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4-98986
虽严不威刘氏四雄：中国最牛商业家族传奇
来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刘氏一家人 / 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作为单个的个体，刘氏四兄弟任何一个人的财富，比起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富豪，也许在某些年份会有所差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期持续性来看，刘氏家族绝对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家族。1 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原本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璧山公立中学读书。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高凳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先是改名陈顺民，上小学时改名陈育新，日后就以此名行于世间。1955年，政府对公职人员全面实行了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才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十年浩劫”又来了。运动初期，破坏力尚未显现，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2 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绽放了光芒。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后来也通过电大拿了大学文凭），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3 总体而言，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小家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家。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当晚，他就找来大白纸，写了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摊。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几兄弟说干就干，开始商量起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发挥所长，成立一个电子厂。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响。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响，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简单的验证表明，他们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没有问题，缺的只是资本和厂房。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书记，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书记很开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们做出来的音响后，马上表示：全力支持。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四兄弟兴冲冲地抬着音响，跟着大队书记去公社，请示公社书记的意见。话刚出口，公社书记一拍桌子：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四兄弟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胎死腹中。4 时间匆匆过了两年。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创业的念头，在四兄弟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这年8月，他们聚在陈育新家里开会，商量未来之路。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于是商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10月1日，育新良种场正式开张，先是种蔬菜，后来见蔬菜占地太大，又改为养鸡。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主要难题出在收种蛋和卖小鸡两个环节。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刘永好开始展现天才般的营销才能，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就铺满了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又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四兄弟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吆喝，厚着脸皮讨价还价。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但鹌鹑的饲养成本却更低，成熟周期也更短，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更高。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不久又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5 1986年秋，刘永好在深圳出差，有一次闲逛，看到一个厂子外边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他好奇地问一个司机，这些货车在拉什么。司机说：猪饲料。刘永好大为兴奋，找了一辆挂四川牌的车，和司机攀上老乡，跟着货车混进了厂。这座由国际饲料巨头正大集团设在深圳的工厂，与其说是一个饲料厂，不如说是一个印钞厂——正大生产的乳猪饲料，由于催肥效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饲料，被市场疯抢。外面那些拉饲料的货车，要排队三五天才能拿到货。刘永好意识到，一个比做鹌鹑饲料更好的机会摆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饲料用的生产原料记下来，并把厂房和机器画下来，准备回去仿造。用今天的标准看，刘永好等于充当了一把“商业间谍”。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见和哥哥们一讲，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犹豫，一致同意上猪饲料。于是，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研发机器，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研究饲料配方。一年时间过去，机器全部装配妥当，“希望一号”乳猪饲料也被研发出来，经测验，效果不亚于正大饲料。“刘氏印钞机”，开始轰隆轰隆响起。刘永好的营销天才，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这两句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并承包了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猪台”。除此外，刘永好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这些推销员不仅做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当时的农民还没怎么经过广告轰炸，这些别开生面的宣传效果奇佳，希望饲料很快火遍整个四川。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正大而言，四川的猪饲料市场本来是它一家独大，现在希望饲料厂进来分一杯羹，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一场国际巨头对中国地方小厂的绞杀战开始了。正大一方面在广告上和希望对攻，另一方面开启了猛烈的价格战：每吨饲料的价格直降20元。为了保住市场，希望不得不跟着降价，而且降得比正大更猛：每吨比正大还要再便宜20元。正大一看，立马再降20元，而希望也再跟着下调，保持比正大便宜20元的格局。最后，正大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疯狂地降了100块。刘氏兄弟一算账，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得起，干脆直接降140块。这一轮降价之后，大家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当时正值春节，四兄弟下达完降价命令后，直接飞到国外去度假，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等回来后，正大找上门来要求谈判，刘氏兄弟也见好就收，双方体面地结束了价格战。而此时，希望饲料已经从1989年的产销5000吨增长到了1991年的10万吨，成为四川市场的饲料之王。6 希望饲料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一股暗潮正在中华大地奔涌。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刘氏四兄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考察的官员们，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和公司，不再好说话。甚至，还有领导要求税务部门查希望饲料厂的账。作为曾经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的“惊弓之鸟”，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跑去找地方领导，说要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愿意雇用他们当厂长，避免工厂业务停滞。领导安慰说，政府不会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但同时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态一些没错。那段时间，心情压抑和忐忑之下，陈育新大病一场，其他几兄弟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刘永好跑去美国考察市场，几个月都没回来。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势才逐渐明朗。新华社趁希望饲料在四川市场超过正大的时机，写了一篇名为《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这可以看作是相当级别的部门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书，让四兄弟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立马减轻。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随着中央的定调，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烟消云散。四兄弟终于完全放下心来，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不过，就在1992年前后，希望公司的四位创始人，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此时，希望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刘永言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陈育新想开拓房地产；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一门心思想把饲料业务做得更大。于是，四兄弟把这些年赚的钱一算，也不管谁的贡献大、功劳多，直接均分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这次分家，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是兄弟创业分家的一次完美典范。随后，刘永言和陈育新开始埋头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低调地避开社会目光，从此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从新津搬到成都，开始了全国扩张之路。7 随着邓公讲话解除了民营企业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刘永行和刘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刘永行提出：“我们要把希望的种子洒遍祖国大江南北”。为了拓展全国市场，显然“新津县希望饲料厂”这个名字就不大合适了，刘永好提议，干脆组建一个集团公司。申请注册的时候，集团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团”，这种没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里和国家工商总局都得到批准了，于是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集团公司。集团建立后，四兄弟职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领导：刘永言担任董事局主席，刘永行出任董事长，陈育新当总经理，刘永好是总裁。不过，集团的实际事务，主要还是由刘永行和刘永好在运作。而对外代表集团的，由原来的陈育新，变为了刘永好。各种全国性的表彰，政治上的待遇，抛头露面的机会，基本上都给了刘永好。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主持下，希望开始了狂飙式的扩张。而正好，当时中国有两个背景，让希望公司搭上了东风。第一个背景，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以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优惠，到处招揽企业。希望公司作为一家涉农的优质企业，尤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第二个背景，是90年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重天”，一方面，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乡镇企业纷纷陷入困难，甚至破产。如何拯救这些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的重点大事。随着希望集团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从92年开始，登门拜访刘氏兄弟，邀请他们去建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官员们络绎不绝。有些地方官甚至会打听刘氏兄弟的行程，到机场去“截胡”。这期间有一个经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说刘永行和刘永好，用一周的时间，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个省，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这个速度创造了当时的历史。在地方的争抢下，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好的优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给与税收减免，希望集团出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以技术和品牌占股。再加上刘式精细管理和团队超强战斗力，希望集团的建厂成本，比其他企业要低得多。一个同样的厂，外企需要投入5000万，国企需要投入2000万，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万就能建成。不过，公允地讲，在希望集团收购地方工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团虽然各有获益，但原来的国企职工，却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希望收购后，除了少部分职工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变成希望集团的员工外，其他大部分职工，都是无情淘汰。当然，这也不仅是希望集团一家存在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拿到了最优质的资产，却毫不客气地把很多原来的职工当做包袱甩掉，创造了无数“下岗职工”。今天的我们回顾90年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忘却这场饕餮盛宴中，被牺牲掉的千千万万国企职工。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大步扩张之下，到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全国已经有了38家企业，产值达到17亿元；也就是这一年，刘永好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成为出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到1995年，希望集团被确定为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位，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也以6亿元的身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首富。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不管从政治上、事业上还是财富上，刘氏兄弟都走上了新中国企业家从未达到过的巅峰。8 历史不容假设。后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希望集团就以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巅峰之后，希望集团如同一辆行进中的列车，在半路上被扳道工切换了道路，脱离原有轨道，走向另一个方向。充当历史的扳道工的，是刘永行。第一次分家之后，大哥和三弟各有一摊，不大管集团的事，二哥刘永行和四弟刘永好带着希望集团飞速前进。兄弟俩各有所长，精诚合作，绝对称得上是黄金搭档。虽然公司做得这么大，但俩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一直都是在同一间房里，面对面坐着办公。但在这样的亲密无间中，裂痕已经悄悄形成。此前，刘永行在美国匹兹堡考察，看到美国的重工业正在向国外转移。他认为，中国也将迎来一波承接国际重工业转移的浪潮。又正好饲料行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利润率不断降低。刘永行决定在饲料之外，大力拓展重工业。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并没有得到其他几兄弟的认同。如果他要搞重工业，就只能和刘永好分家，自己另起一摊。而还有一个很难说出口的隐蔽原因是，刘永好的光芒太强了，刘永行被完全掩盖。在希望集团全力拓展的那几年，很难说刘永行和刘永好谁的功劳更大。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外界看到的，都是刘永好；代表希望集团接受各种荣誉和享受各种待遇的，也都是刘永好。我们很难揣测刘永行本人内心是什么滋味，但是日后刘永好讲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见《藏锋：刘永好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周桦著）1995年4月，在例行办公的一天，刘永行对坐在对面的弟弟提出了“调整一下”的想法，实质上是要求分家。他说出口的理由是：我们都很能干，凑在一起太浪费资源了。刘永好感到极其突然，下意识地表示反对，但是刘永行早已经不知道深思熟虑多少遍，非常坚持。问题被提交到其他兄弟和妹妹那里一起讨论，大哥、三弟和小妹全都反对分家，刘永行成为孤单一人。但是“分开”这种事情，往往无法按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当一个人去意已决时，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无法将其挽回。大哥、三弟和小妹劝不回刘永行，只好表示不干预，由刘永行和刘永好二人自行决定。以希望集团此时的地位，刘氏兄弟再分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国家工商总局和省领导都来做刘永行的工作。省委书记特地把四兄弟交到一起吃饭，好言相劝，让他们不要分家。饭桌上，由于刘永行坚持要分，刘永好坚持不愿分，气氛弄得非常尴尬。此次失败的宴席后，刘永好意识到，如果他再坚持想要挽回，结果可能是兄弟之间闹僵。最终，他放弃了劝说，同意分家。于是，刘家兄妹五人找了一个晚上，商量分家方案。由于兄弟们只是发展理念之争，而不是财产之争，所以分配也很简单。原来属于兄弟四人的产业，按照每人四分之一均分；属于刘永行和刘永好两人的产业，按照每人一半均分。四兄弟又各自从自己的产业里拿出一些股份，一起交给妹妹，让妹妹拥有全部产业的十分之一。对于全国各地工厂的划分，刘永行和刘永好采用了“犹太人分饼”的办法，你分就我先选，我分就你先选。最后决定，由刘永行出“分饼方案”，由刘永好先选。刘永行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刘永好选择了长江以南；原有的管理人员可以自由选择是跟刘永行和刘永好；双方约定，10年之内，互不过江。此后，希望集团保留母体身份不变，但下设大陆希望、东方希望、华西希望和南方希望（日后裂变出新希望）四个二级集团，四兄弟各管一个，分头发展。为了避免社会和舆论影响，这次分家不对外透露，所以外界并不知晓。一直到1997年，为了新希望上市，才不得不正式向外界披露，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9 分家后，四兄弟不同的性格特点，很快就发展出了不同的事业方向。刘永言埋头于科技，不问世事，把大陆希望打造成中国变频器行业的隐形冠军。陈育新负责守护新津基地，将其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农牧业领军企业；并涉足零售和商业地产，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巨头。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永行和刘永好。刘永行性格谨慎，踏实肯干，用了很长时间考察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各个重工业领域，一度还想去给台塑创始人王永庆当助手，学习重工业的知识。1999年，为了更方便对接国际产业转移，刘永行把东方希望的总部从成都迁移到了上海陆家嘴。最终，经过长达7年的调研和准备，刘永行于2002年开始切入制铝行业。不幸的是，他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就遇到经济过热之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项目被叫停，银行贷款被收回，差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在饲料板块还在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输血维持着制铝产业。最终在熬过此关时，刘永行的公司活了下来，而很多没熬过的公司死掉了。东方希望成为中国制铝行业的一大巨头，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玩家。与刘永行相比，刘永好点子更多，更善于搞关系，玩法就截然不同。他玩的都是高端人脉、资本和金融。在泰山会和中国工商联，刘永好都是重要成员，在中国商界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96年，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挂牌成立。刘永好是该行重要的倡议者、发起人，并且出任副董事长。此后经过刘永好和哥哥们的不断增资，“希望系”成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同年底，刘永好得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上市机会。他本人非常兴奋，不料却遭到了哥哥们的反对。刘永言和陈育新认为，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会让人头脑膨胀，还是不上市为好。但刘永好的玩法和想法与哥哥们都不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况且现在都分家了，要上市的主体是他自己控制的南方希望下属公司“新希望集团”，而不是他们几兄弟共有的“希望集团”，所以哥哥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1997年，新希望集团即将上市的消息引起了市场震荡。尤其是“新希望”这个名字，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希望集团出了什么事情。三个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新希望只是希望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南方希望的下属三级公司，并不是希望集团，请大众不要以讹传讹。用刘永好官方传记作者周桦的话来说：“明眼人都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三个哥哥不高兴了。”11月，出乎刘永好意料的是：希望集团通过《中国证券报》和《经济日报》发布公告，正式公开了几兄弟已经分家的消息，并表明刘永行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陈育新主持集团日常工作，刘永好不再担任集团的法人代表。这被公众广泛理解为“刘永好已经出局希望集团董事会”。面对社会各界的询问，刘永好始终未发一言，以极大的耐心等待风暴过去。1998年2月，新希望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股。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上，刘永言和陈育新都在列（以公司持股），但刘永行未在其中。除了玩转金融和资本市场外，刘永好还涉足房地产。1999年，他开发了成都著名的楼盘“锦官新城”（楼盘门口的路被直接命名为“新希望路”），开盘仅3天，就卖了1.4个亿，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奇迹。此后，新希望又进军大连、上海等城市，成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商。1999和2000年，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连续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大陆最成功商人，2001年则再度成为大陆首富。自从1995年福布斯杂志开始评中国大陆富豪榜以来，这个榜后来被称为“杀猪榜”，因为上榜者很多后来都出了事，尤其是首富这个位置，似乎被施了魔咒。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却是大陆富豪榜的罕见的“钉子户”，自从上榜后，就没有下去过，甚至大部分时候，都名列前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刘永行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刘永好也获此殊荣，在台上给他颁奖的，正是哥哥刘永行。兄弟俩先后登上这个榜，由哥哥向弟弟颁奖的，全国独此一例。10 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9个年头。刘氏兄弟四人，从育新良种场起步，到新津希望饲料厂，到希望集团，到四兄弟分家后各自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最终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刘永行和刘永好的自不待言，即使在富豪榜上不常露面的刘永言和陈育新，也各有自己的辉煌事业，只不过是他俩非常低调，相对不为人所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商业史上，家族创业、兄弟创业的例子不少。但是像刘永言兄弟这样，四个人一起创业，一起变得这么成功，没有一个人出事，也没有产生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极其罕见。也许是全球前无古人的孤例。正大集团的谢氏四兄弟，主要是传承父辈的事业，并非自己起家；国美的黄氏兄弟，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个人命运，都经历了大波折，称不上持久的成功；Suning的张氏兄弟，从事业发展上可以说与刘氏兄弟略有相似，但张桂平和张近东的其他兄弟，就泯然众人。作为单个的个体，刘氏四兄弟任何一个人的财富，比起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富豪如马云、马化腾等，也许在某些年份会有所差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期持续性来看，刘氏家族绝对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家族。这既和他们的智商、能力和机会密切相关，更是和四人的格局和感情分不开。创业初期，他们各自发挥所长，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起打下了事业的坚实基础。等到羽翼丰满，又友好作别，各自飞向自己属意的那片天空。他们的两次分家，并不涉及利益的冲突和纠纷，而只是兄弟们之间不同志趣和不同发展理念的区别。也许他们合在一起，能创造更辉煌的事业，但究竟比不上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事，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来得更畅快。随着中国进入“少子化”社会，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会越来越稀有；而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很难每个孩子都拥有那么高的智商、能力，形成如此互补的局面；四个孩子都很牛的家庭，也很难形成那么好的亲情氛围和每个人的格局与度量；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也很难再遇到80年代初那样风云际会的创业大好时机……也许，刘氏四兄弟的创业故事，已是这世间的绝响。作者简介：何加盐，一个专门研究牛人的牛人。曾在政府工作，后创立咨询公司，现为咨询顾问，公众号写手。和你一起了解牛人是怎么炼成的，从牛人的经历与方法中，获得思维与认知的提升。了解牛人，学习牛人，成为牛人，从关注何加盐开始。---end--- 主要参考资料：【1】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2】舍得智慧讲堂——刘永好，主持人胡玲、曹景行，凤凰网视频【3】大道自然，改变世界第二季——刘永行，主持人秦朔，第一财经视频【4】我与刘永行的婚姻之路，燕子，中国企业家杂志【5】李巍：走出刘永好的影子，李嵘，新西部【6】希望兄弟的父亲母亲，凌龙，公众号反而书坊版权声明：文章来源公众号“何加盐”。本微信号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之用，如果您认为此文涉及侵权或标注与事实不符，请告知我们。
马德琳一位“布衣教授”的初心
何家庆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工作，希望能留下更多的调研所得。王从启摄/光明图片10月19日晚，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因病于合肥逝世，享年70岁。3个月前，何家庆在潜山县进行“栝楼扶贫”途中晕倒，后经检查诊断为癌症晚期。何家庆，安徽省安庆市人，是共和国同龄人，一生致力于魔芋的研究和栽培技术推广，曾自费到大西南扶贫，历时300多天，行程3万多公里，推广魔芋栽培技术，被誉为“魔芋大王”。何家庆，最显著的标志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和脚下的“解放鞋”，以及那头略显凌乱的长发。因此，他被称为“布衣教授”，也因此，在大西南扶贫时，被当地误当作“盲流”。何家庆，自费考察大别山植物资源，考察报告为中央实施山区星火计划提供了依据，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七届扶贫状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和称号。何家庆，退休后致力于“栝楼扶贫”，自费走遍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等地，调研栝楼产业发展状况，传播科学的栽培技术，因病倒在科技扶贫的路上。各种荣誉和称号，都没有让何家庆有丝毫改变。何家庆说：“中学时代，许多同学誓言长大当工程师、科学家。我只希望长大后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初心。带着这份初心出发，何家庆一直奔波在祖国大地上，奔波在科技扶贫的路上，终其一生，无怨无悔。着魔一样研究魔芋“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此次之行我准备了10余年，我一直在寻找帮助西部贫困山区的途径……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类最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行为特征就在于相互帮助……因为我是个教师，我当为人民服务……”这是何家庆1998年2月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之后，何家庆就“失踪”了305天。那些日子里，何家庆孤身一人，怀揣辛苦积攒下来的27720元钱、一张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有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途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浙江、湖南、广西、云南8个省区市、108个县、207个乡镇、426个村寨，行程约31600公里，其中步行400公里。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同时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企业。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和桂北山村里，他两次夜宿山洞，被毒蛇咬伤，腿肿得20多天抬不起来，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令何家庆欣慰的是，山区芋农把他当亲人、当救星，称他是“农民的教授”。湖北省鹤峰县五里乡粮站贷款24万元种了50亩魔芋，秋天颗粒无收。何家庆闻知此事，赶到五里乡进行全面考察，对土壤、气候、栽培技术进行分析，找出症结。村民请他讲课，把全乡种植户召集来。一位农民说：“你讲的，正是我们需要的，你是老百姓的教授，对山里人大恩大德。”305天后，当他回到合肥，60公斤的体重只剩下40公斤。对何家庆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我国现有的27个魔芋品种，他采集到17种，并发现了最原始的魔芋生存形态，证明世界魔芋的故乡在中国。他还发现了许多极具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每一项都对贫穷山区脱贫有重要的价值。这不是何家庆的第一次“出走”。1984年，何家庆走上考察大别山之路。225天，他步行12684公里，途经鄂豫皖三省19个县，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考察大别山的人。这次考察为研究大别山区的植物分布规律、特点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为大农业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研究植物地理学和植物分类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对大别山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意见，引起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也因此，何家庆和科技扶贫结下了不解之缘。“焦裕禄式的县长”1990年6月，何家庆到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在群众眼里，这个新来的副县长有些怪，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天天忙着爬山头钻树丛。半年，他步行800公里，跑遍了23个乡，到过所有的山头，采集植物标本1536件。第二年，他写出了15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一书，举办了绩溪县历史上第一次野生植物资源展览。当地百姓这才发现，穷山原来并不穷，只缘身在宝中不识宝。老百姓说：“何县长办了件大好事，把家底摸清了。”何家庆选择尚田乡进行蚕桑改良试点，他先后31次到离县城40公里的尚田乡，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现场示范指导，举办培训班，指导科技养蚕。1991年，尚田乡虽然遭灾，但蚕茧产量仍增加28%，增收30万元。1991年，绩溪县遭遇洪灾。何家庆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狂风暴雨，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晕倒在水中。一个月的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至今未愈。但在水灾严重的荆州乡松烟塘村，他却捐出刚报销的1000元差旅费。他在留言中写道：“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火热的心。”正是在绩溪县挂职期间，何家庆邂逅了相伴终生的植物——魔芋。魔芋具有喜湿、喜荫、耐瘠薄的特点，适合山区生长，科技含量低，适宜在文化落后的山区推广。为此，何家庆自荐担任绩溪县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为了消除农民顾虑，他掏出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进行试种，一次次到田头进行指导，结果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低产量2000公斤，最高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元。之后，他撰写了18万字的《魔芋栽培技术》一书。这在国内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科技知识传给贫困山区的芋农。2年挂职期满了，老百姓舍不得他离开，他又留任了半年。850天，何家庆有697天在贫困乡度过。临走那天，农民、乡村干部闻讯赶来送行，用热泪和深情向他道别。荆州乡全体群众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一次转身，他又选择“栝楼扶贫”还是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何家庆曾这样解释自己的使命担当，“我凭着一个中华民族后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做出了如此选择。先哲马克思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2013年年初，退休后的何家庆受聘成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主任。已经年过65岁的何家庆，心里却按捺不住冲动，“我做了一辈子的植物学，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栝楼产业。”栝楼是葫芦科栝楼属植物，在我国也别称“瓜蒌”，至今已有千余年种植历史。作为药食同源的经济作物，栝楼有着很高的营养应用价值和市场空间，而且适应能力强，有广泛种植的推广潜力，很适合产业化发展。何家庆希望像当年传播魔芋科学种植技术一样，再次上路，他想让栝楼成为产业扶贫的“良方”。为此，何家庆作了十年的积累和准备。过去十年里，他出版了《中国栝楼》，搜集了全国各地栝楼栽培区、栝楼园的分布情况、栽培管理现状等。此外，他还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栝楼的6项发明专利。2016年，67岁的何家庆向南京大学递上了请假条，怀揣着对栝楼产业的十年积累和一颗为农民扶贫增收的初心，踏上了自费“栝楼扶贫”的道路。2016年5月，何家庆前往潜山、岳西等地调研栝楼产业。岳西县农委多经站站长王德河告诉记者，何家庆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栝楼种植基地和加工厂实地考察，对从业人员进行义务指导。在潜山，何家庆办了培训班，不仅对繁殖种苗、病虫害防治等进行了系统培训，还提出了不少深加工的建议。可惜的是，一直在路上的何家庆，这一次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今年7月，在潜山调研期间晕倒，后经检查为癌症晚期。他不得不暂时结束他念念不忘的科技扶贫。“布衣教授”对光明最后的追寻“快毕业的时候，听何家庆老师的报告，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在大西南扶贫路上，有一次实在饿极了，他便去讨要农户家的猪食吃……台上的他讲述到这一段时，语气平静，宛若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台下的我，却被真实地感动了，泪如雨下。”《新安晚报》编委章玉政获悉何家庆去世的消息后，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很多像章玉政这样的安徽大学学生都见过这位看起来有些怪，顶着一头凌乱长发、眼镜腿用竹片绑着、永远穿着发白的中山装和“解放鞋”的教授。有时，在学生食堂，他们还能邂逅他。无论是接受中央领导接见，还是在电视镜头前露面，何家庆都穿着那件穿了28年的中山装。对别人的不解，何家庆报以一笑，他曾告诉过采访他的《新安晚报》记者吴国辉，“这是1972年父亲送给我的，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我哪能为迎合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我心里面的东西”。吴国辉记得，由衣服延伸开去，何家庆感慨道：“一个知识分子最难得的是有独立思考的品德。有了这种品德，在纷繁复杂、充满物欲诱惑的环境里，才能冷静选好自己的定位点，百折不挠地实践。”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抠门”的教授，却在2001年决定将10万元奖金捐助给“春蕾计划”。那时，10万元可以在合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何家庆的解释是，“老师是教育人的人，不仅是教学生一些技能，还要给学生其他方面的帮助，包括物质上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骨子里的坚持和责任，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何家庆的女儿何禾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无法进食，只能用汤勺喝水，打营养针维持生命。“即使这样，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尽力写调研报告，希望把更多的调研所得，传递给我们。”10月19日晚，何家庆去世后，按照其生前遗愿，进行了角膜捐献。安徽省红十字眼库主任屈志国告诉记者，何家庆生前嘱托家属，一定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山区贫困孩子。“他患的是癌症，全身器官只有眼角膜可以捐献。”屈志国说，“两个角膜非常透明，正在遵照何老师的遗愿寻找受者。”这，或许是朴素到极致的“学痴”教授何家庆留给世间最后的光明。一个纯粹的人，就这么走了，但他的精神之光，永远不熄，如同他捐出的眼角膜光明不灭。（记者 常河）
爱之岛“百姓书记”蹚过的改革路丨记潍坊市原市长、原寿光县委书记、改革先锋王伯祥
在改革先锋榜上,他是有胆、有识、有办法的改革先锋。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潍坊市原市长、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在寿光人民眼里,他是一位会被记一辈子的“百姓书记”。“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变化是大多数人富起来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民今天的日子。农民不光有饭吃,还有钱花,这个变化为什么较早地在寿光实现了?那是因为寿光人民主动地自己找路子。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不是让别人给你找路子,而是要自己找自己适合的路子。”王伯祥把成绩和荣誉归于党和人民。“日子会流走,伯祥书记我们会记一辈子。”那个坐在炕头、蹲在地头,一头钻进大棚里、一脚踩进北大洼泥泞里,把父老乡亲捧在手心子里、暖在心窝子里的“伯祥书记”,让寿光人民念念不忘。从寿南到寿北,从农村到工厂,我们穿行在蔬菜大棚,置身于虾池、盐场,走进企业、学校,在访谈中,在历史文件和泛黄的珍贵老照片中,探寻着伯祥书记恪守“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信念,在30多年前蹚过的改革之路。改写中国“菜篮子”发展史毋庸置疑,作为全国百强县及“中国蔬菜之乡”的寿光,今日的辉煌与富足,离不开大棚蔬菜的“功劳”。从上世纪80年代成功研制冬暖式蔬菜大棚以来,以蔬菜产业为核心的寿光农业,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一路发展壮大,并积极向全国输出技术、人才,带动全国农民增收致富,不仅打造叫响了农业发展的“寿光模式”,更是改写了中国“菜篮子”的发展历史。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肯定了“寿光模式”。这是寿光人的骄傲。但在寿光,谈起这些成就与荣誉,寿光人却总会提起一个人的名字:王伯祥。1986年6月,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就职时表态:“我们的立足点是让寿光县富起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过上好日子。”“一亩园十亩田”。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王伯祥把目光投向“菜园子”。他在寿光大胆提出了,把培育和扩建蔬菜批发市场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经济规律为杠杆,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发展。1986年,计划经济坚冰仍未破除,“市场”二字还很敏感,有人提醒:搞“市场”搞出事谁负责?王伯祥的回复简单而坚定:“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的利益,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勇往直前地去干。如果真有什么政治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其实,王伯祥当时的“胆大”,并非是由着性子的“拍脑袋”决定,而是因为有了为民之心,才有了好的发展思路。寿光是农圣贾思勰的故里,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尤其是寿光南部,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合蔬菜种植。清康熙年间,已有40多个蔬菜品种。即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寿光人也没丢掉老本行。但勤劳的寿光人,却因为对“市场经济”的准备不足,很快就体会到了菜贱伤农的苦涩。1983年,刚刚解决温饱的寿光南部农民,因为单一种植大白菜,结果导致2500万公斤大白菜滞销,只能任其烂在田间地头。这一年的冬天,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下班路上从一位哭泣的农民手中买下一整车白菜,一家人吃了整整一个冬天。王伯祥回忆说:“当时,为什么卖不出去?经过调研发现,就是流通渠道不畅。那时候,只有那么几个国营公司经销蔬菜。实事求是地说,也牵扯到一些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你要抓市场,就必然发展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就可能承担政治上的风险。”王伯祥当时有个基本判断:抓流通重于抓生产,市场是第一位的,有风险也得办,风险再大也没有“白菜悲剧”重演的危险大。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从1986年开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三次扩建,从占地20亩扩大到600亩,常年上市蔬菜有120多个品种,辐射全国,并出口日、韩、俄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交易蔬菜15亿公斤,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推动寿光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一号菜园子”。有了为民之心,就有了创新的勇气。用“市场”打出了一手好牌,王伯祥又开始了新的思考:蔬菜“夏天是草,冬天是宝”,要是冬天也能大面积种菜,农民的日子可就更好过了。1988年腊月,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带来喜讯,东北有个韩永山,能不生炉子、不烧煤,在寒冬腊月里种菜。王伯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造福寿光人民的好机遇,并派王乐义怀着巨大的诚意,将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担任冬暖式大棚的技术指导。三元朱村开始筹建冬暖式大棚,可是建一个大棚需要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干不好怎么办?据王乐义回忆,关键时刻,一直关注大棚进展的王伯祥找到了王乐义,鼓励他说:“大胆试,天塌了,我顶着!”1989年8月,三元朱村17位党员建起17个试验大棚。正当黄瓜生长旺盛时,却来了寒流。一连半个月,阴云密布,黄瓜根因地温低开始收缩。王乐义发动大家凑被子盖棚,但无济于事。他想到了伯祥书记。王伯祥当夜给他们协调30多块大篷布盖在了大棚上,帮助度过了寒流。当年腊月二十八,第一批黄瓜上市,管理好的大棚卖了30300元钱,管理一般的卖了26000元,这下好了,三元朱村一下子冒出了17个“双万元户”,在当时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的时代,这直接就是一声惊雷。17个冬暖式大棚成功了,王伯祥决定在全县推广。他组织万人大会,号召向三元朱村学习；成立领导小组,亲任组长；委派王乐义、韩永山,加快把冬暖式大棚技术向全县推广；成立和局长一个级别的蔬菜办公室,除了沿海几个乡镇,其余27个乡镇全部搞试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很多农民拿不出钱建大棚,王伯祥承诺每个大棚县里补助2000元,按时到位。然后,他亲自跑到银行贷款2000万元。1990年,寿光一口气建成5130个蔬菜大棚,当年收入1.2亿元。寿光蔬菜跨越式发展迈出第一步!历史如镜,照出政绩的虚实。当年,数量稀少的17个冬暖式大棚,早已在整个中国北方成燎原之势,影响了中国百姓的餐桌和农民手中的钱袋。向寿北千年洪荒宣战寿南的蔬菜市场红红火火,但伯祥书记没有忘记贫穷落后的寿北,他将目光盯上了让他“又爱又恨”的寿北盐碱荒滩。寿光以县城为界,一条无形的咸淡水线将寿光分成南北两重天。40年前,寿南土壤肥沃,被誉为“昌潍粮仓”；寿北120万亩盐碱地寸草不生,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种粮粮不收,种树树不长。当地人十有八九都有要饭的经历。“作为书记,我不能看着寿光近一半的人受穷,必须要开发寿北,让寿北人民也过上好日子。”从寿北农村走出来的王伯祥,决心决战寿北,向千年洪荒宣战。几经调查、研究、座谈,王伯祥和大伙儿达成一致,都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这个地方还是有资源的,可以养虾、晒盐,从南边引过淡水来可以种棉花。王伯祥坚信，寿北开发并不盲目，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只要因地制宜，把盐碱滩都搞成高标准的台田、盐田、养虾池，老百姓就能吃上饭了。1987年10月8日，治理寿北“北大洼”的战役正式展开，全县调集了20余万民众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洼。一时间，人如潮涌，不分寿南还是寿北，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大小车辆一齐涌向盐碱荒地，小推车、地排车、马车和机动车见首不见尾。满坡里是一个个用玉米秸和塑料薄膜搭起的一半在地下的小窝棚。伯祥书记不但运筹帷幄，更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就在寿北开发的第三天，他就把铺盖搬到了工地和大伙在北大洼里一起滚泥巴。四间破房子，一张老式桌子，扯上一根电话线，安上一部摇把子电话，棚顶上高高竖起“寿北开发总指挥部”的红旗。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指挥部，让20万群众热血沸腾地开进了寿北， 埋锅造饭，搭建窝棚，红旗招展，人欢马叫，机器轰鸣，一片沸腾……时至今日，大家说当年20万大军开发寿北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王伯祥当时的秘书说：“之所以那么多百姓肯跟着伯祥书记吃苦受累，正是因为他心里时刻装着百姓啊。”正当开发“战役”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刮起了一场十级大风，18名民工被困在一段没有建成的防潮大坝上。在铺天盖地的巨浪冲击下，大坝大块大块地塌落，他们的脚下成了一块小小的“孤岛”，民工们吓得惊恐万状。这时，一位民工喊道：大家稳住！伯祥书记肯定会来救我们的！此时的伯祥书记正从20多里外的总指挥部向救援现场急赶，他一边向市里、省里打告急电话，一边组织救险。在驻地部队帮助下，经过近十个小时候救援，18名民工终于全部获救。这时伯祥书记身子一软，倒在了泥水里。寿北开发这场“战役”，伯祥书记45天与民工一起吃住在工地上。国家农业部原部长林乎加到寿光视察，向一位从窝棚里钻出来、满腿泥巴的人打听：“王伯祥在哪里？”这个人爽快答道：“我就是！”林乎加紧握王伯祥的手良久，感慨地说：“一个县有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事办不成！”此时，没有几个人知道，伯祥书记去北大洼指挥部的前一天，他10岁的儿子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左臂骨折，住进了医院。他看到躺在病床上，胳膊打着石膏，脸上涂满紫药水的儿子，很心疼。然而第二天他就动身去了工地。整个会战期间，他和干部群众一起奋战在工地上，40多天一次也没有回家。伯祥书记依靠人民，人民相信伯祥书记。王伯祥天天卷着裤腿，穿着解放鞋，跟民工一个锅里摸勺子，一样推车挑担。在他的带动下，县委十一名常委，九名住在工地上。县委常委、副县长们都是七大战区的指挥，各自统帅着一个方面军，每个乡镇一个作战部，每个村一个战斗队，分别由乡镇书记和村支书统领，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寿北开发，谱写了干群同舟共济的壮歌。连天暴风雪中，在数次大风暴的袭击中，干部与群众一起风餐露宿，战天斗地。那时候，大家唱的歌是：“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那寿北大战场”。喊出的口号是：“大旗不倒兵不散，一直干到拿到验收单！” 像这样规模的开发连续干了五年，巨龙式的大坝将海水拦在坝外，坝内60万亩盐碱地变成了高标准的棉田，40万亩潮间带变成了高标准的盐田，20万亩滩涂建成了高标准的养虾池，三项年收入16个亿，人均收入8000元以上。决战寿北，让昔日的盐碱地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一举改变了寿光经济的“半身不遂”。今天的寿北再不是旧模样。现代化城镇羊口俨然有了小城市的模样，占据着寿光面积近56%的寿北大地生机勃发。岁月如歌，大地为鉴。看到杨树排成了行，想起了当年的王伯祥。”至今在寿北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开发寿北，让寿光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说起今天的幸福生活，寿北的老百姓动情地说，没有伯祥书记，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我们祖祖辈辈感谢他，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他让寿光工业打好翻身战在改革开放初期，寿光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潍坊所有县市中排倒数。不仅农民富、工人也要富，不仅农村富、城市也要富。农业发展后,王伯祥又开始带领全县人民补齐工业短板。在当时工业没怎么起步的情况下，发展工业经济不仅难度大，而且干好也得需要时间周期。当时就有人提醒王伯祥：摆弄企业风险大，干好了也得三五年才见效，你可是说走就走，这不是养了鸡让别人吃蛋么？王伯祥回答：“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错失了机遇，耽误了寿光将来发展，我就是罪人！”那时候，推进企业发展和改革，转变观念非常重要。为了打好一场工业攻坚战,对外，王伯祥带着带着70多人到南方先进的地方取经；对内，他带着县直部门的负责同志,把全县重点企业逐一看了个遍,并展开了长达半年时间的调研，对全县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和测评,优秀者留任,其余全部更换，并从全县选拔有事业心的能人作为企业的后备厂长经理，企业人事管理厂长经理说了算……公开考选、大胆启用优秀企业经营人才,较早地实行了企业股份制改造，寿光人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当时53岁的陈永兴被派往县造纸厂，仅4 个月就扭亏为盈，当初的造纸厂如今已发展成全国行业龙头晨鸣纸业集团；当年24岁的田其祥是选任企业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后来接任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将公司经营的风生水起。王伯祥特别强调,选人看大节、看主流,只要政治素质可靠,有经济头脑、有开拓精神、有领导才能,能把企业搞上去,就可大胆启用。用人机制一活,工业全盘皆活。五年后，寿光不仅脱贫，而且工业总产值翻了三番，利税增长近10倍。苦干实干还要巧干。曾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王家相说，王伯祥有个著名的“标杆三问”。以原来的造纸厂为例：你造纸厂，在全潍坊市是个什么位次？安丘第一，好了，那你就要到安丘造纸厂学习，班长学班长，车间主任学车间主任，厂长学厂长。终于在潍坊市夺了第一，再问：你在全省是什么位次，找到目标，然后盯着学。最后问，你在全国是什么位次？寿光造纸厂，就是这样被一问再问，一步步“问”成晨鸣集团——如今全国造纸业的“老大”。各行各业都来个“三问”，把具体目标定明白。当时寿光农业技术学校还坐落在一片涝洼地里。校长王焕新曾经是王伯祥的中学老师，王焕新请求当县委书记的学生支援。王伯祥照例也是“三问”。“三问”问出了新思路，王焕新来了个“四改”：改单一型为多样型，改书生型为实用型，改封闭型为开放型，改消费型为开发型。除开设全省统一、全国承认的学历专业外，还办了为期不等的各种专业培训班，敞开大门，创建实体，农业技术学校摇身变成寿光职业中专，在全省同类学校中拔了头筹。后来成为山东经济发展学院，而今成了全国闻名的潍坊科技学院。就这样，问出了寿光在全省、全国越来越多的第一。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与百姓。一场工业翻身战为寿光工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的寿光，不仅有绿色的蔬菜，还有蓬勃的工业。2018年前9个月,寿光市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93.4亿元、利润49.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3%和14.6%。其中,6个项目列入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按照客观规律干事创业。王伯祥在计划经济年代，大胆发展蔬菜批发市场，大力支持冬暖式蔬菜大棚的推广，掀起了一场改变农民命运的“绿色革命”……终于实现了“农民富、工人也富，农村富、城市也富，寿南富、寿北也富”的全面发展。1991年王伯祥任潍坊市副市长，从寿光往潍坊搬家时，一辆“130货车”就把全部家当装了个干干净净：一台冰箱、多年为伴的旧桌旧椅、自己打制的用得黑旧了的木床，再剩下的就是十几个塞满了被褥衣物的纸箱子。司机看没啥可拉，干脆装上了院子里还没烧完的蜂窝煤和木柴。然而，他给寿光人民留下了一座搬不走的金山银山，在县委书记任上的5年多时间里,他集中力量办的三件大事落地生根。搞了蔬菜产业化，建起了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让“冬暖式大棚”走向全国；组织了寿北开发,把占全县总面积60%的不毛之地,硬是变成了全县的“粮仓”和“银山”；选用了一批能人,发展壮大了一批骨干企业。沿着王伯祥趟过的改革之路，我们看到了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拼搏，“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魄力，“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实干担当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襟怀。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老县委书记,被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杰出贡献者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这是王伯祥改革攻坚的制胜法宝和成功密码，也是这位改革先锋的初心所在和动力源泉。也是这位“百姓书记”被寿光人民口口相传，念念不忘的根源。“只要对群众有利就大胆地干、勇敢地改”， 王伯祥用这样的话语回应了时代和人民。
好妻子2020-10-19 新闻和报纸摘要全文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21℃到7℃。以下是内容提要：为回顾“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之声从19日起推出特别策划《向总书记汇报》，通过回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展现各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的成就和变化。19日播出《向总书记汇报：高质量发展谱新篇》；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项授权事项清单发布；特别报道《超级工程闪耀“十三五”》19日播出《中国天眼，凝望苍穹》。以下是详细内容：【向总书记汇报】高质量发展谱新篇编者按：“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为回顾“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之声从19日起推出特别策划《向总书记汇报》，通过回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展现各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的成就和变化。19日播出《向总书记汇报：高质量发展谱新篇》。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虽然正值周末，但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依然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着打磨产品、调试新设备，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群峰：今年我们新增的部分主要是轻量化结构件。这对我们来讲国内外订单增加了很多。在今年疫情下，我们还能增长百分之三十几。今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调研。张群峰向总书记汇报说，今后汽车配件的趋势将是一体化、轻量化，公司已经提前5年开始技术研发。如今，这些前瞻性布局效果逐渐显现。随着订单迅速增加，公司现有厂房已经捉襟见肘。今年7月3日，臻至投资1.5亿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压铸模具生产车间。建成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张群峰：我们抓住了前沿机会，接下来很多汽车厂纷纷要上这个东西，这个市场是巨大的。在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形势下，一大批有活力、有灵气的中小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创新，为稳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今年9月30日，黄河水电太阳能公司负责建设的405万千瓦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这是全球一次性建设投产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短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使黄河公司光伏装机容量达到696万千瓦，比2016年增长178%。黄河水电太阳能公司IBC电池制造分厂三级工艺工程师董忠吉：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年来，我们将总书记指示精神及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等思想结合，在光伏产业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和骄人成绩。公司电池产能规模提升68%，组件产能规模提升52%，IBC高效电池组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几年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进一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今年9月22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南京举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投资者签约仪式，成功引进16家新股东，完成引资210多亿元，成为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引资规模最大国企混改项目。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民：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补短板、强弱项，把长板继续加强和拉长。这次混改，资金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把徐工这个老国企，带入了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自2017年正式开港以来，全年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320万标箱。今年1—8月，尽管受疫情影响，洋山港所在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完成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近3%。浦东新区副区长杨朝：下一步，上海自贸试验区将率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四大功能”，着力打造升级版，力争率先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对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示范区，融通全球资金、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示范区，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示范区，聚焦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核心环节的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示范区。“十三五”期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100万亿元，实现新的里程碑式跨越。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速，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等，也让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展望“十四五”，发展信心更加坚定。宁波市北仑区招商中心主任胡鹏：未来如果来看中国制造，就到我们园区来看。它做的东西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个市场是未来的，它的管理也全部是用数字赋能。黄河水电太阳能公司IBC电池制造分厂二级工艺工程师申海超：“十四五”期间，公司将继续进行产品升级，坚定走“光伏+”路线，将研发制造更多更好的产品，持续推动新业态发展，为绿色能源持续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项授权事项清单发布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新办18日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共六方面40条，体现中央授权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巨大改革红利。“清单”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方面、科技创新体制等六个方面共40条。和此前公布的《方案》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前后呼应、互为支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实施方案重在明确重点领域、改革方向和构建机制，授权清单重在具体落实。宁吉喆：20多项改革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涉及到近百项具体法律法规和政策条款的调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突破性，体现了中央授权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这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在五年改革试点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深圳改革发展实际，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分若干次，滚动研究制定授权清单，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宁吉喆：成熟一批，推出一批，滚动接续，压茬前行，蹄急而步稳地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深圳市市长陈如桂表示，到明年底，参照世界银行评估体系，深圳营商环境要达到全球经济体第20名左右水平，到2025年要接近全球先进城市的水平，成为全球创新创业和投资发展的最佳首选地。陈如桂：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制定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进一步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加强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大数据、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立法探索，支持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方案》和清单都提出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介绍，截至10月15日，创业板共受理了414家企业发行上市申请，后续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五个着力”。阎庆民：着力优化已经实施注册制的创业板的服务功能，着力支持深交所深化板块改革，着力支持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转板上市，着力稳步扩大股票期权试点，着力提高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产品登记备案的透明度和效率。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10月1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超级工程闪耀“十三五”】中国天眼 凝望苍穹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记者朱敏）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被誉为中国“天眼”。“十三五”期间，FAST完成了从落成到到正式开放运行的重要阶段。未来，FAST将开展更多巡天任务，为探索宇宙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天眼”坐落于贵州平塘县克度镇深山的一处“大窝凼”，从山顶向下看，就像一口“大锅”，其口径达到500米；球状反射面相当于30个足球场。FAST是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天文学家于1994年提出的设想，历经5年半的艰苦建设，FAST团队攻克了望远镜超大尺度、超高精度的技术难题，高质量按期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于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进入调试期。遗憾地是，在FAST落成前10天，为其倾注一生心血的南仁东因病逝世。虽然没有等到正式落成，但在此之前，南仁东已对FAST信心十足。南仁东：尽快地把这台望远镜调整好，使得它满足天文观测的精度和稳定性，做出更好的成绩，真正使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利器。FAST的表现没有让南仁东失望。2017年10月，它首次发现了2颗脉冲星，它们距离地球分别约4100光年和1.6万光年。仅经过一年的调试，FAST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菂：它的调试的进展是非常快的，超过了在国际同类大型设备的一般的进度，而且它是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天文学者或者世界天文学者利用中国的原创的设备系统做出天文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FAST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促进我国天文学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具有重要意义。验收委员会同意该项目通过国家验收。2020年1月11日，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投入运行后，FAST未来将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截至2020年3月，FAST发现并认证的脉冲星达到114颗，超过同期欧美多个脉冲星搜索团队发现数量的总和。今年4月，FAST正式开启地外文明搜索，寻找来自宇宙深处高智慧生命的信号。李菂表示，未来3—5年，FAST的高灵敏度将有可能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李菂：大的方向会在脉冲星搜索、脉冲星计时、银河系气体、星系巡天，以及新前沿科学，特别是这些射电展线源，尤其是所谓的快速射电暴，因为这是最近十年来射电天文最重要的热点。从今年开始，就是验收结束后就可以开始“巡天”，也就是系统的科学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上海徐汇区的“邻里汇”和“水岸汇”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记者周洪）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上海徐汇区着力打造面向社区居民的“邻里汇”和面向游客的“水岸汇”，将百姓的点滴需求汇集成强化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源源不断的动力。走进徐汇区枫林街道谨斜居委会“邻里汇”的院门，宽敞明亮的空间，色调明快的沙发、茶几和小圆桌让人眼前一亮。市民不出小区大门，就能享受到医疗、配餐、健身等服务。在居民张阿姨眼中，“邻里汇”公共空间比原来的居委会大，也让自己的生活方便了很多。张阿姨：以前，居民医保本用完了就要去街道事务受理中心，受理中心离我们小区挺远，来回走要一小时。现在好了，感受到了为小区居民做了好事。“邻里汇”建设源于2016年当地的一次基层调研，发现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少、资源散、功能弱。为此，徐汇区提出建立一站式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平台“邻里汇”，推动实现“邻里汇、汇邻里，美好生活共同体”的愿景。谨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刚介绍，居委会从2018年开始改造，目的是将居委会真正从“办公点”变为“服务点”。陈刚：只留8平方左右的接待台，剩下的面积都作为活动场所，居民都可以来使用。居委干部没有固定的办公桌椅，都要去居民那里走访，了解居民的需求。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市民游客的点滴需求也在被城市悉心关注。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的体验感，在徐汇滨江，10万平米的亲水平台，漫步道、骑行道贯穿全线，来滨江看展、健身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首选。今年起，徐汇区打造有温度、有颜值的连锁公共服务站点“水岸汇”。“水岸汇”汇集了卫生、资讯、休憩、活动、寄存和应急服务六大服务功能，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认可。市民：我觉得非常好，有水。这边还有急救用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我觉得都还挺有需要的。徐汇滨江作为黄浦江两岸45公里贯通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将在8.4公里的岸线建设20个固定的“水岸汇”，市民游客都能“望得到江水、品得到文化、触得到绿色、享得到服务”。近日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在徐汇滨江开幕，徐汇滨江将加快建设国际文化新地标和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未来一批顶尖科学家和人才也将在这里汇聚。徐汇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我们徐汇有两个汇，一个是面向社区居民的“邻里汇”，还有就是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的“水岸汇”，面向市民和游客。我们始终在人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我们的徐汇滨江，上海西岸，不仅是卓越的水岸，而且也是人民的水岸。陕西汉阴构建“三线两化一平台”乡村治理模式 促进基层治理工作步入快车道央广网安康10月19日消息（记者刘涛）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以“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居民”为纽带，以“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为路径，以“村级治理平台”为依托，构建起“三线两化一平台”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工作步入快车道。走进汉阴县观音河镇水田村，汩汩的观音河穿村而过。依河而建的村舍错落有致。74岁的村民王诗清指着自家门前平坦整洁的硬化路说，4年前，水田村只有600米硬化路。水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喻祥：当时考虑集体事情的少、带头发展少、淳朴的民风少，没谁考虑集体的发展。2016年，汉阴县全面推行“321乡村治理模式”，打开了村里发展滞后的突破口。“321乡村治理模式”中，“三线”是基础，党员、人大代表、中心户长的加入解决基层治理队伍力量不足问题；“两化”是手段，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摸清、解决群众的诉求；“一平台”是核心，实现依托平台的多元化治理目标。喻祥说，“321乡村治理模式”在水田村推行以来，以前一些村干部难以发现、不能及时发现、不方便协调解决的问题，借助“三线联系”的力量和“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大多都得到了有效解决。喻祥：干群之间有了一道桥梁，联系更加紧密了，使群众知道了集体的事，参与了集体的事，然后支持集体的共同发展。95岁老战士徐振明：守陵23年 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记者苑竞玮 通化台记者施涛）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吉林省通化市95岁高龄的志愿军老战士徐振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火洗礼，多次荣立一等功。转业回到地方后，他坚持为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守陵23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深秋时节，杨靖宇烈士陵园内层林尽染。95岁高龄的徐振明虽然行动不便，但还是喜欢坐着轮椅到陵园看看。1942年，徐振明参军入伍，战争年代他曾荣立过大功两次、小功多次。1950年10月，在抗日战场荣立一等功的徐振明跟随38军奔赴朝鲜战场，他打过“飞虎山”抗击战，“松骨峰”阻击战等等，枪林弹雨间，保家卫国、不畏强暴的初心始终不改。他的挚友张文臣回忆徐振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遇到的生死考验。张文臣：到朝鲜以后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当时是穿的解放鞋，单衣，当时零下30多度了没有一个人说冷的，他说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不让敌人侵略是吧？1958年，徐振明以营职干部转业。部队给出三个岗位选择，招待所所长、福利院院长和杨靖宇烈士陵园所长。对于胸前挂着一块块勋章的徐振明，本可以选择过舒坦日子，但他却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为杨靖宇将军守陵。于是，听着将军事迹成长、从“娃娃八路”到“战斗英雄”的徐振明义无反顾来到陵园，成为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首任所长。徐振明：靖宇是革命的先辈，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为他守陵。不守好陵能对得起英灵么。靖宇陵园建成时，整个山冈光秃秃一片。徐振明带着陵园3位职工一起挥锄抡镐、植树种花。几年后，陵园夏日繁花盛开，冬季满眼苍翠。他的老同事韩佳本回忆，徐振明凡事亲力亲为。韩佳本：门能不能关开？窗户会不会刮开？顶上的琉璃瓦能不能有刮下来的？这些事他就得考虑了，哪怕是半夜下雨，每一个接待室、陈列室和中堂他都得检查一遍。1980年，徐振明离休了，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陵园。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杨靖宇将军，他在陵园里为大家义务讲解，并走进军营、学校、企业等，开展各种专场报告近千场，已经有三万多人次聆听了他的演讲。多年撰写记录抗战老兵故事的通化作家孙艳华这样评价徐振明：“徐振明干革命这个思想，他是自始至终贯彻他的一生的。他的中心点就是弘扬，就是为了传承，就是为了把那些牺牲的人的精神再现给现代人，让更多的人去传承这个精神。”伊朗称联合国对伊武器禁运自动终止央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伊朗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宣布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日起无条件自动终止。声明说，伊朗可以根据自身防卫需求，不受限制地从任何来源获取任何必要的武器装备。声明同时强调，伊朗不谋求获取非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会突击购买大量常规武器。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与世界防务合作的正常化，有利于多边主义事业以及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近来，美国在安理会提出延长对伊武器禁运决议草案并试图启动伊核协议“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以全力阻止解除对伊武器禁运，但均以失败告终。
临人以德“改革先锋”、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去世 不怕丢官允许农民经商
00:55封面新闻记者 刁明康 谢凯 衢州摄影报道10月23日下午，“改革先锋”、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去世，享年88岁。改革开放初期，谢高华在义乌县委书记任上，提出“四个允许”政策，首创“兴商建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带领全县干部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精心培育，从而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8年6月，封面新闻记者曾赶赴浙江衢州，对谢老进行专访。当时，回忆起往年情景，谢高华表示，自己一心就想着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哪怕摘我乌纱帽”。小摊贩屡被打击拦住县委书记问：还让不让我们活了？1982年。51岁的谢高华从衢县（现衢州市）调到义乌县（现义乌市），担任县委书记。一天，他从县委大院隔壁理发回来。一位40多岁的农妇带着10多位农民在县委门口拦住了他。“你是新来的谢书记？”“是啊。”“请问谢书记，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天天被打击、被罚款……”还没等谢高华反应过来，农妇便噼里啪啦说了一长串。谢高华有点尴尬，看了看周围说：“走，到我办公室慢慢说。”进了办公室，谢高华给农妇倒了杯水。农妇这才缓缓陈述：“我们一家8口人，为了生存，全靠我摆地摊赚些小钱。但是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天天来赶，天天来罚款，我们走投无路了。”妇女叫冯爱倩，她在2018年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说，自己当时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对“向县太爷告状”一事并没有什么把握。谢高华从冯爱倩的家庭状况，一直聊到义乌现状，聊了好几个小时。他这才了解到，因为土地贫瘠，从明朝起，义乌当地就有“鸡毛换糖”的传统，当地人在农闲时，会挑着蔗糖走乡串户换鸡毛用以肥田。一些“货担郎”为补贴家用，会偷偷在担子里藏上针线头、纽扣等小商品，在县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集镇歇担摆摊，逐渐形成了自发性的小市场。这样的“货担郎”，有几千人。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会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严厉处罚，严重的还会被抓去坐牢。“你先回去，同意你摆摊了。”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谢高华，十分同情冯爱倩的遭遇，做出了这样的承诺。“那‘打办’的人再来怎么办？”“我给他们打电话。”力排众议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建全国首个小商品市场谢高华在2018年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送走了冯爱倩，他就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年多以来，中央允许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并未明确允许农民经商。“但转念又一想，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农民从事‘鸡毛换糖’或售卖其他小商品能吃饱饭，甚至致富，那就高度契合党中央的精神，这就不违法。”谢高华说，他当即组织县委班子开会，要求干部带头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声音。不久，谢高华就带上水壶、穿上解放鞋往乡下走了。“因为我是才调过来的，很多人不认识我，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我听到了大量真实的声音，收集到大量一手材料。”谢高华说，调查结束后，县委县政府最后得出结论：50%的人在合法经营，45%左右的人稍有问题，仅有4%-5%的人的确存在“投机倒把”行为。“义乌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工业又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厂，农民收入是很低的。如果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搞小商品经营积累资金补贴家用，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4个月后的1982年8月25日，由义乌县政府、稠城镇、县工商局城阳工商所3级部门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经商。两个市场分别位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镇。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10天之后，两个市场准时开放。义乌县相关部门还筹集了9000元钱，在稠城镇湖清门的露天“马路市场”上，建了700多个水泥板摊位。一时间，湖清门和廿三里镇成了义乌最繁华的地带，每天挤满了人，方圆几十里其他乡镇，甚至其他县的人都赶到这里来买卖。义乌经济崛起推进“兴商建县”战略 ，“哪怕摘我乌纱帽”1995年，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两个市场开放了，但新问题也来了。义乌县委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全县农民都想进城，想经商的愿望非常强烈。这在过去是彻底“弃农经商”，彻底抛弃农业生产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的。并且，许多商贩开始往返于义乌、杭州，甚至是北京、上海做买卖，这又是“长途贩运”，也是被禁止的。面对这样的情况，谢高华和县委班子再次召开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国家税收的，县政府都应该大胆支持。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县委书记谢高华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天参加了这场会议的冯爱倩回忆说，在讲到出了问题谁来担责时，谢高华突然提高声音，拍着会议桌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哪怕摘我乌纱帽！”到1983年初，短短几个月，义乌“马路市场”上，已出现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吸引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份的人来做买卖。面对日益庞大的市场现状，谢高华又考虑，县委县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疏导和管理。1984年底，义乌县委县政府一举打破“工业在先、农业其次、商业排最后”的全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商业提到第一位，率先于全国制定了“兴商建县”的战略，确定商业为义乌县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谢高华在调研中发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税收实行的是八级累进制，也就是经营得越好，税收越高。但市场里几千摊位都是小本经营，价格随行就市，很难随税票计税，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这可不行，严重打击了商贩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搞垮市场。”谢高华经过多番调研后，决定支持税务部门进行税改，实行定额计税，也就是每个摊位实行固定税额，目标额度之外不再计税。《浙江日报》2018年1月11日曾报道，这一政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让义乌小商品市场得到质的提升，当年的税收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1984年12月，谢高华离开义乌，赴金华市担任地委农工部长。此后30多年间，义乌经历了11位主要领导更替。但不论哪位“一把手”，都把“兴商”作为义乌的首要战略。更多阅读“改革先锋”、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我只是做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做的”
理统这位教授去世引无数人追思！他做了什么，赢得人们如此爱戴？｜教育脊梁
《我走了》何家庆我走了我还活着朽而沃若似一粒种子破胸比一滴水珠畅想泥土里聚集力量空气中尚存清氧谁怂恿我努力而为谁把控我生命续延我走了无须作祭奠无须泪挂腮两旁无须那一纸挂墙告悼文请忘掉我吧泥巴或白雪一切都回归土地我从这土地生长……10月19日，合肥已进入深秋，医院楼下的树木渐黄，风吹过，落叶飘零。病房内，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躺在床上，形容枯槁，气息微弱地吐出一句话：不知道今年的瓜子收成如何，瓜农收益怎么样。150公里之外，潜山市种植大户胡海结正在查看自家的栝楼（又称瓜蒌）种植基地，130余亩的瓜蒌长势喜人，即将成熟，整个田里透着金灿灿的光芒。他欢喜极了，在心里念叨着：何老指导培育出的瓜蒌新品种真不错，等到下个月收获了，送点给他尝尝。谁料，当晚噩耗传来，何家庆病逝。一时间，合肥、潜山、南京、绩溪、大别山区、大西南……那些他用双脚跋涉、用知识浇灌过的地方，人们在缅怀、追思。科研使命肩头担何家庆出生在安徽安庆，与共和国同岁，童年靠父亲拉板车抚养，靠着国家资助和老师同学们的接济完成了学业。“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顶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这是老父亲对他的殷殷叮嘱。这句话，被何家庆当作座右铭刻在心里。巍峨雄伟的大别山横贯鄂豫皖三省，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气候温和，生物资源丰富，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生物学家前来考察，也吸引着从事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研究与教学的何家庆，但他深知那里山势险峻，地形复杂，人迹罕至，目前的考察都是局部的，想要全面考察大别山植物资源难于登天。“社会抚养过我，我必须慷慨回报！”1984年3月，在万物苏醒的季节，他带着8000元钱，踏上了全面考察大别山之路。从最南沿的宿松、黄梅，北上经蕲春、浠水、太湖、潜山、安庆、桐城、舒城、岳西、英山、罗母、霍山、六安、金寨、麻城、商城、新县、固始，途经3省19县，行程12684公里，攀登千米以上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号近万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考察大别山的人，其考察报告为中央实施山区星火计划提供了依据。魔芋产量高、易种植、经济价值高，是脱贫致富的宝贝。从大别山回来之后，何家庆的科研重心转向了魔芋。当得知西南山区是魔芋的主产地，且有全国2/3的贫困县，1998年2月，他只身前往大西南，开始了长达305天的科技扶贫之旅，途中，他采集到我国现有27种魔芋品种中的17个，并发现了最原始的魔芋生存形态，证明世界魔芋的故乡在中国。他还先后出版了《魔芋栽培及加工技术》《魔芋栽培新技术》，翻译了《日本国魔芋的开发利用》。其中，《魔芋栽培新技术》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著作。因为科研成果突出、影响力广泛，老百姓亲切地称何家庆为“魔芋大王”。2010年，凝结着何家庆10年心血的《中国外来植物》出版，该书收录了1200种外来入侵植物，远远多于此前国家相关部委公布的400多种，让人们对外来入侵植物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退休之后，何家庆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栝楼有着很高的营养应用价值和市场空间，而且适应能力强，有广泛种植的推广潜力，很适合产业化发展，于是他华丽转身，潜心研究栝楼并出版了《中国栝楼》一书，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栝楼的6项发明专利。他在《我的1998：何家庆西行日记》中写道：21世纪，科学技术将推动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工作很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当主动积极地肩负历史使命；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理当肩负起祖国的重任。人民教师为人民1990年6月，何家庆到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去的时候，除了满腹学问，身无长物。1993年9月，挂职期满，回家的时候，他收获了当地百姓送来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短短3年时间，他做了什么，赢得了人们的如此爱戴？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当地百姓觉得这个新来的副县长很怪，不待在办公室，没事净往山沟里钻。半年间，他步行了800公里，跑遍了23个乡，到过所有的山头，采集植物标本1536件，写出了15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一书，还举办了首届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展览，把绩溪的家底给摸清了。那时候起，百姓就觉得他是干实事的。绩溪是江南的“丝绸之乡”，全县2／3的人从事养蚕，但因养蚕技术落后，蚕桑老化，效益不佳。何家庆选择桑茧产量低、技术差、桑茧发病率高的尚田乡做试点，走家串户，举办培训班，指导植桑养蚕。他先后31次到离县城40公里的尚田乡，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现场示范指导。这一年，尚田乡虽遭灾，但蚕茧产量仍增28%，增收30万元。魔芋具有喜湿、喜荫、耐瘠薄的特点，适合山区生长，且科技含量低，易推广，何家庆自荐担任绩溪县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为了消除农民顾虑，他自费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试种并进行田间指导，结果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低产量2000公斤，最高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元，为当地百姓致富开辟了新道路。为什么绩溪百姓对他交口称赞？因为他通过科技扶贫拔了贫困病根，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祉，托起了当地人的致富梦。“我是人民教师，当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去大西南前，留给女儿何禾的一封长信上的话。推进西南山区魔芋的发展，形成产业化，且考察大西南植物资源，1998年2月，他耗时305天，途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浙江、湖南、广西、云南等8个省份、108个县、207个乡镇、426个村寨，行程约31600公里，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为57家魔芋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在湖北省鹤峰县五里乡，由于缺乏技术，百亩魔芋几乎颗粒无收，损失达20多万元。何家庆闻知此事，立即赶到基地，对气候、土壤、环境进行了两天调查，订出了8条改进措施，冒雨讲课4个多小时。乡政府感谢他：“山区少数民族希望脱贫，需要技术，何教授您为我们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永远铭记您的这份真情！”在湖北省建始县官店镇，种植大户听说魔芋专家来讲课，特地赶了十几里路来听课，何家庆被他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感动，一连讲了3个多小时不停歇。在重庆市酉阳县青华乡，一连几天，何家庆白天上山查看芋苗，晚上给村民上课，有一天甚至讲到天亮，村民听得津津有味，而他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农民陈远长杀了自家唯一一只老母鸡煨汤给他补身体。临走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把孙子拉过来对何家庆说：“好人啊，你对山里人有大恩，让孩子给你磕个头吧。”人群中许多人在哭泣。……今年7月，在安徽省潜山市一次栝楼产业调研途中，他突然晕倒在正午的烈日下，后经确诊为癌症晚期。在病床上，他拖着羸弱的身体跟以前的学生交流栝楼产业的发展，希望他们能对栝楼有更多了解，总结模式，开发出更多的资源植物，为百姓谋取更多福利。抠门教授“大手笔”一身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一双“解放鞋”，是何家庆出行的标配。75岁的安徽大学沈晖教授清晰地记得初见他的情景：在教工食堂打饭，来了个怪怪的人，大概30多岁，穿着过时的蓝色涤卡中山装——而且是穿了较久，洗得掉颜色、发出近乎蔚蓝色的微光，将一个大号搪瓷盆夹在腋下，大步流星。“大概10年前，我们在学校食堂一顿饭吃七八块钱的时候，他还只吃一块五的饭菜。他说不能浪费。”安徽大学资环学院工会主席许仁鑫回忆。在何家庆居住了几十年的家中，一台32英寸的电视机很显眼。“这是前几年才买的，我们家之前的电视机是小姨家淘汰下来的。”女儿何禾解释，父亲觉得买大电视机是浪费。在绩溪县挂职期间，上边来了扶贫检查团，负责接待的人请示何家庆：“我们送些什么？”何家庆想了想说：“每人一包牙签。”“两毛钱一包的？”“对！”果然，检查团离开时，每人只得到一包牙签。何家庆说：“这东西既是当地土产，又很实用，大家用得上。”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抠门”的教授，有时候却一掷千金。1991年，绩溪县遭遇洪灾。何家庆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狂风暴雨，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晕倒在水中。一个月的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一直未愈。但在水灾严重的荆州乡松烟塘村，他却捐出刚报销的1000元差旅费。他在留言中写道：“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火热的心。”2001年，安徽省政府奖励他10万元，他转身捐给了“春蕾计划”。要知道那时候10万元可以在合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但是他却说：“教师是教育人的人，不仅是教学生一些技能，还要给学生其他方面的帮助，包括物质上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广来清楚地记得，2018年11月，何家庆来到公司开展技术培训，为表感谢，给他包了4000元培训费，却被他一口拒绝。不仅自己不收费，他还时常告诫栝楼产业的企业老板要做良心企业，要保障瓜农利益，不能把市场风险转嫁到农民身上。在生命的尽头，虚弱不堪的何家庆心里想的还是别人。病床上，他提出要将眼角膜捐给山区贫困儿童，希望给孩子明亮的眼睛，让他们看到祖国的未来和民族振兴。10月24日，在他去世的第五天，两只眼角膜成功移植给来自六安与淮南的农家少年，如果恢复顺利，一个月后，两个孩子就可以重返校园，迎接崭新人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黄德宽感慨道：“何家庆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得不能再低了……他只知奉献，没有索取。”斯人已逝，风骨犹存。何家庆的追悼会，简单朴素，没有挽联，只有一块电子屏幕显示着“送别何家庆教授”的背景照片，厅外挂着“满腔热血奉献科研 扶贫济困造福百姓”的横幅，音响播放着他在最后时刻写的诗：我走了，我还活着朽而沃若，似一粒种子破胸，比一滴水珠畅想泥土里聚集力量，空气中尚存清氧谁怂恿我努力而为，谁把控我生命续延我走了无须作祭奠，无须泪挂腮两旁，无须那一纸挂墙告悼文请忘掉我吧，泥巴或白雪，一切都回归土地，我从这土地生长……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1日第01版记者 | 王志鹏 俞路石责任编辑 | 赵利本文中除标明来源的图片，其余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不能识别其来源，如有版权争议，请联系公号方。
义净西安东郊最大的百年地摊市场，灞桥集市，如今被取缔
这个市场就是灞桥集市。灞桥集市，据说有百年的历史，但是，可以说，灞桥的集市绝不会只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不相信灞桥的集市只有百年的历史。要说灞桥的集市，就必须先说灞河上的桥。“八水绕长安，灞桥占了三水”，这是人们对拥有流经西安市灞桥区的浐河、灞河、渭河三条河流资源的赞誉之词。其中又以灞河最为出名，流经灞桥区境内长达32公里，标志着灞桥区地名、域名的由来。灞河由来已久、川流不息。架桥过河，势之必然。迄今为止，灞桥境内的灞河桥共有十多座，绝大多数都保留并正在使用中。老灞桥，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8年），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水上有桥谓之霸桥。新莽地皇三年，改名为“长存桥”。隋开皇三年置南桥，即今灞桥。隋文帝复改滋水，加水为灞。看看，灞河桥比西安大雁塔历史悠久吧。多余的说一句：1994 年发现的隋唐灞河古桥遗址是我省仅有的几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宏伟、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遗址，其结构设计科学，施工技术巧妙。为我国建筑史、桥梁史、科学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在世界石拱桥史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后被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史书记载，隋唐时天下共有11座大型的石桥墩、木柱桥和浮桥（舟桥），其中石桥有4座，有三座在洛河，一座就是灞桥，而现闻名于世的赵州桥（单跨37米）在当时应该算是小型桥且建桥晚于灞桥20年。灞桥，是长安通往洛阳、开封的咽喉要道。所以说，灞桥的集市绝不会只有百年的历史。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何况，灞桥上曾经人来人往，交通四通八达，北连高陵，南连蓝田、白鹿原。灞河桥 曾是八百里秦川的交通咽喉要道，是古人折柳送别的地方。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一冬寒意少，既雪又还晴。地面冰初结，天涯春已深。六花随雨化，三白有梅争。袖手灞桥道，怀人心事清。灞桥集市，在方圆百里，相当有名，应该是西安历史最悠久的野外地摊市场。灞桥集市，每周周日一次，就像农村的集日，据说每一次都有一万多人来这里逛集。到了腊月，来这里的人更多，有人是买东西，有人是逛热闹，有人来这里怀旧。灞桥集市，大致分为3处地方。一处在灞桥镇正街、斜街，一处在灞河东岸边，还有一处大的在灞河东岸边一个很大的围墙里。门口挤得不得了。出入较难。这块主要是花卉苗木宠物等等。还有果蔬种子等等。在这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花鸟鱼虫，吃穿用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灞桥集上不但有蔬菜瓜果鸡鸭鱼肉，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文房四宝、古玩旧货、图书字画。有农具工具、猫狗宠物、金鱼乌龟、花卉苗木，假山奇石，以及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等等。还有各种果点和引人口涎的小吃，比如油饼、油糕、羊血饸饹、浆水鱼鱼、搅团、碗坨。灞桥赶集市，还看到爆米花、卖弹弓铁环陀螺以及铁皮发条青蛙的，卖回力牌球鞋网球鞋的，翻毛短腰劳保鞋的军绿色解放鞋的。都是几十年前就曾经有过的。能引起时光倒错之感。这里还有西安最大的苗木花卉市场，每年到了春季，许多卖苗木的农民就到这里卖自己的树苗。灞桥集市上的老人，摄影：严建设灞桥，很容易令人想到关中八景的灞柳风雪。而折柳赠别，也颇具诗情画意，是长安城古人独特的辞别方式，很有情调。古人曾将此桥叫“销魂桥”，年年伤别，灞桥风雪、阳关车马，灞桥风月，移入江天暮。如果是往年，今夏又能到灞桥集市一游，可是，今年不行了。2020年5月7日，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发出通告称：灞桥正街及周边相关区域临时自发性马路集市长期存在。集市期间，各类治安、刑事案件高发，防疫、暴恐、消防、交通、食品等重大安全隐患问题突出。为畅通城市道路，排除安全隐患，决定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治灞桥街道临时性马路集市中的各类违法行为，还路于民，现就有关事项向广大商户和市民群众通告如下：一、整治范围包括灞桥正街、灞河大桥、灞河东路、P3 停车场内外等区域。二、各执法部门将依法重点整治摆摊设点、私搭棚亭等各类违法占道经营及违法停车行为。三、请广大经营户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积极配合整治工作，自觉停止违法行为。四、对整治过程中出现的继续违法占道经营及违法停车行为，执法人员将依法采取措施，并依法进行相应处罚。五、对妨碍、阻挠执法、寻衅滋事等人员，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还是很怀念这个百年集市的，让我们看到烟火气息，留住了我们的乡愁。关注陕西第一资讯
盟人物志：拎着“乌纱帽”开放义乌市场的农民书记谢高华
资料图：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半全景。 王刚 摄 (新中国70年)人物志：拎着“乌纱帽”开放义乌市场的农民书记谢高华(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中新社将自3月25日起，开设贯穿全年的“新中国70年”专栏，讲述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敬请垂注！)中新社杭州3月25日电 题：人物志：拎着“乌纱帽”开放义乌市场的农民书记谢高华中新社记者 柴燕菲 奚金燕从贫瘠小县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的发展堪称传奇。追溯这场变局的开端，与一位老人密切相关。37年前的一纸调令，让知命之年的谢高华与义乌的命运紧紧相连。拎着“乌纱帽”开放义乌市场全球小商品集散地、“义新欧”中欧班列始发地、中国最富的县级市之一……义乌的每一个标签都含金量十足。很难想象，四十多年前义乌还是一个贫瘠小县。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浙江衢州家中，头发花白的谢高华向中新社记者回忆起那段岁月。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这时的义乌，“县城只有一条像样的马路，一个喇叭响全城”。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很多农民吃不饱饭，不得不外出“鸡毛换糖”或偷偷摆摊。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投机倒把”是被禁止的。到任义乌时，谢高华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转折发生在1982年5月的一天，女商贩冯爱倩将谢高华堵在县委门口，责问为什么不让百姓摆摊。谢高华请她进办公室，交谈良久。正是这次对话，深深地触动了谢高华。经过深入调研，谢高华越来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发展商品经济的精神。“义乌的优势就是这支上万人的鸡毛换糖队伍，老百姓生活需要，社会发展也需要！”他决定开放由政府主导的小商品市场。但因中央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不少干部怕担责任，赞成的并不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在一次全县大会上，谢高华“一锤定音”。1982年9月5日，义乌湖清门市场正式开业，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纷纷闻讯而至。小商品市场雏形就此诞生。脚踩解放鞋冲破“禁区”开放市场只是第一步。在当时保守、封闭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谢高华踩着大号“解放鞋”，走遍义乌每个角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不断突破压力和思想禁锢。当时小商品经营仍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老百姓们既想干又怕干。为此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对计划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人就给我扣帽子，说我在义乌乱来，田都种不好了。其实义乌农民是把田种好后才去做买卖的，两年时间里义乌经济增长得很快。”谢高华回忆道。义乌市场开放后，税收管理矛盾突出。当时，税务部门征税都要通过查账计征，可市场里多是小本经营的农民，几乎不记账。于是税收干部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也怨声载道。对此，谢高华认为要“放水养鱼”，不能“杀鸡取蛋”，于是大胆推行“定额计征”，即对每个摊位每季度评议核定一个固定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政策一出，税收持续增长。此举也引发了一场震动很大的“税改风波”。谢高华坦言，当时自己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所幸浙江省又专门听取汇报，并没有进一步追究。很多年后，中国各地兴办的专业市场，普遍推广了这一“义乌经验”，而这一举措也为义乌后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携袖清风去 政声人去后从1982年仅有459户小百货摊贩的马路市场，到行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小商品城……打破禁锢后的义乌一路飞速发展。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条件下，谢高华带领义乌叩开了财富之门，造就了千千万万富翁，而自己依然是“两袖清风”。谢高华儿子谢新彪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父亲在衢州两任书记当下来就带回来两条凳子，从义乌就带回一对破旧的皮凳沙发。”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谢高华在义乌至今仍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个店铺，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但谢新彪却很理解：“因为他心中有条红线摆着，只要父亲认为跟他权力影响搭上边的，都会毫不留情地砍掉。”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从未忘记过这位老书记，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博会期间，都有数百名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迎接谢书记“回家”。(完)
清人致敬40年｜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坚决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哪怕摘我乌纱帽
2018-06-04 09:49 | 封面新闻谢高华，87岁，浙江省衢县（现为衢州）人。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经过4个月的调研后得出义乌只能通过小商品市场发展经济的结论，并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率先于全国宣布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2017年，在第十八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上，荣获“全国商品交易市场终身贡献奖”。5月23日，浙江衢州，谢高华向记者讲述当年开放小商品市场的经历。2017年末，义乌市政府全年盘点，一组最新数据令义乌人自豪：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339.3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1158亿元。来自《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显示，2017年，中国县域经济50强榜单中，义乌升至第9名。一个既不沿海也无资源的农业小县，缘何成为中国最富的地区之一？一切都缘于36年前，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冲破旧观念束缚，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压力，力排众议，率先于全国开放小商品交易市场，并制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政策，彻底激活了义乌市场经济的活力。从此，义乌开始崛起。2018年5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浙江衢州，与87岁高龄的谢高华一起回顾了他创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历。起点摊贩拦住县委书记：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时间闪回到36年前。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刚从衢县调到义乌县（现义乌市），担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着一件蓝色粗布衣服，从县委大院隔壁理完发回来。一位40多岁的农妇带着10多位农民在县委门口拦住了他。“你是新来的谢书记？”“是啊。”“请问谢书记，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天天被打击、被罚款……”还没等谢高华反应过来，农妇便噼里啪啦说了一长串。人越围越多，不明就里的，还以为两口子在吵架。谢高华有点尴尬，看了看周围说：“走，到我办公室慢慢说。”进了办公室，谢高华给她倒了杯水。农妇这才缓缓陈述：“我们一家8口人，为了生存，全靠我摆地摊赚些小钱。但是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天天来赶，天天来罚款，我们走投无路了。”30多年后，87岁高龄的谢高华在家中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回忆，当时他根本听不懂这位妇女的义乌方言，还是请的县委本地工作人员做的翻译。那位农妇叫冯爱倩，今年也已80岁。她告诉记者，自己当时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对“向县太爷告状”一事并没有什么把握。但是，谢高华给了冯爱倩机会。两人从冯爱倩的家庭状况，一直聊到义乌现状，聊了好几个小时。谢高华这才了解到，因为土地贫瘠，从明朝起，义乌当地就有“鸡毛换糖”的传统，当地人在农闲时，会挑着蔗糖走乡串户换鸡毛用以肥田。一些“货担郎”为补贴家用，会偷偷在担子里藏上针线头、纽扣等小商品，在县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集镇歇担摆摊，逐渐形成了自发性的小市场。这样的“货担郎”，有几千人。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会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严厉处罚，严重的还会被抓去坐牢。“你先回去，同意你摆摊了。”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谢高华，十分同情冯爱倩的遭遇，做出了这样的承诺。“那‘打办’的人再来怎么办？”“我给他们打电话。”决策力排众议允许农民经商 建全国首个小商品市场1982年，位于湖清门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谢高华说，当时送走了冯爱倩，他就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年多以来，中央允许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并未明确允许农民经商。“但转念又一想，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农民从事‘鸡毛换糖’或售卖其他小商品能吃饱饭，甚至致富，那就高度契合党中央的精神，这就不违法。”谢高华说，他当即组织县委班子开会，要求干部带头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声音。当时有干部劝他“不能再吃第二次亏”，他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顶了回去。据《浙江日报》2018年1月11日报道，“不能再吃第二次亏”，缘于谢高华在衢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助长高价卖橘子”，成为了“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的反面典型并遭受了批评。但没过多久，《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发现衢县的做法让农民增加了很大一笔收入，种橘积极性大大提高，又写了篇纪实稿件，谢高华又得到了肯定和表扬。与县委班子成员开完会不久，谢高华就带上水壶、穿上解放鞋往乡下走了。“因为我是才调过来的，很多人不认识我，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我听到了大量真实的声音，收集到大量一手材料。”谢高华说，调查结束后，县委县政府最后得出结论：50%的人在合法经营，45%左右的人稍有问题，仅有4%-5%的人的确存在“投机倒把”行为。“义乌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工业又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厂，农民收入是很低的。如果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搞小商品经营积累资金补贴家用，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4个月后的1982年8月25日，由义乌县政府、稠城镇、县工商局城阳工商所3级部门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经商。两个市场分别位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镇。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10天之后，两个市场准时开放。义乌县相关部门还筹集了9000元钱，在稠城镇湖清门的露天“马路市场”上，建了700多个水泥板摊位。一时间，湖清门和廿三里镇成了义乌最繁华的地带，每天挤满了人，方圆几十里其他乡镇，甚至其他县的人都赶到这里来买卖。崛起推进“兴商建县”战略 “哪怕摘我乌纱帽”1995年，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两个市场开放了，但新问题也来了。义乌县委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全县农民都想进城，想经商的愿望非常强烈。这在过去是彻底“弃农经商”，彻底抛弃农业生产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的。并且，许多商贩开始往返于义乌、杭州，甚至是北京、上海做买卖，这又是“长途贩运”，也是被禁止的。面对这样的情况，谢高华和县委班子再次召开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国家税收的，县政府都应该大胆支持。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县委书记谢高华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天参加了这场会议的冯爱倩回忆说，在讲到出了问题谁来担责时，谢高华突然提高声音，拍着会议桌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哪怕摘我乌纱帽！”到1983年初，短短几个月，义乌“马路市场”上，已出现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吸引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份的人来做买卖。面对日益庞大的市场现状，谢高华又考虑，县委县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疏导和管理。1984年底，义乌县委县政府一举打破“工业在先、农业其次、商业排最后”的全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商业提到第一位，率先于全国制定了“兴商建县”的战略，确定商业为义乌县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谢高华在调研中发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税收实行的是八级累进制，也就是经营得越好，税收越高。但市场里几千摊位都是小本经营，价格随行就市，很难随税票计税，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这可不行，严重打击了商贩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搞垮市场。”谢高华经过多番调研后，决定支持税务部门进行税改，实行定额计税，也就是每个摊位实行固定税额，目标额度之外不再计税。《浙江日报》2018年1月11日曾报道，这一政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让义乌小商品市场得到质的提升，当年的税收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1984年12月，谢高华离开义乌，赴金华市担任地委农工部长。此后30多年间，义乌经历了11位主要领导更替。但不论哪位“一把手”，都把“兴商”作为义乌的首要战略。1977年，走街串巷的“敲糖帮”。金福根 摄对话谢高华“我只是做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做的”谢高华的家，在浙江衢州一个非常老旧的小区，家里的摆设很普通，进家门也不用脱鞋。“我是农民出身，我的农民朋友很多，来我家里如果脱鞋的话，他们不习惯。”谢高华说。家里的客厅、书房、卧室内都摆满了书和报纸，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或朋友送的书法作品。他最得意的，是自己写的“信仰”二字，“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仰就是为人民办事。”谢高华家的做饭阿姨说，他很少生病，顶多是烟抽多了咳嗽几声。在吃和穿方面，也从不讲究，“有什么吃什么”。5月23日，关于网上流传的“冯爱倩找他哭诉并拍桌子”的报道，以及当年选择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心路历程，谢高华向记者再次作了详细回忆。记者：有媒体报道，当年冯爱倩在办公室向您拍了桌子？谢高华：没有没有，她虽然很激动，看得出来是带着怨气的，但是没哭也没拍桌子。记者：当年您和县委班子成员下乡调查了多久？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某一件事让您印象深刻，最终下定决心开放市场？谢高华：调查了三四个月，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我遇到一个搞“鸡毛换糖”的农民，他的担子里面除了装着拉链、锁头、针线头、鞋垫，还装着不少避孕套。当时我就想，他们做的这些买卖，正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啊。记者：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你有没有怕过？谢高华：说实话，当时还是怕。但是我就想，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带领人民发家致富，只要义乌老百姓因为搞小商品市场能吃饱饭、能致富，摘了我的官帽又能怎样。大不了回去种田，我本来就是长工，帮人种田出身的。更何况，搞小商品市场，我们是从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做的决定，是实实在在经过几个月调研，又到上海、大连去考察，又买了很多国外的书来学习之后才做的决定。记者：听说当时放开小商品市场，又推行“兴商建县”战略，你压力很大，也受到了一定阻力。谢高华：压力大是肯定的，全国都没这么做。阻力当然也有，因为放开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年的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就特别反对。记者：但是您顶住了压力。谢高华：不顶住不行啊。义乌的农业已经到了顶点，再好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让现有的农田种出翻几番的稻子。工业上，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只有商业上有传统，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记者：外界有“谢高华造就了义乌的今天”的说法，您如何评价您的功劳？谢高华：功劳谈不上，只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些事。是义乌人用自己的勤劳实干创造了义乌的今天，我只是做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做的。数说义乌2018年5月中旬，义乌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权威数据——2017年末，义乌市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339.3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1158亿元，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66081元和33393元。同时，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3万多名境外商客常驻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义乌已有13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个国家级经开区、2.67万家工业企业，各类经济主体超过380000户。（资料图由义乌市委宣传部提供）（原标题《致敬40年｜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坚决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哪怕摘我乌纱帽》，原作者刁明康。编辑楼菲莉）
双恋中国地摊之王，做的事99%的人不敢想！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ID：ToGermany 最近“地摊”两字火遍全国，而说起摆地摊就不能不说他，他让一个中国最偏僻的小地方，就靠着地摊起家，之后竟成为了世界第一！05:43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地摊王，曾有100多位中国富豪，摆出107辆奔驰车来迎接他；一看到他，马云也会主动上前和他握手，他做的事让99%的中国人想都不敢想，而最悲痛的事发生了......他，就是谢高华。1931年11月出生的他，是浙江衢州人，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基层工作五年后，他就担任衢县杜泽区区委书记，年轻的他深信，“农民的儿子就是要为农民办事的。”一上任他就“特立独行”，当时搞计划经济，省里号召集体养猪，规定一头猪只给80斤饲料，大家一通忙活，可猪怎么都养不好，“这个猪要拉出来杀的时候，瘦的比狗还跑得快！”慢慢地大家都没有猪肉吃了，为了看看到底什么问题，他竟决定自己去养猪，而且一养就是五年，这下他发现了问题所在，集体养猪的政策行不通。他悄悄改了个办法：把生产队的小猪买来，分给老百姓私养，还出台激励政策，如猪养胖1斤给3斤粮食，农民养猪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为了新品种繁育，他还从欧洲引进了种猪。可这个不起眼的小事，却差点捅破了天。十年运动时，他作为“叛逆养猪”典型被批判，大家一边把他养的猪杀了吃肉，一边说：“哼，谢高华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猪都是外国猪好。”他被下放劳动，有人说：“不都说他最能干吗，多给他加活。”他被派去石灰厂里面干活，本来人就长得瘦，再肩挑沉重的石灰担子，从此累得更精瘦了，后来因负担过重，还切除了四分之三个胃。1978年他终于恢复工作，担任衢县县委书记。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第一次听说“改革开放”，他就琢磨这个意思，“我想改革开放，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生活能更幸福。”于是，他就大胆往这个方向前进，可这迈出去的第一步，却让他差点就丢了乌纱帽。衢州盛产橘子，一年能产8万担，可按照规定其中6万担，必须由国家收购，剩下的国家不收，也不允许私自售卖。吃又吃不完，卖也不能卖，一些老果农被逼得去要饭。甚至有的村干部，为了完成收购橘子的指标，竟强行拿走，一个老太太用来换油盐的橘子。这令他很难过：“死命令是我们下的，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经过深思熟虑，他大胆做决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剩下的橘子，哪里价高就到哪里去卖……有了县委书记支持，外地人纷纷来收购橘子，果农收入是多了，但却直接导致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橘子任务没有完成。1981年《人民日报》发文，点名批评他，“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橘农都吓得不敢再种橘子，他却鼓励大家：“不用怕，继续种！继续卖！”还敢不听话？这可是要掉乌纱帽的！可胆大的他，却觉得只要有益于群众，任何事都值得去做：“我就从老百姓利益出发。”1982年4月，他被调到义乌担任县委书记。这个消息却吓坏了他的老母亲，母亲着急得直落泪：“你犯啥错误了，为啥把你调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义乌是出了名的穷，人多地少田又薄，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义乌也是出了名的“乱”，每天告状信不断，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去了，他说：哪里需要我，我就往哪里去。而他迈出的这一步，给义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一大步。图：谢高华（右二）等他来到义乌，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头大”。他上任的县委大院有三个‘大’，伙食奇差的大食堂，桌椅破败的大会堂，再加对着宿舍窗户的露天大茅坑。夏天办公室绿头苍蝇成群结队，他就在嗡嗡声里，为告状信忙得焦头烂额，有人要提倡市场经济，马上就有人说继续搞计划经济。于是他出去调研市场，忙得连理发时间都没有。碰巧县里有家国营理发店，不过用他的话说：“我几点上班他几点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赶上下班没关门，他进去叫声老师傅，人家连理都没理他。后来，他找到一家私营店理发，店主不光手艺好，人也热情周到，他就一直在这个店理发。有人就拿这个说事，说谢书记连理发都不去国营店。他也不客气，在大会上公开表态：“这样吃‘大锅饭’的国营理发店，散伙越早越好!”义乌再穷再乱，他都有心理准备，但他再有准备，也想象不到：竟有一天被一个女人当街拦住。那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准备出门调研，刚走出县委机关大院不远，就被一名农妇拦住了。农妇呼天抢地要他主持公道：家当都被抄了，快要活不下去了。他没有把这个“胆大”的女人赶走，而是请她进办公室坐下。农妇为刚才的莽撞有点不好意思，语气温和了些说自己叫冯爱倩。图：冯爱倩展示与谢高华的合影冯爱倩问他：“谢书记，你知道鸡毛换糖吗？”这个，他当然知道了。每年农闲，义乌农民们肩挑担子走街串巷，用自家熬制好的糖块，换别家的鸡毛。这“鸡毛换糖”的交易，养活了义乌人祖祖辈辈。但在当时，这样的买卖法律不允许，被视为“投机倒把”，于是那些路边摆摊做小生意的人，总被赶来赶去。冯爱倩就是其中一个，“天天抓，天天跑，抓一次罚1元，两三天就白干了！”冯爱倩说，实在被赶的没办法，宁愿被打死也不愿饿死，于是她就拦他的车告状来了。他听完后想了想说：你去摆好了，我告诉有关部门，不给你关掉。有了县委书记这把“保护伞”，冯爱倩十分高兴，逢人就宣传：书记说咱们卖货不用再躲了！送走冯爱倩，他马上叫领导班子开会：尊重老百姓需求，开放义乌市场，让大家都来摆地摊。可当时政策不明了，不少干部怕担责任，顾虑重重。他直接拍板：地摊式的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出了问题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很快，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允许大家去摆地摊了！并由县政府发出通告。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冒险的尝试，竟成了打响中国商海革命的“第一枪”，更是后来义乌影响全世界的开端。小商品市场第一天开放时，时任省委陈副书记来视察工作，谢高华从早晨等到上午还不见人来，直到中午才看到陈书记，陈书记说，老谢啊，摊位太密人又太多，我的车一直开不进来。热闹的地摊式交易市场，让他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随后义乌县颁布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其中“长途贩运”，是当时法律明令禁止的，其他三项，也全都找不到法律支撑。但他只认准一条理：农民致富无罪，繁荣市场有功。为带帮大家致富，他甚至敢带领大家“钻空子”。他去调研，一个裁缝前来诉苦：“有几十个乡亲跟着我学裁缝，但招工5人就是‘小业主’，万一以后要打倒我怎么办？”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不要说是招工，说培训学生就没事了。”义乌人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好起来，可他看着路边摆地摊的小商贩，夏天被晒得汗流浃背，冬天又冷得直打哆嗦，他觉得很是心疼。于是1984年，他拿着贷来的50万，再加上县委的钱，凑到57万。在义乌火车站附近盖起了一栋，“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室内市场”。开张后人气高涨，2000个摊铺前，每天来交易的客商超过1万人。20年后，义乌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接着冲向全世界。2005年后，义乌小商品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认定为世界第一大超市。如今世界上40%的电子钟表、70%的饰品，85%的圣诞礼品，都是在义乌生产的。一个又穷又乱的中国贫瘠小县，从地摊式经济起家，到走上世界舞台，成为如今“买全球、卖全球”的“地球村”超市，谢高华，正是地摊经济的开拓者！每个义乌人，都因他走上致富之路，中国第一批百万元户在这里诞生，据2018年数据，上海人均收入57692元，北京57275元， 可义乌这个小县城，人均收入高达60773元，居全国第一！而当年身为县委书记的他，从不用权力为个人及亲友谋私利。他在义乌没有房产、没有商铺、没有一分小商品市场原始股。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只要我管的地方你就不能去，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在义乌谋便利。”因为他的大公无私，他的孩子们从小就过得很是“沉重”。谢高华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谢新彪在外参军）曾在1960年，中央要求大量精减城市人口，时任区委书记的他，带头将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下放到老家横路乡贺绍溪村，那一年,哥哥林海3岁、弟弟新彪两岁。哥哥谢林海(左一)谢新彪(左二)在儿子谢新彪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印象遥远而模糊。和父亲唯一的联系是逢年过节时，这个瘦高的男人会出现在奶奶家里。小新彪总是在奶奶催促下，怯生生地叫他“爸爸”。后来谢新彪长大到城里读书，彼时谢高华是衢州市委书记，可谢新彪发现，家里穷得竟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直到现在谢新彪都不可思议，“这种事情说出去没人相信，人家会认为是在讲故事，谁能相信县委书记家没有自行车?！”后来，谢高华将组织上分配的自行车，借给谢新彪骑，时隔多年，谢新彪提起这件事还格外兴奋：“那是我这辈子享受到最大的福利!”谢新彪和父亲谢高华父亲太忙了，谢新彪想起一些事，至今不能释怀。谢新彪结婚时，父亲没有出席他的婚礼。哥哥谢林海结婚时，父亲也没有露面。大妹谢芬和弟弟建彪的婚礼，同样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忙，见个面都不容易。”而那时的谢高华，正为义乌忙个不休，为官一地，就要造福一方，他愿意为此牺牲家庭，牺牲一切。可造福了义乌人的他，很快就告别了这里。历来改革者必然在争议中前行，从衢县的“柑橘事件”，到义乌的“小商品风波”，据说，针对他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袋。在义乌短短两年后，他被调任衢州副市长。历史上的衢州，曾有：“一年一小旱，三年一大旱”的说法。而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好水利，完成乌引。乌引水利工程难度极大，要跨过10条河流，打通18座山，搭建30多处大型建筑物。这样的工程浩大繁杂，他就亲自担任工程总指挥，多方奔走、上报专题、定审规划、勘察线路、登岩攀壁……为了乌引工程，他执着追寻了10年。他几乎把家安在工地，工友们说：“他白天和一起我们坐在泥地里，边吃饭边商谈工作，晚上和我们开会开到12点是常事。”一双解放鞋、一顶笠帽、一把雨伞、一双套鞋，是他办公室必备的“四大件”，因为不管炎热还是下雨，他随时都会去工地。谢高华坐在田间地头，和大伙开露天会议1989年8月，渠首枢纽工程举行开工典礼，57岁的他泪光闪烁：“有生之年，我要同大家一起，为工程建设作最后冲刺，退休也要退在工地上！”他没有食言，虽因年龄他不再担任市委常委，可又苦又烦的乌引工程总指挥职务，他放不下，他向市委请求，一定要亲手建成乌引工程！冬去春来五个寒暑，1994年乌引工程终于竣工，彻底解决了老百姓干旱困扰后，他才正式退休。事了拂尘去，深藏功与名。此后，他和老伴，住在衢州普通居民小区。体重不到90斤的他，坐在小区长椅上，头发花白，衣服有些破旧。他爱好书法，经常义务为大家写春联，人们只当他是个普通的老头，根本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义乌商品市场的领路人！谢高华书法那时义乌小商品已闻名全球，而听说过谢高华这个名字的人，实在太少太少。可是义乌人，却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第一届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开始，每年义乌商团都要迎他“回家”。2007年10月，他从衢州出发参加义博会，快到义乌时，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107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车上张贴着“饮水思源”四个字，打出的横幅是“谢天谢地谢高华！”来迎接他的都是义乌老板，他们因地摊式经济崛起而致富，他们永远感念他：“无论与他相识与否，我们都发自内心感激这位致富领路人。”大家请他坐奔驰，但他坚持坐自己的工作用车，这辆车很破旧，经常发动不起来。2018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会上，马云正巧坐在他前面，看到他，马云特意转身主动与他握手，两位同是浙江人，一位是，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平台的缔造者，一位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开创者。有人说，这是世纪一握，从传统零售的义乌，到电子零售的阿里，其实早已融合在一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浙江人永不止步的改革精神，更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2018年年底，87岁的他不慎摔倒骨折，住院后没多久，他的胃病又犯了，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可等他稍微好一些，仍在病床上翻看义乌商报。衢州义乌两地，陆续有人顶着烈日，赶来看望这位老人，当见到瘦得皮包骨头、还插着胃管的谢老时，有人还没开口，就当场掉了泪。每年的义博会，他都会来参加，可是2019年，他失约了......就在2019年10月23日，义博会开展的第三天，最悲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谢高华因病逝世，享年88岁。追悼会那天，民间自发组织送别车队，送别的人挤满了长街，还有的义乌人，一大早赶了140里路来参加。后来听说，有义乌商人筹款，要为他竖立一尊铜像，可不管有没有铜像，谢高华，早已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竖立起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试问，百姓谁不爱好官？总书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谢天谢地谢高华，敢作敢为敢打拼，他既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更是一位胆魄品格兼具的时代先锋！如今，这位敢吃螃“谢”，奋力攀“高”的老人走了，但他的芳“华”永留人间，中国地摊式小商品城，破“零”到“一”的“义乌奇迹”，必将永载史册！斯人已逝，风范永存，致敬！缅怀！谢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