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封面新闻记者 宁宁当地时间10月14日，2019年度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后一项，诺奖经济学奖被授予Esther Duflo、Abhijit Banerjee以及Michael Kremer3人，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诺奖委员会表示：“为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中所做的实验性研究方法贡献。”Esther Duflo与Abhijit Banerjee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Michael Kremer为哈佛大学教授。上世纪90年代中期，Michael Kremer与同事就曾展示过缓解全球贫困方法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将这种方法用于多个领域进行干预。结果证明，此方法能够提升肯尼亚西部学校的状况。Esther Duflo与Abhijit Banerjee通常与Michael Kremer一起做研究，很快在相似领域的问题上以及除肯尼亚外的国家收到了实验成效。目前，他们三人的试验性研究方法已经重塑且主导了整个发展经济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极大改善了我们在实践中对抗贫困的能力，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超过500万印度孩子从改善后的学校教育中受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许多国家还引入了防止性医保的大量补贴措施。”诺奖委员会表示。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重视家庭教育，只要看看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家庭教育书籍就会发现，今天的父母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关注孩子、最关注教育的父母。研究教育的不仅仅是老师、家长、教育家、心理学者，连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场“大教育”盛会之中。最近在家长圈里热传的一本《爱、金钱和孩子》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操刀撰写。他们用研究经济学的方式，和经济学家的独有视角，重新观察和分析家庭教育，得到的结论既出乎意料，又令人感同身受。“直升机父母”成燎原之势“直升机父母”的典故来源于一个男孩的抱怨，他说自己的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时刻悬停在自己的头顶，让自己干这干那。对于这种教育方式，许多孩子一定感同身受。不过，我们总以为“盯着”孩子学习是中国人的专利，但出乎意料的是，自从几年前以《虎妈战歌》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在西方国家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西方父母也加入了“直升机”大家庭。据调查，和八十年代相比，父母每周陪孩子的小时数增加了4-5个小时之多！“直升机父母”不但在中国已经近乎常态化，在其他国家也成燎原之势。而经济学家们对此的解释与众不同，他们认为这与人们收入结构的变化有关：70年代一个蓝领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当教育产生的收入差距越大，教育的投产比越高，人们就越重视孩子的学历和教育，越倾向于密集型教育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受尊敬程度都远远高于传统蓝领，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父母就要求孩子削尖脑袋也要考上大学！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升机”式的教育方式，确实有助于提升孩子的平均成绩。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从在国际通用考试中，密集型教育的家庭比松散型、放任型的家庭平均高20分以上。而其副产品可能是，作为密集教育常态化的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青少年自杀率。严厉好过忽视和放纵每天检查作业、要求你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总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听父母的，相比这样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你是否更喜欢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管不问的父母？尽管许多孩子都希望父母不再管自己，但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学历影响上看，忽视型父母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在《被忽视的孩子》中，作者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讲述，忽视孩子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永久伤害。而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教授则得出结论：相对与完全对孩子的成长不管不问，对他们行为完全放纵的“不参与型教育”，专断型教养方式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数据表明，在父母双方最多只接受国高中教育的家庭中，从不参与型改变为专断型教养方式，可以让孩子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提高三倍。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布里奇奥教授甚至认为，密集型育儿几乎是受教育程度角度的父母，让孩子接受最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条件。慈父严母or慈母严父？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悲剧在于：一位焦虑的妈妈，和一位不闻不问的爸爸。为了孩子费尽心机的妈妈们常常抱怨，自己的焦虑来自于对孩子的关心，如果爸爸能够稍微多花些精力在孩子身上，就能平分这份焦虑了。但经济学家们却出乎意料发现，如果爸爸也平分了这份焦虑，并采取了专断式的严厉教育方式，对孩子产生的却是反作用。首先，他们发现在其他因素类似的前提下，权威型母亲的孩子与不参与型母亲的孩子相比，要多接受大约八个月的教育，而对于父亲而言，这种优势仅为四个月。而拥有一位专断、唠叨的妈妈会对教育产生积极作用，孩子有更大的几率变成一位不怎么情愿的学霸；但拥有一位专断型父亲却往往容易“诉诸暴力”，让孩子在青春期早早叛逆，甚至放弃学业。从这个角度上来，“丧偶式育儿”虽然糟心，但远远比不上“诈尸”的爸爸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妈妈们也不必为自己的严厉太过自责，毕竟相对于“高大上”的权威型教育，严厉的密集型教育是我们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了。最后，我们看看经济学教授们给出的最佳教育方式：“权威型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父母通过引导、渗透等方式，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拥有良好的自觉自主学习的学习习惯，真正达到“不用管”也学的境界。但这种权威型教育方式的门槛较高，需要父母有很强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才能掌握。相比这种高门槛的权威型教育，严格的“直升机父母”大概是能够让孩子取得更高学历的最佳方式了。如果在此基础上，您还能尽量考虑孩子的心理健康，大概就已经走在“权威型”教育的路上了。我是枫糖妈妈，多平台育儿领域优质原创作者，多平台签约作者。专注于男孩养育中的心理成长、教育心理，帮助您不打不骂、不生气，提升孩子的责任感、自制力和学习成绩。（图片来自网络，若侵删）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在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抽象法具体运用中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分析某个社会生产关系时，抽象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面对包含多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着力分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时则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只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中的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活生生的经济关系抽象为几个原则规定，而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发展方式。例如，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对基本分配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中的创新。与其他方法一样，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坚持两点论，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坚持重点论，提出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如，强调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再如，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都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编者按】2018年12月29日，“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研讨会暨《田国强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改开40年来，经济学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国当仁不让的显学。如何研究经济学，如何用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是经济学界大主题，本文节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为文集所做自序，来阐述这个问题。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官网 图我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及其研究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我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的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当时，美国人均GDP已经过了1.5万美元，中国台湾地区那时人均GDP也过了八千美元，而大陆只有三、四百美元，当时有些中国台湾留学生对我们大陆留学生的调侃称呼就是：共匪、穷鬼，称我们为共匪倒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可以像在国内时称他们为“蒋匪”，但穷鬼的确让人难受。难道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这样的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所思、所研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制度与人才是根本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歧视和怀疑我们留学生和海归，以为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甚至是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和海外留学时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绝大多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6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早上8、9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当时对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落差的震撼与痛苦，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雷鼎铭学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拿到终身教职后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至最近退休）及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地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异，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功。逻辑、实践与历史三结合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吻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得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分析和解决实现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需要将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片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或集中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其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极端重要性，或看问题短视。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脱离现实看问题，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弄不好，其中一些人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当然，更多的人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或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而认为政府需要事事有为，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在总结改革成功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而一味地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作用）。类似地，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少人由于自己所学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自然科学的却认为，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20多年前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叫索卡尔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最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上，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索卡尔“诈文”早有完整中译，但可惜的是没有引起国内对“何为”科学的充分重视和有效讨论，使得许多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在讨论问题时科学性严重不足，特别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是如此。使之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象、虚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务实，埋头钻研。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是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更谈不上内在逻辑，就连简单逻辑都没有，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更是短视，但弄不好，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学者特别需要自律的地方。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现实性，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当然，仅有理论和实践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最优而不是长远或全局最优，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分析问题，这样分析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人文社会科学更注重历史视野。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长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的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在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大学前的下乡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生活、学习和行政方面的经历和历练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这样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关键落在市场化制度这本文集收录了我1982～2018年间写作的近200篇中文文章中的138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文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文集共分8个篇章，分别是：（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3）中国经济与部门发展；（4）制度转型与综合治理；（5）教育治理及其改革；（6）经济理论与制度学说；（7）经济学及其方法与争鸣；（8）书评、追忆及其他。每个篇章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前7个篇章的大部分论文均着力探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相关领域内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一些战略和政策上的建议。从事学术研究这么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来我所有关于中国改革文章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基本结论就是，无论是谈改革的具体举措和路径，还是方向和目标，其关键落脚点在于根本性的市场化制度改革。这个结论无论是改革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都以此为要。的确如此，总结中国过去4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探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应该像实验物理一样，要研究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将其他变量固定。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那么什么是新的因素？那就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经济学就是研究赚钱的学问，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都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学习经济学，除了理解经济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我们不妨先用三个例子来考考自己：第一个例子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养牛，一块种小麦；牛如果冲到麦田里把小麦吃了，应该阻止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应该阻止，因为牛是牛，小麦是小麦，本来不相干的，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明显不合理。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牛和小麦争夺的是土地资源的归属，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牛和小麦都是同一个人的资产，那么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谁占有土地资源之后能带来的效益更大。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当然可以吃掉小麦，甚至还可以享受乐队奏乐，按摩师按摩；反之如果小麦价格足够高，不但要保护它不被牛吃掉，可能还要用牛奶给它灌溉。第二个例子原告连夜捡了18堆牛粪，因为没有车辆运输，就把牛粪堆到路边；第二天早晨，被告发现了牛粪，由于原告没有进行任何标记，被告认为是无主之物，直接运走撒在了自己田里。从源头上，牛粪是牛主人的，既不属于原告也不属于被告，那么应该把它的所有权判给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如果判给原告，就意味着凡是劳动创造的都属于个人财富，都受到法律保护，人民就会努力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如果判给被告，就意味着人们要花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创造财富需要的成本。第三个例子农夫把亚麻放在铁道旁自己的田地里，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把亚麻点着了，铁路公司有没有责任赔偿？按通常的思路，铁路公司是强势机构，农民是弱势个人；农民把自己的亚麻放在自己的田地里，没有任何过失，却遭飞来横祸，当然应该铁路公司赔偿。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点燃亚麻，这本身就是场意外事件；而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铁路公司如果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故，需要进行铁路改道或许列车升级，成本都太高了；而农夫要避免这种意外的成本则非常低，只要把亚麻放得离铁路远一点就可以了。以上三则故事，都出自当红经济学家薛兆丰的代表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此书在豆瓣评分8.3，可谓万人追捧，广受推崇。可读性是衡量书籍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一本入门型的科普著作，薛老师在书中的部分观点，确实有待商榷。但相比学术味浓厚的专业经济学著作，本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有学习经济学知识意愿，又被专业著作的深邃难懂困扰的普通读者。所以书中不是用艰涩的公式、枯燥的数字、难懂的图表，而是通过大量简单真实有趣的身边案例，更实际、更有趣、更深入地来解释经济学原理，帮助读者深刻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这样一来，就算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新人，也能轻松无障碍阅读，并在觉得有理有趣之余，学到十分可贵的专业知识，并能进一步培养经济学思维，构筑经济学知识体系，直至能将经济学理念运用到身边实际生活场景。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更为难得的是，这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虽然囊括经济学所有核心议题，但每一个议题又都独立成篇，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入口。读者既可以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也可以在闲暇之余打开一篇随性翻阅；非常适合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对想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不妨先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大体框架，今后钻研更专业的书籍时，也会感觉亲切熟悉，难度降低了。综上投帅荐书，都是自己买过读过，并且感觉不错的。因为书与他物不同，非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读。如果只为带货而推荐烂书，浪费别人的时间，就与骗人无异了。点击下方，当当旗舰，信誉保障，仅售六折，全网比价。愿各位老铁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能以一杯咖啡的价格，坚守阅读，充实自己，奋发向上，不负韶华。

今天晚上，正当我要写点东西的时候，有网友在后台提问：“老李，听说你是做宏观经济的，那么宏观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我陷入沉思：搞了那么多年宏观经济，利用宏观知识指导自己那么多微观投资，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灵魂之问，我必须回答，但是又很难回答好，因为这个问题跟投资差不多，非常反人性。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三类问题：1、供给侧的问题，即“给”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即经济的增量。2、需求侧的问题，需求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我们经常见的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活动离不开买卖，买卖离不开钱。3、若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比如说要拿钱买的东西多，而能够提供的东西少，或者提供的东西多，要拿钱买的东西少，这该怎么处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若钱很多，需求很旺盛，而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即潜在增长无法满足需求，则会出现通胀。当然，潜在增长实现不了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两种：1、由于外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增量做不出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当前的疫情就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能力做增量，而是暂时没这个条件，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一旦疫情结束，增量自然做出来，经济活动自然恢复正常。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个点，明年无论疫情是否能够被控制，经济活动肯定会比今年强的多，有可能实现正向增长4个点以上，三驾马车自然跑起来，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自然多起来，什么钢啊、铜啊、铝啊，有可能会可劲造。2、由于内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原因在于新技术无法实现突破，用社会学的术语叫社会的内卷化。但是，无论供给端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世界的钱是越印越多，以至于无论如何必须维持需求，这就使得需求远远跑在供给前面，通胀自然就来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就有了通胀或者通缩。以上是我对网友问题的简单回答。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要远比这复杂，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叫金融，具体我们就不讨论了，说正事吧。今天的上证综指如期创了近期新高，不过是盘中创的新高，没脱裤子就阳痿了，被媳妇踢下了床。不过，正如我昨天所说，A股指数早已经严重失真，大家一定要努力去找结构性的机会，不要非要上媳妇这张床。当前的A股，如果三傻稍微发力，就可以轻松度过万重山，我们何必在乎无聊的数据呢，以后要多看个股，少看指数。我们从板块方面来看，工程机械、煤炭、电子产品表现就不错。1、我对煤炭行情的持续性不抱信心，但是工程机械还是有搞头。原因是什么呢？你结合我讲的宏观经济常识就能够弄清楚，煤炭投资跟房地产投资差不多，面临的政策阻力太大，现在国家在追求绿色发展，要青山绿水，指望煤炭创造潜在增长，不现实，不被一棍子夯死就不错了。工程机械就不一样。工程机械不仅受益于顺周期，同样受益于新基建，再加上大型机械无论在新经济时代还是在旧经济时代都有用，它跟煤炭不一样，所以我还是看好这个行业的持续性。当然，我对其中个股没有研究，我只看到中联重科连续收了2个涨停板。2、TCL涨停TCL这个票值得说一下，这个票一直在我的股票池，当然我们玩经济学的都有情怀，我对李东生这些老一辈改革先锋人物比较佩服，相关公司也一直在关注。TCL今天涨停的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产能在退出，退出的原因在于韩国、日本这两个国家已经退出面板市场，而市场对面板的需求一直很稳定，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可选消费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业绩增长点。目前，TCL的32寸面板需求量较年初增长一倍，这也带动资金对于TCL的关注度提高。至于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我对面板这块的关注度不高，还真无法做出判断。3、碳纤维需求量大增最近几天，碳纤维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的挺好，主要是碳纤维材料可以用于军工产业上面，再加上最近两年一直在提倡军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些民企介入军工行业的机会开始增加，这也带动相关产业未来能够实现量价齐升，实现戴维斯双击。碳纤维的龙头公司是光威复材，这个公司我没有研究，我是在看相关大宗产品价格的时候留意到的碳纤维，具体公司并没有研究过，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啊。就说那么多吧！

作者：华鑫证券私募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傅子恒□华鑫证券私募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傅子恒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是《经济学的真理》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议题。除直接讨论的篇章外，作者弗兰克.奈特还在论证经济学与伦理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乃至于力学等学科的关系时，或直接或隐含地涉及到这一议题。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一讨论由来已久。实际上，自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致力于“经世济时”的追求时，即希望无限接近现实并为实践所用，一直在热切地寻求自身的科学性。就本源来说，经济学是探索与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规律的一种理论，而反映客观世界规律，正是科学的本质，这使得经济学天然就具有科学的成分。但是就研究目标来看，经济学是反映与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理论，而人类是有意识的生物，加进主观意识活动的人类行为，使经济学研究脱离了纯粹的客观世界。意识映射进物质世界带来的复杂结果，常常会消弭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研究方法看，经济学对数学尤其是统计学的运用是与生俱来的，在古典经济学著作中，魁奈的《经济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威廉.配第的《税赋论》，都涉及到许多的数学运用，至弗兰克.奈特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的20世纪初叶，作为一种手段与方法的“计量经济学”也开始成熟，增添了经济学技术的科学性。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有许多著名的论断，这种争论自经济学诞生一直延续到奈特身后，及至今天，这反映出建立在人类复杂行为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的复杂性。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著名人物是与奈特同时代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其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给出了广被接受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科学。其后经济史学者罗伯特.埃克伦德与罗伯特.赫伯特在其经济学方法史著作中更是提出，“就像物理学或气象学一样，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包含一套具有连贯规律性的分析原理。”反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和冈纳.缪尔达尔，作为实用主义经济学派创始人的凡勃伦在他的一篇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进的科学》中认为，相对于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生物学的进步，经济学不能以现代科学的资格处理它的议题，而无助地落后于时代，这使得它与“现代进化的科学”还相去甚远；缪尔达尔则以与他观点截然相反但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的例子进行说明：在相同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观点、结论，却都能够获得认可，这一本身似是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一种讽刺。奈特对这一问题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奈特对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充满怀疑，在他的思考中，经济学与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哲学相交织，人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常常使得经济学研究苍白无力；但他同时也认为经济学力图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并希望发挥主观能动力去改造世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予以肯定。但是尽管有以上的局限，基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形式、方法上区分，奈特仍然认为，经济学仍可以算得上是一门科学。其理由在于，在许多方面，由准确的前提和严格的结论限定，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定律，比如效用递减规律和报酬递减规律等，其与数学定律或是机械学定律是一样的，具有普遍性。“经济行为的内容不存在普遍规律，但经济行为的形式存在着普遍规律。经济学是针对所有理性行为进行抽象化的基本原理，是理性行为组织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长期而言，经济活动是采用既定资源通过既定过程生产“财富”，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可用资源、已知生产过程和使用该财富的时间地点等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使用生产要素和工艺，生产和消费的一般规律都是存在的，这些都支持经济学足以成为一门科学。奈特认为，经济学的价值更多地表现为指导或启发社会行动，本质为经济关系制定“游戏规则”，体现出经世济时的特征。而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价值的描述和“见解”，解释性的经济学范围触及全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为涉及到建立在兴趣、动机、偏好及人性与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类心理行为，经济学问题只能“有限地以实证科学的形式”得到结论，但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及这些动机、心理行为的手段与方法，却可以以实证科学的方式大量存在，这是经济学扩展其科学性的空间所在。奈特对经济学真理与科学性的思考闪耀着的智慧光芒，给后人以丰富的启迪。启迪之一是，经济学不能过度自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融合，同时“承认人与同伴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物质的关系”，顾及习俗、历史、制度等社会基本要素，才能真正做好研究，让经济学发挥应有价值。在经济预测方面，奈特认为“在有限范围内，训练有素的判断力和人类天生的洞察力，似乎比任何可发现的规律都更能有效地预测未来”，启示我们在试图进行经济预测时，更应当融进人的行为、心理与历史、制度等因素。在现实世界，尤其在更多混合了人的复杂心理行为活动的金融市场投资方面，这些洞见值得被一直铭记，时时温习。来源: 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