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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稿|《开发性金融研究》|史育龙: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认识演进、战略优化与实施对策陈抟

特约稿|《开发性金融研究》|史育龙: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认识演进、战略优化与实施对策

作者 | 史育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文章 | 《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年第3期摘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探索实践,立足现阶段国内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区域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城乡视角的分析和战略谋划具有全局和长远价值,也是支撑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城镇化大趋势,以区域主体功能为基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城乡融合发展方式协同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提高区域开放水平,强化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支持保障,丰富完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关键词:区域战略;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主体功能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以人为本理念确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学术界和决策层对于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拓展深化,具备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和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提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确定了以优势互补为行动指南、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取向的新时代区域发展基本方略,是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出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性安排。从总结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思路演进轨迹出发,立足现阶段国内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深刻理解这一战略安排形成的基础,紧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主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提出落实这一战略安排的重要举措,促进早日形成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一、从缩小差距到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演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进步。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改革创新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沿海地区一马当先快速发展,广大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著扩大。之后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高速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通达范围不断拓展,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不断显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不断深入,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显著增加,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不再简单追求各地区达到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共识。(一) 以沿海与内地分异为基础形成三大地带基本格局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并逐步演化成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经济格局和分析框架。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专门分析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强调重点在内地发展工业的同时,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之后带动帮助内地更好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这既是对过去十年发挥沿海区位优势,设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等开放“窗口”,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沿海率先发展的实践总结,也是对第二个十年的战略部署,由此确立了东部沿海在20世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地位,也为此后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推出海南设省建特区、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举措,从而推动形成一轮沿海地区大发展浪潮奠定了基础。沿海与内地的“二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框架,随着开放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完善,同处内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显现出差异,基于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析框架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虽然“九五”计划《纲要》曾经从区域经济联系的视角,按照组织经济区划的思路,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布局规划了七个经济区域,并在之后分别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但囿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发育水平,这一构想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到了“十五”计划,还是回到了三大地带的分析框架。(二) 基于任务目标确定的四大板块战略框架虽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各地区都有不错的经济增长表现,但伴随着沿海地区的持续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对于区域差距的关注与日俱增。世纪之交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践行第二个“大局”的发轫之作。到200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并在此后持续快于东部,改变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领跑全国的格局,对于缩小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201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7.9%提高到2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9%提高到75.4%。此后,在东北地区转型乏力、中部地区面临“塌陷”的情况下,党中央于2003年和2006年相继做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正式成型。(三) 从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到致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区都在“全国一盘棋”框架下非自主地承担不同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后,各地区确定发展目标和路径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大。受区位条件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和内陆中西部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区域差距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当时不少分析都采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作为依据,但在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也就是“第一个大局”尚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沿着这个思路很难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虽然仍着眼于通过缓解差距扩大趋势进而缩小差距,但思路上已经有了从一味强调缩小差距到促进协调发展的认识飞跃。(四) 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区域协调的重要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逐渐成型。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与“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并列,明确了“十一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取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由以人均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区域差距,转向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新一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三大具体目标就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从早期单纯讨论人均经济指标差距,到之后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再到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越来越清晰地聚焦于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实现了指标与目标的统一。(五) 城镇化带动城乡关系重塑成为促进区域协调的有效举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发展差距,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城市无不拥有显著的优势。城乡差距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越是发展滞后的省份,城乡差距越大。以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江苏和最低的甘肃为例(表1),2019年两省人均生产总值差距达3.75倍,但省会城市之间差距只有2.19倍,从人均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差距看,两省农村板块的差距也显著大于城市板块。表1 2019年江苏省与甘肃省人均经济指标对比数据来源:《2019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9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板块在整个区域的人口和经济产出份额不断提升,既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进程,也体现了区域经济关系的不断调整优势,基于此,城镇化成为解决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且有效解决方案。但早期制订的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比较重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特色产业和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虽然间接起到了促进城镇化的作用,但没有把通过城镇化调整城乡关系进而促进区域发展放在重要的全局地位,直到2006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基于中部6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城镇化才进入重点任务之列。(六)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对区域协调发展,可以从衡量指标、基础要素、目标取向、实现途径等多个角度理解阐释,其核心内涵是构成国家发展体系的各个区域子系统,在自身得到比较充分发展基础上,相互之间建立共赢的合作支持关系并持续改进。各个区域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前提是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比较优势,能够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得到发挥,这是区域主体功能思想的由来,也是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地方为追求高增长速度,大规模发展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也严重损害了区域协调发展。为鼓励地方依据比较优势差异化选择发展路径,通过为不同地区确定主体功能进而引导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成为水到渠成的政策选择。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区域主体功能的概念,要求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强调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作用、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差距缩小的目标导向,以及以不同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作为实现途径,系统刻画了全国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特征。2007年,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同志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暨区域合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从控制地区人均GDP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有效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四个维度理解区域协调发展,系统阐释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对此后深化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七)人与自然关系是衡量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随意过度开发各类资源,带来日益严重的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湿地萎缩、河湖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和水土流失,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等严重问题。即使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国土开发强度过高、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以及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失衡等问题。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北方冬季重污染雾霾天气、湘江流域土壤重金属超标、云南滇池水质严重恶化等环境问题,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把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相适应,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基于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立足发挥本地特色和比较优势,扬长避短,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是在竞争中致胜的法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八)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协同发挥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配置资源遵从的效率原则,难以为缺少竞争力的劣势地区创造发展机遇,必须通过政府支持才能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在各地区间建立协调的区际经济关系。但政府支持性干预常常会带来投入低效和边际效益递减问题。为此,必须协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一方面为保障困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支持,为困难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营造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努力在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间建立基于市场规则的“双赢”合作机制,以及互助帮扶机制,探索利益补偿机制等,为发达地区与困难地区之间建立有的生命力经济联系创造条件。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央政府推动下开展的发达地区对困难地区的支援帮扶,在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实行的对口帮扶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等行动,以及近年来广东在省内建立的具有帮扶性质的合作试验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也为区域间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合作拓展了空间。市场机制如何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有效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大命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前提,为此,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把推进要素自由流动放在更加优先重要位置。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把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列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资源环境可持续之前,作为“十三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遵循,体现了对市场机制作用的高度重视,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任务。二、现阶段城乡区域发展格局新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深化细化,基础设施覆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镇化依然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但迫切需要提高质量,要素成本快速提升但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日臻完备,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但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南北分化态势日益固化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承担着全国经济增长的“领跑者”角色。2002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浪潮,资源型比重较高的北方地区增长加速,所占份额也不断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从2013年开始,南方省份的总体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北方,传统的东中西分异变成了南北分化,这一趋势持续至今并且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增长速度“南快北慢”和总量份额“南升北降”的分化格局。按年度计算,南北方的增速差距由2013年的0.4个百分点扩大到2018年的1.0个百分点。2019年南方16省份经济占全国比重已经达到64.2%,比2018年提高2.7个百分点,为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出现南强北弱分化差异的同时,在四大板块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各省内部市域之间也出现了日益显著的分化现象。(二) 基于区域特点和突出问题确定的发展战略成效显现十八大以来,根据国内区域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中央陆续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紧紧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问题,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现实急需、符合目标导向的重点领域先行发力,以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等重大工程为重点,努力探索以世界级城市群为基础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表明协同合作已经成为三地的自觉行动,并且逐步深入到操作层面,直接接受北京辐射带动的廊坊“北三县”加快融入北京的同城化步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后,沿江省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干线港口铁水联运设施联通项目全面开工。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的体制框架基础上,致力于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取得突破。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携手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推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获准在横琴设立的粤澳深度合作区,将建立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体制机制,探索在民商事法律适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十九大之后,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核经济圈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这些区域战略相互配合,成为新时代完善中国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支撑。(三) 共建“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内陆地区的开放水平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不断走向深入,深刻改变了我国的开放格局,远离国际市场的西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合作的前沿。与此同时,在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和新一代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下,内陆中心城市相对沿海地区的区位劣势也在发生改变。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陆城市正在迅速崛起。郑州作为一个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内陆城市,不断强化陆路交通枢纽优势,率先建成目前全国唯一的“米”字形高铁枢纽,同时依托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战略平台,积极拓展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形成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一体联运的物流集疏优势,打通了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显著提升了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重庆首创的渝新欧班列现已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100多个城市的中欧班列。成都、重庆开行的中欧班列是目前国内运输货值最大、辐射范围最广、产业带动最强的两大中欧班列。2019年,成渝两地中欧班列开行量均已超过1500列;截至2019年底,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占全国比重已超过40%。成渝两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陆开放高地。(四) 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进程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早在1986年制订的“七五”计划《纲要》就有“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题的专门章节安排,并在全国范围启动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决定。1996年,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13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2010年启动对口援青和新一轮对口援疆,2014年,国务院出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四川云南甘肃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案》。到2019年,中央国家机关和19个省市8.75万人次参与援疆,投入各类援疆资金累计近1200亿元,实施产业合作项目超过1.2万个,为新疆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此外,中央财政也逐步加大对其他特殊困难地区的支持。2009-2011年,国家设立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专项资金,分三批支持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并制订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川陕等5个重点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老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10年起连续8年增速全省倒数第一的延安,自2018年起进入前列,增速超过全省水平。2015年11月,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决策,到2019年,贫困县数量从832个减少到52个,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0.6%。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确定对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缺乏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9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据新华社2020年3月4日消息,目前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930万农村贫困人口搬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大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贵州等省份确定了以城镇集中安置为主的模式,全省188万搬迁人口中有147.24万在县城安置,占搬迁总人口的78.3%。与城镇化相结合搬迁模式,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的城镇化,显著优化了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五)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不断显现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判断,之后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步伐加快密不可分。201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要创新完善、探索推进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深圳提出“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的“内优外联”战略,向东连接广东沿海经济带东翼及东南沿海地区,向西连接沿海经济带西翼及西南地区,向南连接港澳,向北连接粤北生态发展区及中南地区,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当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动机”和“动力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地理中心的南京,是江苏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南北狭长、空间有限,针对江南江北、老城新城、主城郊区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空间重构、生态崇组、优势重塑,务实推进宁镇扬同城化发展,启动共建宁淮特别合作区,以及宁滁(州)、宁马(马鞍山)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牵头推动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共建长三角科创圈。到2017年,19个规划建设的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73.3%,经济比重达到88.0%,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5个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占全国比重达到39.2%和54.7%。2018年广东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特别是深圳作为特大城市新增落户50多万人。江苏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地处西部的贵州、陕西是过去10年城镇化率提高幅度最大的两个省级单元,2008-2018年间,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8.4和16.0个百分点,同期两省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由4.20倍、4.10倍,下降到3.25倍和2.97倍,下降幅度位居全国前列。成渝城市群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转为流入地区,2010-2017年间常住人口增加444.5万人,占同期西部12省区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27.3%,显示出强劲的集聚吸引力。(六) 城乡融合发展正在塑造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迅速发展,虽然乡村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但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在乡村人口继续保持一定规模进入城市的同时,一些已经进城的农业转移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城乡之间人口对流互动明显增多,乡村地区的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城市资本也积极寻求在乡村的投资机会,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也将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2018年以来,国家在341个地区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据初步统计,到2019年中,试点地区返乡创业人员已有近200万,带动就业人数超过700万。在试点地区带动下,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800万,带动的就业人数达到3000万左右,形成了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的“集合效应”,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转移,推动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进程。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是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合理配置,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约。在中央多次推出大力度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完整意义的城市居民,还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特别是在一些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水平较高的特大超大城市尤其突出。由于市场配置城乡土地要素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更没有成为决定性力量,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难以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同区域农民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异巨大。与此同时,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地区面临不少障碍,乡村地区资金投入不足与进入困难并存,成为制约乡村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2019年5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强调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影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5个方面提出了29项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意见。2019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部委联合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决定在浙江嘉(兴)湖(州)片区等11个区域开展城乡融合发展试验,要求到2022—2025年,试验区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基本建立,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的目标,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七)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从“十一五”时期起步的主体功能区思想,基本出发点就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环境对人口经济的承载能力,以及对于不同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应性,从而力求所有区域的开发建设活动都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出现了生态破坏严重、灾害频发和生态压力巨大等问题,这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要求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首次将生态环境修复置于区域战略的核心位置。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南北呼应,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探索。近年来,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起点,按照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的要求,建立了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下的统一规划体系,在空间规划中强化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的划定,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青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八)促进区域协调的机制日渐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机制支撑保障。2015-2016年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党十九大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合作、优化区域互助、区际利益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政策调控和区域发展保障等8个方面20多项机制和政策,其中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等机制已经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在近年来各地的探索实践中,跨行政区的经济合作和区际利益补偿是进展显著突出的两个领域。上世纪80年代,随着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权不断加大,在中央有关部门推动下,在交通干线、大江大河流域和省际交界地区等积极探索开展经济合作,出现了环渤海经济合作区、中南经济技术协作区、黄河经济协作区和淮海经济协作区以及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等,还设立了上海经济区协作办公室等官方工作机构。2011年,国务院批准在江苏连云港设立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探索新时期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创新统筹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2014年,国务院批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支持山西、陕西、河南在三省交界地带的运城市、临汾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探索新形势下的区域合作之路。新安江流域的安徽浙江两省自2012年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经过两轮探索,试点以来新安江上游每年向千岛湖输送60多亿立方米干净水,新安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246.5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达到64.5亿元。上游的安徽黄山市关停淘汰污染企业170多家,整体搬迁工业企业90多家,拒绝污染项目180多个,但2018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506亿元,增长12.4%,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广西广东九洲江、福建广东汀江-韩江、江西广东东江、广西广东西江流域多个流域已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三、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对策建议推动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关键在于加快塑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确定的方向,紧紧抓住放松对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束缚,通过释放发展活力增强对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强化对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边境地区的保障支撑,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为重点,营造各地区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构建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一)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精准落实区域发展战略针对各区域板块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多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为相关地区明确了发展方向。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城乡区域经济新格局,首先要使区域战略精准落地,在现有主要在省级层面制定的区域战略基础上,研究在地市层面精准确定空间范围,提高空间划分与战略取向的匹配度。如湖南、江西等省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湘南赣南的衡阳、郴州和赣州等地市的区位优势不在长江,而在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为此,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其首选的战略方向。其次,要聚焦区域战略的主题和主要目标,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每个区域战略都有其核心要义,这是区域战略的特质,也是扎实推进实施的关键。京津冀协同战略要紧紧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此带动三地协同发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要围绕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做文章,提升长三角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和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的关键和难点都在坚守“一国”之本与善用“两制”之利的对立统一,聚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第三,要高度重视区域战略中的空间布局,尊重客观规律,服务战略要求,合理安排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和生态空间布局,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把握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关系,实现整体效率效益最大化。(二)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协调的基本动力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4%,二者差距由2012年17.3个百分点减小到16.2个百分点,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的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的目标仍需付出努力。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顺应城镇化大趋势,聚焦吸纳集聚人口多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等重点区域、落户意愿强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重点人群、短板突出的公共服务和支撑发展新动能的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完善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地钱挂钩”政策,健全主要依据城市规模配置公共资源的机制,着力解决流入地政府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对进城落户“两个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地区稳定集中,加快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提高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释放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世界不少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乡村地区的凋敝和衰落,直到今天不少发达国家的农村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依然存在留不住年轻人的问题,可以说如何保持乡村地区的发展活力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现代化难题。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80%甚至更高水平,仍会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如何有效因此乡村振兴还是关乎这几亿人同步进入现代化的重大问题。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提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促共生”的重要判断,深刻回答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除了落实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一要按照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以产业兴旺保持乡村活力。二要注重发挥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城镇化载体作用,合理确定面向现代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高效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三要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城市人才和工商资本加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则,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做出贡献,实现城乡两类空间才有可能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三)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作为重要支撑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依次扩大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区,发挥好这些优势地区的重要支撑作用,首先要强化土地、水、能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保障水平,优先建设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优势地区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心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高端要素,通过高密度高强度的要素互动提升创新能力和增长效率,从而确保竞争力。都市圈发展主要依靠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之间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在周边形成一个支持中心城市高端化发展的产业空间,并为中心城市提供必要的生态服务空间,在有效降低产业经济成本的同时,与中心城市形成生命共同体。城市群是在优势地区形成的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的多中心人口经济蔓延空间,在高速公路、地铁轻轨和高铁等现代交通设施支撑下,多个相邻都市圈在要素频繁交流互动基础上形成大规模产业集群和高效率产业链,成为引领发展的中心。(四)以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的能力城乡融合发展要着重解决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这也是充分释放中心城市对乡村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前提。对于人口流动和户籍而言,首要问题是需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落实1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以及居住证的长期功能等。目前城市人才返乡入乡的政策通道已经建立,也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机制,从长远来看,实现人才和劳动力双向流动,需要探索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户籍脱钩的制度。对土地要素而言,要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尽快制订闲置宅基地和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操作程序,为转变性质后直接入市扫清障碍,也要支持地方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机构,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价格评估等服务。(五)以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支持保障在保障优势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发挥引领全国发展核心动力源、进而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对于保证粮食主产区、重要生态功能区、边疆地区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要建立支持发展的制度化长效机制。研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以及反映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指标,建立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和提供服务的机制。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分别根据各省级单元与各县级单元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以转移支付和项目布局为主要方式,分别建立中央和省级的支持机制。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研究建立覆盖城乡、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反贫困长效机制。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等困难地区,以支持接续产业发展、劳动力转岗培训为重点,夯实城市可持续发展基础。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等重要保护地,在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以妥善安置和保障管控范围内人口的生计出路为重点,建立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支持机制。对于流域上下游、粮食产销区、公益性生态功能区等,建立奖补结合的支持机制。(六)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为基础健全考评指标体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应性评价为基础,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区域主体功能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对于区域发展的绩效评价,也要坚持主体功能的基础地位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指向,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基础设施普遍通达程度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避免忽视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出现“唯GDP增长”导致区域发展扭曲的后果。为更好发挥区域主体功能的基础性导向作用,建议在现有以县级行政单元基础上划分主体功能区基础上,探索把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落到乡镇一级,通过主体功能精准落地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同时通过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等指标对区域开发秩序的管控作用。参考文献:[1]许宪春等,中国平衡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2]涂建军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经济地理》2019年第3期。[3] 中共安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加快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求是》2019年23期。[4] 黄凯南等,聚焦中国县域居民发展程度:三个核心问题亟须关注,《光明日报》2019年5月31日。[5] 孙志燕,美国区域发展新战略变化趋势及其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9月1日。[6]杜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23期。[7]史育龙,西部大开发要致力于调整城乡关系,《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8]张文义,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应重视西部不发达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财会研究》1997年第2期。New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standing evolution, strategy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ctionsShi YulongAbstract: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actice,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o support China mov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The analysis from urban and rural perspectives highlights the need to respect the objective law,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work on the layout of main functional divisions, adhere to the idea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way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release of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 flow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ction is the key issue for all actions to reach the goal, which include improve openness an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areas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and enrich and improv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different regions.Key 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Main function area《开发性金融研究》邮箱:kfxjr@cdb.cn编辑部电话:010-88303733

恐色症

《开发性金融研究》|刘伟,苏剑:疫情与国际形势变动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风险和政策——2021年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

文章来源:《开发性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 (期刊邮箱:kfxjr@cdb.cn)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课题号: 18JZD029)” 阶段性成果。课题成员还包括邵宇佳、蔡含篇、纪尧、康健、李俐、翟乃森、周圆。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摘要: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延续下行趋势,GDP增速再创新低。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风险、中美贸易谈判、汇率波动、重要国际组织变动等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展望2021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延续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及货币危机、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等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点。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确保就业稳定将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基于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是采取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统一战略基点(以扩大内需为主体)和战略方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关键词:2021年经济展望;经济安全;自然走势;政策目标;宏观调控随着中国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有效控制,经济复苏有序推进,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规划所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2020年各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呈现“V”型反弹趋势,尽管预计全年GDP增速将实现超预期增长,但仍将大幅低于往年。展望2021年,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将迎来触底反弹,经济增速预计上涨至8.5%左右。在未来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国内外诸多风险和挑战,从影响因素来看:全球经济增长走弱、国内外疫情反复、地缘政治风险、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扩大、单边孤立主义崛起等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风险点来看:房地产价格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及货币危机、国际金融传导和外资撤离等潜在风险点正日益成为未来掣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该如何走?应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本文将对此进行解读和分析。一、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先降后升、稳步复苏的特点。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年内累计增速首次转正。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预计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将接近潜在水平,达到6%左右,全年增速达到2.3%,比世界经济增速高6.7个百分点(预计全球2020年为-4.4%),实现强劲反弹,并且在反弹中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而为2021年“十四五”起步和宏观政策常态化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经济条件。(一)供给端2020年1-10月份,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先降后升,实现了由负转正的过程,1-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2%,累计增速在8月转正后继续加快。从三大部门来看,处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随复工复产的推进稳定上升,为整体工业增加值起推动作用。工业增长基本回归常态,服务业持续恢复,生产者预期不断改善,从细分行业看,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自第三季度起增速已回到甚至超过2019年水平。在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外贸进出口逐季回稳,与疫情和防疫相关物资出口保持增长,在需求的拉动下制造业恢复速度较其他行业较快,且增速稳定上升。此外,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实现了较快增长,新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二)需求端消费方面,2020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低于2019年同期14个百分点,整体呈现出降幅持续收窄的趋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消费在初期表现出断崖式下跌,但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消费需求日益回升,消费增速也就缓慢恢复。从消费结构来看,汽车消费的快速上涨成为推动疫情后期消费增速回升的主要因素,这主要是源于汽车下乡、税费减免等促销政策的刺激,具体表现在今年一季度之后汽车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扭转了近些年持续下滑的态势。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7.2%,对比2019年消费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57.8%,2020年前三季度消费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357.1%。投资方面,2020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低于2019年同期3.4个百分点,增速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且在9月份实现了由负转正的过程。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投资在初期同样表现出断崖式下跌,而后期在生产和生活逐步恢复的条件下,投资增速开始逐渐回升。从投资结构来看,由于受2020年全球粮食减产以及非洲猪瘟影响,第一产业投资增速却逆势大幅上涨,但通常作为托底经济的基建投资增速相对较低,并未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韧性十足,固定资产投资逆势高速增长,一些高频数据较为突出,10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长60.5%,集装箱指数、运价指数等出现大幅上扬,预示复苏态势持续加速。进出口方面,2020年1-10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2.5%,高于2019年同期0.61个百分点,进口累计同比下降2.3%,降幅较2019年同期收窄2.54个百分点。尽管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但随着防控措施付诸实施,中国整体外贸进出口逐季回稳,累计增速由负转正。其中,出口方面主要受与疫情和防疫相关物资出口增长的推动,进口方面主要受大宗商品与农产品进口增速提高的拉动。外贸、外资超预期增长,累计同比增速双双由负转正,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后,出口和外资均出现两位数增长。此外,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保持增长,东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三)价格和就业2020年1-10月份,CPI累计同比增长3%,高于2019年同期0.4个百分点,整体增速表现下降趋势;PPI累计同比下降2%,低于2019年同期1.8个百分点,整体降幅表现先扩大后收窄趋势。其中新冠疫情的影响是造成今年年初CPI大幅上涨的根本原因,之后随着非洲猪瘟得到控制、生猪生产逐渐恢复,供给增加推动猪肉价格下跌,CPI由此逐月下滑;而PPI一方面受供需恢复速度不匹配引致的工业品需求弱于供给,另一方面受生产成本上涨的推动,共同造成PPI降幅先扩大后收窄的趋势。随着经济稳步恢复和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干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到10月份已由6%以上,降至5.3%,前10个月累计新增就业1,000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居民名义和实际可支配收入均实现增长,前三季度实际同比增长0.6%,年内首次转正。(四)货币金融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明显提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流量增速显著高于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2020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26万亿元,同比多增2.63万亿元。从总量上来看,新增信贷平稳增长;从结构上来看,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明显,企业经营活力和信心不断增强,实体经济从债券、股票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大幅增加。此外,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逐步得到控制,居民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平稳增长,企业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持续回升。M2方面,2020年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4.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92万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5.8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1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上半年整体货币总量持续宽松,但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常化,同时财政投放力度持续加大。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总体稳定,不仅没有出现下滑,反而出现了逆势上扬态势。在社会融资规模方面,9月份存量同比增长13.5%,较去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社会融资流量达到29.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9万亿,增长43.7%,比2019年总规模高出15.8%,表明信用扩张,速度提升。二、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一)国际经济形势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预计将有三种国际经济因素重点影响中国经济,分别是国际疫情控制因素、主要经济伙伴前景以及全球的货币、财政政策实施因素。这三种因素将对中国的出口外贸需求、汇率稳定以及人民币资产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疫情控制方面,虽然国际疫情未来可能存在反复,但其对国际经济基本面的边际影响已经不如初次爆发时那么强烈,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处于复苏通道。在主要经济伙伴方面,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除中国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外贸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受到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在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方面,史无前例的全球宽松基调叠加高财政赤字率、高债务率对财政政策的约束共同推升人民币汇率上涨。(二)地缘政治风险2021年地缘政治风险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首先是中印关系在2020年突发变故,印度方面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措施,包括扩大贸易壁垒、加大投资限制、抵制应用程度等,这都将对中国的经贸造成影响。其次是中东局势再次发生转变,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将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以及能源安全方面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表现在中国能源供应收到威胁,提升了进口石油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投资项目遭到袭击,财产将会遭受损失。(三)中美关系中国自加入WTO之后,不断融入全球供应链,中美经济通过贸易与投资挂钩,关系不断加深。从2018年3月开始,中美贸易战爆发,最终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以来,中美摩擦从贸易向投资、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升级,加之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关税仍未全部取消,由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执行情况、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中美在其他方面的分歧也存在较大变数,这些将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走势。(四)汇率波动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状况和中美摩擦预期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总体呈现先下行后震荡上涨的趋势,波动程度较大。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下,还可能给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尤其是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政策前提下,国家正面临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的考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动力,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不稳定冲击。(五)重要国际组织变动多边贸易组织的变动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深刻反映了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下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初衷正受到威胁,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自由贸易政策可能陷入无序恶性竞争境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如何适应全球贸易的新变化,如何在现有的全球贸易体制中提升中国的贸易话语权,将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三、2021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1.消费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将上涨。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基数效应。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消费增速较低,对2021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价格因素。预计2021年影响居民日常消费的商品零售价格增速大概率上调,这将对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上涨起到拉升作用。第三,政策推动因素。“双循环”概念的提出将进一步发挥内需潜力,利好国内消费。第四,收入因素。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增长3.9%,实际增长0.6%(农村居民分别为5.8%和1.6%,城市居民分别为2.8%和-0.3%),消费潜力有望滞后释放。压低因素方面:第一,经济下行。就业预期的不稳定和居民真实收入的减少共同抑制消费。第二,人口因素。随着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的来临,消费群体规模收缩,制约消费增长。第三,随着网络消费的发展,网络消费的常规化、规模化使得网络消费额的增速渐进峰值,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第四,居民消费行为模式出现“保守化”倾向。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3.5%,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疫情以来,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急剧下滑到45.9%的最低点,虽后有回升,但到三季度末仍在50%以下,较上年低4.2个百分点。2.投资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上涨。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基数效应。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对2021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调结构的继续推进和新基建政策的落实。调结构的政策将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而新基建政策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体投资的增长。压低因素方面:第一,房地产投资增速存在下行的风险,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不具备继续大幅上涨的基础,自然走势下,202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应该有所下行。第二,国际经济形势趋弱及不确定性增加。3.进出口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进出口增速都将逐步上涨。出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外需稳步恢复;第二,全球各地区疫情形势显著不同,短期内与防疫物品相关的纺织商品、医疗器械以及医药产品出口增速仍较快;第三,稳外贸政策从财税金融、贸易新业态等方面对出口企业给予支持,政策效力将逐步显现;第四,低基数效应。从压低因素看,第一,疫情影响犹在,全球经济恢复仍需时间,国际贸易整体需求萎缩;第二,中美贸易方面的不确定性。尽管“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签署并付诸实施,但关税仍未全部取消,中美关系变数颇多,不确定性仍在。进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对进口产生明显影响;第二,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推进,内需逐步恢复,利好进口;第三,低基数效应。从压低因素看,第一,国外疫情仍在蔓延,对全球供给能力形成了制约;第二,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不确定性提高,对进口增速形成扰动。结合进出口两方面来看,2021年贸易顺差将有所收窄。(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受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土地价格下跌等影响,预计2021年总供给自然增速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扩张。但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问题加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的反复出现将对2021年的总供给自然增速造成一定程度的抑制。1.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扰动,预计2021年原油需求难以复苏至疫情前水平,由此导致原油价格将维持低位。此外,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承诺大规模进口美国能源产品,同时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都将压低国内能源价格。石油价格的下跌一定程度减少了企业生产成本,故而对2021年总供给自然走势形成拉升作用。2.减税降费持续推行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和个人的纾困恢复。2020年9月,中国税务总局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表示政府将致力于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由此预计2021年中国将继续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并进行便利化改革,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利率市场化改革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在逆周期调节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推动了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从而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21年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滴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持续推进,进而拉动总供给的自然走势。4.土地价格下跌受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2020年全年土地租金维持低位。我们认为,随着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暂时或永久退出经营,2021年低土地需求将为剩余企业制造有利用地条件,2021年土地使用成本将总体维持低位,有利于扩张经济总供给。5.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老龄化加剧将长期导致工资成本上涨。数据显示,2018年的劳动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71.2%。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人口占比将继续下降。因此,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低龄劳动力参与率逐渐下降以及劳动力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等问题。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抑制总供给的自然增速。6.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已上升为全方位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2020年以来,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原定于8月15日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被推迟,由于疫情原因,贸易谈判或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但具体的日期暂未确定,而由于中美两国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仍存在,也让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充满不确性。这些不确定性对总供给自然增速形成了制约。7. 新冠疫情的反复从当前的疫情形势来看,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渐上市以及对疫情的深入了解,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的风险的确在下降,由此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也在随之递减,但不利影响仍然存在,全球经济仍处于恢复的进程中,中国的总供给自然增速也一定程度受到抑制作用。(三)总结: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21年的中国经济将延续供需“双收缩”的局面。供给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土地价格下跌;紧缩性因素主要是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问题加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的反复出现。综合来看,总供给应该是略有收缩的。需求方面,经济下行,居民和政府收入下滑导致消费和投资增速下滑,同时全球经济尚未恢复正常,出口增速也不乐观。综合来看,总需求大概率收缩。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结合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我们判断,自然走势下的2021年GDP增速可能为5.7%左右。我们认为,供给收缩幅度会小于需求收缩幅度,预计2021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20年有所下降,约为1.4%。总体走势前低后高,2021年通胀整体无忧。四、2021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点(一)房地产危机风险目前针对房地产企业出台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引致房地产业甚至整体宏观经济的波动,由此构成房地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2020年,中资房地产企业未受限货币资金与短期债务之比的中值为1,这一数据表明目前房企资金储备刚够覆盖短债,该比值创下2015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其中,8家中资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不足以覆盖一半的短期债务,家数为四年来最多,预示房地产企业目前现金流风险较高。此外,尽管在“十四五”规划中未明确提及房地产税,但房地产税会否在2021年加速出台,是全国性铺开还是增加试点,都值得进一步观察。如果房地产税在2021年加速出台,势必将压制购房需求,对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造成进一步影响。(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面对2020年爆发的疫情,财政政策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增加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在现有地方债风险还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从具体结构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主要不在于显性债务,而在于隐性债务,当前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隐性债务风险较大且由于信息不透明,可控性依然不足。此外,不同省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现分化,个别地区风险较高,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中部融资比较激进地区,债务负担较高。(三)汇率及货币危机风险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在经济基本面、中外利差、正常货币政策的支撑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强势持续升值,且已至6.60下方。但是考虑到人民币本次升值主要依托全球疫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率先恢复,随着未来疫苗研发进程的推进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升值趋势可能无法持续,人民币汇率波动由此加剧。虽然中国在疫情中恢复较快,但整体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仍不友好,未来国际局势中面临的压力大概率继续增大,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出现贬值。由于汇率的波动会致使进出口企业、中国金融市场受到直接影响,因此也会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风险。(四)国际金融风险传导2020年美国受疫情影响爆发流动性危机,尽管危机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救助下暂时缓解,但危机只是被推迟,美国经济金融脆弱性还未完全显现,一旦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疫情作为危机的导火索将冲击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导致全球经济萎缩,并将传导至中国,引发中国经济风险。与以上情形相反,如果美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注入的流动性会存在过剩的可能,这可能会引发包括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增速过快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快速收紧,引发经济增速降低、资产价格快速下跌,可能也会将风险传导至中国。五、2021年中国的宏观调控(一)宏观调控的目标2021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将继续处于恢复之中,预计下半年随着全球疫苗的普及经济形势会恢复正常。这意味着2021年从GDP的总量来看依然低于正常应有的状态,但2021年的经济增速会很高,我们预计能够达到8.5%,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基数太低,并不意味着经济恢复正常,更不意味着经济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因此,在宏观调控中,2021年不应被经济高增速迷惑。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逐步减弱,2021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速将高于2020年。但是本次新冠疫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中长期深远影响,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仍将面临挑战,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目标并未出现,而是以“六保”作为实施“六稳”的着力点,突出抓好稳就业和保民生工作,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合理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精准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鉴于2021年经济增速本身不成问题,也不很重要,我们建议2021年也不再设定经济增速目标,而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确保就业稳定。2021年CPI增速走势依然会很大程度上受牵制于食品价格的波动,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CPI增速目标为3.0%。受制于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2020年政府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提高到6%,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2020年下半年失业率稳定在5.7%,显示经济复苏状况好于预期。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的失业率目标为5.5%,综合考虑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恢复状况,2021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可以相应调整为5.5%,与往年水平保持一致。(二)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依据总供求模型和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观察,我们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应该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市场环境管理三大类。在三大政策中,市场环境管理是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以及存在于转轨经济中的市场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如果能够充分消除市场失灵,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只有当市场失灵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才有发挥作用的价值。2021年,面对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为供给、需求双扩张,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善市场环境。1.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需求扩张以财政政策为主,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抓手。货币政策应以稳健偏宽松开局,随着全球及中国经济的恢复,应该逐步转为中性,到年底可适当退出宽松政策。第一,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受国际疫情控制因素、主要经济伙伴的经济前景以及全球货币、财政政策实施因素,加之中美贸易脱钩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合理适度,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已不需要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尤其是不需要继续明显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并接近常态运行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应当逐渐回归到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状态。第二,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第三,加大稳外贸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双边或多边模式降低贸易壁垒,同时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供给扩张方面,应该继续以降成本为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降费政策应持续发力,继续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企业税费负担和企业融资成本。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并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倾斜,为相关企业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加大扶持力度。第二,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首先,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其次,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再次,培育人力资本;最后,鼓励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投入。第三,扩大对外开放,保证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及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同时,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并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3.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管理政策方面,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依法治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第一,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尤其在价格制定方面,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二,加强依法治国,制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监督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第三,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不要在短期内频繁地改变政策。第四,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即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第五,保障新冠疫苗充足供应,创造安全、平稳、有序的公共卫生环境。虽然中国在抗疫、经济复苏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是2021年,受全球疫情控制情况影响,中国疫情控制压力仍将维持在高位。六、总结与展望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2021年,世界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中都将处于恢复之中,伴随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将延续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随着经济复苏和政策衍生风险的累积,一些超常规的救助和纾困政策在2021年将逐渐淡出,如何选择政策退出的时点、退出的步幅、路径以及退出工具的组合,将成为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的重要问题,也将成为影响经济走势的核心因素之一。综合2021年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再考虑到低基数效应,我们预计2021年GDP同比增长8.5%左右,CPI同比增长2.0%左右,PPI同比增长1.8%左右。因此,我们建议,2021年的政策目标仍以促就业、防风险为主,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应是供给、需求双扩张,同时加强以改善、优化市场环境为目的的市场环境管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之年,“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参考文献:[1]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J].经济学动态, 2018(3):4-12.[2]苏剑.基于总供求模型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J].经济学家, 2017(7):27-37.[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0-12-19.China's MacroeconomicTrends, Risks and Policies under theChanges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Analysis and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y in 2021LIU Wei SU JianAbstract: In 2020, China's economic growthwill continue its downward tren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and GDP growth will reach a new low.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geopolitical risks, China-US trade negotiations,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and changes i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importantfactors affecting the future Chinese economy. Looking forward to2021, thenatural trend of China's economy will continue the "double contraction"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al estate crisis, local government debt, exchangerate and currency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isk transmission havebecome important risk point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the post-epidemic era, continuing to do a good job of "six stability andsix guarantees" and ensuring employment stability will be a potentialmacroeconomic policy control goal. Based on a macro-control syste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including market-orientedreforms, supply management, and demand manag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2021 is to adopt a policy of al expansion of supplyand demand, and strive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o improve the marketenvironment .Keywords:Economic Outlook for2020;Economic Security; Natural Trends; Policy Objectives; Macro-control

绿绒蒿

《开发性金融研究》|盛军,盛洁:当前银行业风险对金融安全及经济稳定影响研究

《开发性金融研究》期刊征稿邮箱:kfxjr@cdb.cn点击左下“阅读原文”见《开发性金融研究》期刊征稿启事当前银行业风险对金融安全及经济稳定影响研究盛军 盛洁内容简介本文在全面分析当前银行业总体经营和风险数据的基础上,对各类银行金融机构的个性特点进行了深入解构,通过银行业历史数据的立体化解析,针对对金融业的总体经营风险, 疫情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等几个层面给出了研究结论。在对银行业总体风险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价格失控, 政府无力托底;中美博弈升级背景下资金外逃和资产价格崩盘;经济失速极端情形下银行不良资产异常增加;去杠杆节奏失当可能加剧中小银行同业风险暴露,引发金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完全失控或多次冲击等诸多可能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极端场景及产生这些极端场景的多方面的深层次诱因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通过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深入全面剖析,结合银行与经济金融安全的互动关系,对房地产出现硬着陆情形下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及其风险扩散;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汇率完全自由化叠加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银行体系崩溃及其外溢性影响;经济失速极端情形下银行风险可能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扩散;同业风险爆发会阻断正常的货币流通格局, 金融体系信用破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完全失控,金融业出现系统性风险,造成经济崩盘和社会动荡等五种影响金融安全及经济稳定的极端场景的发生概率进行了深入评估,并就预防措施进行了充分讨论。主要贡献与政策启示:通过数据分析,提出了内需不可持续的观点,并指出了造成内需不可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如居民杠杆率持续增长和就业不及预期共振导致靠增加贷款刺激内需已经走到尽头;房屋消费对内需的挤出效应大;P2P集中清理, 共债风险集中传导到银行信用卡等消费金融领域, 可能导致消费透支特别是代表未来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总坍塌;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严重不足等政策性因素对消费意愿的抑制效应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这些结论对于当前中央提出双循环政策和强化内需拉动政策具有现实借鉴意义。针对房地产出现硬着陆概率加大的现实情况,为了防止房地产短时间内出现断崖下滑失控的风险,提出了在“房住不炒”总政策基调下,对房地产业进行政策托底必要性。重点讨论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风险在金融去杠杆攻坚战大背景下,叠加资管新规和疫情影响双重打击情况等极端情形,加剧中小银行风险显性化的现实可能性,并提出了预防和改进建议。首次在经济金融安全大框架下,集中讨论了疫情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政策措施。在全面加快金融体系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大背景下,对于资本项目全面加速开放、汇率完全自由化叠加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导致的经济金融总崩溃和国内资产价格总坍塌提出了强烈预警,提示了由于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和超前推进汇率自由化可能带来的资本出逃风险的严重危害;强调了坚持资本项目开放节奏稳健有序, 汇率自由化透明化保持合理节奏的系列观点,提出了资本汇出便利化改革加速推进情况下加强资本流出的真实性、合理性管控, 完善资本流动监控体系方面的政策建议。论文框架概览点击看大图作者简介:盛军,招商银行总行,博士,高级经济师盛洁,中银保险公司总部(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全文见中国知网网络首发(欢迎下载和引用)----------

翠湖寒

特约稿|《开发性金融研究》|王宇,张轶龙:应对疫情冲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启示

作者 | 王宇,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轶龙,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债研发中心。文章 | 《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年第3期摘要:一个时期以来,世界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各国相继出台了力度空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持,减免缓征税费,增加政府补贴,来保障医疗卫生系统,保障民生,保障企业生产;通过紧急降息、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流动性供给,保障金融市场稳定;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来促进全球经济恢复,防止出现世界性的长期经济衰退。本文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三个方面分析,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全球宏观政策调整及其启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个时期以来,世界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为此,各国相继出台了力度空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扩大财政支持,减免缓征税费,增加政府补贴,来保障医疗卫生系统,保障民生,保障企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紧急降息、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流动性供给,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同时,还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恢复,防止出现世界性的长期经济衰退。本文将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政策调整及其启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规模巨大的财政政策(一)保障医疗卫生系统截至2020年4月25日,美国国会已通过四轮新冠疫情经济刺激法案,总额近2.8万亿美元。四轮法案均对医疗卫生系统予以支持:第一轮83亿美元,主要用于医疗系统供给;第二轮1000亿美元,主要用于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测试;第三轮2.2万亿美元,即“2万亿美元法案”,包括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提供1277亿美元;第四轮4840亿美元,包括向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机构拨款1000亿美元。英国政府向国内卫生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提供50亿英镑财政支持。意大利政府多次向国内医疗系统注入资金。瑞典政府也紧急调拨3亿瑞典克朗信贷额度,用于医疗物资采购。芬兰、希腊、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亦对卫生部门给予资助或减免税收。加拿大政府投入2.75亿加元用于疫苗研发。澳大利亚政府向卫生部门拨款24亿美元,新开100家临时发热诊所、投放疫情保健宣传广告,开展远程健康咨询。(二)减免缓征税费在税收方面。美国政府宣布延迟纳税申报时间,暂停征收航空旅行税和燃油税,推出雇员留用税抵免,增加企业营业亏损抵扣及利息抵扣。英国政府对零售、餐饮、娱乐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免征一年营业税,疫情期间对所有企业免征增值税。意大利政府对营业收入降幅超过25%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日本政府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暂缓缴纳企业所得税。韩国政府提出,提高个人消费税抵扣比例,下调汽车消费税,大幅减免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各类税负,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提供额外税收减免。此外,奥地利、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政府亦出台措施,减免或缓征税款。在减费方面,美国、日本、法国、希腊、马达加斯加等国政府允许企业延期或暂停缴纳社会保险金。韩国政府对机场店铺租金、娱乐设施安检费等予以减免。巴基斯坦、巴林、塞舌尔、中国澳门等为企业和居民减免水电费、市政费、旅游管理费。(三)增加政府补贴在企业补贴方面。美国2万亿法案提出,为小企业偿还贷款提供170亿美元资金,向小企业发放100亿美元补贴,向航空企业提供250亿美元援助。英国政府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提供每家25000英镑现金支持,为70万家小企业提供每家3000英镑补贴。德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每家500亿欧元资助。日本政府向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分别提供最高为200万日元和100万日元补贴。韩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对小工商业者及微型企业提供专项补贴。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推出工资补贴计划,激励企业留用员工。韩国、新加坡、伊朗等国政府向交通运输部门发放补贴。在居民补贴方面。美国2万亿美元法案明确,发放个人现金补贴2500亿美元,多数美国成年人将每人获得1200美元,多数儿童将每人获得500美元。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向成年永久居民、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向全体居民、韩国政府向七成家庭、新加坡政府向成年公民、日本政府向全体国民发放现金补贴。美国、加拿大、瑞士、印度、伊朗、摩洛哥等国政府向低收入、贫困、失业、孤寡老人、农民等特定人群发放救济补贴。德国政府对因疫情被迫减少工时的工人提高补助标准,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国政府增加医护人员津贴。(四)助力企业融资在支持信贷投放方面。美国2万亿美元法案提出,向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注资4540亿美元,用作资本金支持美联储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德国财政部追加补充预算,用于启动不设上限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特殊贷款项目。日本政府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提供免息贷款,贷款资金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日本财务公司及其他愿意加入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财团共同支持,政府承担大部分利息费用。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利息补贴,并为营运少于2年中小企业提供免息贷款。在提供政府贷款担保方面。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可向小企业提供总额为659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英国政府向中小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的紧急贷款担保。德国政府向企业提供4000亿欧元贷款担保。法国政府为企业贷款提供3000亿欧元的国家担保。瑞士政府表示,企业因资金困难申请贷款后,银行可在半小时内提供最高50万瑞士法郎贷款,并由政府提供担保。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200亿港元的特惠低息贷款担保,简化贷款申请要求和手续,免除担保费。表1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财政政策情况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信息网、中国金融新闻网、新浪财经,以及美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新加坡财政部等统计数据和新闻报道二、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一)全球降息潮2020年3月3日,美联储提前召开议息会议,紧急宣布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50个基点至1%-1.25%。3月11日,英格兰银行紧急降息50个基点至0.25%。同时,阿联酋、约旦、科威特、加拿大、新西兰、冰岛、塞尔维亚、乌克兰、挪威、加拿大等国中央银行,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金融管理局也相继降低利率。3月15日,美联储再度紧急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100个基点至0%-0.25%,重回零利率时代。3月20日,英格兰银行再次降息15个基点至0.1%,此为英国历史最低。同时,全球多个国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宣布或再次宣布降低利率,包括韩国、沙特、越南、埃及、智利、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挪威、墨西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截至2020年3月底,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降息(见表2)。表22020年3月全球降息情况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信息网、中国金融新闻网、新浪财经,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等统计数据和新闻报道整理。(二)扩大资产购买规模美联储上调隔夜回购和定期回购操作规模,提高国债购买数额,推出70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启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宣布购买“必要规模的”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不设额度上限。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实施7500亿欧元资产购买计划,涵盖所有合格资产类别。英格兰银行大幅增加英国国债和企业债购买规模;推出新冠肺炎疫情企业金融工具(CCFF)。加拿大银行临时增加6个月和12个月期固定期限回购操作,提高政府债券购买频率;启动商业票据购买计划。日本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增加国债购买,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的年购买规模分别增加一倍。(三)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美联储重启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ALF);推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MMLF);新设一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PMCCF)、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SMCCF)、大众借贷计划(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市政流动性工具(Municipal Liquidity Facility)等。欧洲中央银行宣布接受希腊政府债券作为抵押,放宽使用其他信贷债权的条件、普遍下调抵押打折比例,通过暂时提高风险容忍度,为欧元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英格兰银行启动无上限的或有定期回购便利(CTRF)作为常规流动性工具的补充;引入新的定期融资计划(TFSME),以等于或非常接近基准利率的水平,为银行体系提供4年期资金支持,保障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瑞士中央银行推出再融资便利工具(CRF),匈牙利中央银行推出长期固息借贷工具。三、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召开,各国政府同意协调行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从3月23日到4月15日,G20连续三次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表示要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制定联合行动计划,允许世界最贫困国家暂停偿还债务。3月16日,七国集团(G7)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使用所有适当的宏观政策工具,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联合国发起新冠肺炎全球响应计划。世界银行扩增新冠肺炎快速融资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相继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全球多国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协调和经济金融合作,维护国际外汇市场稳定。为防控美元指数大幅升值可能引发的全球流动性危机,3月15日美联储宣布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等五家中央银行通过现有的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采取协调行动。此后又宣布与澳大利亚联储、巴西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新加坡货币当局、瑞典央行、丹麦央行、挪威央行、新西兰联储等九家中央银行建立临时流动性互换协议。3月20日,美联储宣布提高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操作频率,由每周进行改为每天进行。四、启示与建议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防控新冠疫情、维护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复工复产稳步推进,经济活力逐步提升。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应对疫情冲击,保障民生和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较快恢复——中国经济面临挑战。本文将立足国内实际,参考国际经验,提出政策建议。(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经济保障作用一是增大财政支持力度。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扩大转移支付规模,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强化库款运行监测,确保公共卫生、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支出需要。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疫情防控、恢复经济和稳定市场方面作用直接、见效迅速。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德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的财政支持达到GDP的10%左右,我国财政政策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二是进一步做好减税降费工作。借鉴国际经验,可对特定行业和特定人群推出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免或降低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以及低收入人群所得税、水电气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减免力度。三是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补贴。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各国对生活遭受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生产受到影响的企业部门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求,参考国际经验,应增加对失业、贫困、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的财政补贴。增加对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补贴。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鼓励灵活就业,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强化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做好基本民生商品供应工作。参考新加坡和韩国做法,通过发放补贴、组织培训等方式,加大职业教育支持力度,以及通过“薪资补贴”,缓解企业薪酬压力,鼓励留用员工。四是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功能。进一步扩大政府担保贷款范围和规模,降低进入门槛、扩大支持群体;提升申报便利性,简化流程手续,缩短审批时间,使中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能够普遍、及时受益。进一步完善政府担保贷款的激励机制,对不裁员、不降薪、积极复工复产的中小微企业,在担保费率、贷款偿还等方面予以更大幅度优惠。(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金融支持作用一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疫情冲击下最脆弱一环。为此,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公司信用类债券融资。二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总量和结构同时入手,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发力,将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从总量角度看,要保障市场流动性充裕,满足资金的可得性,同时,在确保企业经营资金到位的基础上,引导利率下行,满足企业长期投资的需要。三是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参考美国、英国、新西兰、南非等多国中央银行放松杠杆规则、下调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和资本充足率要求、暂停银行业压力测试等做法,健全激励相容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以及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增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三)充分发挥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作用一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凝聚起战胜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强大合力。为此,要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实行有力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同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稳定发展,维护国际外汇市场稳定。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保障国际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二是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作用。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的作用,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作用。积极利用多边、区域和双边渠道,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各国中央银行的沟通交流。三是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强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加强经济金融合作,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支持出口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参考文献:1.王宇. 2019. 美联储政策困境与变革趋势. 中国金融, 2019(22): 42-43.2.王宇. 2020. 全球金融市场:走过三月的惊涛骇浪. 南方金融, 2020(3): 143-148.3.王宇. 2020. 全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重回双扩张. 清华金融评论, 2020(3): 25-27.4.经济参考网环球. http://jjckb.xinhuanet.com/hq.htm.5.新浪全球实时财经新闻直播. http://finance.sina.com.cn/7x24/?tag=7.6.中国金融新闻网环球要闻.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hq/yw/.7.中国金融信息网国际财经. http://world.xinhua08.com/.8.Bank of Canada. https://www.bankofcanada.ca/.9.Bank of England.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coronavirus.10.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covid-19.htm.11.European Central Bank. https://www.ecb.europa.eu/home/html/index.en.html.12.G20 in 2020. https://g20.org/en/Pages/home.aspx.13.HM Treasur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hm-treasury.14.Ministry of Finance Singapore. https://www.mof.gov.sg/.15.The IMF and COVID-19 (Coronavirus).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16.The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17.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home.treasury.gov/.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Glob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Abstract:For a period of time, the world has been hit by COVID-19,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has been turbulent,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s facing the risk of recession.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ced unprecedente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y expanding financial support, recing taxes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ensur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terprise proction; by urgently recing interest rates, expanding asset purchase plans, and implementing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ies, to rece corporate financing costs, increase liquidity supply,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prevent a long-term global recess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current global macro-policy adjust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n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Key words:COVID-19,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开发性金融研究》邮箱:kfxjr@cdb.cn编辑部电话:010-88303733

理知

《开发性金融研究》|熊剑、谢易成:房地产价格应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吗?——一个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框架下的解答视角

《开发性金融研究》期刊征稿邮箱:kfxjr@cdb.cn点击左下“阅读原文”见《开发性金融研究》期刊征稿启事房地产价格应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吗?——一个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框架下的解答视角熊剑 谢易成内容简介近三十年来,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各国央行和经济学界关注,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很少将房地产市场单独分离出来研究,但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非常必要。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但2019年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均呈现两位数增长,充分说明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动向始终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主要金融机构的重要关注点。本文引入APV模型研究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APV模型基于如下事实展开:在家庭因为消费和住房投资缺少资金而必须向银行贷款时,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很难知晓借款人实际偿还能力,此时就需借助一定的抵押物以降低代理成本;而房产作为一种重要资产,其作为抵押物具有天然优势,因此,房价的波动直接影响房产作为银行抵押物的价值。本文先介绍将房地产价格、投资和消费相互关联的APV模型,接着引入有关中国实际经济变量与家庭金融状况关系的实际证据,通过计量分析得到一个均衡状态下的方程式,最后进行不同货币规则下效果比较分析,得出最优货币规则选择。本文主要研究房地产价格是否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能否把房地产价格纳入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中?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如何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进行反应?通过实证和货币政策模拟,证实了无论在哪种货币政策下,当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做出反应时,其货币政策效果较差;最终得出理性的货币政策规则应是积极且仅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应该关注房地产价格,但不应将其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本文结论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实体经济安全。主要贡献:本文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以往学者主要集中于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很好将房地产市场单独分离出来研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相比无论是在财富效应、投资Q效应还是资产负债表效应都更为显著,且房地产资产在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故本文专注于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第二、本文实证论证了消极的仅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积极的仅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消极的同时对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积极的同时对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等四种不同货币规则下货币政策效果,并提出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政策启示:第一、深入分析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无论是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当货币政策仅对通货膨胀率做出反应时,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较小。当货币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率及房地产价格做出反应时,会带来产出与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比较理性的选择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但在具体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将房地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第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货币当局应在谨慎监管框架内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论文框架概览点击看大图作者简介:熊剑,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副处长谢易成,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全文见中国知网网络首发(欢迎下载和引用)----------

短后之衣

《开发性金融研究》|王灵桂,侯波:新中国成立70年贫困治理的历史演进、经验总结和世界意义

文章来源:王灵桂,侯波:新中国成立70年贫困治理的历史演进、经验总结和世界意义[J].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1):3-9.○关注经济窗○开发性金融|改革史论|私募股权|人物传记经济窗(jingjichuang)是经认证的公众号,由田惠敏博士发起并运营的智库平台,聚集与研究开发性金融、改革史论、私募股权、人物传记等内容。目前,公众号中的620余篇文章被“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作为“国研专稿”收录。声明:“经济窗”微信公众号平台所引用的资料、数据、事例,都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报纸杂志、国内外书籍,以及网络、电视、广播等。文中所有的观点与思考均属于个人,并不代表任何机构。所载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实者伦矣

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动态周报(第47期)|2020.10.12-2020.10.18

点击蓝字关注认证账号“经济窗”(jingjichuang)本文约 4500 字,读完需9 分钟一、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WBG)】2020年10月13日–今天,在由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主办的2020-25年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GAFSP)增资期启动期间,捐助者增加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2(SDG2)–零饥饿的世界。(世界银行官网:2020-10-13)世界银行批准120亿美元用于COVID-19疫苗。华盛顿,2020年10月13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今天批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20亿美元的资金,以资助购买和分销COVID-19疫苗。(世界银行官网:2020-10-13)华盛顿,2020年10月15日–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Aaa / AAA)定价新的挪威克朗和瑞典克朗计价的可持续发展债券,募集约5.5亿美元,同时与斯堪的纳维亚投资者合作提高对消除粮食损失和浪费的重要性的认识。可持续发展目标12.3概述了这些挑战:到2030年将食物浪费减少一半。(世界银行官网:2020-10-15)【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EBRD帮助领先的希腊物流软件供应商推动创新“一幅价值一千个字的图像”最准确地描述了螳螂Informatics SA的旗舰产品Logistics Vision Suite(LVS),该产品以新颖的方式使用了智能眼镜。(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0-10-13)尽管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了巨大挑战,但金融市场仍在为历史性时刻做准备:从明年年底开始,无风险利率(RFR)将取代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来计算利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0-10-1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向国家银行(TNB)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为加强巴勒斯坦经济做出了贡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0-10-1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在加强合作,提供300万美元的咨询技术合作方案,以帮助EBRD地区的农业食品部门克服这一挑战。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挑战(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0-10-16)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理事会于上周批准了一项新的五年战略,其中包括计划在2025年之前将其大部分融资绿色化,该银行将领导新的国际平台的融资部分。西部巴尔干和乌克兰煤炭转型地区的支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0-10-16)【非洲发展银行(ADB)】中非共和国:非洲开发银行捐赠950万欧元,用于班吉国际机场的现代化。2020年10月12日-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于10月5日星期一在阿比让批准了950万欧元(800万个账户单位)的捐款,用于中非共和国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现代化支持项目(PAMAB-II)的第二阶段。(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2)2非洲开发银行支持几内亚和卢旺达提高蜂蜜价值链中的竞争力。2020年10月16日-非洲开发银行向几内亚共和国捐款846,360加元,以帮助发展其在蜂蜜价值链中的竞争力。(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6)2020年10月16日-非洲开发银行于10月13日至14日主办了2020年第二届虚拟商业机会研讨会(BOS)。BOS为寻求向项目或世行或其他方式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世行集团区域和非区域成员的个人和咨询公司,民营承包商,制造商,供应商和外交商务专员提供一站式服务与它合作。(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6)2020年10月16日-根据独立发展评估组的一份报告,非洲开发银行拥有动员力量,促进非洲的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IDEV)将性别平等纳入世行主流。(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6)【亚洲开发银行(ADB)】亚行支持中国城市发展学前教育。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已批准一项1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推动上饶市的学前教育(ECE,儿童早期教育)发展和改革。(亚洲开发银行:2020-10-13)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批准了2亿美元贷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湘潭市政府转向低碳、韧性和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亚洲开发银行:2020-10-13)亚行与印度政府今天签署了2.7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以发展供水,雨水和污水综合管理基础设施,并增强城市当地居民的能力。(亚洲开发银行:2020-10-13)亚行支持西孟加拉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引入中期支出框架,以确保有效实施医疗保健。(亚洲开发银行:2020-10-16)【美洲开发银行(IADB)】巴西在IDB支持下为COVID-19期间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2020年10月14日,巴西将通过紧急信贷计划-FGI-PEAC,在COVID-19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中小型企业(SME)提供支持,并通过国际金融公司批准的2亿美元贷款美国开发银行(IDB)。(美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4)美洲开发银行从日本获得100万美元,以支持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教育。2020年10月14日,由日本基金资助的这项技术合作将减少COVID-19对两国脆弱青年学习的影响,并将良好做法推广到中美洲地区。(美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4)2020年10月15日,美洲开发银行(IDB)通过其创新实验室IDB Lab,并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合作,宣布在“超越旅游业挑战赛”下,已为项目设计选择了八项建议。这些申请来自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海地,圭亚那,巴拿马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洲开发银行官网:2020-10-15)二、区域开发金融机构【欧洲投资银行(EIB)】波兰:向欧洲提供1亿欧元贷款优先向中小企业投资提供融资。2020年9月上旬,EuropeanjskiFunsz Leasingowy(EFL)与EIB签署了价值1亿欧元的新贷款协议。这是EFL COVID19针对SME&MIDCAP PL的危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2)荷兰:欧盟支持荷兰的区域供热项目。欧洲投资银行和阿斯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签署一项价值3000万欧元的投资协议,用于对荷兰的四个区域供热项目进行投资。(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3)捷克共和国:EIB与中波希米亚地区签署13亿捷克克朗的贷款,以改善#EURegionsWeek的医疗保健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3)西班牙:欧洲投资银行向Navarre提供5,000万欧元,以增强其应对COVID-19健康危机的能力。(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3)EIB今天批准了51亿欧元的新融资,以支持受COVID-19影响最大的公司的投资,同时支持清洁能源,水,可持续交通和城市发展。(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3)为了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EIB迅速部署了一项支持计划,以支持欧洲经济并帮助满足地区和市政当局最紧迫的融资需求。迄今为止,欧洲投资银行已批准与COVID-19相关的投资近250亿欧元,以改善公共卫生,加强公共服务并为受影响的公司提供支持。其中一些贷款已经或将直接与地区和市政当局签署。(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3)瑞典:欧盟通过准股权投资支持癌症治疗研究。EIB已与瑞典生物技术公司Oncopeptides AB签署了4000万欧元(4.16亿瑞典克朗)的贷款协议。(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4)里卡多·穆里尼奥·费利克斯(Ricardo MourinhoFélix)被任命为欧洲投资银行(EIB)副总裁。Ricardo MourinhoFélix是EIB的新任副主席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他于10月16日接任艾玛·纳瓦罗(EmmaNavarro)的职务,艾玛·纳瓦罗的任期于今天结束。(欧洲投资银行:2020-10-15)【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和世界卫生组织与也门政府联手应对该国COVID-19大流行。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也门卫生与人口部以及计划与国际合作部携手合作,提供紧急支持,以帮助该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从目前的大流行开始,IsDB Group分配了23亿美元以应对该病毒的传播并减轻其在57个成员国中的经济影响。在也门,伊斯兰开发银行将提供3660万美元的COVID-19支持计划,其中包括2000万美元用于卫生部门。(伊斯兰开发银行:2020-10-12)【拉美开发银行(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CAF)】CAF欧洲会议召集了高级专家,讨论了拉丁美洲与欧洲联盟(EU)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和合作关系,并提出了通过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盟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加强欧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整合和数字基础设施问题上,可以帮助加速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复苏。因此,加强多边关系和建立新的联盟特别重要,这些联盟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输送资金,恢复业务结构或实现绿色增长。(拉美开发银行:2020-10-15)三、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将发行2020年第六只欧元基准债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2020-10-14)自2016年以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一直在支持叙利亚教师教难民儿童。10月初,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代表联邦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援助组织签署了另一份5000万欧元的合同,即使在科罗娜时期艰难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下,该项目也能成功地继续进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2020-10-16)【印度工业开发银行(IDBI)】IDBI银行于2020年10月15日在孟买WhatsApp上启动24X7银行服务:IDBI银行有限公司今天宣布为其客户在WhatsApp上推出银行服务。此次发布是世行采取的持续举措的一部分,旨在使客户能够在方便时远程访问银行服务。(印度工业开发银行:2020-10-15)【巴西开发银行(BNDES)】BNDES批准了以下可能性:除了有经营活动的州和市镇之外,特定经济部门的公司和小额信贷业务中的微型企业家与世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暂时中止。通过合作伙伴金融机构与银行签订的自动交易。为了促进对受大流行病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企业的经济救济,中止分期付款的总价值可能超过20亿雷亚尔。(巴西开发银行:2020-10-13)BNDES将作为卫生部的战略合作伙伴,参与由杰尔·博尔索纳罗总统于14日星期三在普拉纳尔托宫举行的仪式上发起的Genomas Brasil计划。该计划旨在对10万巴西人的遗传密码进行测序,形成世界上最多种族的基因组数据库,并加强精密医学。(巴西开发银行:2020-10-14)四、有中国因素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CDB)】国开行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贷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部署,国家开发银行近期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支持力度的通知》。根据《通知》,国开行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贷款,在未来五年持续加大力度,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提供融资、融智等全方位服务。国开行重点支持领域包括产业园及入园企业发展、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培育、推动东西部协作精准帮扶、补齐安置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安置区公共服务水平等。国开行将实施差异化政策,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2020年起新发放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贷款项目执行优惠利率,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同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国家开发银行:2020-10-12)国开行助力贵州仡佬族聚居区摆脱贫困。在国开行金融扶贫支持下,道真、务川两个仡佬族聚居县份均于2019年退出贫困县序列,道真县累计实现11个贫困乡镇摘帽、48个贫困村出列,1.66万户6.35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务川县13个贫困乡镇(街道)、67个贫困村全部达到国家验收标准出列,减少贫困人口2.37万户10.24万人。下一步,国开行将继续加大对贵州仡佬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力度,助力各族群众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的崭新生活。(国家开发银行:2020-10-1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英国伦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今天对第一笔以英镑计价的基准交易进行了定价。五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筹集了8亿英镑,将用于资助AIIB明天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使命–投资于可持续基础设施,以释放新的资本,新技术和新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并连接亚洲乃至世界。该债券的定价是亚投行的最新里程碑。尽管这是AIIB在英镑市场的首次亮相,也是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第五次银团基准交易,但该交易还是满足了广泛的需求。在银行财政部,官方机构和更广泛的真实货币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该订单从74笔订单中关闭了超过20亿英镑的订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0-10-14)策划:田子主采编:张欣桐编辑整理:田子团队团队成员:张欣桐、王阳、田天、张一浩、刘强《开发性金融研究》期刊征稿邮箱:kfxjr@cdb.cn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见李佐军,田惠敏《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8卷)书稿研讨与审议会新闻报道(“环球网”,2019年6月3日报道)。全书拟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经济窗○开发性金融|改革史论|私募股权|经济史|人物传记经济窗(jingjichuang)是经认证的公众号,由田惠敏博士发起并运营的智库平台,聚集与研究开发性金融、改革史论、私募股权、经济史、人物传记等内容。目前,公众号中的560余篇文章被“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作为“国研专稿”收录。声明:“经济窗”微信公众号平台所引用的资料、数据、事例,都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报纸杂志、国内外书籍,以及网络、电视、广播等。文中所有的观点与思考均属于个人,并不代表任何机构。所载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屈原

权威发布!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月28日,大众日报受权发布《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文如下: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创新实施八大发展战略,强力推进九大改革攻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经济社会经受住了空前考验,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运行逆势上扬,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人民福祉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十三五”实现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一、综合经济发展好于预期。初步核算,全省实现生产总值7312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363.8亿元,增长2.7%;第二产业增加值28612.2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增加值39153.1亿元,增长3.9%。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7.3:39.9:52.8调整为7.3:39.1:53.6。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22.7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48.0万人,困难群体再就业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0%,比上年降低0.19个百分点。物价总体涨势温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8%。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4.2%,服务项目价格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12.1%,非食品价格上涨0.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6%,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8.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9%,购进价格下降2.5%。“六稳”“六保”落实落地。部署开展“四进”攻坚行动,制定“六保三促”工作方案,密集出台助企纾困、“扩强稳”等一揽子措施,复工复产走在全国前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就业稳步好转,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年度高目标的111.5%,农民工总量恢复至上年的98.2%。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1850亿元。企业经营压力缓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6.5元,比上年下降0.4元。粮食和能源供给充足,粮食喜获丰收,比上年增长1.7%,单产创历史最高水平;煤炭产量稳定在1.1亿吨左右;供应天然气212.6亿立方米,增长13.1%;接纳省外电量1158.7亿千瓦时,增长24.0%。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30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73.2%,比上年扩大24.4个百分点。基层运转保障有力,省财政下达市县各类转移支付2914亿元;中央新增财政资金661.5亿元,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二、重点战略动能转换初见成效。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压减焦化产能729万吨,退出地炼产能1176万吨。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裕龙岛炼化一体化、世界高端铝业基地、山东重工绿色智造产业城等重大制造业项目落地实施;工业技改投资比上年增长17.6%。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30.2%,投资占比达到51.3%。新登记“四新”经济企业增长83.4%。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157家,总量达到1.46万家,增长27.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为45.1%,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十强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增加值分别增长14.5%、19.6%和9.0%,依次高于规模以上工业9.5、14.6和4.0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光电子器件、服务器、半导体分立器件、碳纤维、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8%、35.3%、15.5%、129.5%和24.9%。软件业务收入5848.5亿元,增长12.4%;软件业务出口15.8亿美元,下降1.0%。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融合集聚发展优势凸显,累计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7个,绿色发展先行区2个,农业产业强镇59个。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壮大,累计培育家庭农场8.7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3.6万个。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52万人。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60.3亿元,比上年增长22.3%。休闲农业持续升温,累计创建各类省级休闲农业示范669个,其中,新增农业示范点(村)42个、农业精品园区(农庄)45个。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改造危房3.3万户,新增清洁取暖216.4万户,完成农厕改造23.5万户。乡村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成率达99.6%,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覆盖。海洋强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培养,推动成立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一类抗肿瘤海洋新药BG136即将进入临床。建成海水淡化工程31个,日产能达35.9万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增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0处,累计达到54处,占全国的39.7%;新增省级海洋牧场示范创建项目14个。港口资源深化整合,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191万标箱,比上年增长6.0%,总量居全国第2位。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省级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07家,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创新平台132家,“透明海洋”“蓝色药库”“超高速高压水动力平台”等纳入国家重大项目。三大攻坚取得显著成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显著,年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986.2亿元,比年初减少511.8亿元;不良贷款率2.03%,比年初下降0.86个百分点。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省标以下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8654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退出。稳步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3个外迁社区整体搬迁入住,60万滩区群众安居梦想即将实现。197.9万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和3.45万即时帮扶人员全部落实医保扶贫政策。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46g/m3,比上年下降11.5%;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87,下降11.3%;重污染天数平均8.8天,减少4.4天;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69.1%,上升10.4个百分点。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73.5%,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1.5%。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加力。高速铁路建设扎实推进,在建6条高铁,潍莱高铁建成通车,高铁通车里程达到2110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强力推进,公路通车里程28.68万公里,比上年增加6489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473.4公里,新增1026公里。水运建设成绩显著,沿海港口生产型泊位607个,其中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4个,累计达到340个。能源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里程分别为3980公里、2200公里和6730公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容量4541.2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8.6%,比上年提高6.0个百分点;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居全国首位。对外开放打造新优势。《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正式发布,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实施104项,上合示范区“四个中心”建设初见成效。高能级平台作用凸显,新增2个综合保税区,累计达13个。线上线下融合拓市场,举办“儒商青企会”“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山东与世界500强产业链高质量合作发展对话”“全省重点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等活动,签约外资项目237个,合同外资104.9亿美元。加快培育新动能,5市纳入全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3市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两院院士5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510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536人,齐鲁首席技师1805人,高技能人才330.2万人,获得“山东惠才卡”人选5952人。区域发展构建新格局。省会、胶东、鲁南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三大经济圈分别实现生产总值27466.0亿元、31113.4亿元和1451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分别增长3.8%、3.5%和3.6%,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7%、41.2%和20.1%。济青烟“三核”引领作用突出,合计实现生产总值30357.9亿元,增长4.0%;占全省GDP比重为4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三、改革与创新重点改革领域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深入实施省属企业混改三年工作计划,省属企业混改户数比例达到68.9%。省属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达44家。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山东高速与齐鲁交通实施联合重组,新组建南郊集团、人才发展集团和国欣颐养、国欣文旅、产权交易集团。275户省属“僵尸企业”全部完成处置。开发区改革全面推开,管委会内设机构平均压减58.7%,管辖面积压减48%,代管乡镇压减50.7%。农业农村改革成效明显,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流转率达到42.3%;圆满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超过99%的村(组)完成成员身份确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组建388个医共体,42个国家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县完成3个以上区域资源共享中心建设。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简政放权大力推进,下放省级行政权力事项720项(次)。政务服务全面优化,政务服务事项可网办率达90%以上,窗口平均服务时间缩减到10分钟左右。市场环境更加公平便利,不动产登记50类登记业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随时随地网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数量由112项精简为73项;税收业务75%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个体工商户办税时间压缩80%。企业活力稳步增强,年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185.8万户,比上年增长14.2%。实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增长14.4%。新登记市场主体221.4万户,增长2.1%。其中,新登记企业79.5万户,增长11.7%。质量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年末有效注册商标161.0万件,比上年末增长24.1%。其中,驰名商标796件,地理标志商标792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9118件,增长11.9%。地理标志保护产品80个,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产品17个。年末累计批准创建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51个。44个品牌入围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评选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288家、服务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67家。20家企业的20个产品获得“泰山品质”认证。开展重点领域标准建设,累计发布地方标准3627项,建设开展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63个和1338个。创新驱动战略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发明专利申请87330件,比上年增长25.6%;发明专利授权26745件,增长29.5%;PCT国际专利申请量3013件,增长29.4%。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24512件,增长23.4%,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12.4件,比上年增加2.3件。推动技术标准创新应用,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5个。平台建设提质增速,首批5家山东省实验室启动布局,建成省级“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30家。院士工作站392家。创新创业活力激发,35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98家,新增9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企业18203家,增长91.3%。科技企业孵化器225家,其中国家级98家,省级127家。众创空间419家,其中国家级242家,省级177家。四、农业农业发展稳固增效。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9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亿元省份。粮食总产量1089.4亿斤,增加18.0亿斤,连续7年过千亿斤。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获证产品10275个,增长1.6%。林牧渔业发展平稳。林地面积356.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8.25%。活立木总蓄积量13040.5万立方米。猪牛羊禽肉产量721.8万吨,比上年增长3.3%;禽蛋产量(不含小品种)480.9万吨,增长6.8%;牛奶产量241.4万吨,增长5.9%。水产品总产量(不含远洋渔业产量)790.2万吨。其中,海水产品产量679.5万吨,淡水产品产量110.7万吨。年末专业远洋渔船546艘。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增强。开工建设45项抗旱水源工程,其中已完成11项。积极供水抗旱,累计受益农田面积超过3000万亩。启动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72项,完成投资161亿元。新增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2个。新增国家级、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44家和81家,省级以上示范场总数达528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9.0%,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1%。五、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发展稳中向好。全部工业增加值23111.0亿元,比上年增长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12.6%,高技术制造业增长9.8%。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2.4%,利润总额增长19.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8.2%,提高1.3个百分点。建筑业发展壮大。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有工作量建筑业企业8081家,比上年增加782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82家,增加28家。建筑业总产值14947.3亿元,比上年增长4.8%。六、服务业服务业支撑作用持续显现。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915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9%;占全省生产总值(GDP)比重为53.6%,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1%。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5%,营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增长0.7%。新兴行业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其中电子商务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别增长27.7%、22.7%和19.4%。旅游复苏提振有效。接待国内外游客5.7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19.7亿元,分别恢复至上年水平的61.5%和54.3%。A级旅游景区1227家,其中,5A级旅游景区13家,新获国家评定1家。星级饭店539家,旅行社2685家。旅游度假区46家,其中,国家级5家,新获评1家;省级41家。旅游新业态积极打造,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67家,省级康养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25家,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111家,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3家。威海荣成市、临沂沂南县、烟台蓬莱区、德州齐河县、济南章丘区获评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邮政电信加快发展。邮电业务总量8193.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其中,电信业务总量7200.1亿元,增长24.4%;邮政业务总量993.7亿元,增长38.4%。快递业务量41.5亿件,增长43.7%。光缆线路总长度263.1万公里,增长9.0%。年末固定电话用户1125.2万户,比上年末下降5.1%;移动电话用户10907.1万户,增长1.1%。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119.5部,比上年增加0.4部。(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45.6万户,新增259.5万户。交通运输平稳回升。铁路、公路、水路共完成旅客运量3.0亿人次,比上年下降55.9%;货运量30.9亿吨,增长1.1%。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16.9亿吨,增长4.9%。年末机动车保有量3085.6万辆,比上年末增长9.8%。其中,汽车2552.4万辆,增长8.6%;新能源机动车41.9万辆,增长22.3%。七、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总体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3.6%。三次产业投资构成为2.3∶31.3∶66.4。重点领域中,民间投资增长6.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3.9%,比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7.6%,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为51.9%。新兴产业投资加速,“四新”经济投资增长18.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51.3%,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8.1%和8.4%。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房地产开发投资9450.5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住宅投资7296.4亿元,增长9.4%。商品房施工面积79791.9万平方米,增长5.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8913.6万平方米,增长5.3%。商品房销售面积13271.7万平方米,增长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11904.7万平方米,增长4.2%。商品房销售额11065.6亿元,增长7.7%。其中,住宅销售额10109.6亿元,增长8.9%。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2533.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4.1%。八、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加快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48.0亿元,基本恢复至上年水平。其中,餐饮收入3129.1亿元,比上年下降6.2%;商品零售26118.9亿元,增长0.8%。城镇零售额23671.8亿元,下降0.3%;乡村零售额5576.2亿元,增长1.4%。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新兴消费高速增长,智能家电和音像器材、新能源汽车比上年分别增长1.6倍和49.1%,能效等级1、2级家电商品增长80.8%。品质消费渐成趋势,限额以上体育娱乐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9.3%和13.4%。线上市场快速拓展。实现网上零售额4613.3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043.4亿元,增长17.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3.8%,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九、开放型经济对外贸易逆势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22009.4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出口13054.8亿元,增长17.3%;进口8954.6亿元,下降4.1%。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5590.7亿元,增长19.2%;纺织服装出口1867.4亿元,增长19.9%;农产品出口1257.4亿元,增长1.9%。利用外资增长迅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60家,比上年增长21.6%;实际使用外资176.5亿美元,增长20.1%。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7.8亿美元,增长11.0%;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24.4亿美元,增长26.1%。对外投资合作更加深入。实际对外投资576.3亿元,比上年增长36.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50.4亿元,下降17.9%。新签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147个,合同额640.8亿元,占全省的91.9%。“一带一路”融合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6608.2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出口3883.5亿元,增长18.2%;进口2424.7亿元,下降1.6%。实际对外投资157.1亿元,增长16.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83.9亿元,占全省的59.0%。十、财政金融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59.9亿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税收收入4757.6亿元,下降1.9%,占比为72.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231.2亿元,增长4.6%。其中,民生支出占比为79.4%。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108亿元,是上年的1.5倍,增量创历史新高。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18349.4亿元,比上年增长13.0%,比年初增加13610.5亿元。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97880.6亿元,增长13.4%,增加11555.0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29580.4亿元,增长9.6%,增加2768.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096.7亿元,增长12.2%,增加1888.3亿元,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8176.8亿元,增长40.1%,增加2345.3亿元。资本市场韧性增强。年末上市公司334家,新增29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229家,股票总市值3.5万亿元。“新三板”、齐鲁股权交易中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分别为508家、4859家和1928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707家,比上年增加120家;管理基金规模2581.7亿元,增长19.9%。保险业平稳发展。保险保费收入3482.5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929.2亿元,增长7.3%;人身险保费收入2553.3亿元,增长7.6%。承担各类风险责任金额248.2万亿元,增长31.7%。支付各类赔款与给付1036.5亿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44.1亿元,增长22.4%,为1582.2万户(次)农户提供1119.7亿元的风险保障。十一、民生保障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6元,比上年增长4.1%;人均消费支出20940元,增长2.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26元,增长3.3%;人均消费支出27291元,增长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53元,增长5.5%;人均消费支出12660元,增长2.9%。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其中城镇、农村居民分别为37.3平方米和43.4平方米。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完成投资164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新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74.6公里,设区市新增海绵城市面积200平方公里。新建改造修复城市污水管网3320.8公里,设区市建成区166条城市黑臭水体全部通过“长制久清”评估验收。累计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328座,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80万吨/日;建成运行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128座,新增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5万吨/日。新增城市(县城)清洁取暖面积7816.5万平方米。设区市新增城市公共停车位3.6万个。社会保障逐步健全。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含生育保险)、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3046.3万人、2323.3万人、1466.1万人和1822.1万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4590.4万人和7374.5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2981.8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42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标准由人均不低于520元提高至550元。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及开通应用定点医药机构分别为3878.1万人和4.7万家。跨省和省内异地就医联网即时结算医院3970家。失业保险金标准平均增长10.0%,1至4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平均增长3.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2.3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732元,比上年提高157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35.3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560元,比上年提高127元。养老机构2373处,养老机构床位39.2万张,比上年增加3.7万张;护理型床位17万张,建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069处、农村幸福院10026处。住房条件日趋改善。棚户区改造开工14.8万套、基本建成20.4万套,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5.1万户,筹集公租房4312套。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745个,惠及居民50.8万户,住房公积金缴存1436.9亿元。安全事故形势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上年分别下降38.0%和38.4%,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0074,十万人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40,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1.13,煤矿百万吨死亡率0.142。十二、社会事业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完成配套幼儿园整治2120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463所,新增学位30.1万个。普通中小学56人及以上大班额实现动态清零,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9.5%。新补充中小学教师4.2万人、公办幼儿园教师0.6万人,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专任教师分别为45.4万人、30.5万人和14.9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4.9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2.5万人。新设立6所高职(专科)院校,成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高校新增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13个、国家一流本科课程204门。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金牌39枚、奖牌53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全国“双第一”。文化事业产业全面繁荣。成功举办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第四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年末广播人口、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为99.45%和99.59%。城市、县城和乡镇影院580家,票房10.0亿元。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104个,艺术表演场馆93个,博物馆603个,公共图书馆154个,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157个,美术馆55个,文化站1815个。出版各类图书16182种,报纸83种,期刊杂志265种。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分别为17个和171个。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别为173项和751项。国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226处和1711处。在全国第四批博物馆定级评估中,99家博物馆成功晋级。卫生健康质量提升。年末医疗卫生机构8.5万所。其中,医院2640所,比上年末增加25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8.1万所,增加0.1万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中医药综合服务区设置率分别为91.7%和94.2%。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69元提高至74元。累计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3.1万个,签约居民3877.4万人。112个国家集采药品平均降价60%以上,39个省级集采药品平均降价67.3%;国家集采冠脉支架平均价格从1.3万元降至700元左右,5类省级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平均降价66.0%。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举办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赛事活动3364项次,参与总人数达311.6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各级各类马拉松活动44场,参与56.3万人。省、市、县、乡各级体育社会组织9566个,新增1108个;村级体育总会38678个,新增1161个。农村健身设施覆盖率超过95%。年度全国最高水平比赛获金牌54枚。灾害防御水平增强。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701次,人工作业增加降水4.97亿立方米,减少雹灾损失4.51亿元。妥善应对显著性有感地震26次。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影响,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2.全省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3.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相关数据将通过《山东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进行公布。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5.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二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7.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8.软件业务收入统计范围:一是在我国境内注册(港澳台地区除外),主要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且主营业务年收入500万元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企业;二是在我国境内注册,主营业务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且该收入占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0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三是在我国境内注册,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企业或其集成电路设计和测试的收入占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0以上,且主营业务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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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与供应链金融融合发展研究

作者:计春阳 魏晓彤 来源:《海南金融》2021年第2期导读摘要:疫情冲击给我国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国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以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但短时期内无法快速实现新产业的快速构建,只能通过加强产业协作即供应链网络的发展,快速反应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本文首先从国际层面、经济层面、民生层面分析了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必要性,分析供应链金融发展存在的瓶颈及开发性金融对于缓解发展瓶颈的双向适应性,建议深化开发性金融支持作用、充分发挥其优势,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关键词:开发性金融;供应链金融;供应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中国在疫情期间快速应对、协调资源调配,快速遏制了疫情蔓延,这不仅反映出中国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反映出了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完善。经此一疫,也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运用其经济优势,将一些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科技含量低的制造业大量迁往中国、印度等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国家,本国内只保留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利润率较高的产业,导致其在疫情期间,抗疫物资产能严重不足,大大延误了疫情遏制最佳时间。专家预测,疫情过后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将部分制造业回迁本国的现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必然会遭受巨大损失,迫切需要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然而,短时间内无法快速实现新产业的构建,只能通过加强产业协作即供应链网络的发展,快速反应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此外,疫情冲击对中小微企业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大量中小微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纷纷倒闭,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的现状更加凸显,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以降低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但远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融资困境,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以链带点,提高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地位。开发性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针对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瓶颈,开发性金融如何运用自身优势帮助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以及如何在深入供应链金融的过程中实现市场建设、制度建设的严峻任务,对开发性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都有深刻意义。一、供应链金融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一)大力发展供应链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切入点供应链专家马丁教授曾说:“未来竞争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能否站在供应链的高度系统思考、制定战略,将是决定企业生存壮大的关键。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总量大幅缩水,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低,而美国等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更是使得全球产业供应链雪上加霜。但暂时的下降不能否认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不能否认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专家指出,经过本次疫情的影响会使得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建设,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更加注重对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制造业约占全球总产出的35%,世界各国或多或少依赖中国制造业,由此很难建立完全独立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在未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要注重打造多样化的供应链网络,做到自主可控,并进一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二)供应链金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2019年供应链金融市场调研报告》显示,企业家对供应链管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直至2019年,有70%的企业家认为供应链管理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健全的供应链管理基础上才能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企业家、资本集团早在2014年就开始布局供应链金融,投资规模持续上升,并在2018年创造了总投资额308亿元的历史记录。随着供应链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投融资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再加上多个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建立,投资者开始甄别不同平台的未来价值、管理能力等条件,投资更加理性,偏向于投资具有地域优势的产业集群———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供应链金融是依托真实的业务往来而展开的金融活动,不仅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还可以提高资金周转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分配方式。完善的供应链可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供应链金融反过来优化供应链,并保证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二者相辅相成,供应链金融是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三)供应链金融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率,保障和改善民生供应链金融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随后其核心内涵被扩展为加速资金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造价值增值等内容。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关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贡献了约60%的GDP、50%的税收、80%的就业岗位。但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财务报表不完善、报表作假、抵押资产不足、信用低等问题,银行往往因小企业高风险而不愿贷款。另外,中小微企业经营灵活,所需的贷款额度小、周期短等特征,大大限制了其融资方式和资金可得性。无法获得外源性融资,企业法人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以提供内源性融资,资金问题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的脆弱性,中小微企业正面临严重的金融不公平现象。供应链金融不但能够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而且可以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2020年疫情过后,失业率上升,保就业就成了重中之重,只有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才能保障和改善民生。二、供应链金融发展中存在瓶颈“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壁垒,降低信息不对称,打造互联互通的“去中心化”的产业新业态。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中,将“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作为六大任务之一,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已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上升至战略高度。此外,商务部、财政部还就供应链金融创新、应用试点、专项资金预算等给出了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提高协同发展能力,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健康发展。尽管有政府支持,我国的供应链金融发展中存在众多瓶颈制约。(一)供应链周期长,面临资金断裂风险现阶段国家正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供应链质量、效率要求更高。宏观方面,要对市场进行垂直细分,如农业、药品、机械、电子、服装等行业,需要针对不同产业的诉求定制供应链;微观方面,未来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方向是依赖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信息的实时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小额流动资金的周转率,提高资金利用水平,即建造智慧供应链。要打造符合上述要求的智慧供应链体系需要持续且数额巨大的资金输入,但在建立初期创造的效益相对较低,单靠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资本难以实现。目前国家“去杠杆”环境下信用紧缩,企业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在此背景下,供应链金融资金链极容易断裂,引发生存危机。要协调好“去杠杆”任务与流动性需求就必须提高对小额短期资金的利用效率,缩短资金流动周期,此外还需要实时监管资金流向,以降低风险。(二)核心企业的主导动力不足供应链金融的良好运营需要完善的产业平台为支撑,综合管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降低风险,也为未来实现数据变现提供基础。现阶段来看,搭建平台的任务几乎都是由核心企业承担并维持运营,需要巨额资金来支撑。此外,在目前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核心企业以自身信用做资金担保,需要承担非常大的信用风险,如“青岛港骗贷事件”等反面案例更是大大打击了核心企业主导建立供应链金融的信心。产业平台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且对产业有非常强的依赖性,很难被直接复制到其他产业,沉没成本高。与高投入、高风险相对的是供应链金融建立初期的低收益。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核心企业只有两种获益手段:一是利用自身高信用带来的利率红利以资金中转赚取差额;二是利用“结构洞”的位置优势,通过信息利用、数据处理等来获益。以上两种方法在形成规模效应之前,收益都非常低,只有实力非常雄厚的资本集团才能够担任核心企业来主导供应链金融,尽管有雄厚的资金做支撑,构建过程还是困难重重,供应链金融发展受限。(三)链中中小企业地位低,议价能力弱,难以实现协同中小企业普遍报表不健全、能够抵押的资产较少,信用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面临外源性融资难的现实境况。在供应链金融中,中小企业由于边际贡献少、可替代性高,议价能力非常低,几乎没有话语权,利益容易受损。核心企业作为系统管理者的角色,应该合理制定规则,抵制种种破坏合作的行为,但不是所有核心企业都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有些核心企业反而凭借其在供应链中的支配性地位,通过侵占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的利益来改善自身的资金流动性。核心企业虽获得了暂时的利益,但非常不利于供应链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长此以往会严重恶化成员间关系,引发供应链金融风险。(四)监管角色缺失,缺乏有效的信用评估体系信用风险一直是供应链金融需要防范的最主要的风险。一是供应链金融是以真实的贸易往来为基础开展融资,如应收账款融资、保兑仓、反向保理、仓单质押等金融服务,但监管体系不完善,虚假交易骗贷事件频发,给整个供应链金融行业带来巨大损失。二是在目前“M+1+N”模式下,金融机构只是作为资金提供方,不参与供应链运作,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只能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在这种结构下,金融机构无法获知贸易信息真实性,也无法起到任何监督作用,易被缺乏契约精神的核心企业蒙蔽,供应链金融内部没有独立于利益集团之外的监督角色。三是信用评估体系不完善,无法对链上的参与企业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从根源上降低信用风险。三、开发性金融的基本原理与供应链金融发展的相适性(一)开发性金融原理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但其自身在发展初期因缺乏高盈利能力难以吸引市场资本输入,易产生市场失灵。此外,供应链以及供应链金融往往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组织,政府需要进行跨地域的协同,效率低下,且政府干预能力有限。因此,除政策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之外,还需金融制度的创新以填补市场和政府力所不及的空缺,既能对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长足的资金支持,还能引导市场资本流入;既能贯彻政府政策,还能实现自身盈利目标;既能深入供应链金融内部扮演监督角色,还能辅助信用评估体系建立。传统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支持供应链金融,无法满足上述所有要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金融制度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性金融应运而生。开发性金融是以市场化手段实现政府目标的一种金融制度,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同时,也强调市场业绩。开发性金融兼具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优点,在承担市场职能的同时还有政策引导的作用:在承担市场职能时,开发性金融着眼于对于发展国民经济非常重要但处于“瓶颈期”或由于政策不完善而发展缓慢的弱势产业,如本文所说的供应链金融,开发性金融的介入可以为产业提供长期的大额资金支持,把财政等单一现金流转变为企业或项目综合现金流,推动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流入该领域,完善市场。开发性金融不同于传统的政策性金融最显著的特点是开发性金融有盈利要求,以保本微利的原则参与市场,支持弱势产业发展;在承担政府干预职能时,开发性金融坚持以信用建设为主线,推动治理结构建设、法人建设、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推动制度完善进程。开发性金融与政府联系密切,可以通过组织增信发挥政府优势,深入产业内部帮助建立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推动制度建设,降低风险。(二)开发性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的相适性国外供应链金融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形成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和金融模式,对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外供应链金融主要分为三种服务模式:一是金融主导型,即金融机构作为主导企业,不仅是资金提供者,还全面掌控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在实际操作时,依然会选择链中信用较高的大型企业来开展业务,并根据信用评估结果设计准入机制,以降低风险。二是产融结合型,即产业资本控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利用自身资金流优势主导供应链金融。产融结合型的核心企业对资金流、物流都有很强的掌控能力,这使得核心企业能够监控范围更加广泛,风控手段更加多样化。三是信息协同型,即通过信息共享的互联网平台建立起虚拟产业集群,利用信息快速、大量、优质的优势,深度细分市场,挖掘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响应,此种服务模式通常是具有技术优势的第三方服务商来主导供应链金融。通过对国外服务模式的分析,本文认为供应链金融发展有三个“抓手”,即:资金长期可得、风险可控、基于信息流的协同运作和快速反应。开发性金融具有扶持中小企业、帮助融资的动机和能力,不在供应链网络内的中小企业也能在开发性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开发性金融还支持担保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间接增强商业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在向市场传递“热点”信号,引导市场资本流入供应链金融,帮助其度过资金“瓶颈期”,确保资金长期可得。开发性金融不是单纯的以盈利为目标,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自身利益与国家长远发展相结合,在扶持产业的同时推动信用评估体系完善,力图在市场大环境下完善风险控制,降低风险。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供应链金融的参与成员,可以深入落实国家政策,借助其隐性政府职能,震慑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运营中发现的违规漏洞,可要求企业整顿,从根本上降低风险。成员协作、对市场快速反应、运作灵活性、资金快速周转等要求都要通过互联网运作平台来实现,开发性金融机构虽不直接参与平台构建,但通过资金供给、市场建设、降低风险等措施鼓励核心企业负责主导地位,促使核心企业主动承担起平台构建的任务。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与运作需要与政府部门交流协作,智慧供应链4.0阶段更是将政府等间接利益主体纳入供应链网络进行统筹管理,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自身政府职能的优势,简化审批手续,降低合作成本,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拓宽路径。四、深化开发性金融对供应链金融的支持作用(一)基于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综合运作平台,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运作平台的打造是实现供应链金融的重中之重,完善的运作平台能够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去中心化”,打造闭环、灵活的供应链金融,为供应链个性化定制奠定基础。当今时代是大数据时代,数据变现能力也是衡量供应链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依托运作平台可以快速实现数据获取;区块链技术能够解决平台上参与成员的信任问题;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线上数据和线下货物的实时追踪,降低监控成本;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深挖市场需求,开发新市场,此外还可以迭代风控模型,拓宽风控维度。新技术的利用使得供应链更加智能化、可控化、复杂化,拓宽了供应链网络的边界,而平台大数据集成使得开发性金融的市场化运作更加深入基层,在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的运作模式引入供应链,促进供应链的健康发展,实现开发性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的良性循环。(二)强化开发性金融的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全国范围内供应链金融综合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除了以自身资金流支持产业发展外,更重要的是起导向作用,引导市场资金流入供应链金融,填补市场薄弱环节。然而,开发性金融以自身盈利为前提支持产业发展,盈利额难以满足供应链金融长期的资金需要。为了持续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必须引导市场资本注入,引导市场力量助力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强化开发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强化对市场资本的引领作用。目前国内供应链金融发展不平衡,已有的项目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而内陆地区地理优势不明显,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是以供应链金融发展缓慢。长期来看,沿海内陆发展不平衡不利于国家战略实施,也不利于供应链金融的长远发展。开发性金融具有站在国家高度系统规划的优势,能够帮助内陆地区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内陆和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内陆地区的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机会,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发展。(三)探索开发性金融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供应链金融主要是作为资金提供者,通过运作平台发挥监管职能。此外利用自身的市场资源、政府资源拓宽供应链金融边界,提高与政府的交接效率。长远来看,供应链金融与开发性金融要形成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形势下,开发性金融单一的资金提供者的角色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支持模式创新,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国际形势,提高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地位。参考文献[1]谢广云,江浚涛.2019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发展报告[D].北京: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供应链金融委员会,2019(7):1-86.[2]宋华,陈思洁.供应链金融的演进与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一个理论框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5):95-104.[3]宋华,杨雨东.现代ICT赋能的智慧供应链金融创新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2):34-41.[4]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发展[J].经济研究,2010,45(7):4-14.[5]谢易成,王丽娜.开发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四融”方略探索———国家开发银行在广西的投融资实践案例研究[J].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3).[6]陈元.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J].管理世界,2004(7).[7]李志辉,李萌.中小企业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DFS)模式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7(1):68-80.[8]谢冰,蔡洋萍.基于集群效应的中小企业开发性融资模式创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6):27-30.作者简介计春阳,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魏晓彤,广西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陆海新通道北部湾研究院支持项目“一体化背景下物流平台协同发展研究”(LHTKY202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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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动态周报(第67期)|2021.3.1-2021.3.7

本文 3000 字,阅读需 6 分钟一、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WBG)】2021年3月1日,华盛顿,为了响应COVID-19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影响,世界银行今天批准了第二笔1000万美元的赠款,以支持创造就业机会。(世界银行官网:2021-3-1)2021年3月3日,华盛顿,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TP)的社会保护和技能发展项目(SPSD)提供800万美元的额外融资。(世界银行官网:2021-3-3)2021年3月4日,华盛顿,世界银行批准增加37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北马其顿的主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银行官网:2021-3-4)2021年3月4日,世界银行发行了1亿美元的5年期债券,扩大对COVID-19抵御能力。(世界银行官网:2021-3-4)2021年3月5日,华盛顿,世界银行今天批准一笔150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帮助巴勒斯坦自治市维持重要服务,并为收入受到COVID-19危机不利影响的家庭提供就业。第三项市政发展项目(MDPIII)的赠款将由世行管理的基础设施发展伙伴关系信托基金额外捐助1000万美元,作为补充资金。(世界银行官网:2021-3-5)2021年3月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了一笔4.4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埃及旨在提高该国安全和服务质量的举措。(世界银行官网:2021-3-5)【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向国有企业提供高达750万欧元的EBRD主权贷款,用于Kulob供水和废水处理(KMK),这将恢复该市关键的供水和废水处理基础设施。(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1-3-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德米尔银行促进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粮食安全,提供400万美元贷款,支持农业综合企业供应商Dan Agro的运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21-3-4)【美洲开发银行(IADB)】2021年3月5日,美洲开发银行为新的10年期固定利率可持续发展债券定价,以支持IDB减少拉丁美洲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战略重点美国和加勒比地区以气候友好的方式。(美洲开发银行:2021-3-5)【非洲发展银行(ADB)】非洲法律支持机构从挪威、英国获得260万英镑,以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以及低收入国家的其他活动。(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1)非洲法律支持基金将从荷兰获得600万欧元赠款,用于资助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工作。(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1)2021年3月2日,阿斯旺和平、安全与发展论坛第二届于3月1日在埃及开罗开幕,非洲各国领导人确认:不安全和债务负担是非洲大陆经历新冠疫情后最紧迫的挑战。(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2)2021年3月2日,非洲开发银行向西非金融管理局提供了320,535美元的赠款,以将性别问题纳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核心数字金融服务(DFS)监管框架中。(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2)2021年3月3日,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批准了2720万美元的贷款融资,用于设计、建造和运营位于尼罗河上游上埃及科姆翁布的200兆瓦光伏太阳能发电厂。(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3)2021年3月4日,由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证券交易协会(ASEA)主办的“非洲融资工作(MFW4A)”合作,旨在连接非洲领先的证券交易所并促进跨境投资流动。(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4)2021年3月5日,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与埃及政府签署了1.09亿欧元的融资协议,以改善埃及上尼罗河地区卢克索省农村社区的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5)2021年3月5日,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授予了20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建立非洲网络安全资源中心(ACRC)进行金融普惠,以应对整个非洲的网络犯罪并增强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的弹性。(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5)2021年3月5日-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与尼日利亚证券交易委员会签署了40万美元的赠款协议,以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并扩大市场手段。(非洲开发银行官网:2021-3-5)【亚洲开发银行(ADB)】亚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斐济为医护人员提供了22,000个COVID-19测试套件。(亚洲开发银行:2021-3-1)二、区域开发金融机构【欧洲投资银行(EIB)】奥地利:欧洲投资银行(EIB)为人工智能软件创新者Cortical.io提供750万欧元。(欧洲投资银行:2021-3-3)欧洲投资银行(EIB)为刚果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筹集6500万欧元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经货共同体地区的私营部门投资。(欧洲投资银行:2021-3-3)摩洛哥:欧洲投资银行(EIB)签署一项8500万欧元的融资合同,以加速高速公路运输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欧洲投资银行:2021-3-3)法国:赛峰集团与欧洲投资银行签署5亿欧元贷款协议,为未来飞机推进系统的研究提供资金。(欧洲投资银行:2021-3-5)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法国银行已在多米尼加比索签署了一笔价值700万欧元(约合4.8亿第纳尔)的贷款,以支持微型企业家。(欧洲投资银行:2021-3-5)欧洲投资银行(EIB)已与乌克兰国家进出口银行(Ukreximbank)签署协议,将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DCFTA)支持基金项目的资金上限提高到2.8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2021-3-5)【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B)】2020年,加勒比开发银行(CDB)为其借款成员国(BMC)批准了5.366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以资助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抵御力、及基于政策的举措和COVID-19缓解措施。(拉美开发银行:2021-3-1)【拉美开发银行(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CAF)】CAF将投资10亿美元支持拉丁美洲的疫苗接种和加强卫生部门。(拉美开发银行:2021-3-2)CAF促进阿根廷空中交通监视系统的现代化,该项目将由CAF出资4040万美元,覆盖阿根廷共和国管辖下的5个飞行情报区。(拉美开发银行:2021-3-2)CAF批准3亿美元加强乌拉圭的电力部门。(拉美开发银行:2021-3-2)CAF将拨款2.5亿美元支持巴拉圭的经济复兴计划。(拉美开发银行:2021-3-2)CAF批准拨款3.5亿美元支持巴拿马的数字转型与融合战略。(拉美开发银行:2021-3-2)三、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向德国-印尼气候倡议提供高达25亿欧元的投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2021-3-1)【韩国开发银行(KDB)】韩国开发银行(KoreaDevelopment Bank)周三表示,已同意为印度尼西亚的人造卫星项目提供1.26亿美元的资助。(韩国开发银行:2021-3-4)3月3日,汉城,韩国开发银行(KDB)周三表示,已向外国投资者发行了价值12亿美元(1.3万亿韩元)的债券,以筹集资金用于绿色商业项目。(韩国开发银行:2021-3-4)【巴西开发银行(BNDES)】BNDES以1.8亿雷亚尔支持PPP,以加强BH的初级医疗保健网络。该项目预计将建立40个新的保健中心,这些中心将使约80万人受益,并减少对更复杂服务的需求。(巴西开发银行:2021-3-3)BNDES向专注于小型企业的金融科技信贷基金捐款4.87亿雷亚尔,该计划可覆盖200万家公司。(巴西开发银行:2021-3-4)四、有中国因素的开发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CDB)】见网站:www.cdb.com.cn【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 BRICS)】2021年2月26日,新开发银行董事会批准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人民币70亿元紧急计划贷款,以支持中国从COVID-19的经济复苏。该计划旨在支持中国应对COVID-19的经济复苏工作的优先重点,其中包括:支持恢复受到COVID-19大流行不利影响的关键部门的生产活动;支持加强和维持早期经济复苏的措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21-3-2)《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动态周报》团队策 划:田惠敏主采编:张欣桐审 核:刘 强成 员:张欣桐 王阳 田天 张一浩 刘强 赵阳声明:“经济窗”微信公众号平台所引用的资料、数据、事例,都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报纸杂志、国内外书籍,以及网络、电视、广播等。文中所有的观点与思考均属于个人,并不代表任何机构。所载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