公众号近期将陆续介绍这十本好书。在“2017中外伦理热点对话会”和“第二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颁奖活动环节，李义天、张曦、曲红梅等10位“75后”“80后”青年学者，向与会代表展示了新一代伦理学人扎实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其学术氛围令人印象深刻。（光明融媒记者谢宁）

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分别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百年系庆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境遇主讲人杨义芹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主持人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2020年10月14日 19:00—21:00地点腾讯会议会议ID：764151278作者简介杨义芹，博士，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暨《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在C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