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研究刊物

9月26日，由廊坊师范学院与廊坊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历史政治学科基础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廊坊师范学院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办。来自京津的基础教育研究专家团队、中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国内知名基础教育研究刊物主编，市、县（市、区）全部专兼职历史、政治学科教研员，市、县（市、区）初、高中历史、政治教师代表，廊坊师范学院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代表近1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培”专家库首批专家赵亚夫教授，杨村一中历史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名师领航工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龚玉玲教授，南开中学政治教师、天津市特级教师朱爱武教授分别围绕“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中学历史政治课堂教学”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从内涵剖析、复习课、实践教学等不同角度解读何为核心素养及如何培养核心素养。《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任鹏杰教授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以《教研与写作：探索何为更好的教育》为题进行了发言。四位专家的发言提供了理解核心素养的崭新视角，传授了培养历史政治学科素养的宝贵经验，提供了撰写基础教育研究论文的有效方法。此次大会共征集学术论文128篇，经专家评委会的评审，评选出一等奖25篇、二等级27篇作为参会论文进行交流。此次会议加强了廊坊师范学院与中学历史、政治学科教学、教研等方面的交流，开创了该校与廊坊市乃至京津冀基础教育合作发展的新局面，深化了该校师范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了区域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水平。【来源：《廊坊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9月26日，由廊坊师范学院与廊坊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历史政治学科基础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廊坊师范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办。来自京津的基础教育研究专家团队，中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国内知名基础教育研究刊物主编，廊坊市、区（县）全部专兼职历史、政治学科教研员，廊坊市、区（县）初、高中历史、政治教师代表，廊坊师范学院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代表近1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学校副校长赵学良、廊坊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建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赵学良介绍了廊坊师范学院发展历程及学科发展布局。他指出，廊坊师范学院为廊坊及京津冀地区的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被誉为“廊坊基础教育的摇篮”，学校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强与中学基础教育教学、教研的交流，聆听基础教育研究专家、中学一线教师的声音，不断推进师范教育上水平、上层次。王建华代表廊坊市教育局对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廊坊市基础教育与廊坊师范学院的合作表示肯定，对所有与会教师提出要求，教师们要着力提高课堂的育人效果、提高教师的育人能力、提高教师的学科素养。开幕式后，举行讲席教授聘任仪式。赵学良和王建华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培”专家库首批专家赵亚夫教授，杨村一中历史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名师领航工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龚玉玲教授，南开中学政治教师、天津市特级教师朱爱武教授，廊坊市教育局历史政治教研员、全国优秀教研员称号获得者彭亮研究员颁发讲席教授聘书。赵亚夫、龚玉玲、朱爱武三位教授分别围绕“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中学历史政治课堂教学”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从内涵剖析、复习课、实践教学等不同角度解读何为核心素养及如何培养核心素养，《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任鹏杰教授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以《教研与写作：探索何为更好的教育》为题进行发言。四位专家的发言提供了理解核心素养的崭新视角，传授了培养历史政治学科素养的宝贵经验，提供了撰写基础教育研究论文的有效方法。下午，大会进行分组讨论，与会代表对提交的论文进行陈述与评议。本次大会共征集学术论文128篇，经专家评委会的评审，评选出一等奖25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24篇。闭幕式上为获奖教师颁奖。此次学术研讨会加强了廊坊师范学院与中学历史和政治学科教学、教研等方面交流，开创了廊坊师范学院与廊坊市乃至京津冀基础教育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廊坊师范学院师范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廊坊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水平起重要推动作用。

11月10日至12日，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织专家团赴静宁县调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专家团队成员有：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舆情评论总监、中教传媒智库负责人张以瑾；中教传媒智库特邀专家、创新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张才生；中教传媒智库特邀专家、无锡市滨湖区教育局副局长徐仲武；中教传媒智库特邀专家、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云岩区教育督导室主任卫功立；中教传媒智库助理内容分析师、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杨舒钠。观摩静宁德顺小学雏鹰管乐团的演奏11月11日，专家团在静宁县教育局局长赵宏军、副局长王彦军、原副局长孙辉等同志的陪同下，先后深入静宁县威戎小学、静宁县威戎镇下沟小学、静宁县城川镇高湾小学、静宁县城川镇中心小学、静宁四中、静宁县界石铺镇七里小学、静宁县界石铺镇高堡小学、静宁县界石铺镇中心小学、静宁县界石铺中学、静宁县实验小学、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静宁县德顺小学及静宁一中进行了实地观摩调研，并分别与调研学校校长做了座谈交流。在座谈会上，各校校长就各自学校办学情况做了简要汇报，并就教师队伍建设、学校文化内涵打造、学校课程开发构建、学校发展愿景规划等方面的困惑与专家们做了深入交流，专家们适时做了解答和指导。11月12日，中教传媒智库特邀专家、创新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张才生应邀为全县中小学校长、主任做了题为《基础教育面临革命性发展机遇》的专题讲座。调研结束后，专家组成员与静宁县教育局局党组及相关股室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对静宁教育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表示，静宁教育很真实、艺术教育很丰实、社团活动很充实、课堂教学很扎实，静宁教育的基因是红的，底蕴是厚的，样态是美的，品质是优的；但是，他们认为静宁教育的成果总结提炼不够、未来规划还不够清晰，这些问题是今后静宁教育提质增效的突破口，要把静宁教育当品牌来经营，让静宁教育的做法经验化、成果化、产品化，形成区域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教学管理体系，以此促进静宁教育生态化发展。观摩静宁阿阳实验学校民乐团来源：平凉教育

8月7日至8日，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大会在河南省临颍县新时代实验学校举行。来自部分地市学校的教师代表、临颍县公办学校教师代表、新时代实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家长800余人参加了论坛大会。这次论坛大会特意邀请了徐斌、刘金玉、许昌良、潘克辛等全国教育战线上的知名教育专家、教授、学者和优秀班主任前来授课。上午8点30分，参加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的与会人员全体起立，唱国歌、升国旗。主持人宣布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开幕。临颍县教体局、现代家居产业园管委会、新时代实验学校相关负责人和全国教育战线上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等出席了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开幕式。临颍县教体局副局长郭彦伟致辞。新时代实验学校董事长许尔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斌：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副校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全国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苏州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无痕教育研究所所长，江苏人民教育家工程培养对象，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特聘专家。曾获江苏省小学数学优课比赛第一名，全国小学数学创新课评比一等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500余篇，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500余次。徐校长在讲座中给我们传递了"润物无声，教育无痕"的思想观念，这是教育的至高境界，是一种充满人性化关怀的超凡的教育智慧。图为8月7日，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副校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徐斌与出席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的学员代表在一起合影留念。刘金玉：中国名校泰兴市洋思中学副校长，洋思经验创始人之一，国家级"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江苏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江苏省政府津贴，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江苏省333高端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教科研先进个人，全国赛课一等奖获得者、全国十佳语文教师。刘校长为我们讲述了如何打造高效课堂，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及时、准确把握课程进度。在教育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通过"四清运动"即堂堂清、天天清、周周清、月月清，不给学生留"问题"。吴晓萍：河南省登封清华园学校九年级优秀班主任。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以严谨的态度狠抓班风，把爱的甘露洒向每个学生。班主任的工作对一个班集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高尚的班主任就是一面旗帜，一盏灯，引导着所有学生健康成长。 吴晓萍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班主任，20年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现在登封清华园学校从事初中语文教学，连年担任九年级班主任且成绩优异。曾获得河南省语文优质课大赛二等奖、郑州市语文优质课大赛一等奖、郑州市优秀班主任、登封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拥有丰富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和班主任工作经验。 吴晓萍老师用朴实的语言向我们道出了他担任班主任工作，特别是初三一年来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幸福的过程。杨跃峰：河南省登封清华园学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初中语文优质课教师。常年从事毕业班语文教学工作，现任登封清华园学校教科室主任、初中部教务主任。多年来，杨老师一直不忘初心，始终用自己的真心、爱心和耐心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深得学生喜爱和家长认可。许昌良：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校长。广东省督学，广州好人，广州市基础教育杰出人才，广州市阅读推广大使，广州市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江苏省特级教师。全国科研型校长，中国长三角最具影响力校长、中国长三角科研标兵、无锡市名校长、无锡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无锡市基础教育专家，无锡市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许校长告诉我们：作为教师，工作中我们每天遇到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但老子告诫人们"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可见只有我们认真对待小事中每一个细节的处理，教育才能更好地走进学生的内心，从而丰润学生的灵魂，我们的工作也将会做得更完美。图为8月8日，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校长许昌良，与出席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的学员代表在一起合影留念。潘克辛：江苏教育集团常委委员，集团教师成长学院教师培训中心主任，2015年合办河南省新乡县清华园学校，任该校校长。作为教师，工作中我们每天遇到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但老子告诫人们"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可见只有我们认真对待小事中每一个细节的处理，教育才能更好地走进学生的内心，从而丰润学生的灵魂，我们的工作也将会做得更完美。通过两天来的2020基础教育论坛，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教授、学者的分享，专家们用智慧的语言，形象的表述，深刻的思考给我们带来启发的同时，更多的是语言和精神的享受，受益匪浅，为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有了学习的榜样，指明了方向。图为新时代实验学校董事长许尔明，在认真听专家教授们讲课时的情景。图为出席2020中国基础教育论坛的临颍县新时代实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合影留念。（图文：田 雨 张付庆）

刘献君，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院长。实践出真知，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陈志文：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当校长的很少，您可能是唯一一位。您觉得一线的工作经验，对您做教育研究有什么帮助？刘献君：我从1969年大学毕业至今，这50年都在高校行政管理一线工作。这是我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一线的工作经验对于我的教育研究帮助很大。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得出理论、结论，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由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这是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带有偶然性；必然则是客观事物的真理、规律，是事物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往往于偶然之中；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真理的认识。在这里举一个我工作中的例子。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把所有的文科放在一起，成立了文学院，我兼任院长。当时学校的文科力量很弱，要发展就必须取得理工科的支持，为他们服务。怎么服务？我提出，面向全校举办人文讲座。第一场讲座原本安排在一个中等教室，结果坐不下，临时换到了大教室。为什么大学生愿意听人文讲座？后来，这成为了我的研究课题。通过考察历史、了解学生状况、研究规律，我们认识到，大学教育不仅是专业教育，还要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学生的成长既需要科学知识，又需要人文知识，因此，在高校中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是必然的。随后，我们推出了大学语文水平达标考试。陈志文：当年我曾收到你们学校一位学生写的一封信，说他终于过了英语四级，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提笔给家里人写信，居然不会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说英语四级不过拿不到学位，但是语文不过关，为什么就拿得到学位呢？我记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你们学校正好推出了大学语文水平考试。我采访了当时的杨叔子校长，写了一篇文章——《重了洋文轻了中文》。（注：《中国青年报》载《重了洋文轻了中文——英语过不了四级，不给学位；中文水平不过关就可以拿学位吗？》）还获了一等奖。刘献君：对。后来，在教育部领导下，我们开始探索文化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我们的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并非某一个具象的东西。第二，文化素质教育起于知识、止于境界，从学习知识起步，但只有到了境界的层面，才能实现真正地融合。第三，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渗透性，要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要与其它方面结合、协调起来。陈志文：对文化素质教育理解到位很重要，不能简单化、标签化。刘献君：对。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逐步探索和推进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进入课程体系，这样才能持久，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学生，帮助他们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我申请了教育部的一个重大课题，联合几所高校共同研究，从国内外通识教育及文化素质教育的状况、问题、经验入手，探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特点、内容、体系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教材、开设课程。其次，开展社会实践。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工科老师提出，“花钱搞文化素质教育不如买点设备”，“你们文科老师的文化知识肯定比我们多，但思想品德不一定比我们强”。这引发了我们思考，知识不等于素质，从文化知识到文化素质的中介是实践。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社会实践，由时任校长的周济院士亲自抓，上半年给本科生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暑期开展社会实践，下半年进行总结交流。再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每位老师都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课程进行人文教育。当时，我兼教科院院长，组织教科院博士生、硕士生对全校100位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杨叔子、裘法祖院士，收集了大量生动的事例，形成了材料。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结合专业教育进行人文教育的八种方法：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看到我的文章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们的探索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很多老师确实做得好，比如后来到武汉理工大学任党委书记的刘伟教授，他把热力学和生命相联系，讲到没有热就没有生命；又比如材料学的一位老师，讲到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石；还有一位老师讲的美育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不懂得美就不懂得丑，不懂得丑就没有羞恶之心，没有羞恶之心何谈道德？这把美和道德的关系说透了。陈志文：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师在讲文化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去解读，非常有意思。刘献君：是的。文理其实是相通的、交叉的。刘献君 中国教育在线/摄高等教育研究得解决实际问题，支撑高等院校发展陈志文：清华大学今年校庆日有一个活动，研讨综合性大学如何办好教育学院。我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江波聊了这个话题，觉得综合性大学办教育学院，说小了，要能给学校发展提供支撑，说大了，要能给国家发展提供支撑，而不能自娱自乐，甚至只管发论文，那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在强调高等教育研究要以问题导向，要解决实际问题。在您这些年的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还解决了哪些从需求出发的实际问题？刘献君：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文章最多的，但是不太管用。这些年，高教研究刊物就是研究者看，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不看、处长不看、老师不看、学生不看，似是不结果的树。为改变这种状态，从2000年开始华中科大在全国推进了院校研究，研究每一所学校自己的问题，为其决策提供支持，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院校研究的开展，也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的过程。1999年，我接任高教所所长，我和张应强、沈红、别敦荣三位副所长探讨如何能办出特色。当时，中国有四个高等教育研究博士点，北大、厦大、华东师大和华中科大，北大以宏观政策研究为主，厦大以理论研究为主，高教研究对于华东师大而言并非重点。根据我校的高教研究传统，我们决定以院校研究为特色。2000年我们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和院校研究所，首先进行院校研究的探索，弄清院校研究是什么。从学习美国院校研究开始，探索中国特色院校研究，最终明确了院校研究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2003年举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学术会议，此后每年举行。2007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一直在全国推进院校研究。陈志文：说到这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做这么多年的研究，对学校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支撑作用？刘献君：我主要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开展研究，并将得出的结论写成文章、书，或者到高校作报告、咨询，从而对高校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针对高校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价相结合的观点；针对高校分类、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观点，后来成为了部分大学的类型定位，对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没有一流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的观点，提出学科建设要把握好方向、队伍、项目、基地四个要素，处理好内动力与外动力的关系等；针对大学德育研究，提出了大学生发展的三个规律、思想教育过程社会化、大学生第一个过渡中要解决四对矛盾（目标失落与确立、自我冲突与认同、理论困惑与选择、学习依赖与主动）、环境中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规律等观点；另外，针对大学理念、学校办学特色、大学决策、学校制度、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高教研究为指导 促成了华中科大的历史转型陈志文：您觉得，华中科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华中科大的崛起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它的价值是什么？刘献君：从朱九思校长开始，到杨叔子校长、周济校长、李培根校长等，华中科技大学历来有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朱九思、杨叔子先生都曾带过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李培根先生今年也开始带博士生。我曾总结过华中科技大学发展的七个关键节点，在每个节点上，华中科大都经历了抓住问题、开展研究、推进发展的过程。例如，华中科大发展的第三个关键节点是在1980年左右，由工科为主的学校转向综合性大学，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在全国工科大学里我们是最早办综合性大学的。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官博陈志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们也是工科大学里第一个办新闻专业的。刘献君：对，当时有人说，工科大学办新闻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新闻。陈志文：从一所单科性学校到各学科全面发展，可以说，你们是在别人调头之前，提前调头了。刘献君：对。学科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我们起初开始研究学科时，根本搞不清楚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课程是什么，多数人说不出来。其实，缺乏概念思维是我们在做研究时的一大毛病。因此，我们首先研究的就是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研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等，并以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学科建设。在这里，我以文科为例，讲一下华中科大的学科建设。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建设要经过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各阶段大体都需要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开始创建文科，很不容易。1994年以成立文学院为标志，文科进入发展阶段。当时，全校文科有7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2人，所有文科在一个大楼。到2006年，经过10余年的努力，全校文科已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省重点学科，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150多人，有8栋文科大楼。我们的文科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学校强大的理工科背景和优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每个文科学科都根据学校的理工优势，在学科交叉点选择了独特的方向，实现了重点突破。例如：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的大跨度交叉，开辟了“网络新闻传播”方向；经济学院突出了数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了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哲学系发展了生命哲学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努力，如聘请学术大师、引进年轻博士、开展科学研究、建设实验基地、修建文科大楼等，文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陈志文：总而言之，华中科大的文科发展都是围绕华中科大自身特色的。这种学科上的扩张是基于原来学科优势，不是盲目的，是在已有学科群的基础上再进行交叉融合。刘献君：对，确实如此。陈志文：您是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前辈之一，您如何评价潘懋元先生和朱九思先生？刘献君：潘先生和朱先生是好朋友，都很优秀，潘先生偏理论，更多地是从高教理论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朱先生偏实践，主要探索高等院校办学中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40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仍有难题需探索陈志文：在“985”工程实施期间，您曾有分管学科的经历。今天再回头看，您怎么评价“211”、“985”工程？刘献君：我认为“211”、“985”都非常好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比如“211”，一是明确了重点建设高校，二是开始重视学科建设。陈志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是有重点的进行支持，不搞大水漫灌，突出建设重点学科。刘献君：对，真正扎扎实实地把一些重点学科支撑了起来。“985”工程也是如此，进一步推动一些学科自行发展了起来。陈志文：对于今天的“双一流”，您又怎么评价？刘献君：“双一流”在“211”、“985”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综合，强调综合深化，强调中国特色，而且扩大了范围。陈志文：从我的角度看，“双一流”其实更强调特色。与“211”、“985”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增加了25所，而这25所里，除了宁波大学和河南大学，剩下的都是单科性学校。“211”、“985”高校基本是综合性大学，但“双一流”很明显强调的是学校的发展特色，导向是很明显的。刘献君：对。陈志文：再回到二十多年前，您经历过高校大扩招，您怎么评价？在大扩招之前还有一波院校合并，您又如何评价呢？刘献君：任何事都有利有弊，没有绝对好的事，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事。院校合并，我认为利大于弊。在这之前，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院校合并最大的好处是产生了一批综合性大学，有些学校在并校的同时也进行了学科综合交叉，这都促进了高校更好地发展，便于管理。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把有些相似的学校合并在一起，意义就不是很大。总之，有利有弊，利是主要的。对于大扩招来说，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但这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大扩招至少一下子把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提上去了。中国高等教育这四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契机，对国家民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志文：对。二十年前，我是坚决反对大扩招的，但二十年后，我坚决支持大扩招。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件事的评价是有差异的。很多人一直在质疑大扩招，认为造成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但就像汤敏先生说的，这是个伪命题，不能拿当时招的几十万人，来与现在招的几百万人来比。刘献君：是的。毕竟这么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国家今后发展的影响深远。而且，教育部也采取了相关措施，如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以保证基本教学质量。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给了我一个大课题，就是对大扩招进行调研、总结。我们发现，大扩招实施的这几年，高校增加的教学设备数量超过了前几十年的总和，使得教学质量有了基本保证。陈志文：现在高等教育强调“以本为本”，我的理解，这是对过于重视科研的调整，您如何评价？刘献君：对。强调“以本为本”，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对此，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国内高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学生不学，质量怎么提高？但现在我们谈外在原因多、喊口号多，没有实实在在去分析这里面的问题、原因，很少有人去真正研究学生成长的规律。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说明他没有强烈的学习需要。因此，既要满足学生需要，又要引导学生需要，这是教师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现在谈满足需要多，谈引导需要少。从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我就开始走进课堂去看，看一个两个没什么概念，看多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课堂上，学生的眼睛不亮，老师的课没有打动学生。我在教师座谈会上说，印刷术早就有了，现在又有了互联网，为什么还需要老师讲课？有的老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课程是需要设计的。对此，我们又重视了多少，研究了多少？我们对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陈志文：您觉得现在中国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还面临哪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刘献君：刚才提到的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是其中之一。另外，我觉得，中国高校的内部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高校管理也应该有质的变化。但事实上，我们的高校管理变化并不大。举个例子，高校管理结构分为校、院、系三级，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应以院为主，否则难以管理；但目前的情况是仍然以校为主，难以做到以院为主，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院太多。我曾对一所著名大学的二级单位进行过统计，包括学院、机关、直属单位，共102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大学设置了学部来对学院进行管理，又增加了一级管理体制，效果并不理想。陈志文：我也做了一个梳理，从1978年到现在，学校的管理机构越来越多。比如，过去一个学院或系对接10个部门，但现在可能要对接40个部门。刘献君：是的。高校的管理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再有，现有学科组织结构不适宜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学科交叉是创新的源泉，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理论互鉴等，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从而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但现有学科组织结构及制度导致人才流动、资源共享较为困难；评价的单一性也造成了考核评价的障碍。单一的学科组织结构与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在探索，但仍然没有突破。陈志文：您在文华学院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改变？刘献君：文华学院还没有到那种大的学术交叉的地步，我们的科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文华学院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从建校开始，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文华学院分为学院、学部、系三级，只设置了六个专业学部，每个学部所包含的专业范围比较广。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学科交叉打下一定的基础；二是为实现三级管理、以学部为主创造条件。因为二级单位少，权力配置相对集中，便于学部发挥作用，也便于学校统筹管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学的治理、管理距离决策科学化还有很长的距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大学决策的程序不健全、缺乏决策支持系统。原本，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理应担负这一任务，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我认为，大学应重视院校研究，建立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图源：文华学院官微只要目标明确，共同创造，就没有办不好的学校陈志文：您的专业是工科，最后做了高等教育研究。您觉得工科的学习对做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刘献君：我觉得有两个明显的帮助。第一个帮助是逻辑思维，工科的逻辑思维比较强，这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讲很重要。我发现，学生们论文的问题往往都出在逻辑上。第二个帮助是科学精神。我大学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200A可控硅研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成功了。在研制的过程中，要通过烧结在硅片上使某一个物质进行扩散，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否则电流无法控制。自此，“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句话，就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为了做好教育工作，我自学了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实际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满足研究需求，就用“功能的方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即研究到什么问题，涉及什么理论，就学什么理论，并且还要系统地学。不学哲学，不学黑格尔，不学马克思，怎么进行研究呢？我在指导学生时就说，“不能用无知去研究未知，要用科学理念去进行研究”。陈志文：您在高校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对您做研究有什么帮助？刘献君：这些实践经验能帮助我发现问题，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也更有底气了。另外，也给了我背景支持，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对高等教育管理有所了解。陈志文：也就是问题导向。换句话讲，我们很多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给现实社会运行提供支撑或者帮助。在文华学院，您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实践，理论上对实践的影响应该更大，对吧？刘献君：是的。对于文华学院来说，首要一点，就是要把握住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的宗旨就是育人为本、质量第一，这也是我们学校保留的唯一一条标语。第二，在育人方式上，我们采取的是个性化教育方式。第三，文华学院是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而不是因为我是校长就去实践我的思想，当然，我会提出目标。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也要遵循三点：一是要把握住方向；二是要遵循规律；三是要有招数、有办法。在这里，我主要说说个性化教育，这是文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区别于其它学校的一个特点。文华的个性化教育是从偶然开始的。2005年暑期研讨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有170多位学生基本上不听课、10多门考试不及格，该怎么办？我说了一个办法：组织一个小组，我当组长，大家参与，与这170位学生一个个地谈心，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学？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真的一个个地去谈了，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学生都很愿意交谈。谈完以后我们对这170多位学生一个个地分析，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制订课表。后来，这些学生考试都及格了，还有三个人考上了研究生。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每个学生都不一样，是有个性的个体，这启发了我们的个性化教育。经过充分的准备，2009年，我们正式开始讨论怎样开展个性化教育。中国光谷首倡者黄德修老师说，个性化教育是我们文华人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责任，这个说法很到位。我们从发掘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开始，首先搞清什么是潜能，在此基础上，设置了潜能导师，正式开始了个性化教育。这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著名教育学者潘懋元、顾明远、叶澜、周远清、王英杰、钟秉林、瞿振元、丁钢、张楚廷、郭文安、王义遒、陈学飞等来校指导，帮助我们完善个性化教育，通过不断总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化个性化教育。现在，“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已经形成，即：三个关键点——潜能、立志、空间；三类学生——学术型、能力型、潜力型；三个一工程——一人一规划、一生一课表、一师一优课。个性化教育对学生成长发展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仍在探索、深化之中。来源：文华学院官微陈志文：从华中科大到文华学院，在这一转换中，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刘献君：民办高校有它的优势，机制灵活性强，但是怎么处理好和董事会的关系？在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怎么保障教学质量？这是有压力的。但我相信只要目标明确，每个人都参与创造，就没有办不好的学校。我们学校整体上凝聚力很强、很团结，老师学生都是有智慧的。有一位同学曾说，“个性化教育的起点是尊重学生，终点是学生尊重”。换句话说就是，当学校、老师尊重学生，学生就会尊重学校、老师。还有一位工科老师说，“个体差异是重要的教育资源”，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个体差异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大家互相影响。文华学院还有一个很好的亮点，叫“周日晚点评”：每周日晚上，老师、学生会对社会问题、学习问题进行交流，有时候我也参加，效果很好。陈志文：您上学是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后来长期在那里工作，现在来到文华学院。您觉得，这两所学校分别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刘献君：实际上，我经历了四所学校，但主要经历是在华中科技大学。1983年到1985年，我到襄樊，创办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后来去了中南政法学院，我是该校复校后第一任宣传部长。这四所学校，对我来讲都是有帮助的，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华科，给了我更广阔的视野。陈志文：如果时间允许，您准备把文华学院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刘献君：我七十多岁了，在文华学院做校长的时间大概不会很长。但是，建校之初，我就提出了一个三十年的规划。第一个十年是起步，把学校建起来，达到基本要求。第二个十年是发展，这个阶段的基本思路是优化结构，重点突破。第三个十年是提高，全面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学校成为高水平民办大学。

此前，中国博士后网站发布了《关于2020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选结果的通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通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申报和评审工作，最终确定了400名获选人员，西南大学尹首航是全国唯一一个统计学科入选人员。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简称"博新计划"，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新设立的一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旨在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拔尖人才的又一重要举措。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博新计划"结合国家实验室等重点科研基地，瞄准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遴选400名应届或新近毕业的优秀博士，进入国内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国家给予每人两年63万元的资助，其中40万元为博士后日常经费，20万元为博士后科学基金，3万元为国际交流经费。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成立于2006年，学院现设数学系、应用数学系、数学教育系、统计系、大学数学研究室、数学研究所；拥有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统计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数学、统计学均是重庆市重点学科与重庆市统计局共建重庆市统计分析研究中心。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倾注了极大心血，迄今已培养博士毕业生99人，硕士毕业生669人，本科毕业生8479人。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41人、硕士研究生191人、本科生1298人。在科学研究方面，数学与统计学院也取得了骄人成绩，学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基础教育研究6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0项，出版学术专著12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11项；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64篇（SCI收录260余篇）。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教育教学科研改革，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建立了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团结创新、富有活力的教学科研队伍。确立了崇尚理性，严谨治学；服务学生，适应发展的办学理念；凝炼了数通古今，学究天人的院训；积极倡导勤思精研，学以致用的院风和团结、勤奋、严谨、求是的工作作风。未来，学院将不断进取，努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素材来源：西南大学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在教育科研界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现状，如果要促进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繁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建议呢？希望下文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01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经历了学科化历程，从小到大、从较弱到较强，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别敦荣教授认为，现在每年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以万计，出版学术著作数以百计；数十家大学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更多；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数十种，入选CSSCI的就有近20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千所，尽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数缺乏精确统计，但粗略估计专业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陈武元教授认为，在我国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满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彰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价值。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沿着“两条并行而又有所交叉”（指“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的发展轨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路径，在世界高等教育园地中彰显了“中国学派”的气质，也形成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经验。02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833万，毛入学率上升到48.1%，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统计，全球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达到了2.236亿人，欧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889.83万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064.08万人。如此看来，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我国不仅超过了所有国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出北美洲国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欧洲国家之和近1000万人。这表明就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是无可匹敌的。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六所高校跻身100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产出具有滞后性，解释、指导、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快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有被实践推着进步的现象。比如，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的大行动往往不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倡导的，而是实际工作中先有动议，或者先做出来的。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较低，学科发展水平和成熟度不高。李国强副教授认为，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显得比较陈旧，第二代新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亟待生成。郭建鹏教授和周序副教授都认为大部分高教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思辨研究，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和分析较少，使用的方法不太科学，周序副教授还认为整个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滞后于基础教育研究的局面。二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的一致性还不够高，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感还不够强。邬大光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一直生存在教育学的“阴影”之下，生存在其它学科的“阴影”之下，生存在“一级学科”的“阴影”之下，自产生以来，一直没有摆脱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备，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任重而道远。三是囿于“学科”建制，具有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上还有所欠缺。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学科总体上是一种封闭式发展模式，无法做到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陷入学科体制的牢笼中。陈武元教授认为，囿于“学科”建制，一方面使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教研究逐渐变成“学院派”研究者的专属领地，由此导致高教研究者群体的思维方式相对单一且固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地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导致研究范式落后。此外，刘振天教授还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从事的高等教育研究与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职能部处和教学单位以及一线教师开展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行动研究或者经验研究存在边界意识不明确的问题，以致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时受到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的怀疑、批评和责怪。四是与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还不高。潘懋元先生指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土生土长，未免显得土里土气。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是难以达到世界水平。王洪才教授认为，我们传统的研究范式是拿来主义，是运用国外的教育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教育问题，对于自己创造的教育理论信心不足。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们在积极投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同时，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受到冷落；在积极引进国外教育研究成果的同时，教育理论的自主创新信心不足；在保持主题切换热点频出的同时，较少关注教育研究经验的继承积累；在高度重视成果的数量与形式的同时，有厚度、深度、力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在不断强调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教育研究过程与成果规范性相对欠缺。03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现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祥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理论建构、成果产出等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发展成为国家级高等教育智库，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近年来，教育研究院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研究院的学术队伍基本上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状态，如何保持教育研究院以基本理论研究见长这种学术特色面临着巨大考验。郑若玲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随着一些地处优势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同层次院校兄弟单位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发展，教育研究院以往的优势渐渐弱化，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依然需要持续努力。覃红霞教授认为，无论在发表文章、获奖、科研项目上，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不仅受到了传统师范大学的挑战，也受到了地方师范大学和地方大学的挑战。对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来说，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评估中科研项目靠后，八二现象严重，量化研究、混合研究等研究方法存在不足，未形成稳定长期的研究团队，跨学科研究不足，申请重大课题方面基础不足等方面。周序副教授认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存在整体合作，内部松散的局面。04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建议《意见》（即《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下同——编者注）中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等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注重学理逻辑和理论思辨，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积极搭建全国教育数据信息平台，建立全国教育数据公开共享机制；搭建全国教育调研平台，聚焦教育重大决策部署实施情况和重大现实问题，协同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等内容为教育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战略任务目标，规定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提出了总体目标要求。教育研究院教师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打造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立足中国大地，坚定文化自信潘懋元先生认为，要坚持文化自信，不忘初心。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效颦。邬大光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蹚”出自己的经验，总结适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经验，要以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 “中国经验”和“中国科学”，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理论的科学走向实证的科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潘懋元先生认为，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是教育科研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别敦荣教授认为，研究机构要大力加强专业化研究队伍建设，培育优势研究力量，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周序副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集中力量做基础研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需求陈武元教授认为，应坚持问题导向，以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徐岚副教授认为，要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科研服务实践，探索教育规律，引领教育发展。教育科研质量首先与选题相关，做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课题，本身也是研究质量的一种体现。注重研究方法，推进交叉融合郭建鹏教授认为，要注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陈兴德副教授认为，要努力形成重视实证研究的学术氛围，使实证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要在青年学者、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增加实证方法训练环节，以系统训练端正研究态度；要不断完善教育实证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增加实证研究的经费投入，提高对于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持力度。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应明确边界，强化跨界，共同推进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徐岚副教授认为，要体现教育科学研究多学科、多视野的特色，既在研究内容上体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又在研究方法上创新性地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推动方法上的融合，这也要求科研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和鼓励学科交叉。加强机构建设，培育研究队伍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形势向好不相吻合的是，研究机构的地位还不尽如人意，有的机构、有的学位点甚至面临被裁撤的危险。借《意见》发布东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完善研究条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水平。政府应遴选一批研究机构，采取专项支持建设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陈武元教授认为，高教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准确定位发展目标，要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机构建设理念，要根据发展目标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建设能够支撑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源，增加投入，尤其要根据机构的目标和任务，着力建设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数据库（不是简单购买现成的数据库），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再次要注重与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等建立起“政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机制，不断提升解决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各层面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复次要完善科研考核和人才评价制度，营造潜心学问、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拓宽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只有放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园地中才有意义。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野，积极鼓励年轻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要鼓励高等教育领域的全方位交流，不仅要加强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也要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二是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学者在国际教育组织中锻炼、任职，增强中国在国际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教育的声音。三是要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能力，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流趋势对接。四是要在项目、成果评价机制上有所倾斜，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合作提供更大的政策、经费支持。五是积极鼓励研究者在国外高等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办好《中国教育学前沿》等国际期刊，使之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教育的窗口。05推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在以上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建议基础上，教育研究院教师结合本院实际，提出了推动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回归高教学科定位，保持理论研究特色李国强副教授认为，在没有新的特色形成之前，最好保持和维护教育研究院基本理论研究的特色。务必要依靠团队合作，尽快打造出系列性的、有能见度、有显示度、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特别是要尽快把年轻学者向前推。进行综合制度改革，重视教育学科发展王洪才教授认为，应改革目前的教育科研考核制度，建立科研特区，让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工作发展。覃红霞教授认为，学校是否愿意重点发展文科，是否愿意适当对教育研究院在资源上有所倾斜，是否愿意从深层次上支持教育研究院的改革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学校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综合考虑，渐进推行，支持教育研究院在相关制度上实施更加灵活的绩效制度，如聘任制上实施高收入、研究员待遇，严格考核，实施更加灵活的聘任合同制度；加大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允许教育研究院在激励与奖励制度上更具有区分度等；实行更加宽松的兼职教授制度，重在考核与研究等。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促进教师科研发展郑若玲教授认为，老教师经验丰富、科研积淀也比较多，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平台发挥帮带作用，如果能采取“结对子”的方式，建立老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本单位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新老教师的交流互动，也能为联合攻关奠定良好基础。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应让教师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青年学者营造一种同侪学习的氛围和空间，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共同发展。注重研究方法训练，重视人才培养质量郑若玲教授认为，随着教育研究院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招生类型的多样，质量问题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才培养不外乎课程教学和论文写作两方面，对于前者，教育研究院这两年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立了听课制度，对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有一定帮助，但对于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的质量把关，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徐岚副教授认为，应促进教育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实证研究立足田野，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调研工作，需要经费支持。要鼓励教育研究者走出书斋，到实务工作中去锻炼综合能力。要信任研究者，给予其更多项目经费管理的使用自主权。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如何权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可能是个无解的难题，但对目前的我院而言，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搭建教育信息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共享王洪才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教育研究院一度做得很好，后来就荒废了。这个工作如何拾得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数据库平台，就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教育研究院要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就需要依靠这样的数据库平台。陈兴德副教授认为，建设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支撑教育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以高等教育信息化推动我们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时机还是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全面、系统、累积各级各类高校原始性数据与资料，不仅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而且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摘编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官网，原题为《教育研究院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综述》，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王玉梅、袁东恒。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学术志」，仅供教育科研学习，原文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

【编者按】本文受访者俞可平生于1959年，1988年于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副局长，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治理。代表性著作包括：《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转型中的中国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等。2006年10月推出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与当年末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较大社会反响。2017年10月28日，俞可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会客室接受北京大学校友、南京独立书评人许金晶专访，谈及自己的求学之路、对北京大学的评价、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等议题。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用。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一根北大的“筋”许金晶：北京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今年是母校120年校庆，也是您回北大的第三个年头。回母校的两年多时间来，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俞可平：我是因为喜欢做学问才回到北大的。刚回母校时我曾经说过，在目前的中国，“做学问没有比北大更好的地方了”。这其实就是我的真实感受。最主要的是因为北大有一种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许金晶：好像在前些日子您在北大有个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叫做“要有一根筋”，讲的就是北大的精神吧？俞可平：是的。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一根北大的“筋”。我所认可的北大这“一根筋”，就是对知识与学问的尊重，以及自由与宽容的氛围。北大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我们北大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民主、科学、自由和宽容，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灵魂。接续这个筋，是我们所有北大人的使命。北大人有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许金晶：就我所知，您本硕博是三个学校、三个专业，您能不能各自介绍一下本硕博期间受到的学习、训练和当时大致的情况呢？俞可平：这三个学校很不一样，不仅仅是我学的专业不同，更主要的是教学方式、学校氛围和教育体系都极不一样。我的本科是在绍兴师专，这个学校现在叫绍兴文理学院。我是1978级的学生。绍兴师专是在原先中等师范的基础上新组建的，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中学抽上来的，讲课跟中学生上课一样。但是老师们很认真，对学生也很尽职。学校扩大，原有的校舍容纳不下，就搬到了郊区，把那里的监狱腾出来给我们。犯人出来后，我们这些学生就住到“监狱”里面去，我在“监狱”里面住了三年。到了厦门大学就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大学了，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老师们开的课很多，我也是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我的专业是哲学，但也听了其他系的课，还学了普通物理学，成天在图书馆。厦门大学期间还有一个好处是受到严格的系统训练，有两门课程对我影响深刻且终身受益。一门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有一门就是我的导师邹永贤先生亲自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到北大读博士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大家都知道，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北大后，视野开阔了，遇到各种风格的老师，而且观点不同、相互碰撞。最主要的受益是宽容和自由。老师基本不管我，我觉得赵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当代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许金晶：那俞老师您能不能重点谈谈对您的博士生导师赵宝煦老师的印象，他在为人、治学、生活等方面对您产生的影响。俞可平：赵先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人，是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什么叫“新时期”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赵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是因为他原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教育。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他传承了钱端升先生和王铁崖先生的事业，钱先生和王先生是中国政治学和法学的创始人，那时候政法一家。五十年代政治学取消了，赵先生就转做马列研究，任北大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国际政治系恢复以后他又做系主任和亚非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我就跟着他读政治学博士了。赵先生在为人、治学、生活方面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是他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即君子精神，就是道德文章并重。不光做学问要好，做人也要好。在学术界，道德与学问其实未必一致，但我始终觉得一个学者应当承担两个责任，道德的责任和学术的责任，这一点深受赵老师的影响。赵先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可能也是北大的传统，即家国情怀。你可以做纯学问，但是你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好像社会现实跟你没关系，北大学者应当有一种对社会进步的深切责任。这一点赵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回到北大，更深切地感觉到，这其实也是北大的精神。第三个印象是，赵先生是中、西、马三者集于一身。这正好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中国传统、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赵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的教育，在北大工作后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最终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于一体。这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除了赵先生外，北大有一大批这样的杰出学者，如费孝通、罗荣渠、汤一介先生等。许金晶：在北大读博期间，对您个人的求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和飞跃，您现在又回到北大来执掌政府管理学院，您眼中的北大，包括北大之于您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北大的这些多元传统对您个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俞可平：北大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大学，不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所大学来，她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命运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北大成立以后，中国每一步重大的发展和转折，几乎都跟北大紧密相连，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改革开放的来临。北大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这种特殊的关系，形成了北大人特殊的情怀，即家国情怀。就是自觉地把自己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自觉地承担起一种推动国家进步的内在责任。就我的专业而言，北大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京师大学堂的时候两个学院，一个叫仕学院，一个叫师范院。仕学院就是我们政府管理学院的前身，当时就是培养清朝官员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大学，最初的二十多门课程中，有两门是政治学的课。后来改名北京大学时，就正式有了“政治科”和“政治系”。所以，中国现代政治学是在北大发源的。政治学研究，西方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许金晶：您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海外访学的经历，您能不能比较一下欧洲、美国的政治学研究跟我们现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之间的一个异同。另外，我们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要在哪些方面向西方成熟的政治学研究学习？俞可平：我的海外经历确实比较丰富。我在中央编译局的时候，承担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任务，出国访问讲学很多，还在多所国外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如德国的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大学、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美国的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因而比较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异同。中外政治学研究有很多共同点，特别是重点研究领域大体相同，都重视本国政治的研究、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我觉得首先的不同在于，欧美国家的政治学更重视基础研究，我们则更重视应用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强调智库，强调国际政治、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其实都是应用性的研究。而在发达国家，政治学基础研究特别发达，提出的许多政治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世界政治思想的潮流。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十分薄弱，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对策研究。比方说智库，智库其实是思想库，没有思想哪来好的政策呀？第二个区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学更重视定量研究，我们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第三个区别是，欧美国家基本上把政治学当作学术，跟现实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在中国，政治和学术有的时候很难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学术化程度不高，而政治化程度严重。这可能是三个最主要的区别。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肯定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学者绝不可能去照搬西方，别说照搬西方，照搬本国的传统也不行，照搬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但要善于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东西，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西方国家也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首先是学生培养，他们的课程体系更科学，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差距的。第二在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化程度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政治学的学术化程度普遍较高。第三就是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国际化程度不高，远没有掌握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我们要鼓励年轻政治学者多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发出中国政治学者的声音。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政治学教学研究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是我们建设“双一流”学院的重要内容。不把精力浪费在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许金晶：您现在到政府管理学院其实也是三种职责，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是承担学院的管理，再有一块就是教学这一块，您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俞可平：这三者之间，首先教学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型的大学，为什么都重视科研和学术成果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都这样，研究型的大学首先要重视研究。自己没有学问，很难成为学生的好老师。我经常跟学生讲，很多同学评价老师只看重老师的幽默风趣，其实，评价老师最主要的是知识和学问，是听了这堂课以后自己有没有增加新的知识。老师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要有研究成果。但高水平的学者，未必就是好老师。要成为一名好老师，除了自己有学问外，还要讲究教学方法。我原来在中央编译局的时候，只要有研究成果就行了。现在不行，我作为一个老师，最主要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要探索教学规律，讲究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更有效地接受知识。总之，教学和研究关系密不可分，但毕竟是两回事，研究做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但要真正教好书，首先要把研究做好。作为院长，除了自己做好研究讲好课之外，还必须把学院管理好。对我来说，这三者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自己的学问不行，讲课不好，做北京大学的一名院长就会非常困难；反之，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做管理与做学问也不是一回事，做好管理的关键是公道正派、照章办事和团结合作。除了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外，我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但坦率地说，我很轻松，大量的时间躲在书房做学问。两周一次院务会议，其实是工作午餐会。主要是放手让其他院领导负责，所以，我特别感谢院里的同事。许金晶：那您效率非常高。俞可平：是的，我特别讲究效率。也基本不应酬，睡觉又很少，从来都开短会，上学期的一次全院教职工大会都不到半小时。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聊的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尽管我担任了三个领导职务，还要主持好几个特大型研究课题，如“政治通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跟踪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制度与习惯”等，要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每年发表不少研究成果，但我真的觉得很轻松，既没有觉得压力山大，也没有感到忙不开身。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闲人，每天有时间看喜欢的影片，还有很多爱好，例如旅游、爬山、游泳、开车、种菜、玩游戏等等。我一直比较传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许金晶：俞老师，您作为大陆第一批博士，其实也牵扯到一个血脉延承的问题，所以想问问您这么多年在培养学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俞可平：这个很重要，培养学生，是我的责任。一个优秀的学者不光自己要把学问做好，也应当把自己的学生带好。培养学生这方面，我认为教书和育人是密不可分的。教书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育人就是培养成才。到了北大以后，我发现有些学者自己学问做得很好，但带学生真没带好。我们北大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但带出的学生就不争气，学问没做好，人品也不好，这就叫师门不幸。也有些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特别好，带出的学生个个都很好，道德文章都很突出。我自己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体会是，老师既要有责任感，又要有真才实学；既要传道释疑，又要为人师表；既要关爱学生，又要严格要求。总之，要让学生既有学问，又有道德。我经常提醒我的学生，不能去投机，不能失去底线。我也警告他们，如果失去道德和良知的底线，就会被逐出师门。在这方面，我一直比较传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许金晶：您对于未来的研究、教学，包括个人的生活，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呢？俞可平：作为一名老师和院长，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把学生培养好；同时，努力使我们学院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学院。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主要是做基础研究，现在我就把重点放在“天国的学问”上，即纯学术研究。以前是两者都做，但重点是对策研究。现在是以纯学术研究为主，主要是基础研究，以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持编撰《政治通鉴》，这部通鉴共分五个部分，即中外政治经典、人类基本制度、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和主要政治思想流派。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要举全国的政治学研究力量才能完成。许金晶：这是很有意义的。俞可平：非常有意义。做得好的话对中国的政治学和政治发展都会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北大很支持《政治通鉴》的研究，国内的政治学同行也很支持，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支持这一基础研究。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许金晶：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说您回到北大后就仰望星空，主要做纯学术研究，但树欲静而风不止。2006年末您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好评如潮，距今已有十一年，现在我们看到有人对此颇有微辞。您怎么看？俞可平：其实我从撰写此文开始，就知道必定会遭到少数人的忌恨，这些年也确实遭到极少数人的诘难。他们不敢直接批判和否定民主，因为民主毕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们就换着法子说，“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民主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笼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等等，不一而足。我一直不屑回应，因为这些言论不仅突破了汉语常识的底线，更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似乎在“民主”前面不加“好”字，那就会把“坏民主”也当作“好东西”。按此逻辑，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也都应改为“好民主”，不然就是把“坏民主”当作国家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常常想，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失去良知的底线。（本次访谈由访问者许金晶及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大众考古》杂志编辑孙海彦共同整理。）

金秋时节，又迎来了开学季。位于金井湾片区的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30名来自西藏的高一学生，他们将在平潭度过两年半的高中美好时光。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办学时间仅一年，如今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福建师大平潭附中一期规划招收六个年段二期招收港澳台学生“去年初一年级有四个班，今年学校初一年增加了一个班级。金井湾片区商业圈已显雏形，随着市民入住率提高，学生生源也相对增加了。”福建师大平潭附中招生办主任郑晓岚说。学校规划一期招收初高中六个年段，合计60个班级，3000名学生；二期招收港澳台学生。目前学校有初、高一和初、高二四个年段，合计22个班级，910名学生，包括来自西藏的30名代培生。全校教职工122名，其中专任教师101名，福建师大附中和福州时代中学来岚支教教师10名，台湾教师一名，硕士学历教师近60名，约占专任教师60％。福建师大平潭附中目前，该校有一名台湾籍音乐教师，参与学校初高中音乐课教学以及组织学校合唱团的排练等工作，台湾老师把其擅长的阿卡贝拉等渗透到平时的教学、校本课程、合唱中，富有教学特色。福建师大平潭附属中学蓬勃发展标志平潭基础教育进入新高度福建师大平潭附中的开办和发展对于提升平潭基础教育水平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重要意义。福建师大平潭附中常务副校长张敏表示，让岚岛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这是学校办学的最真诚的理念。福建师大平潭附中就是带着这么样的使命而来，发展定位为福建省一级达标示范学校。福建师大平潭附中文体馆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的创办，开创了实验区深层次合作办学的先例，一年多来学校建设与办学取得显著成效，在实验区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在实验区基础教育中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先前，平潭的初高中教育资源相对比较落后。福建师大平潭附属中学的开办，对于提升实验区基础教育水平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平潭基础教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实验室设备齐全（资料图）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金井新城建设的一个缩影。当前，实验区“大干120天 打好七大攻坚战”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游泳池（资料图）其中，打好金井新城建设攻坚战，就是要坚持“开发一片、成熟一片、见效一片”和“产城融合”的思路，推进金井新城生产、生态、生活的有机融合，统筹做好产业、人居、旅游、对台方面的规划设计，加强功能区之间的融合联动，尽快形成金井新城“产业特色鲜明、生活配套齐全、人居环境优美”的产业新城。18载育人岁月谱写人生华章前两年，得知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在招考高级教师之后，已经在他乡有着16年教师经历的杨海燕，毅然参加了全国调度考核，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回了家乡平潭。如今，杨海燕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教研室副主任，还是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首批认定的学科名师，被福建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授予首届“最美教师”提名。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谱春秋。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杨海燕既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从教18年，她用音乐启迪了无数的孩子，也谱写了自己的人生华章。杨海燕正在上课源于梦想扎根农村艺术教育16年一颦一笑，春风化雨，这是杨海燕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学生们对她最贴切的形容。9月12日上午11时，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高一三班的同学们迎来了高中生活的第一堂音乐课。课上，杨海燕和学生互动交流、示范教学，场景的描绘，气氛的营造，让学生闭眼感受、身临其境地教学……引发学生浓浓的兴趣。在她的带领下，音乐课真正“活”了起来，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成为了学习音乐的主人。杨海燕，平潭平原镇人，大学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选择扎根基层农村，成为了晋江市毓英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把青春和激情献给了农村艺术教育事业，这一干就是16年。多年的从教生涯，让她对于教育事业有着独特的见解。“我觉得教学生，首先要上好每一堂课。这堂课，你最先要感动自己，然后以感动自己的方式，去感动学生，让这种温度在学生和自己当中流淌。于我而言，音乐是源于梦想而响起来的。”带着这种梦想，2015年9月，作为福建省第17批闽宁合作的支教老师，杨海燕舍家别子，跨越三千公里，从福建到了宁夏，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三营中学，开始了一年的志愿支教生活。那一年里，杨海燕除了担任初一年段16个班级的音乐教学和校艺术团指导工作，还承担着指导青年教师的任务，努力为学校音乐教学带去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杨海燕告诉记者：“教师这个职业很普通，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每一位家长的期望，也是祖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孩子们时应该要存着一种敬畏感，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好。”2016年5月，临近支教期满，杨海燕果断做了个决定，主动请缨继续报名第18批的支教，申请再回到三营中学，并担任第18批支教队队长。两年的时间里，杨海燕用她的所学所悟，让这所落后的乡村民族学校渐渐为人们所知。杨海燕不仅为三营中学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组建起一支享誉全市的乡村中学合唱团，她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学校图书馆募集图书2846册、各类物资价值20万元，并争取到50万元财政拨款，极大改善了学校教学设施和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她在宁夏固原市发起音乐教师培训计划，更是开创了支教“既教学生，又教老师”的先河。就这样，两年的时间，从无到有，她带着三营中学的艺术组和社团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支教期间，杨海燕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燕往北飞”，用图片和文字关爱支教同行，展示支教精彩，感染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志愿者投身支教工作。在她支教的日子里，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爱笑了，爱唱了，也更加自信阳光。“当少言寡语的孩子站上讲台，面对全班同学大方歌唱，看着她们自信满满的样子，我瞬间体会到支教的真正意义。”杨海燕说。回乡从业将亲身经历融入日常教学2016年，支教期满的前半年，杨海燕在与家乡长辈聊天的过程中得知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在招高级教师，凭借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海燕参加了全国调度考核，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回了家乡。“大家都说你跑那么远去支援宁夏，为什么不回来平潭支援。听完之后，我就去了解了平潭在音乐方面的教育现状，刚好师大平潭附中正在招高级音乐老师，所以我就凭着蛮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杨海燕说。在师大附中平潭校区建设的初期，杨海燕放弃暑假，边办理调动手续边在学校，帮忙整理校务、打扫尘土飞扬的校舍，一忙起来就到深夜。就是这样一种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让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们也深受感染。“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亦师亦友，虽然和她合作的时间还不长，但每次跟她接触，都觉得她是一个很正向阳光的人。她会非常认真负责地上好每一堂课，会把自己旅游的所见所闻带回来跟孩子们分享，给孩子们介绍某一个地区的音乐，或是那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地理环境等等。这些亲身经历的东西，也让孩子们很感兴趣。”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音乐老师苏恩平说。“杨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而且让人感到舒服的一个人，她的音乐课总是能给我们关于很多音乐的启迪，而且会把她在外的所见所闻带给我们，让我们更加了解音乐这门学科。”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学生林腾越说。善教会思以满腔热血再谱人生华章回乡一年有余，在忙于投身家乡的教育建设的同时，杨海燕依然不忘宁夏的教育事业，时常和宁夏的音乐教师进行视频教研，不定期分享教育成果和理念。在她看来，不管身在何处，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做好本职，努力发光发热。“不管是教师还是别的职业，你如果想让社会承认你，想让周围的人敬佩你，最重要的一点是，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杨海燕说，“我觉得作为老师其实很平凡，就为了每节课上同学们的一句‘老师好’。因为教师平凡的每一天，其实都有可能成就学生非凡的那一天，然后期待有一天学生能够绽放，回来再问我们一声‘老师好’。”正如杨海燕的学生丁诗怡在文章《动听的音乐，动人的她》中写道：“附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这儿的音乐课。在此之前，我从未知道音乐课可以有这样的打开方式。我们的音乐课并不是练习唱歌，或是学习乐理，反而是从其他看似并不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事物中，去感受音乐的美。在杨海燕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发现了音乐其实藏在电影里、穿在旅行中、躲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之中。除了一位优秀的音乐老师，杨海燕老师还是一位人生导师，每节音乐课她都会温柔地给我们几句深刻的告诫，有些话在我看来值得终身铭记。”杨海燕告诉记者，目前，校园艺术团、课本剧、啦啦操等一系列校本课程都在稳步推进，下一步将计划成立工作室，做一些公益活动，带领其他年轻教师一起把平潭的教育事业做得更好。18年的从教经历，让杨海燕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不断提升。2013年至2015年，她主持的课题《流行音乐在传统课堂上的应用》，荣获教育部国家教师科研成果一等奖；先后在《福建教育学院学报》、《教育策划与管理》、《泉州市中小学继续教育论文汇编》、《中学课程辅导》、《福建教育》、《课程教育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教研论文数篇；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支教教师”，国务院扶贫攻坚奉献奖提名，固原市2016年度社会扶贫工作先进个人，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提名奖，2009-2011年晋江市“中小学艺术教育先进工作者”、2015-2017晋江市“优秀教师”，平潭综合实验区“优秀教师”等十多项各类荣誉，并荣登教育部“当代教师风采展”、中国教育新闻网“新时代教师风采展”、福建省“那些不平凡的园丁展”等。在异地他乡16年的教育经历以及两年的支教生活，对杨海燕来说只是一份平凡岗位的付出，而对于教育事业来说却是一项项不平凡的殊荣。用双手弹唱出动人的乐章，用双脚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她凭着一颗赤忱的心将动人的音符播撒在每个孩子心间。如今她又带着一身芳华和满腔热情，回到家乡继续投身美育建设，再谱人生华章。来源：平潭时报文字：余小燕 冯荣 林彤欣图片：念望舒 江信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