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重视家庭教育，只要看看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家庭教育书籍就会发现，今天的父母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关注孩子、最关注教育的父母。研究教育的不仅仅是老师、家长、教育家、心理学者，连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场“大教育”盛会之中。最近在家长圈里热传的一本《爱、金钱和孩子》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操刀撰写。他们用研究经济学的方式，和经济学家的独有视角，重新观察和分析家庭教育，得到的结论既出乎意料，又令人感同身受。“直升机父母”成燎原之势“直升机父母”的典故来源于一个男孩的抱怨，他说自己的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时刻悬停在自己的头顶，让自己干这干那。对于这种教育方式，许多孩子一定感同身受。不过，我们总以为“盯着”孩子学习是中国人的专利，但出乎意料的是，自从几年前以《虎妈战歌》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在西方国家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西方父母也加入了“直升机”大家庭。据调查，和八十年代相比，父母每周陪孩子的小时数增加了4-5个小时之多！“直升机父母”不但在中国已经近乎常态化，在其他国家也成燎原之势。而经济学家们对此的解释与众不同，他们认为这与人们收入结构的变化有关：70年代一个蓝领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当教育产生的收入差距越大，教育的投产比越高，人们就越重视孩子的学历和教育，越倾向于密集型教育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受尊敬程度都远远高于传统蓝领，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父母就要求孩子削尖脑袋也要考上大学！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升机”式的教育方式，确实有助于提升孩子的平均成绩。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从在国际通用考试中，密集型教育的家庭比松散型、放任型的家庭平均高20分以上。而其副产品可能是，作为密集教育常态化的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青少年自杀率。严厉好过忽视和放纵每天检查作业、要求你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总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听父母的，相比这样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你是否更喜欢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管不问的父母？尽管许多孩子都希望父母不再管自己，但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学历影响上看，忽视型父母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在《被忽视的孩子》中，作者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讲述，忽视孩子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永久伤害。而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教授则得出结论：相对与完全对孩子的成长不管不问，对他们行为完全放纵的“不参与型教育”，专断型教养方式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数据表明，在父母双方最多只接受国高中教育的家庭中，从不参与型改变为专断型教养方式，可以让孩子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提高三倍。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布里奇奥教授甚至认为，密集型育儿几乎是受教育程度角度的父母，让孩子接受最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条件。慈父严母or慈母严父？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悲剧在于：一位焦虑的妈妈，和一位不闻不问的爸爸。为了孩子费尽心机的妈妈们常常抱怨，自己的焦虑来自于对孩子的关心，如果爸爸能够稍微多花些精力在孩子身上，就能平分这份焦虑了。但经济学家们却出乎意料发现，如果爸爸也平分了这份焦虑，并采取了专断式的严厉教育方式，对孩子产生的却是反作用。首先，他们发现在其他因素类似的前提下，权威型母亲的孩子与不参与型母亲的孩子相比，要多接受大约八个月的教育，而对于父亲而言，这种优势仅为四个月。而拥有一位专断、唠叨的妈妈会对教育产生积极作用，孩子有更大的几率变成一位不怎么情愿的学霸；但拥有一位专断型父亲却往往容易“诉诸暴力”，让孩子在青春期早早叛逆，甚至放弃学业。从这个角度上来，“丧偶式育儿”虽然糟心，但远远比不上“诈尸”的爸爸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妈妈们也不必为自己的严厉太过自责，毕竟相对于“高大上”的权威型教育，严厉的密集型教育是我们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了。最后，我们看看经济学教授们给出的最佳教育方式：“权威型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父母通过引导、渗透等方式，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拥有良好的自觉自主学习的学习习惯，真正达到“不用管”也学的境界。但这种权威型教育方式的门槛较高，需要父母有很强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才能掌握。相比这种高门槛的权威型教育，严格的“直升机父母”大概是能够让孩子取得更高学历的最佳方式了。如果在此基础上，您还能尽量考虑孩子的心理健康，大概就已经走在“权威型”教育的路上了。我是枫糖妈妈，多平台育儿领域优质原创作者，多平台签约作者。专注于男孩养育中的心理成长、教育心理，帮助您不打不骂、不生气，提升孩子的责任感、自制力和学习成绩。（图片来自网络，若侵删）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在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抽象法具体运用中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分析某个社会生产关系时，抽象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面对包含多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着力分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时则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只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中的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活生生的经济关系抽象为几个原则规定，而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发展方式。例如，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对基本分配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中的创新。与其他方法一样，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坚持两点论，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坚持重点论，提出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如，强调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再如，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都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其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与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超14亿；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7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范恒山编辑：袁昕流程编辑 吴越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相互借鉴和碰撞中产生学术创新的火花已成为常态。近年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经济学受到学者的关注。它在法学研究中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试图从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角度解释一些法律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运用法律经济学思维来补充或创新法律分析方法，帮助破解疑难案件。假设一个人参与工程建设时受伤，伤者可能是被雇用的，也可能是主动无偿提供善意帮助的。不同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订立合同来明确双方法律关系，处理纠纷时就会依据不足。法律经济学有一种“较低成本负责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可以比较双方当事人预防事故的成本，能以较低成本预防事故的一方应当承担较大责任。推而广之，谁能以较低成本预防某个事故、披露某个信息、纠正某个错误或为某个意外事件提供保险，谁就承担相应责任。支撑这一原则的是经济学的效率和激励理论。以更高价格或支出才能解决的问题相对缺乏效率，让享受低价格、低成本者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则意味着更优的责任配置效率。这可以激励享受低价格、低成本者主动作为，避免发生风险。在具体适用中，比较成本的方法并不需要对双方当事人的成本进行精确评估，通常只需分出成本大小即可。该原则与市场经济逻辑吻合，通过确立基于价格、成本考量的规则创造某种价格机制，以此来控制风险、协调关系。经济学思维还可以帮助解释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加害人主动作出侵害行为，具有过错，因此通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较低成本负责原则”，加害人之所以通常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加害人预防事故的成本通常低于受害人。受害人预防其他人的可能侵害，要投入的注意成本远远高于加害人主动放弃加害故意、不作出加害行为的成本。对此，法律经济学理解为不鼓励当事人以不合理的成本预防事故。“较低成本负责原则”还可以帮助确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因果链条都是可以无限延长的，但法律只会截取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确认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比如，当事人因驾驶机动车时接听电话而遭遇车祸，尽管打电话一方和车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至于打电话的人应当向当事人赔偿损失？对此，成本比较可以作为确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参考。虽然当事人因为接听电话遭遇车祸，但当事人选择不接听电话或关机就可以避免事故，而打电话的人则无法确定什么时候不可以打电话。如果要求打电话的人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其因缺乏信息而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原理、方法、逻辑来分析法律问题，促进经济学与法学互动，为我们理解法律规则、创制和适用法律规则提供经济学思维方法。目前，学者对我国的法律经济学案例做了大量整理、归纳和分析工作。深化法律经济学研究，需要在运用文字阐述与规范分析等传统方法基础上，加快对数理化、实证化等新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吸收，加强数理模型、博弈论、计量分析等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推动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可验证，使法律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更加规范。(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9日 09 版)

经济学就是研究赚钱的学问，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都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学习经济学，除了理解经济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我们不妨先用三个例子来考考自己：第一个例子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养牛，一块种小麦；牛如果冲到麦田里把小麦吃了，应该阻止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应该阻止，因为牛是牛，小麦是小麦，本来不相干的，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明显不合理。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牛和小麦争夺的是土地资源的归属，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牛和小麦都是同一个人的资产，那么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谁占有土地资源之后能带来的效益更大。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当然可以吃掉小麦，甚至还可以享受乐队奏乐，按摩师按摩；反之如果小麦价格足够高，不但要保护它不被牛吃掉，可能还要用牛奶给它灌溉。第二个例子原告连夜捡了18堆牛粪，因为没有车辆运输，就把牛粪堆到路边；第二天早晨，被告发现了牛粪，由于原告没有进行任何标记，被告认为是无主之物，直接运走撒在了自己田里。从源头上，牛粪是牛主人的，既不属于原告也不属于被告，那么应该把它的所有权判给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如果判给原告，就意味着凡是劳动创造的都属于个人财富，都受到法律保护，人民就会努力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如果判给被告，就意味着人们要花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创造财富需要的成本。第三个例子农夫把亚麻放在铁道旁自己的田地里，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把亚麻点着了，铁路公司有没有责任赔偿？按通常的思路，铁路公司是强势机构，农民是弱势个人；农民把自己的亚麻放在自己的田地里，没有任何过失，却遭飞来横祸，当然应该铁路公司赔偿。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点燃亚麻，这本身就是场意外事件；而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铁路公司如果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故，需要进行铁路改道或许列车升级，成本都太高了；而农夫要避免这种意外的成本则非常低，只要把亚麻放得离铁路远一点就可以了。以上三则故事，都出自当红经济学家薛兆丰的代表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此书在豆瓣评分8.3，可谓万人追捧，广受推崇。可读性是衡量书籍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一本入门型的科普著作，薛老师在书中的部分观点，确实有待商榷。但相比学术味浓厚的专业经济学著作，本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有学习经济学知识意愿，又被专业著作的深邃难懂困扰的普通读者。所以书中不是用艰涩的公式、枯燥的数字、难懂的图表，而是通过大量简单真实有趣的身边案例，更实际、更有趣、更深入地来解释经济学原理，帮助读者深刻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这样一来，就算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新人，也能轻松无障碍阅读，并在觉得有理有趣之余，学到十分可贵的专业知识，并能进一步培养经济学思维，构筑经济学知识体系，直至能将经济学理念运用到身边实际生活场景。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更为难得的是，这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虽然囊括经济学所有核心议题，但每一个议题又都独立成篇，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入口。读者既可以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也可以在闲暇之余打开一篇随性翻阅；非常适合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对想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不妨先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大体框架，今后钻研更专业的书籍时，也会感觉亲切熟悉，难度降低了。综上投帅荐书，都是自己买过读过，并且感觉不错的。因为书与他物不同，非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读。如果只为带货而推荐烂书，浪费别人的时间，就与骗人无异了。点击下方，当当旗舰，信誉保障，仅售六折，全网比价。愿各位老铁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能以一杯咖啡的价格，坚守阅读，充实自己，奋发向上，不负韶华。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相互借鉴和碰撞中产生学术创新的火花已成为常态。近年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经济学受到学者的关注。它在法学研究中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试图从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角度解释一些法律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运用法律经济学思维来补充或创新法律分析方法，帮助破解疑难案件。假设一个人参与工程建设时受伤，伤者可能是被雇用的，也可能是主动无偿提供善意帮助的。不同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订立合同来明确双方法律关系，处理纠纷时就会依据不足。法律经济学有一种“较低成本负责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可以比较双方当事人预防事故的成本，能以较低成本预防事故的一方应当承担较大责任。推而广之，谁能以较低成本预防某个事故、披露某个信息、纠正某个错误或为某个意外事件提供保险，谁就承担相应责任。支撑这一原则的是经济学的效率和激励理论。以更高价格或支出才能解决的问题相对缺乏效率，让享受低价格、低成本者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则意味着更优的责任配置效率。这可以激励享受低价格、低成本者主动作为，避免发生风险。在具体适用中，比较成本的方法并不需要对双方当事人的成本进行精确评估，通常只需分出成本大小即可。该原则与市场经济逻辑吻合，通过确立基于价格、成本考量的规则创造某种价格机制，以此来控制风险、协调关系。经济学思维还可以帮助解释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加害人主动作出侵害行为，具有过错，因此通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较低成本负责原则”，加害人之所以通常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加害人预防事故的成本通常低于受害人。受害人预防其他人的可能侵害，要投入的注意成本远远高于加害人主动放弃加害故意、不作出加害行为的成本。对此，法律经济学理解为不鼓励当事人以不合理的成本预防事故。“较低成本负责原则”还可以帮助确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因果链条都是可以无限延长的，但法律只会截取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确认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比如，当事人因驾驶机动车时接听电话而遭遇车祸，尽管打电话一方和车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至于打电话的人应当向当事人赔偿损失？对此，成本比较可以作为确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参考。虽然当事人因为接听电话遭遇车祸，但当事人选择不接听电话或关机就可以避免事故，而打电话的人则无法确定什么时候不可以打电话。如果要求打电话的人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其因缺乏信息而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原理、方法、逻辑来分析法律问题，促进经济学与法学互动，为我们理解法律规则、创制和适用法律规则提供经济学思维方法。目前，学者对我国的法律经济学案例做了大量整理、归纳和分析工作。深化法律经济学研究，需要在运用文字阐述与规范分析等传统方法基础上，加快对数理化、实证化等新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吸收，加强数理模型、博弈论、计量分析等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推动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可验证，使法律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更加规范。(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9日 09 版)

在近日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表示，我国经济学研究当前存在量化分析重于理论阐释、数学形式大于实践意义等问题，在期刊发表的评审中，应更重视理论内容本身，而不是过分注重量化分析。樊纲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社会贡献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经济学研究的数理模型、计量分析、文献索引日趋规范，学术评价体系、期刊、职称评审评定制度逐步完善，国内国际的高水平成果不断涌现。但他表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与国际同步”，比如量化分析重于理论阐释、数学形式大于实践意义、期刊内容过度专门化等方面的问题。樊纲引用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所批判的“搁置之罪”(sins of omission)的概念，即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鼓励硬研究，而轻视软研究，忽略了若干难以用“硬方法”加以分析的重要课题与疑问。樊纲解释道，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因为相较之其他“软科学”，可以进行数理推导与计量分析，从而更类似于“硬科学”。但由于在期刊发表、职称评定、学术成果审查过程中，编辑和评审人普遍偏好于“硬科学”的方法，使得研究者出于论文发表可能性的考量，倾向于选择可以实证的题目进行分析，从而导致重要和复杂问题的研究被搁置。例如，没有经济学家能够预测出金融危机的发生，主流经济学成果也没能预测出中国如今取得的成就，以及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对此，樊纲呼吁，在经济学期刊论文评审过程中，要适当转换偏好和倾向，更加重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重视理论内容的创新，尊重灵活多样化的论证方法，鼓励新理论假说的提出，关注复杂问题的系统分析。同时在经济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要区分博士论文和期刊发表，博士论文要坚持较为全面的评审规范，从文献回顾、理论模型到计量分析，打牢专业“基本功”。但对于期刊发表的评审，则不一定用博士论文的评判标准，而是更重视理论内容本身，而不是过分注重量化分析。樊纲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要放弃高水平的学术标准，而是应增进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使得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经济实践、发展紧密相连，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