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向问题

伦理学专业相关介绍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伦理学专业学什么课程？主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概论、西方哲学概论、伦理学、数理逻辑、美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原著选读、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涵盖宗教问题社会调查，一般安排6周左右。2020全国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情况目前教育部门并没有发布权威的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但是公布了哲学学科学校排名情况，伦理学属于哲学类下属专业，供大家参考：全国第四轮哲学学科评估结果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比较好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伦理学专业毕业去向伦理学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在分化和综合、对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对该专业有很大的兴趣同学，也可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传播 。伦理学专业考研方向伦理学本科专业可报考、攻读伦理学及相关学科（如哲学等）的硕士、博士学位。 伦理学专业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企业的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校政治学、德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校行政管理、学生管理及政治思想工作；各种新闻媒体、图书馆等机构的采访、编辑、管理等关于这个专业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这个专业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注：数据来源于网络，由作者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学习，不涉及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图片：冯晨清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王宏伟

万科在9月8日召开了18年媒体交流会，郁亮在会上表示万科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方法，这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郁亮还表示就养老、教育等业务上的“伦理问题”，希望能够有完善的伦理规范，让业务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媒体问出万科要怎样面对登顶后往下走的问题后，郁亮表示目前行业的不确定情况太多，他相信在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他还说：“并不存在登顶问题，因为没人肯定珠峰就是顶，我相信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峰。”郁亮认为万科还存在的问题是“伦理问题”，且不仅是教育，包括租赁和养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郁亮：“公司规模扩大后，假如很难发生的事情也会引起高风险，那问题就很大了。就好比养老方面吧，一旦有失误并引起安全问题，那么万科要怎么办?要是为了加强规范安装摄像头，又如何在免责和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点?”他表示，面对上述问题避之大吉或许是最好选择，但对于一个还有点理想和情怀的公司来说，应该研究，如何与社会一起建立伦理规范，使得社会所需要的业务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起来。“或许逃避才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但万科是一家有理想、有情怀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和社会共同建立伦理风范，让业务能够健康成长。”郁亮如是说道。万科已经完成了组织架构的重建据媒体报道，万科已经调整了组织架构，总部的所有部门设置都已经被取消，现在成立了管理中心、支持中心和事业发展中心，且这三个中心都为合伙人机制。郁亮说万科的合伙人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方面，且希望这个变革能够一直维持，从而不断地进步。从2014年开始，万科就一直在研究合伙人机制，从最早的机制到现在的纲领，可以说万科已经将合伙人持股等多项变革探索完成。郁亮称万科此次组织架构重建是为了让总部的结构更加扁平化，也给了员工能够复合增长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到不同的岗位中去。还有就是部门多了就意味着隔阂多，去掉繁琐的部门结构就是为了让信息能够共享。郁亮说从2012年开始，万科就一直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推进。

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其开创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诸多议题。如，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肇始于塔克-伍德和胡萨米的“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争，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渐转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的探讨。　从事实性解释到规范性解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探寻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伦理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第二国际时期，在分别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修正主义”之间所引发的论战。在英美学界，作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之一，G. 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19）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持续且重要的影响。柯亨在学术生涯早期，用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功能主义解释。根据柯亨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因生产力而获得解释。然而，在更晚的著作中，柯亨对这一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人类能否通达社会主义的有效性问题上表示出了怀疑。柯亨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进行界定后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大规模的群体符合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结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相冲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柯亨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孤立且片面的文本中。这导致了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偏向了在道德层面上论证其合法性基础的执念。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柯亨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着手对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进行论证。这种论证主要是在与诺齐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对话与论辩中实现的。在与诺齐克的论辩中，柯亨试图通过化解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从而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兼容；通过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判性考察，柯亨认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民众期望能够在物质方面大体上平等”。柯亨主张，这种平等不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平等，而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社会主义信仰。一旦这一平等原则得到实现，它不仅能纠正社会不利条件造成的不平等，还可以纠正因天赋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柯亨的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规范理论。这种理论从某些人“愿意赞同的原则”出发构建一整套道德与政治秩序。用柯亨自己的语言来说，它在方法论上是属于“标准道义论”的领域。柯亨从正义、平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他的做法不仅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原则”的批判大相径庭，也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出现了矛盾。因此，近年来英语学界中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以达到在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同时，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地位。　为无产阶级辩护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指出，阶级斗争之于马克思就像官僚问题对于马克斯·韦伯一样，都是两位思想家理论中的关键问题。然而，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样，柯亨认为当今世界革命的主体已经瓦解。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经以生动的笔触写道，“如果工人与他们的老板享受同一种电视节目，光顾同一类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有时尚的打扮”，意味着工人阶级很难被称为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瓦解，那么阶级革命便无从谈起。关于无产阶级已经瓦解的观点受到了近年来英美学界的反对。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大量失业和赤贫人口，但是创造无产阶级的条件依然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放眼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现出愈加严重之势。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也显示，各行各业的工薪劳动者人数与日俱增。他们依赖资本主义脆弱的经济制度，因而时常处于失业的边缘。质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本质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英国学者布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因此宣称，虽然他没有像安东尼奥·奈格里那样对新社会的到来抱着天真和盲目自信的态度，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除非历史已经终结，否则“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掘墓人”这一判断并不是一个先天的真理。为无产阶级进行辩护是近年来英美学者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键步骤。因此，在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依然有效之后，部分英美学者试图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伦理观。麦金太尔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曾经尝试过类似的工作。麦金太尔认为，无产阶级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认识到团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他们的需要。因此，团结是无产阶级的美德。虽然麦金太尔最后放弃了他的观点，但是其观点的价值近年来重新被发现并获得进一步阐释。例如，布莱克里奇在2012年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著作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并未源于抽象或普遍的准则， 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现实生活情境以及人们为建立新社会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 其主要内容是具有集体自决权的自由及人们之间的团结美德”。杰夫·诺南（Jeff Noonan）在对柯亨进行批评时也提出：柯亨所论证的社会主义同时包含着共同体（团结）和平等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我们应当捍卫的是共同体而不是平等原则。可见，在英美学界的新近研究中，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伦理原则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从规范的向度转向了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认识路径。如此一来，所有的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都将依据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而被理解和建构。此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和平等理念，也被代之以团结和生活和谐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并不产生于某种规范性的抽象，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范畴）。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综上可见，近年来英美学界似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差异，许多学者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时越来越注重强调它的“马克思主义”特性。这样的理论倾向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概括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希望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处于理想的状态，两者能够做到辩证统一。然而，实际的情形则是两者常处于错位之中。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是十分关键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必须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些理论盲区，这就需要后人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和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又使用它的名号构建一些与之无关的理论，似乎背离了初衷，譬如当代一些法国激进左翼学者的做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坚守教条。因为从现实的形势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对解释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依然具有效力。因此，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构，都应当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地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19YJC71007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韦庭学精彩推荐：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个转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美好生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19年是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生机勃发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围绕基因编辑的伦理讨论方兴未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竞相推出，而气候正义、能源正义等新的研究方向也在悄然兴起。科技伦理不仅在科学技术哲学和伦理学大大小小的年会和研讨会上成为热门议题，在生命科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专业的研讨会和年会上，也常常出现研究科技伦理问题的声音。科技伦理相关国家级重大项目立项数目和科研经费数额显著增长，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与基因歧视等已不仅是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专业术语，而且逐渐成为各类媒体与公众所关注的公共话题。科技伦理学，这一原本几乎被遗忘的边缘研究领域，迎来了飞速发展。回溯学科源起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科技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以后，核技术、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激起人们强烈兴趣和兴奋之余，也引发了担忧和恐惧。而克隆人、基因改良、互联网等新科技引发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更是直接冲击着现有的伦理规范。德裔美籍哲学家尤纳斯（H. Jonas）指出，建立在个体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伦理学已经不能涵盖和应对现代科学技术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伦理学的真空”。由此，尤纳斯呼唤构建“一种通过调节人的行为，确保人类长久续存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责任伦理学。随之而来的围绕责任原则和技术是否应该成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大讨论，带动了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和伦理学的“技术转向”，也标志着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科技伦理学的诞生。科技伦理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追随批判哲学传统，从理论层面对现代科技采取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什么是“好的技术”，什么样的技术活动在伦理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探索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比如尤纳斯的责任原则：“你的行为影响必须和地球上的真正的人的生命的持续存在相符合。”另一条路径是从传统的伦理原则出发，对具体技术，比如核技术中的安全与风险、基因工程对人性的干预与其中的物种伦理问题、计算机和互联网中的隐私与数字鸿沟问题等进行规范性审视，指出对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等原则的挑战——其基本立场也多半是警示性或预言性、批判性的，或者如尤纳斯所称的“恐惧的启迪”。也就是说，早期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主要以批判性反思为主，而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多来自于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聚焦当代转向回顾近年来，特别是2019年以来围绕科技伦理学的讨论，我们发现，科技伦理学的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路径都产生了较大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多元性和跨学科性：在原本边缘化的科技伦理学的研究队伍中，不仅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同哲学伦理学研究者一起组成了“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简称ELSI）研究群体，而且许多专注“形而上”的学者（通常我们认为科技伦理学属于应用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也发出了对基因增强和算法歧视等问题的伦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诸多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生命科学家及社会公众一起加入了对新兴技术的反思队伍中。研究队伍的多元性和跨学科性，也带来了研究路径的多元性和跨学科性。人们不再满足于从传统的伦理规范视域对新技术进行审视，而开始寻找和探索适用于新兴技术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路径。特别是在公众较为关心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领域，不同层面的伦理规范和原则林林总总、竞相出台，尽管人们对“人工智能是什么”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对“人工智能不应该是什么”已有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结论。这昭示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科技伦理学将不再满足于对现行科学技术进行评价或批评，而是试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塑型作用，即科技伦理研究力图更多地介入对科技的社会塑型与建构。科技伦理学开始从对科学技术负面后果的可能性推测，走向对科学技术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条件的探索。指向未来发展从诞生之日起，科技伦理学就被看作是面向未来的学科，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许多技术还处于萌芽期的前沿领域，由于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及对社会影响的复杂性、长期性、累积性，许多关于伦理问题的预判，都带有某种推测性（speculative）。诺德曼（A. Nordmann）将科技伦理的这一研究模式称为“If and then”模式。比如，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就带有某种假想和推测的性质。如果科技伦理学仅停留于对后果的推测和批判，那么难免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科技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当人们发现有些预判有失偏颇的时候，就更加会对科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产生质疑。但这并不是说，评估和预测技术未来的负面后果没有合理性。恰恰相反，早期对科技后果的伦理评估，正是为了避免遭遇技术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一旦技术发展成熟后，人们很难再对其后果进行控制。由此看来，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和控制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而不是限制甚至阻碍科技本身的发展。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做”还是“不做”，而是怎么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做。因为几乎每一项技术的诞生都源于社会对它的期待。因此，要真正解决技术的负面后果以及相关的伦理问题，重要的是在早期如何和科技专家一起，探索科技文明时代技术活动和技术后果的可接受边界及其规范性条件。很显然，参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塑型将是未来科技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科学技术的演化和发展并不等同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规范概念的进步意味着好的、可接受的、可以得到辩护的发展。但科学技术的演化和发展并不是线性的，也绝不是决定论的。社会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塑型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积极互动的体现。近年来，欧盟提出的“负责任创新”概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的打造，引领作为道德进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伦理学参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塑型，其影响路径有以下几条。首先，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作为中介性技术的可能性空间，尤其是发现“潜在的可能性”，将可接受的道德价值转化为可接受的技术功能，尽可能压缩潜在、不可靠、不可控的“可能性空间”，使技术的“初心”与技术的后果尽可能一致。荷兰学者维贝克（P. F. Verbeek）、范登霍恩（V. D. Hoven） 等人提出的“道德物化”和价值设计路径可以看作是这个方向的有益尝试。在价值设计中，伦理学家已不仅是科学技术的旁观者，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者与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伦理学的作用也不再仅是道德论证和概念反思。价值设计的要旨在于将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整合到技术过程和技术产品中。其次，如果我们把前一路径看作是将道德“外化于物”的话，那么，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路径，就是将道德和责任的概念内化于心，进而外化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之行——人工物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的智慧和劳动。诚然，如阿伦特（H. Arendt）所言，“早期人造物的世界赋予人类一种坚实的稳固性和安全感，使人这个变化无常、难逃一死的生物在地球上有了一块栖息之地，使人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园”。但今天，科技的力量有时给人以安全感，有时也带给人恐惧。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认识到，他们不仅承担了创造技术人工物的责任，而且指导着技术人工物的潜在威力释放方向和道德指向。科技伦理教育势在必行，将科技伦理知识整合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法之中，或许是“道德嵌入”的最高境界。再次，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规约，以此保证具体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和公众的可接受性。适宜的、可以修正的、动态的科技政策是推动技术负责任创新的重要手段。因此，未来的科技伦理学研究在方法学上将会突破现行的概念框架，聚焦真实世界的伦理问题，在不放弃道德原则分析的同时，借助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经验描述方法，深入了解公众对技术的价值期待。在此基础上，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技术”“技术可行性的边界在哪里”等，为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辩护。科技伦理学的规范研究，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持。最后，尽管我们共有的、基于人的道德原则可以提供道德整合的抽象性基础，但要构建基于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价值规范，还有必要立足于相应的科学技术文化，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和需求。科技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在全社会共享科学技术带来的便捷舒适的生活的同时，共同建造一个安全美好的家园，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因此，营造一个平和而又明智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环境，是科学技术伦理建构的文化基础。新的一年，科技伦理学将不会止步于对科技进步中伦理与社会问题的规范性反思，而是会努力参与到科学技术进步的塑型中去。在某种意义上，科技伦理学将从“坐而论道”走向“知行合一”。科技与伦理的并行可期可待。（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科研伦理与科研诚信治理研究”（71843009）、中国科学院学部项目“大数据的伦理问题及社会治理”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国豫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听到身边人的专业是哲学，人们大多是两个反应——如果此人混得好，那么就是“哲学大神”，高山仰止般的人物；若此人混得一般般甚至是不好，那么多数人都是叹息一声，摇摇头：“哲学不好就业。”其背后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跑去学哲学了呢？出现这两种反应的原因，大抵是因为哲学太过于玄妙。对于本就优秀的人来说，哲学无疑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将专业视作饭碗的人来说，哲学从来不会雪中送炭。在强调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愈加功利化的现代社会，畅谈理想与思维深度的哲学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为了后继有人而频频降低门槛。但实际上，哲学的“就业难”大多是在没有对口就业岗位时，人们普遍形成的刻板印象。文史哲不分家，就业岗位其实是相通的。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哲学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业后又能做什么。哲学类下设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三个二级学科。哲学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基础学科，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其按其词源有「爱智慧」之意。哲学是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它研究宇宙的性质、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哲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中外哲学原著导读等。建议院校中推荐八所A档院校，B+级也可考虑。逻辑学是一个哲学分支学科。其是对思维规律的研究。所有思维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从逻辑学角度看，抽象思维的三种基本形式是概念，命题和推理。主要课程以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抽象代数、概率统计、逻辑导论、数理逻辑、集合论、模态逻辑、归纳逻辑、应用逻辑、逻辑史、逻辑哲学、程序语言设计、操作系统等为干课程。推荐院校较少，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相对来说是不错的院校选择。宗教学是认识宗教现象的本质，揭示宗教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宗教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主要课程以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宗教学导论、佛教史、道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民间宗教研究、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问题社会调查与方法等课程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推荐院校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中央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主要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德育原理、现代西方伦理学、职业道德概论、应用伦理学等课程为主，代表院校为中国人民大学。就业行业主要分布于教育/培训/院校，学术/科研以及建筑/建材/工程三个领域，其它领域涉及较少，但方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少。就业方向主有四类：1.国家机关考公务员，党校、宣传部、组织部、政府办等，在校期间争取入党。2.文教事业：语文、政治老师；公务员培训讲师、考研政治培训讲师等，在校期间最好考下教师资格证。3.新闻出版：记者、编辑、主持人、新媒体运营等。这是文史哲毕业生的一个普遍去向。新闻出版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不错的文笔与口才，以及新闻敏感度。而哲学专业的学生常常能够从独特的思考角度切入事件进行写作，所以也很受新闻出版方面的欢迎。但是新闻讲求真实性、时效性和客观性，切忌假大空。4.企业：行政专员、党建专员、企划专员、文案、人力资源、秘书、管理岗等。企业中的各种岗位哲学专业学生都可以尝试，擅用批判性思维去思考和发现问题，在企业中也会成长得很快。哲学专业研究生热度低，算是比较好考的。如果单纯想考入名校给简历镀金，那么选择哲学冲一冲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冲着学术去的，那么一定要读到名校的博士，选择一名功底深厚的教授作为导师，最好还有海外交流经历，才可能成为大学老师留校教书、科研。如果对哲学真的感兴趣，家庭条件又允许，比较建议出国留学，尤其是德国。国内的哲学圈子小，国外哲学的学术氛围和学术交流能够帮助学生扩展思路、提升自己。报考建议学习哲学的优势在于其带来的批判性思维、理性思维训练，思考角度较为独特和深刻，其对人生的作用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没有直接对口就业岗位，难且枯燥，对学习者本身的知识涵养、感悟能力都有较高要求。但哲学专业并不建议本科直接选择哲学，除非是非常热爱哲学、有一定的知识底蕴，或者家境殷实，愿意出国深造。本科最好有其他学科背景，毕业后有知识的广度，研究生学哲学能够扩展思维的深度，是比较合适的。所谓“哲学就业难”的现状，根本问题在于本科教育与行业体系难以衔接。哲学属于精英教育，而本科已经基本成为普及教育，是社会大学堂的预备科。让大部分以进入社会为目标、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阅历的20岁学生去学哲学，思辨人生，显然是强人所难。除了自愿报考的学生以外，大量被调剂的学生涌入哲学教育，行业又无法为这么多学生提供就业岗位，造成这个专业的就业困境与名声困境。真正热爱哲学，有锻炼自己思维要求，文笔不错、知识积累较为深厚，有清晰的职业目标，家境较为殷实。对哲学没有浓厚兴趣，没有明确职业规划，希望从专业里获得技巧性提升的，以赚钱为毕业后直接目的的。哲学更多是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理性思考的能力，还是比较受政府、媒体和事业单位欢迎的。其在思维的训练、内在软实力的提高上所具有的优势，会在步入社会后慢慢显现出来，让一个人走得更远、看到更多的风景。实际上，文史哲在找工作时并没有太大差别，在课余时间练好英语、锻炼写作能力、学习软件操作技能、增长见识，提高自己的实力、拿出自己的作品、丰富自己的简历，对于文史哲的学生更为重要。如果你真的想报哲学，不妨读几本哲学专业书，看看你心中对哲学的爱是否会就此瓦解，毕竟哲学又难又枯燥，兴趣可能在上过专业课以后被慢慢消磨。如果家庭情况有限的情况下喜欢哲学，那么最好以生存为第一目标，选择技术类专业，可以辅修哲学双学位，或者课余时间在哲学丛书中漫游。如果担心哲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是被调剂到不喜欢的哲学，不用后悔，不用害怕，可以辅修法学、财务等专业，或是在校期间多锻炼软实力。

冷冻卵子涉及诸多法律伦理问题我国尚未放开单身女性冻卵政策冻卵真的是“唯一的后悔药”吗● 一些冷冻卵子的机构或中介机构宣称，冷冻卵子是“预先保存‘明天的希望’”“面向拥有前瞻性思维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 有业内人士直言，非常反对将冷冻卵子形容为一份“未来的保险”，因为这更像是一张“昂贵的彩票”，同时还涉及诸多法律以及社会伦理问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同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本报记者 　赵 丽□ 本报实习生 顾小妍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案件的曝光，作为当代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卵子冷冻技术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一些冷冻卵子的机构或中介机构宣称，冷冻卵子是“预先保存‘明天的希望’”“面向拥有前瞻性思维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此前，某位已选择冷冻卵子的女明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事实上，关于冷冻卵子的高昂成本及其成功率，还有更多的事实需要被公众知晓。有业内人士直言，非常反对将冷冻卵子形容为一份“未来的保险”，因为这更像是一张“昂贵的彩票”，同时还涉及诸多法律以及社会伦理问题。冷冻卵子费用较高相关风险不可忽视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冷冻卵子”，可以看到国内外许多医学服务机构的宣传广告。其中称，这是一份面向拥有前瞻性思维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在年轻卵巢功能尚未衰退的黄金时期，预先保存“明天的希望”。还有的机构表示，它可以让中国有中高端消费能力的精英女性提前实现生育解放，远离高龄生育的困扰。34岁的杨格曾参加了一次冷冻卵子主题的酒会。“这次活动的举办方是卵子银行，这是一家创业公司，推销的是冷冻卵子融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面向拥有前瞻性思维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杨格说。根据生育信息在线中心Fertility IQ提供的数据，存储卵子所需的药物和储存设备花费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而通常，人们需要冷冻多个卵子才能保证多年后怀孕的成功率。冷冻卵子的最佳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冷冻卵子时年龄越大，生下健康婴儿的概率越低。35岁以下女性最好能够冷冻15颗至20颗卵子，35岁至40岁女性最好能够冷冻20颗至30颗卵子。年纪越大的女性，为冷冻卵子付出的金钱也越多。如果患者想要通过体外受精来使用卵子，还需要额外支付2.2万美元。前两年曾在国外冷冻卵子的马欢介绍，出国冷冻卵子虽然规避了国内相关规定，但费用较高，需要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我做冷冻卵子手术的国家医疗费用在两万美元左右，保管费每年600美元，这样的费用并不是所有想冷冻卵子的单身女性都能负担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大力宣传冻卵的优势。马欢对比多家机构之后发现，提供冷冻卵子服务的医院都在极力淡化其缺点，努力劝说用户买一份“生育保险”，尽最大可能隐藏了“保险”里的隐患和附加条件。名校毕业生、单身女性朱佩就是这样被打动的。到了35岁，朱佩开始思索“人生到底有什么事非得现在做，不做就来不及了”，想来想去，她发现就只有“生小孩”。为此，她想到了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尽快嫁人；二是先自己生一个；三是趁卵子质量还行，冷冻起来。最终，她选择了冷冻卵子，理由是可控性较高、操作难度较低。“成本是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和两万美元，收获是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和主动权。虽然成本不低，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朱佩说，更重要的是“时不我待”，毕竟她已经35岁了。“我去一家机构咨询的时候，当时接待人员告诉我，由于卵子数量和质量下滑，女性的生育能力从37岁开始显著下降。但如果使用年轻捐赠者的新鲜卵子，即从捐赠人体内采集新鲜卵子，受精后移植到被捐赠人子宫，各年龄段女性在一次试管婴儿周期之中的活产率就提高到了56%。而现在，有了这种全新的冷冻技术，女性自己就能成为自己未来的卵子捐赠者，再也不需要依靠年轻捐赠者的新鲜卵子。”朱佩回忆说，“其实我是被最后一句话打动的，作为一名女性，能够享有这样的自主权真是太棒了。”“听完机构的宣讲，我很焦虑，因为确信自己如果不冷冻卵子，40岁时就一定会后悔。”朱佩说，“再等几年，想折腾也没机会了。”经过认真思考，她决定先“冻”起来，怎么用以后再说。随后，她选定了美国的一位知名医生进行冷冻卵子手术——与中国不同，美国各州并不禁止女性冷冻卵子，但也不会积极劝说健康女性保存卵子。冷冻技术仍不成熟政策法规尚未放开多年前，30岁的王佳发现自己患有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往往会导致不孕的疾病)，再加上已经失去了一个卵巢，一位保留生育能力方面的专家建议王佳冷冻卵子。“我以每年700美元的价格冷冻了22枚卵子，这些卵子现在仍然储存在一家冷冻银行里。在当时，这种方法还是实验性的，这些卵子受孕的概率非常小，每颗都只有4%左右，但这些卵子对我来说仍然非常重要。”王佳说，她现在36岁了，尽管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但如果想要的话仍然可以要。“有选择总好过没有选择。”王佳说，这是很多此类机构推销的大致方向，但问题是，不仅冷冻卵子受孕的概率存在争议，及时找到合适的共同抚育孩子的伴侣的概率也是问题，还得精确计算如果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到底会不会后悔。对许多人来说，冷冻卵子可能仅仅是“医生让我去冻我就冻”，但冷冻卵子的有效性和风险都远未明确——冷冻卵子的技术还太新了。据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雎素利介绍，卵子冷冻技术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衍生，在国内外的医疗实践中应用逐渐增多。医疗性卵子冷冻的应用主要是针对以下两类情况，一是已经确诊为癌症或者其他疾病的女性患者，需在不久后接受放疗、化疗或外科手术等治疗措施，可能会影响卵巢功能，导致卵巢早衰和不孕等后果；二是针对已接受常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患者，已在促排卵周期中获得了较多卵子、取卵日当天取精失败等情况下需要进行卵子冷冻。据了解，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同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卵子冷冻技术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衍生，也在禁止实施的范围内。因此，目前该技术的应用只限于已婚女性的医疗性卵子冷冻。”雎素利说。对于国内为何尚未放开单身女性冷冻卵子，雎素利分析认为：其一，取卵会给女性身体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为了取卵需要应用到促排卵药物，这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流产率升高、多胎妊娠以及卵子的非整倍体增加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这些对身体的伤害或者潜在的伤害风险，需要慎重考虑。其二，冷冻卵子使用效率很低。相关研究显示，已经冷冻卵子的女性在想要受孕之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使用之前冷冻的卵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会先尝试自然受孕。同时，冷冻卵子的保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冷冻卵子使用效率低，不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除了占用医疗资源外，也存在卵子被商品化的风险。其三，理论上卵子可以在-196℃的液氮中被长期保存，但是保存时间过长，卵子活性和质量都可能受到影响，并且卵子解冻复苏后的临床妊娠率也并不稳定，期望通过冷冻卵子保存生育力的预期目标可能就无法实现。其四，受孕和怀孕的过程会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高龄生育增大了妊娠期不良后果的风险。在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看来，虽然冷冻卵子是保留女性生育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但这不是一种无创性技术，冻卵在医疗、伦理和法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郑雪倩认为，在法律层面，冷冻卵子跟我国目前的法律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比如说，我国现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并且有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存在，这些都在强调我国遵循“在传统的婚姻形式下养育孩子”这一原则。如果放开冷冻卵子政策，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人不按照正常的规律怀孕生子，这跟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悖。在社会层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伦理问题。例如，女性没有经历生育的过程，对孩子没有什么感情，对家庭、孩子也没有责任感，容易导致随便弃养。从单身女性自身保护的角度来看，单身女子养育孩子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加重自身压力和负担。同时，还会增加社会责任，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来源：法治日报

哲学篇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篇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4月26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高山天然牧场，驻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员李义成在了解牛的生长情况。图源新华社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篇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篇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四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研究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品格。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政育人功能。新时代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大历史观中看党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党史，牢固把握党的历史主流与本质，从时代高度和长时段中把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辩证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实践史，“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有学者认为，“四史”中蕴藏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的风骨、严字当头的禀赋、与时俱进的风貌以及人类解放的情怀。有学者认为，党员干部学习“四史”，重在抓住本质、明晰主线，核心是把握要义，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加强研读与思考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未来的连通，不断提升学习和研究水平，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党的历史评价成为重要研究主题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关于党的历史评价问题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有学者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力地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为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并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决议》的出台，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其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抗美援朝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抗美援朝”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学者从立国之战、地缘利益、精神不朽三方面论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用抗美援朝的历史分析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当时国内困难经济形势下以及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的直接原因是朝鲜提出了请求，根本原因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军事准备的原因是党中央有战略预见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援建和当时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报（信）以及我国同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一起梳理和分析，驳斥了一些学者的“中国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才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是为苏联打的”等错误观点，证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完全是自主决策。“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关注点在全球抗疫斗争和中美贸易战局势背景下，“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学者通过对新中国70多年来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斗争史梳理和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从不惹事也从不怕事的，是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是从不妄自尊大也从不卑躬屈膝的。对于西方某些不自量力的政客，很有必要提醒他们抽时间看一看新中国的历史，这或许会使他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华民族已经迈上复兴大道，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概念史”研究有新的进展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难以成立，提出这一概念问题的价值在于如何反映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中国化”概念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同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避免概念上的偏狭与混乱。一般说来，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等一系列概念，指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史学或中国当代史学，主题鲜明、概念清晰，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足以科学界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实际，放眼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史学，并在与国外史学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鉴中创建、推进和发展。有学者认为，用概念史方法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来龙去脉应当成为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化“新民主主义”概念史研究既需要方法上的创新与自觉，如综合运用并严格遵守概念史与话语分析规则;也需要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深入，如注重“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意义转换、建构功能和文化史取径。（作者宋月红、孙钦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化学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基本特征引热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设“文化强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战略目标纳入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引发学界热议。有学者指出，这是党中央首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开启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新征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学者认为，文化强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国民、发达的文化产业以及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此衡之，我们国家现在还只是文化大国，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要努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能把文化繁荣看成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为轻轻松松就能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文化创造软硬件环境，不断推动思想创新、内容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受到持续关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学术理论界的重大问题，在2020年仍然受到持续关注。有学者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人类文化传承与文化演进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与现代、既有性与鲜活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把文化发展看成人类思维的先验结构或人的生命体验过程，也要反对把文化发展演进简单看成离开人的自发演进过程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型展览，成为2020年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有学者指出，紫禁城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将“天人之际”“礼乐复合”的中国文化思想一以贯之地发扬光大，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融合，亦有西学东渐的文化特质，是“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实物例证，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这次展览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指示精神，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学者探究中西文明背后文化差异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为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有学者认为，中西方危机治理体系的深刻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逻辑即个体本位与共同体本位的差异。有学者认为，中国抗疫斗争实践的胜利，不仅得益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而且也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以及道德哲学层面的超越意识息息相关。有学者从中西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提出“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华文明尚“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虽也有王朝更迭或游牧民族冲击造成的分离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和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西方文明崇“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虽也有如罗马或基督教这样统一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为个人主义和对自由的崇尚。中西两者之间纯粹是路径的不同，无所谓高下优劣，“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为日后的文明升华留下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矛盾与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该成为中西文明互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探索中西文明的文化基因，为当代的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溯源固本，这种深远的学术文化关怀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共鸣与进一步的讨论。232家北京影院获2000万元疫情专项补贴。抗疫脱贫题材用爱与力量奏响时代最强音2020年影视文化产业在经历深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寒冬之后，年中开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抗疫与脱贫攻坚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有学者认为，抗疫题材作品的创作意义旨在展示家国大义，彰显面对人类终极命题时的责任和担当；旨在展示强烈的集体意识，彰显疫情防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体现与民共情，彰显英雄主义的光荣灵魂。这些抗疫题材的影视作品成功反映了抗疫英雄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脱贫攻坚题材影视作品，镜头聚焦战斗在扶贫一线的干部群众，给作品加了“土”、添了“情”，给脱贫攻坚战添了把“火”，紧扣时代主题，营造了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这些影视文化作品，用爱与力量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作者熊芳为西北政法大学文化艺术交流与文化产业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法学篇法治理论和实践得到深化2020年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这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的历史和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加速迭代，我国的法治建设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同时又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新冠疫情暴发引发法学界讨论与反思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已经构成了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公共治理危机，影响深远，因此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引起了法学层面的深刻反思与讨论。有学者在法律与发展的视角下，提出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通过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全面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有学者指出，疫情防控并不仅仅是医药卫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应从健康中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高度，通过新冠疫情防控，推进中国卫生法和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传染病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人类公共卫生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其背后隐含的价值基础和制度资源，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法亟待完成从“突发防控”向“常规建设”的范式转型的结论。此外，许多学者也对疫情中的隔离措施、健康码等行政手段和措施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个人权利保护等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民法典》推动民法学本土化和创新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学界对《民法典》讨论的重点也正式从应然层面的立法论的层面转化为实然层面适用论，围绕着《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的各种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展开了系统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应从保护私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的角度理解《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的意义，正确解释和适用《民法典》。也有学者从《民法典》体系化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如何处理《民法典》适用中与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法典》适用过程中自身的体系化问题。也有学者围绕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时代《民法典》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新科技时代挑战激发法律理论的范式创新2020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带来了人类社会关系形态的深刻变革，也对传统的法律形态和法律理论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从而引发了法学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理论探讨的热情。有学者从社会秩序形态的角度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探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推动新秩序的特征与秩序治理的可能性，指出人类社会既有的法律秩序可以分成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法律秩序、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法律秩序和以网络社会为中心的信息社会法律秩序，目前正在进入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包含五个核心要素，即科学、人本、包容、普惠、共治，五个要素交融形成法理型社会秩序。也有学者围绕着信息革命和数字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探索数字社会法治社会在原则和机制等方面转化的思路与可能性。大量的学者则围绕数字确权、数字社会中的隐私权保护、网络公共平台的法律规制、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其限度、自动驾驶对侵权法、刑法和道路交通法所带来的冲击及应对等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作者泮伟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篇传播学研究多点发散2020年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在发展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要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实践、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需要从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并注重与当代传播特征与中国传播实践的结合。传播学研究呈多点发散态势，范式革新等话题受到关注。基于数字传播引发的传播变革，有学者认为，数字传播学正在崛起，新范式的数字传播简略分为技术层、传播层和社会层，其中技术层的作用与功能大大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从离身走向具身的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身体的数据化、媒介技术的生存论、具身互动等成为研究热点。此外，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碰撞，可供性研究、圈层传播研究等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政策引导媒体融合，媒体功能外延拓展媒体融合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认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传媒业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转基因工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功能价值，任重而道远。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认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关键点，首先是完善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划布局，不同媒体在整个体系中要明确各自定位，确定各自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媒体已成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有学者认为，信息生产力对治国理政方式之变的推动作用和媒体变革对国家治理的“双刃剑”效应，决定了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定位：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对象、重要内容，又是党和政府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此外，进入收尾阶段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四级媒体体系化、多级化协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引发诸多讨论。“云录制”等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等问题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媒体内容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云访谈”“云录制”等借助现代传播科技的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在“信息疫情”中，及时而透明的信息披露、专业的科学传播实践，以及不断开发对用户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是行之有效的策略。此外，后疫情时代“新风险社会”、新闻边界的重构与颠覆等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疫情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发展。直播电商不仅是营销模式，亦是传播活动。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存在把关不严反噬主体公信、虚假信息诱导消费主义、内涵浅薄缺少价值引领等问题，需要以品牌传播提升内容品质、以场景传播优化消费体验、以培育主播打造意见领袖、以提升素养引导健康消费、以强化管理营造良好生态。针对媒体的直播电商实践，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作为创新性业务，潜在收益高而风险也较大，要想深入探索该领域，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场化能力和构建容错的创新性文化和环境。5G改变媒介生态，智能传播反思增多5G时代，智能信息采集、撰写、推送、反馈和纠错，以及智能场景创造与再造等逐渐得到应用与推广。有学者认为，5G技术驱动下，互联网传播生态发生历史性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实现应时而为、顺势而发，进一步拓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提高互联网情境下党的传播声量。随着智能传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相关规制及伦理等问题引发深入思考。对外传播面临的双重挑战受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际舆论场上的对抗与分化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有学者认为，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具体到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可以探索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和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原标题：2020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u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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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德格尔与约纳斯均从自然概念着眼探讨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前者虽然借助自然的自行涌现性跃出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但其存在论区分的原则又招致了自然和价值的根本对立，使得其技术观陷入到更为深刻的虚无主义困境中。约纳斯对自然概念重新进行了有机论阐明，在保留自然自我生成性的基础上恢复了属于这一生成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并由此在技术拯救的方案上提出了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责任伦理体系，从而完成了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扬弃。关键词：存在论区分；技术观；自然概念；虚无主义；有机论技术问题之所以受到海德格尔(M. Heidegger)与约纳斯(H. Jonas)的共同关注，并非由于个别技术设备或技术活动对日常经验产生的具体威胁，而是这一威胁背后透射出一种思维架构的根本危险性，这种思维架构就是主宰西方哲学走向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形而上学。技术问题根本上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问题，尤其是这一传统对“存在”之原初意义的偏离问题，这是海德格尔与约纳斯技术观共同的出发点。双方在探讨技术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都将“存在”之原初意义把握为“自然”，不过由于对自然概念的阐释有着深层区别，两种技术之思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海德格尔虽然借助一个自行涌现的自然概念跃出了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然而其存在论区分的原则却又招致了一组新的、更根本的对立：自然与价值的对立，这使得海氏的技术之思陷入到更为深刻的虚无主义困境之中。这样一来，如何能有效克服技术世界观下的主客二分思维，同时又避免产生一种新的甚至更为严重的二元论思想，进而重新赋予作为自然的存在以根本的价值，就成为约纳斯技术观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我们将看到，通过对自然概念重新进行有机论阐明，约纳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由此扬弃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论及其虚无主义困境现代技术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之完成是后期海德格尔运思的中心问题，而对该问题的探讨伴随的是海氏对古希腊自然(physis)概念的再发现。如果说转向后的海德格尔筑成了一条对存在本身持续发问的道路，那么对“自然”概念的阐释恰是这一道路上极为醒目的路标。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自然的理解着眼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制作活动(poiesis)，自然世界由此在的生存实践(praxis)带出和勾连起来，自然物首先作为此在的用具而获得原初的意义。这一早期自然观虽然力图摆脱从在手的对象状态看待自然物的态度，然而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主体主义的因素，即自然需由人的操劳活动引发，其所导致的依旧是自然的在场化和客体化。海氏后期的自然概念阐释立足于对早期自然观生成问题的解释模型的批判之上，而该批判的实质就是对技术及其本质的反思。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常常用制作物类比自然物，用制作活动类比自然生成，但这一类比仅仅是外在的，如果将其完全等同，势必造成自然真理的遮蔽。事实上，制作正是古希腊意义上技艺(techne)的首要特征，其本质是一种解蔽活动，是将存在物带入到无蔽状态的“引发”或“产出”。海氏接着指出，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实际上指引着一种谋制(Machenschaft)，它“被我们认作人类的行为”并且“这种人类行为本身恰恰只有在一种存在者解释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种存在者解释使存在者的可制作性显露出来，而且如此这般地使得存在状态恰恰在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中得到规定”〔1〕133－134。对存在的存在者解释发端于传统形而上学，直至中世纪在创世观之下将存在者理解为受造物，谋制因素才清晰地突现出来。那么，谋制究竟意指什么? 海德格尔答道：“是那个被释放到本己的桎梏之中的东西”，而这种桎梏就是“普遍的可计算的可说明性图式，通过后者，每个事物都同样地被推到其他每个事物近处，并且变得完全与自身相疏离”。这样一来，通过将事物预先置入一个数学性或因果性的框架中，谋制限制事物仅能以数字或因果筹划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事物“变得完全不同地异己而疏离”〔1〕140－141。当谋制成为一种对待自然的支配性态度，当制作活动沦为订造客体，一种逼迫自然以传统形而上学物性筹划的方式显现的思维架构就出现了，这就是座架(Ge-stell)，一种促逼着的解蔽，亦即海氏认为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指出，谋制走向支配地位的过程——亦即座架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对于自然的本质性疏远的过程。因为“Physis”不是“techne”，亦即不是人类的制作活动所引发和勾连的东西，相反，后者要在前者中自发地发生〔1〕199，这就与海氏早期自然观根本区别开来。那么海氏后期又是如何对physis概念进行正面阐释的呢? 根据《论Physis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这篇海氏后期关于自然概念最重要的论文，海氏对physis 作出了二重本质规定：一是对从其自身而来的运动事物之运动状态的开端支配( arche)，二是将physis把握为morphe。海德格尔指出，morphe不是和质料相对的那个现成在场的形式或面相，而应该被理解为这种形式或面相的产生过程(genesis)或运动状态(kinesis)，直至该形式或面相的最终在场作为这一过程或状态的终点。这二重本质交织在一起，显 示出physis本质的纯一性：“morphe乃是作为arche的physis，而arche是作为morphe 的physis的本质”，最终表明physis“乃是那种从自身而来、向着自身行进的它自身的不在场化的在场化”〔2〕350－351。倘若结合该论文的思眼，即“存在被思为physis”〔2〕352，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看似隐晦的论断想要表达的意思。Physis的二重规定——arche和morphe——事实上就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所不断强调的存在本身的显隐二重性，arche是持续发送又持续回隐的开端，morphe是不断涌现并不断开显的面相。是故海氏认为希腊人经验的physis“自立自形，无所促逼地涌现和出现，它返回到自身中并消失于自身中，即一种涌现着又返回到自身中的运作”〔3〕93。经由上述分析海氏最终得出结论：“存在乃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physis”〔2〕353。所以，当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完全体的现代技术以一种预置性的单一筹划逼迫physis不以自身涌现而以外在强加的面相的方式解蔽时，physis 的原初意义就越来越远离我们，它成了数字、原因、表象、对象等一切不是它本身的东西。人在座架中遇见的只是自然物在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可理解性，他不再遇见物的居留，不再遇见自然的涌现，同时“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4〕945，虚无主义随即宣告诞生。针对座架造成的对作为physis的存在之离弃这一急难，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拯救必须朝离弃状态的相反方向进行：人必须学会不将自然涌现的结果视作自然本身，必须学会重新思入自然，逗留于自然之中，应和并看护其原初互隐互显的意义，同时保持自身对自然的归属关系。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反思与对physis概念的深入阐释密不可分，海氏技术观表达出的“人要顺应并看护自然”的核心主张亦常常被后世环境伦理学所引申使用。然而，海德格尔本人却反对从伦理意义上理解对自然的守护。因为伦理与目的、价值等概念相关，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类概念仍然是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仍然臣服于技术世界观下的主客二分视角，仍然陷于作为对象的存在者领域，未能触及自然的原初意义。然而，目的与价值真的只能是属人的么? 自然或存在本身真的能由于存在论区分而与伦理全然脱钩甚至对立么? 我们看到，海氏技术观最受研究者批评之处在于其技术评价的单向度性，即将一切技术性的东西拉平至同一个层面：存在者层面，却几乎从未具体考察过各类技术活动和技术设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农业的机械化、纳粹集中营与核武器被海氏认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5〕36，甚至伦理本身也仅仅属于技术性的解蔽活动，总之它们作为存在者层面的东西均不符合“思的任务”。费恩伯格( A. Feenberg) 就此认为，由于其技术评价的单一性，海德格尔将一切人类在道德、政治及技术活动领域上的渐进努力都消解在座架之中，这种将一切事物都屈从于技术的做法仍然是一种虚无主义。〔6〕449事实上，这种虚无主义比海氏本人想要克服的、由技术世界观的主客二分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更为彻底，后者至少还能给尼采留下一些积极的空间，前者则陷入到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冷漠当中。正是在这，约纳斯展开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并将这种虚无主义的症结归于海氏理论根本原则——即存在论区分——的二元性，并指出其与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相当的同构性。这一区分使得目的与价值从自然概念中彻底剥离开来，从而错失了自然概念的真正意向。在正式转向约纳斯的批判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约纳斯自己的技术观，以求准确理解他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诊断。约纳斯基于自然之善的责任伦理技术观较之海德格尔的伦理疑虑，约纳斯的技术观则明确依托于其责任伦理学说，有着清晰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规范。责任伦理要求我们对“存在”保持关切并对“存在”负责，因而它植根于约纳斯对什么是“存在”的独特理解。同海德格尔一样，约纳斯认可“存在”具有超越性的根本特征，但它不再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基础对诸存在物的超越，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诸部分的超越。因而这一超越不再匿名化，它就体现在每一个鲜活的有机体当中。所以在约纳斯看来，“存在”就是有机组成的生命，就是充满生命的自然。对自然生命现象进行存在论阐释是解开存在之谜的钥匙，这种阐释工作就是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哲学生物学开始于对近代形而上学心物二元论的批判，这与海氏存在论从克服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出发是一致的。约纳斯指出，物质与精神互不干涉这种分裂的目光仅由人为的特定理论导致，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原本就是一个有机关联着的整体存在，其关联性甚至在生命的最初级形式中已得到展现。在有机体的基础功能——新陈代谢之中，约纳斯找到了关键的证据，他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由的最初形式”〔7〕3，因为在代谢功能的作用下，有机体具有一种生存形式(living form)使它得以“从来不在质料上相同然而仍旧保持着自身的同一”〔7〕76。虽然一个有机体一刻不停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交换，但它并不因为这一刻与下一刻体内物质的变化而转变为与自身不同的另外一物。生命的基本结构由此得以显现: 它是一种生存形式下与外界的物质交流，“这种有机的形式代表着对物质的必需的自由 (needful freedom to matter)的一种辩证关系”〔7〕80，而“关系本身意味着‘超越’”〔7〕4－5，即超出关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这样一来，机械性的物质与精神性的自由就统一在超越性的有机生命形式中: 物质虽为生命所必需，但生命必须同样拥有自由才能将自身从与物质的直接同一中解放出来，解放并不意味着绝然的分离，而是相互关联着的统一。有机体通过自由挣脱物质的直接束缚而成为自身、维持自身，约纳斯认为，这种自我生成和自我保存的努力本身就展现了一种指向生命自身的内在目的：有机体的自由不是对外部物质的盲目搜寻，而必须以自我维持为最高指向，“(有机体)一切特殊的机能所服务的最高目的，就是作为整体生命体的生命”〔8〕65。由于目的指向的对象必须对目的主体具有价值，通过生命内在目的性的揭示，一种不依赖于人的、作为各有机体自身的价值就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哲学生物学向责任伦理学的过渡得以成为可能。约纳斯进一步推定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内在性的价值就是善本身，因为拥有目的的能力明显比无目的性更为优越，这一断言成为其责任伦理的学理基础和第一公理。基于此，善不再是一个超验的对象，而是鲜活又脆弱的此岸的存在，自然生命的可遭毁灭性由此召唤着一种应当去呵护它的至高责任，这项道德责任在一切现有生命中只有人类有能力承担。约纳斯认为，在技术文明的时代，对作为有机生命整体之自然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突出和迫切。这种紧迫性在于，较之前现代技术手段与目的彼此适应的静态特征，现代技术打破了其间的平衡，造成了二者无限循环式的交替前进。约纳斯看出这一前进的动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意志……在技术工作方法及其和受益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形式的自动控制中起作用”〔9〕6。这种自身推动性使得现代技术在形式上就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从而更容易导致它在推进过程中对自然整体作为善存在之价值的漠不关心。约纳斯认为，现代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因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现代技术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使得它易于提出并强加人们从未设想过的新目标，而又由于没有一项技术是完美的，因此“在一个可观的程度上，技术本身造成了后来它不得不通过对自身的一个新的推进来解决的问题”〔9〕8，这就是所谓技术的“强制的进步”；其次，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前提是这种无限制进步的可能性根据，这是技术动力最基础、最内在的弹簧，它提供了一套形而上学“关于事物本性和事物知识的一个从属的、有充分根据的理论观点”〔9〕10，由此事物不再给技术发现设置任何界限；最后，由形而上学关于物性的知识论带来的科学理论的变化或革新直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它又在同一个前进过程中反过来受技术进步的催促，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这种反馈弧在技术的强制进步进程中表现得越来越紧凑与密集。由以上三重因素显见的是，现代技术的进步不光摆脱了人之主观运用而具有一种内在强制，这种强制更有一个形而上学二元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基点。约纳斯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二元论的决定性影响，在现代经验科学知识中“事物的自然状态本身并没有高贵之分，所有高贵只属于人类”〔7〕192－193，当所有价值都已被主体掠夺，人类对自然宣称的价值中立实则是一种价值贬斥。更有甚者，经验科学知识的主导原则只具有暂时性，因为它的更替无需考虑自然世界价值之增损，只要一朝与经验事实发生冲突，就逃不过被另一原则取代的命运。相应地，事物概念亦不再具有永恒性，而只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一个临时存在的努力，也因此是容易改变的”〔7〕207。鉴于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根源性及其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冷漠，它应当重新受到哲学和伦理学的双重检视，而这正是约纳斯责任伦理体系的首要任务。根据哲学生物学的存在论阐释，自由与价值被重新交还给有机自然，这就要求我们确立一种对待自然的整体性目光以重新弥合二元论的裂隙; 相应地，责任伦理的根本立足点，即将有机整体的自然作为善本身，同时需要成为参与技术活动时人类理应采取的态度。约纳斯将这一态度用技术时代绝对命令的形式加以规范表述：“如此行动，以便你的行为后果与人类持久的真正生活一致”，或“如此行动，以便你的行为不至于毁坏未来这种生活的可能性”〔10〕18－19。这一无条件的行动法则不仅要求我们考量技术运用在当下会产生何种结果，更要求将这种结果的可能影响推至无限远的未来，同时为自然整体及我们遥远的后代肩负起让其存在得以良好维持的责任。约纳斯“担忧自然之善”对海德格尔“复归自然之无”技术观的扬弃技术活动必须结合其形而上学根源才能得到周全的考量，正是因为旧形而上学对“自然/存在”这一根本概念的二元论曲解导致了现代技术无限度的扩张，在这一点上，约纳斯保持了与海德格尔的一致性。然而，二者的根本分歧也恰好在于对作为自然的存在的理解向度上。对海德格尔而言，physis的原初意义就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是自行让予并回撤的本有(Ereignis)，是离基之深渊，是无的发生；而约纳斯所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使心灵与肉身、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作用得以可能的有机整体，它就具现在诸自然生命当中，拥有内在的本身善。比较二者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约纳斯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超越之处。首先，在保留自然自我生成和自行涌现之根本特征的同时，约纳斯恢复了这一生成和涌现本身的目的论和价值论内涵，从而避免了这一理论在海氏存在论区分的阴影下遭受虚无主义的蒙尘。兼为研究诺斯替主义的专家，约纳斯敏锐地察觉到存在论区分与诺斯替主义二元论——即超肉身的“灵(pneuma)”与物质世界的二分——的同构性。诺斯替为宗教刻画了一副神灵与物质世界极端对立的宇宙论图景，其中精神性的神灵代表着知识、统一和意义之源，而物质世界则象征着一切无知、混乱与虚无。人作为灵与肉的结合体处于一种撕裂状态，身体被看成是精神的监狱和坟墓，只有通过灵知(Gnosis)的修行才能复归神性的领域并重新获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如果将之与《存在与时间》对观，我们会发现诺斯替主义的幽灵同样在本真存在与沉沦于世的对立上飘荡。约纳斯就此指出，本真的此在和超肉体的“灵”有着相近的否定性意味：既否定世界内的一切律法，自身也无法定义，并且无从规范。这是虚无主义的一个根本表现: 本真的或灵知的人“不属于任何客观设计，他高于法则，超越善恶，在他‘知识’的力量中法则被给予”〔7〕228。由于丧失了规范和内容，约纳斯认为本真存在的决断只能流于空洞的形式，实则是“一种从虚无到虚无的投射”〔7〕232。约纳斯对海氏存在论虚无主义问题的批判虽然集中于《存在与时间》这一早期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批判在海氏后期作品中就失效了。由于海氏后期的思考实质上只是将对存在本身的重心从“此(Da)”转向了“在(sein)”，我们依然可以于“在”与“在者”之间透视出诺斯替式的二元性:无论是“此在”、“存在”抑或“自然”、“本有”，它们作为存在者或自然物一切意义的发端或源泉并没有本质区别。在海德格尔的勾勒下，存在之境域与存在者世界是异质的，对存在本身意义的片面追寻很容易导致前一境域对后一世界的疏离与冷漠。由于存在本身让存在者的意义得以可能而又无论这种意义为何，这种冷漠(indifference)将最终通向诸存在者意义的无差别(indifference)，那些被认为是属于存在者领域的一切——包括科学研究、技术活动、伦理努力、体制变革——因而必然陷入到意义虚无之中，更不用说海氏理解的作为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化的无。这种虚无的彻底性使得海氏在面对农业机械化和纳粹集中营的明显差异时“无视或轻视…察觉和处理重大非正义的能力”〔11〕70，而这在根本上归咎于“在海德格尔意义上技术地呈现自身的事物似乎如此受一个普遍统一视域的控制，以至于我们把握和排列这些差异——无论是从一种技术性的理解之内或是之外——仍然是不清楚的”〔11〕79－80。同样，海氏笔下physis的匿名性和不可把捉性也使得其技术观所要求的对自然的顺应和看护陷入了异常神秘、模糊和零散的状态。只要海德格尔还坚持着存在论区分的原则，诺斯替主义的“灵知”就将永远是跟随着“存在之思”的暗影。基于上述原因，约纳斯抛弃了存在论区分的基本原则。通过重新将属于自然本身的价值交还给自然，约纳斯根本性地走出了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虚无主义困境。经由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约纳斯不但保留了海德格尔意义上自然自我生成、自我返回的根本特征，更指出这种不断维持自身的生命性努力本身就是目的与价值之所在，这就使得被海德格尔斩断的存在论—伦理学关联重新得以建立。对于约纳斯而言，本身就是善的有机自然是“存在”概念最基本的保障，自行生长的自然由于其内在的目的自身就呼唤着责任的“应当”，这就是责任伦理的真正关切。建基于形而上学二元论之上的现代技术不仅无法以整体性的眼光考察生命本身，反而企图抽象掉生命维持自身同一的动态努力，“这种抽象和提取不是对生命本质的萃取或拔高，反而是对生命本身的剥夺”〔12〕99。现代技术因此不仅未能对自然之善和生命之脆弱予以关注，反而以强制进步的方式无止境地加速着对自然生命的褫夺。面对集中营的毒气和原子弹的蘑菇云，我们感到的危险不是physis被促逼着解蔽了，而是鲜活的生命被硬生生地撕裂和吞噬，是善本身对我们责任的哭诉和哀号。因此，自然并不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才能有意义地自我生成，自然的原初意义同时允许甚至迫切要求着一种超越于海德格尔式道德疑惑的共同选择和伦理责任，这就是约纳斯在理论内核上对海氏存在论的根本修复。其次，在技术拯救的解决方案上，约纳斯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责任伦理体系，这一方案较之海德格尔模糊而零散的技术抵抗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与海德格尔相反，约纳斯并不认为有关存在的思想与科学①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现代科学至少已经对自然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二元论的背景，因而是片面的、非整体性的。约纳斯对有机目的论的恢复无需牺牲现代科学技术业已建立的认知进步，甚至对有机自然的存在论阐释还需借助现代科学的某些眼光，“对于作为超科学理论的哲学，科学中的人类事实能够提供出一条线索给出一种关于人的理论，以至于我们可以再次了解人的本质——并且也许通过它，甚至了解一些存在的本质”〔7〕210，这就使得约纳斯的技术观更适合与科学技术的专业圈子展开理论对话，更容易获取后者的耐心与反思，而不是预先地超拔圈外并断言“在思想和科学之间搭起各色临时 备用的桥梁……此种做法完全是有害的”〔13〕12。同时，由于存在概念有着哲学生物学的清晰阐释和有机自然观的明确保障，约纳斯对于我们对自然的责任也有着清楚明白的辨析与论述: 不同于以往任何交互性质的形式责任和实质责任，对作为本身善的自然之责任是一种非相互性的、类似父母之于子女的责任，因而它“不是对我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而是对那些向我提出呼召的东西负责”〔14〕338。这种父母式的关怀并非家长制作风，它要求“尊重其对象的自发性和自由。事实上，它的关心的终极关怀是促进这种自发性和自由”〔14〕338，就像父母在成年子女自由选择生活道路之时退出那样。约纳斯对科学技术认知进步的借鉴同时可被视作是对现代技术保持应有的经验，而保持对技术的经验终究是为了对技术的限度有所经验。现代技术的大规模组织性和大范围行动性使得对它的诊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根源的追究上，它更迫切地要求一种深入到技术活动内部的、涉及公共责任的、可以跨时空的伦理学，以便人类能从整体性和长远性上预测具体技术活动的后果。在这一点上，约纳斯提出的“恐惧启示法”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是一种要求共同体保持技术敏感性，积极运用预测科学的手段，在技术活动的后果考量中优先考虑其为恶的可能性的方法。恐惧不是病理学意义上对当下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它植根于存在论意义上对有机自然之责任的主动承担，因而与其说是一种情感，不如说是一种伦理行动的动因，一种积极的“去恐惧”，具有着很强的未来导向性。“去恐惧”不是一种反技术的偏见，也没有让人全然抛弃技术希望，而是在希望中给予恐惧以恰当的位置，在对人的形象保持尊敬的同时“转而强烈关切它的脆弱性”〔10〕255。为了不让恐惧启示异化为一种空洞的道德情感，约纳斯认为它同时需要两个陪同者：“知性，它对某些技术那可能性危险的长远影响具有系统的专门知识；想象力，它把这些危险翻译成直观的唤起人们震惊的画面”〔15〕136。通过恐惧启示的方式，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农业机械化和纳粹集中营之间明显的伦理差异。约纳斯希望这种主动的自我启示能够促进人类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遏制现代技术强制进步的要求，不仅对空间上自然整体的存在负责，同样也对时间上未来人类整体的良好生存负责。可以说，较之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体系更具有技术拯救的明确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正因为此，后者得以将其理论运用到现代医学技术中，具体而细致地探讨了责任伦理如何在克隆人、基因技术、器官移植、脑死亡等案例中“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同新的技术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9〕译者序，7。结 语通过抛弃存在论区分的运思路径并对自然概念重新作出有机论阐明，约纳斯不仅保留了海德格尔意义上自然概念自我生成与自身回返的根本特征，更恢复了属于这种自我维持的生存本身的目的和价值。由此，自然不再陷入与价值的对立，它恰是一个有待完好保存的目的整体，一种切身而持续的善的呼唤。正如沃林(R. Wolin)所言，面对急剧扩张的技术能力对这种自然生命的威胁，必须要求一种更强力的道德责任，因此约纳斯要为我们伦理视域的存在论拓展作出辩护，他“跟随着晚期海德格尔，依据存在论重构了伦理学: 伦理学必须根据存在本身的特性而非依照什么是人类特有的来重新思考”〔16〕10－11。在这一点上，约纳斯的哲学贡献使得自然自身的特性较之海德格尔更为清晰和规范。存在之呼声不再晦暗不明，它自身的证言“不仅告知我们它是什么，而且告知我们亏欠了它什么”〔17〕101，它就是自然的呼声、责任的呼声、善的呼声。赫斯勒(V. Hosle) 据此评论，“在德国哲学史上约纳斯的独特地位在于这个事实，即，他知道如何让海德格尔对世界哲学的挑战变得丰富，并同时摆脱海德格尔思想致使哲学进入的死胡同”〔18〕22。就技术观而言，约纳斯摆脱了海氏思想可能再次诱发的虚无主义危险，他不光论证了“一切生命的存在都是通过它的生存来证明其价值”，更启示我们“人在技术上怎样危害了生存，人就有义务来怎样保护生存”〔15〕138。由此，技术的良性使用必须源出对责任的把握与承担——这一责任植根于有机自然恒久的内在善——能做到这一点，就无需人人都去成为画家、诗人或农民。〇 参考文献〔1〕［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M］．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2〕［德］海德格尔．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3〕［德］海德格尔．尼采(上卷) ［M］．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6．〔5〕［德］海德格尔．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M］．孙周兴，张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6〕Feenberg A. The ontic and the ontological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esponse to Thomson［J］.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0, 43 (4) : 445－450．〔7〕Jonas H.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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