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研究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或者学问，历史上被归于文科，所谓的数理化，文史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研究要科学化。那么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历史本身应该也是可以科学化的。因为，哲学有其历史，有许多哲学家就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哲学史不过是广义的人类史的一个部分。同样，科学的物理，数学，等都是有其历史的，即物理史，数学史，化学史，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哲学，历史的定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描述历史的定理和描述物理的定理一样，都可以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另一方面，就已有的数学方程，可以应用于历史定理。比如，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重演的。那么我的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有其相似之处。这样的例子随便举就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中国有许多统一的王朝。其实从中国的文明史开始，即黄帝时代甚至炎帝时代就是一个开端。从《史记》我们知道，黄帝，五帝时代，夏，商，周。都是统一的王朝。分裂割据的时代，主要就是西周时的春秋，战国。汉末的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国，清末的民国。上述的统一和割据时代，就是一种中国历史上的相似性。我国统一的王朝还有，秦，两汉，两晋，唐宋元明清，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对于历史的研究，本文只想谈一点，就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变迁的过程。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妨断章取义。就从封建主义的被挑战来说。本文认为，最早可以认为从英国开始的民主化的运动，英国的克伦威尔杀了英王查理一世。是西方的封建势力向民主共和转化的一个标志事件。这股民主的运动，然后从英国到法国，即法国大革命，将法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砍头。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典籍，却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西部欧洲的民主运动，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政府。而社会主义思想却从西方向东方传播，并且从西方到东方达到了高潮。我们先撇开美洲不谈，因为那里的国家不过都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欧洲的最西方，英国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是半总统半共和制，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很明显，社会主义是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增强的。英国有残留的封建君主的部分，到法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更浓，但是到东欧资本主义就减弱了，社会主义性质加强了，到俄罗斯则更强，然后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我们中国。所以很明显这其中有一个强度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有一个梯度。而且资本主义有一个反梯度。梯度是微积分中的一个常见的概念。所以有理由相信许多微分方程在解释经济问题会有很确切的应用。如果再考虑美国的政体，如果她的政体是最强的资本主义，那么从英国政体到美国的政体也应该有一个梯度，但是这个梯度不是反梯度，她更象一个逆梯度。所以我认为量子力学，在解释这个历史问题，和类似的经济问题，当是有益的。

历史研究的价值，是通过过往的经验，认识人类行为与文明的关系，使得人类更加理性看待自己与文明关系，从而让行为更有现实价值和时空意义。简言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行为与文明的关系。比如法律、事件、思想、技术、创新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现实理性，也就是当时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普遍意义，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其实，人类行为的两个取向，就是现世价值和普世价值。很多人类行为，都是在当时积极意义大于消解意义，随着社会发展，消极意义更突显。从而，推动变革。人类行为都具有时空的局限性，同时拥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不绝对是历史家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行为中的一部分会随着历史演进失效，某一部分会流传下来，并在新的环境中大放异彩。（大宪章）以上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其基础则是历史真实。历史写作则重在真实和考证，否则，研究毫无意义。历史的写作和研究，始终在真实确证和关系想象间徘徊，历史是关于真实和想象的艺术，以此促进人类文明。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图书评介】张海鹏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著述颇丰，尤其在宏观的理论方法方面卓有建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推出的《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捧读之后，笔者深感这部书收集的论文篇篇都是精华，可谓是张海鹏先生的真正代表作，其辨析问题方法也能使人多所受益。张海鹏研究领域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甲午战争史、义和团运动史到辛亥革命史，再从国共内战史、抗日战争史到解放战争史的各个时段，都有重要论文。一般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大多有自己深耕的一个具体学术领域，时段上有的限于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段，有的专注于后半段，像张海鹏这样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各个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尤其能在诸多时段中提出新见、且言之成理实属不易。令笔者受益最多的是本书“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探究”一组论文，诸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关于近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关于用唯物史观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思考》等，涉及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等诸多历史理论问题。张海鹏历来关注社会热点思潮和问题，不仅勇于从历史的角度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善于解疑释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张海鹏是积极参与者之一。针对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二者同时并存的观点，他不否认“沉沦”中有“上升”，“上升”中有“沉沦”的因素，但认为两者并非同时并存，而是中国社会先“沉沦”到“谷底”，而后开始“上升”。他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第367页）这种观点也从本书中两组论文的标题中体现出来：“世变之亟：近代中国之沉沦”“凤凰涅槃：近代中国的上升之路”。张海鹏的文章观点明确，要言不烦，往往在重大的问题上独辟蹊径，提出新见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他在自述中这样说：“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在他看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运用在历史研究中，就是尊重基本史实。“重要的是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他强调，扎实的基础研究乃是史学理论提升的前提。“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第440页）。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同研究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遂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有学者尝试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与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的人主张用“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张海鹏对此进行了辩证思考，主张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中国近代史。“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紧迫性，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的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的一面”（第389页）。张海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非常重视国内外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他认为：“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第439页）在他看来，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矛盾，并且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进行。“中国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广泛吸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第439页）。（作者：王宏斌，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