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市场调研

2020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中国教育报刊社基础教育中心（《人民教育》杂志） 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 联合研制《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自2017年开始研制，每年发布一次，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基础教育中心（《人民教育》杂志）、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联合制作，近年来在基础教育界已连续产生重大反响，成为引领、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份重要文献。年度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党和国家关于基础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教育部工作要点，以及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媒体视角对全年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和实践的最新动态、重要进展、重要观点、重要经验、重要问题等进行深入立体观察，以更好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成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020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由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分析、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中国中小学教育新进展新趋势、中国基础教育典型案例等四个子报告组成。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分析对全年基础教育政策背景、目的、举措、成效等展开分析，为基础教育战线宏观把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和主题提供参考；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对全年基础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帮助战线深入理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中小学教育新进展新趋势为首次研制，对全年中小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状况进行总结提炼，以帮助基层更好把握中小学校正确办学方向和改革发展的时代精神；中国基础教育典型案例对全年基层涌现的典型案例进行遴选推广，为中小学更好进行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鲜活经验和奋进动力。《2020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搜集资料时间为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报告研制过程中得到教育部有关司局的大力支持，得到全国各省级教育新闻宣传中心、教育报刊社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基础教育量大面广，我们虽然尽全力从决策部门、主流媒体、学术期刊、基层调研、公开征集、监测数据等多个渠道搜集、遴选资料，但因人力和水平所限，难免有缺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报告谨供业界参考。2020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分析2020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中国基础教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在多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取得重要成果。迎难而上，推进中央提出的基础教育交账任务和教育“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积极应变，成功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效实施“停课不停学”，在保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稳定教育教学秩序、探索大规模在线教育、弘扬抗疫精神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尽锐出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取得教育脱贫攻坚重大胜利，教育公平再上新台阶。坚守使命，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性实效性，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激发活力动力，提升育人质量，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胆突破，启动教育评价改革、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等深刻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导向性改革，克服长期制约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顽瘴痼疾，构建科学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和督导体系。回应关切，在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规范招生秩序、明确教育惩戒规则、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等问题上重拳出击，保障基础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抓牢关键，着力提升师德师风和教书育人能力，补上乡村教师队伍短板，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中国基础教育整体水平迈入世界中上行列，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5年将以建成教育强国为目标，未来5年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一、教育系统抗疫取得重大成果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教育提出巨大挑战。教育系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教育部及时作出了延期开学的决定，坚决防止疫情向校园蔓延，保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立即启动“停课不停学”工作，1000多万教师面向1.8亿中小学生开展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为缓解家长焦虑、稳定教育教学秩序、推动教育变革、弘扬抗疫精神作出重大贡献。（一）“停课不停学”保护师生安全健康，促进有序教学敏锐应变，及时制定“停课不停学”工作方案。2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与工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提出“四个坚持”，维护广大师生的安全健康，坚决防止疫情向校园蔓延。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的有力支持下，教师帮助学生选择适宜的学习资源，限时限量合理安排学习。2月27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要求大中小幼等开学开园时间原则上继续推迟。3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再次印发通知，总结推广各地前一阶段“停课不停学”的典型经验做法，特别加强线上学习指导，积极帮助困难家庭学生解决线上学习条件问题，密切家校沟通协作，有序、有效深入开展“停课不停学”工作。化危为机，精心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支持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后，教育部要求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高度重视师生心理疏导，普遍开展战“疫”专题教育，切实保障教育教学质量。同时，为了提高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教育部制定了《教师在线教学能力提升行动方案》，发布25项教师在线教学应急攻略，提供在线教学培训资源包。遴选推介了3期270个地方教师在线教学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支持成立“教师在线教育教学支持共同体”。4月15日，考虑到疫情的影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结合实际，主动协调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金融、税务等部门，统筹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制定民办幼儿园阶段性扶持政策。及时调整高考时间，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确保考试安全。（二）国家级资源平台为“停课不停学”提供强大支持和优质服务教育部2月17日正式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教育部与工信部建立了部际协调机制，协调网络运维服务企业确保网络云平台平稳顺畅运行。统筹网络和电视两个渠道，有力保障了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等无网络或网速慢地区学生居家学习，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截至12月31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达24.65亿，访问人次达20.24亿。（三）基层创造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线上学习质量多省份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引领，将伟大战疫精神融入课程学习和专题学习中。积极分析探究在线学习的特点及与线下学习的差异，努力防止照搬套用线下课堂教学方式、时长和教学安排，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加强学习指导。有的省份则对小学一二年级主要实行居家生活指导，多数省份规定了每次线上教学时间原则上在20分钟左右。各地普遍要求做好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特殊人群的教育关爱与帮扶工作。各省份还统筹用好本地资源和国家平台资源，27个省份开通了省级网络学习平台，为学生居家学习提供服务，并指导确有条件的市县和学校用好本地本校优质资源。（四）强化心理健康保障和抗疫精神教育普遍实施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专栏，从居家建议、情绪调适、亲子沟通、习惯养成等多个方面对师生进行指导。教育部发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业优势，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其间，教育部举办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学员1万名，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开展。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教育部与中宣部印发通知，部署2020年春季学期全国中小学集中开展“复学第一课”活动，组织中小学生上好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知识普及课。教育部会同中宣部制作了“复学第一课”专题片和主题MV宣传片。会同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秋季“开学第一课”节目，围绕“少年强，中国强”主题，以“团结、科学、担当”三个篇章普及防疫知识、弘扬抗疫精神。节目播出后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并形成多个话题词发酵。其中，主话题词#开学第一课#阅读量升至24.6亿，讨论量442.2万，位列微博热议话题第一，视频直播同时在线人数最高突破463万，同时登上全网热搜榜20个热搜词，全网微信10W＋文章共46篇，千余家媒体持续推荐。二、教育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教育公平加速迈上新台阶教育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高度重视教育脱贫攻坚工作。针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教育部党组成员平均每人负责联系7-8个县，进行指导、推动、督促。同时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教育部与有关省市专门签订备忘录，明确责任，形成合力。2020年，教育部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学生资助等方面持续发力，完成义务教育有保障重大政治任务。同时持续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教育公平加速推进。（一）完成义务教育有保障历史性交账任务强力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健全完善全国控辍保学工作台账管理系统，落实月报制度，实现各省份上报辍学数据、工作台账数据和扶贫部门掌握辍学数据“三统一”。着力解决因学习困难、外出打工、早婚早育等而辍学和随迁子女入学难等问题。强化招生入学源头管控，严防辍学新增反弹。制定调研指导“工具包”和“三个清单”（目标清单、责任清单、帮扶清单）政策举措，指导贫困地区打好打赢攻坚决战。督促各地抓住开学关键时期，全力开展攻坚行动。向7省（区）印发通知，督促制定解决“义务教育有保障”有关问题整改方案和具体举措。督促各省份加快化解辍学、大班额、大通铺等影响义务教育保障水平问题。对未摘帽贫困县开展调研指导，进校入村实地查看控辍保学工作情况，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应入尽入、应返尽返。截至2020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约60万人降至682人，其中20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已经实现动态清零，为实现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巩固控辍保学成果，教育部提出了五个长效机制，包括联控联保的责任机制、定期专项行动机制、应助尽助的救助机制、依法控辍的治理机制和办学条件保障机制，推动历史性解决辍学问题。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部印发通知，督促各地加大消除大班额工作力度，确保完成达标交账任务。针对大班额较为严重的50个县，督促“一县一案”完善消除大班额工作方案。加强对凉山州的指导帮扶和督促，截至2020年9月底，凉山州增加义务教育学位2.3万个、寄宿生床位2.5万个，大班额和大通铺现象得到有效缓解。督促各地以县为单位制定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开展全国乡村温馨校园评选活动，评出首批100所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例学校。加大对“52个未摘帽县”的倾斜支持力度，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及时下达2020年中央补助资金295亿元。截至2020年8月底，全国新建改扩建校舍2980万平方米，采购价值169亿元的设施设备，提前四个月实现“双过半”目标任务。城乡、校际差距进一步缩小。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质量。通过实名制管理、纠正截留克扣补助整治“回头看”、提高食堂供餐比例、杜绝餐饮浪费等举措保证应吃尽吃、纠正违规行为、确保食品和资金安全。2020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下达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231亿元，覆盖29个省份1634个县的13.6万所学校，受益学生总数达到3767万人。目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供餐比例为76.35%，比2019年提高了0.96个百分点。（二）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对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各地学前教育三期行动计划确定的政策举措，坚持全面部署调度与重点督办相结合，将普及普惠目标、城镇小区配套园和无证园治理作为重点督办事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基本完成治理工作，可提供普惠性学位超过400万个，总体上实现了2020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目标任务。将“实施完善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纳入2020年教育部“奋进之笔”攻坚行动计划，就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制定分工方案，不断提高政策保障水平。截至目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有20个省份出台了公办园教师编制标准。研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三）深入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统筹加大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实施力度，两个项目2020年度分别下达中央财政资金59.2亿元、15.2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扩大教育资源，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实施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指导大班额比例超过5%的22个省份制定出台了本地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推动各地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建立了生均公用经费制度，已有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达到了每生每年1000元以上标准要求。稳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四）显著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以上。同时扩大残疾人接受学前教育、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中央财政特殊教育专项补助经费每年投入4.1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和开展随班就读的普通学校办学条件。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基本实现县县有特校。实现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12年免费教育。自2020年开始，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新增“特殊教育”学科。推动高校扩大特殊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国培计划”和省培项目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积极推进部编新课标教材的编审工作。深入开展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规范推广工作。三、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高度重视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2020年，教育系统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针对性实效性，对准“五育”并举体系中的短板弱项，集中在创新思政课、整体布局劳动教育、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上精准发力，立德树人的蓝图更加清晰，制度更加完备，成效更加明显。（一）党建和德育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党建工作重点是开展中小学领导体制改革研究。持续加强党对中小学的全面领导，引领和带动基础教育战线加强政治建设，擦亮中小学育人政治底色。组织第四期中小学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丰富培训内容，线上培训学员6万人，线下培训学员150人，不断提升中小学党组织书记的政治素养和履职尽责能力。德育工作全年政策举措集中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着力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一是充分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新思想引领。教育部组织编写《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系统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教材和重要理论读物使用。组织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小学生读本。一体化设计。2020年8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文章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通知》，要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文章精神。12月，为深入贯彻《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教育部决定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任主任委员，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郑富芝任副主任委员。该指导委员会将在教育部指导下，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行领导并开展指导、咨询、示范、培训等工作。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课程作用，中宣部、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方案》以把握新时代、推进一体化、突出创新性、增强针对性、注重统筹性为思路，对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目标和内容体系进行一体化设计，以了解学习、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课程主线，在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修养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在小学及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大学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落实课程目标要求，重点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程。同时推进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等方面内容的全面融入。创新性试点。教育部在2020年初把“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列入《教育系统2020年“奋进之笔”行动总体方案》，作为教育部2020年“攻坚行动”之一，选取若干地方和学校开展先行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力争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整体提升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如推动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深度挖掘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二是提高德育针对性实效性。时代主题精神教育具有体验感受真、舆论氛围好、社会支持强的突出特点，是塑造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突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利用复课开学之机推出“复课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弘扬抗疫精神。开展“开学季：扣好第一粒扣子”主题活动。组织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少年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寄语精神。开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阅读活动，学生点击量超4.47亿次。在全国中小学广泛深入开展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五个一”教育活动。深化细化专业化德育工作是推动落实的重要手段。教育部印发《中小学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重点任务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起草《中小学校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指标体系（试行）》，推动各地“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举办全国中小学德育骨干、班主任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德育骨干和班主任各1万名。召开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进一步聚焦深化改革的重点、突破点、着力点，推动中小学德育工作不断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二）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指出必须构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见》对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进行了整体设计，强调当前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在劳动实践中进行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从思想认识、情感态度、能力习惯三个方面提出要求，强调要体认劳动不分贵贱，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和劳动周，保证必要的劳动实践时间，同时强调其他课程要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和要求。规定劳动教育基本内容，要求开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要求把学生劳动素养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注重评价结果在评优、升学就业中的使用。注重系统培育，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注重日常养成；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各方面要发挥协同作用，支持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干起来。同时推动建立全面实施劳动教育的长效机制。为落实《意见》，2020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简称《指导纲要》），针对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进行专业指导。《意见》和《指导纲要》发布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制定实施细则并加以落实。河北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齐开足开好劳动教育必修课，目前全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开课率达70.6%。广西加快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场所和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将劳动教育开展情况作为衡量区域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及负责人考核奖惩的依据。上海将在近两三年通过市区共建、政府购买服务，重点建设3-5家市级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满足学生劳动实践需求。天津确保劳动教育课教师在绩效考核、职称评聘等方面与其他专任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劳动素养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评优评先以及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三）大力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但总体看，体育美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中有待加强的环节。2020年，体育美育工作在推进落实层面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对学校体育美育工作进行再认识、再深化、再设计、再推进。两个文件明确了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进一步凸显了价值功能、完善了系统设计、拓展了实施路径。两个文件针对现阶段学校体育美育改革发展存在的师资不够、场地不足、评价不硬等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找准突破口和落脚点，在课程教学、教师队伍、条件改善、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的改革举措。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体育美育进入中考、开齐开足相关课程、提高教学内容质量、加强相关教师队伍建设等4个方面。随着全社会对于体育工作的重视，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机制逐步完善起来。教育部等七部门组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青少年近视防控部际联席会议、体教融合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也相继建立，动员各个部委力量和资源，共同推进学校体育的改革。同时，教师、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发挥各自功能的体制机制也在逐渐健全。2020年8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8个方面37项政策措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校园足球推广体系、教学体系、竞赛体系等八大体系，在青少年中进一步推广足球运动。密集的政策出台，使学校体育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政策体系“四梁八柱”已经搭建完成，进入全面施工阶段。2020年，教育部持续推进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排球特色学校、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遴选工作，推动校园足球、篮球、冰雪、排球、网球、机器人等项目教育教学改革，聚焦“教会”“勤练”“常赛”，完善学校体育“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教学模式。2020年遴选完成篮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2683所，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1420所，足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约3000所，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1027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208所，校园篮球“满天星”训练营28个。为加强条件保障，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通过免费师范生、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特岗教师计划等渠道，近5年来每年新增体育教师约2万人，积极推动校园足球D级教练员线上线下培训工作。推进地方制订学校体育美育师资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学校体育评价体系初步建立。目前全国各地各校普遍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所有学校每年进行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教育部对各地上报数据进行复核，复核人数每年超过20万人。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把体育纳入其中。目前，全国各地已普遍推进体育中考，分值30-100分不等，“强基计划”中明确要求考生进行体育加试。美育教学工作取得显著进展。课程建设稳步推进，课程资源日益丰富，艺术课程开课率大幅度提升，美育课外活动和社团建设得到普及发展，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显示，78.5%的四年级学生和77.2%的八年级学生演唱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91.5%的四年级学生和65.8%的八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为进一步深化中小学美育教学改革，教育部成立首届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小学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进品牌项目成果丰硕。持续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截至2020年，在全国中小学和高校建设了1500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和106个传承基地，按照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流等六个维度扎实推进，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田。加强美育条件保障，推动落实教育部与各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多措并举解决美育师资问题。研制印发《普通高中音乐、美术教学器材配备标准》《义务教育学校音乐、美术教室建设与装备规范》。近5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由59.9万增加到74.8万，小学艺术器材配备达标率达到95%，初中达到96.12%，高中达到93.26%。为缓解农村学校师资不足，持续推进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完善高校支持中小学美育协同发展机制，为18个省（区、市）的38所农村中小学提供持续性精准帮扶和志愿服务。完善学校美育评价机制，将美育纳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实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和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启动并稳步推进美育中考改革试点。目前美育已经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已有9个省份开始美育中考改革试点，分值在10-30分之间。2020年，加强体育美育工作也成为地方工作的重点。一些地方在充分酝酿的前提下，纷纷出台促进体育美育的方案和举措。云南在召开听证会基础上，明确自2020年9月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起，中考体育从50分提高到100分，音乐、美术从5分提高到20分。体育分值与语、数、外平起平坐，云南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的省份。贵州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学校的绩效考核，将体育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海南明确到2020年实现“全省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安全游泳”的目标。江西定南加大投入，实现了中小学足球场全覆盖，同时加大校园足球教练引进力度，长期参与足球运动的青少年达20%。山东青岛2020年正式实施艺术科目中考。四、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提高育人质量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重要文件，国务院印发有关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文件，国家层面的基础教育制度体系“四梁八柱”已基本构建。201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基础教育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2020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暨教学工作会议，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围绕全面提高育人质量，提出方向要把牢、部门要联动、环节要衔接、力量要统筹、内外要协同等五方面要求，着力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释放与增强每一所学校的办学活力办学活力不足是部分地区和学校育人模式僵化、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管得太多、动力不足、保障不够、管理不善”等突出问题，经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2020年9月15日出台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意见》针对影响和制约中小学办学活力的突出问题，提出四个方面的重大举措：一是赋权，赋予学校必要的教育教学自主权、人事工作自主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二是激活，通过改革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质学校带动等，激发学校办学内生动力；三是支持，优选配备好校长、落实政府条件保障责任等；四是完善，进一步完善宏观管理、学校内部治理和社会监督，统筹好“放”“管”关系。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既是贯彻新时代中央关于基础教育重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迫切需求；既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也是对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必要补充。这一改革政策着力强化内外联动、部门协同、形成合力，有力促进了改革与发展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为全面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创设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受到广大中小学校普遍欢迎。（二）加快推进课程教材建设，进一步强化铸魂育人功能课程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国家意志，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在铸魂育人中发挥核心作用。2020年9月，教育部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工作会议，立足把方向、守阵地、出精品、强队伍、抓保障，对全面加强新时代课程教材建设作出部署安排。2020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老同志回信，提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育部党组印发学习通知，召开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出部署。全年课程教材建设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着力增强课程教材的铸魂育人功能。一是针对若干重大主题教育系统性不强、渗透融入不够等问题，组织研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传统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课程教材指南》等，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对重大主题教育进行系统设计、科学安排，为课程教材建设提供上位依据，同时也为学校教育教学提供具体指导。二是组织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聚焦核心素养，面向2035，先修订方案，再修订课标，对义务教育育人蓝图进行系统谋划、全面设计，努力使政治站位更高、目标导向更强、科学定位更准、创新意识更浓、实践要求更实、衔接贯通更顺。目前，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已完成修订初稿。三是对统编三科教材进行修订完善，以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强化教材铸魂育人功能；同时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材使用保障，及时上线电子版教材，保证课前到书。完成普通高中新课标教材、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等126套572册次教材的审核工作。四是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的使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印发将对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如何结合新课程新教材实施，推动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是当前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2020年，全国累计有20个省份的普通高中全面实施了新课程、使用了新教材。为建立新课程新教材工作推进机制，教育部制定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推进方案》。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培训和全员培训，全国约800名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参训受益。一批国家级教学改革示范区示范校，为积极深入探索基于情境和问题导向的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体验式教学，推进跨学科、综合化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三）加强专业指导和支持，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2020年，教育部采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基础教育内涵发展。建立国家层面加强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工作的机制。教育部成立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任务是提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决策咨询，指导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开展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等。形成教学改革引领机制。教育部组织开展了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国家级示范区遴选建设和分省推广应用工作，共遴选出示范区60个。确定了90个“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引领信息化教学改革。指导各地加强教育教学薄弱环节。推动各地贯彻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研制《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行动计划》，推动幼儿园做好入学准备教育，纠正“小学化”倾向，促进幼儿向小学平稳过渡。发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引导学生读好书、读经典，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红色基因。地方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推进初中优质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初中教育的指导意见》，将通过完善初中学校规划布局、优化初中学校师资配置、推进城乡初中教育共同体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打造优质均衡、活力充盈、特色鲜明、生态和谐的浙江初中新样态。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切实改变普通高中学校长期形成的“千校一面”状况，浙江省教育厅发布《普通高中学校实施分类办学促进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持续推动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奋力打造新时代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重要窗口”。五、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是教育改革的“龙头之战”“最硬的一仗”。2020年，我国教育评价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对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抓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和落实落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这是继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破“五唯”之后对教育评价工作的又一重要指示。2020年10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总体方案》的出台实施，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具有重大意义。《总体方案》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媒体、专家学者、教育行政人员、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对《总体方案》给予积极评价、充分肯定。舆论认为，这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总遵循。《总体方案》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一次重大制度突破和体制创新，必将显著提升我国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对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产生深远影响。（二）引导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总体方案》具有鲜明的育人价值导向，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对教师，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对学生，坚持以德为先，完善德育评价。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四个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总体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回答了社会关注的破“五唯”问题。从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提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三不得”“一严禁”要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学校、对教师、对学生、对社会用人单位，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改革举措，坚决克服短视行为、功利化倾向，坚持破立并举，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总体方案》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回答了不同主体、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如何改进评价的问题。提出分类设计、稳步推进，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在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教育系统要准确把握《总体方案》的基本定位和改革要义，确保各项改革部署落得准、落得稳、落得好。一是准确把握推进科学履行职责的要义，着力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有效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二是准确把握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义，着力改革学校评价，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完善幼儿园评价，改进中小学校评价，健全职业学校评价，改进高等学校评价。三是准确把握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的要义，着力改革教师评价，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四是准确把握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义，着力改革学生评价，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严格学业标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五是准确把握共同营造教育发展良好环境的要义，着力改革用人评价，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促进人岗相适。（三）教育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点多面广线长，需要各方通力配合、协同推进、共同落实。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针对《总体方案》重点任务，会同相关方面逐项逐条沟通研究，明确各项改革任务的责任者、时间表、施工图。教育部成立“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任务落实专项工作组”，紧锣密鼓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各项举措落细落地。为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总体方案》要求，教育部研究制定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从县域、学校、学生三个层面明确评价的重点内容，着力解决制约义务教育质量提高的突出问题。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包括价值导向、组织领导、教学条件、教师队伍、均衡发展等方面重点内容，旨在促进地方党委和政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对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履行举办义务教育职责，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方面重点内容，旨在促进学校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要求，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充分激发办学活力，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方面重点内容，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下一步，还将制定出台《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指南》《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指南》，指导各地科学评价高中办学质量，规范实施初中、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备受社会关注的高考、中考改革，也在积极稳妥推进当中。高考方面，教育部继续加大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高中学校建设支持力度，帮助这些地区加快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满足实施选课走班对扩大校舍资源和教师配备的需要。制定“强基计划”招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报送工作方案，2020年高考前完成了28.9万学生的评价档案报送工作。推动尚未建成省级统一的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的省份加快电子平台建设，力争2021年秋季开学前全面完成省级统一电子平台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考方面，教育部稳步推进省级统一命题，指导尚未实行省级统一命题的省份制定推进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组织开展中考命题评估，2020年完成了17个省（市）9个学科的命题评估，指导和帮助各地提高命题质量。四川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推行“全科开考”，并规定测试机械记忆和客观性试题比例原则上不超过40%，提高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各地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初步建立。2021年，全国将有24个省份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考招生录取综合改革。六、教育督导“长牙齿”，推动解决重大教育问题2020年，教育督导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长牙齿”，切实加强督学队伍建设，推进督导方式方法创新，扎实开展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等各项工作。教育督导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工作呈现新格局，督导的权威性严肃性实效性不断增强，为教育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全面推进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教育督导是我国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2012年8月，国务院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督导层级大幅提升。2012年10月1日，《教育督导条例》正式施行，督导范围扩大到各级各类教育，督导内容覆盖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在法治化轨道上迈出了重要步伐。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重点针对当前教育督导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5个方面提出了24条改革举措，推动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切实履行教育职责。《意见》致力于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教育督导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设置不规范、管理不严格。二是在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督导定位不够清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在结果运用方面，缺乏权威性，整改问责不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四是在督学队伍方面，总体上人员严重不足、力量不强、专业水平不高等。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明确部署，要求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促进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职能，落实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的法定职责。《意见》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据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监测数据，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法律法规确保教育督导“长牙齿”、使教育督导真正形成震慑、改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加强专业化督学队伍建设四个方面。2020年11月24日，全国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会议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特别强调，要改革创新教育督导工作，力促教育督导“长牙齿”；要找准着力点和突破点，推动解决重大教育问题。根据《意见》的部署，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充实，增加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残联为成员单位。各省（区、市）都比照中央的做法，新组建了省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各级督学队伍建设得到大力加强。一是组建新的国家督学队伍体系。通过分类选聘的方式，组建了一支国家督学队伍体系，共计602人，成为督导“长牙齿”的重要支撑。在督学队伍遴选上，尤其突出讲政治、懂教育、敢担当的标准，重点向退休同志和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的优秀同志倾斜。二是加强督学管理。专门研究制定了总督学顾问、国家督学顾问、国家督学和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的岗位职责，建立了实绩考核和退出机制，要求新一届国家督学积极履职，保证一定时间精力投入，不挂虚名。三是加强督学培训。组织开展了全国省地督学培训班、县区督学培训班，共计培训学员200人。利用督学网络学院培训1.1名督学。教育督导方式方法进一步创新，更加灵活多样，避免“做样子”和“走过场”，使教育督导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增强。一是切实减少各类督导检查评估的频次，将各类督导重点任务尽可能纳入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着力减轻基层迎检迎评负担。二是启动《教育督导条例》修订工作，研究制定《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教育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方案》，整合国省市县工作平台，实现督导数据联通共享。三是建好“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实现了教育督导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共享，在推动教育督导工作、引导教育舆论、加强群众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是加强线上督导，开通教育部线上疫情防控举报平台，接受群众举报并及时处理。五是加强暗访工作。在开展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时，均组织了暗访，多方了解情况，千方百计发现问题，形成有力威慑。在地方，教育督导日益得到各省（区、市）党委、政府的普遍重视，《意见》贯彻落实工作进展顺利。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已有16个省份正式出台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其他省份都将于近期出台。四川省提出每年都对市、县两级政府开展督导评价，内容包括教育投入落实和经费使用管理、教师编制待遇等，校（园）长在一个任期结束时要接受一次综合督导。上海市则重点推进督导结果的公开、整改、激励、约谈、问责等五大制度，不断强化教育督导结果运用。（二）教育督导的权威性严肃性实效性不断增强2020年，教育督导各项重点工作继续扎实推进，为推动解决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等重大教育问题发挥重要作用。改进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国务院督导委员会从2018年起开展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2020年着重做了3个方面改进：一是督查重点更加突出。共确定12项重点督查事项，既“接天线”，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聚焦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任务；又“接地气”，重点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民生问题。二是问题导向更加鲜明。事先系统梳理各渠道反映的问题，逐省列出问题线索清单。不仅强调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指出问题，还注重分析问题深层次原因，推动解决问题。三是工作作风更加务实。督查采取“四不两直”（即不提前发通知、不事先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方式开展，注重多方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师生和群众意见。启动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认定。为落实《意见》要求，出台《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并印发有关通知，对该项评估的原则、内容、主要指标、实施程序、结果运用等作出明确规定。召开全国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国家认定启动现场会，强调国家评估验收的“四条标准”：一是普及普惠程度达标，要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二是办园条件合格，不仅园舍条件合格，也包括教师配备合格；三是管理制度健全，要求围绕完善监管体系、实施科学保教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四是社会认可度高，要求社会认可度达到85%以上。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规划。到2025年，全国55%的县将接受督导评估；到2030年，将完成所有县的督导评估。压茬推进基本均衡和优质均衡评估认定。2020年完成对湖南、河南、青海3个省份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国家督导评估认定。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26个省份整体通过基本均衡国家督导认定，占71.88%；共2809个县（市、区）通过基本均衡督导认定，占96.76%。对前7年已经通过国家基本均衡认定的2767个县进行复查，督促整改。总结优质均衡推进中的经验做法，指导解决问题。扎实开展教育质量评估监测。2020年对全国幼儿园办园行为进行评估，突出问题导向，督促抓好整改。组织实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研制《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和《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为教育政策提供参考。组织开展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学习质量监测、德育状况监测，顺利组织完成全国331个样本县（市、区）、6535所样本校、近20万名学生的现场测试工作。组织实施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研制PISA2018分省结果报告，反馈测试结果，提出改进建议，为地方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参考。加强中小学校园安全工作教育督导。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公安部组织召开全国学校安全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学校安全工作。与公安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开展2020年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护校安园”专项行动，指导各地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健全应急处置和安全教育工作机制，着力防范涉校案件事故发生。与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通报并组织开展实地督查，指导各地各校健全应急处置和安全教育工作机制。开展“教育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努力守护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通过发布预警、印发通知、明查暗访、重点约谈等方式，及时妥善处置校园安全突发事件。经努力，全国中小学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不断完善，校园安全形势持续向好。据统计，全国中小学封闭管理达标率为95.4%，视频监控设备配备达标率为93.61%，一键式报警装置配备达标率为77.18%。2015年以来，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涉校刑事案件、溺亡人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显著下降。七、营造立德树人良好教育生态2020年，针对招生、网络沉迷、学生课业负担等基础教育热点难点，教育部直面矛盾，重拳出击，坚决整顿招生秩序，联手治理网络环境，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水平，严格规范校外培训，引导教育生态更好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大力推行“公民同招”新政，构建公办民办公平发展机制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招生的有关要求，2020年教育部按照“全部、同步、稳步”原则，大力推进公民同招政策落实到位，严格规范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行为，构建公办民办一视同仁、公平发展、互不享有招生特权的机制，促进适龄儿童享有更加公平的就学机会，全国所有省份出台了中小学招生入学具体实施细则，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办和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从实施效果看，“公民同招”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考试掐尖、抢跑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等顽疾，弱化了家庭择校动机，促进了公民办学校公平发展，有效缓解了择校热和家长焦虑，推动民办学校从“抢好生源”向“教好学生”转变，有利于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社会反响良好。目前，基本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24个大城市中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98.6%，85.3%的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推动出台《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优化义务教育结构，确保义务教育公益属性，促进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整体提升教育质量。（二）育人环境得到有效治理，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正在形成网络已经成为影响中小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为营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2020年8月下发《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020年9月15日，教育部会同网信办联合召开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及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视频推进会，对网课平台专项治理工作进行通报和交流，部署启动了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沉迷网络游戏、低俗有害信息、不良网络文化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共计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3942家，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578万个，公开曝光三批次问题网站平台，有效净化了末成年人网络环境。教育惩戒问题关系着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大问题。2020年12月29日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简称《规则》），2021年3月1日起实施。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规则》颁布后10天内，与《规则》相关的网络文章共计近4万篇。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支持教师合理使用教育惩戒、如何防止滥用教育惩戒权、教育惩戒落地需要加强家校合作、教育惩戒的“度”难把握等方面。教育惩戒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教育领域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制定教育惩戒有关实施细则提出明确要求。《规则》出台建立在科学研判、广集民意、慎重决策基础上，有利于将教育惩戒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规则》明确了家长在学校制定教育惩戒具体规则以及教育惩戒实施、监管、救济等过程中的参与权、监督权，对于家校社协同育人，引导形成良好育人环境，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家庭教育日益成为教育中的矛盾焦点。2020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开展2020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在5-6月集中开展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教育部还会同全国妇联命名了297个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进一步激发基层阵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动力和活力。发布《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学校卷和家长卷），指导家长掌握正确家庭教育理念和科学方法，理性帮助孩子确定成长目标，培养孩子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全国妇联、教育部共同修订了《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进一步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育人方法，家校协同育人氛围日益浓厚。（三）综合施策、内外联动，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有效缓解为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要求，2020年5月8日，教育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共涉及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门学科，从课程标准规定、培训材料难度、培训进度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为各地查处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行为提供了具体依据。通过综合施策、内外联动的方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得到有效缓解。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研制印发了首个全国性《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切实规范签约履约行为，从根本上保障签约双方特别是家长的合法权益。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部门对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实施备案审查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管理。稳妥做好疫情特殊时期工作。2020年春节前，第一时间作出部署，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党委和政府要求，确定校外培训管理措施。并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部署线下培训全面停业，要求培训机构不得违规提前预收培训费，指导各地严查严处。同时，发布《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在大幅度减少竞赛数量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结构，引导竞赛项目更好体现素质教育导向。为规范个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重申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八、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进入了换挡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教师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贯彻落实，推动教师工作进一步补短板、提质量、强管理、重保障，在加强师德师风、振兴教师教育、创新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提升教师荣誉感使命感，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良好风尚2020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全国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对全国教育系统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聚焦研讨、文章、课堂、巡讲四大系列，集中力量开展学习宣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入脑入心、落地见效。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2020年起提升表彰层次，由中宣部、教育部联合表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全国最美教师。共推选出12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人民英雄”张伯礼等位列其中。凉山支教帮扶团队荣获年度“最美教师团队”称号。发布仪式于教师节当晚黄金时段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全网累计阅读量和播放量超过3.3亿。教育部推荐、中宣部授予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时代楷模”称号，教育部授予张桂梅“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宣传其爱党爱教、为国育才的高尚师德风范。（二）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底线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提升新时代教师素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首要任务。2020年，教育部开展了师德师风建设“奋进之笔”攻坚行动，提出健全分类查处和集中通报工作机制等6个方面37条举措，形成协同推进落实机制。持续加大师德违规查处力度，公开通报两批违反十项准则的典型案例。加强师德师风工作平台建设，与10家单位合作建设教育部师德师风基地，筹建师德专家委员会。同时在师德案件查处中，努力维护教师合法权益。2020年8月，教育部、最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同步积极筹建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平台系统，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教育部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先后开展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教人员授课内容清查整治等工作。（三）组合“政策包”助力扶贫攻坚，培育高质量乡村教师乡村教师的质量决定着乡村教育的质量。202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教育部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给予了重点扶持。对“三州”开展三大“组团式”帮扶行动，组织数百名骨干教师赴四川省凉山州、云南省怒江州支教，在甘肃省临夏州启动实施“千人援教顶岗”计划，并对三州教师、校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对52个未摘帽县等重点地区开展六大人才支教工作，扩大“特岗计划”，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需要。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为包括深度贫困地区在内的农村学校定向培养1000余名硕士层次教师。支持高校创建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加强西部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深入实施“国培计划”，中央财政投入资金超过23亿元，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乡村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培训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校长超过100万人次。继续“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19个援藏援疆省市于3-4月份疫情稳定初期，有序组织5310名支教教师进藏进疆支教。扩大实施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新增黑龙江、西藏两省区参与实施，面向社会招募4800名银龄退休讲学教师，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继续开展2020年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充分调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需求，2020-2021学年度下达选派计划2.29万名。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乡村教师，激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提高乡村学校教师编制的使用效益，重点引导优秀人才向乡村学校流动，让乡村教师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优化青年教师在乡村建功立业的制度和人文环境，推动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问题。（四）创新思路，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为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2020年教育部全力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工作，全国共招聘63万余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其中“特岗计划”招聘超过10万人。新招聘教师中，学前教育阶段11.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34.8万人，成为基础教育发展的新生力量。深化教师资格制度“放管服”改革。应对疫情出台了2020年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政策。研制和印发《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经学校考核合格的教育类研究生、国家和地方应届公费师范生获得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凭证书可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教师资格。为提升教师质量和素质，教育部进一步完善师范生公费教育，2020年6所部属师范大学累计招收公费师范生8404人。发布《“国培计划”蓝皮书（2010—2019）》，总结“国培计划”十年经验，示范引领各地教师专业发展质量提升。实施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培育教育家型基础教育领军人才。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提上日程。教育部出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实施指南、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师德修养）等3项标准。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着力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召开全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现场推进会，对宁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破解教师队伍建设突出问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未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行动进行了部署。多个地方出台了升级版文件，力促教师素质提升迈上新台阶。江苏印发《关于启动实施“苏教名家”培养工程的意见》，着力培养一批有创造力、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型名教师、名校长、名专家。河南出台《河南省新时代中小学教师梯队攀升体系建设方案》，将建立一批中原名师、省级名师和省级骨干教师培育基地，计划用5年时间培育认定中原名师300名，省级名师8000名，省级骨干教师4.2万名。为激发教师队伍整体活力，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督促指导各地落实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有关政策，加大编制资源统筹力度，盘活用好现有事业编制资源，优先满足中小学教育需要。2020年，江西省调剂新增3万个编制。云南省从全省事业单位跨区域、跨行业调剂空编，为教育系统补充1.8万个编制。为形成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教师评价机制，教育部、人社部研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继续做好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结果备案工作，建立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相衔接的职称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统筹推进教师评价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截至2020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正式印发本省份教师减负清单。江西从5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强调要将教师减负督导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广西发布17条禁令，要求评比考核不得设置烦琐评审程序，不得以考试成绩、升学率、学历、论文、奖项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北京在6个方面作出20项规定，落实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五）高位督导，强力保障教师工资待遇为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专项督导，并将其列为2020年教育督导的“1号工程”，紧盯目标不放，层层压实责任，严格督办。对各省份自查进度实行每周一核实、每月一督促，针对进展缓慢、群众举报集中的11个省份，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大事项督办单，要求对存在问题县实行“挂牌督战”和“销号管理”。先后印发《关于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落实自查情况的通报》和《关于义务教育教师待遇举报信息核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对69个未实现目标的县（市、区）进行视频约谈，要求强化部门联动、压实责任链条。自2020年7月1日起，在“微言教育”和“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同步开通“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举报平台”，针对举报先后三次组织国家督学、财务专家、媒体记者等组成专门调查组，开展暗访和实地核查，进行重点督办。教育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派出4个工作组赴8个省份，对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况开展实地督导，有力保障了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到位。目前，725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已实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明显提高了乡村教师的岗位吸引力，为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发挥了关键作用。九、锚定教育强国远景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建议》展望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集中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指出了未来5年和15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建成教育强国为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关键举措。《建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锚定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举措。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十四五”乃至一个更长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最新要求。总体上看，《建议》确定了4个方面重点：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首要标准是教育系统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衡量高质量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要看数以千万计教师、数以亿计学生的素质能否不断提升和增强。今后，多方位提高师生素质，重点将落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层面。三是在深化改革促进公平上迈开新步。四是对标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将沿着“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方向前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基础教育面临着新形势、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新目标、新要求，更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基础教育系统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远景目标，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切实提高育人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总监制：翟博；总指导：陈志伟、周飞；总策划：余慧娟；研制：余慧娟、施久铭、刘群）

中商情报网讯：K12,教育类专用名词，是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现在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K12教育是指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整体教育架构，理解就是基础教育，简单来说K12就是国内的“九年义务教育”。而K12在线教育就是指在基础教育领域，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教学的一种移动互联网结合的教育服务模式。市场规模我国人口数量多，由此形成了庞大的适龄人口基础，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2亿人，K12阶段在校生人数达2.25亿人，且自2014年来我国K12领域在校生人数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超过2亿人的K12在校生适龄群体为我国智能互动教育设备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用户基数。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我国2021年K12在校生可达28986万人。数据来源：教育部、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同时，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数据显示，2019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3133.6亿元，其中K12在线教育得益于覆盖的年龄阶段长，成为在线教育市场的重要分支之一，2019年K12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达648.8亿元，占据整体在线教育市场20.70%的市场份额。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1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和K12在线教育分别为4573.9亿元和1167.4亿元。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未来发展前景1.国家政策支持将为本行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教育是我国政府历来大力支持发展的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推动教育现代化、信息化方向发展，颁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从技术发展、产品研发、战略方向等层面对本行业给予产业支持，并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行业创新性发展。2.多因素驱动行业市场持续稳步发展，市场空间广阔智能互动教育设备作为面向K12领域教育教学的硬件载体之一，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属性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由城市经济发展、福利待遇、人才吸引力不同导致的师资力量分布不均所带来不同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重要性日益凸显，市场前景可期。3.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升级当前，伴随着我国“互联网+教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逐步推进普及，我国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进步，加之居民收入水平稳步上升背景下，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对教育的智能化、个性化提出了较高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教、学、评、测、练”五大环节为用户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可能。通过智能引领、融合创新，行业和公司的技术发展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4.在线教育渗透率快速提升，带动智能互动教育设备的市场需求在线教育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硬件设备进行的远程学习方式，是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直接有效方式。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K12在线教育行业渗透率达15%，并随着教育消费需求不断提升，预计2022年K12在线教育渗透率将达55%。在线教育市场的发展，进而带动智能互动教育设备的市场需求。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情报、产业研究报告、产业规划、园区规划、十四五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服务。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应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华为公司负责人任正非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大量时间来探讨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他认为，我国目前基础研究方面水平不高与基础教育跟不上直接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过于偏重应试，束缚了孩子的天性，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标准答案，对知识点掌握得很牢固，但长大后很难有全面的思维，创造力相对缺乏。然而，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些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掌握学习能力才是关键。因此，当前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的良好局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还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却是中国科研领域不能回避的隐忧：我们的基础研究少，“配合国家战略”的研究多，独创性探索性的研究少，最终呈现的科研成果也是论文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经费除部分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等形式定向划拨外，绝大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申报方式获得。这些科研项目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就要结题，有明确的论文、专利考核指标要求，并不适于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重大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活动。有些探索类研究三五年也难以出成果，科研人员为了顺利结项，往往只能写篇论文交差。曾经以5.2亿元专利转让费创下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纪录的毕玉遂教授说过，他这项专利研发过程中没有申请到科研经费，虽然自己很为钱发愁，但误打误撞让产品最终研发成功了。否则，以他研发10余年，前6年连个理论都没想出来的进度，这项科研成果多半要被评审委员会投不信任票，不得不半途而废。然而，当这项专利研发成功后，市场用5.2亿元的真金白银，认定这是一项有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这比发多少篇论文、拿多少项荣誉都更有说服力。迄今，他这项专利一篇论文也没发表过。近期，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项目，不作过程检查。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相比，机制调整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都想出成果、见实效。充分相信和尊重科研工作者，尊重科研规律，不一味用时间去考核，也许反而会激励诞生更多科研成果。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的研究和那些因为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允许科研失败，严惩弄虚作假。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从应付考核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真正把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去。（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佘 颖）来源：经济日报

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算，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远高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经费占GDP1.01%的结果。2017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CIEFR，以下简称“北大财政所”）正式发布了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CIEFR-HS）结果，对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情况进行了总体介绍。在当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开幕式上，北大财政所课题组成员魏易博士后报告了这一结果。CIEFR-HS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2017年北大财政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第一轮调查，主要关注家庭的入学机会、政府补贴和家庭教育支出三大方面。调查内容包括0-3岁幼儿早教、3-6岁幼儿入园情况、6-16岁以及16岁以上在校生的在读情况、入学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其中，家庭教育支出主要包括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两部分。2017年的调查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12732户，城镇27279户，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人，中小学在校生1.4万人。初步的数据分析显示：（1）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规模均处在较高的水平，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8143元，其中城镇1.01万元，是农村3936元的2.5倍。（2）以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全国家庭平均教育负担率进行衡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1.9%，其中农村10.6%，城镇为14.3%。（3）从校内外家庭教育支出来看，学前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88.8%，校外支出占11.2%；小学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1.7%，校外支出占38.3%；初中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7.5%，校外支出占32.5%；普高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73.3%，校外支出占26.7%。（4）从校外教育的参与率来看，全国中小学生学科校外教育参与率为37.8%；农村为21.8%，城镇为44.8%，平均费用为5021元，估算市场规模约3369亿。兴趣类校外教育的参与率为21.7%，平均费用为3554元，估算市场规模约为1314亿。据本次调查数据估算，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远高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01%的结果。北大财政所所长、王蓉教授认为，由于没有统计家庭在学校之外的支出，过去根据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GDP占比得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本次发布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引发争议，北大财政所仍希望借助该研究将我国家庭在学校之外的教育支出的“盖子”揭开，并启动相关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与研究。北大财政所计划每两年对样本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并以CIEFR-HS数据库为基础，着力构建中国教育财政数据库。（本文转自中国教育财政，原标题《关注|北大财政所发布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

教育部调研组在我市专题调研基础教育改革工作18月4日至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带领调研组一行在我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工作，了解《长治市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实施推进情况。省教育厅厅长吴俊清、副厅长任月忠陪同。市领导孙大军、杨勤荣、刘卓良、胡勇、景普秋参加座谈或调研。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规划优先考虑、财政资金优先保障、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推动全市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特别是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召开后，我市把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列为全市改革发展的20个重点课题之一，明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基础教育领域堵点痛点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指向哪里，群众关心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在市委总揽全局，市政府统筹协调，市人大、市政协多方调研、建言献策，省教育厅有力指导、鼎力支持，各部门各司其责、协调配合下，最终形成《长治市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并于6月17日正式印发。这份历时3个月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充分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结合实际自主创新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受到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认可。座谈交流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市实施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情况汇报，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一线教师及学生、家长代表作了发言。“减少学生家庭作业，分层次布置作业，这就要求我们向40分钟要质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凭教师工作证免费乘坐城乡公交、参观旅游景点，真正把尊师重教这四个字写到了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心里。” “培训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十大行动提到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作为家长才更安心放心。”“中考招生评价中，裸眼视力和体重成为身体素质重要评价指标，这就向社会释放出不做‘小胖墩’、拒绝‘小眼镜’的信号。”……大家围绕“十大行动”谈认识、说感受、提建议，一致表示要积极争做我市基础教育改革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在我市期间，调研组一行还深入上党区、长子县、壶关县、潞州区，实地了解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吕玉刚对我市基础教育改革的探索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工作，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先后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三个基础教育重要文件，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设计、全面部署，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进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吕玉刚指出，《长治市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及三个文件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基础教育发展难题、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长治实践，是着眼改革创新、大胆先行先试的探索尝试，充分体现了长治市委、市政府对基础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抓好教育、办好教育的坚定决心。“十大行动”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坚持堵疏结合、标本兼治，有不少创新之举，为全国提供了先行改革的典型案例和宝贵经验。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吕玉刚强调，长治市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高标准把“十大行动”具体措施进一步完善好、操作好，突出重点、查缺补漏，尽快形成完备高效的制度体系，保障基础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认真践行“十大行动”，进一步调动激发广大校长和老师更加热爱教育事业、坚守教育情怀、树立职业理想，满腔热情投身教育改革，推动基础教育不断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吕玉刚还从政策完善、制度实施等方面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孙大军表示，教育部调研组此行，是对长治的关心厚爱，是对长治教育事业的有力支持和把脉问诊，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推进教育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我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完善配套措施，做细做实“十大行动”，全心竭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源 丨 长治日报记者 丨 王轶 崔燕 马慧荣编辑 丨 秦天欢 迎 关 注ID：czxww0355

2020年12月1日至2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曹岩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在榆林市调研基础教育和扶贫工作，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东明、榆林市教育局局长沈效功陪同调研。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调研榆林市基础教育座谈会现场12月1日，刘建林一行先后深入榆林高新一小、榆林中学，详细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冬季供暖、校园安保和疫情防控等工作情况。座谈会上，榆林市教育局及榆阳区、横山区、高新区教育局就基础教育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刘建林指出，榆林市的教育综合改革要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内涵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上下足功夫，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补短，切实抓好公民办幼儿园占比、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等交账性任务工作，加大校园安全和省级示范高中创建力度。二要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推进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培养机制，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名优教师队伍。三要认真做好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增加学位供给，满足学龄人口的入学需求。四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聚焦“三个课堂”，坚持五育并举，加强教育教学研究、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努力为老百姓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五要切实加强基础教育宣传工作，讲好教育故事，传递教育正能量，引导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凝聚教育发展合力。 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右一）调研阳湾村村集体经济12月2日，刘建林一行赴子洲县第一小学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两联一包”对口帮扶村三川口镇阳湾村，看望慰问西安校长团队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实地察看阳湾村便民桥建设和扶贫产业发展状况。刘建林指出，西安校长团队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用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管理方法“治校”“强校”，为子洲培养大批优秀教师和后备人才。他强调，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阳湾村的羊子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但要提前预判好养殖业的风险和挑战，将卫生防疫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依靠市场坚持可持续发展，真正把阳湾村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来源：省教育厅网站】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暑假过半，教育培训市场热闹非凡。从孕前胎教、亲子早教，到美术、舞蹈、英语、数学等专业培训，以孩子为中心的各类消费进入高峰期。其中主打“基础教育”的K12培训一直是假期消费市场的“香饽饽”，也是教育行业资本布局的“必争之地”。那么为何K12教育如此“受宠”？未来将如何发展？K12教育：升学的“刚性”需求K12，是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简写，涵盖从幼儿园（Kindergarten，通常5-6岁）到十二年级（grade12，通常17-18岁）年龄阶段，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中，K12属于免费教育阶段，因此它也可作为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K12主要被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采用，后被引进中国，逐渐开始被各大教育机构推广，为众多家长所熟知。鉴于我国与外国教育机制的不同，“中国式”的K12教育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和高中3年共计12年的基础教育，涉及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如图），这与我国升学考试制度保持一致。目前，我国教育升学途径主要遵循小升初、初升高的“直升”模式，在这种中考+高考的升学重压下，可获取的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导致学生之间升学竞争加剧。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提升成绩的主要手段，课外辅导成为学生暑假补习的“必备”需求，推进K12教育的刚性需求释放，推动K12教育培训市场快速扩张，据预测，2022年全国K12课后辅导市场规模有望达到6111亿元，2016-2022年复合年均增长率或为9.5%，未来发展前景广阔。K12教育：信息化的未来趋势顺应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域链等新技术浪潮，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我国加快教育信息化的步伐。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了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新政策将带来一波新机遇，在重视建设、应用的“教育信息化1.0”阶段站稳脚跟的企业纷纷转型，走进重视融合、创新的2.0阶段，K12教育行业也深受影响。以知名的民办教育服务供应商21世纪教育为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拥有包括1所民办高校——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针对K12教育的6所新天际培训学校及8所新天际幼儿园在内的15所学校，实力不俗。凭着扎实的实业基础，跟随未来发展趋势，21世纪教育以“内容+科技”布局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两大赛道，近期推出幼教云、高教云、在线直播、教育测评、云课堂等线上新产品、新服务。其中在线直播工具“直击课堂”是专为教师、中小型K12教培机构打造的在线教育直播工具，可一站式实现课程发布、在线音视频直播、学员管理、付费阅读等核心功能，可以帮助个人或机构打造自己的线上专属网校。作为一家专业成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中海软银紧随政策步伐，依托行业资源优势，战略性布局具有较强体系输出和丰富并购、轻资产等外延扩张经验的教育企业，聚焦素质教育、海外游学等高成长性教育细分领域，与21世纪教育、中凯国际等多家知名教育企业深度合作，共助教育行业迈向新台阶、实现新发展。来源：环球网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ECNU_xbjk），作者：魏易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子女结构和户籍的家庭对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中小学每生每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其中校外支出占到三分之一。分别有38%和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对家庭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此外，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家庭对孩子的校内拓展性和校外兴趣类的教育投入要高于男孩家庭。作者简介：魏易，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研究背景教育公平是关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性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自2005年至今的十几年时间中，在促进公平这一主导性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2012—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3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各收入阶层的家庭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学校教育的倾向。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主要是负担不起基本教育服务的问题，而是民众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远远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王蓉，田志磊，2018）。这种思考和判断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致的，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外的市场性主体（包括校外教育机构、教育科技公司以及与之相伴的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在线教育）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教育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政府垄断教育供求匹配的基本制度安排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家庭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教育需求，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机构以及虚拟化的在线教育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和匹配。家庭在正规学校之外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补习的投入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2003年到2015年的PISA数据，参与三次测试的23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校外补习平均参与率从2003年的20.6%，增加到2012年的29.4%，到2015年更是增加到了63.9%。在2000—2010年间，在世界许多国家，校外补习已经发展成市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教育产业。我国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普及和学校均衡化的推行，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日益从校内转向校外。不少实证研究指出，校外教育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削弱了学校促进公平的效果（洪岩壁，赵延东，2014；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时至今日，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如何？不同的家庭在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投入方面是否出现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以下简称“CIEFR-HS”）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经济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了各学段不同家庭在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上的支出倾向。二、文献综述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家庭教育投入可分为货币投入与非货币投入两种。货币投入包括子女因上学发生的学杂费等基础性支出和参与学校课后活动等产生的发展性支出。非货币投入指父母养育和陪伴子女的时间，包括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生活照料花费的时间以及与学习相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活动参与时间。本文关注的是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货币投入。根据以往的研究，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微观的家庭因素、中观的教育系统因素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三类。从宏观的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流动的固化和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Reardon（2011）和Kornrich等人（2013）对美国40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扩大。除了收入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乡学校能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会影响到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中观的机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导致家庭对校外培训需求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高利害的考试和低质量的公立学校。家庭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微观家庭的层面，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展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决策与家庭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Becker，1964；Mincer，1974；Schultz，1961）。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家庭背景（如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经济因素（如机会成本、预期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婚姻性别观念等）（Huston，1995；Mauldin，Mimura，& Lino，2001；Taubman，1996；Tilak，2002）。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是解释家庭教育支出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Benson，1961；Filmer & Prichett，1999；Glewwe & Jacoby，2003；Jacoby，1994）。家庭收入水平与父母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子女教育投入也高度相关。家庭收入越低，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敏感，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如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学业成绩、学习态度和兴趣，以及与个人能力不直接相关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父母教育和职业等）的影响。其次，父母所受教育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先天的认知能力相关，从而影响到子女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积累相关，从而影响父母对教育的价值判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等因素之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应越高（Shultz，2001）。除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之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教育回报的预期也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多年之后，核心家庭在我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我国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户数占比达到70.2%，而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为64.3%。这反映到了家庭的消费选择上，独生子女不论性别皆成为了家庭的中心，而子女的教育消费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着眼于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关系的宏观研究，二是着眼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微观研究。就微观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教育支出存在着明显差异，且家庭教育支出的差异要高于家庭收入的差异（魏新，邱黎强，1998；雷万鹏，钟宇平，2003；丁小浩，薛海平，2005；李文利，2005；楚红丽，2008；迟巍，钱晓烨，吴斌珍，2012；钱晓烨，迟巍，史瑶，2015；周雪涵，张羽，2015）。除了家庭收入外，许多研究还关注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社会文化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家庭规模、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水平、户主性别、城乡背景等因素。除了传统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之外，也有研究关注父母的政治资本和职业权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拥有政治资本和高职业权力能够在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的同时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叶晓阳，2012；丁小浩，翁秋怡，2015）。面对不断出现的课外补习等现象，有研究开始关注校内校外教育支出，发现与校内支出相比，校外支出大幅增加，成为教育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雷万鹏，2005；楚红丽，2008；薛海平，丁小浩，2009；曾满超，丁小浩，沈华，2010；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根据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支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地区家庭都面临着更大的预算约束，支出负担也更重。综上，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文献梳理呈现了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变化的背景和逻辑：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各收入阶层的家庭已经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倾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差异化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和教育市场的发展，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从由传统的公立学校提供转向由学校和市场共同提供，而校外教育则成为家庭教育消费差异化需求的体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首先，从研究的数据来看，由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较少，一些研究关注的是大城市或城镇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还有一些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仅仅覆盖了部分省市。目前仅有的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由于并不是为了解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而专门设计，其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分类无法满足详细刻画家庭教育支出结构的需求。本文采用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是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2017年的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在保证全国代表性的前提下，数据具有省级代表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其次，现有的研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选择，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的选择的讨论并不充分。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支出，例如学费、校外补习费用等，而较少将正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的投入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分析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之间的选择和投入。本研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结构和子女特征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选择和投入水平。此外，本研究在户籍的基础之上，关注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子女校外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与本地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所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环境却与本地人口相似。在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这一部分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也值得关注。三、数据和分析方法(一)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在2017年采集的家庭入户调查数据（CIEFR-HS 2017）。CIEFR-HS 2017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40011户家庭。其中，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名，小学生7485人，初中生3357人，高中生3009人。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学龄儿童的教育机会、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情况。教育机会包括孩子当前和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学校类型，在入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家庭为得到入学机会而投入的金钱和其他资源。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之外，CIEFR-HS调查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二) 变量1. 因变量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子女教育支出。CIEFR-HS数据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过去12个月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根据问卷对教育支出问题的分类，子女教育支出可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其中，校内支出可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而其他校内支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学校提供的服务性收费，例如伙食、住宿、交通；（2）学校代收费用，例如教材教辅、校服、医保体检、考试等费用；（3）学校增值性收费，也有研究称之为发展性收费，例如校内的补习班、兴趣班、校外活动，也包括借读费。校外支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校外教育支出，包括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2）其他学习资料和用品。2. 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家庭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家庭户籍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关注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两个方面。过往的研究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在家中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投入的影响更大。因此，除了家庭收入水平，本研究还关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带来的影响。其次，除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之外，本研究还关注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性别结构。根据2017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在家中是独生子女包括隔代独生孙子女的样本占到76%，其中独生女孩占45%，独生男孩占55%。再次，除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子女结构外，本研究也关注家庭的户籍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是否农村户籍、是否本地户籍两个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和分配的城乡差异，以及户籍与公共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农村户籍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低于城镇户籍和本地户籍家庭。在回归分析中，本文还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采纳了已有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庭层面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规模和结构（18岁以下子女数量、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学生个人层面的学生性别、年级和班级成绩，以及学校和地区层面的学校类型、城乡和区域地理位置。(三) 分析方法首先，本文使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支出倾向。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取决于暂时的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收入，即在较长时期中可以维持的稳定的收入流量（Friedman，1957）。考虑到CIEFR-HS 2017所提供的家庭年收入中也包含暂时性的收入，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选择家庭年消费总支出作为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分析家庭收入和各类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Archibald & Gillingham 1981；Deaton & Muellbauer，1980；Massell，1969；Ogaki，1992；Wagner & Mokhtati，2000）。其中，Eijk为学生i所在家庭j在k类教育投入上的花费，TE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年消费总支出，X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特征。根据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已有实证研究中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回归分析考虑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年龄、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家庭未成年人人数、年龄小于65岁的成年人人数、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人数、户籍（农村、城镇）、是否流动人口、家庭住址（农村、城镇）、地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以及子女的年龄、性别、学段（小学、初中、高中）。系数β为一个家庭在某一类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考虑到一个家庭内部子女教育投入估计的随机干扰项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的标准差聚集在家庭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调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尽管控制了一系列的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特征，系数β仅仅是对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而非因果分析。其次，上述模型估计的是所有样本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和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既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而出现总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因为父母对各类教育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偏好而出现结构上的差异。因此，本文还对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进行了分层估计。本文关注的分层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户籍（农村、城镇）和是否流动人口。首先，我们根据家庭的收入水平将样本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其次，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母亲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组（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本科以上）。除了家庭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之外，考虑到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户籍家庭在教育投资行为上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还将样本分为独生女孩、独生男孩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家庭，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家庭，根据上述特征分析家庭收入水平和子女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四、分析结果(一) 中小学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概况根据表1，全国中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平均来看，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从不同的学段来看，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平均教育支出为7532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10.9%；初中阶段平均为9982元，占15.8%；高中阶段平均为17833元，占27.1%。随着学段的升高，校外支出的占比实际上降低。从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收入水平最低的一组子女教育支出平均为3380元，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组为23784元，是最低组的七倍。就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看，经济水平最高的一组占15.2%，而最低一组占18.6%。可以说，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而言，子女教育支出是较为刚性且稳定的支出。从母亲受教育水平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其家庭投入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越高。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专科和本科以上两组家庭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分别为22175元和34961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20%和25%。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中，家长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从家庭结构来看，多子女家庭的年消费总支出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差异不大，但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仅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四分之三。独生子女家庭中，平均来看独生女孩家庭的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以及校外教育支出占比都高于独生男孩家庭。从户籍来看，城镇户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为每生每年16201元，为农村家庭的2.5倍。其中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为41%，是农村家庭的2倍。而从是否本地户籍来看，尽管占总支出的比例相似，流动人口家庭每生每年的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花在学校教育的支出占比要高于本地户籍家庭。从家庭的年消费支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家庭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既包括政策关注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等弱势群体，也包括没有本地户籍但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校内教育支出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校外教育支出分为学科类、兴趣类校外教育支出和其他学习资料、用品支出。图1将四类教育支出按照每学年支出0元、0—1000元、1000—5000元、5000—10000元、10000元以上分为五组，计算每组相应教育支出的家庭占比。首先，总体来看，只有少数中小学在校生的父母汇报过去一年其家庭教育支出为0元。占比最高的组为1000—5000元组，其次是超过10000元组。支出小于1000元和5000—10000元组占比相似。其次，从校内支出来看，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学费支出为0的学生占比为76.3%，学费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为12%。其余各组支出的学生占比均低于5%。从校内其他支出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6.8%，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高于10000元，分别为27.8%、18%和14.2%。而校内其他支出为0的占比最低，仅为3.2%。再次，就有效回答校外补习和校外兴趣班支出的样本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9.6%和40.9%，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可见，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二) 中小学阶段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情况鉴于校外教育是本文的分析关注点，我们以CIEFR-HS数据中有效回答了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相关问题的中小学生作为样本，分析不同学段和家庭背景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参与率和支出（表2和表3）。总体上，有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其中小学为34.6%，初中为43.0%，高中为40.7%。校外补习的生均每年支出水平随着学段的升高迅速提高。有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校外兴趣班，其中小学为26.4%，初中为15.2%，高中为14.2%。校外兴趣班的支出在小学阶段较高，而初中和高中阶段则有所下降。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随着家庭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的影响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和本科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分别达到56%和66.2%，兴趣班参与率分别达到50%和76.3%。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高于非独生子女。同为独生子女家庭，女孩家庭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都高于男孩家庭，尤其是在校外兴趣班的参与和投入方面。从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家庭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远低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略高于本地户籍子女。不同户籍的家庭对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说明了家庭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对家庭在校外教育选择和消费方面的影响。(三) 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本部分讨论的是家庭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为不同类型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每一个系数都是一个单独回归中家庭收入水平与某一类教育支出之间的回归系数。每一个回归都控制了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子女年龄、学段、母亲教育、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家庭18岁以下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城乡以及地区）。表3的第一列为全样本分析，分别是家庭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支出和兴趣班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一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总支出平均增加139元。从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来看，大多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部分用于校外学科类补习和校内的增值性支出方面。从学段来看，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支出，尤其是在校内支出和校外补习的支出上。部分原因在于高中并非免费义务教育，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高于小学和初中阶段。这一点从高中子女家庭校内学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高于小学和初中子女家庭中可以看出。其次，我们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家庭组，对每一组家庭的各类教育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回归分析。分组主要按照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展开。1、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在控制了包括个人、家庭和区域的特征因素之后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整体来看，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各组家庭都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对教育投入的倾向愈加强烈。具体来看，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投入到子女教育的校外教育上，而收入较低的家庭则更倾向于投入到校内其他支出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收入水平最低的两组家庭显著增加了校内其他教育支出（分别为57元和75元），但并没有显著增加校外培训的支出；中间组和第四组家庭的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补习支出显著增加，尤其是校外补习的增加幅度较大（分别为103元和109元）；而最高收入组家庭在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和兴趣班支出上均有所增加。对校内细项支出的分析表明（限于篇幅，未在表中显示每一个细项支出的分析结果），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当家庭的收入增加1000元，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投入在基础性的校内其他支出上，尤其是食宿交通上。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家庭受到了更大的收入约束，因此子女校内教育部分的基础性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除了最低收入组，各组家庭对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包括各类学科、兴趣和学校综合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相似。总的来说，当家庭支出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而中高收入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相似，这部分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加的教育支出用于校外教育。而最高收入家庭对各类教育支出的投入都有所增加。2、不同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四部分，除本科以上学历母亲的家庭之外，当家庭收入增加时，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更多地投入在子女教育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更低的家庭子女平均教育支出增加63元，母亲为初中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82元，母亲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173元，母亲为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209元，而母亲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平均增加157元。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母亲受教育水平所造成的子女教育投入差异要大于家庭收入所造成的差异。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对不同类别教育支出的选择上。相较而言，母亲为高中或本科学历的家庭校内的支出倾向是初中或小学母亲的两倍。在校外培训的支出上，这样的差异只体现在校外学科补习上，而在校外兴趣培训方面则差异不大。由于样本中母亲学历为硕士和博士的较少，估计的结果不一定稳定，因此以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在考虑了子女个人、家庭结构和收入以及地区等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之后，随着家庭总支出的增加，母亲学历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倾向于减少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而将增加的支出大量用于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和校外兴趣培训。可能的解释一是这类家庭对子女培养的重心已经从应试转向了兴趣和综合素养；二是由于母亲学历较高可以自己辅导孩子，因此对校外学科补习的需求较低。总的来说，在控制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在内的各类因素之后，按母亲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较大，要大于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孩子校内和校外拓展性的投入倾向都在增加。3、不同子女结构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五部分，与预期一致，当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独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平均增加189元在女儿的教育支出上，独生男孩家庭平均增加128元在儿子的教育支出上，而非独生子女家庭则平均增加69元在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与以往文献中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偏向于男孩的情况不同，结果显示当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女孩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在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兴趣培训上分别增加81元、80元和42元，而独生男孩家庭分别为47元、72元和25元。总的来说，独生女孩家庭选择增加女儿教育投入的倾向强于独生男孩家庭，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发展性的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对非学科类的兴趣班的投入方面，女孩家庭比男孩家庭更加重视。4、不同户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的第六部分为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结果显示城镇户籍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校内和校外各项支出方面都高于农村户籍家庭，尤其是校内增值性服务和校外补习支出方面，其增量为农村户籍家庭的2倍。其次，流动人口家庭不仅平均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别为12201元和10038元），其对子女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更强。在细分支出方面，流动人口家庭用于学费、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学科补习的增量都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可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同。五、结论和讨论本文采用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中小学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三类因素，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从中小学阶段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水平来看，每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平均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从总量上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学段的升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提高而增加。从支出的校内外结构来看，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并且随着学段的上升而有所下降。由于高中阶段并非免费义务教育，高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几乎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倍，同时校外支出有了明显下降。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其次，本研究关注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选择和投入。在调查覆盖的中小学在校生中，平均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平均有21%的中小学生参加过兴趣类校外教育，且两类校外培训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学科补习和兴趣拓展在内的校外教育总支出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尽管收入最低5%组的家庭也有校外教育方面的支出，说明校外教育参与的广泛程度，但低收入组主要受到收入的约束，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相互之间差异不大。而另一方面，高收入组由于受到收入的约束不大，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更加受到货币投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因此，高收入家庭在校外教育的投入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第三，对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当家庭总支出增加的时候，家庭也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平均来看，家庭总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增加139元。对不同类型家庭的分组分析的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城镇户籍家庭以及独生女孩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除了总投入的增加外，不同的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意愿也存在差异。分析结果显示：（1）当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时候，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校外补习的支出。同时，这些家庭也会增加校内的增值性、拓展性支出。而当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2）本文再次证实了家庭子女数量和结构会影响到家庭对子女投资的相关研究发现，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3）与本地户籍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尤其是在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方面，这很可能是用以弥补校内教育的不足。对样本的描述统计发现，总体上有12.6%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民办学校上学，而本地户籍子女有7.7%在民办学校上学。可见，流动人口子女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少于本地户籍子女。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双高”很可能是用以弥补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本文对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支出水平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的作用下，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有可能转化为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优势，从而导致不同家庭获得的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令教育公平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了使无法负担课外补习支出的学生能够享受到额外的服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公立学校向学生提供课外补习。例如，韩国实施放学后教育计划，由政府拨款支持公立学校在放学后向学生提供课后托管、学科和艺体类课程辅导等服务。美国联邦政府通过Title I拨款支持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向贫困学生和在薄弱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课后补习等服务，保证这些学生能够达到州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学业水平。此外，中心还向学生提供其他的艺体类课程、科技类课程、安全教育课程和学业咨询等服务。一些地方学区也会使用公共财政购买培训机构的服务，为学生提供大学入学考试辅导。一些OECD国家也会通过政府购买课外补习项目的方式向贫困生和学困生提供额外的辅导。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公共财政支持公立学校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减轻贫困生家庭负担的同时，更加精准地向贫困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以弥合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目前在国内，一些地区如北京市已开始尝试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由学校为学生提供三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将贫困生和学困生在学校所占比例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参考指标。除了加大学校资源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贫困生和学困生的倾斜力度之外，可以考虑在初升高以及大学招生录取阶段给与贫困生更多的入学机会，从而减轻由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子女享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参考文献迟巍、钱晓烨、吴斌珍. (2012).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6), 75-82.楚红丽. (2008).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分析. 教育科学, 24(2), 9-15. DOI:10.3969/j.issn.1002-8064.2008.02.003丁小浩, 翁秋怡. (2015). 职业权力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教育研究, 2(8), 115-128.丁小浩, 薛海平. (2005).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支出差异性研究. 教育与经济, 4, 39-44.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05.04.009洪岩壁, 赵延东. (2014).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 社会学研究, 4, 73-93.胡咏梅, 范文凤, 丁维莉. (2015). 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PISA2012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3(3), 29-46. DOI:10.3969/j.issn.1671-9468.2015.03.003雷万鹏. (2005). 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 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 教育与经济, 1, 39-42.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05.03.011雷万鹏, 钟宇平. (2003). 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实证研究: 1985—1999. 教育理论与实践, 23(7), 38-42.李文利. (2005). 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入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当代教育论坛, 2, 12-17. DOI:10.3969/j.issn.1671-8305.2005.20.005钱晓烨, 迟巍, 史瑶. (2015). 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构成及不平等: 来自2007年和2011年的实证证据. 教育与经济, 6, 25-33.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15.06.004王蓉, 田志磊. (2018). 迎接教育财政3.0时代. 教育经济评论, 3(1), 26-45.魏新, 邱黎强. (1998).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 教育与经济, 4, 1-10.薛海平. (2015). 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 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3(3), 47-69. DOI:10.3969/j.issn.1671-9468.2015.03.004薛海平, 丁小浩. (2009). 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 教育研究, 1, 39-46.叶晓阳. (2012). “以权择校”: 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 世界经济文汇, 4, 52-73.曾满超, 丁小浩, 沈华. (2010). 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 教育与经济, 2, 7-11.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10.02.002周雪涵, 张羽. (2015). 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6(5), 110-117.Archibald, R., & Gillingham, R.. (1981). A decomposition of the price and income elasticities of the consumer demand for gasolin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4), 1021-1031. DOI:10.2307/1058159Becker, G. (1964). Human Capital (2n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Benson. C. S. (1961).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E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Deaton, A., & Muellbauer, J.. (1980).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3), 312-326.Filmer, D. & Prichett, L.. (1999).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wealth on e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35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1), 85-120. DOI:10.1111/j.1728-4457.1999.00085.xFriedman, M.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Glewwe, P. & Jacoby, H.. (2003).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and for ecation: Is there a wealth effec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4(1), 33-51.Huston, S. J.. (1995). The household ecation expenditure ratio: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ecation. Family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iennial, 1, 71-72.Jacoby, H. G.. (1994).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Evidence from Peru.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6(1), 151-160. DOI:10.2307/2109833Kornrich, S., & Furstenberg, F.. (2013). Investing in children: Changes in parental spending on children:1972-2007. Demography, 50(1), 1-23. DOI:10.1007/s13524-012-0146-4Mauldin, T., Mimura, Y., & Lino, M.. (2001). Parent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s e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2, 221-241. DOI:10.1023/A:1016647806016Massell, B.. (1969). 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expenditure elasticities from cross-section data on households procing partly for subsist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1(2), 136-142. DOI:10.2307/1926722Mincer, J.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Ogaki, M.. (1992). Engel’s Law and Co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5), 1027-1046. DOI:10.1086/261850Reardon, S. F. (2011). The widen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new evidence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In 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Schools, and Children’s Life Chances, ed. GJ Duncan, RJ Murnan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 91–116.Schultz, T. P.. (2001). Why governments should invest more to ecate girls. World Development, 30(2), 207-225.Schultz, T..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 1-17.Taubman, P. (1996).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the formation of offsprings’ earnings and income capacity. In P. L. Menchik (ed.), Household and Family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Tilak, J. B. G.. (2002).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Ecation in Rural India. Asian-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2(2), 152-194.Wagner, J., & Mokhtati, M.. (2000).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asonality on household appare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4(2), 314-329. DOI:10.1111/j.1745-6606.2000.tb00096.x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作者魏易。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互联网行业经过沉浮，行业轮廓逐渐清晰，不够优秀的参与者被淘汰，优秀的头部企业则带动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正向发展。知名第三方数据机构——艾瑞咨询发布《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对中国在线教育领域进调研发现，在线教育产业链正在重组。如在线平台搭建、在线工具研发、在线内容研发、营销/管理类SaaS供应、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师资招聘和培训等，几乎每一个细分赛道都刚刚开始起跑。K12在线教育市场将孕育出更多几十亿营收规模的大机构，进而提升市场集中度。在线教育头部企业也加速布局，赛道格局基本确定。如头部行业掌门1对1学员人数突破1800万 市场占有率近60%，头部企业马太效应将会更加突显，行业逐渐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局面。掌门1对1创始人兼CEOZ张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线1对1辅导是拼短板的全壁垒行业，“如果你要做到一个规模，每一块都要达到这个规模和程度。长期来看，无论是老师，还是你的教研、产品、技术，还是你的市场，每一块都必须成为行业里的第一名。”虽然1对1模式可以复制，但是在教研、系统、技术等方面形成的壁垒，让后来者很难复制掌门1对1的奇迹。张翼表示“无论这个市场怎么增长，我们都希望占据绝对领先优势。”企业想要快速发展，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持，在k12行业快速发展的4年时间里，掌门1对1先后获得顺为基金、青松基金、达晨创投、华兴新经济基金、StarVC、华平投资、元生资本等著名机构融资。2019年2月，掌门 1 对 1 公司完成了 3.5 亿美金 E-1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CMC 资本、中金甲子、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投资，某知名国际组织、sofina、海通国际、元生资本等机构跟投，这是K12在线一对一全科辅导赛道迄今为止金额最高，同时也是2019年开年以来整个教育行业最大的一笔融资，为掌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助力。掌门1对1无论是过往实现成功领跑的战略，还是如今扩大领跑优势的尝试，都在让教育这个古老职业回归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初心，未来值得我们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