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研究杂志社

中华志愿者网四川讯 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教材研究所下发《关于印发落实一线规则工作备忘录的通知》，确定由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社长郑疆对口联系都江堰市八一聚源高级中学和友爱学校，具体指导贺章勇校长和刘晓春校长，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主编付宜红具体指导都江堰中学教师王晓、塔子坝中学教师孙远林，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研究员李文辉具体指导北街小学教师宿杨。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领导将进课堂、进班级，帮助学校和校长教师发展提升，每年对“结对子”的学校和教师开展调研或访谈，深入沟通课程、教材、教学、评价等，并指导学校课题研究，指导提炼教育教学成果。课程教材中心、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为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落实一线规则，加强实验区建设，以“结对子”的方式密切与实验区联系，为实验区建设提供问诊把脉、指明方向、指导路径、推广成果等服务，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江堰实验区建设的稳步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1年1月9日，北京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在家中参加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 新能力活动复评答题，全程鹰眼系统监考。受访者供图“全北京最重要的BS活动，你准备好了吗？”“YCB复评就要开始了，线上测试、鹰眼系统监考”2020年岁末，北京小升初家长群里神秘“暗语”频出。培训机构老师和家长们心照不宣——又到了小升初孩子们最繁忙的时节。“BS”即“杯赛”，“YCB”意指“迎春杯”，一项北京大名鼎鼎的传统中小学数学竞赛。而这只是“民间”叫法。最新活动官方名称叫“2020-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初评在2020年12月5日结束，复评在2021年1月9日。同期进行的，还有“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思维挑战’冬令营”等。多位家长及业内人士透露，它们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华杯赛”、“希望杯”数学竞赛。长期以来，竞赛获奖的一纸证书被家长们视作小升初成功“上岸”、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筹码，而杯赛也因此热度不减，直至教育行政部门多次出台“禁赛令”。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课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随后，包括“迎春杯”“华杯赛”等在内的多项竞赛被叫停。2018年9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教育部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白名单管理。而上述竞赛并未出现在白名单上。“很多这类活动没有申请或没有通过白名单审核，很有可能改个名字不叫竞赛以避开白名单。”新京报记者多方求证发现“奥数”改名“思维训练”，答题变身为“闯关”，竞赛活动包装为“研学营”、“冬令营”等，上述赛事名称虽有变化，但主办方、组委会并未改变，仍会安排学生考试答题并评奖——奥数杯赛卷土重来。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中国教育学会（该机构受教育部委托负责竞赛活动的申报受理和初核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对这类活动家长要多斟酌辨别，可向教育部举报。培训机构代报，神秘的竞赛主办方“各位家长好，关于迎春&华数的报名链接出来了，北京市含金量最高的比赛活动，点开链接即可报名”2020年11月17日，北京四年级小学生家长杨女士所在的校外培训机构班级家长群里，班主任老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杨女士心动了。她点击进入报名页面，“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一行大字跳入眼中，页面顶部正中显示有两个logo，分别为“数学花园探秘”和“北青研学”，底部主办单位标注为“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整个报名过程中，没有任何“迎春”、“华数”字样。但该机构老师直接挑明：这就是原来的迎春杯、华数杯，并告知家长们：“这次的迎春&华数活动，初赛合到一起举办。进入初赛后，即同时获得迎春杯复赛和华杯赛复赛的资格。”活动页面截图。据悉，活动按年级进行，三、四、五、六、初一年级的考生可选择自己对应的年级报名，“各年级按一定比例的优秀生可进入复评”，报名费用520元。杨女士女儿顺利通过了初评进入复评。2021年1月9日早上10：30，孩子坐在电脑前，登录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复评系统开始答题。在她的斜后方，还支起一部手机，开启“鹰眼监考系统”作为第二视角，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出现在监控画面中。“这样没有死角。”杨女士告诉记者，在规定时间内，孩子不能出画面，家长不能进入画面，全程开启扬声器，所以也无法通过声音交流。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竞赛活动转为线上进行，为保证公平有序进行，“鹰眼监考系统”成为大部分主办方的选择。但主办方是谁，杨女士并不知情。她告诉记者，整个报名参赛过程中，报名、咨询等均是通过孩子参加的奥数校外培训机构完成，考试全部为线上形式，没有接触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她给孩子报名奥数班已有两年时间，每年学费将近2万元。2021年1月5日，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俱乐部在每个城市有多家会员单位，主办方会授权这些会员单位招生。和迎春、华数活动一样，希望数学活动也不接受个人报名。“例如北京，有北京工作站，北京工作站对北京的会员单位进行管理。报名须通过会员单位，我们总部这边不接受报名。”该工作人员告知，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在北京已有60余家会员单位，学而思、新东方、高思等知名教育机构均为其会员单位。“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俗称“华杯赛”）亦如此。2020年11月，微信公号“华数之星”发布通知称，启动2021“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但不接受个人报名。1月初，新京报记者联系到该活动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进行活动咨询，对方表示“一切等培训机构老师通知”。这也引发一些家长质疑。12月中旬，初赛结果公布后，一名对成绩存疑的家长告诉记者，“这个活动连主办方客服电话都没有，想咨询都找不到人。”迎春杯数度被禁、更名，从未离去在“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的初评和复评系统页面中，能够清楚看到“数学花园探秘”的logo。多位培训机构老师和家长指出，“数学花园探秘”即原“迎春杯”。迎春杯，北京教培圈当仁不让的“最有含金量的杯赛活动”。这项始于1984年的北京市传统中小学数学赛事，三十多年来数次被叫停、多次更名，“迎春杯数学科普日”“数学解题能力展示”等都是它的曾用名。知情人士透露，最知名的一次叫停，是2018年12月，在中小学生竞赛全面被叫停的背景下，北京市教委紧急叫停“ACM-ICPC青少年程序设计科普展示活动”。在多家辅导机构和家长们眼中，ACM就是“迎春杯”改名后的奥数比赛。“叫什么不重要。名字换来换去，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北京市初一年级学生家长程晚告诉记者，女儿五年级时曾两次参加该项活动，无论名字怎么改，多数学校、机构和家长还是更愿意沿用“迎春杯”的叫法。更名后，在他们为孩子准备的小升初简历上，通常都会在孩子所获奖项名称后加括号标注“（原迎春杯）”字样。数学花园探秘活动颁发的奖项证书。受访者供图在程晚女儿2017年领取到的获奖证书上，落款处有两个盖章，分别为“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委员会”和“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新京报记者登录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官网，简介显示，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有：举办不同类型的资优生学习讲座（竞赛类、中高考、自主招生类等）、资优生发现测试及中小学竞赛活动。网站还对中心的常规竞赛活动组织以及管理活动进行了说明。“在本中心下属：1、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2、迎春杯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3、数学花园探秘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涉及的比赛共计五项。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官网截图。2021年1月8日，新京报记者登录该网站发现，其首页“新闻公告”“历届真题”“杯赛动态”等栏目的信息更新均停留在2018年，点击“在线报名”“在线活动”按钮均无反应。然而，“成绩查询”服务仍在继续，输入考生姓名、考号等，即可查询“2020创新能力科普活动”“2020数学华夏”“2020春季网赛”等赛事的成绩。还可以查询历史赛季成绩，包括“2020赛季决赛”“2019网络活动”等。同时，“教练员等级认证”一栏也在保持更新。目前该中心官网显示，经过认证的教练员多达590余位，他们工作单位为各地的教育培训机构。记者注意到，其中不乏知名教育机构，包括学而思、新东方、朴新教育、立思辰、巨人学校等。天眼查显示，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成立于2014年，大股东陶晓永，持股比例51%，陈平持股35%，为第二大股东。网络公开资料显示，陶晓永有多个身份头衔，包括华杯赛主试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北京集训队教练组组长、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的创始人和推行者等。同时，陶晓永和陈平均为坊间传闻的“奥数十大名师”之一。“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称为“四大杯赛”，是小学领域知名度最高的全国性奥数比赛。“四大杯赛”在诞生之初，都是旨在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锻炼数学思维。此后，因为与小升初的“升学”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被裹挟其中，学奥数也逐渐失去其本意。虽然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要求“各类考级和奥数竞赛不作为升学依据”，禁令之下，仍有奥数比赛屡屡换“马甲”重生。变身研学营，华数原主办方卷土重来“终于上岸了。”2020年7月，拿到清华附中录取通知书的“海淀家长”陆先生长出一口气。尽管没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这张“offer”与奥数成绩有关，但陆先生还是认为过去两年几度陪女儿参加的奥数研学活动“值了”。“奥赛都禁了，所以办成研学的形式，找一个名堂包装起来。其实家长都心知肚明。”陆先生回忆，三次活动分别为2019年的“北青华数之星华罗庚金杯研学行夏令营”、“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精英研学夏令营”，以及2020年的“华数青少年研学冬令营”，最终孩子拿到理想的名次和证书。“一个孩子费用四五千元，家长陪同的话，额外费用自行承担。”陆先生指出，竞赛转型为“研学活动”后，费用也水涨船高，从几十、几百元飙升至几千块。另一名北京家长程晚则告诉记者：“去年两个比赛本来都想参加，但两个营的费用加起来要将近2万元，后来就放弃了。”陆先生向新京报记者透露，2019年夏令营举办地之一是长春，行程第一天晚上报到、安排住宿，第二天上午会讲两堂课，然后下午考试。“接下来的一天带着孩子在当地进行所谓的研学活动，去名胜古迹转一转，最后会公布成绩、发放证书等。”在陆先生女儿拿到的证书上，盖章为“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他说，少数孩子会晋级后续的“大师赛”，但对大部分孩子来说，拿到这个证书就够了——在小升初的简历上这将是家长最在意的一笔。那么，“华数之星”前身真的是中小学数学四大杯赛之一“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吗？二者到底有什么关联？记者了解到，在政府“禁赛令”之前，“华杯赛”相关活动信息均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华杯赛组委会”发布。2019年3月，该公众号发文称，“‘华杯赛’组委会率先在全国将比赛停止。经过近一年的酝酿与探索，‘华杯赛’组委会决定联合国内领先的专业研学国企机构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和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动将‘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简称‘华杯赛’)转型升级为研学旅行。”公开信息显示，该微信公众号账号主体为“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天眼查显示，该中心成立于2003年，张连杰担任经理、执行董事，吕洪民担任监事，股东包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王怀倜等。2019年3月关于转型研学的推文发布后，微信公众号“华杯赛组委会”即停止更新。同时记者注意到，同年（2019年）12月，一个名为“华数之星”的微信公众号注册诞生。“华数之星”首篇推文于2020年4月发出，宣布“自2020年开始，将启动‘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简称：华数之星大会)活动，努力打造成为一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面对中小学校外教育的大型数学活动。”同时指出，“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是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小学数学》杂志社、北京数学会普及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非竞赛类校外教育活动。公众号“华数之星”账号主体为“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亦成立于2019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张连杰，吕洪民也担任该公司的监事、股东。此外，“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的股东王怀倜担任新诞生的2020“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2021年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华杯赛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咨询，问及活动组委会是否有变化，对方表示“我们人员都没变”。天眼查对二者的查询结果。闯关游戏、思维挑战，希望杯玩起“文字游戏”2020年，除了“数学花园探秘”和“华数之星”，杨女士还给孩子报名了“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2020-2021‘思维挑战’冬令营”。杨女士告诉记者，该活动报名仅面向该年度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会员开放。“这个活动是会员制，要先注册会员才能报名参赛，会员费365元，非会员没有报名资格。”对此，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每年9月起交会员费，成为会员后，系统默认可以参加冬令营（免费），还可以参加两次投稿，好的作品会被推荐至国家级期刊《数理天地》，还可以获取学习资料等。该工作人员表示，2021年还将有一次夏令营，但原则上是“冬令营中获奖的孩子才有资格报名夏令营”。冬令营活动内容是什么？主办方在通知中表示，2021冬令营全部采用线上闯关的游戏形式。对于上一年“‘深度探索，思维挑战’冬令营——2020年的勇敢者游戏”活动的描述则为“这是2019年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以数学思维为核心的课外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一天的冬令营中快乐玩数学闯关游戏，挑战自我。”“闯关游戏”又是什么？记者从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发布的通知中看到，通知指出，活动“将在全国所有省市范围内继续采用国家在线考试平台举行同步线上活动”、“将采用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监查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和双视角鹰眼辅助监考系统”、“纸质证书和荣誉勋章将由会员单位在疫情后组织颁发”通知中多处出现“考试”、“监考”、“成绩”字样。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发布的活动说明截图。那么，“闯关游戏”是原来的“希望杯”数学竞赛吗？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主办方团队是同一个，但活动形式不一样了。”上述工作人员解释称，现在国家取消了所有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杯赛”，希望杯只剩下高中组竞赛通过审批进入教育部白名单。“现在中小学的杯赛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的。”另外他指出，现在冬令营也改为线上闯关的形式进行。当记者问及“闯关是不是答奥数题”时，对方称“我们只能说是思维挑战，把数学趣味化了一点”。记者“是不是考试？”对方答复称“我们称它为闯关”。记者注意到，2020年2月，公众号“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曾推送过上一年的“闯关”真题，题目共计40道。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面10道题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后面比较难，“但我们组委会的老师还是同一拨人。”中国教育学会回应：可向教育部举报这个冬季，不仅传统赛事“回归”，还有新的比赛出现。2020年，不少关注小升初的家长都听到了一个新的数学竞赛的名字：小禾杯数学大会。大会时间是2020年12月12日，仅限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孩子参加，初赛费用50元。目前，2020年第一届小禾杯数学大会初评获奖信息已开放查询，决赛也已经开放报名。记者在报名链接中看到，除了需要填写基本信息、所在的区、目前就读学校年级，还要填写目标学习、期待从哪个机构领取奖牌。对参加决赛学生收取报名费500元。活动报名链接中显示，“本次在线数学大会由湖南博林教育组织”。同时，报名链接中附有缴费二维码，微信扫描缴纳，收款方为昵称“小荷”（现已改为“大荷”）、真实姓名为“xx民”的个人。一个面向北京地区的比赛，为何主办方为湖南的公司？收款方为何是个人微信账号？不少家长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质疑，“一开始没敢报，以为是骗子”。但面对诸多竞赛，陆先生说，他在报名时并没有纠结：“要想让孩子上好学校，这个问题是逃不过的。”陆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小升初那一年，自己很焦虑，“一直上火，牙疼了一个多月。”陆先生女儿准备的简历做成了一个PDF文件，有22页。“证书图片什么的都要放进去，一份简历有好几十兆。除了奥数证书外，还要附上在学校获得的成绩，剑桥通用英语五级成绩，区三好、市三好、红领巾奖章等奖项，孩子的特长比如钢琴几级或者棋类艺术类体育类特长等。”目前，陆先生女儿已成功“上岸”，进入心仪学校读初中。陆先生暗自认定，虽然折腾，但这些数学竞赛没有白参加。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要求，“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主办方、承办方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竞赛活动成本。”开始全面禁赛。从2019年开始，教育部审核并公布竞赛名单，严控竞赛数量，所有进入白名单的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坚决做到“零收费”。2020年8月20日，教育部公布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共35项竞赛进入名单。而上文中提到的“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思维挑战”冬令营活动、小禾杯在线数学大会等比赛并不在白名单中。对此，1月5日，中国教育学会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上述活动均未通过白名单审核。按照教育部要求，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是不允许举办的。“有很多这种活动，没有报备或没有通过审核、不在白名单之内，很有可能改个名字、不称自己为竞赛，以避开白名单监管。”上述工作人员指出，对这类活动家长要多斟酌辨别，可以向教育部举报。“针对近日家长反映部分培训机构正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新希望杯’、‘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等竞赛活动的情况，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2020年12月24日，武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重申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禁令的通知》，明确将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培训行为，从严查处违规行为。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也发布重要提醒：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需审批才能举办，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与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挂钩。在诸多家长为一纸证书奔走的“竞赛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提醒恰逢其时。【奥数“杯赛”沉浮记】“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称为“四大杯赛”，是小学领域知名度最高的全国性奥数比赛。“四大杯赛”在诞生之初，都是旨在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锻炼数学思维。此后，因为与小升初的“升学”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被裹挟其中，学奥数也逐渐失去其本意。虽然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要求“各类考级和奥数竞赛不作为升学依据”，禁令之下，仍有奥数比赛屡屡换“马甲”重生。1984年“迎春杯”诞生，由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研究部主办、北京市数学会协办、中小学数学教学报承办，初衷是激发中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发现优秀的数学特长生。1986年为纪念和学习华罗庚，中国少年报社(现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简成“华杯赛”。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青年报学校工作部和华罗庚实验室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组织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2003年，第一届小学希望杯举行。1998年北京开始实行小学免试、就近升初中政策。不少家长开始把“迎春杯”等杯赛作为孩子进入重点中学的重要途径，同时，培训机构开始把各种杯赛宣传成“点招”的砝码。2001年“迎春杯”数学竞赛更名为“迎春杯数学科普日”。2002年首届“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中国少年数学论坛举办，该论坛由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 中国数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少年科学院组织。2003年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脱钩，“迎春杯”逐渐成为社会培训机构的赛事，影响力扩大到全国多个城市。同时“华杯赛”“希望杯”等杯赛乘势而发。同年，“走美杯”(“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开始举办。2005年1月4日 成为民间赛事的“迎春杯”因杯赛举办方没有事先获得北京市教委的批准，于初赛结束两天后被叫停，后更名为“数学解题能力展示”。2012年8月28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秋季开学“监管令”中明确提出，严禁奥数与中小学录取挂钩。2013年“迎春杯”被北京市教委叫停后，更名为“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但大多数机构还是 继续沿用迎春杯的名称。2018年2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明确表示，未经教育部批准，各类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不得冠以“全国”字样。2018年2月26日 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课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规定，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迎春杯”“华杯赛”等多项竞赛被叫停。2018年9月13日《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教育部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每年动态调整一次。2018年底北京市教委通知从2019年起“迎春杯”正式停办。12月7日，“ACM-ICPC青少年程序设计科普展示活动”被紧急叫停。多家辅导机构表示，ACM就是“迎春杯”改名后的奥数比赛。教育部评价，这一活动未按程序报经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同意，被认定为违规变相举办的学科类竞赛。2019年1月教育部公示《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四大杯赛中的“迎春杯” “华杯赛”“走美杯”三项数学竞赛均不在名单之内，而“希望杯”仅面向高中学生举办。2019年多项小学奥数竞赛转型为“夏令营”“冬令营”。有报道称，在游览、参观、研学背后仍是对超纲内容的考核与选拔。比如“华数青少年研学冬令营”、“YCB-DSS冬令营”(“迎春杯大师赛”)。而“希望杯”则转为付费在线测试。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提醒称，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清单制管理，未在清单上的均为违规竞赛。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广大家长和中小学生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巫慧 缪晨霞 刘洋 校对 翟永军

“奥数”改名“思维训练”，答题变身为“闯关”，竞赛活动包装为“研学营”、“冬令营”等。全文8710字，阅读约需16分钟 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巫慧 缪晨霞 刘洋 校对 翟永军▲2021年1月9日，北京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在家中参加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 新能力活动复评答题，全程鹰眼系统监考。受访者供图“全北京最重要的BS活动，你准备好了吗？”“YCB复评就要开始了，线上测试、鹰眼系统监考”2020年岁末，北京小升初家长群里神秘“暗语”频出。培训机构老师和家长们心照不宣——又到了小升初孩子们最繁忙的时节。“BS”即“杯赛”，“YCB”意指“迎春杯”，一项北京大名鼎鼎的传统中小学数学竞赛。而这只是“民间”叫法。最新活动官方名称叫“2020-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初评在2020年12月5日结束，复评在2021年1月9日。同期进行的，还有“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思维挑战’冬令营”等。多位家长及业内人士透露，它们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华杯赛”、“希望杯”数学竞赛。长期以来，竞赛获奖的一纸证书被家长们视作小升初成功“上岸”、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筹码，而杯赛也因此热度不减，直至教育行政部门多次出台“禁赛令”。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课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随后，包括“迎春杯”“华杯赛”等在内的多项竞赛被叫停。2018年9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教育部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白名单管理。而上述竞赛并未出现在白名单上。“很多这类活动没有申请或没有通过白名单审核，很有可能改个名字不叫竞赛以避开白名单。”新京报记者多方求证发现“奥数”改名“思维训练”，答题变身为“闯关”，竞赛活动包装为“研学营”、“冬令营”等，上述赛事名称虽有变化，但主办方、组委会并未改变，仍会安排学生考试答题并评奖——奥数杯赛卷土重来。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中国教育学会（该机构受教育部委托负责竞赛活动的申报受理和初核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对这类活动家长要多斟酌辨别，可向教育部举报。━━━━━培训机构代报，神秘的竞赛主办方“各位家长好，关于迎春&华数的报名链接出来了，北京市含金量最高的比赛活动，点开链接即可报名”2020年11月17日，北京四年级小学生家长杨女士所在的校外培训机构班级家长群里，班主任老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杨女士心动了。她点击进入报名页面，“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一行大字跳入眼中，页面顶部正中显示有两个logo，分别为“数学花园探秘”和“北青研学”，底部主办单位标注为“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整个报名过程中，没有任何“迎春”、“华数”字样。但该机构老师直接挑明：这就是原来的迎春杯、华数杯，并告知家长们：“这次的迎春&华数活动，初赛合到一起举办。进入初赛后，即同时获得迎春杯复赛和华杯赛复赛的资格。”▲活动页面截图。据悉，活动按年级进行，三、四、五、六、初一年级的考生可选择自己对应的年级报名，“各年级按一定比例的优秀生可进入复评”，报名费用520元。杨女士女儿顺利通过了初评进入复评。2021年1月9日早上10：30，孩子坐在电脑前，登录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复评系统开始答题。在她的斜后方，还支起一部手机，开启“鹰眼监考系统”作为第二视角，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出现在监控画面中。“这样没有死角。”杨女士告诉记者，在规定时间内，孩子不能出画面，家长不能进入画面，全程开启扬声器，所以也无法通过声音交流。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竞赛活动转为线上进行，为保证公平有序进行，“鹰眼监考系统”成为大部分主办方的选择。但主办方是谁，杨女士并不知情。她告诉记者，整个报名参赛过程中，报名、咨询等均是通过孩子参加的奥数校外培训机构完成，考试全部为线上形式，没有接触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她给孩子报名奥数班已有两年时间，每年学费将近2万元。2021年1月5日，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俱乐部在每个城市有多家会员单位，主办方会授权这些会员单位招生。和迎春、华数活动一样，希望数学活动也不接受个人报名。“例如北京，有北京工作站，北京工作站对北京的会员单位进行管理。报名须通过会员单位，我们总部这边不接受报名。”该工作人员告知，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在北京已有60余家会员单位，学而思、新东方、高思等知名教育机构均为其会员单位。“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俗称“华杯赛”）亦如此。2020年11月，微信公号“华数之星”发布通知称，启动2021“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但不接受个人报名。1月初，新京报记者联系到该活动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进行活动咨询，对方表示“一切等培训机构老师通知”。这也引发一些家长质疑。12月中旬，初赛结果公布后，一名对成绩存疑的家长告诉记者，“这个活动连主办方客服电话都没有，想咨询都找不到人。”━━━━━迎春杯数度被禁、更名，从未离去在“2020年-2021年度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的初评和复评系统页面中，能够清楚看到“数学花园探秘”的logo。多位培训机构老师和家长指出，“数学花园探秘”即原“迎春杯”。迎春杯，北京教培圈当仁不让的“最有含金量的杯赛活动”。这项始于1984年的北京市传统中小学数学赛事，三十多年来数次被叫停、多次更名，“迎春杯数学科普日”“数学解题能力展示”等都是它的曾用名。知情人士透露，最知名的一次叫停，是2018年12月，在中小学生竞赛全面被叫停的背景下，北京市教委紧急叫停“ACM-ICPC青少年程序设计科普展示活动”。在多家辅导机构和家长们眼中，ACM就是“迎春杯”改名后的奥数比赛。“叫什么不重要。名字换来换去，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北京市初一年级学生家长程晚告诉记者，女儿五年级时曾两次参加该项活动，无论名字怎么改，多数学校、机构和家长还是更愿意沿用“迎春杯”的叫法。更名后，在他们为孩子准备的小升初简历上，通常都会在孩子所获奖项名称后加括号标注“（原迎春杯）”字样。▲数学花园探秘活动颁发的奖项证书。受访者供图在程晚女儿2017年领取到的获奖证书上，落款处有两个盖章，分别为“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委员会”和“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新京报记者登录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官网，简介显示，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有：举办不同类型的资优生学习讲座（竞赛类、中高考、自主招生类等）、资优生发现测试及中小学竞赛活动。网站还对中心的常规竞赛活动组织以及管理活动进行了说明。“在本中心下属：1、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2、迎春杯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3、数学花园探秘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地区管委会职能和工作”涉及的比赛共计五项。▲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官网截图。2021年1月8日，新京报记者登录该网站发现，其首页“新闻公告”“历届真题”“杯赛动态”等栏目的信息更新均停留在2018年，点击“在线报名”“在线活动”按钮均无反应。然而，“成绩查询”服务仍在继续，输入考生姓名、考号等，即可查询“2020创新能力科普活动”“2020数学华夏”“2020春季网赛”等赛事的成绩。还可以查询历史赛季成绩，包括“2020赛季决赛”“2019网络活动”等。同时，“教练员等级认证”一栏也在保持更新。目前该中心官网显示，经过认证的教练员多达590余位，他们工作单位为各地的教育培训机构。记者注意到，其中不乏知名教育机构，包括学而思、新东方、朴新教育、立思辰、巨人学校等。天眼查显示，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成立于2014年，大股东陶晓永，持股比例51%，陈平持股35%，为第二大股东。网络公开资料显示，陶晓永有多个身份头衔，包括华杯赛主试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北京集训队教练组组长、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的创始人和推行者等。同时，陶晓永和陈平均为坊间传闻的“奥数十大名师”之一。“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称为“四大杯赛”，是小学领域知名度最高的全国性奥数比赛。“四大杯赛”在诞生之初，都是旨在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锻炼数学思维。此后，因为与小升初的“升学”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被裹挟其中，学奥数也逐渐失去其本意。虽然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要求“各类考级和奥数竞赛不作为升学依据”，禁令之下，仍有奥数比赛屡屡换“马甲”重生。━━━━━变身研学营，华数原主办方卷土重来“终于上岸了。”2020年7月，拿到清华附中录取通知书的“海淀家长”陆先生长出一口气。尽管没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这张“offer”与奥数成绩有关，但陆先生还是认为过去两年几度陪女儿参加的奥数研学活动“值了”。“奥赛都禁了，所以办成研学的形式，找一个名堂包装起来。其实家长都心知肚明。”陆先生回忆，三次活动分别为2019年的“北青华数之星华罗庚金杯研学行夏令营”、“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精英研学夏令营”，以及2020年的“华数青少年研学冬令营”，最终孩子拿到理想的名次和证书。“一个孩子费用四五千元，家长陪同的话，额外费用自行承担。”陆先生指出，竞赛转型为“研学活动”后，费用也水涨船高，从几十、几百元飙升至几千块。另一名北京家长程晚则告诉记者：“去年两个比赛本来都想参加，但两个营的费用加起来要将近2万元，后来就放弃了。”陆先生向新京报记者透露，2019年夏令营举办地之一是长春，行程第一天晚上报到、安排住宿，第二天上午会讲两堂课，然后下午考试。“接下来的一天带着孩子在当地进行所谓的研学活动，去名胜古迹转一转，最后会公布成绩、发放证书等。”在陆先生女儿拿到的证书上，盖章为“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他说，少数孩子会晋级后续的“大师赛”，但对大部分孩子来说，拿到这个证书就够了——在小升初的简历上这将是家长最在意的一笔。那么，“华数之星”前身真的是中小学数学四大杯赛之一“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吗？二者到底有什么关联？记者了解到，在政府“禁赛令”之前，“华杯赛”相关活动信息均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华杯赛组委会”发布。2019年3月，该公众号发文称，“‘华杯赛’组委会率先在全国将比赛停止。经过近一年的酝酿与探索，‘华杯赛’组委会决定联合国内领先的专业研学国企机构北京青年国际研学旅行有限公司和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动将‘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简称‘华杯赛’)转型升级为研学旅行。”公开信息显示，该微信公众号账号主体为“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天眼查显示，该中心成立于2003年，张连杰担任经理、执行董事，吕洪民担任监事，股东包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王怀倜等。2019年3月关于转型研学的推文发布后，微信公众号“华杯赛组委会”即停止更新。同时记者注意到，同年（2019年）12月，一个名为“华数之星”的微信公众号注册诞生。“华数之星”首篇推文于2020年4月发出，宣布“自2020年开始，将启动‘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简称：华数之星大会)活动，努力打造成为一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面对中小学校外教育的大型数学活动。”同时指出，“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是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小学数学》杂志社、北京数学会普及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非竞赛类校外教育活动。公众号“华数之星”账号主体为“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亦成立于2019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张连杰，吕洪民也担任该公司的监事、股东。此外，“北京华杯赛少年数学教育发展中心”的股东王怀倜担任新诞生的2020“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2021年1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华杯赛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咨询，问及活动组委会是否有变化，对方表示“我们人员都没变”。▲天眼查对二者的查询结果。━━━━━闯关游戏、思维挑战，希望杯玩起“文字游戏”2020年，除了“数学花园探秘”和“华数之星”，杨女士还给孩子报名了“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2020-2021‘思维挑战’冬令营”。杨女士告诉记者，该活动报名仅面向该年度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会员开放。“这个活动是会员制，要先注册会员才能报名参赛，会员费365元，非会员没有报名资格。”对此，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每年9月起交会员费，成为会员后，系统默认可以参加冬令营（免费），还可以参加两次投稿，好的作品会被推荐至国家级期刊《数理天地》，还可以获取学习资料等。该工作人员表示，2021年还将有一次夏令营，但原则上是“冬令营中获奖的孩子才有资格报名夏令营”。冬令营活动内容是什么？主办方在通知中表示，2021冬令营全部采用线上闯关的游戏形式。对于上一年“‘深度探索，思维挑战’冬令营——2020年的勇敢者游戏”活动的描述则为“这是2019年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以数学思维为核心的课外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一天的冬令营中快乐玩数学闯关游戏，挑战自我。”“闯关游戏”又是什么？记者从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发布的通知中看到，通知指出，活动“将在全国所有省市范围内继续采用国家在线考试平台举行同步线上活动”、“将采用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监查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和双视角鹰眼辅助监考系统”、“纸质证书和荣誉勋章将由会员单位在疫情后组织颁发”通知中多处出现“考试”、“监考”、“成绩”字样。▲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发布的活动说明截图。那么，“闯关游戏”是原来的“希望杯”数学竞赛吗？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主办方团队是同一个，但活动形式不一样了。”上述工作人员解释称，现在国家取消了所有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杯赛”，希望杯只剩下高中组竞赛通过审批进入教育部白名单。“现在中小学的杯赛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的。”另外他指出，现在冬令营也改为线上闯关的形式进行。当记者问及“闯关是不是答奥数题”时，对方称“我们只能说是思维挑战，把数学趣味化了一点”。记者“是不是考试？”对方答复称“我们称它为闯关”。记者注意到，2020年2月，公众号“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曾推送过上一年的“闯关”真题，题目共计40道。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面10道题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后面比较难，“但我们组委会的老师还是同一拨人。”━━━━━中国教育学会回应：可向教育部举报这个冬季，不仅传统赛事“回归”，还有新的比赛出现。2020年，不少关注小升初的家长都听到了一个新的数学竞赛的名字：小禾杯数学大会。大会时间是2020年12月12日，仅限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孩子参加，初赛费用50元。目前，2020年第一届小禾杯数学大会初评获奖信息已开放查询，决赛也已经开放报名。记者在报名链接中看到，除了需要填写基本信息、所在的区、目前就读学校年级，还要填写目标学习、期待从哪个机构领取奖牌。对参加决赛学生收取报名费500元。活动报名链接中显示，“本次在线数学大会由湖南博林教育组织”。同时，报名链接中附有缴费二维码，微信扫描缴纳，收款方为昵称“小荷”（现已改为“大荷”）、真实姓名为“xx民”的个人。一个面向北京地区的比赛，为何主办方为湖南的公司？收款方为何是个人微信账号？不少家长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质疑，“一开始没敢报，以为是骗子”。但面对诸多竞赛，陆先生说，他在报名时并没有纠结：“要想让孩子上好学校，这个问题是逃不过的。”陆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小升初那一年，自己很焦虑，“一直上火，牙疼了一个多月。”陆先生女儿准备的简历做成了一个PDF文件，有22页。“证书图片什么的都要放进去，一份简历有好几十兆。除了奥数证书外，还要附上在学校获得的成绩，剑桥通用英语五级成绩，区三好、市三好、红领巾奖章等奖项，孩子的特长比如钢琴几级或者棋类艺术类体育类特长等。”目前，陆先生女儿已成功“上岸”，进入心仪学校读初中。陆先生暗自认定，虽然折腾，但这些数学竞赛没有白参加。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要求，“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主办方、承办方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竞赛活动成本。”开始全面禁赛。从2019年开始，教育部审核并公布竞赛名单，严控竞赛数量，所有进入白名单的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坚决做到“零收费”。2020年8月20日，教育部公布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共35项竞赛进入名单。而上文中提到的“线上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华数之星”少年数学大会、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思维挑战”冬令营活动、小禾杯在线数学大会等比赛并不在白名单中。对此，1月5日，中国教育学会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上述活动均未通过白名单审核。按照教育部要求，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是不允许举办的。“有很多这种活动，没有报备或没有通过审核、不在白名单之内，很有可能改个名字、不称自己为竞赛，以避开白名单监管。”上述工作人员指出，对这类活动家长要多斟酌辨别，可以向教育部举报。“针对近日家长反映部分培训机构正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新希望杯’、‘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等竞赛活动的情况，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2020年12月24日，武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重申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禁令的通知》，明确将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培训行为，从严查处违规行为。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也发布重要提醒：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需审批才能举办，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与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挂钩。在诸多家长为一纸证书奔走的“竞赛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提醒恰逢其时。━━━━━【奥数“杯赛”沉浮记】“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称为“四大杯赛”，是小学领域知名度最高的全国性奥数比赛。“四大杯赛”在诞生之初，都是旨在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锻炼数学思维。此后，因为与小升初的“升学”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被裹挟其中，学奥数也逐渐失去其本意。虽然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要求“各类考级和奥数竞赛不作为升学依据”，禁令之下，仍有奥数比赛屡屡换“马甲”重生。1984年“迎春杯”诞生，由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研究部主办、北京市数学会协办、中小学数学教学报承办，初衷是激发中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发现优秀的数学特长生。1986年为纪念和学习华罗庚，中国少年报社(现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简成“华杯赛”。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青年报学校工作部和华罗庚实验室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组织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2003年，第一届小学希望杯举行。1998年北京开始实行小学免试、就近升初中政策。不少家长开始把“迎春杯”等杯赛作为孩子进入重点中学的重要途径，同时，培训机构开始把各种杯赛宣传成“点招”的砝码。2001年“迎春杯”数学竞赛更名为“迎春杯数学科普日”。2002年首届“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中国少年数学论坛举办，该论坛由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 中国数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少年科学院组织。2003年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脱钩，“迎春杯”逐渐成为社会培训机构的赛事，影响力扩大到全国多个城市。同时“华杯赛”“希望杯”等杯赛乘势而发。同年，“走美杯”(“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开始举办。2005年1月4日 成为民间赛事的“迎春杯”因杯赛举办方没有事先获得北京市教委的批准，于初赛结束两天后被叫停，后更名为“数学解题能力展示”。2012年8月28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秋季开学“监管令”中明确提出，严禁奥数与中小学录取挂钩。2013年“迎春杯”被北京市教委叫停后，更名为“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但大多数机构还是 继续沿用迎春杯的名称。2018年2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明确表示，未经教育部批准，各类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不得冠以“全国”字样。2018年2月26日 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课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规定，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迎春杯”“华杯赛”等多项竞赛被叫停。2018年9月13日《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教育部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每年动态调整一次。2018年底北京市教委通知从2019年起“迎春杯”正式停办。12月7日，“ACM-ICPC青少年程序设计科普展示活动”被紧急叫停。多家辅导机构表示，ACM就是“迎春杯”改名后的奥数比赛。教育部评价，这一活动未按程序报经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同意，被认定为违规变相举办的学科类竞赛。2019年1月教育部公示《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四大杯赛中的“迎春杯” “华杯赛”“走美杯”三项数学竞赛均不在名单之内，而“希望杯”仅面向高中学生举办。2019年多项小学奥数竞赛转型为“夏令营”“冬令营”。有报道称，在游览、参观、研学背后仍是对超纲内容的考核与选拔。比如“华数青少年研学冬令营”、“YCB-DSS冬令营”(“迎春杯大师赛”)。而“希望杯”则转为付费在线测试。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提醒称，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清单制管理，未在清单上的均为违规竞赛。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广大家长和中小学生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值班编辑 康嘻嘻

12月3日-5日，由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40所高等师范院校的基础教育管理干部和附校校长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以“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示范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为主题，围绕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与问题、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如何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等问题展开研讨，共商教育大计，共话教育发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珠海市政府副市长李翀，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珠海校区管委会主任王守军分别致辞。田福元在致辞中指出，高等师范院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基础教育的公益属性，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学科专业体系，在对标中央决策部署、促进教育公平、科学谋篇布局、深化改革创新、理论研究与理念引领五个方面持续发力。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致辞李翀代表珠海市政府欢迎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珠海召开。他表示，近年来珠海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希望与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加强合作，不断提升教育品质。珠海市政府副市长李翀致辞王守军代表理事长单位欢迎各高师院校基础教育代表们的到来。他表示，面对党和国家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总体要求，高师院校如何发挥优势和特色，扎牢基础教育之根，研究好、服务好基础教育工作是一项重要命题。王守军倡议各高师院校要紧密携手，深耕办学治校实践、坚守师范教育初心、勇担立德树人使命，勠力同心绘蓝图，同向同行谋发展，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做出高师院校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珠海校区管委会主任王守军致辞在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提高立德树人水平”为题的主旨报告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陈东升指出，立足时代跨越式发展的新起点，基础教育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切实增强立德树人的针对性，系统谋划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陈东升作主旨报告年会上，由高师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联合中国知网共同打造的“强师在线”高师基础教育支持乡村振兴公益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号召各高师院校以学科为中心共享优质资源，拟面向全国832个脱贫摘帽县教师公益开放，服务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此外，高师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与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社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包括创办“高师基础教育研究”专栏等一系列合作内容，此次合作将扩大高师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和教研成果的宣传，实现教育和宣传“跨界”联合的新突破。“强师在线”高师基础教育支援乡村振兴公益平台启动仪式“高师基础教育研究专栏”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本届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采取开幕式主旨报告与分论坛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展开研讨。在为期两天的分论坛交流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国家督学、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执行会长孙霄兵，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等来自全国教育一线的专家领导对新时期高师院校基础教育工作、全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等论题进行理论剖析、经验交流。与会院校代表就2020高师研究课题、新时代学校治理、扎根扶贫一线以及激发办学活力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作主旨报告国家督学、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执行会长孙霄兵作主旨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作主旨报告从2013年到2020年，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聚焦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积极探索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示范引领全国高等师范基础教育工作发展。此次年会进一步深化了高师院校间的学习交流，搭建了高师院校与融媒智库间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明确了高师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的使命与担当，有效推进基础教育办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2月23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课题开题会暨都江堰实验区建设中期推进会在都江堰市召开。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研究员、基础教育课程杂志主编付宜红等专家组成员，四川省教科院院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涛，四川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何庆，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马海军，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都江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小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殷波，市政协副主席杨永奎，康定市教育局负责人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都江堰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市教育局机关科室、直属单位负责人，成都市常树计划派驻都江堰市学监和导师，各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四川省“名师工作坊”、成都市“名师工作室”、都江堰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等参加会议。唐小峰表示，都江堰市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站位，深入挖掘都江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体现都江堰精神的基础教育；要珍惜机会，各中小学、幼儿园一定要把握实验区建设的机会，实现自身专业发展的飞跃；要奋发有为，实验区建设要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江堰实验区三年行动计划》为指南，结合《都江堰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都江堰市名师名校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统筹推进，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厚的教育情怀和积极的创新能力，为实现“优教都江堰”目标奋发努力。《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社长郑疆宣读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对都江堰实验区申报课题《问道—都江堰育人模式探索》的立项批复。都江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代表课题组，就课题选题、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汇报了都江堰实验区课题前期的准备工作。原北京市光明小学校长、全国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特级教师刘永胜，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研究员，基础教育课程杂志主编付宜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苏君阳，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原副主任、市督学、特级教师胡新懿等专家对课题进行了点评。专家组认为都江堰市教育局主持申报的“问道—都江堰育人模式探索”课题紧扣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将都江堰本土文化和精神融入到区域教育改革实践之中，通过学校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育评价、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带动区域整体育人模式的变革，从区域和学校两个层面开展行动研究，体现了“扎根大地办教育”的思想，对探索区域基础教育育人模式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课题研究方案目标、思路清晰，内容框架基本合理，重点比较突出，研究步骤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课题的开展对促进都江堰教育走向内涵发展，整体提升都江堰教育教学水平具有积极意义。经专家组审议，一致同意该课题开题。建议课题组进一步提高研究站位，聚焦都江堰基础教育面临的真实问题，严格按照课题立项的初衷与目标积极推进，将课题研究与都江堰实际工作相结合，使课题研究的过程成为都江堰全市教育行政、教研、科研及学校校长、教师教育观念转变、教育教学专业水平提升的过程，确保课题研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都江堰市教育局局长李桦安排了实验区建设中期推进工作。他表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建设是都江堰市委市政府的重大部署，是促进都江堰市教育内涵发展、优质均衡的重大举措，是学校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重大机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全市教育系统务必高度重视，积极作为。要对标对表、明确责任，强化培训、锤炼队伍，课题引领、重点突破，健全机制，强力推动，确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建设取得实效。何庆宣读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课题学校名单。都江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殷波宣读了“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课题学校名单。马海军代表成都市教育局对都江堰实验区课题成功立项并开题表示祝贺。他强调，成都市教育局大力支持都江堰实验区建设工作，都江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实验区建设工作，都江堰市教育局要以实验区建设为契机，以课题研究为引领，以提高区域整体教育水平为目的，扎实推进实验区建设。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忠说到：“ 我们想通过都江堰文化的研究和都江堰育人模式的落地，把都江堰文化和都江堰课程建设、课堂改革、评价改革等等很好的有机结合，最后达到综合引领整个都江堰教育改革与发展。” 原北京市光明小学校长、全国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特级教师刘永胜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这个课题，紧紧扣住了都江堰文化，把都江堰精神融入学校教育和课程之中，既符合当前国家立德树人具体的要求，也能给孩子构建出有地域特点鲜明的一些特色课程，在这样一个课堂教学的改革下，相信对都江堰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杂志主编付宜红对都江堰课题给出了高度评价，她说道：“这个课题站位非常高，聚焦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课题把都江堰自身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着眼打造的是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和都江堰精神基础教育体系。希望都江堰以项目为载体，真正从都江堰学校入手，通过开展研究带动工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课题的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它的亮点。”据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为都江堰市教育改革创新搭建了宽广平台，都江堰市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实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江堰实验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 -2021年）》，加快推进全市教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为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贡献都江堰智慧，奋力开创“优教都江堰”建设新局面，为率先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和国际化生态旅游城市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监制/赵龙魁 主管/张 伟编审/邬京文 责编/王 绯 张艺舸编辑/周鸿雁 记者/韩晓曼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Dujiangyan Converging Media Center

2019年，为全面调查“三区三州”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状况，了解“三区三州”基础教育教研取得的成绩，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笔者所在的项目组对“三区三州”教研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深入西藏、新疆、四川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对部分教研机构负责人和教研员进行了现场访谈。调研显示，近年来“三区三州”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研员工作职责更加明确，教研员素质有所提升。然而，教研员缺乏、教研活动内容与形式仍需进一步清晰、教研员的进修培训有待加强等问题仍不容忽视。和大家分享一些值得关注的调查数据：“三区三州”半数以上的教研员没有主持过课题，只有4.5%的教研员主持过地区级课题，5%的教研员主持过省部级课题，1.3%的教研员主持过国家级课题；近半数教研员从未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超七成教研员平均一年以上才能接受一次培训，而参加培训次数的多少对教研员素质有显著影响，教研员参加培训次数越多，专业素质越高。教育教学指导和组织教研活动是教研员最重要的工作职责，教研员的研究和指导能力对于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上述数据，我们认为，当前教研工作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教研员队伍建设的步伐只能加强不能松懈。我们建议采取如下对策：加强教研机构建设，完善教研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教研体系。国家教研部门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专业引领全国教研工作，确保“三区三州”教研工作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全面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体要求，对省、市、县级教研部门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构建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协调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体系。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县级教研部门建设，确保县域教研工作的基本质量。中小学是课程实施的主体，要加强相应的学科教研组和综合教研组建设。重视专业机构引领作用。充分依托研究能力较强、教研成果显著的教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建立一批中小学学科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集聚专业力量，围绕深化课程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集中攻关，加强研究，发挥专业机构引领课程改革方向、破解课程改革难题的专业引领作用。鼓励基础教育教研发达地区的高校、教科研机构等通过对口支援、结对帮扶、组建教研共同体、优质资源共享等措施，加强对“三区三州”教研机构的帮扶。深化校本教研制度建设。要充分发挥教师作为校本教研的主体力量，建立平等互助的教学研究共同体；要组织教师围绕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实践性研究和探索，逐步提高教师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意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健全教研工作常规管理机制。各地要将服务教研作为教育行政管理的日常工作，明确教研指导责任区负责人，健全责任区工作制度，建立责任区考评机制。鼓励区域教研指导责任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倡导分片联合的教研活动，分享经验，共同发展。配齐配足教研人员，不断壮大教研力量。补足配齐专兼职教研员。国家支持“三区三州”通过设置特岗教研员、退休名校长或名教师担任教研员等措施壮大教研力量。各级政府要设置教育教研专门机构，根据学校幼儿园数量配备专职教研员，承担辖区内教育教学指导。鼓励各地聘请当地学科带头人、优秀校长园长、骨干教师、高校或科研部门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教研员，壮大教研队伍。制定教研员专业标准。通过科学研究与论证，国家制定出适宜、规范的教研员专业标准，明确合格的教研员应具备的基本专业素养和任职资格要求，为教研员专业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和导航。完善教研员准入制度，严把教研员入口关，建立教研员交流、退出机制。健全教研员管理制度。研究制订教研员选拔、聘用、考核和管理的标准和办法，确保勤于思考、善于实践、乐于钻研的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进入教研队伍，提升教研队伍工作水平与整体活力。强化人员进修培训，逐步提升队伍素质。将教研员纳入全员培训。设立专项经费，将教研员培训纳入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灵活采取顶岗置换、脱产研修、远程培训等多种方式，逐步提高教研员参加培训的时间和次数。设立教研员培训专项经费，鼓励和支持教研员参加专业培训。提高教研员培训质量。培训单位要在了解教研员学习需求的基础上，科学设置与实际需求相符的课程内容、形式、策略等，以参与式培训为主，灵活采用专家讲座、学员交流研讨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多样化的培训形式，提高教研员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培训的管理水平。培训单位要制定好培训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切实加强培训过程管理；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研员培训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及时收集、反馈其意见和建议；要注重了解培训后仍然存在的问题与疑惑，切实解决后续教研员培训持续跟进等问题。注重教研转型发展，全面提高教研质量。聚焦教研工作重点内容。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作为教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统领课程建设的研究，提高研究的引领作用。要指导学校依据国家课程方案，结合学校特点及“三区三州”发展状况制订适宜的课程实施规划，不断提高校长的课程领导能力。要聚焦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要素，为研究解决课程改革中的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要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构建教研指导责任区。各地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学校类型、数量、布局等，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教研指导网络，科学合理划分教研指导责任区，组建覆盖辖区内所有学校的教研责任区网络体系。改进完善教研工作方式。要根据“三区三州”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以及不同教师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采用主题教研、综合教研、网络教研、校本教研、连片教研等模式，积极探索结对帮扶、蹲点指导、课题带动、问题诊断等形式，深入探讨不同教研方式的流程、途径、策略、适用范围等，不断提高教研工作的效果。注重工作实践锻炼。教研员不仅要通过跟岗学习、实地观摩等深入了解实践工作，通过参加培训、自学、自我反思等积累实践经验，同时还要通过多参加教育教学调研、听评课、组织教研活动等不断丰富教育教学经验，逐步提高自身的实践指导能力。完善待遇保障机制，持续改善保障条件。提高教研员待遇。依法保证教研员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保证教研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加强教研的经费保障。政府要不断加大对教研经费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地设立专项教研经费，为教研机构开展教研活动、教师培训、学术交流等业务提供必要的教研经费支持。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和力量，共同参与教学研究工作，为提升教研工作质量和水平助力赋能。完善教研员表彰奖励制度。要完善重师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的教研员考核评价标准，在开展教师表彰奖励工作时，要制定教研员表彰奖励标准，并且教研员评优评奖要占一定的比例。（作者线亚威，系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教研指导处处长）（《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期）作者：线亚威

一颗充满热爱的心，是邵巍在教育领域几十年的力量源泉。用热爱开创事业 以责任对待教育——专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原秘书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前教育参赞邵巍“采访最重要的是缩短距离。”采访前夕，邵巍与记者分享了这样一句话，而他充满活力的语调，清晰的逻辑和有条不紊的回忆，还有富于感情的讲述，都确实让《留学》记者与他之间的距离消于无形，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四十余年教育领域工作的成就与心得，与他一道纵观教育领域，特别是国际教育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前景展望。从研究图书馆学到研究教育，无论在哪个专业领域，邵巍始终对事业抱持着一颗热爱之心，“只有心中有爱，才能包容差异，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成果，坚定地以智慧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回头细想几十年教育之路，“爱”是始终贯穿邵巍事业的一条主线，也是无比强大的驱动力。从学术到行政“立言”“立功”成就一生事业谈起当初投身教育领域的种种缘由，回忆往事的邵巍感触颇多，“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内心的愿望，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我进入教育委员会后，觉得能为全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把教育工作当成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使命，并非一句虚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邵巍留校工作，除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外，还与系里老师合作编著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出版，成为当时的博士入学参考书目，还被全国各地图书馆学本科、专科和在职培训等教学单位和各类图书馆采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让我认为做学术很有意义。”邵巍如是说道。其实，在编写这本学术专著时，邵巍就面临着学术与行政的双重选择。有机会进入中组部工作的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还是选择了《图书馆学概论》，“当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古训，‘立德、立功、立言’，那还是先立言吧，就选择了做学问。”将《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铭记于心的邵巍，很快又得到了“立功”的机会。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他进入了办公厅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行政之路，致力于推动国内教育保障和教育国际交流。以理念驱动工作以工作实现理念1989年5月，邵巍进入电教司工作，在此之前，他见证了电教馆大楼从立项到开工的艰难历程，还参与和调研了电视师范教育及农村教育改革“燎原计划”的工作。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他亲眼见证了农民通过远程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并切实运用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从我做电化教育开始，我就有一个秉承到底的理念—我们办教育一定要为受教育者服务，解决受教育者、教师队伍的问题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谈到自己的教育理念，邵巍将“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放在了第一位，“一句话，我们不是对过程负责，不是对空洞的原则理论和规章制度负责，而是对结果负责，真正地解决具体问 题。”秉承这一理念，从事留学服务工作之后，邵巍面对众多刚刚开始人生旅程的学生和家长们期待的目光，深感教育工作者肩担重责，“我们其实在指点学生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他看来，留学咨询不能随便对学生提出意见，一定要综合各方情况，以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的咨询。“我想，对学生负责和对国家人才需求负责其实是一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处理好每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也蕴含其中。因此，如何对国家未来人才需求负责，一贯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引导学生留学最重要的是衡量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梦想获取知识，学到服务社会的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争取家长的谅解、同意和配合，让他们观察自己的孩子，发现孩子蕴含的潜能，更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参与引进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时，邵巍发现，办学最重要的是五要素：学生、教师、课程、装备和管理。而在这五要素中，最核心的便是课程。在他看来，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而不是学生，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学生是课程的“用户”，课程的价值体现在学分上，而学分可以购买，因此课程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学生购买课程、修学分的过程就是一种服务贸易活动。“贸易的关键点在于，课程用学分体现，线上课程用课时体现，学生的学费购买的其实就是课程这款产品。评价办学的好与坏，看课程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产品的背后是生产者，因此师资队伍的素质极其重要，“我非常重视课程建设，不同学校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课程区别的背后是教师队伍的区别，优秀学校基础正是这两项要素。”人们常把教师比作蜡烛，比作照亮学生心灵的明灯，邵巍颇为幽默地说道：“但教育也需要人们不断往里添油，如果得不到支持，那这盏灯也只能熄灭了。”学生的购买力正是学生给教育添加的活力，教育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我认为课程是核心，因为它能够被用户接受，用户能购买它，它变成了商品，也就能长久地生存下去，用自己的光辉照亮更多人。”在这几条原则和理论的驱动下，邵巍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期间，不断推进行业标准制定，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及高等职业教育等工作，尽可能为所有受教育者找到光明的出路，其中辛苦不言自明，但他乐在其中。对邵巍而言，看似繁琐普通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位面。撰写博士论文时，他也曾举棋不定，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一位老师建议他将工作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留学领域，这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观念上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与对工作的热爱，让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受益无穷。“如果你能把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将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变成研究对象的邵巍，常常以研究者的角度从另一层面观照自身，“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作为社会角色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理解和处理事务，提炼出工作的本质属性，探讨工作的性质和结果。”正视问题 认清利害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留学行业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历程，对行业而言既是大好时机，也催生了不少崭新的问题。在邵巍看来，本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成功的留学机构和学校，都应当把握住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进入为一线留学人员服务的领域后，邵巍体会到留学中介作为企业，需要寻求经济效益，而创造经济效益也要依靠社会效益，一句话解释便是“没有钱无法生存，没有质量也不可能有钱”。在他看来，留学行业的从业者首先应当诚信宣传，同时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学生在国外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这时一定是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取信于广大客户，才能换来客户的信任和后续购买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正因此，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反对部分留学中介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只图“量”忽略“质”的经营方式，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对人负责”。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邵巍也看到，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到留学行业的整体标准制定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标准建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队伍建设、机构发展和行业内部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标准去衡量，做到有据可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拓宽，方式更为新颖，合作办学、线上教育等新型国际教育形式都影响着行业的发展，邵巍表示，“合作办学和线上教育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学生，他们将来的留学服务有哪些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需要咱们留学中介去考虑的未来。”谈到现下存在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对这场疫情，邵巍更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去分析。“从消极层面说，疫情扰乱了社会秩序，经济下行造成留学行业的巨大危机，由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影响着国际教育领域，这些都使得留学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学生往往也在此时出现新的迷茫情绪。”“但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社会的脆弱性和不足之处，从而催生下一轮的变革。”邵巍指出，教育领域的变革更为显而易见，“线上教育、合作办学都在蓬勃发展，从这个方面说，有利与不利是共生关系，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突发事件，把握自己的主动权，增强适应能力和预见性。”除此之外，邵巍还提出了留学的“外在拉力”和“内在动力”。出于财务原因，此时也正是国外院校迫切希望招收学生的时刻，必然促使国外院校尽可能吸引更多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从这方面来看，疫情对中国学生而言，其实是积极的拉力，“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学校的经济乃至学术、校园品牌，因此国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需要我们的学生，这一点要给予高度清醒的认识。”邵巍对留学行业的光明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告诉《留学》记者，我国的开放政策，学生和家庭的期待，也都推动着学生迈出国门。“人们都向往更好的教育和开阔的视野，这是不可否认的内驱力。这两个力合在一起，预示着留学市场的新平台和新时期，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采访摘要（Q：《留学》记者 A：邵巍）Q：在您的工作历程中，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哪些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A：首先我直接参与了留学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不辱使命。2003年，我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担任监事长，那也是全国首家留学行业协会。我们有两项成就，一是推出了诚信公约，参与我们协会的中介机构都要遵守诚信公约；二是提出了留学中介的主题年活动，包括规范年、管理年、协作年、服务年。从美国离任后，我着手成立了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大家共同着力于建设和提出行业标准，包括组织建设标准和中介机构服务的标准等，一方面用行业协会提出的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同时也让消费者有可以信任的、依赖的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机构。其次是国外学历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甄别国外学历学位的真伪，为用人单位提供依据。有些学生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资质问题，得不到文凭认证，我认为我们应当给学习者一个说法，我就与相关同志一起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的工作，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2000年后，我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流程，后来教育部设置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发起国外院校推荐名单，为留学做出了方向性指引，对留学成果提供了确切的保证，提升了留学效益和各单位用人的依据。最后，我也直接参与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从2003年开始，与留服中心合作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为高考落榜生找到另一条出路，只要拿到苏格兰国家大学认证委员会SQA的证书，就可以同时颁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这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开先河。现在留服中心仍然在做这个项目，让学生们实实在在地学到知识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此外，我也直接参与了留学服务的工作，从事举办国际教育展、招生等与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记者：张影）来源： 《留学》杂志157期

2021年1月10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十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此次研讨会既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所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学术年度论坛”第十讲，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学术活动。会议现场理论探索首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涛教授进行了题为《历史书写的数字化转向》的报告。王涛教授总结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变化，从最早认为数字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到近期发现数字史学促成了新的数字生产转型、能够改变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他认为数字人文带来的这些改变，对历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王涛在接下来的报告中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即数字史学中的数字化转型与史料外延的改变，以及跨学科与研究方法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时代正如德国学者茂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进行数字化的”。2019年，国家图书馆将2000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进行了收藏，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显示了史料的形态其实是多元的。可以想象，这2000亿条微博在被收藏之后，就可以进入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当中。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外延在扩大，历史学者也越来越可能实现“史料自由”。数字化技术也擅长将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关联。对此，王涛以一项美国历史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讨论。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图书馆借阅材料、借阅者身份信息、选举报告中的借阅者政治立场等几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如美国早期民主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而联邦党人者认同休谟、伯克等人的理念；两党人阅读对象的范围非常广，但如果对其阅读网络结构进行勾画，则可以发现两党人彼此之间虽有疏离，但又被一些阅读的内容和对象勾连在一起。这本来是很复杂的意识状态，但借助数字化方法可以进行清晰的描述。王涛也指出，数字化不一定就是好的，有“硬币的另一面”。有时有了数字化的材料之后，我们也许会只关注那些已经被数字化的材料，而忽视了那些没有被数字化的材料。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加拿大的学者当中，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突然有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一种十九世纪的报纸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在当时这种报纸受到了数字化开发。学者们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使用的材料，开始大量使用，反忽视了其它可能性，认为非数字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盲点。除此之外，王涛强调，普通意义上，我们认为数字化处理就是将文献进行扫描，进行结构化处理。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超越的角度进行理解，数字化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合作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这也和“新文科”具有联系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主席麦克尼尔所认为的那样，纸质文献为王的高峰时期已经消退了，历史研究要展开更多可能性，用更多方法、更多材料来进行历史解读。举例而言，用激光雷达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如还原玛雅文明活动范围。对此，王涛呼吁学者们应该跳出舒适圈，充分运用更多技术手段。某种意义上来讲，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正如麦克卢汉所讲的那样，“媒介即是信息”。数字史学帮助研究者创造了新的问题域，帮我们发现问题、打磨问题。但找出的问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对此，王涛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经过历史学者的继续研读和分析，基于学者的学识和立场展开解释，才有可能将研究进行推进。此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梁晨教授以《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历史：作为桥梁的数字史学》为题进行了报告。梁晨教授认为，数字史学发展到今天，学者们已经在概念与内涵、理论与方法、效用与限度等诸多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但是，在历史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些核心议题上，比如如何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将数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仍缺少研究与对话。在他看来，历史学者不必将数字史学视为异类似的新范式，实际上，它与传统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强的一致性。梁晨教授指出，史学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如果我们回顾现代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似乎存在一条线索，即微观史和宏观史的相互竞争及交替领先。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后，实证史学逐步大行其道。20世纪以后，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愈发细碎化的实证研究，这也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长时段和整体史成为学界热潮。再历三、四十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兴起，宏大叙事走向式微，微观史称谓新潮。直到最近的几年间，学界又开始反思微观史学。吉尔迪、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认为现在的微观史学完全抛弃了宏大叙事，是有问题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即“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百余年间，微观和宏观已有数番争锋，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历史学者力图沟通“求实”与“求是”的价值观和难以克服的困难。梁晨认为，过往学界主要是通过“拉长时段”和“拉低眼光”两种方法来平衡微观与宏观研究。这些方法固然有用，但取得的效果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实际上，在微观个案和宏观规律与认识之间，还存在中观群体。刘子健先生曾有言：“大题小作，未免可惜。小题大做，那又何必？”他认为唯有中层问题是“既可以从大处着想，又不会困于细项”的选择，所以史学研究应该走向中层，由中观来沟通宏观和微观，而数字技术或数字史学恰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效能。因为走向中观并非易事。中观研究既涉及到规模性的群体，也涉及到长时段，由此就产生了三维的分析数据，无论是资料的获取还是分析都具有很大挑战。但数字技术，特别是量化数据库构建，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思路。学者可以从大量史料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微观历史数据，这种微观历史数据既可能存在于结构化史料之中，也可以通过新技术方法去主动挖掘，比如从数据库的海量数据中挖掘人物数据等。这些微观数据本身可能没有结构，但被收集起来之后就成为结构化的数据集合，这种数据集合背后所反映的通常就是一个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群体，这为连续和深入的中观研究提供了可能。梁晨以自己所在的“李——康”研究团队近年来的研究举例，介绍了由不同数据库连接形成多代人物信息数据库，以及构建时间轴上的动态数据两种对历史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方法。梁晨指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要的目的都是观察“人”，观察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变化。他认为，虽然观察和分析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在“可能”的前提下，定量方法依然是一个最佳途径。要进行定量分析，就一定要有群体和时间轴，没有这两个因素作为基础，定量研究是无法开展的。中观数据库的好处恰在于能够在这个层面为我们提供帮助，特别是有了时间轴的概念之后，“变异”可以被连续被观察，这就可能会得到统计意义上的规律，从而可能促进史学理论的演进。如此一来，就能从中观的“求实”研究，走向宏观的“求是“研究。正如何兆武所讲的那样，历史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史实的认知，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量化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第一层面的问题，但正如王涛教授所言，第一层面问题的完成不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也不等于历史研究的完成，但仍然非常重要。有了新的史实认知，对于后一层次的理解可能会有帮助。当这种认知是连续的，本身就和理解与阐释更加接近，而不再依靠想象或更多跨越时，我们所做的历史阐释就更有基础。梁晨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数字史学更好地沟通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数字史学虽然是新方法，但它和传统史学的价值及目的是契合的，并且能更好地推动传统史学研究。在本单元的最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赵思渊副教授就《嵌入史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报告。赵思渊指出，早在2009年，中文学界就有许多对数字人文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进入制度性的学术体制之内，尤其是进入到文史学科的学术体制之内，相对来说比较晚。赵思渊表示，如何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嵌入人文学科的既有教学科研体系，如何在不同学科话语中论述数字人文方法的价值，令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各自学科推进原创研究，令数字人文项目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公开的评价，均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赵思渊认为，数字人文对历史学来说意味着研究环境的改变。无论是开发数据库、分析工具、专业软件还是建设数字人文研究平台，都是在改变研究环境。数字人文的方法与理念，也需要与人文学科的课程体系结合，真正帮助学生实现能力提升。掌握数字分析工具的过程的确有困难，面对未来更多样化的史料形态，这对历史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点痛苦但必须跨过的门槛”。他还指出，在“新文科”建设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数字人文关系密切，但具体应该怎样做，仍需要学者们一起寻找答案。在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论上，赵思渊指出做“中观”的研究时，所整理的数据可能已经包含了立场。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对于明清时期的史料，从非结构化的形态转换为结构化的形态，从描述性资料中提取数据，这本身就包含了研究者对史料的认知。除此之外，赵思渊还特别提到，史料数字化工作的根基仍然应当是史料学。在第一场讨论的点评中，赵思渊指出，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方法论，对于今后的历史学者来说，如微博、网络原生文本等都会成为史料，这和传统的史料形态有很大不同，但历史学家均要想办法进行处理。同时，历史学家也面对一个危机，即数字化的材料迭代、消散更快。如何保存数字原生文本，也是历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最后的讨论环节，王涛表示，历史学者的研究收获与使用的工具有关，使用数字史学的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会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有所区别。但数字史学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具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无论是《历史学宣言》、年鉴学派、数字史学还是具体到量化方法层面提出的长时段研究，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除此之外，王涛认为无论是量化史学、数字史学还是“新文科”，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都不是全新的，早在上世纪，就已有学者比如鲁滨孙认识到要将其它学科的知识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一方面，我们要把数字史学当成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它当成“万能药”。历史研究需要“对症下药”，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展开。他指出，正如梁晨教授所讲得那样，要把宏观、微观、中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未来的历史研究才是更有说服力的。梁晨则针对赵思渊提出的问题分享了个人的体会，例如跨学科研究开展时困难重重，成果如何认定、合作经费的支持等，都面对诸多限制；在和技术专家的合作中，大家理念上的冲突、对申请经费渠道认识上的不一致等等，也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新学科的发展方向都会有限制。但是，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学科总会发展，数字史学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就中国史而言，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史料都在被不断数字化。史料的样态已经发生改变，研究方法是很难不变化的，如果拒绝这种变化，反而可能影响自己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现在的生存环境，数字史学是必须要回应和关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培养下一代学者，就成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以南京大学为例，王涛在这个方面已有开拓性的工作。但这样的课程仅仅有一门显然是不够的，怎样建立一个培养体系，将不同学科纳入进来培养学生，将技术和史料的考定结合起来，都需要进一步考虑。蒋杰副教授就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补充。在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本科已经开设数字历史方法论课程，研究生亦开设相关课程。他认为赵思渊提出的“数字人文究竟是方法还是学科”，不仅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件要做的事。他认为对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学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机遇。数字历史未来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方法，但也可能成为一个“门派”。除此之外，数字人文的研究工具，比如GIS、R语言Python，历史学者究竟要不要学，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数据分析到底是自己做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做，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董建波副教授则认为，对于蒋杰提出的“要不要学”这个问题，他认为“学还是要学的”。对数据挖掘、文本结构化、史料量化等方面，如果不学，那么在阅读材料时，对哪些材料能用，哪些材料能挖掘就会无法感知。至于要学到什么程度，董建波认为能尽量学到什么程度，就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做计量分析要用到统计学，则要尽量达到统计学专业的水平，用ArcGIS，就要尽量达到地理学的专业水平。董建波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在研究完成之后，可以咨询专业领域的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检查，以纠正错误、获得建议。空间与历史第二单元的讨论围绕“空间与历史”这一主题展开。首先，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霍仁龙副研究员，以《基于GIS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重建与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到，一提到丝绸之路，大家想到的通常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出境的交通网络体系。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个热潮，但是现在由于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归于沉寂。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GIS平台，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4个时间断面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体系，并量化分析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古代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他的研究中主要使用四种资料。其一是历史文献资料。许多官私文献中记录了交通节点、交通路线走向，以及交通节点之间距离的信息，如唐代《云南志》记载了从成都到云南大理每一站的里程数。但是这个里程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现在的研究还很不足。其二是当代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等的研究成果，比如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方国瑜、蓝勇、陆韧、郭声波、杨正泰等几位老师的研究，这些研究考证出了许多汉晋至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节点和路线走向。其三是实地调查资料。现在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交通路线具体走向的记载较为缺乏，所以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复原也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其四是当代交通路线和遥感影像数据，如全国基础地理数据、谷歌影像数据等。除此之外，研究中还用到DEM数据。在这些资料的收集与处理之上，霍仁龙的研究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四个时间段的交通路线网络体系。研究还分析了自然环境，如海拔高度、坡度等因素对西南山区交通的影响。此外，霍仁龙还研究了古代交通里程的问题，比较了不同时期文献资料记载的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偏差值，研究了影响这些偏差值的自然影响因素。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余开亮助理研究员进行了题为《清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整合及地区分工模式的转变（1738-1820）》的报告。余开亮研究员介绍到，早在二十年前，学术界就有明清经济的“大分流”和“内卷化”论之争，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发展的增长还是无发展的增长。对于费惟恺教授所提出的广泛型、斯密型、库兹涅茨型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学术界已有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斯密型增长”。余开亮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在此之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明清“斯密型增长”何时达到极限；第二，在达到极限之后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表现。其中，“斯密型增长”的极限又可具体为市场扩展的极限，因此余开亮的研究通过分析市场扩张现象的过程，来研究“斯密型增长”的发展过程。余开亮提到，目前关于市场研究的发展，学术界主要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开展，他的研究同样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中使用了“清代粮价资料库”和CHGIS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相对价格法研究市场整合问题，通过GIS空间统计分析研究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并通过地区差价研究贸易动力和套利空间。研究发现18世纪后半期市场分割程度越来越严重、粮价与空间自相关性降低、地区之间贸易套利空间减小等结论。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的董建波副教授以《附寄人口与农家生计——1944年浙江新登县<户口清册>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董建波副教授及团队近年来在从事关于近代地权相关的研究。关于近代地权存在集中论、分散论、稳定论三种观点。董建波的团队通过对地籍册、地价册、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材料的比较，对浙江杭县和新登县农地产权进行研究，其结果支持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发现两地土地流转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董建波及其团队正在利用土地册记、地价登记、户地印图等，开展对更多地区地权配置、地权结构的计量分析。董建波指出，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数量、结构与土地经营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附居和寄居人口。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到的文献资料包括人口资料《户口清册》，土地资料《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通过对人口、土地数据的比对，分析附居和寄居人口特征和人口整体特征，讨论附居和寄居人口中各类家庭所占比重，以及附居和人口农户家庭生计等问题。他在研究结论中提到，附寄习俗都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性”安排，对于附寄人口生存、附寄主户家庭生计，以及区域农村经济都具有积极作用。在第二单元的点评环节中，董剑波副教授指出，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给出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交通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精确差异值、量化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使用不同截面的数据对同一区域长时段的交通线变化进行对比，其研究成果对于许多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霍仁龙则认为余开亮研究员的研究解决了一个经典的大问题，用量化方法呈现了怎样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达到“斯密型增长”的极限，以及达到极限之后有什么经济上的表现。研究中使用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对价格方法和地理学领域的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区域研究进行了结构，得出了具有创新性研究的结论。他进一步讨论到，在数字史学的研究中，要注意时间维度的运用，同时也应该将空间维度加入到研究中，以获得更有价值的结论。余开亮则认为，董建波的研究可以再注意基尼系数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其研究与传统地权分配研究的比较、以及阶层差异问题。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各位老师就数字化工作工作量、计算机代替人工建立数据库、OCR识别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文本与历史第三单元的主题为“文本与历史”。在本单元中，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欧阳剑教授首先以《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与应用实践》为题进行了报告。欧阳剑教授回忆，他对于古籍的数字化研究始于2013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那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古籍的数字化其实已经进行多年，学者对于古籍的开发应用，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理解。他的报告分别从“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古籍基础数据建设”、“古籍应用平台建设”三个角度出发进行探讨。欧阳剑首先介绍了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他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对人文数据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过去的古籍，侧重于“读”的一面，对古籍的“分析”是有限的。目前，在“读”的方面其实仍有可以发展之处，主要在于古籍全文检索、古籍存真阅读、古籍文献数的数据之间融合等。在此之上，则来到了数字人文的层次，侧重于文本化、数字化、知识化的研究。目前，古籍数字化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很多还集中在传统的阅读状态，知识较为分散。他自己的研究目标，就在于实现古籍数据多元化、整体化的研究对比与分析，用大数据的理念探索古籍文献研究方法，创建古籍分析工具及平台，并进行典籍知识化。在古籍基础数据建设方面，欧阳剑认为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之一，必须开发具有完整性、可计算性、重用性等重要特征的数据，以体现数字人文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差别。他强调，古籍的数据化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数字化，其后是文本化、数据化和知识化。在数据构建中，要考虑到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关系三个角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数据。他的研究，是从文本分析与挖掘、到古籍阅读、再到典籍知识图谱，慢慢放大，其核心在于古籍及其编纂者的数据，这些数据关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网络。除了在实践方面，欧阳剑也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进行数据复原并进行知识发现。目前，他的团队已经积累超过250万条古籍目录和22万条古籍信息。在古籍平台建设方面，欧阳剑及其团队主要关注“精读”和“泛读”的问题。他介绍到，平台建设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文学者古籍精度需要的同时，也辅助人文学者古籍泛读的要求。平台将图像、文本、数据和知识组织起来，支持古籍阅读、知识服务、量化分析、文本挖掘及分析需求。随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朱军研究员开展了题为《观点挖掘与情感机器：由AI诗歌的AI分析谈起》的报告。朱军研究员介绍到，他的这项研究缘起于一次参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经历。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他发现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其中数字人文可能是人文学者们重要的研究突破口。他的研究，关注如何从“情感机器”走向诗性语言之思。朱军指出，情感分析关注文章的观点，往往被作为一个“迷你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来理解，更加聚焦于限定范围，不需要“理解”句子或者篇章中的全部语义信息。而人工智能在学习诗歌语言时往往只需要理解到“属性级”或“句子级”，这也使得人工智能在“剪句”创作中游刃有余，而在“篇章级”的理解中能力较弱。此外，朱军对“情感机器”的维度和“心智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AI诗歌的技术进展进行了介绍。朱军认为，需要通过进一步开启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时的行为方式研究，使得人工智能在可能的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不断探索、熟悉、改进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打开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的拓展路径，才能促进学界对人类“知情意”的重新理解。本单元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蒋杰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人以群分：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群体传记研究》。作为由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安克强教授团队所从事的“近代中国精英人物”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他的此项研究需要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开展一个群体人物的研究。具体而言，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的一些新工具、新方法，提取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年龄、晋升时间、派系、教育背景、籍贯等基本信息，然后展开分析，并由此给国民党的军事将领绘制一幅群体“画像”。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检测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第三单元的讨论环节中，由王贺副教授对三位老师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圆桌讨论在三个单元的报告结束后，会议进行了简短的圆桌讨论。主持人蒋杰副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题目已经纵然已经缩小到“数字历史”，并划分为三个专场，但即便如此，各位学者相互之间形成理解和对话还是存在困难，这可能需要大家更多参与学术会议和撰写文章，深入沟通，来突破学术壁垒。王涛教授认为除了理论上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更多开展研究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梁晨教授表示，目前无论是做实证还是理论研究，大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例如对霍仁龙副研究员所提到的将空间因素放在时间序列中成为动态研究，他自己亦深有体会，对蒋杰教授的研究也很有兴趣。赵思渊副教授也表达了对动态历史研究的期待。霍仁龙副研究员表示了对本次会议的感谢，他认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案例分享，都使自己收获颇丰，并表达了对进一步交流学习的期待。余开亮研究员表达了对会议的感谢，并既期待更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出现，也期待上海师大数字人文中心未来有更多研究突破。董建波副教授表示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欧阳剑教授表示，交流机会来之不易，令人意犹未尽，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大家有更多交流。朱军研究员对跨学的研究表示了期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红网时刻8月13日讯（通讯员 刘维）8月12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地方调研工作座谈会在永州市教育局举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社长郑疆对永州市基础教育现状及一线教师用书情况等进行了调研座谈。永州市教育局主任督学杨兰荣、基础教育科科长欧阳军，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徐正祥，湖南省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课程》湖南工作站副站长谢龙等出席调研会。座谈会现场。会上，徐正祥院长向大家介绍了永州市一线教师的用书情况。他介绍，以前一线教师获取课程改革及教育相关信息都是通过互联网，网络信息虽然获取便捷，但准确性、权威度都不够。现在，更多老师选择通过《基础教育课程》这样的杂志获得专业、权威、前沿的教育教学信息，为他们的教学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交流互动。杨兰荣提出，希望《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发挥课程中心的专家优势，以杂志为引领，搭建起永州基层教育工作者与教育部权威专家互动互通的桥梁，帮助永州市一线教师快速成长，助力永州市基础教育事业向前发展。郑疆表示，此次调研，杂志社听到了基层一线教师的心声，接下来，将发挥杂志社、教育部课程中心的专家优势，在基层教师专业培训及基础教育教研等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更好地推介服务湖南基础教育。【来源：红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