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其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与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超14亿；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7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范恒山编辑：袁昕流程编辑 吴越

正好在昨天回复《如何避免投资路上的那些坑呢？（ https://www.wukong.com/answer/6917245514627449096/）》中提到，好些网友、甚至专家、大咖都对经济学颇有微言，说经济学家无法预测市场。这太正常了。经济学研究是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人类最难理解的东西，而并不研究我们制造或购买什么，不研究公司，甚至不研究金融市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做出选择……而根本就不会（更不该）去预测市场，何来准确预测？！话说回来，金融市场的具体走势是根本无法准确预测的！请先参阅。这样说吧，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对个人而言，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全部拥有，所以不得不做出选择。你要决定的可能是：我口袋里的钱到底是应该买夹克还是买跑鞋？怎么花钱才是花钱的最佳方式？（两件东西我都想要，但钱不够……）我想要什么，我又需要什么？（我想要跑鞋，但需要夹克……）什么会让我最高兴？（买了跑鞋会让我看起来酷毙了；如果买了夹克，我会觉得暖和……）经济学感兴趣的是： 我们（孩子们、大人们、企业、政府和整个国家）如何做出选择。当我们把所有这些选择放在一起时，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由我们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更大一些的蓝图。更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经济学家和股市无关。之前，国内金融界有一个说法，“只有能准确预测中国股市走势的经济学家，才能算真正的经济学家!”依此类推，能准确预测中国楼市走势的，才能算真正的经济学家。即，只有能够读懂决策者意图的，才可算真正的经济学家。但其实，作为科学工作者，真正的经济学家用研究和测试的理论，来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作为政策顾问，他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影响、并帮助决策者，来改变这个世界，希望使之变得更好。预测市场走势，根本不是经济学家的责任，那是算命先生的事情！恰好刚在简知平台上做了一个直播《轻松读懂金融，掌握投资小技巧》，这儿是直播回放链接：https://h5-dsh.jiankeji.com/v3#/live/room?id=274，里面正好对这个问题有详谈，谢谢关注！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由此划分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尽管哲学的流派众多，大家对哲学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目前已经很少有专业人士质疑这个基本问题。哲学的其他问题会因其对待哲学基本问题认识的不同，即使按照相同或类似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也会得出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唯物和唯心的差别，自然而然地会从各个学科及其流派的理论演化和研究路径中显现出些许端倪。对于经济学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划分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基本依据，但我们也许无法完全套用哲学的框架，称之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至少还有供给与需求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尽管目前不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但却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上位问题，搞不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说清楚。从人们的直觉来看，唯心是第一感觉，唯物反而有种守财奴的感觉。但如果将我们的视角再延长和拓展一下，就会发现存在决定思维是客观真理，而思维的能动性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成为现实，人类社会的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清楚。但由于人们所处位置的局限，许多人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社会发展真正的规律。同时，由于人类寿命的限制，即使处于所谓的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我们往往也无法亲身经历某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见得到开始，不知道结局；见识过结局，没见过开始；更多的时候，两者都见不到，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如何能够认识清楚？只有靠集体的智慧，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洞察一切的天才，只有可以将众人智慧集于一身，实现逻辑自洽的思想者。故弄玄虚的把戏可以蒙蔽某些人一时，低劣的故弄玄虚者只能欺骗自己，高明一点的也许会欺骗一代甚至几代人，但终究会被后来的思想者所识破，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存在决定思维的一个重要证据。回到经济学的范畴，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这点毋庸置疑。当然，供给是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供给，如果按照唯心主义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现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再深入一步，我们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精确一点，也许要说，认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使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也绝对不能忽视其华丽外表下的本质差异，否则就与学术风马牛毫不相干，成为特定利益集团追名逐利的世俗工具了。

今天晚上，正当我要写点东西的时候，有网友在后台提问：“老李，听说你是做宏观经济的，那么宏观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我陷入沉思：搞了那么多年宏观经济，利用宏观知识指导自己那么多微观投资，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灵魂之问，我必须回答，但是又很难回答好，因为这个问题跟投资差不多，非常反人性。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三类问题：1、供给侧的问题，即“给”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即经济的增量。2、需求侧的问题，需求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我们经常见的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活动离不开买卖，买卖离不开钱。3、若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比如说要拿钱买的东西多，而能够提供的东西少，或者提供的东西多，要拿钱买的东西少，这该怎么处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若钱很多，需求很旺盛，而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即潜在增长无法满足需求，则会出现通胀。当然，潜在增长实现不了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两种：1、由于外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增量做不出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当前的疫情就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能力做增量，而是暂时没这个条件，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一旦疫情结束，增量自然做出来，经济活动自然恢复正常。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个点，明年无论疫情是否能够被控制，经济活动肯定会比今年强的多，有可能实现正向增长4个点以上，三驾马车自然跑起来，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自然多起来，什么钢啊、铜啊、铝啊，有可能会可劲造。2、由于内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原因在于新技术无法实现突破，用社会学的术语叫社会的内卷化。但是，无论供给端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世界的钱是越印越多，以至于无论如何必须维持需求，这就使得需求远远跑在供给前面，通胀自然就来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就有了通胀或者通缩。以上是我对网友问题的简单回答。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要远比这复杂，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叫金融，具体我们就不讨论了，说正事吧。今天的上证综指如期创了近期新高，不过是盘中创的新高，没脱裤子就阳痿了，被媳妇踢下了床。不过，正如我昨天所说，A股指数早已经严重失真，大家一定要努力去找结构性的机会，不要非要上媳妇这张床。当前的A股，如果三傻稍微发力，就可以轻松度过万重山，我们何必在乎无聊的数据呢，以后要多看个股，少看指数。我们从板块方面来看，工程机械、煤炭、电子产品表现就不错。1、我对煤炭行情的持续性不抱信心，但是工程机械还是有搞头。原因是什么呢？你结合我讲的宏观经济常识就能够弄清楚，煤炭投资跟房地产投资差不多，面临的政策阻力太大，现在国家在追求绿色发展，要青山绿水，指望煤炭创造潜在增长，不现实，不被一棍子夯死就不错了。工程机械就不一样。工程机械不仅受益于顺周期，同样受益于新基建，再加上大型机械无论在新经济时代还是在旧经济时代都有用，它跟煤炭不一样，所以我还是看好这个行业的持续性。当然，我对其中个股没有研究，我只看到中联重科连续收了2个涨停板。2、TCL涨停TCL这个票值得说一下，这个票一直在我的股票池，当然我们玩经济学的都有情怀，我对李东生这些老一辈改革先锋人物比较佩服，相关公司也一直在关注。TCL今天涨停的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产能在退出，退出的原因在于韩国、日本这两个国家已经退出面板市场，而市场对面板的需求一直很稳定，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可选消费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业绩增长点。目前，TCL的32寸面板需求量较年初增长一倍，这也带动资金对于TCL的关注度提高。至于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我对面板这块的关注度不高，还真无法做出判断。3、碳纤维需求量大增最近几天，碳纤维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的挺好，主要是碳纤维材料可以用于军工产业上面，再加上最近两年一直在提倡军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些民企介入军工行业的机会开始增加，这也带动相关产业未来能够实现量价齐升，实现戴维斯双击。碳纤维的龙头公司是光威复材，这个公司我没有研究，我是在看相关大宗产品价格的时候留意到的碳纤维，具体公司并没有研究过，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啊。就说那么多吧！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来源:光明日报一门年轻的学科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是从19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城市土地经济和土地区位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区位、城市土地市场的价值分配等内容。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阐述了城市的工业区位问题，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他把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包含在其区域经济或地租理论之中，城市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农村人口大量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从1956年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项目算起，胡佛和弗农合著的《都市解析》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城市经济学的起始是以1964年美国区域科学专家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因此，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当前，城市研究、城市带研究和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已成为城市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学科热点。我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城市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陆续出版，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我国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经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城市经济系列教材之一。现在，在国内无论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理科学院，均有日益增多的原来从事其他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的教师不断转向到城市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来，城市经济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期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发展本身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有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总结城市经济学的重要规律、丰富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议，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仅就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有待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进行重点研究和持续探索：一是城市化问题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8.3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9.5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从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开始，通过了解这些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产生的效果，来研究我国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其次，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具体方案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激发经济发展较慢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研究中可以重点发挥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对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最后，加强对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在推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真正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城市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注重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应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在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可以重点研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在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的内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应主要从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重视讨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注重人文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并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三是城市体系和城市群问题研究。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是经济区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的结构与布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研究如何有效地按地域系统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对当前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等重要问题。其中，城市群、都市圈的研究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也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的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和城市群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四是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逐步提高，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指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人口通勤和房地产等微观数据，研究者可以对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丰富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对以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检验。例如，通过分析城市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可以对城市土地供求、地租理论、城市空间演变和城市规划效率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五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治理问题研究。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城市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调节者角色，因此优化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明晰，许多观念有待改进，此类研究工作仍不能放松。城市治理相关问题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地方发展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等城市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也包括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关于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平衡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城市文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城市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作者：孙久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之后，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的新书《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了后疫情时代的大问题，而且他回答问题的视角和他给出的答案同样重要。《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曾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能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无论是海啸过后流离失所，还是圈禁在高墙之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面临巨大的外部困难，但也恰恰是这种外部困难的压力激发了人们非凡的适应力与创新。这种适应力与创新源自社会本身的组织能力。社区需要有非正规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非正规的财务网络，民间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多样化、多层次、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是经济拥有韧性的基础。比如亚齐当地就有一种传统，黄金是当地人储值资产的主要方式，在丰收的年份，家里的主妇会把收成换成黄金，在歉收的年份，又可以卖出黄金来补贴家用。由于黄金是全球定价，就排除了当地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2004年，海啸摧毁了亚齐当地的经济，也摧毁了正规的银行网络，但是每个家庭都能依靠当地非正规的黄金交易网络快速地把自己的积蓄（黄金）换成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从而确保了社区后续发展的韧性。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知识和新思想比财富的积累更重要。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大转型的当下，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奠定了创新韧性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摊子，能在十几年内就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能够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培养的人才派上用场也是重要的推手。灾难冲击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一代的“后浪”扫除前人的束缚和负担，可以让他们更开放、更迅速地拥抱未来。这种拥抱新思想的开放，也是危机的“副产品”。需要为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创新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但很多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会与当地的现实脱节。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为了给难民提供生活救济，联合国难民署的设计不可谓不费心思，每个难民家庭都领有一张电子储值卡，卡里按照家里的人数每人每月发放20第纳尔，而且分成五个不同的种类，比如食物、衣物等，从而确保资金不会被滥用（比如用买食物的钱去买衣服），难民可以用电子储值卡从难民营里的官方超市购买商品。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官方超市和电子储值卡的缺乏变通上。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结果是催生了兴旺的“二轨市场”，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难民营里“二轨市场”蓬勃发展的例子可能是对市场作用的最佳诠释。黑天鹅的冲击必然带来巨大的转型，而转型需要额外的呵护，转型期的表现决定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能否适应监狱外全新的环境就是最极端的适应社会的转型实验。戴维斯在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获释之后最初的72小时对于一名前罪犯融入社会至关重要。罪犯服刑久了，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会逐渐退化（因为监狱里的大环境是几十年不变的），尤其是当新科技和新模式在外部世界层出不穷的时候。但是，如果前罪犯能在72小时内适应新环境，他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就可能更高。毕竟，要在监狱里好好地生活，也需要韧性、适应力和创造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全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应对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为小企业和个人纾困上。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大灾之后的复苏与增长，是因为：抗疫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推广；暴露出来的组织协作和治理领域的问题会被反思；教训会被汲取；涌现出来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人才会被破格提拔和任用。新陈代谢，即对现有管理模式的一次考核，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也为新的管理者扫除障碍，让他们能更快有所建树。这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否极泰来。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流程编辑：U016

经济学类研究生一直是考研的热门专业，每年报考人数很多，因而经济学类考研国家线非常的高，从近几年的考研国家线来看，基本上考研英语分数线都维持在45分左右，而今年的考研国家线提高到了50分，这对于考研的的学生来讲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对于将要参加2020年经济学类专业考研需要注意哪些呢？作为学长，我个人建议要注意四个方面。第一，要注意考研英语国家线。因为经济学类的考研英语国家线比较高，如果想报考经济学类专业的话，考研英语是一道门槛，要求会比较高。必须保证自己的考研英语成绩在50分以上才有希望考上研究生，否则的话，即使自己其他的科目成绩再好也没有多大用。第二，注意考研数学。虽然考研数学的国家线并不高，很多同学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分数，但是这样的分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研数学的总分150分，要提高总分，要想报考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类研究生，数学成绩必须保证在110分以上才是保险的选择。第三，注意专业课的复习。在此给各位学弟学妹普及一下知识，考研专业课考试的时候，你所在的考场有很多同学并不是一个学校的，因此每个人的考试题不一样，你的考试题是一个信封中密封着，这种形式和平时接触的不一样。专业课大家一定要看真题，有了考试真题，复习就有了方向，记住经济学类题就是要多写。当然对于微观经济学里面的计算题也需要用心复习。第四，注意考研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经济学类专业其中有一些冷门专业，除了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其他的专业比较冷门，报考专业尽量选择热门专业，报考学校尽量选择一流大学。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因为经济学类专业研究生就业形势不理想，银行和证券待遇福利下降，普通学校研究生实质上和本科生没多大差别。为此今年报考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复习好数学和英语，同时把专业和学校也选择到位，使自己既能考上研究生，也能研究生毕业后就业有保障。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