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生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学系系所信息系所特色：LSE经济史系有着悠久而卓越的研究和教学传统，以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为起点，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研究实体经济的发展。该系是迄今为止英国乃至全球经济，商业和社会历史领域最大的教研基地。其教师、访问学者和学生的多样性也造就了宽广的研究领域，从中世纪到现代，亚非欧到全球，经济史到政策研究，金融贸易到移民和科技，都有所涉及。系所科研成果突出，其研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政府机构使用，并参与编辑Cliometric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nterprise and Society等多个著名国际期刊。系所网址：https://www.lse.ac.uk/Economic-History该系所硕士专业共5个：经济史硕士 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硕士 经济史硕士（研究方向） 量化经济史硕士 全球经济史硕士(Erasmus Muns全额奖学金合作项目) 摆渡君之前曾分享过这个奖学金的传媒专业，有兴趣的读者请浏览此文：欧洲Erasmus Muns全额奖学金联合硕士之传媒专业拓展阅读（中国学生）1. 申请指南：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international-students/country-pages/china申请文件细则：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Prospective-students/Supporting-documents2. 研究生课程总览：https://www.lse.ac.uk/Programmes/Search-Courses?groupType=graate3. 语言要求（2021/2入学）：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Prospective-students/Entry-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数据解读数据说明● 专业录取率=专业录取人数/专业申请人数各专业数据列表首先，该系所共有5个细分专业。按近年的申请热度看，依次是经济史硕士，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硕士(MSc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e Development），经济史硕士（研究方向），量化经济史硕士，全球经济史硕士(Erasmus Muns合作项目)。对比前两期分析的经济、金融等几个热门专业，这五个专业的申请人数都不算多。其中最受欢迎的经济史硕士申请人数在2018～2019有10%的下降，但2019～2020几乎无变化。热度排名第二的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数则是减少后跃升，其中2019～2020的增幅高达40%，值得注意。而其余的三个小众专业中，经济史硕士（研究方向）的申请人数逐年大减，2020的申请人数只有2018的一半；而量化经济史专业也同样有较剧烈的下降趋势。全球经济史硕士（EM合作项目）的申请人数则更少，但平稳上升。再来看一下这5个专业的录取情况。经济史硕士的录取和申请人数变化趋势相反，在申请人数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录取人数在2019～2020却出现了超过30%的增幅。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与申请人数的变化则比较同步，尤其是2019～2020录取人数的较大增加。经济史硕士（研究方向）的录取与申请人数逐年同步减少，而量化经济学硕士的录取人数则几乎不随申请人数的变化而变化。全球经济史专业（EM合作项目）则比较特别，录取人数几乎与申请人数完全持平。总的来说，在经济史系所5个专业的申请和录取情况可谓各有特点，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趋势，都是逐年降低；其他专业则没有发现较明显的规律，难以预测。因此，申请者应该脚踏实地，仔细根据细分专业的要求完善个人背景，增强竞争力，才能在甄选中获得最大保障。各专业录取比率由图可见，经济史硕士和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硕士的录取率都有较平稳的上升趋势，且基本都在25%～40%左右，相对而言竞争并不算非常激烈。经济史硕士（研究方向）的录取率则更高，几乎每两名申请者中就有一人能被录取。全球经济史硕士（EM合作项目）的高录取率更是凤毛麟角，但由于申请人数非常少，所以代表性并不强。录取率总体最低的是量化经济学专业，但2020年也有33.33%，甚至超过了后进发展政经学专业。总的来说，从录取率上来看，LSE经济史的5个专业都不算非常难申，但要注意的是，高录取率并不代表着申请难度的降低，更不能够保证任何个人的申请情况。申请建议LSE经济史系所中的五个专业各有侧重点，因此学生应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规划进行审慎选择。比如，经济史和经济史（研究方向）专业都结合了经济、统计、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培养，包括理论，评估，分析和解释，定量技术的运用等，但经济史（研究方向）更注重研究方法的培养，而经济史专业则侧重于理论和经济现象/问题的分析。量化经济学史专业则是专门为那些有坚固经济学基础，打算在该领域进一步深造的研究型人才而设。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领域则更加细化，顾名思义，是用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后进发展经济体（比如拉美、非洲等），以古鉴今，探究属于他们的更好的经济发展路径。 全球经济史硕士(Erasmus Muns全额奖学金合作项目)则是一个较小众，但也相当有趣和有价值的一个选项。Erasmus Muns Joint Master Degree是一个由欧盟资助的，由全球多所高校共同合作的1～2年的全额奖学金硕士项目，学生可以在至少两个国家的合作院校学习，并获得多国承认的学习证书。我们曾经发过相关的介绍文章：欧洲Erasmus Muns全额奖学金联合硕士之传媒专业该系所的5个硕士专业对学术水平要求都较高，经济史、经济史（研究方向）和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都要求申请者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2:1学士学位，不要求GRE或GMAT成绩；量化经济学专业则要求具有经济学或其他量化学科背景的一等荣誉学士学位（2:1学士学位也接受），且非英国经济学本科的申请者需提交GRE成绩。上述4个专业对语言成绩的要求都很高，雅思总分、阅读和写作都需达到7分，而听力和口语最低是6.5。总体而言，该系所的专业中除全球经济史（EM合作项目）外，对本科成绩和学科背景都有较高要求或限制，对语言能力，尤其是阅读和写作的要求更是高于一般专业。因此，虽然该系所录取率不算低，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该系所本身的高门槛就已经限制了一大批有意向学生的申请，真正的申请者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因此，有意申请的同学仍需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语言能力，才能在众多竞争者中占领优势。所以，申请者想要提高申请几率，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需要先确定自身的专业背景与实践经验是否与该专业要求相匹配；对于跨专业或是原专业与该专业知识跨度较大的申请者而言，更应该事先多了解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等内容，因为跨专业入读可能会产生学科知识之间的融汇，具备一定难度。其次，若申请者的语言或者其他方面不满足该专业的入学要求，申请者可考虑进行专业的背景提升或语言考试的培训等途径；再者，申请资料搜集与个人文书的撰写，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应该注意有侧重点地将自己的优势与该专业的要求进行匹配与结合。但是，若对自己目前的情况不能确定，想具体了解自己是否具备申请该专业的优势，以及如何可以提升个人申请竞争力，可以随时咨询摆渡学人客服小渡，进行更深入的专业分析。

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本科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在大三阶段会选择进一步做考研的打算。大多数同学考研选择的专业是和本科专业相关的，毕竟在一年的复习时间里，如果选择跨专业考研的话，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会降低被录取的几率。选择跨专业考研的同学往往是工科类专业学生跨考经济类研究生，或者是经济类研究生跨考法硕。这些选择跨考的学生往往是对于自己本科所选择的专业不满意，很多学生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往往只根据自己的分数选学校和专业，却没有考虑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学习这类专业。所以选择专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高考已经结束了，成绩公布之后，马上就要涉及到报志愿的事情。填报志愿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直接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可以说与我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关联。在这里小编也要提醒各位同学，在选择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以下这四个专业一定要谨慎选择，这几个专业的同学考研都未必可行。一、哲学专业很多同学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接触过哲学，文科生们在学习高中阶段的政治时，需要学习哲学。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就会觉得哲学非常的深奥，自己很难理解每一个理论背后的含义。很多大学都会开设哲学这个专业，录取分数往往不高。每年到哲学专业读书的同学可能大多是被调剂过来的，进入大学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专业同学的学习热情比较低，因为很多同学学习哲学并非自己的选择。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到了上百万到国外的名校读书，学习的就是哲学这个专业。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这个朋友是自己主动选择了哲学专业。因为当时他所在大学的老师对哲学有着颇深的研究，当时的她觉得自己对于哲学非常感兴趣。可是从国外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回到国内的他才发现这个专业是多么的鸡肋。二、经济史学类经济学是目前的热门专业之一，很多家长觉得学习经济的同学将来找工作一定顺利。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是真实的，但是，我国目前有一些大学开设了经济史专业，录取分数往往要比经济学专业低很多。有一些学生觉得经济史也是经济中的一部分，那么选择这个专业将来就业前景可能也差不了太多。但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硕士阶段。凡是选经济史的同学们会发现自己过得非常煎熬。哪怕是硕士毕业，也很难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因此，很多经济史专业的同学只能被迫选择读博，之后选择到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或是做一名老师。三、工商管理类专业这个专业似乎也是一些人眼中的热门专业，工商加上管理，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是非常高大上的专业。但是工商管理类专业，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管理类专业。可是这个专业的同学有可能大学四年之后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学了什么，将来应该做什么？本科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很难直接成为管理者，需要不断的锻炼得到晋升的机会。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考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跨专业考研，甚至有一些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没能如愿找到工作，只能边找工作边考研。我们之所以选择考研，很多人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让自己在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但如果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没能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专业，会对我们未来的就业有影响。四、数学专业数学专业看起来是非常高大上的，而且研究领域也比较专一，适合对数学领域有兴趣的人。但是数学专业的同学毕业之后又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呢？相信这个问题，哪怕是数学专业的同学也很难快速给出答案。这类专业的同学如果选择考研的话，往往是选择经济类的专业。数学专业的同学在跨考的时候优势的确非常明显。你是否和以上四个专业的人有过接触呢？你觉得除了上述四个专业之外，还有哪些专业比较鸡肋呢？

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考研专业，很多同学都想考经济学研究生，但是，面对学硕、专硕、专业、学校又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通过这篇文章，在对经济学考研有一个详细了解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一些建议。为了详细了解经济学考研，首先对该专业进行一个介绍。01经济学专业基本情况想要查看考研的相关专业，我们只需要上一个网站即可，那就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研招网，我们先在该网站找到“专业库”，然后选择需要查询的专业即可，我们选择经济学，先看查看学术型专业。理论经济学下设专业应用经济学下设专业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下设有三个一级学科，分别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而这三个一级学科下，又分别有其二级学科，这个才是我们考研要报考的专业，比如，理论经济学下设有以下理论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等7个二级学科（专业）。考研时，大家只能从这7个专业选择一个报考。而应用经济学下设有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11个专业。最后，统计学下设有一个专业，就是统计学，以上，就是经济学的学术型专业，这些专业冷热门差别较大，分数线也差异较大，具体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我们下面再看看经济学的专业型专业。经济学专业专业型专业总共有7个，他们分别如下所示，这几个专业方向完全不同，差别较大，具体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报考即可。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下面，我们再看看经济学专业考研最近几年的分数线情况。02经济学专业国家线统计我们先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4年到2019年的经济学专业的国家线情况，下表格列出了所有专业的国家线，我们看到，2014年经济学的国家线已经到了330分，并且一直较为稳定，到2019年时，已经到了345分，注意满分500分，而工学专业只有270分，同样是500分的满分。我们下面再看经济学专业型硕士的情况，同样比较高，有330分到345分，特别是2019年，高达345分。这个还只是国家线，而很多热门院校的复试分数线还要高于国家线，我们看下中央财经大学的2019年复试分数线。中央财经大学2019复试分数线我们看到，复试分数线最低的专业是财政学，348分，高于国家线3分，其它专业都高于国家线，二十到四十分，而专硕的分数线更高，比如，金融学专硕分数线高达385分，整整高于国家线40分。从这个分数线，不难看出，经济学下设的金融专硕到底有多热门，考试难度到底有多大了。看完了分数线，我们再看看经济学考研专硕与学硕的区别有哪些？03经济学学硕与专硕的区别我们都知道，考研分为学硕与专硕，其它大多数专业的学硕与专硕考研的差别在于数学与英语上，比如学硕考数学一、英语一，而专硕考数学二、英语二。而经济学考研则完全不同，差别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考试科目不同经济学相关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大多数大学，一般考以下四门课程。政治英语一数学三（数学一）专业课（一般考西方经济学）当然，也有大学喜欢另辟蹊径，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数学考数学一，而数学一与数学三的差别比较大，数学三有一些不考的数学一会考，比如三重积分，曲面曲线积分等，大家在复习时，一定要看清楚报考大学的具体要求。而经济学专业型硕士，大多数学校一般考以下几门课程政治英语二（英语一）经济类综合能力联考（满分150分）专业课（专业综合）专硕里面不考数学的大学比较多，比如，有上面列举的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等，都是经济学非常厉害的大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英语也有考英语一的。总结一下，经济学相关专业，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只有政治是完全一样的，其它科目基本上都不相同。2、考试难度不同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学硕与专硕的考试科目完全不同，这直接就导致了考试难度上的差别，比如，专硕不考数学，将会让考试变得容易不少。毕竟，对于没有学过数学的同学，数学三可一点也不容易，简直是难得“要命”。但是，虽然学硕考研科目较难，但是分数线会低一些，而专硕，虽然考试容易，但是，报考人数较多，特别是一些跨专业考研的同学，导致最后的录取分数线也越来越高，继而变得让本来容易的倒不容易了。3、招生人数不同学硕与专硕还要一个不同点在于，招生人数上，一般学硕招生人数要少于专硕，并且学硕中有一大部分还是保送研究生，所以，考试难度也较大。而专硕一般招生人数会更多一些，并且一般还是2年。4、学费不同经济学相关专业的专硕学费要比学硕贵很多，比如，上海财经大学，我们可以通过其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看到，经济学相关专业，学硕的学费是一年8000元，而专硕的学费要贵很多。比如，金融专硕，2年的学费就要13万8，而复旦大学的相关专业，要更贵一些，一学年的学费就达到了10.9万元。以上，就是经济学考研学硕与专硕的一些不同点，那么，经济学考研，我们如何选择大学与专业呢，学硕与专硕又如何选择？04关于经济学考研的一些建议建议一：数学不好，就选择考专硕如果，大学时没有学过数学，属于跨专业考研，就选择不考数学的专硕会更容易成功一些，如果数学比较好，则可以随便选择。建议二：“家里有矿”随便选，否则别考专硕通过前面介绍，已经发现，经济学专硕学费与学硕的学费不是一个量级，如果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则可以随便选，如果，家里条件不是太好，则尽量不要选择专硕。建议三：院校选择，以地域为重金融学院校的分布地域性非常明显，比如，一个省份基本上都有一所非常不错的财经类大学，比如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市的上海财经大学等，所以说，选择大学的主要依据就是地域问题，尽量选择自己将来想要就业城市的大学。以上，就是关于2021经济学专业考研的一些知识以及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感谢您的阅读，喜欢文章，就点赞转发吧！

之前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21年新增专业及开设院校信息汇总，接下来，小编将按学科门类为大家汇总旧专业第一年招生院校信息汇总。02经济学第一年招生专业院校信息如下：一、020100理论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7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100理论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河海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重庆大学二、020101政治经济与2020年相比，共有5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101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河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三、020102经济思想史与2020年相比，只有安徽财经大学第一年招收020102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四、020103经济史与2020年相比，只有四川大学第一年招收020103经济史专业研究生五、020104西方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104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安徽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六、020105世界经济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105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安徽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七、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安徽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八、0201Z1发展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一所学校中央民族大学招收0201Z1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九、0201Z3发展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一所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招收0201Z3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十、0201Z1互联网经济与2020年相比，只有一所学校湖南工商大学招收0201Z1互联网经济专业研究生十一、020200应用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13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0应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北方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西北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十二、020201国民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2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1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十三、020202区域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2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财经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十四、020203财政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3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3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财经大学十五、020204金融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4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十六、020205产业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3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5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工商大学、西安石油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十七、020206国际贸易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湖南工商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6国际贸易学专业研究生十八、020207劳动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河北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7劳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十九、020208统计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2 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07劳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二十、020209数量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共有3 所学校第一年招收 专业研究生，分别为二十一、0202Z1金融工程与2020年相比，只有湖南工商大学一 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1金融工程专业研究生二十二、0202Z1农业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1农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二十三、0202Z2城市经济与管理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2城市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二十四、0202Z2空间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社会科学院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2空间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二十五、0202Z3房地产经济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3房地产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二十六、0202Z5金融工程与2020年相比，只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5金融工程专业研究生二十七、0202Z5能源经济学 与2020年相比，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5能源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二十八、0202Z5税收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5税收学专业研究生二十九、0202Z6投资经济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6投资经济专业研究生三十、0202Z7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务与2020年相比，只有辽宁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7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务专业研究生三十一、0202Z9能源经济与2020年相比，只有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02Z9能源经济专业研究生三十二、025100金融与2020年相比，共有6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5100金融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吉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三十三、025200应用统计与2020年相比，共有8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5200应用统计专业研究生，分别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湖南工商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三十四、025400国际商务 与2020年相比，共有4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5400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河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昆明学院、辽宁大学三十五、025600资产评估 与2020年相比，只有广东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5600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三十六、025700审计与2020年相比，共有3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5700审计专业研究生，分别为湖南工商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四川大学三十七、027000统计学与2020年相比，只有吉林财经大学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027000统计学专业研究生以上就是2021年02经济学第一年招生专业的院校信息汇总。我们是研无学，致力让考研更轻松，院校选择不迷茫，更多考研资讯请多多关注我们。有什么比较想了解的考研院校信息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以上数据均由研无学大数据中心提供，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刘志伟（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在历史学界，提到历史人类学、提到华南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是一定会被提到的人物。很多年来，他与科大卫、郑振满、陈春声、赵世瑜等几位教授深入乡村社会，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他们“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学术特色更是广为学界所知，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标签，他们也被人们贴上“华南学派”这个标签。刘志伟并不认可和接受这一说法，他讲，华南研究不是为了做学派。尽管在别人看来他在人类学的领域中兜兜转转了许多年，而且还有“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但刘志伟清楚，他为何走向田野——他想要透过田野关怀和回应明清制度史中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来源于他起家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这篇访谈的提问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访谈从刘志伟如何踏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谈起，回顾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经历的进步和转变，以及他对于领域内学术发展的种种思考。于提问者而言，这是一位前辈学者对后辈的疑惑、好奇所做的回应；于读者而言，读懂这些，或许会超越热闹的学派之说，更明白一点华南研究和这些被称为“华南学派”的人。我们有兴趣您是怎样走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路的。您曾经和我们讲过您初次认识您的导师汤明檖先生时的情景，您说进大学不久，在开门办学时，和汤先生住在上下铺，每天劳动之余，见汤先生坐在床铺上点读《宋史》，我们当时听了很动容。您也曾片段地提到过曾经有财税实务工作的经验。我很感兴趣，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您对市场、赋税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刘志伟：我父母是在一个小县城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我从小在银行的宿舍长大，中学毕业后，自己从事过财政、商业、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这些经历也许是我对经济史、尤其是财税与市场方面问题怀有兴趣的原因吧。我入经济史门之后，很早就听过李埏先生讲“商品经济史”的课程，认识到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 一直是非常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先生们有过一场我认为很重要，但后来好像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的讨论，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引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地主经济和我们后来看到的市场二者是什么关系的思考。经济所的老师们的讨论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地主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商品经济就是在地主经济体制中发展的，他们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在过去的理论里，通常是把地主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而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是对立的，由此商品经济和地主经济也是对立的。是这些讨论激励着我们思考。我读经济史研究生时，开始是和陈春声、戴和一起，当时老师期待我们师兄弟的研究有所侧重，分工是这样的：陈春声做市场、货币、物价，戴和做海关，我做赋税。我们同时在这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互相不断地去讨论，当时我们想的问题就特别多，这些基本构成了我们的核心问题，这段经历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深受经济学传统的影响。陈春声是到上海跟着伍丹戈先生学数理统计，而我在北京的时候就以经济所的落脚点，后来到上海的时候，是在陈绍闻先生指导下，也常跟伍丹戈先生学习，我隔一两天就去伍先生家里请教。那时候，上海财经大学的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我的入门书，还有他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书，是我们那个时候能够读到，可以由浅入深地去学习经济学的书。有了这些经济学基础，历史学界当时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末清初三大家等等，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有很大不同。经济学家胡寄窗您刚才讲到地主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国内学术界好像都将地主视作市场的对立面？英文语境中landlord和farmer应该都可以对应地主，可以分别视作土地的领主与农场主，而在中文的社会经济史里，“地主”这个概念是不是被复杂化了？刘志伟：这牵涉到“阶级概念”的“地主”。早期革命理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地主，后来是讲剥削关系和政治立场。而土改实行的时候，划分地主是按租佃还是雇佣来区分。如果是雇用关系，你雇人来种地的话，有一百亩地也是富农，而若是租佃，就算是有三十亩地，那也是地主。其背后的逻辑是，雇用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的，是进步的，而出租土地是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落后的、反动的。所以，涉及的相关问题，要把它放在原本的逻辑、语境中去思考，不能脱离它。所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史，很看重是实物地租还是货币地租，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也是在这个逻辑里面？刘志伟：对，是在同一套逻辑里的。因为在当时学术界的话语系统里，地主经济的落后性表现在，一来它是自然经济，二来它的剥削方法是腐朽的，而与这一套对应的就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则是跟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的。至于你问的分成租和定额租，这要从生产关系的理论上来谈，生产关系讲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讲，分成租，因为地主要分成，所以他干预生产，直接奴役农民；定额租的话，地主可以不干预农民生产。极端的例子是关于江南的“不在地主”，认为地主不再参与生产过程、不干预农民生产，农民就有可能发展出农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我们这代人学问没有做好，但对这些逻辑是非常熟悉的。现在你们年轻的一代也许已经不理解这一套逻辑了，因为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你做研究，还是要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回过头来看前辈学者的研究，有些在年轻一代看来可能是很陈旧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那套认知结构中去看的话，他们其实是想要极力走出来的。比如像傅衣凌先生讲“死的抓住活的”；还有李文治先生的很多认识，现在他被视作非常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者，其实你在理解了这套逻辑之后，就明白他们是想要走出教条主义的逻辑的。傅衣凌先生那么在您看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从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到后来您这一代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的转折的关键点是什么？刘志伟：在八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学界在广东开过两次我觉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第一次是1983年，中山大学开的，主题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我当时第一次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和陈春声、戴和负责操办具体的会务。这次会议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认识了当时社会经济史很重要的一些学者，他们现在若还在世，都有九十多、一百岁了。当时会议发表的论文，很多是比较熟悉的论述，但我的老师（汤明檖教授）提交的是关于户籍制度与小农的关系的论文。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他要表达的是，如果不了解户籍制度，谈生产资料、地租，又或是小农经济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大家都漠视户籍制度的重要性，而他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的。这其实也是梁方仲先生的立场。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梁先生非常明确地说过，如果你不了解户籍制度、官营制度、专卖制度等等，直接讲资本主义萌芽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我老师说，你不明白户籍制度就讲小农经济，这是不通的。这种意见在当时的学者中是很少见的。我印象很深。第二次会议是1987年在深圳开的关于区域经济史的会议。这个会的灵魂人物、实际主导者是傅衣凌先生。这个会值得一说的有几点，首先在这个会议召集到的中国、日本和欧美学者规模很大，因为傅先生的号召力很大，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学者规模的会议。当时国内做社会经济史的各方学者大多都来了，欧美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也都来了，特别是后来成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那几个人全来了，濮德培、李中清、王国斌等等。他们的发言对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很有冲击力。其次，如果我不是孤陋寡闻的话，这次会议（是国内学术会议中）第一次是以规定发言多少分钟、评论多少分钟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开会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常规，但当时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当时有些国内学者还不能接受这种开会形式。记得当时我在上田信做主持人那个组，他长得年轻，日本人开会也很严谨，同组的有我们的一些老学者，发言时间一到，上田信就喊停，他们很生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次会上基本确立了以傅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中区域研究的地位，区域研究在这时候被大家所了解，而且不那么边缘了。李中清王国斌我的印象中，当时不论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还是经济史研究中，专门研究某个区域好像还是比较新的想法。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区域史或区域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史和古代史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吗，还是始终被视作证明宏观过程的案例研究？刘志伟：当时还没有案例研究这样的认识，更常讲的反倒是“有没有代表性”。当时我们做区域研究最被人质疑的就是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你做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中国么？到现在还是经常有人提出这样质疑。我的反诘很简单——哪个地方能代表中国？傅衣凌先生写江南市民经济的时候，有人这样批评吗？刘志伟：在社会经济史，特别江南社会经济史里，一般不会被质疑，因为大家心目中讲中国明清社会经济，说的就是江南经济，所以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区域经济史”的概念，我记得1987年的会议上有好几篇文章还在讨论应该怎么划区域。当时讲区域，想的是，中国太大了，区域之间差异也很大，需要分别进行研究，如果把一个一个地区研究清楚了，再用归纳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全国的情况。谈到区域社会经济史，有两个会很关键，一个是前面提到的1987年的会议，一个是1995年在西安办的社会史的会，是周天游主办的。在西安的会上大家似乎有了一致的共识，就是区域研究是做社会史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我个人来讲，以区域为单位来研究，在方法上，并不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物理学、生物学，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学的实验，都是在很小的对象上进行的，自然科学不会问有没有代表性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来做历史，我也从来不觉得我研究的局部是否会有代表性的问题，我比较喜欢“用区域作为我们的实验场”这个说法。前几年讲谈社编辑的中国史丛书，翻译引入中国，影响很大。我印象很深的是上田信写明清史，其中里甲制度的内容只有一页。与此相对照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丛书中写十六至十八世纪东亚的一册（第十二卷《东亚世界的展开》），由岩见宏主编，其中至少有三章是谈赋役制度相关的（《明代的乡村统治》《税役制度变革》《乡绅支配的形成与结构》）。这一二十年里，赋役制度可能已经不是明清史研究的焦点了，那么，今天怎么看赋役制度和明清史的关系？刘志伟：我感觉，日本学者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里甲赋役制度，主要还是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的，而上田信，还有斯波义信这一类学者，更多恐怕要连接到欧美的传统上。上一代日本学者讲里甲赋役基本是在地主经济、乡村支配、水利这几个领域中谈。而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有很多新的东西。上田信写的这本《海的帝国》，更多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对明清历史的视野和观念的发展，但是也不能说里甲赋役制度不再是日本学者明清史研究关怀的焦点，片山刚的图甲制研究，就一直备受重视。上田信这本书讲十四世纪明帝国的构造、十六世纪社会秩序的变化，都还是从里甲体制及其改变着眼的。但是，如你所说，明清史研究的焦点在最近几十年，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明清史研究同日本不一样，中国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过去其实对户籍赋役制度是不重视的，近年来倒是有转移到越来越多关注户籍赋役的倾向。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说明，尽管现在明清史研究的视野已经越来越拓展，但王朝里甲赋役制度研究还是不能丢。老一代日本学者研究里甲赋役制度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新一代把视野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中国学者过去不甚重视里甲赋役制度的专深研究，现在把很多课题的研究再连接到这个视角，我觉得这也许是学术发展同一进程中两个分流阶段之后的汇合。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解释不能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比如，像现在的医疗史、性别史等等大家认为热门新潮的研究，当然都是很好的研究领域，但就像梁先生当年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论述一样，如果所有这些研究不放回到当时的制度环境、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脉络中，可以非常自由地解释看到的种种现象，就难以引出最整体社会历史的思考。如果真正要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尤其要理解那个社会内在生成的结构的内在联系性、历史延续性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回到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中。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我会给自己设定研究目标去弄清这个结构性的东西是什么。这需要好好想想。这也是我这两年强调贡赋体制的原因，虽然我知道这种强调甚至可能有些矫枉过正。上田信《海的帝国：明清时代》如果我们观察明清史研究的这种转变，如果要做解释，是不是有这样两个可能：一个是更多学者放弃结构化的历史解释，回到纯粹人文的历史描述的传统里；第二种是，是不是过去三十年，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赋役制度的问题，所以不再去讲了？刘志伟：第一个情况完全可能。这要看你做的研究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如果是人文的话，只要在情感上、思想上回到人文本身，这靠理解力、想象力，通过写作和汲取的素材就可以实现。现在这种取向确实也很明显。当然，我觉得这种努力是绝对需要的，甚至可能这个才是历史学的正途，因为历史学不需要解决那么多的伟大问题。但是我们做经济史研究，这是社会科学的领域，所以必须是分析性的。所谓分析性的，就是要通过概念框架去解释现象，要建立一套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除了事实以外，除了可以超越时空、人类始终一以贯之的人性以外，还需要落实到特定时空，落实到特定的结构中，需要用概念去表达，并且分析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的研究，我觉得不可能避开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这个结构的原理和原理背后的观念层次。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就不可能离开赋役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至于赋役制度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的研究里有没有讲清楚，我认为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还很多。这个看法，也许无法说服人。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负。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讲摊丁入地的文章，其中观点跟以前的讲法不一样，但到现在好像没有在意我当时表达的观点。在我看来，摊丁入地的“丁”，是一条鞭法的产物，而所谓摊丁入地，在税制上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赋税征课对象的改变，按丁额摊征地银；二是税种的合并，尤其是编派项目的合并。这两种的改变，可以是同时发生，也可以在时间上分离，先后完成。而康熙末到雍正乾隆时期的摊丁入地，主要是后一意义的改革。这种看法，对认识摊丁入地的过程及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对赋役制度的研究，您关心的焦点的问题是不是跟梁先生也不同？刘志伟：具体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同，但从大的解释来说，还是在一个框架上的。就一条鞭法来说，梁先生强调的跟我强调的内容的确有点不同，但最基本的，比如说，一条鞭法如何改变了国家跟老百姓的关系，我是从梁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去想这个问题。过去讲一条鞭法一般说是以银为税，简单地将其看作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甚至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分析的解释。那么，一条鞭法如何改变国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把这个问题落实到更具体的研究，我后来做乡村社会的很多研究就是从这个思考出发的，这肯定是受了梁先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说我直接重复了他的结论，影响我的，是他提出问题的逻辑、思考问题的逻辑，这对我是一以贯之的、方向性的引导，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限制，因为我没跳出这套逻辑。梁先生做研究总是讲一方面如何如何，看到其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拉回来，看到其局限的一面，我做研究也有这个习惯。比如说研究制度，除了要看《文献通考》《明会典》里的说法，也要把它放回到实际操作的层面去看看。梁方仲文集之《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我觉得我基本还是在梁先生的学术脉络之下，但谈到具体看法，当然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一条鞭法的问题上，我们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对“赋”“役”的理解，尤其是对所谓“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梁先生走得更远，比如，我讲定额化和比例赋税化，我印象中，梁先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他没有把这个作为很核心的内容，而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去看的。另外，梁先生说等级丁税，我是说等级户役，这里有根本性的差异，我更强调户役，因为户是基本单位，我比较强调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一条鞭法以前，主体跟客体是同一的，之后是分离的。梁先生的行文中，多数情况是用“税”，似乎没有一定要去区分贡赋和税？刘志伟：对，确实是的。不过，我也不觉得要去区分，“税”“赋”这类概念，在明清文献中也没有真正清楚的区分。我喜欢用“贡赋”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只是因为“税”这个概念在近代越来越赋予了清晰的定义，并且人们也习惯从近代意义的概念上去理解和使用“税”，为免混淆，我才更宁愿用近代以后已经少用的“贡赋“这个概念。梁先生一方面指出了“赋中有役，役中有赋”这个被我理解是“贡赋”概念的特质，这已经比很多人进了一大步；但另一方面，他这种表达仍然是在“税和役”“田和丁”这样的两分法里。古人有所谓“有丁必有役，有田必有租”的说法，这样的表述，是把它看作赋役的基本分类，还是理解为征派赋役原则的表达，我倾向于后者，强调这是一个衡量均平的价值标准。表面看，梁先生可能不像我这样强调均平的价值。但其实他也是强调的。我的很多理解确实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是他引导我往这方面去想。从孔子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明代所有的赋役改革，到清代的均田均役法，都是用“均”作为一个标准，实际上均田均役法本身并没有直接解决“均”派的问题，但所有的改革的目标都是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达至均平的目标，用货币作为核算和支付手段也是因为均平的需要。我觉得您很强调“均平”的概念和明清时期的等级身分秩序的关系。我想到另外一位对明清赋役制度中的“均平”概念论述非常精彩的学者——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先生。1980年代伍丹戈先生有一本小册子《明清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刘志伟：对，伍丹戈先生对我影响很多，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我当年在伍先生家真的是无话不聊，他们这一辈的学者跟我们谈了很多东西，具体的话其实我忘了，当年我们与现在的学生不同，我们同老师聊天只是倾听和思想，不敢做笔记，更没有录音。伍丹戈先生当时谈过很多关于江南均田均役的问题，他很强调均田均役对理解明清社会经济的重要。他谈的时候，我也是半懂不懂，只是努力去想，后来自己读史料，再做思考的时候，肯定有受到他的影响，一再思考他的问题。伍丹戈著《明清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我是把梁先生的东西往前推了，推到一个离规范的经济学体系更远的地方。我们做经济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必须用规范的经济学概念，但同时，要把这些概念要往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去推。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写东西很难写，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回到了这些概念原本的语境中。而梁先生用的也是这些概念，而且他是在英语的语境中思考，他说“赋中有役”，这里面就包涵了tax，但是“有役”又改变了tax的性质。而我用中文讲，就是贡赋。另外我跟梁先生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后来关于里甲制度、保甲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从梁先生点出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一点来的。国家跟人民的关系在里甲变质之后是怎样的？过去我们熟悉的说法是，里甲制崩溃，保甲法取代里甲法——这个说法延续了一百年左右。但是，去读文献，特别是读地方文献，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对，不符合事实。我现在很高兴的是，年轻一代学者看了很多地方文献，这个事实就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了。当年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现在年轻一代学者都知道。这个看法不能说它有多伟大，但是，我觉得是解决了怎么样从一条鞭法解释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一关键问题，这要感谢片山刚。我做的时候没看到他的研究，其实他的文章发表很早，但那个时代我看不到日文研究，而且我也不懂日文。后来其实对我打击很大。我原以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结果片山刚在我之前就已经讲了。但我后来认真看他的研究，发现几个关键问题上，他错了。我为什么感谢他，是因为他像是一面镜子，让我把问题想得更清楚了，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族的发展、家庭扩大化，出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我认为恰好相反。片山刚不知道户的性质的改变是因为赋税制度，看过他的研究，我就非常清楚我该怎么论述，就很容易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均平和身份制的关系，到现在除了您之外，我觉得没有人继续好好谈这个问题。其实明代文献里讲“均平”，背后是有一种对身份的预设的。刘志伟：这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解放有关。七十年代后期，关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我们有非常多的思考，思考了半天，其实得到的结论现在看来也很平常，就是说，西方社会是人生来自由平等，而中国社会还是有一个身份制度，荀子有句话讲“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说人与动物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人不是平等的。有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入行做学问，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都在引用这句话，所谓平等，不是我们有同样的权力，而是你在你的位置上，我在我的位置上，中国社会认为人有不同的名分、位置，我们要安分。中国社会中对“均平”这套价值，其意义不是说人人一样，而是跟你的地位、社会角色相称。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不同的地方。这些思考，在我们后来的研究中一直还有。当下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对明清社会中隐含的身份秩序好像有点忽略……刘志伟：这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尴尬之处，因为我们用的概念也好，分析体系手段也好，还有各种模型、基本假设，都是在经济学的框架下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主体是平等的，虽然后来制度经济学又把其他因素引进来去调整这个假设，但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把更多的因素引进来去修正假设而已。问题是，我们基础性的那套价值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简单的用加权的办法来计算，更多的还是相对的概念。我们在今天还有可能对一条鞭法提出新的解释么？刘志伟：我不知道！如果问我，我认为我的研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不过，我很喜欢光纤之父高锟（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我想没有什么系统能够代替光纤，光纤是最好的，在一千年之内，我找不到一个新的系统来代替它。我这样说，你们不应该相信我，因为我本来也不相信专家的说法。”我可以说，在一条鞭法研究领域，我已经走到头了，但你们年轻人要相信，你们可以继续向前，走得更远。

▍写在前面最近收到很多学生咨询东学君去日本考经济学修士该怎么准备，所以为大家准备了这一篇文章系统讲解。很多同学纠结的点在于申请条件是什么？其实，日本留学主要还是以考试为主，是“考”，不是“申请”，所以日本考研不是“申请——合格——入学”这么简单，而是“报名考试——参加笔试——参加面试——合格——入学”，大家先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英语项目的SGU除外，但是SGU选择面比较窄，这里不作讨论）。知道要考试之后，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关于经济学，先讲两个点：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经济学就是跟金钱挂钩的一个学问，或者是GDP这样宏观上的东西，学经济学一定要很高端，一定要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然而并不是，对普罗大众而言，经济学学的是一个思维，怎么用更理性和效率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做出判断。举一个例子，我看电影经常睡着，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浪费电影票了么？然而经济学的「沉没成本」告诉我，当我在电影院里觉得电影不好看，犯困的时候，我只要考虑是睡觉更好还是继续看更好，电影票这个成本已经沉没了，不应该影响是不是睡觉这个决策。在日本考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数学（经济史除外，但真没遇见过同学研究经济史），微积分，统计需要掌握，特别是微分。如果对数学抵触的话，接下去就不用看了，换个专业吧。其他的很多文科，可以不碰数学，同样竞争会更激烈一点，事物都有两面性。▍目标院校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大部分中国学生去日本考经济学修士不是为了做学术，而是为了提升学历，以一个名校硕士生的身份，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就职是最终目的！所以不会一味鼓吹旧帝大，或者国公立。综合学术和就职能力（更强调就职），尔对日本经济学的目标院校排名，有自己的理解。大致，分为：第一档：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工大不止理工科，也有经济）第二档：另外2所旧帝（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首都圈国公立（筑波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神户大学+上智大学第三档：另外2所旧帝（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GMARCH（学习院大学，明治大学，青山学院大 学，立教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关关同立（关西学院大学，关西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如小樽商科大学，首都大学东京等学校，比较小众，就不列入了。另外学费方面，经济学属于文科，私立和国公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些热门学校公布的录取情况补充几个点一桥有扩招趋势，去年冬季留学生特别入试，录取人数意外的多。京大也在扩招，而且高度专门人才养成项目的题量减少（由原来的4题改为2题）不说。连面试都取消了，只有笔试，非常适合日语口语不好的同学。当然想在京大读博的同学话，需要先参加内部考试，转为研究生养成项目的学生。只读硕的话，高度专门人才养成项目就行了。庆应以往给人的感觉是不太招中国人留学生，但是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中国人留学生考上的情况越来越多。早大更换了研究科长之后，有缩招趋势，而且早大考得最早，备考时间短需要注意。▍日本经济学考研时间轴理论上接下去应该讲怎么去日本考，也就是途径，但是因为无论是通过语言学校，还是通过研究生过渡后考修士，或者跳过这两个过渡直接去日本考，最后都要面对修士考，无论什么途径，同一场考试，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考题，同样的评判标准。所以先从最终目的出发，往前推，最后讲途径。日本考经济学修士的时间框架。补充几个点：这个时间是一个大致情况，以较早开考的学校作为参考，比如：早大经济考的很早，7月初就考，所以报名是在5月报名，如果像东大9月考试，则是在7月报名。所以以这个时间轴来准备，都是有一定提前量的，至少不会错过什么。日本大学院都是自主招生，报名单独报，考试单独考，所以整体考试是一个考试季。而不是某一个时间点，统一性考试。可能大四的同学会问，5月我还没毕业呢，能报名吗？答案是可以的，只要下一年的4月入学前能毕业，就能参加修士考。换句话说，大三的同学，不行，下一年的4月，还没毕业。考经济学，提前联系教授的意义并不大，大部分情况下通过研究计划能找到匹配的教授，而且更以笔试为重。但是庆应的话，比较注重研究计划，推荐提前联系教授。像MARCH里的部分学校，虽然考试简单，但是招生人数较少，可以提前和教授联系一下，看看研究室是不是还有名额。▍报考资格和考试内容1.报考资格本科毕业就有报名资格。提交的报名材料里除了报名表，本科毕业证明，成绩单等之外，比较重要的就是日语 N1（经济学，日语成绩并不重要，合格就行）英语 托福成绩（如果英语比较吃力的成绩可以选择托业，托业大部分学校也是认可的，只不过像东大，一桥只认托福的学校，就没法报考了。）研究计划书（比较重要！国内学生最头疼的一个环节）有了以上三点，就可以报名，拿到准考证之后，就是笔试和面试了。至于国内出身校和GPA不高，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主要考量标准是笔试和面试，国内的背景并不重要。（部分学校，比如京大就比较看出身）2.笔试经济学笔试内容，每所学校题型和题量不同，例如早大都是大题，一桥有20题选择和大题。但是考点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计量和博弈论的内容近几年再加大。经济学的笔试，与其他文科很不同的是，大多是客观题（计算题），可以想象成高考的数学。而其他文科主要是小论文，可以想象成高考的语文作文。所以我个人认为国内理工科学生来日本转文科专业的话，经济学是最适合冲击名校的专业。笔试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东大，大概55%左右的人能通过笔试之后参加面试。这是一条明线，但是暗线是大概笔试在前10%或者20%的学生在进入面试后，会发生屁股还没坐热，面试就结束了，出来时候会很担心是不是黄了。但是事实上是因为笔试成绩太好，教授肯定收了，面试随便问一下。3.面试面试主要分为两类问题一类是一般问题：例如为什么来日本留学，为什么考我们学校等等。一类是专业问题：一般是围绕研究计划的内容提问，这就要求研究计划是自己写的，并且深刻知道自己的研究计划提及的相关知识。面试的话，大部分学校，大部分教授还是很和蔼的，当然也有例外，一桥就比较喜欢压力面。这不是教授想压力面，而是学校方针。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希望你考上之后，到入学前，不要太放松。比如9月考上，4月才入学，有大半年时间等开学。所以面完试，大部分同学心里都没底的，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过了还是没过，但是考完了就不用纠结了，考之前把一般问题和专业问题都提前准备好就行了。所以总结来说，日本考经济学的条件就是日语 N1+能够交流的口语英语 托福或者托业成绩宏微观知识和解题能力研究计划▍途径的选择如果国内日语来不及学，大四毕业还只是入门或者中阶的话，那还是语言学校吧，无论网上说的语言学习学得很慢，学不到东西什么什么的（其实觉得真的学不学得到东西都看个人吧，让一个不怎么学的学生去清华北大也是学不到什么的），毕竟在日本的环境里，语言提升得会比在国内快。提升能有多快，我只能说也是看个人。天天语言学校上完课，就回家玩电脑，刷微信和回家继续看日语，多找机会用日语交流的学生，也是不一样的。好，针对日语已经在国内过关的学生，来说一下研究生和直考。经济学，我个人认为研究生是没有必要的。首先，东大经济学研究科没有研究生制度，一桥必须是协定交流校（见下图）才能申请研究生（直接考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早大和庆应私立没有研究生。也就是说，无论在日本还是回国找工作都处在最顶尖的四所学校，经济学，只能直接考。同时，教授未必会对研究生指导什么，大部分情况就是放养，特别是旧帝和东京圈的国共立，为什么？因为不愁之后没人来考，甚至教授会觉得给研究生指导太多，对其他的考生不公平。但是，很多人的观念还是进了研究生，修士就简单了。所以不太会报私塾，甚至学习上会懈怠。而语言学校和直考的同学，弦一直紧绷着，有能力的同学拼命自学，自学能力稍弱的同学在私塾补。有点像龟兔赛跑，可惜兔也未必是真的兔，不是DIY申请上的研究生，只是披着兔皮的龟吧。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学考学详解，同学们了解了嘛？

前些日子，杨国桢先生在2018-06-10“澎湃新闻”上发表了《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的纪念文章。杨国桢老师写道：“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时时感到遗憾。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作为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这样也算附上骥尾，当上了傅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傅韩”的两张金字招牌，傅即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工农兵学员”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成了“恶谥”。日后不成材、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工农兵学员”，我可以搬出“傅韩”的金字招牌，抵挡一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了”。本文作者陈支平教授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未雨绸缪”的心理打算，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这让我很惊讶：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而且“老教授”似乎是愈老愈宝贝，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厉害的老教授，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救心丹之类的东西，就显得气派不够。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兹事体大，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一介书生的傅先生，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走后门”，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补员”回城。万般无奈之下，傅先生办理了退休，二公子因此“补员”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说到这里，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傅先生于1973年“重出江湖”，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时风丕变，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供亿万人民瞻仰，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那就不由分说，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傅先生的这次出山，可谓不折不扣的“三出江湖”！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工农兵学员”班，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但是据说国家太忙，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不过这样也好，老师先就坐，学生随后拜山门，也算是尊卑有序了。伦序既定，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影子既然看不到，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如今创办学术刊物，其艰难的程度犹如“难之上青天”。傅先生执风气之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嘉惠后学，润物无声；睹物思人，可不慨叹思颂！另一件事是据说傅衣凌先生从学校争取来了二千元人民币，准备于1978年春夏之交在厦门大学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名称现在看来有些拗口，但是在当时是很符合政治形势的，因为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大家听到都很高兴，我们虽然是从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历史学，但是能够赶上“科学的春天”，也还是精神为之一振，学术讨论会加上这个时髦的口号，合时宜也。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政治意义我当时还领会得不很清楚，但是它令我欢欣鼓舞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傅衣凌先生本人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得场面确实很大，堪称盛会。历史系办公室广发英雄帖，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历史学同行纷纷响应，总共有一百数十人吧。比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林甘泉先生、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也都联袂前来。会议规模如此之大，限于当时的条件，历史系的接待工作相当繁重。历史系的精英青年教师如郑学檬、杨国桢等，充当会议秘书；其他的老师，有的分工迎客接送，有的专司往返票务，有的则包干会场教室等等。我们这些本科学生，负责茶水供应。说到茶水供应，严格说就是倒水给各位与会老师解渴。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太平常，只要一个电话打给超市，超市立马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同学们只要把矿泉水安放在坐席上，就算完成任务。但是四十年前，这项工作却是相当的繁重而麻烦。首先必须给学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呈送申请报告，批准之后打借条给学校食堂，暂借带有火苗的蜂窝煤炉若干座、蜂窝煤若干箱，铝质烧水壶若干个；那时喝水的茶杯也稀缺，代替茶杯的是饭碗200个。同学们与食堂管事清点交接完毕，把这些家杂搬到会场及分会场，在会场或分会场里找个合适的角落，起炉开火，烧水等候。会议开始之后，我们就提着里面装着滚烫开水的铝质水壶，逐一在老师面前分发饭碗，冲上热水。略过一些时间，估计碗里的水有所消耗，我们再逐一前往添加，绝不能让开会的老师们无水可喝、口干舌燥，影响他们的发言。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是为我提供了与傅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傅先生是主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开水更是不可缺少。我赶紧利用这一难得的倒水权力，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印有公鸡图案的饭碗放在傅先生的面前，再恭恭敬敬地斟上满满的一碗水。其时傅先生当然不认识我，只知道这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也就微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个点头微笑让我大为满足，终于抚慰了我一年多来无缘获见的仰慕情愫。事过之后，经常还为此事暗自得意：根据民俗学家的论说，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敬茶拜师”的优秀传统。我的这次与傅先生的敬水之仪，虽然匆匆而过，但是颇为符合古意，可惜的是傅先生没有给我回赠《论语》、葱和芹菜一类富有寓意的东西。如果有，那我就真有向外炫耀的本钱了。话扯的太远了，回到学术讨论会上。会场上各位老师的发言都是他们几十年来深切研究的精妙之语，但是以我的“工农兵学员”的樗栎之资，大多也消受不了。不过在倒水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王玉哲先生发言的大意是：我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么多年来要我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我是死不瞑目！那个时候我年轻好奇少不更事，听了王玉哲先生的发言之后，第一反应是西周也好、春秋战国也罢，距离我们今天二千多年，那时是不是封建社会，关你王先生什么事体，何至于到“死不瞑目”的天地？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上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师友们的熏陶，我才意识到王玉哲先生此言，饱含着他对历史学专业的执着和对学术真谛的无限热爱。本来，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们是可以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进行自由讨论的，不同的观点也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好端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不符合时行的政治观点，备受压制，这也就难怪王玉哲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海边一隅的厦门，山高水深皇帝远，发出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学术郁闷。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越是在历史学的道路上厮混，越是会经常地回想起王先生的这次发言，心中充满了对于傅衣凌先生、王玉哲先生等史学前辈的崇敬之情。说到这次讨论会上各位前辈老师对于历史学的热爱，其实单凭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学者这一点，就足于证实。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厦门，是名副其实的“边陲之地”，交通极为不便，不要说没有飞机通航，就是火车，最远直达的班车，是厦门往返于上海，时间长达四十个时辰。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厦门，非得经过多次转车不可，有时甚至需要火车、汽车、轮船、人力车并用。如果是西北地区、北方地区来的学者，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厦门。听系里经管接待的老师说，有两位学者来到会场时，正好赶上讨论会的闭幕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更为严重的是，有位先生辗转颠簸到福建境内的三明地界，终于坚持不住，撒手归西了。我们这些同学在忙于烧水敬茶的时候，系里的老师还得派人赶去三明，办理丧事。事情虽然很让我们大家遗憾悲伤，但是史学前辈们对于历史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使我至今难于忘怀。“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傅衣凌先生。一方面是自己来厦门读大学，全凭运气所赐，中学时段只入学一年多，接着是做了七年农民、三年服兵役，自忖“学无根柢”，不便在“学问”上凑热闹；二是傅先生实在太忙，副校长之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一大堆头衔。既然我拜见傅先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也就不好无端去骚扰他老人家。偶然听到的消息，是教育部布置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傅先生和韩先生即“傅韩”二人一道挂起招牌，开始招收“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但是这种事情于我实在过于遥远，我也就不予关心了。1979年5月的一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来到我们的宿舍，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说的是傅先生和韩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史学权威，自从去年开招硕士研究生，总共招得5名，韩先生两名，傅先生两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谢国桢先生极力推荐，从历史研究所那边转来一名，傅先生招得三名。这些第一批的学生，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及之间就读大学而矢志从学的“好学”之士，或是家学渊源、门楣书香的优秀子弟。一听到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立即负笈前来、义无反顾。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所剩无几，到了第二次即1979年挂牌招生的时候，傅韩二人竟然只有一名考生报名，这让系里的领导们很为难。无奈之下，系里的目光转到我们这些难于入流的“工农兵学员”身上。总支书记谆谆教诲：我们知道你们的底子差，考不上。但是为了让傅、韩二位先生脸面上过得去，你们还是前往招生办踊跃报名。至于日后考不上，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包袱负担，二位老先生那边也能理解。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工农兵学员”虽然出自三教九流的门下，读书的底子有些问题，但是普遍有着“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在总支书记的激愤之下，我们班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位同学，一起报了名。两个月之后，我们六人照例一本正经地进入考场，涂鸦一番之后，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大家感觉了结一番少有的壮烈义举，各自散开。再过两个月，9月份的一天，总支书记满脸笑吟吟地把我请进办公室，庄严地递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向我表示祝贺，一面向我表示感谢。说是幸亏我去参加报考，连同之前报考的一位“文革”中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正好录取两名，傅先生和韩先生各取一名，我跟傅先生读明清经济史，另一位谢重光同学跟韩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终于凑成大吉大利之数。这个结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出自农家，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侥幸进入大学之后，最大的愿望是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做好一名“国家干部”；再就是赶紧找到一位吃商品粮的女伴侣，成家立业，对自己、对父母、对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有一个比较说得去的交代。这下乱了套，原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片迷茫，只能重新规划了。那个年代考上研究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花俏想法，既然读了研究生，那就准备读书“做学问”吧。不像现在的报考研究生，也许是受到“文化多元”的影响，有工作不如意改读研究生的，有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可意的工作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从政为官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经商发财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博得女朋友欢心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父母亲戚朋友报考研究生的，可谓应有尽有。我招收过几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台湾籍的博士生，我不免好奇问他们：台湾不承认大陆大学的博士、硕士学位，你们年龄也不小了，你们攻读博士学位为哪般？他们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到英奇高格，说是为自己的祖宗们读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在自家的祠堂中挂上博士的匾额，光耀门庭。这种读博动机，真正是充满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宝贵气息了！回到四十年前，那时考上研究生既然是要“做学问”的，我也只能静下心来，不去考虑怎么做好“国家干部”和讨老婆的事情，先把傅先生的门墙熟悉一下，以便今后有所识相、少失些礼数。傅衣凌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招过两位研究生，一位是唐文基师兄，福建省福州籍人；一位是蒋兆成师兄，浙江省杭州籍人。这两位师兄在“文革”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我是到了1978年傅先生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们的。其时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做学问”的打算，也就没有与他们交谈，只知道这二位是傅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是南方人士，所操的国语普通话极富地方特色。我入学研究生后，论资排辈，除了傅先生是师尊之外，他们二位是同门之内我最需要尊敬的，必须赶紧了解他们的情况。唐文基师兄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但是听说师嫂特别眷顾老家福州，不久唐师兄也就从社科院调转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这倒方便了我，可以就近多多请教。蒋师兄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他的语言极富杭州地方特色，弄得他给本科生上课时，师生之间经常交通不畅。蒋师嫂同样是一位热爱家乡杭州的女士，不久蒋师兄也就妇唱夫随，蒋调转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使得我拜见蒋师兄的机会没有唐师兄那么便利，曾经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但是碍于双方的语言都是相当的奇特，我所遵循的兄弟孝悌之道，只能是多多鞠躬。而蒋师兄的应对之道，就是多多点头。研究生李伯重、刘敏、陈支平等陪同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接下来傅衣凌先生招收研究生，是到了1978年的秋季。此次傅先生和韩先生一道招收“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共有五名。韩先生名下有杨际平师兄和李伯重师兄；傅先生名下有刘敏师兄（中国社科院转来，后来易名为“刘秀生”）、魏洪沼师兄和黄爱淳师兄。1981年这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杨际平师兄留校任教；李伯重师兄因为当时韩国磐先生还无法招收博士生，与刘敏师兄转到傅衣凌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厦门大学也是中国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1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时，从教育部到厦门大学，对于如何毕业以及授学位等事宜，都不是很清楚。1981年春季傅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顺便向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如何进行这些事情。打听到的消息是：硕士学位的授予应该控制在50%左右。傅先生回校之后，据此办理。五位研究生，略为超过50%，也就是四舍五入，授予杨际平、李伯重、刘敏三位师兄硕士学位，魏洪沼、黄爱淳两位师兄，只好受些委屈，暂时没有授予硕士学位。不料傅先生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才发现教育部并没有这种限额的规定，北京各单位绝大部分是皆大欢喜，人手一证。傅先生不免有些后悔，返校之后建议魏、黄二位师兄修改论文，等到第二年即1982年我毕业时一起答辩，补授硕士学位。但是事过境迁，黄爱淳师兄由于家庭的负担，无力返校重新答辩，最后的结果，是魏洪沼师兄和我一起答辩通过，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消息的误传，致使魏洪沼师兄落后了一年，与我同年，我倒沾了一点“犯上作乱”的便宜。刘敏硕士答辩后与傅先生、师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刘敏硕士答辩时照的，在专家楼。前排左起：社科院历史所曹贵林研究员，北京大学许大龄教授，傅衣凌先生，韩振华先生，陈璧笙先生。后排左起：刘敏，研究生科张科长，杨国桢，陈诗启，郑学檬。1980年，即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国家忙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依然是青黄不接，缺少我等这种不知深浅的愣头青的人物，因此这一年傅先生和韩先生都没有招到研究生。1981年之后，情景就不同了，1978年初入学的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陆续问世，有志青年所在多是，接下来报考傅先生和韩先生研究生的不乏其人。韩先生那边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傅先生这边，硕士研究生共有陈铿（现在美国）、郑振满、徐晓望、郑志章、王日根、郭润涛、张和平。1982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继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早先担任傅先生学术助手的先后有杨国桢老师和林仁川老师。八十年代以来，杨、林二位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不好继续担任傅先生的助手，由我继任。1984年春天，傅先生不幸染上胃癌，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伯重、刘敏尚未毕业，我们也都不忍心向傅先生提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傅先生和师母二人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要我速速到研究生招生办报名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知道这是傅先生和师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我除了默默感激、铭记五内之外，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这样，我于1985年成了傅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我入学之后，傅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即1986年，陈春声、郑振满接着报考博士研究生。1988年春季傅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不久去世，博士研究生陈春声、郑振满和硕士研究生郭润涛、张和平四人，转到杨国桢老师的名下，先后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初我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傅先生从此不准备再招硕士生，这一年已经报名的刘永华，就转到我的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从1979年至1988年，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工作近九年时间。我最大的受益，是来自傅先生不经意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授课。傅先生是福州人，讲的国语普通话也是相当的奇特，一般的外江佬是不大容易听懂的。再加上七十年代后期傅先生三出江湖之后，各种工作实在太忙，又应邀到日本、美国等出访讲学，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给我们上课。累计起来，傅先生给我们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授课的时间，不会超出一个月、十节课的光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傅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是埋头念稿子；我们这些同学也是闷着脑袋，死命做笔记。过些年我帮助整理傅先生的书稿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才发现他给我们上课时埋头念的是他的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虽然傅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他的福州方言口音我们也不能全部领会，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诲，更多的是日常言行举止的精神表率，特别是他在晚年重病期间，还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著名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但是强大的旧势力，死的拖住活的，使之难于顺利发展，等等，差不多都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式提出来的。去世前半年，他还请博士研究生陈春声帮助，撰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整体发展道路，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于历史学界的全新论述。在这期间，每当我看到他摇晃那消瘦虚弱的身躯，交代我去图书馆查阅什么什么文献资料时，心里百感交加，至今无法忘怀。1981年硕士研究生答辩时的旁听席。我们今天回顾傅衣凌先生培育研究生独特的方式，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在全中国流行的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的培养研究生，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制定出来的程式化模式，全中国的导师和学生，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缺一堂课就有被追究责任的危险。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已经带了好几十名研究生，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吧，至今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循教育部规定的教学程式来指导，尽可能少上一些课。好在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于惜老怜贫的好意，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从我的内心，我还真的怀疑：究竟当今的程式化培养方式，真的就比四十年前老师的言传身教更具科学性？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由于当初是以“中国经济史”的名目招生的，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韩国磐先生也授课。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同学们都听得明白。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身体相当虚弱，食道切除一段之后，不够长度，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容易受凉，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如此一来，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韩先生住在鼓浪屿，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大家必须算好时间，共同进退。车船周转一下，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待客礼仪周全。我们一到，第一道程序是喝茶，师母捧上果盘，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我出身于农家，吃东西至今还是走“猪八戒吃人参果”的路数。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不敢放肆，学习斯文，浅尝辄止。茶点完毕，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再喝茶，吃点心，同学们讨论讨论。如此几来几往，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我们告辞回校，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这样结算下来，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大约十个小时。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韩先生所讲的内容，自然还记得不少，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最后，我要补正杨国桢老师在《重出江湖》中的一点记述。杨国桢老师记云：“（5月）9日，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23日下午，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本想打听《林则徐传》是否可以续写出版，不料他说‘文革’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颇为怅然。”杨老师这里漏记了傅先生的一本书。“文革”之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翦伯赞、郑天挺教授的主持下，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套十余册，这套书堪称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主编聘请国内在各个断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傅衣凌先生负责明史部分，属于第八分册。1966年，傅先生完稿并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书局也是革命第一，编书先放在一边。几番“造反有理”之后，傅先生的书稿不见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华书局倒是依然认得此账，要求傅先生重新编写。当时人手不够，除了网罗杨国桢、林仁川二位之外，竟然把我也拉了进去。1983年我到沈阳参加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顺道把一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史部分）的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热情的林编辑女士。这次中华书局高度负责，不久把书印出来，可惜我把林编辑女士的名字忘了。

经济学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理论兼应用型本科专业，主要分为经济学方向和投资经济两个方向，在国内有几百所高校本科开设有经济学专业，但是各个高校的办学条件不一样，从而导致了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学专业“最强”的四大名校，很多网友都直呼：考上的都是学霸！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在国内是赫赫有名的，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人大都以90分以上的评估结果位列我国高校之首，该学院成立于1998年，目前，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系、国民经济管理系、能源经济系、国际经济系、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研究所和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院结纳四海，贯通中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累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实力雄厚，享誉全国，一直引领着经济学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人才，作为新中国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说是经济学学科的“老大”。2、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最早的专门的经济系科，大学院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风险管理与保险学、财政学、金融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等六个本科专业，八个硕士学位点，七个博士学位点，一个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十四个研究机构，实现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经济史论与现代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实力相当强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科取得的学术成就已经闻名中外，在国内也是成为了非常响亮的招牌专业。3、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学院具有优良的教学和科研条件，设有文献与数据中心、“985工程”、“211工程”、教学创新实验室等现代化教学和科研设施，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拥有较强的老中青结合的教学和科研力量，既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蒋学模、张薰华、伍柏麟等，为经济学院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社会上对经济学院学生的评价也是非常之高，受到了各个行业的认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快速发展，目前在全国都是位于前列的，实力不容小觑。4、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是我国综合性大学最早设立经济学科的大学之一，该经济学院成立于1931年，从1935年开始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专业设置也比较齐全，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在70多年的历史上，学院秉承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形成了严谨、自由、开放和服务于社会的学术氛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经济管理人才，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影响力巨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以上这四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是社会的影响方面，在中国都是实力非常强悍的，对此，各位看官有何看法呢？

启航考研李老师将为大家介绍一些考研热门专业以及院校，并对其就业形势作出分析，希望能够帮助2021考的同学们提前了解各专业发展情况，提早做好规划。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学”，具体内容包括专业简介、就业前景与相关院校的情况。专业细说经济类考研是近几年考研的热门专业，甚至吸引了大批的非专业学生进行跨专业考试，从这点可以看出，专业竞争压力非常大。详细来讲，经济类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多，如常见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又包含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及经济史等专业；而应用经济应用学包括了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以及财政学等。上述两种类型相比，后者，也就是应用经济学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报考人数也非常多，所以竞争力以及考试难度都要大于理论经济学，所以那些既想考经济类的研究生，又担心难度过大的考生，可以选择理论经济学，其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都是难度相对较低的专业。就业展望正如前面所说到的，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学专业就业前景越来越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学专业都将是考研的热门专业。那么具体到实际就业中，毕业后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上任职哪些岗位呢？基金类岗位目前，我国基金市场非常活跃，但是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熟练的基金经理人只有3000人左右，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级的基金经理人年薪已突破50万，高级的基金经理人年薪更高达百万级别。由此可见，金融基金类的岗位是将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另外，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等都是当前经济类专业学生求职的专业。热门院校推荐No.1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类招生院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学科门类：02经济学专业类型：学术学位招生属性：全日制其他标签：北京、985、211、自划线初试科目：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No.2深圳大学经济类招生院系：经济学院学科门类：02经济学专业类型：学术学位招生属性：全日制其他标签：广东、综合类初试科目：经济学院No.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类招生院系：经济学院学科门类：02经济学专业类型：学术学位招生属性：全日制其他标签：北京、财经类初试科目：经济学院其实经济类的考研专业与院校还有很多，如果有考虑的同学，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直接微信联系，启航考研李老师将会详细解答您的各种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