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

孙中山一生与日本关系密切，他自1895年流亡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多次来往日本，先后滞留长达九年，将日本作为反清革命及反袁活动的重要基地。他广为结交日本各界人士，虽然日本当局对作为流亡者的孙中山态度冷淡，但他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情与援助，其中宫崎滔天就是一位长期支持其革命事业、保持终生友谊的民间友人。宫崎不仅对辛亥革命提供过援助，在孙中山1916年回国后领导反对北方军阀、维护共和、争取统一的活动中，也尽力给予援助。这一时期宫崎与孙中山阵营的重要联系人是何天炯，至今在宫崎家中保存的友人来信中，以何天炯的来信数量最多，达一百余封，可见两人联系之密切。何天炯在这一时期担任孙中山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他致宫崎信函内容多与孙中山阵营对日事务有关。孙中山在1917年后三次在广州建政，其间国内外环境屡有变化，他与日本的关系也趋复杂多变，留下一些令后世史家感到真相不清、认识不一的历史疑难问题。以往史家普遍认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有一个转折点，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直对日本政府回避公开对抗的孙中山，开始公开批判日本侵略中国和支持北方军阀的政策，特别是在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1920年11月-1922年6月），他不仅对日批判日趋激烈，而且一改此前频繁派人赴日本活动的做法，与日本没有公开的外交往来。许多论者据此认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日本“幻想破灭”，出现“由热转冷”的转变。但何天炯给宫崎的信函中，则透露了一些以往少为人知的孙阵营通过宫崎等日本民间渠道寻求援助的“内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更多认知。1922年何天炯至宫崎滔天函何天炯赴日之议与宫崎滔天“广东行”何天炯（1877-1925），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本部会计兼广东支部长。辛亥革命前他长期留守东京同盟会本部，与宫崎滔天等共同进行筹款、接应同志、购运军械等支持起义的后援活动，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天炯偕宫崎回国参加起义，旋又奉黄兴派遣赴日本筹款购械。此后何天炯一直追随孙中山，任秘书、顾问、参议等，主要协助其对日外交及筹款，多次奉派赴日活动。何天炯与宫崎长期携手协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结下深厚友谊，1915年何天炯由日回国活动后，二人虽分隔中日两地，仍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孙中山自1918年5月因受第一次广州政府内部西南军阀排挤而离粤回沪，在此前后曾派何天炯、张继等人赴日本活动，寻求政商界支持，但日本人对孙缺乏信心，态度消极。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公然夺取德国在山东权益，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民众反日浪潮兴起，孙中山对日态度也发生转变，开始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及扶持军阀政策，言辞日趋激烈，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明确表达维护民族主权、反对日本侵略的态度。1920年夏秋间，在孙中山指示下，陈炯明率粤军由闽入粤，征讨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于10月29日克复广州。孙中山即筹划南下广州、改建政权及开展外交等举措，指派何天炯为驻日代表，负责对日外交，并嘱其与宫崎联络，准备南下广州后即尽快赴日活动。11月14日何天炯致函宫崎告知：“兹中山先生之意，拟俟返粤后，组织稍有头绪，即遣弟东渡，与贵国朝野人士共商东亚大局之前途”，并请宫崎随时告知日本情形，届时予以协助。11月下旬孙中山等南下广州后，着手重组军政府，对外求援也更为迫切。孙认为此次重掌南方政权，对日求援有了筹码，故频频催促何天炯尽早赴日。但何天炯深知日本当局唯利是图的本质，以其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日外交经验，认为我方尚未站住脚跟，实力弱小，此时赴日求援难期成效，反会招其轻侮。他给宫崎的信中说：“弟东来之期，现仍未有一定，中山公虽时时催弟速行，唯弟个人愚见，实未敢骤然赞同。盖历观今昔前后之外交，而不能出之冒昧者也。”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说到国民党内多位同人亦持相同意见：“同人佥以此次民党再兴，对内对外，均须谨慎将事。刻下贵国政府实有危害民党之存心，故主张不能乱派代表，以启人轻侮之心。”此外，在当时国民反日情绪高涨形势下，广州政府如公然派代表赴日，也易招致“亲日”的批评。由于这些原因，何天炯不赞同孙中山让他尽早赴日求援的意见，认为时机未到，因此一直拖延而未动身赴日。孙与何等人围绕赴日问题意见不一，最后作为折中替代办法，决定邀请老友宫崎滔天来粤，当面商谈托付其协助。1921年2月6日，何天炯致电宫崎，代孙中山邀请其来粤访问，并邀另一位老友萱野长知同行。宫崎和萱野于3月12日到达广州，何天炯前来迎接，随后带二人前往军政府面见孙中山。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孙中山与他们“热情而有力地握手”，并询问日本情况，宫崎随后询问日本报纸评论孙中山政策“激进化”及外交“亲美”等报道，孙答道：世界在变化，但我们多年来主张的三民主义并无改变。“至于所谓亲美等语，今更无说明之必要，如若有人对此有疑问，与其问我，不如去问日本当局。”孙言毕哈哈大笑，意思明了，由于日本当局不予支持，广州政府才与美国接近。利用美日矛盾争取双方支持是此时孙中山的外交策略。宫崎对孙中山的态度表示理解，他随后在日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谋求侵略利益的错误政策，指出导致中国人“排日的挑发者，正是日本的恶外交”。孙中山、何天炯等托付宫崎二人代为在日本政商界进行活动，为广州政府寻求外交支持和财政援助。宫崎二人在广州停留了三天，临行前孙中山对他们说：“快点回去，把你们所见所闻告诉日本朋友吧！”宫崎在上海刊行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以《广东行》为题，连载此行的系列报道，记述在广州参观各处及与诸老友见面的观感。他对孙中山等众人满怀信心积极奋斗的面貌及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称赞他们“如同当年在东京同盟会成立时的‘民报社’时代，同志一致，志气风发”，赞扬“当今的广东，已是尝尽二十年来辛酸苦楚而炼成的伟丈夫！他们之成功可以期待！”何天炯托付宫崎协助外交宫崎等访问广州返回日本后，何天炯与宫崎几日一信，密切联络，一个重心是托付宫崎等协助广州政府对日外交。这方面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报告广州情况，主调是政局总体向好，孙中山地位稳固，军事日见发展，并嘱其向“日本同志”转达，以增强日本方面对粤政府的信心；二是恳请宫崎等“日本同志”积极向政界活动，促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对广州政府给予支持。何天炯所说的“日本同志”，主要指与孙中山结交多年的日本在野党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国会资深众议员秋山定辅、民间“大陆浪人”首领头山满等人，他们都是日本政界和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孙中山的反清和反袁活动曾给予过支持，孙将他们视为“中日联合兴亚”理念相近的“日本同志”。宫崎与这些人都有交往，也参与他们的一些政党、团体活动，虽然彼此对华理念不尽相同，但有一定重合，都属于日本的“亲孙”派，所以孙中山、何天炯等希望宫崎游说他们在政界活动，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何天炯在宫崎等离开广州返国不久的1921年3月20日致信说：“东亚之风云真迫切矣，此回吾党能否活动，全靠两先生之力，敬候好音。”4月9日信中告知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各方势力渐次平服，并再恳请宫崎等向日本政界活动：“我党前途殊为寥远，一臂之助，深有望于诸公。”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发表对外宣言，宣布北京政府为非法，呼吁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何天炯5月22日致函宫崎，告知“孙公自就职以来，诸事极力整顿。”“唯秋（山定辅）、犬（养毅）二公之间，请先生加意游说，以竞厥功。”虽然信中所指具体内容为防泄密而不便明说，但主旨不外乎广州政府迫切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与支持。由何天炯的反复嘱托，亦可见其情之殷、盼之切。何天炯一方面托付宫崎等代为在日进行活动，一方面他作为广州政府代表何时赴日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7月间宫崎来信邀何天炯赴日洽谈日商投资事宜，何天炯持信见孙中山请示意见，孙对其赴日主旨又作了一番交待：“汝东行之事，余无日不希望早日实现之者，唯此番正式政府成立，汝须以代表政府之名义往，方为郑重。因此，汝之任务，固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汝之任务，在宣传新政府光明正大之宗旨于日本朝野上下，告于今后贵政府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非独不可有此野心之进行，即如从前‘二十一条’之不当要挟，亦须一律取消。如此，则彼我两国，方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言。若一部分之小小实业问题，固无须政府特派代表以为之。”“且以目下之情形而论，若政府贸然与日本生特别之关系（即经济及借款），则政府必受人民之攻击，或宣告死刑焉。”可见孙中山对日外交的宗旨，仍是在促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取消“二十一条”的前提下，进行合作。何天炯向宫崎转述了孙这番话，表示深为感佩，他也深知孙对日本政府改变侵略政策的期望难以达成，加之经费困难和顾忌舆论等原因，这次赴日之议再次搁置下来。1921年7月后广州政府军讨伐桂系军阀，于9月占领广西，10月孙中山赴广西筹备北伐。这期间何天炯忙于筹集经费等事务，并等待北伐进展以侍机赴日。然而北伐进展并不顺利，至1922年4月，身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拒绝服从孙中山的北伐命令，孙将其撤职，并返回广州，陈炯明避往惠州，孙陈矛盾激化。孙于5月4日正式下令北伐，但陈部军队不听命令，反而进驻广州并酝酿兵变，广州政局危急。何天炯5月8日致宫崎信中略述广州情形，因虑及中外报纸充斥孙陈矛盾激化的消息会使日本方面对粤政府信心下降，故信中予以解释、宽慰与嘱托：“此事由于陈（炯明）氏目光短小，甚负孙公宽大之意。然以弟逆料，陈氏终必俯就范围，力随北伐。深恐外间不察，徒信谣言。先生关怀大局，于吾党尤切同情，弟故特陈梗概如此，望转告同人可也。”5月27日孙为缓和矛盾再授予陈两广军权，虽形势稍有缓解，但陈军仍在广州城内躁动不已，广州政局仍在动摇之中。何天炯5月29日致信宫崎，对于孙陈矛盾及外界对粤政局不稳的猜测予以辩解以示宽慰，信中说：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决不致如外间新闻电报等之妄为猜度者。今江西军事又日有进步，陈炯明氏亦觉悟自身前途，若长与孙公分离，则为取败之道……故陈氏已翻然允诺担任剿匪事宜。孙公亦披诚相结，大约二三日内，陈氏当由惠州回省任事矣。如此，则前方讨贼军更可安心直进，此为吾党一大事件之解决，请宽锦念可也。他叮嘱道：“孙陈二氏，刻下实无问题发生。”“凡此真像，尚望先生不惮烦劳，向诸君解释。”何天炯在信中关于“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刻下实无问题发生”等说法，显然与此时广州为陈军控制、日有兵变之虞的危急状况不符，他如此说应主要出于维持日方信心的策略考虑。实际上陈炯明后未回广州，且与孙之矛盾再度激化，在何写此信仅十几天之后的6月16日，陈炯明军即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避往永丰舰，第二次广州政府遂告失败，孙革命事业再遭重挫，何天炯作为这届广州政府赴日代表的职任也就此中止。何天炯托宫崎等招商投资支援财政孙中山此次广州建政的目标，先要改组军政府并成立正式政府，继而进行北伐统一全国，而维持政府机构、非常国会、军队给养装备以及筹备实行北伐等等，处处需要大笔经费。但广州政府所辖仅有广东一省，而广东省政经资源为省长陈炯明所掌控，其自身财政本就不足，且与孙之“中央政府”隐有抗衡之势，故不可能给予充分供给，所以孙政府一直陷于财政匮乏的窘境，迫切希望得到外部援助。此前日本政府曾给予北京政府借款以换取在华利益，遭到中国民众反对，后日本宣称对南北政权“中立”而不再公开借款，日本政府对孙派也没有信心，不愿给予支持。同时孙中山阵营也顾忌国内反日舆论而不愿向日本官方借款，因此只能向日本民间寻求经济援助，这也成为何天炯对日工作的一大任务。实际上，何天炯在此前数年间，一直在与日商接洽合办实业以筹集党务经费，只是进展并不顺利，现在有了广州政府为依托，有广东省的地域资源，条件更为有利，加之需求迫切，他更加紧了这方面工作。何天炯在致宫崎的信函中常有述及粤政府财政困难状况，在请求宫崎外交援助的同时，穿插着请求经济援助的内容，主要是请他们代为引介、招揽日本资本家来粤投资合办实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招日商投资合办广州证券交易所。1920年秋冬，上海市面兴起一股创办交易所上市的热潮，在上海的国民党系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即投资交易所事业且有所起色，因此广州建政后也筹划以广东省资源招商创办交易所，以开辟财源。孙中山、何天炯1921年3月邀请宫崎和萱野来粤访问，希望他们在经济方面提供援助也是目的之一，与他们商谈的一个具体项目就是合办广州交易所，具体由广州政府财政代总长廖仲恺和何天炯主持办理。此时宫崎患病休养，萱野经营着中日人士合资在东京开办的陶陶亭餐馆，二人对日本政治渐生失望，也有意在实业上有所活动。在宫崎、萱野二人来访广州期间，何天炯和廖仲恺与他们具体商议了招日商合办广州交易所的初步方案。在宫崎等由广州返日不久后的4月18日，何天炯致函宫崎，告知当下财政为关系广州政权存亡之关键，信中写道，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困于经济，未定何日就职”，“财政问题，诚粤中今日生死问题也。”随后谈到合办交易所之事，正在推进筹办。宫崎和萱野广为招徕、积极引介日本投资人，很快征集到一批日本民间投资者，经中日双方一番筹备，7月初广州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萱野作为日商代表，中方以驻上海的国民党总务部主任居正为代表。这个交易所全称为“广州市证券物品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日双方出资集股合办，中日股东约百人，集资本一千万元，共计二十万股，其中日商六万股，广州政府六万股，股金暂由日商借款垫付，其余八万股，由居正主持在上海上市发卖。经营范围为广东省有价证券、金银、丝茧、砂糖、豆类、纸张、油类、烟丝、棉纱、布匹等十余种物品，以及铁路、自来水、电灯等公司股票。可见这个交易所包揽广州主要金融、商贸及市政建设，规模不小。交易所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后，行情向好，何天炯7月21日致宫崎函中告知，交易所股价上涨，为之欣喜：“闻交易所在上海之株式（股价），已涨价至三十円左右，殊有希望之事业也。”交易所的初告成功，为广州政府的财政补充带来希望，何天炯和宫崎为之高兴。但是，广州交易所虽初有成效，进展并不顺利。首先是由于股东中广东本地商股很少，引起广东商界的疑虑与不满。《晨报》报道说，广州商界有人批评这个公司是“买空卖空”、“操市场生死权”的垄断性公司，且股东人员基本都是外省人，故认为其“一经成立，广州市场受其影响自非浅鲜”，本地商人利益势必受到损害，故广东商界有不少反对声音。此外，中方广州政府股权的分配问题，也引起内部纷争。由于此时国民党公私各处皆财务困难，又有派系矛盾，在广州孙系总统府与陈炯明系广东省府两派之间、广州政府与上海国民党总部人员之间都有各自利益，纷起争夺股权，使主持股权分配的廖仲恺难以应付，何天炯也为之忧虑，他于8月5日致函宫崎，告知交易所诸情形，感到“问题复杂”，“难题日增”，“殊觉前途不能放心”。自广州交易所上市不久的8月以后，上海交易所行情即开始走下坡路，随后几月间，大批交易所歇业倒闭，经纪人因破产自杀的消息时现报端，连张静江等已经营数月的交易所都难于支撑，何况这个刚刚诞生且充斥纷争的广州交易所，自然也难逃厄运。次年6月，陈炯明军发动兵变，第二次广州政府失败，其所属事业随之消解，何天炯等与宫崎、萱野倾力协作成立的中日合办广州交易所，也如昙花一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难觅踪影了。1913年3月9日在宫崎滔天家乡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起：二孙中山，三宫崎滔天，二人身后中间戴帽者为何天炯）余论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陈炯明部发动兵变，何天炯携家人离开广州回到兴宁家乡避居，此后其家乡长期陷于战乱，他与宫崎的通信也告终止。这年底，宫崎滔天病逝于东京。次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政，何天炯再次辅助对日外交，只是此时再无老友宫崎滔天可予托付予以协助了。由上述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等资料的梳理可见，孙中山早在此次广州建政之初，即派定何天炯为驻日代表，且一直频频催促何赴日进行外交活动。只是由于何天炯等认为实力尚弱、时机未到、顾忌反日舆论及经费困难等而一再拖延才终未成行，同时又通过邀请宫崎、萱野来粤并托付他们代为在日活动，实为一定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外交”。此外，何天炯等通过宫崎、萱野协助，招日商投资成立广州证券交易所，是广州政府在财政困难且不能向日本官方借款的境况下，向日本民间商界寻求财源的举措，反映了孙阵营与日本官方外交关系处于低潮的同时，与日本民间商界的经济关系及求援活动仍相当活跃，这也是孙日关系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总之，在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孙中山及其阵营虽然与日本官方关系冷淡，但通过宫崎滔天等民间渠道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暗中求助”活动还相当积极和活跃。作为孙中山对日外交主要执行人的何天炯，与作为日本民间亲孙势力代表的宫崎之间的密切通信联系及相关活动，即是一条重要渠道。这些史实表明，这一时期孙对日本抱持“联合兴亚”理念、促进其改变侵略政策并寻求合作与支持的方针没有改变，他对日本的期待也一直没有“破灭”和放弃，他与日本民间势力的深厚密切关系，也是支撑这种期待的重要基础。只是这一时期孙对日方针在具体实施的策略和方式上，公开与非公开、官方与民间、外交与经济诸层面之间有较大反差和交错，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正因如此，在后来孙中山第三次广州建政后又派遣人员赴日，恢复与日本外交往来，有着前后相续的内在连续性。孙中山这种在“联合兴亚”理念下对日关系因应形势的策略变化，也不应简单视之为没有主导理念而只求狭隘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战略”。同时，这一时期孙阵营向日本无论政界外交还是民间经济的求援活动，虽然得到宫崎等尽力协助，但实际成效都不明显，反映了在日本政府以侵略中国为既定国策之下，坚持民族主权立场且缺乏实力的孙中山及其政权，只想依靠也处于弱势且理念不尽相同的日本民间渠道求得实际援助，只能是难以实现的过高期待与愿望，这也是孙中山始终抱持中日平等“联合兴亚”理想与日本固执对华侵略政策这一根本矛盾的历史悲剧的一幕。注：本文所据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主要收藏在宫崎滔天后人宫崎蕗苳、宫崎黄石于日本东京的家中，这些信函资料已整理收入李长莉、久保田文次、宫崎黄石编《何天炯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本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原题《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作者李长莉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特聘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文进行了删改，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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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平稳中推进，著作和论文成果丰硕，呈现热点突出、选题多样、学科融合、论述深入等特征。热点领域成果颇多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几乎每个学科都梳理了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时段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状况加以梳理，认为历经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期待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针对近代史的两个时段，多位学者也较详细地梳理了晚清史与民国史（侧重政治方面）的研究状况。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认为，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史林》2019年第4期）。罗敏认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文革”后期，李新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打通相关学科壁垒的新趋向（《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颇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笔谈文章，认为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传统领域获得新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但在学科互鉴、融合的当下，获得了新发展。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8卷，是汇集众多优秀学者，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大型抗战通史著作。该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突破既往研究中将抗战史作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近年来，很多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转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日渐升温。如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认为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经济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领域，积累深厚，2019年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在多份史学重要期刊上，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2019年第3期）、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201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登了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魏文享《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等。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不断应用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3期发表2篇论文：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均利用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等技术，这是长期以文本史料为主的近现代史学者不甚关注的。胡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条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考察，探究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谢文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广东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关注近代中西汇通以来的译介、语词、概念等变化，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近年来成果不断涌现。王士浩《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词汇“规律”，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认为，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近年来，新史料层出不穷，除了众多档案文献，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日记史料。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贡献良多，值得关注。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由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的《张棡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共10册）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涵盖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等方面。该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均属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在全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12月2日-3日，“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办，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二十余篇，涉及近现代域外和海内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与多视角解读，以及近代史学与史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来自两岸三地十余所高校、杂志社、出版社与文博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的诸多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中，每场两位评论人的评论大都很专业，且非常具有针对性，学者的回应与相互交锋也非常精彩。由于会上未能录音，以下仅简述与会学者所提交论文的大致情况。会议现场史料考辨在史料数量日益扩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史料的考辨在重建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湖南大学历史系吴仰湘对《英轺日记》的作者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部挂名载振的作品成于众手，不能简单地划归唐文治一人名下，更不能依据此书来考察唐文治的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考证了《李鸿章全集》中同治末年及丁戊赈灾时期致吴大澂十七封书信的系年问题，其考证非常见功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时期吴氏的人际关系与仕宦生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仔细考察了《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中，有关领导与学者的错名和匿名问题，以此为例反思了人物研究中“选择性匿名”等为尊者讳的现象。在详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从不同维度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政治史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运用清代档案与清人日记、文集，讨论了崧蕃的家世与仕履，并分析其在庚子事变以后出任陕甘总督的内情，以及崧蕃在惩治董福祥问题上的态度与措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从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与函札入手，结合其它已刊文献和报纸资料，指出了民国元年逊清皇室面对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曾经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与逊清皇室，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考量，竟“化解前嫌”，相互示好。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在对外关系史方面，上海大学历史系侯庆斌通过发掘法国外交档案，详细考察了1927年“宁案”爆发后法国政府的反应，以及此后中法双方三个阶段的谈判过程，他认为该事件是北伐期间中法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林学忠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排日教材《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所引发的中日外交纠纷，指出相对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和日本舆论的强硬态度，外务省和驻华使节则保持较低的姿态，以避免为中国高涨的排日民族情绪填注燃料。在人物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占卜记录为基础，分析赵氏对于晚清政局危机深刻冷静的洞察，探讨了以赵氏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综合利用中、日两方面的文献详细考察了文廷式晚年的活动，特别是文氏在沪与日籍人士的交往过程。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运用郑振铎书信、日记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函件，详细回顾了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在香港回购流出文物的历史。新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界日益重视域外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发掘域外史料。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收藏的十九世纪中国旧海关档案，并以海关职员包腊（Edward Bowra）的个人档案为例进行解读。旧海关档案以手稿、信件、文书、内部通信和报告为主，相对于已刊旧海关文献具有更强的“一手”性质。这批资料不仅可以同已刊资料相互印证参补，还为揭示外籍海关职员与在华侨民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可解读了曾参加八国联军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的回忆录《在华十三个月》，认为该书对于研究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近代印地语海外游历回忆录与印度人的中国社会记述也弥足珍贵。此外，域外文献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亦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对解剖学译著《钦定格体全录》抄本的记录、流传与收藏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辨。这一满文译著的抄本不仅从清朝宫廷流入民间，亦通过各种渠道被俄、法、丹、日等国的图书馆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曹南屏则研究了日本学者物茂卿所撰《论语征》的抄本自乾嘉以降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并指出当时的清朝士人虽然对“海东之国”的“未见之书”颇感兴趣，但其所在意的知识内容仍局限在经学研究的“正误、考异、补阙”等文献学意义上的补充作用，至于日本儒学的学术源流与传承脉络则既不明了，也不关注。新史料同样推动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近代史学史演进的相关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裘陈江利用邬庆时家集和孔教会史料，探讨了近代学者陈焕章的早年生平及其参加孔教会的情况，进一步揭示出陈氏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从新发现的未刊讲义谈起，介绍了近代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在中国曲折的译介过程，以及坪著在中国史坛的隐性传播和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与会学者还对若干出土文献、函札和档案资料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何爱国以考古发现的楚简与帛书《老子》为例，评价了近代学人的老子研究中某些考据、训诂的价值，对相关前提预设、理论架构、研究方法与话语诠释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评述了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黄元蔚档案的史料价值。黄氏虽算不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却同康有为、康广仁等粤籍要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函札与家书，很多都反映了有关清末康、梁活动与民初政局的重要史实，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解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姜鸣解读了今年2月份影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这批函札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学术诸多方面，尤其对于“清流”政治活动、“甲申易枢”、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议和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地方文献方面，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回顾了《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与出版情况，详细介绍了后续成果与即将出版的文献，并指出十几年来的工作成效，主要得益于政府、社会与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会议现场文化史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解读近现代历史文献，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得益于史料的扩充与新兴史学理论的译介，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蔚成热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贾钦涵从广告、漫画、文学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史料入手，考察了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为大众认知、接受与异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和女性、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皮国立运用近代医学报刊等史料，研究了1931-1937年间中医救护队的情况，探讨了在国难与战争背景之下中医的话语权、社会责任以及中医与国家的关系等议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利用档案资料、中英报纸和时人观察等原始资料，考述了吕宋票（西班牙彩票）的成立、奖金制度、流行情况及衍生彩票，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道台遏阻吕宋票贩售的尝试，并揭示了澳门土生葡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通过运用近代中西报刊、笔记和文集，研究了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制作、放映与传播。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触的语境下，讨论幻灯从具有魔幻色彩的光学玩具，逐渐转变为承载科学精神的教具，并最终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考察了清末民初报刊、文集中“新名词”的流行情况，指出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要注意新名词的生产机制、符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论述的前后变化及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感情因素的作用。最后，与会学者分享了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与体会。研讨会围绕“史料”这一主题开展了充实和深入的讨论，从官方档案到私人函札，从域外文献到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献，各种类型的史料均有所涉及；而各个领域的具体讨论，也紧扣史料问题展开。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扩充与史家发掘使用新史料的实践，极大推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不断增加，史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全局性的关照也日益困难。此外，研究者也不能过于追求新史料，在新视野下对“旧”史料的利用、考辨与再解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如何，史家都应该努力把握历史文本自身的形成过程，即发掘史料自身的“故事”，更好地去重建过去和展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现实及未来的意义。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常言道：读史明智，鉴往知来。“鉴往”的目的是为了定位目前自己的“根”，可以知道自己的来历，自己的根本。人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与来历。所以好莱坞电影《伯恩的身份》里，揭示出的就是因为失忆而丢失身份的问题，有了自己的根，才能支撑自己更好地活着。活着的基础有了，那么，人就要“知来”，借助于昨天的存在，去预测明天，去设计好未来，去开拓明天的路途。所以，历史看起来是昨天的事，但它的着重点与侧重点却事关着未来，这样，在学界便有了一句这样的话：“所有的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更有不堪而不逊的负能量的对历史的评点，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语糙理不糙，这些说法，都论证着历史研究的面向，是未来。近日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正好可以看出历史文本存在的原因，以及它所期望达到的目的。;蒋廷黻著书的年代是1938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爆发的艰难时世中。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深重的苦难与严峻的危机，中国近代史一直以来绵延不绝的生死存亡的忧患在作者著书的当下时代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回顾与思考，毫无疑问有一个隐形的目的，就是思考如何再一次应对当下最为紧迫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延续的问题，中国这个悠久的历史古国能不能在外敌再次侵略面前凤凰涅盘，获得重生，这是作者心头迫切的问号，必然会显影到作者所著的这本书的目的与动机之中。正如作者在总论中写的那样，“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P5）。蒋廷黻所著的这本书，目的是鲜明的。他的思考有很多都与抗战时的方略有着内在的联系。作者这本书能够在当代中国重新出版，我想其原因是作者提供了一种思路，烙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定影着中国在一个特定阶段对于民族振兴的思考。每一个为了国家强大的思考，都不失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蒋廷黻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要，担任了国民党的高官，1949年后，到了台湾，作为台湾蒋家政权的外交官员，出没在联合国上，只不过时运不济，曾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呵斥。说蒋廷黻站错了队，走到了历史潮流的末枝中去，相信不会有人反驳，所以蒋廷黻这本历史书在大陆鲜有提及，如今看来，撇开历史上的恩怨是非，蒋廷黻的近代史著作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尊敬与首肯的，就是作者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愿望是昭然若揭的，甚至，作者认为拯救中国，必须有能够统一中国的强权专制，哪怕这个专制是袁世凯之流，因为只有由这些专制者统一了全国，才能搭建一个各方发挥力量的安全平台，为此，蒋廷黻还与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展开了一段辩论，这个争论的结果也收在本书的第二辑的第二部分中，标题作《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可以看出，蒋廷黻的心目中，始终有一种致力于中国强大的强烈渴望。我想，即使他后来跑到台湾，但他看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不管党派立场不同，我想，他心中一定会承认民族复兴的曙光业已普照在中华大地上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我们大陆的近代史著作的最大不同，是作者回避了唯物论中的阶级观。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也直言不讳。绕开唯物论这一工具，并不意味着作者历史之识就不够深刻犀利（在1984年上海人民版《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中由陈旭麓撰写的《怎样学习中国近代史》一章中矢口不提蒋廷黻的这本书，但指出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通病，如“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书中，始终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必须开放，必须向西方学习。他认为西方之长，在于“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可以对应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及马*克*思*主义者主义”，这三点我们都达到了，所以中国才走上复兴之路。;作者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救亡之路，作了归纳。第一个方案是“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领导的自强运动”（P77），大致对等于我们俗称的“洋务运动”，而作者对在这之前鸦片战争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则评价不高，他认为林则徐通过鸦片战争，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但他却没有勇气告知国人，从而使中国人继续蒙在鼓里，失去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的最好机遇。他认为林则徐最大的责任，是把中西力量之差，转化为投降与抗战之争，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之后“仍旧虚骄”（P26），的确如此，鸦片战争失败，我们后来通行的历史都将其原因归咎于投降派得势，强硬派失势，如果林则徐继续留用的话，就不可能有鸦片战争之败。蒋廷黻尖锐地揭破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论点，他在本书第二辑《近代中国与世界》中直言：“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P126）所以他认为“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P23）蒋廷黻指出的忠奸论一度时期统治了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我们拍摄的电影《林则徐》基本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在麦天枢、王先明所著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中，观点已经站到了蒋廷黻的立场，可见，在经过了一段简单化、教条化历史的阶段之后，当同样的开放立场共同支撑着时代的主题的时候，蒋廷黻的论点得到了重新发现与开掘。这也是作者这本旧著翻印出来却历久弥新的原因。;蒋廷黻在书中归纳的第二个救亡方案是“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P77）作者认为它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按照作者开放的观点，这是作者深表赞同的。;第三个救亡方案，作者认为是“拳匪运动”（P78），因为这个运动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作者评价不高。在书中，作者对民众颇有微词，这一点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拉开了距离。作者认为，利用民心去对抗侵略是无效的，“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P75）联想到蒋廷黻在抗战期间主张对日妥协，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脉线。如何看待蒋廷黻的这一论点？民心可不可用？毛泽东喊出“人民万岁”，他的成功是依靠人民，可以看出，“民心”是可用的。关键是如何引导民心，给民心注入新的精神的力量。中国近代史一直萦绕着两个纠结的困惑：救亡与启蒙。纯粹的救亡，就是蒋廷黻所说的这种，他认为民心不可用，但是，中国近代史之所以能够胜出最终胜出的力量，就是因为共产党把启蒙作为救亡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提出的发动群众，建立抗战的铜墙铁壁，即整合了救亡与启蒙的两层含义，被武装起来的民众，便焕发出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人，建立起了蒋廷黻梦想的统一的新中国。这不由使人想到陈凯歌初出道时拍摄的电影《黄土地》，里面表现了国共两个阵营里的民众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一方民众，焕发出了勃跃的活力，原来只能是民间舞蹈化身的黄河腰鼓，呈现出的是一种原始力量，但一旦为一个崭新的精神力量激活之后，立刻化为重塑民族精神的契机所在，电影借此暗喻背负着沉重包袱的普通民众的力量，一旦为一种新的精神注入之后，便会改变历史。蒋廷黻对历史的判断，影响到了他对他著述时代的抗战走向的判断，这不能不说是这本近代史书在论述层面上挂一漏万的不足之处。;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第四套方案，就是孙中山提出的方案。他认为孙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能够把国家引入正轨。对这之前的军阀割据，作者也作了深入剖析，认为军阀割据的产生，是因为老百姓国民程度很低，“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P86）。往前追溯，蒋廷黻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国藩建立的湘勇制度，造成了军阀的流毒（P86），此观点不能不说击中了要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文不甚深，贯穿寻找救亡强国的良方，给人热血沸腾之感。他肯定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可以利用资本，助我发展，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当下的经济建设未尝没有实践价值。作者的这些思考，都是立足于开放与发展这一核心脉络的，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当下的现代情境的相似性，我们才会觉得作者论述中带给我们一种亲切感与认同感。当然，作者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作者忽视对民众的引导与发动的意义，黄仁宇在历史研究中的困惑所在，也正是这里。立场决定方向，之所以这两个历史学者都在同一点上显示出对某一种力量无能为力的困顿，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

2019年12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合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1届青年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两个单位的50余位学者与会，其中26位青年学者提交论文并报告了研究成果。青年学术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传统学术活动，旨在通过论文撰写、会议报告、同行互评、资深学者评点等环节，全面培养青年学者在学术写作与进行建设性批评等方面的学术能力，以期哺育青年学者成长，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代有传承的研究队伍。提交会议的26篇论文视野开阔，议题涵盖了从清前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百年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学术思想、国际关系、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迁，以郭阳《从黄土地到黑水洋：台防同知梁尔寿述论》为首篇，以王康《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为收束。前文运用了大量地方志及日文史料，考察清前期的选官任用制度与战后重建问题，官员追求仕途与清朝统治技术的关系。后文考察经典小提琴曲《梁祝》的诞生过程，探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及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创作体制，及其与文艺实践的关系，回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制向共和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均发生深刻变迁。卢树鑫《晚清巡道监察职能的运用与地方治理的强化——基于贵东道的分析》一文，通过解读光绪二年至六年贵州省贵东道道员易佩绅所作《贵东书牍节钞》，呈现了汉苗杂居的黔东南地区，经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湘人治黔之后的统治秩序修复与社会重建，揭示了“同光中兴”局面在巡道一级的体制与人事运作，及清后期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潘建华《秩序的重建：北伐时期国民党政权战地各省政务的筹办（1926～1928）》一文，通过考察国民党“北伐”过程中的地方军政整合与行政规划，讨论国民党政权应对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积弊及重建军政关系的措施。池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奉天国有林与林业诉讼》一文，以民国时期北京政府推行国有林制度，从而对东北传统地权定义提出挑战、引发产权纠纷的案例，梳理东北地区林、地权关系及管理结构的演变。郝昭荔《汉奸的经历、自我认知与政治重塑》一文，以青岛伪市长姚作宾为个案，呈现了急遽变迁的时代中个体的选择、判断及戏剧化的人生历程。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步。李稳稳《外国人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阶段特征探析》展现了19世纪欧美日俄列强在争夺亚洲内陆的背景下，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其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争夺与博弈。魏兵兵《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演变》在全球种族问题的大背景下，讨论殖民地的华人参政问题。彭鹏《怀疑与利用：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国际联盟》揭示了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间既矛盾又共谋的关系。冯淼《太平洋视野下的民国经济与政治：三十年代太平洋国际学会知识界关于民国建设运动的讨论》利用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圆桌会议记录，呈现20世纪30年代英美学院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及苏维埃运动的认识。张燚明《1942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与皇甫秋实《危机中的美国总统特使：1944年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加深了人们对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理解。李珊《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与民族主义》与张会芳《英雄·亡国·国贼：清末民初安重根题材戏剧中的叙事转移》讨论了中国存亡绝续危机下民族主义的兴起。马建标《恭亲王奕、蒲安臣与咸同之际中西“合作模式”之形成》则试图在侵略与反抗的历史认识之外，挖掘中西“合作模式”的历史实践及其可能性。赵妍杰《以礼服定文野：婚礼标识所见之中西互动》反映了日常生活方面中西文化的融合。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群众运动的兴起、革命政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王毅《20世纪30年代左翼职业记者的革命之路及其影响》，彭姗姗《作为“群众运动”的讲演会——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李志毓对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关注，姜涛对“党团员从军”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梁馨蕾《脆弱的联合：抗战时期的朱家骅与黄埔系》，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传统秩序与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深远的文化危机。优秀的思想家无不直面危机，在价值崩毁的时代，探求人生的意义与尊严，在“西潮”裹挟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彭春凌《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王波《文化主体的重构：邓实及其新“国学”思想的建立》，分别呈现了章太炎与邓实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众多资深学者，以担任会议主持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参加了论坛，对青年学者起到了良好的点拨与示范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肯定了青年学者的成果，鼓励青年学者在关注现实、坚定政治方向的同时，发扬近代史研究所以学术为本的传统和扎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专业研究中不断进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志毓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半年之前，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全球各地的社会生活会因为一场疫病而陷入紊乱。瘟疫打破生活常态，并非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何不同？它与过去的历次危机又有何相似之处？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不仅关乎对当下局势的理解，也关乎危机的应对举措，而问题的解答则呼唤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角。鉴于此，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拟于2020年11月就上述议题举办年会，诚邀各位专家就目前的热点及相关问题发表高见，祈望各位学者同仁惠赐论文。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承办。鉴于当前上海市和本校防疫政策，本次年会会场设在校外酒店进行，拟邀请提交论文的专家学者莅临现场。特殊情势下多有不妥，兹请原宥。具体事项如下：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3-15日。13日报道，14日全天研讨，15日离会（会期如因防疫形势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会议地点：诺宝中心酒店（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688号）；会议主题： 1. 世界近代史上的瘟疫 2. 世界近代史上的危机、应对与变革 3. 全球化的历史与未来请各位有意参会的专家于11月1日之前提交论文（成稿）。会议费用：会议承办方承担餐费，往返旅费和住宿费由与会专家自理。会议联系人： 黄艳红 张炜 洪庆明会议专用邮箱：shjindaishi2020@163.com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

【编者按】11月24、25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时常有非近代史专业的朋友要我推荐中国近代史的综论著作，以便快速获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整体印象，一个整体的变迁趋势，并了解这种变迁的意义所在。我们数得出来的，往往还是蒋廷黻、徐中约、陈旭麓，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学界似乎都丧失了写通史的勇气和野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基本看不到宏观讨论的文章，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写专题论文。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空泛讨论的陋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指的是过于丰富的文献，即便是最聪明、最勤奋的研究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阅读，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读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无力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近代史，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历史去时未久，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文献被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共享，这些电子资源的获取成本相较于购买图书、查询档案小得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原来看起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材料也成为史料甚至还可能成为重要史料。举例来说，在革命史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概没人会把记载晚清城市如何处置粪便的材料当作史料来严肃对待，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舞厅的记录和描述当作文献来看，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卫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些统统都可以成为史料。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并不一定是对原来革命史学的补充，也可能是否证、改写、纠偏，历史画面的丰富很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以为是主干的历史演进不过只是枝叶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叶也不要紧。总之，近代史学界现在很难说有公认的主干，也很难开列出一个近代史学界公认的必读书目来。此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规范深受乾嘉汉学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对材料的扎实程度、证据链的细密程度有明显高出欧美史学的要求，给个人的推理、想象和诠释留下的空间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同行评审极端强调一手文献，拒绝单一文献，对理论、方法论和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则远逊于欧美同行。一方面是“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对举证细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缩小论述的范围，集中笔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时限也尽可能控制在较短的时段里，如此方能尽量避免漏洞和硬伤，以至于不少学者一辈子工夫都花在某个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专题论文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达到了涸泽而渔的程度，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细密的史实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我们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不少文章基本没有论点，没有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助益甚小，遑论对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何帮助。不少研究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联想，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往往会辩护道：我讨论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为，其他人我没有研究过，真不敢说一定也是这样的。这固然是智识上的谦卑、诚实和严谨，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无奈，知识的价值大小与其可迁移性有密切关系，如果史学生产的知识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迁移的，其价值就相当可疑。如果关于特殊人事的知识生产无助于改善我们对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备较为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反思意义，读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死人的所作所为。有人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人研究过，我填补了空白。这种回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产品，它是没有市场的，也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样的研究买单。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学者在做自己的专题研究时，通常不需要去阅读与此专题研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以至于同样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彼此读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读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没有能力判断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更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读严复，也无法对严复研究论文做出有效的判断。研究领域高度相关的同行学者尚且不互相阅读作品，同行评审难以有效开展，学术会议常见鸡同鸭讲的情况，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呢？与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学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贯地讨论长时段历史的，敢于去讨论大问题的，反倒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释宏观问题。从历史学对证据的高要求来看，他们提供的证据可能很难构成比较严密的证据链，他们的证据甚至不过是从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过来的。这让许多历史学者甚为瞧不上，但是又羡慕他们获得更多的阅读和掌声。读者、社会和政府永远都需要学者对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历史学者拒绝承担这样的职责，把领地拱手相让，也怪不得历史学被边缘化。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比较可取又可行的史学训练往往强调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折射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选择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从个案看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即便是说透过个案看出时代变迁的主流趋势都可能遭到质疑，因为既无整体图景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断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我们真的很难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辩护。所以，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的“以小见大”，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自我宣称而已。特定的人事总是需要放到整体性的历史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义，所以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作为背景知识的整体性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仍然是必需的。笔者近年写作专题论文的时候，最感困难的就是描绘整体画面、铺垫时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怎么写、怎么改都不满意。如果基于经典的二手研究来做概述，外审专家往往会批评说，轻易地采用既有研究为论述起点，不可接受；如果择取特定的原始文献来分析和描述时代背景，往往又遭遇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确定这几个文本能代表时代氛围、整体图景？老实说，我回答不上来，怎么都缺底气。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特困境，最近读到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年青历史学家写作的、在欧美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后出版纸质版；2017年3月出版中译本），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的共同困境。该书指出，从196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历史学界都习惯于在短期历史的框架下寻找素材，“其短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在一项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历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抽样范围的统计中，1900年论文涵括的历史时限大约为75年，到1875年，其时限缩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时间尺度遂成为历史研究入门的模本”。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目标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文献愈不为人知、愈艰涩难解，便愈被人看好，因为孤僻的文献方显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伯纳德·贝林感叹道：“历史研究同时朝一百个方向长出分枝，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协调……想要实现整体的综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却无法不能结成网或块，非专业读者甚至史学同行也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史学界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史学遂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以长时段思考历史与未来在专业史学之外极为流行”，比如自然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该书作者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主题模型软件能够用机器快速阅读大量的政府报告或科学文本，然后反馈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学术关切和观念变化的基本事实……许多这类的软件能够把大量的文献记录迅速转化成可视的图示或图表，否则数据量太大根本难以读完”。该书作者之一、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牵头的团队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纸机）的文本挖掘软件，“专供学者全面梳理大宗纸版文档之用，尤其适合档案极其丰富的20世纪的跨国研究”。类似于此的大数据处理软件在西方正在陆续开发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献，迅速地定位文献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词频变化图表，甚至在文献之间建立起时间或逻辑的关联，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判断和分析文献的来源和文献作者的价值立场、细读文本深层含义。历史学家从过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过载的困境。该书作者畅想，“如果历史院系能够培养出研究工具的设计者和大数据的分析师，那就等于把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塑造成知识生产的尖端人才，在学院内外都将大放光彩”。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有着海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蜕、中西交冲的框架中来理解，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显然更多地面临信息超载的困境，也更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近代史学界怎能把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者抢走的地盘夺回来，怎敢重新思考长时段历史，怎敢回答社会最为关心的大问题？相较于依靠图书馆和资料卡片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知网、读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也纳入培训体系之中？史学与情报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何时可以提上日程？史学界、图书馆、出版界和信息技术公司要怎样才有可能联合作战，开发庞大的数据资料库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国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资助产生大容量的、有统一架构的、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这样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时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触角深入到全网的史料数据库和大量图书资源的内部？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