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参考

摘要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将对两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尤其是将对该经贸协议所涉及的农产品和食品、技术转让、金融证券领域的跨境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在农产品和食品领域，中国投资者可能加大赴美投资，特别是将加大对土地密集型且中国国内供需缺口较大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的投资；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赴美投资可能面临较大阻碍，未来以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中国企业的并购投资很可能不得不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在金融证券领域，则可以期待更多的美国投资者来华投资。但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仍具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企业仍然需要为新的国际投资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全面评估投资风险，聘请专业顾问做好全面尽职调查、展开积极投资谈判、谨慎对待交易文件。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以下简称“经贸协议”）由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该经贸协议应自双方签字后30日内生效或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适用程序之日起生效，以二者中较早的时间为准。该经贸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贸易摩擦以来的中美经贸关系有了一个阶段性结论，初步改变了中美双方在博弈中的态势[1]。该经贸协议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及“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七个方面作出了约定。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根据经贸协议，一是，中国将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的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要在2017年基数上增加不少于2,000亿美元；二是，中美双方在商业秘密保护、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专利有效期延长及加强知识产权司法执行和程序等方面达成共识；三是，在技术转让方面，中美双方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对方市场，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按照市场原则自愿进行；四是，中美双方将在银行、证券、保险、电子支付等领域提供公平、有效、非歧视的市场准入待遇，未来美国金融服务主体进入中国市场的脚步也会加快，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将对美资企业一视同仁。经贸协议的规定有效释放了中美之间贸易互补性，进一步深化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及其相互依存。对于两国而言，将进一步扩大各自优势产品向对方国家的出口，满足彼此对优质制造品、农产品和食品的需求。随着该经贸协议的签署，相信两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将受到直接实质性的影响。经贸协议将给投资者带来“相对确定性”的预期，有助于企业规避不确定投资决策的风险。鉴于经贸协议主要涉及农产品和食品、技术转让以及金融业，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经贸协议的签订对该些行业的跨境投资影响。一、经贸协议对食品和农产品行业的跨境投资影响1、经贸协议规定的食品和农产品相关内容根据经贸协议，中美将加强和促进双方农业领域合作。这种合作涵盖多方面，包括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领域，农药，包括农业生产、作物保险、农产品贸易、卫生与植物卫生法治、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技术、动植物病虫害信息分享，与农业有关的技术措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合作形式包括信息交流，技术磋商，技术讨论，两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机构、农民、学者、农业企业等开展农业议题的交流和对话、执行和完善现有农业政策双边交流机制、参与在国际组织框架下接触配合等。此外，在达成两国农业合作的框架下，根据经贸协议，中国将增加对美国乳品和婴幼儿配方乳粉、牛肉、大豆、水产品、水果、饲料、宠物食品等农产品进口，今后两年平均进口规模为400亿美元。2、经贸协议对食品和农产品行业的跨境投资影响分析可以预计，经贸协议对两国农业合作的初步约定将可能会引起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的农业和食品行业。美国作为农业现代化国家，其农业生产专业化、机械化和商品化程度高，农业生产率高，农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而且中美两国的农业互补性很强。以大豆为例，2018年我国大豆消费量为1.05亿吨，国内产量仅1,600万吨，缺口达到9,000万吨，[2]从美国进口大豆可以有效缓解国内的紧缺。因此，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强，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中国农业企业前往美国投资。具体的投资方向和形式分析如下：(i). 针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方向考虑到经贸协议约定了扩大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的清单，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不鼓励外国投资直接进入种养环节的现实情况，因此，中国投资领域可能更多以土地密集型且中国国内供需缺口较大的农产品（如大豆、畜牧产品）的生产、加工为主。此外，如果第二阶段可以顺利谈成，未来中国企业可能可以进一步通过对美国农业投资，形成全产链的布局，即从美国产地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销售地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积极向农业科研、农资研发、物流、仓储、销售等诸环节延伸，并出口至中国国内以弥补重要农产品和食品的供需缺口，同时也带动国内农业企业做大做强。[3](ii). 针对中国投资者可采取的投资形式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合资合作形式与美国当地农业类企业合作，可利用美国当地企业在当地资源配置、管理技术、人才以及市场营销网络方面的优势；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大型中国企业，也可考虑采取并购收购等形式展开美国投资。(iii). 注重风险防范对于拟投资美国农业和食品业的中国企业，建议应当在投资前充分了解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近年来，美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对农业食品领域的投资并购也面临更严格的审查。我国企业在美国食品领域遭受国家安全审查的典型案例是2013年中国双汇集团收购美国生猪养殖巨头 Smithfield Foods公司的案例。近年来美国更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或简称“FIRRMA”），扩大了美国政府对外资并购交易的审查范围，尤其是新增了“特别关注国家”的概念，列出对美国构成明显威胁的国家，要求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别关注国家”的交易进行严格审查。因此，美国政府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将会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农业和食品业的最重要障碍因素之一。二、经贸协议有关技术转让的规定对跨境投资的影响1、经贸协议规定的技术转让相关内容经贸协议对技术转让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规定，其明确提及：“双方确认确保按照自愿和基于市场的条件开展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并且认识到强制技术转让是一项重要关切。任何一方自然人或者法人应当能够有效进入对方管辖区，公开、自由开展商业运营，而不会受到对方强迫或者压力向其转让技术的。双方个人之间的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应当基于自愿原则并且反映出双方个人同意的市场条件。任何一方不得支持或者指导其个人针对其产业规划所指向的领域和行业，开展以获取外国技术为目的、导致扭曲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于收购、合资或者其他投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得要求或者施压对方个人向自己一方个人转让技术。”换言之，中美经贸协议明确了不得展开强制技术转让的行为。双方企业可自由进入对方市场，并且进行公开、自由的运营，但不得以市场为条件强制换技术；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按照市场原则自愿进行，政府不支持、不指导自然人或者企业开展扭曲竞争，不得以行政许可为条件强制换技术，不得以继续获得好处为条件强制换技术。[4]2、经贸协议对技术转让相关的跨境投资影响分析如果中国企业准备收购美国企业或在美国展开并购、合资等行为，需要尤其关注以下三方面：(i). 技术转让的严格执行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企业减少赴美投资；(ii). 美国是否会通过法律限制中国投资者购买技术，即便中国投资者并未强制要求或者施压对方向自己一方转让技术；(iii). 美国是否会违反经贸协议的约定而强制要求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尤其是中国企业需要关注美国是否会在5G通信技术方面迫使中国企业转让相关技术。针对美国可能严格执行禁止技术转让的规定，中国企业如果投资目的是取得美国企业的技术，则很可能面临障碍：一方面经贸协议会对相关交易加以约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可能采取国家安全审查手段加以阻止相关交易的完成。对此，建议中国企业提前咨询专业顾问以了解可能被认定为强制技术转让的可能性有多高，以及潜在法律风险是什么；并且在相关交易文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约定技术转让作为交割先决条件或者约定为回购条件，并约定有利于收购方的争端解决条款。此外，中美跨境并购中的美国转让方很可能不但对于与中国投资者的交易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而且即便接受与中国投资者交易也有可能因为交易的不确定性而坚持要求在交易文件中（比如股权收购协议）增加类似赴汤蹈火条款、反向分手费条款，以增加中国投资者的责任。赴汤蹈火条款是非常严苛的条款，其要求收购方有绝对义务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应对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以获得政府审批。除了“赴汤蹈火条款”，卖家还有可能因为担心无法获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批或者未能通过反垄断审查而提出收购方支付“反向分手费”。反向分手费是指在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交易文件后，由于特定事件导致买方不能完成拟议交易时，由收购方向卖方支付约定金额的费用以补偿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在有替代性的前提下，中国企业的并购投资很可能不得不转向英国和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如果转向英国和欧洲大陆，则中国投资者需要关注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或外资并购审查制度。同时，我国政府也很可能将进一步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转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鼓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业园区合作，到共建园区设立中资企业的分支机构、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推进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园区合作，推广高新区和科技园区发展建设。三、经贸协议对金融业中美跨境投资的影响经贸协议还规定了大量有关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规定。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允许美国金融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经贸协议第4章消除了在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以及信用评级服务等金融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各种贸易及投资障碍，为美国金融投资者提供了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在金融业领域，可以预计将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者展开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跨境投资，主要可以期待的相关跨境投资体现在如下方面：1、信用评级领域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影响根据经贸协议，中国在信用评级服务领域，允许美国服务提供者对国内外投资者出售的所有种类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还允许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在其现有合资企业中获得多数股权。事实上，在经贸协议签署之前，中国已经逐渐开放信用评级市场。2018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信用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有关事宜公告》。根据该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将协同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资格进行审核或在注册程序进行合作，并设立绿色通道实现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业务的资质在交易所债券市场或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互认。2019年1月28日，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已被授权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全方位的信用评级服务。随着经贸协议的签署，可以预期，更多合格的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会来中国设立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以在中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各种信用评级业务。2、资产管理领域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经贸协议确立了允许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申请资产管理公司牌照的相关规定，允许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从省辖范围牌照开始申请资产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中国在授予新增的全国范围牌照时，对中美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包括对资产管理公司牌照的授予。中国在2018年8月颁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5号）中取消了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是迄今并无任何外资控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诞生。随着经贸协议的签署，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会诞生第一家外资控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3、保险领域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经贸协议规定，中国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并且允许美国独资保险公司进入上述领域。中国确认不会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美国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采取限制性措施。2020年4月1日之前，中国取消所有保险领域包括保险中介领域的经营范围限制。中国已经确认取消关于新设立的外资保险公司30年保险业务经营历史的条件。经贸协议的上述有关取消股比限制的内容其实在2019年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中已经予以规定。随着协议的签署，国内监管机构将进一步修订相关的监管规则，以落实经贸协议规定的内容。可以预计，美国的保险公司在满足要求下很可能会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试水。4、证券领域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经贸协议规定，中国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应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并允许美国独资的服务提供者进入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服务领域。对于该项规定，证监会已经于2019年10月11日宣布将于2020年1月1日取消对期货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于2020年4月1日取消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股比限制，并于2020年12月1日取消对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股比限制。经贸协议还规定，中国不迟于2020年7月5日大幅降低对证券服务提供者控股股东的高额资产净值要求。现行《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要求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净资产不低于200亿人民币，根据经贸协定的规定，监管机构需要对《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作出修订，修订之后，预计美国金融投资者作为股东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会出现。[6]四、建议与结语从短期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署对中美两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长期看，企业仍然不能忽视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仍具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摩擦与波折也将是常态。就目前而言，第一阶段的协议如何落实、如何评估、未来如何推进并启动第二阶段贸易磋商等问题都存不确定性风险。中美能否在2020年真正达成全面贸易协定仍悬而未决。因此，中国企业仍然需要考虑到潜在的中美竞争常态化、激烈化，[7]为新的国际投资环境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具体可以包括如下几方面：1、 交易开始前进行充分评估对于可能涉及技术转让的交易，应当特别关注经贸协议和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程序的约束，并在准备开始交易前做好充分评估，以了解可能被认定为强制技术转让的可能性有多高，以及潜在法律风险是什么，为在相关交易文件中做进一步的约定做好充分的准备。2、 尽可能展开适合交易性质的尽职调查。在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做好尽职调查，包括法律尽职调查和财务尽职调查、商务尽职调查，不但要深入了解目标公司自身情况，还要全面掌握目标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以及收购期间美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松紧程度。3、 谨慎对待交易文件，积极展开交易谈判。鉴于美国政府对针对技术方面的中国投资基本采取禁止态度，可以预见有关技术转让的交易很可能存在来自监管层面的较大不确定性。交易对手方很可能要求在股权收购协议中增加类似赴汤蹈火条款、反向分手费条款。鉴于此，建议中国企业聘请专业顾问，与转让方展开积极的交易谈判。其中，针对赴汤蹈火条款，建议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不接受赴汤蹈火条款；如果中国投资者不得不接受，则建议中国投资者向律师了解股权收购协议中设置的赴汤蹈火条款可能面临的风险与责任，并争取对赴汤蹈火条款设置除外条款；针对反向分手费，则针对不同事项设置不同比例的反向分手费，在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及退还方式方面作出有利于买方的约定，比如以收购方开具银行保函或将反向分手费金额汇入第三方托管账户或共管账户，或对收购方不要求延期的情况和要求延期的情况作出分手费金额的区分。此外，针对中国在信用评级、资产管理、证券、基金管理、期货管理领域对美国作出开放，考虑到美国在金融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及美国金融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持续完善监管体系，使监管水平与开放程度相适应，进一步保证国家金融安全。脚注：[1] 《IPlytics分析汽车行业5G标准必要专利竞争态势》，中科院IP信息，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2] http://www.sohu.com/a/367209687_164026，访问日期：2020年1月19日。[3] 原瑞玲，张雯丽，王慧敏，翟雪玲. 中国与美国农业投资合作及发展方向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31期。 [4] 乔新生. 中美贸易协议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影响. https://mp.weixin.qq.com/s/94hFPeMrnskkblyDycsEpw, 访问日期：2020年1月19日。[5] 吕红，邹野. 简析中美贸易协定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影响.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31_1579190183.pdf，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6] 吕红，邹野. 简析中美贸易协定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影响.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31_1579190183.pdf，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7] 张茉楠. 中美贸易协定签署背景下的长短视角. 载：华夏时报，2020年1月16日。来源：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作者:王清华 施珵 孙小梅　

点击上方“金羊毛工作坊”关注我们导读：本文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从供需结构及金融风险两条主线总结刘鹤的经济思想脉络。太平洋宏观：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来源：太平洋宏观肖立晟团队核心观点：本文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从供需结构及金融风险两条主线总结刘鹤的经济思想脉络。通过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学习，得到以下几点心得：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从而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今年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而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而资本市场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正文：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通过梳理刘鹤发表的68篇论文以及23次公开讲话，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图1是我们梳理的论文及讲话中所展现的经济思想脉络，全文观点梳理也将以结构性问题及金融风险治理两条主线展开。图1：刘鹤经济思想发展结构图太平洋宏观团队整理一、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二、关注危机，积极应对，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本部分主要谈及刘鹤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首先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作客观描述；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爆发原因，以便更好的进行经济形势预判，刘鹤牵头央行等多部门人员进行了“两次全球危机比较”的深入研究（2010-2013年），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刘鹤在2008年发文提到，我们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他指出，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第一，美国消费减少对我国出口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价、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刘鹤认为，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我们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情况要制定应急预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详见[1]刘鹤．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J]．经济前沿，2008（04）：7-9．）（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年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政府意识到，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详见[2]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中国发展观察，2009（04）：11-15．）（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预判形势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经济环境既重要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历史是最好的办法。基于此，为更好的判断风险、应对危机，2010年开始，刘鹤牵头的中财办课题组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就是对两次危机进行对比。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刘鹤曾介绍其中间研究成果，就两次经济危机的三个背景和三个结论做分享介绍。三个背景：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二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结论：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新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我们对此要深入理解和思考。之后，在2013年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危机的共同点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政策性思考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刘鹤课题组主要提出3点思考：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对比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结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三、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几点学习心得（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要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可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年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 “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早在2000年，刘鹤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推荐“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同时，他也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垄断。发展新经济，就是希望最优秀的资源配置于这个领域。但若存在行政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于低效部门。进而造成“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以此思路来看，打破金融业及制造业的垄断势在必行。“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鼓励制造业领域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以激励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四）“长牙齿”的金融监管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而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短期内外科手术式金融监管使资本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状况，金融业已明显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同时带来了实体经济债务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而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国家负债率/GDP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宏观杠杆水平低于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略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从分项来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排名靠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则在排名中位列第一。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高企，一部分缘于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快速积累的债务；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代地方政府借债而产生的债务累积。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无序输血高杠杆企业的行为以及地方政府软约束下的债务风险。由此，降低企业杠杆需要要求对商业银行表外转表内的监管未来难以放松。不能低估政府金融监管的决心，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银行业务回归表内，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必然下降。增量资金边际增速趋弱，而对应的是商业银行表外回归表内过程中，除表内贷款对接外，股票与债券市场则需扩容以接纳剩余融资需求。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资本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附录、参考文献：一、（一）[1]刘鹤．改革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1（9）：16+63-68．[2]刘鹤．扩大有效需求与培育新增长点相结合拉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J]．预测，2000，19（3）：1-5．[3]刘鹤．“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趋势[J]．财经界，2001，311（7）：21-21．[4]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2018年1月24日（二）[5]刘鹤．中国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J]．中国经贸导刊，2017（11）：4-6．[6]刘鹤．关于“十五”规划和当前宏观调控中的几个问题[J]．财政研究，2000（5）：2-7．[7]刘鹤，杨伟民．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政策选择[J]．经济纵横，1994（4）：12-18．[8]杨云龙，刘鹤．体制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政策变化走向[J]．经济导刊，1992（1）：10-24．[9]刘鹤，杨伟民．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基调的判断[J]．宏观经济研究，1994（5）．[10]郑新立．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09-2010[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刘鹤．扩大有效需求与培育新增长点相结合拉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J]．预测，2000，19（3）：1-5．[12]刘鹤．把发展新经济与改革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和现实挑战[J]．开放导报，2001（8）：28-30．[13]刘鹤，杨焕昌，梁均平．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9，V（2）：14-19．（三）[14]刘鹤，网络经济不能错失的机会，中国物资报，2000年07月28日[15]刘鹤，在第六届华商大会上的讲话，中新社，2001年9月18日[16]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2018年1月24日[17]刘鹤，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中国证券报，2000年11月6日[18]刘鹤，城市化：中国2010年短期宏观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结合点，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09~2010）[19]刘鹤．关于“十五”规划和当前宏观调控中的几个问题[J]．财政研究，2000（5）：2-7．[20]刘鹤．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J]．经济研究参考，1999（z1）：26-40．[21]刘鹤．关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几点意见[J]．电子展望与决策，1996（1）．[22]刘鹤．中国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J]．中国经贸导刊，2017（11）：4-6．二[23]刘鹤．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J]．经济前沿，2008（04）：7-9．[24]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中国发展观察，2009（04）：11-15．[25]刘鹤．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的发言[J]．经济研究参考，2012（21）：5-7．[26]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J]．管理世界，2013（03）：1-7．[27]刘鹤．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J]．经济导刊，2016（02）：26-28．更多金融市场分析，欢迎点击“阅读原文”，加入我的圈子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几十年、上百年过后，人们会在历史书里这样记载：大疫情前，如何如何，大疫情后，如何如何。疫情前后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同这些彼此隔离的日子，你的朋友圈里，那么多的朋友，让你突然感到如此陌生......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同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去全球化，国家和民族主义盛行，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的对话越来越困难；市场经济收缩，消费主义基础削弱，精致的现代经济体变得粗糙，线上经济、距离经济、非接触经济成为新潮；城市化不会再高歌猛进，回归乡土和安全，重寻信仰和反思存在，新实用主义泛滥；后现代的随性、无厘头、无规则将被传统的集体秩序淹没，病毒在制造新的人际、国际交往关系，空间和距离变得异常重要，人们更信任血缘相同的族群，现代型的社会将因为疫情被再次解构；如何定义“戴口罩的人”，将成为存在主义新的哲学命题......一、大疫情塑造的历史：现代性的再次解构？史无前例的大疫情还在进行中，已经有学者迫不及待的构建叙事话语。他们将“新冠疫情”称为历史的分水岭，如同人们在叙述近现代历史时，一般将“二战前”和“二战后”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所以接下来的叙事习惯里，将会有“新冠疫情前”和“新冠疫情后”这样的区分。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时代的断层线才会“泾渭分明”。也不用感叹这么多的“活久见”，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如此。只是因为你此前所处的时代，岁月静好的太久。命运的走向总是悄然变化，转折点只是书写在大历史中。身在其中的人们，往往具有先天的钝感，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否则每天置于宏大动荡中，渺小的个体该如何承受。但这个蔓延全球的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巨大，足以作为历史叙述中的标志性词汇。虽然，它只是加速了时代的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这些影响的确是声势浩大、立竿见影，比如疫情带来的伤病死亡、经济停摆和金融动荡，这些变化如同战争一样实实在在。而另外一些变化，深远的、潜移默化在时代记忆里的，隐藏在长波周期和文化意识里，悄悄的为时代注脚，然后有一天突然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人类历史是由灾难塑造的，瘟疫可以改变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瘟疫与人》对此有系统的研究，比如大瘟疫与极权政治、宗教禁忌、社会等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型动物的死亡，人口数量的增加，促使人类进入人口密度更高的农业社会，从此瘟疫就如影随形——这种看不见的病毒，在显微镜诞生之前，在古时代是神秘和鬼魅的。从生态学来说，这是在人类进入生物链金字塔后，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方式。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而无论是雅典大瘟疫改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局势，还是古罗马大瘟疫改变的帝国运数，谁也说不清究竟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戴口罩的神像让人反思终极问题十四世纪的欧洲黑死病造成了超过1/3人口的死亡（大不列颠地区死亡了一半），导致劳动力奇缺，三分之一的土地无人耕种，人力成本陡升，租赁制替代农奴制，为圈地运动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劳动力奇缺倒逼资本形成）；而大量天主教神父和其他教职人员的死亡，只能让年轻的教徒匆忙补缺，这些人大部分并不像以前的神职人员那么虔诚，旧传统和公共礼拜仪式的衰微，这也可能埋下了两个世纪后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种子（见[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第10章）。而这些，又集体构成了现代性的开端。灾难或危机塑造历史的逻辑，有点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没有人性温度和人文关怀的强权论和宿命论（木心说超人哲学不可说）。的确存在这么一个规律，存亡兴衰，王朝更迭，在大历史的时间线上合合分分、起起伏伏。每一次大的灾难，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在毁灭和制造悲剧的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生。亚里士多德说战争是万物之母，尼采说悲剧诞生后，超人赋予大地以意义，灾难正在塑造强人意志。二战之后，无论是工业文明（计算机，网络和新能源），还是制度文明（全球秩序、独立运动和民主化浪潮），都可以溯源到战争和灾难的“赐予”。也是从二战之后，人的后现代性变得更加突出。大瘟疫或许只是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加速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论断可能有点大，但是我冒险做出这个论断。以科技为豪的现代人，自以为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现代人，没想到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如此无能为力。人们必须告别，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漫长的，必须告别代表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结束夸张表达，戴上口罩千篇一律；结束社交狂欢，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结束狂热的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回归森严的战时秩序和沉默的隔离空间，回归与自我的相处与和解，回归家庭和陪伴，回归古典和朴素。乐观的说，是回归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的空间，回归诗与思的世界。而代表后现代主义的物质景观，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也暂时安息：一切仿佛回到了太初，回到旷野的宗教寂静里。当后现代的人类开始隐居的时候，大地开始呈现出意义。据科学家统计，在人类经济活动停摆的几个月里，因温室效应造成的温度上升竟然有所缓解，空气和水的质量明显变好。令人吃惊的是，近半个世纪因空气污染看不到蔚蓝天空的印度，突然有一天在远方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喜马拉雅山！这种神谕式的图景，究竟意味或预言或警示着什么？作为现代后现代的工业人、科技人、经济人，是被什么蒙蔽了眼睛和心灵？这样的存在主义拷问，可能就是大疫情作为历史分水岭的心智基础。疫情越是迟迟不消散，或者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越是逃脱不开，最终也就导致了疫情前、疫情后的历史分野。疫情期间，印度人惊讶的看到了远方的喜马拉雅山二、大疫情前后的割裂与对立：时代的清算？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或者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时代过去了。自二战以来的历史运数上升期，到今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运数衰落，而是要进入一个碰撞、冲突和纷乱的“三国时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新旧力量需要在较量中实现新的博弈均衡格局，而相对于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大动荡的时代，是再平衡的时代。二战之后，有四股潮流在全球兴起，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分别是：1）工业化。二战后，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成为战争后国家的第一主题（中国建国后的重大任务是工业赶超英美）。发生了两波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基础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化浪潮，现在处于第四次的信息化浪潮中。工业化无关体制，前苏联的计划体制，在一段时间内曾实现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但终究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工业化浪潮的交接时期走向崩溃。中国也在改革开放后真正引爆工业革命，现在处于旧的重工业产能出清和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叠加进程中（见赵建，《中国的工业革命》，《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6期）。可见，市场经济才是推动工业化的基本力量，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忽视计划体制下的国家动员能力。2）全球化。战争重塑权力格局，世界大战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二战后，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上的全球秩序形成，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关贸总协定及以后更加普世的WTO，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WHO，以及近几十年为解决金融危机、气候变暖等共同问题的各种全球治理框架（比如巴塞尔协议），G20等。在这些全球秩序构建的基础设施上，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化基础上变得更加细分、精致和复杂，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开放式经济体的形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低通胀、高增长时代之一。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地球村），移民、跨国公司、留学、国际旅游等成为风尚，文化产品也在全球流行、兜售。在这样的大趋势中，民族的、国家的，与普世的、国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碰撞，虽然无时无刻，但都被大浪潮所掩盖。不同种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变得更加友好、宽容和开放。全球产业链参与度在不断下降3）民主化。迄今为止，民主化经历了三个“长波”，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年－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最高潮是苏联的解体，及众多国家的传统体制的解体，“国王”们被送上法庭或尸横街头。然而最近几十年，据民主之家的统计，民主化浪潮有退潮之势，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流行的“强人政治”（普京式）。用福山的政治理论来说是“民主政治的衰退”。21世纪以来民主化浪潮有退潮之势资料来源：《民主化第三波：数量背后》，约根·莫勒等，2014年。4）现代化。现代化、现代性是一个更加泛化的定义。二战之后，建立现代型社会，在各个层面实现现代化，是各国普遍的目标。更深一层的则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反思，19世纪末以来对现代性的解构和后现代性的建立。社会科学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自由主义和注重表达自我，现代性深刻的改变了人文社会景观。然而19世纪末以来，对理性的质疑和存在的迷茫，无厘头、虚无主义的泛滥，对现代性解构以后，后现代没有完全重构世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二元结构被尼采颠倒，对存在的思考开始胜过本体，只有在者言说存在，思和诗的授予性复兴第一哲学，语言作为经典哲学中的形式反而成为存在本身（词语破碎处没有存在，海德格尔）。后现代性解构了一切，虚无主义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的精神世界。弗兰克尔说从后现代的艺术作品里（抽象派、野兽派类似幼儿涂鸦，重金属摇滚乐的嘶吼），看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迷茫与堕落（弗兰克尔，《乌托邦与悲剧》）。既然遗失了本体和彼岸，人们只能在狂热的消费主义，购物节，狂欢节，金融对赌，资产泡沫一夜暴富的物质幻觉中，找回短暂的“存在感”。与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金融、经济危机相比，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一直都存在。看似随意涂鸦的野兽派（野兽派代表马蒂斯作品）正是这四股趋势，塑造了今日之世界。然而最近几年，确切的说应该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金融民粹主义泡沫的一次破灭），趋势就正在发生变化。巧合的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惊讶于同时），加速了拐点的到来，直到疫情的爆发，历史的巨变正式显现。如果上面的四股浪潮是疫情前的世界，疫情后的世界将大不相同：1）虽然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工业化仍在推进，但核心的矛盾是上一轮工业化浪潮的清算，即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的出清。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新旧工业化浪潮或康波的交接时期，都容易发生历史大动荡。疫情过后，过剩的旧产能如何消化和输出，过剩的债务如何化解，为拯救经济推行的货币大宽松如何转嫁，是各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看，以邻为壑，重商主义，国家间摩擦，甚至是用战争来解决过剩产能的极端情形，为现在发生的事态走向提供了线索。我们不认为这次危机会像大萧条那样严重，但是在各国竞相用债务刺激国内经济，竞相转移过剩产能的过程中，不排除偶然的全球极端事件发生。疫情期需求急剧塌缩带来的产能过剩危机2）全球化加速退潮，除了客观上疫情原因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外，各国之间因疫情发生的文化撕裂和意识形态间隙，正在导致进一步的去全球化。人们惊讶的发现，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全球产业链和各国关系如此脆弱，国家友谊看上去地久天长，实则不堪一击。而疫情爆发后，各国深陷危机，本来这个共同问题需要全球共同面对，可惜的不是各国之间的并肩作战和同仇敌忾，而是互相埋怨和指责。拿美国来说，过去普世价值体系下对人类终极命运关怀的大国气度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撤侨、封国等隔离举措在全球的运用，背后是升腾的国家、民族甚至是种族戾气。而文明之间的隔空对话，鸡同鸭讲，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个隔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贸易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意识形态矛盾等等，才会导致疫情这样的全球灾难发生后，各国关系出现了逆向选择，不是合作，而是割裂，转嫁矛盾。3）疫情爆发后，人们可能不再用是否民主来评价一个政治体系，而是更加看重国家能力和实际治理成效。这在中国得到了较好的证明，14亿人口的大国，竟然能在两个月内将疫情控制住，充分利用大国优势集中支援重灾区，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值得肯定。另一个角度，用主流的政治学思想来评定，民主也可以塑造更加持久的国家能力，虽然其广受诟病的权力制衡和否决政治，对处理疫情这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是到最后仍然可以表现出充分动员社会、社区、市场等非政府资源的分布式、自组织能力。然而，这次疫情的影响太过猛烈，深深的烙在各国的集体记忆里，从而产生更多的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能力的依赖。因为与民主相比，这些能带来更加实在的安全感。而且，21世纪以来民主化的退潮，在这次疫情过后可能更加加速。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更多的是代表“民粹主义”，桑德斯虽然退出，但是他的选票令人吃惊的显示了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在衰退的政治能力面前，民众可能更加需要强人政治（新加坡模式的泛滥？）。4）现代性将被再次解构，“戴口罩的人”将成为存在主义诗与思的新主题。这代表着什么，在狭小的隔离空间里，现代人将如何重新定义存在？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聚集，城市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所有的活动搬到了线上，虚拟世界是否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的接管，庄周梦蝶的自我质疑将不断萦绕在现代人的心头？在瘟疫笼罩的城市上空，后现代主义如何呈现自己的个性张扬与无厘头？末日狂欢还是重回田园？重新学会与自己相处，是现代人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抉择，也是对过度消费、过度自我消耗时代的一次“大清算”。三、疫情新常态与债务型经济：带病生存的金融世界如果疫情长期存在或者不定期爆发，本已脆弱的债务型经济该如何存续？对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一般在描述大的事件冲击时应尽量保持克制——宏大叙事是语言和逻辑的双重加杠杆，虽然也有必要，但容易走向复杂现实过度线性化的危险（民科现象）。同时也要坚持熊彼特的“边界分析法则”，即在解释一个经济学现象时，不断层层解析，直到触碰到非经济学解释，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心理学，才算穷尽经济学框架的边界，不再是“用现象解释现象”、“用问题转移问题”的语意重复与逻辑取巧。面对疫情，经济学的思想库和工具箱并不匮乏，卫生经济学早已建立成熟的范式，传染病或疫情经济学算是一个分支。但是，面对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疫情，传统的卫生经济学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它既无法完全解释疫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当然这可能不在其研究范围），冲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无法预测疫情对人类命运的改变。单纯的经济学，如果缺乏对历史和社会学的洞察，将无法回答新冠疫情何以成为历史分水岭。这促使我们冒险拓展分析范式，“野心勃勃”的构建一个更大的动态系统，将更多的外生变量内生化。这个范式拓展的冒险之处在于，所构建的逻辑更多的是基于有限事实基础上的思想实验，很难进行“科学范式”下的假设检验。但是，这个缺憾并不能阻止我以假说或猜想的形式提供某个视角的观察。事实上，就连为经济学科学提供实验方法而诞生的计量经济学，也无法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式证伪”。否则，经济学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思潮纷争。范式的转换并无太大的特别之处，可以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结构上的拓展，建立一个将诸多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大系统。这在技术上是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习惯于求均衡解或稳态路径的经典经济学模型来说。假如这个范式将瘟疫等自然灾害，看做是债务型经济的内生冲击，是经济本在不稳定的另一种形式，那肯定会引来巨大的质疑——在经济与自然灾难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玄学逻辑？答案或许依然在经典的经济学系统论范式之内——新冠疫情也将可能成为经济史的分水岭，因为它终结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超级债务周期，以及这个周期中制造合成“人工债务病毒”的始作俑者——超级央行（大量的有毒资产附着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中的逻辑脉络沿着以下展开：1）经济系统运行摩擦产生的熵增，并不会凭空消解，它会不断累积或者向其它子系统转移。这或许可以表述为“风险守恒定律”，除非产生新的“创造性破坏”，通过提高潜在生产率来产生熵减（能量），消解掉过去累积的熵增。我之前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现象、机理与影响》，提出了这种可能的转移机制，那就是：2）由于逆周期政策和国家金融能力的不断强化，一旦经济发生危机，政府就会采用金融工具进行对冲，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波动不断向金融体系转移。这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一个脚注，也就是金融体系成为了现代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缓释工具。金融加速器既放大了波动，同时国家金融资本的干预又承载了波动——不过是将宏观风险成本向未来摊销。然而：3）在不断解决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在国家的不断赋权下，具有了强大的自发性和自组织能力（脱离实体）。它以系统性风险绑架了以央行为代表的公共资源，也将金融和财政绑架在了一起，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从国家刚性兑付中获利的道德风险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大宏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央行已经成为金融集团的“最后贷款人”，“最后交易商”，以及音乐停止后的“最后买单人”。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加隐秘的掠夺工具，它在制造风险的同时，也在制造业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金融托拉斯、相对贫困和国家及阶层间冲突，这就导致更大的风险转移：4）如果国家意志总是人为干预不允许金融风险出清，不允许总量危机，那么不断积累的结构问题将引发结构危机。结构性危机无法用传统的总量政策工具解决，危机最终会在非经济和金融领域爆发，此时将会发生重大的范式变迁，即金融风险异化为外部冲击（战争、动乱、瘟疫等），回过头来反噬经济金融系统。在此范式下：5）传染病毒也可以看作是金融和经济无法出清，自然生态资源通过病毒来进行再平衡的过程。《瘟疫和人》中用翔实的史料佐证了几万年来自然生态这种平衡机制的存在。即使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也是结构性危机引发的社会病态，这就重新回到了4）的论证。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学，只要将自然生态看作是与土地、石油等类似的基础资源，一切就可以在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中做出解释。与石油和土地相似，如果短期内攫取过度，生态资源也具有不可再生性（来不及消化）。生态资源的衰竭就是气候的变化，地震、山火、虫灾，瘟疫等出现，以抵抗人类过度亢奋的经济攫取。而人为制造的超级债务周期，就是一直在制造这种过度攫取——经济危机本来是让自然生态自我修复，但是人为制造的超级债务周期阻止了这种自我修复，所以也就有这样的终局。美联储又一次史无前例大扩表如果没有疫情，债务型经济或许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美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房地产，也可能一直涨下去。疫情爆发之后，被赋予超级货币发行能力的央行，会再想尽办法将病毒制造的经济衰退风险转移到金融领域，继续用总量来掩盖结构危机。不到一个月，美联储已经扩表40%，表外更加的庞大，接近无限的救济。但已经江郎才尽的央行，在疫情造成的经济断裂带，并无法立即带来弥合和治愈。她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危机的发生，并将小危机积累成大危机。未来的金融世界将是什么景观？在我们新构建的包括生态资源的新范式里，最好的答案应该像日本，或者其它一些宗教国家，资产负债表幻灭引发的长期大衰退，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极简主义、断舍离、宅文化等最大化节约生态资源的模式，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和总人口的减少（这个未免残酷）。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这恐怕是个噩梦，但对于大的生态系统来说，这可能是大自然天地不仁以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最温和的方式之一了。

7月12日，一则《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的视频引发关注，22分钟的纪录把这个位于贵州最南端、曾列入贫困县名单的小县城推上了风口浪尖。视频中，博主“马督工”实地走访独山县，探访包括古风博物院、水司楼、盘古庄在内的十余座建筑，这些建筑物基本处于烂尾和空置状态，无人施工或看管。视频中提示的400亿投资数额更是刺激着公众神经。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这400亿是独山前任一把手被免职时留下的债务，其中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7月14日，独山县回应公众关切，称“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其中备受关注的“水司楼”（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于近期进场施工。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景区的“天下第一水司楼”高99.9米，24层，占地面积5900平方米7月16日晚，黔南州人民政府网站再发通报，将独山县、三都县举债建设形象工程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重申对两地前任县委书记的处理情况，并称“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一定时间、有一个过程”，寻求舆论理解。关于债务数额，该通报称，截至2020年6月末，独山县政府债务余额135.68亿元，三都县政府债务余额97.47亿元，其余为企业债务等。面对质疑，官方已有整改姿态。面子工程对继任者是遗留问题，对公众来说却是老问题。想平息舆论的质疑，不仅需要亡羊补牢，更需要防微杜渐。所以批评之余，不妨把独山作为一个典型样本，读懂独山背后的决策与发展逻辑，就能找到政绩工程深层的症结。豪赌一个两千多平方公里大小、36万人口的自治州下辖县，却建起了大学城、科学城，一个银行支行坐拥一栋数十层的大厦，县级博物馆命名为“博物院”……从投资和发展角度看，这些建筑虽部分烂尾，但总体给人“震撼”的感觉，并非只是以往“奇葩”的印象。这也让人怀有一丝希望，如果不烂尾，还真有发展起来的可能？相比于水司楼的高昂造价，游客显然不能为当地创造收入客观来说，400亿的花费虽超出普通人想象，但对“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缓慢、民生工程短板较多”的原贫困县独山来说，要想打开新局面确实需要砸钱。不过，关键不在砸钱多少，而在于砸得是否合适，能有多少回报。我们怕的是“不计成本”的建设，没有调研、缺乏论证的“拍脑门”决策。豪赌背后，是地方寻求发展、产业转型的冒险驱动。梳理独山县2016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产业结构调整是重点。到2018年，独山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20：30：50。其中农业总产值约35亿，畜牧业产值21亿，规模工业总产值约118亿，比重最高的第三产业，商贸物流产值仅30亿余元，文化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未见披露。农业成果是黔南州当地媒体报道里的重头戏从结果来看，工业对经济的回报效率更高。但是，独山县2016年一份重大项目调度表里，出现了20项城建、旅游投资，累计投资目标达131亿，其中就包括水司楼和多个国际商贸城的续建项目，均为第三产业。11项工业项目投资目标约154亿，3项农业投资目标约3亿。如此布局，不能不提到独山前任县委书记潘志立。潘志立，江苏人，原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10年空降到当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独山。潘志立在独山县委书记岗位上共任职8年回顾当地宣传报道，潘志立很重视招商引资。但要把别人养大的好孩子引到自己家来，独山的吸引力明显不足，效果不及预期。2014年之前，独山县曾大力承接引进水晶产业，这是被沿海发达城市淘汰的高污染行业。经济增长的同时，独山却因“三无”小作坊式经营，造成了严重污染，后被省环保厅要求规范整改，省委书记和省长专门作了批示。一份潘志立任内的五年发展综述这样写道：过度依赖资源是独山经济发展的短板。任职期间，潘志立做了两件事。一是超前谋划了（原文表述如此）“一城六区八镇”的行政区划调整，将原18个乡(镇)撤并为8个镇，142个村(居)调整为64个。在潘看来，这样能形成集聚效应，有利于吸引项目落户。二是大面铺开大学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文化旅游园区等一系列项目。据媒体报道，当时潘志立还特别青睐一项明星工程“传奇影视城”，这一计划体量为浙江横店影视城两倍的巨无霸，号称要打造“世界第一”景观。接手这一项目的郭勇称得到了官方“可以融资，政府给优惠政策，先施工后办手续”的鼓励。可之后，项目出现资金链断链，引发施工纠纷，郭勇被指控非法占有和合同诈骗入狱。项目最终被政府接盘缩减，目前已经停建取消。官员任内力求发展本没错，独山的问题在于盲目上项目，没有因地制宜，找对适合独山的发展路径。什么都想做，却什么都没做成。2019年8月，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2020年4月，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潘志立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宣判后，潘志立提出上诉。中国纪检监察报透露了更多细节：潘志立平时工作作风霸道，重大事项决策基本上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全然不顾设计、预算、审计环节缺失，导致独山县违法违规占地达2.8万亩，国有资产损失10亿余元。潘志立被调查后，独山县共有多名干部被问责处理借钱独山举债大建，公众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钱是怎么借到的？这里要提到“地方债务”。借钱搞建设、发展经济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基层政府往往缺乏稳定可靠的收入，钱不够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867亿元。除此以外，许多地方政府还有一些不列入统计的“隐形债务”。2015年以前，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发行债券的权力，但地方政府早已通过各种名目的投资公司，搭建融资平台，向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贷款，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公司债或项目债，进行融资。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唯一合法的直接举债模式，与上述“城投”和“融资平台”并行。独山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文件中，提出“做大平台、融大资金、建大项目”的要求，并透露了全县共有融资平台36家。独山县有多个与民生经济无关的建设项目根据学者罗党论2015年的一项统计，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平均期限为5．17年，最长期限达到20年，而地方政府的平均任期为3-4年，大部分债券偿债期限要跨越两届甚至两届以上政府。到2020年5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5.5年。这意味着当届政府可以把还债压力转移给继任者，给了“只管借不管还”机会，既借钱搞工程出政绩，很快又可以拍屁股走人。此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原先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效率显著的同时，也为变相举债提供机会。尴尬的是，对各种变相举债仍缺乏实质性约束，进而造成地方债务风险。2010年，国家财政部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的一份报告，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其中提到：地方政府之所以超常规进行城市建设，既有“政绩考核”方面的驱使，也包含着诸如吸引外来资本，升值土地的经济利益。约束机制的不健全，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膨胀。对照来看，独山是个反面典型：大学城、科技城、商贸城、旅游城，多个项目同时开动，沉溺于“大而全”，超出标准建设，脱离现实需要。上亿投资砸进了水司楼，却游客寥寥，原先入驻的商户纷纷赔钱关门，各个项目招商引资达不到预期，没有转化成直接经济效益，难以回收成本，偿还债务。独山县开建了包括大数据中心、科学城、大学城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正如报告所概括的：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加上地方可用财力不足的压力，催生了地方干部扭曲的负债观，即借债不怕还钱、自己借别人还、不还钱还能借到钱的错误逻辑，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这，也是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希望上一任落马未满一年，新任临危受命，摆在继任者面前的至少有两个挑战：一是烂尾或闲置的楼，二是有待化解的债。“续建、缓建、缩建”是通报给出的思路。“盘活”二字说起来容易，但谁都知道，钱已经砸了，楼已经烂尾了，在当地禀赋没有巨大改观的前提下，“盘活”这些烂尾的建筑肯定不会那么容易。独山县烂尾建筑之一7月15日，贵州黔南州政府官网一项答复中提到，独山县今年49个项目申请中央资金7.1亿元，这也是消化存量的一种求助做法。这个数字接近独山县201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但在百亿债务面前却只是杯水车薪。独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未来的道路肯定还会有许多困难。但负重前行并非没有希望，如果独山能痛定思痛，实事求是，找到真正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并踏实走下去，今天的亡羊补牢就不算晚。这也是36万独山百姓和所有关注独山的人都希望看到的。而在独山之外，更多的“独山县”当引以为戒。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施晶晶编辑 | 郑嘉璐排版 | GINNY

据《南昌日报》报道：4月23日，南昌市“彰显省会担当，我们怎么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召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特别是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对南昌提出的“彰显省会担当”要求，迅速在全市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过去，南昌通过解放思想、接续奋斗，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显著进步；今天，对标中央、省委的更高要求，面对区域竞争的激烈态势，顺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扛起“彰显省会担当”的重任，进一步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拓展解放思想的广度，增强解放思想的深度，以思想解放、理念更新，激发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活力，挖掘巨大潜力。他表示，要坚决破除影响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观念。摒弃敷衍应付、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常怀“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警钟意识。“政事儿”注意到，4月23日恰逢“世界读书日”，在这场动员大会上，吴晓军向全市领导干部推荐了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王国平的著作《城市论》。吴晓军说，“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很好，我建议大家花点精力去看看，这本书叫《城市论》（王国平著）。”吴晓军说，王国平担任杭州市委书记十年，那段时间的整个经历，跟我们南昌很相似，他那个书有三本，包括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城市的管理、旧城改造、水系的治理、西湖的整治，都在里面，我建议大家去好好看看；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学一学，看一看，对自己很有帮助。王国平1950年1月生于杭州，曾任嘉兴市委书记，1998年任浙江省省长助理，同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2000年任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主政杭州长达10年时间，2010年卸任。退休后，曾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2009年王国平创作的《城市论》上、中、下3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王国平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演变和世界城市兴衰，研究了当今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在总结新世纪以来杭州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城市化的矛盾与挑战，如何破解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新城建设与老城保护、城市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品质等，作了回答。这部著作共计百万字。据报道，王国平先后著有《城市怎么办》（1-12卷）、《城市学总论》（上中下三卷）、《待遇论》、《新编城市怎么办》（上下卷）、《城市决策论》（上下卷）等，在《红旗文稿》、《经济研究参考》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为什么需要智慧工厂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与先进制造技术不断深度融合，全球兴起了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加紧谋篇布局，纷纷推出新的重振制造业国家战略，支持和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现代工业的多次变革，是世界格局变化和社会进步背后的重要驱动力。伴随着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从2013年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以来，智慧工厂的趋势已愈演愈烈。为加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国制造2025》，并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速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当前，我国钢铁制造业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并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阶段。发展智能制造面临关键技术装备受制于人、智能制造标准/软件/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薄弱、智能制造新模式推广尚未起步、智能化集成应用缓慢等突出问题。《中国制造2025》明确将智能制造工程作为政府引导推动的五个工程之一，目的是更好地整合全社会资源，统筹兼顾智能制造各个关键环节，突破发展瓶颈，系统推进技术与装备开发、标准制定、新模式培育和集成应用。身为对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钢铁行业，为加快组织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实现智慧工厂对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下文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我们对智慧工厂的一些认知，希望能让大家更好理解工业4.0时代中智慧工厂的创新和挑战。智慧工厂的特点在中国制造2025及工业4.0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支持下，离散制造业需要实现生产设备网络化、生产数据可视化、生产文档无纸化、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无人化等先进技术应用，做到纵向、横向和端到端的集成，以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的生产，从而建立基于工业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智能工厂。生产设备网络化，实现车间"物联网"工业物联网的提出给"中国制造2025"、工业4.0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物联网是指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等各种需要的信息，其目的是实现物与物、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传统的工业生产采用M2M的通信模式，实现了设备与设备间的通信，而物联网通过Things to Things的通信方式实现人、设备和系统三者之间的智能化、交互式无缝连接。在离散制造企业车间，焦化、精炼、轧制、连铸、除磷、精整等加工工艺中心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将所有的设备及工位统一联网管理，使设备与设备之间、设备与计算机之间能够联网通讯，设备与工位人员紧密关联。如：炼钢工艺人员以各种针对合理化炼钢的专业的算法、理论、配比，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实际炼钢生产过程、参数，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建立虚拟模型，仿真并优化生产流程。在生产工艺改进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大数据，就能分析整个生产流程，了解每个环节是如何执行的。然后模型通过不断采集、参考实际生产数据并不断采集实际生产数据与参数，以机器学习的方式‘模型’不断自我学习、完善，最终追赶、超越实际生产方式，用以达到理想化原料消耗、设备损耗以及成品产出质量、成功率以及产量，生产人员再通过不断自我学习并逐渐趋于完善的高生产质量‘模型’对生产各个流程、参数进行修正，最终达到节能增效的目的。生产数据可视化，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生产决策"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后，信息化与工业化快速融合，信息技术渗透到了离散制造企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一维码、二维码、工业传感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工业物联网、ERP、MES、CAD/CAM/CAE/CAI等技术在离散制造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离散制造企业也进入了互联网工业的新的发展阶段，所拥有的数据也日益丰富。离散制造企业生产线处于高速运转，由生产设备所产生、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远大于企业中计算机和人工产生的数据，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也更高。在生产现场，每隔几秒就收集一次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实现很多形式的分析，包括设备开机率、主轴运转率、主轴负载率、运行率、故障率、生产率、设备综合利用率(OEE)、零部件合格率、质量百分比等。一旦有某个流程偏离了标准工艺，就会产生一个报警信号，能更快速地发现错误或者瓶颈所在，人为的控制系统智能‘自我修补故障’或自定义干预，如此也就能更容易解决问题。当所有流程和绩效数据都能在系统中重建时，这种透明度将有助于制造企业改进其生产流程。如：在能耗分析方面，在设备生产过程中利用传感器集中监控所有的生产流程，能够发现能耗的异常或峰值情形，由此便可在生产过程中优化能源的消耗，对所有流程进行分析将会大大降低能耗。生产文档无纸化，实现高效、绿色制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绿色工厂，实现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是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战略之一。现阶段，传统钢铁企业中产生繁多的纸质文件，如工艺过程卡片、零件蓝图、三维数模、备品备件清单、质量文件、设备程序说明书等等，这些纸质文件大多分散管理，不便于快速查找、集中共享和实时追踪，而且易产生大量的纸张浪费、丢失等。生产文档进行无纸化管理后，工作人员在生产现场即可快速查询、浏览、下载所需要的生产信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料能够即时进行归档保存，大幅降低基于纸质文档的人工传递及流转，从而杜绝了文件、数据丢失，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准备效率和生产作业效率，实现绿色、无纸化生产。生产过程透明化，智能工厂的"神经"系统"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通过建设智能工厂，促进制造工艺的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状态信息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进而实现整个过程的智能管控。在机械、汽车、航空、船舶、轻工、家用电器和电子信息等离散制造行业，企业发展智能制造的核心目的是拓展产品价值空间，侧重从单台设备自动化和产品智能化入手，基于生产效率和产品效能的提升实现价值增长。因此其智能工厂建设模式为推进生产设备(生产线)智能化，通过引进各类符合生产所需的智能装备，建立基于制造执行系统MES的车间级智能生产单元，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透明制造的能力。离散制造企业生产现场，MES在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无人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首先，MES借助信息传递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生产产量维度等对企业的按订单生产以及预计排产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和优化，减少企业内部无附加值活动，有效地指导工厂生产运作过程，提高企业及时交货能力、缩减设备空闲情况。其次，MES在企业和供应链间以双向交互的形式提供生产活动的基础信息，使计划、生产、资源三者密切配合，从而确保决策者和各级管理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生产现场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制定快速的应对措施，保证生产计划得到合理而快速的修正、生产流程畅通、资源充分有效地得到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效率。生产现场无人化，真正做到"无人"工厂"中国制造2025"推动了工业机器人、机械手臂等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工厂无人化制造成为可能。在钢铁制造企业生产现场，成品自动喷码、钢卷产出自动打捆、无人天车、无人物流及其他所有柔性化制造单元进行自动化排产调度，原材料、半成品、备品备件等进行自动化装卸调度，可以达到无人值守的全自动化生产模式。在不间断单元自动化生产的情况下，管理生产任务优先和暂缓，远程查看管理单元内的生产状态情况，如果生产中遇到问题，一旦解决，立即恢复自动化生产，整个生产过程无需人工参与，真正实现"无人"智能生产。智慧工厂的组成单元，以及为传统钢厂解决了什么现有问题智慧工厂应包含OA、ERP、MES、产销、主数据、经营决策、PLC自动化以及工艺范畴的自动化、智能化系统l OA通过对员工、企业资料、生产资料、组织架构、人员培训方案、流程审批等提供解决方法l ERP对竞价销售、对接电子商务进行采购、项目的招投标、成本、资产、费用以及预算等进行智能化管理，并最终优化方式方法为企业提供优质的买卖方案l MES主要面向企业生产车间的执行层，科学、智能的管控以及实时监测生产过程和设备参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无人化；试生产完美契合供应链，使成本、生产、质量三者无缝衔接，从而确保生产决策者和各级管理者可以快速、准确的掌握生产现场的实际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保证各生产环节数据通畅、资源充分利用、合理的计产排产，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降本增效。l 产销一体化通过对所有生产流程MES系统推送、同步的各项数据对工厂所有工艺流程进行实时把控，能及时找出并解决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不同步和损耗问题。通过大数据对各个生产过程进行合理化建模，‘模型’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自我学习，使生产原料、设备的消耗，生产过程、生产原料参数配比、成品产出效率、成品产出质量提供合理化、理想化的生产方式。l 主数据通过信息采集，全方位无死角统一规划钢厂内所有数据，为无人化、智能化、信息化系统提供强有力的基础l 经营决策使用爬虫等数据对钢铁行业数据进行统计，再通过对自身主数据中各专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在‘管理驾驶舱’中对决策者展示自身各方面在整个行业中的优劣势。为自身的统计分析对比当下行业数据提供合理化生产计划、采买方案等l PLC无人自动化通过生产系统自动分配设备任务方案及指令---设备系统按任务规划设备运作流程及动作来实现设备无人化运作，最终实现工厂无人化生产。参考文献[1] 《当“中国制造2025”遇上德国“工业4.0”》．中国政府网[2] 《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 .北京：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3] 《中国制造业升级方向：工业4.0》：互联网+制造业.新浪网[4] 郭朝先，王宏霞.《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 经济研究参考 》，2015[5]《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6]《智慧工厂，未来将至.》36氪,2019-06

育儿嫂并非一项简单工作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今年7月份，济南市民张女士从德林家政服务公司请了育儿嫂照顾6个月不到的女儿。不料，张女士从监控中看到，育儿嫂偷喝了孩子的奶后直接用奶瓶喂孩子，而在后来的体检中发现，这名育儿嫂是乙肝患者且所患疾病具有传染性。视频截图目前，双方正在协商处理阶段。周刊君联系到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吕振宗律师，吕振宗表示，家长可以通过协商要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婴儿体检等物质支出以及精神损失。“如果家长和家政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可以依据合同的违约条款要求违约金、更换月嫂等。”不仅如此，张女士还在监控中发现育儿嫂在对待孩子时一系列粗暴的举动。消息一出，网友们在评论中发出了自己的心声：“育儿嫂不用交体检证明吗？太恐怖了！”“家政公司招人之前不检查的嘛？”“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不生孩子的决心会更强烈一些！”这些年，育儿嫂虐待孩子的新闻时常爆出。据澎湃新闻报道，2018年1月，青岛的傅先生在家里监控中发现，金牌育婴员虐待自己40天大的女儿，做出了打脸、使劲甩婴儿头等动作。《安徽商报》2017年9月消息，合肥市周女士在监控中看到，育婴嫂抓起孩子在半空中用力摇甩，多次推倒坐在沙发上的婴儿，并扭孩子的脸，打孩子屁股……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北京爱侬家政负责人在《经济日报》的采访中介绍，近年来因供不应求，月嫂、育儿嫂身价一路看涨。在孩子看护问题上，宝爸宝妈表达了内心的焦虑。“我母亲有病，丈母娘上班，已经请保姆了，等媳妇上班，就保姆一个人带孩子，很不放心，但也没办法。”“我也是，婆婆和妈妈都不想带孩子，我又舍不得现在的工作，雇个保姆感觉又不放心。”多方面问题造成家长们的担忧。入行门槛低，育儿嫂整体素质偏低为了解“育儿嫂”入行门槛，周刊君以“21岁无带孩子经验打工妹”、“49岁有带孩子经验的下岗妇女”、“43无带孩子经验妇女”的身份致电数家家政服务公司应聘，对方均表示可以去工作。《经济研究参考》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文化素质方面，家政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分别占总数的40%和47%。从专业素质方面来看，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由于很多人对家政服务行业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该行业就是简单地“做家务”，即洗衣、擦地、带孩子。从来源看，北京地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来源纷杂，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妇女），有九成来自外省市，其中甘肃、四川、河北、河南是主要省份，小部分是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的未成年人，还有一部分是城镇企业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而国外状况则不同。早在130年前，美国的大学已开设家政学专业课程，现今美国3800余所大学中，有780所大学设有家政系。今天，美国和欧洲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提供的服务内容多样、服务人员专业化。在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主要是拥有较高素质的菲律宾妇女，他们不仅接受过完整的义务教育，而且需要在专门的家政班培训两年。除了素质方面，家政服务公司在招聘时，对家政服务人员健康状况的要求也较基础。在求职中，多名工作人员称只需要提供健康证即可入职，无需做进一步体检。在上述8月份的事件中，育儿嫂实为乙肝患者，但开具的健康证并不直接包含乙肝检查，家政公司对员工健康状况的掌握存在漏洞。培训不足：培训9天即可入户工作育儿嫂在家政服务人员中有着特殊地位，并非一项简单工作，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育儿嫂主要从事0～3岁婴幼儿照料、护理和教育，指导家长科学育儿，其工作范围包括婴幼儿生活照料、指导母乳喂养，按照月龄进行辅食制作、合理营养配餐，培养婴儿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期为婴儿进行生长检测、预防接种观察、常见病护理等等，甚至包括对婴幼儿进行早期教育。而对多家家政服务公司的调查发现，家政服务公司对应聘育儿嫂的要求并不严格。以北京好孕妈妈母婴护理中心为例，招聘人员称有工作经验最好，“没经验也可以做，来公司有培训”。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来公司后可缴纳980元参加培训考试，“学习9天，每天7个小时，总共63小时，包括月子餐制作实操、产妇伤口护理、产褥操指导、新生儿生理特点、喂养常识、新生儿护理技能实操、新生儿常见疾病预防和护理等”，并表示毕业后即可安排客户面试上户工作。在2017年发布的最新版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有关育婴员的规定中提到，初级育婴员的培训应不少于160标准学时；中级不少于160标准学时；高级不少于120标准学时。实际上，家政服务员的国家职业标准早在2000年8月就已发布，内容包括职业基本要求、工作要求等。该标准是衡量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标尺，是开展家政服务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依据，但目前按照标准操作的家政服务公司为数极少，因此在客户和育儿嫂服务规范、标准和质量上出现纠纷。在《济南时报》2015年6月的报道中，魏女士通过监控发现育婴员剧烈摇晃自己4个月大的孩子，当魏女士拿着视频质问育儿嫂时，育儿嫂辩解说，视频中剧烈摇晃的动作是正常的育儿手法。为验证此说法，魏女士带着视频咨询了医生，医生称4个月的孩子骨骼未定型，剧烈摇晃有可能产生脑震荡。家政公司中介化 家政行业不规范在前述新闻中，济南的张女士在发现育儿嫂患有乙肝时，向德林家政讨说法，其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育儿嫂患有乙肝一事公司和育儿嫂本人均不知情。吕振宗就此表示，家政公司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起挑选、培训、规范月嫂的义务，应该给家政服务的规范化以充分保障，不应仅是收费，管理流于形式、表面，更不应在本案发生后回应不知情。月嫂在服务过程中如何卫生操作、对月嫂健康状况详细掌握都应该是家政公司应尽的职责。“家政公司员工工作造成的损害，应该由公司承担责任，月嫂属于特殊行业，公司应对其体检并完全掌握其健康状况，从家政公司称不知情可以看出公司的管理不规范。”吕振宗说。至于育儿嫂入户之后的行为，即便家政公司无法实时监控，也需有一定的服务规范。吕振宗表示，“应该从源头抓起，定期的培训、抽查、评分考核，如果家政公司全面规范管理，必然会避免或减少员工的不规范不卫生行为。”家政公司鱼龙混杂，管理多流于形式，那么谁来监管市场上的家政公司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曾发布文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形势下，相继制定了《家政服务规范》、《家政服务企业管理技术规范》等20多项行业标准；为了规范法规标准，制定了《家政服务合同》，包括婴幼儿及小学生看护、老人和病人的护理、孕妇和产妇护理、家庭保洁、家庭烹饪等方面，其为了规范家政服务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正当权益。至于标准的实施和执行状况如何，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发展。周刊君从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了解到，对于家政服务企业的监管，不同的问题需要由不同的部门来解决，“比如家政服务企业的注册问题，就归工商部门管；员工健康证的问题需要向发放健康证的单位核实”，该工作人员说，“至于家政服务协会，会参与调解一些矛盾和劳动纠纷。”目前并无直接有力的措施进行惩治。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 李阳煜值班编辑：万霁萱

据《南昌日报》报道：4月23日，南昌市“彰显省会担当，我们怎么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召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特别是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对南昌提出的“彰显省会担当”要求，迅速在全市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过去，南昌通过解放思想、接续奋斗，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显著进步；今天，对标中央、省委的更高要求，面对区域竞争的激烈态势，顺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扛起“彰显省会担当”的重任，进一步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拓展解放思想的广度，增强解放思想的深度，以思想解放、理念更新，激发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活力，挖掘巨大潜力。他表示，要坚决破除影响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观念。摒弃敷衍应付、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常怀“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警钟意识。新京报记者注意到，4月23日恰逢“世界读书日”，在这场动员大会上，吴晓军向全市领导干部推荐了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王国平的著作《城市论》。吴晓军说，“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很好，我建议大家花点精力去看看，这本书叫《城市论》（王国平著）。”吴晓军说，王国平担任杭州市委书记十年，那段时间的整个经历，跟我们南昌很相似，他那个书有三本，包括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城市的管理、旧城改造、水系的治理、西湖的整治，都在里面，我建议大家去好好看看；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学一学，看一看，对自己很有帮助。王国平1950年1月生于杭州，曾任嘉兴市委书记，1998年任浙江省省长助理，同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2000年任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主政杭州长达10年时间，2010年卸任。退休后，曾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2009年王国平创作的《城市论》上、中、下3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王国平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演变和世界城市兴衰，研究了当今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在总结新世纪以来杭州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城市化的矛盾与挑战，如何破解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新城建设与老城保护、城市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品质等，作了回答。这部著作共计百万字。据报道，王国平先后著有《城市怎么办》（1-12卷）、《城市学总论》（上中下三卷）、《待遇论》、《新编城市怎么办》（上下卷）、《城市决策论》（上下卷）等，在《红旗文稿》、《经济研究参考》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来源 | 募格学术编辑 | 学术君据海南大学官网消息，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公党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致公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林肇宏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2020年3月1日在海口逝世，年仅42岁。林肇宏教授，1978年7月出生，海南儋州人，黎族。于1997年至2001年在南京理工大学学习并获学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在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获博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2009年至2011年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2011年起在海南大学工作，曾担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计划财务处处长、人事处处长职务。入选海南省领军人才、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曾获宝钢教育基金会授予宝钢优秀教师奖、致公党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讣 告林肇宏，男，黎族，1978年7月出生，海南儋州人，留英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2019.3-），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拔尖人才，海南省515工程人才。先后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士），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管理学博士）。留学期间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修读定性与定量分析课程。在博士就读期间曾担任英国伦敦大学助理讲师，为本硕开设两门管理学课程。2009年回国后在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工作，任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返回海南大学工作，曾任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2011.7-2015.7）计划财务处处长（2015.7-2017.3）,挂职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2014.3-2014.7），人事处处长（2017.2-2019.2），挂职国家级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2018.5-2019.2）。先后在SSCI和CSSCI源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主持或参与其他横纵向课题多项。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海南省第五届青年联合会委员、海南省海外联谊会理事、海南省公务员录用面试官、海南省博士协会理事、海南省审计厅特约审计员、海南省侨资企业协会特聘理事、多家SSCI和CSSCI期刊审稿专家等。先后为海南省委组织部、团省委、海南省就业局、海南省交通银行、三亚市委党校等单位提供业务咨询或专题讲座。教育背景：10/2004-11/2008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管理学 博士09/2002–01/2004 伦敦米德塞克斯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09/1997-07/2001 南京理工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09/2005-06/2007 英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定性与定量分析课程09/2002-11/2003 英国人事与发展协会（CIPD） 毕业生会员08/2017-09/2017 美国南加州大学 公共政策与公共外交培训工作经历：03/2019-至今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硕、博导02/2017-02/2019 海南大学人事处处长 教授/硕、博导05/2018-02/2019 国家级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副主任 （挂职）07/2015-03/2017 海南大学计划财务处处长 教授/硕、博导03/2014-07/2014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副主任（挂职）07/2011-07/2015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硕、博导/ 副院长07/2009-07/2011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副教授/ 博导/院长助理10/2007-06/2009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助理讲师研究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福利、心理韧性、跨国企业经营与管理研究成果：论文(列举)1.Ning, N., Jue, W., Lin, Z. & Zheng, Z. (2018), The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indivial performance in the banking instry in China: contextualiz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SSCI), 56(3), 287-426.2.Lin, Z. and Zhao, Z. (2016), Culture, Expatriation and Performance: Cas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SSCI), 10 (2).3.Zhang, X, Tang, G. and Lin, Z. (2016), Managerial power, agency cost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SSCI, 通讯作者), 10（1）.4.Wang, J., Cooke, F.L. and Lin, Z. (2016),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 implica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SSCI), 54 (3).5.林肇宏，刁晓平，胡国柳（2016），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创新与实践探索---以海南大学工商管理类专业研究生为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CSSCI），第五期。6.林肇宏，薛夏斌，李世杰 （2015），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及原因分析，管理学报（CSSCI），12（5）。7.林肇宏，钟梅（2015），酒店实习生感知价值与择业意愿关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CSSCI）, 第5期。8.付景涛，林肇宏，组织嵌入对企业履行消费者社会责任的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消费经济（CSSCI扩展版），2015（4），46-50。9. Lin, Z., Yao, X., and Zhao, Z. (2014).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employee benefit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SSCI）. 52， 476-495.10. 林肇宏，王静，付景涛（2014）我国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348家中小企业的实证数据，经济研究参考（北大核心，CSSCI扩展），第24期。11. Cooke, F.L., Lin, Z. and Jiang, Y.M. (2013). Who are ‘managing’ the lawyers in China?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n evolv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gendere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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