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东亚研究

说到牛津大学，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许多固有的标签：英国 Top 2 名校、“超难申”大学之一、书院联邦制、哈利波特取景地、英国的前几任首相卡梅伦、梅姨、鲍里斯的母校……但是，撇开这些标签，牛津大学的真面貌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牛津大学就读古代东亚研究专业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分别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申请原因、就读体验、课程设置、就业前景等，希望能让正在观看这篇文章的你，对学校和专业有一些新认知。（图片来源于网络）一 牛津大学的真面貌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世上现存第二古老的持续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一直稳居前 10 位。作为哈利波特电影系列的取景地，整个大学城本身也是个广受欢迎的观光地，游人众多。学院制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最有益处的一个特色，所以会着重介绍它。和中国大学的学院不同，这里的教学部门称为 department/faculty，而学院则是 college。关系比较像哈利波特里面，上黑魔法防御课等大课时，格兰芬多学院和斯莱特林学院的学生会一起上，但是课后则会回到各自学院，学院既负责学习上的小班辅导和个别辅导，也负责照顾学生的生活。（图片来源于网络）学院带给人很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你会感觉你和自己学科之外的同学、以及老师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也能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交流。学院通常都会举办各种社交活动，比如 formal dinner，party，ball 等等，让你有机会和学院中不同院系的学生相识，彼此谈谈学术或者就是天南地北的闲聊。你也可以邀请其他学院的同学来自己的学院吃 formal dinner，表达自己结交友谊的愿望。所以通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吃饭聚会，我认识了不少理工科、医科、社科的学生。除此之外，我所在的学院每年还会定期给出名额，让你邀请论文指导老师来自己的学院吃饭，或是提供免费的院内 formal dinner，让你有机会和学院内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坐下来吃饭。总之，学院的各项设置都是为了让你能和更广范围的人接触交流，激发灵感。我本来性格偏内向，也不大会和陌生人搭话，但是两年间各种正式、非正式的饭吃下来，不知不觉间也可以和不同国籍、不同学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自然地交流了。（图片来源于网络）二 在牛津大学读古代东亚研究是种什么体验？01 项目特色 & 课程设置东亚研究在牛津其实不只一个部分、也不只一个项目。我所在的东方研究所，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是以人文学科为主，但也有社会科学的老师和学生。在东亚研究方面与牛津的潘迪生中国中心、尼桑日本中心关系比较密切。许多课程是与这几个部门合办，老师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密切。和东亚研究相关的硕士课程有：Japanese Studies (MSc/MPhil), Korean Studies (MSt), Modern Chinese Studies (MPhil), Traditional China (MSt), Traditional East Asia (MPhil)。MSc 是一年制的偏应用型项目，从第一年 10 月开学到第二年 9 月交毕业论文为止，课程设置非常紧凑。MPhil 是两年制的项目，如果直升本部门博士的话，MPhil 第二年可以算作是博士课程的第一年，所以偏研究型硕士。不过也有例外情况，比如 Modern Chinese Studies 是专为没有中文基础但希望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人设置的，第一年有很大一部分课程是在学习中文，因此也可以算偏应用型项目。课程设置上分为必修和选修。不过学校的课大致有 lecture，class 和 tutorial 三种类型，如果是 lecture 这样的授课型大课，一般即使不是本学院的学生也可以选择旁听。所以关键就看你的情报收集能力，是否能在牛津庞杂的部门、学院、研究中心当中找出你想听的课和需要的资源了。（图片来源于网络）02 课业特色 & 就读压力我自己学的项目是 Traditional East Asia (MPhil)，是偏向古代人文方向研究的专业。特色也是很明显，那就是当年我申请的时候找不出第二个把侧重点放在古代人文，又立足于东亚区域角度而不是国别角度的项目。这两点都很对我当年的胃口。课程第一年有三门主课，第一门是每两周一次的 seminar，内容基本是文献阅读、写作以及 seminar 上和教授讨论所写的文章。seminar 会涵盖从东亚地理环境、考古、语言、王权、文字与文本、哲学、宗教、文学、外交、军事、社会结构、东西相遇这 12 个方面。除此之外还会要求学生在中日韩三门现代语言，以及古代汉语，古典日语以及中古韩语三个古代语言中选修一门，夯实人文研究的语言基础，能够做到更广泛地引用文献和使用一手材料。第二年现代语言没有硬性要求，古代语言会从基础上升到阅读文本的课程，并且加入了方法论课程，可选修中日韩三个方向。总的来说，课程设置能给学生打下开阔的东亚视野基础，以及比较扎实的研究方法和语言基础，能够做到更广泛地引用文献和使用一手材料。刚入学时压力可能比较大，因为以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找到合适的老师和同学来为你解答。但是随着对这种学习模式的熟练掌握，会逐渐感觉得心应手的。（图片来源于网络）03 项目申请门槛 & 我的申请背景硬件方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对中国学生要求本科成绩在 85 分以上，有的项目会要求均分在 90 分以上。文科硕士项目通常对雅思要求为总分 7.5，小分 4 个 7。我当初的申请条件是均分 90，雅思 8，日语 N1, 并且有一年海外交换经验。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还不会日韩语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在 personal statement 当中表现出对了解东亚作为研究视野的兴趣。另外，雅思可以在申请之后再考，考到理想分数后向学校补上材料即可。海外交换经验也不是必须的，但必须很好地说明自己为什么想到英国、牛津、以及申请的项目来念书。三 就业资源 & 毕业生的情况01 我的同学，都有谁？同学背景比较多元，本科有英语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国际政治系、经济系等学科的同学，中日韩、东南亚、欧洲各国、北美等地的学生都有。有直接本科升上来读硕士的，也有工作了很多年对这一方向产生兴趣，转过来读的人。如果是非东亚出身的同学，一般都熟练掌握了 1-2 门东亚语言。毕业之后一部分同学会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将来从事教职工作。另外的同学利用背景和语言优势，在新闻媒体、智库、非政府机构、外交等领域工作的人较多。另外也有从事商业相关工作的。（图片来源于网络）02 学院的求职资源 & 校友资源牛津有面向全校的 career service，如果在网上登记好信息，就能以每天或每周的频率收到感兴趣的职位信息。另外 career service 也会定期举办与求职相关的活动，比如介绍各种行业情况、辅导简历写作、模拟面试等等。牛津很重视校友关系，有自己的信息库。另外全球各地也有很多校友会。只要自己愿意去找，还是有很多资源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四 学姐寄语 & 申请 tips我是伴随着日本动画、韩国电视剧长大的，所以总觉得对东亚这个区域很有感情，所以当初会下定决心去读东亚研究。读了这个专业之后你会发现，大众文化上的东亚与国际政治中的东亚、人文学术中的东亚、日常生活上的东亚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域会以更加立体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如果你对邻居们有天然的好奇心，或者想在自己的中国研究里加入比较视野，我都推荐这个专业。我导师之前面试牛津的本科生，回来笑着跟我说，精英私校的学生都能说会道，就算问的问题不知道答案，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普通公校出身的学生虽然不太会侃侃而谈，但是仔细听来很有内容。所以我想，申请的诀窍就在这里。不必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而却步，相反，真诚地表现出你对东亚研究领域的热爱，或者是好奇，说出你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东亚（大众文化也好，与人接触也好）和你自己的感悟。其实这些老师从事教学这么多年，一定能看得出来你的诚意。如果你有任何留学相关的疑问，想了解背景提升、留学选校，想知悉合理规划，备战留学的 tips，欢迎留言~

如今，AI、工程等理工科日益盛行，文科生去加拿大留学的前景在哪里？留学最重要的就是选专业，对此文科学生似乎感到很迷茫，但殊不知，在众多细分的文科类专业列表中，这五类专业逐渐筛选了出来！加拿大留学文科专业最火的五大专业及名校推荐给你！！！加拿大五大热门的文科专业传播学专业又称传学、传意学等。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其专业分支有“大众传播学”，“国际与跨文化传播”“语言交际与修辞学”。北美国家的硕士学制一般为2年，英联邦国家的硕士学制为1年。心理学专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及其影响下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的科学，兼顾突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心理学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其研究涉及知觉、认知、情绪、思维、人格、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许多领域。其中加拿大教育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学理论、分析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涉及到心理学发展理论和认知理论，掌握人类各时期的心理特征及变化规律，帮助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公共关系专业一般指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相关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公共关系是一门可以跨专业申请的专业，传媒类，商科类或理工科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申请。学制一般是1-2年。公共管理专业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其分支包括“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盈利管理”等，适合本科专业为经济，语言，社会学的学生申请。除了以上四大专业之外，东亚研究和社会工作也都是加拿大留学，文科生经常申请的热门专业。东亚研究是一门跨学科专业，主要针对中国，日本，韩国的艺术，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社会工作的硕士一般适合本科为英语，法律，公共管理等专业的本科学生。加拿大文科类名校：皇后大学其文理学院是学校最大的院系，59%的女王大学的学生都就读该学院，适合文科学生申请的专业包括：经济学、教育学、古希腊学、地理、历史、宗教研究、社会学等。录取条件：GPA80%、托福88(写作24，口语22，阅读22，听力20)，或雅思7.0。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最顶尖的大学，稳坐医博类大学排名的宝座。其文学院涉猎多个领域，包括：社会工作、环境学、人类学、艺术史与传播学、东亚研究、经济、英语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录取条件：GPA3.0-3.2(部分专业要求更高)、gre80%、托福86(单项20)，或雅思6.5。卡尔顿大学其传媒专业是加拿大乃至北美地区顶尖的，包括四个方向：信息技术与社会、传播与社会关系、传播政策与政治经济、传播史与媒体系统。授予文硕士学位。录取条件：gpa75-79%,majorgpa83-86%、托福86(阅读、听力20，口语、写作22)，或雅思7.0(单项7.0)。当然，加拿大文科类名校还是很多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最怕的就是思维固化！

来自/联合早报多年来，“美国的衰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也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这个话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或者现实的和认知的两个层面。客观层面有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189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对立，但苏联集团只是在军事上单方面的强大，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弱势。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国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尽管遇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但中国很快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克服了深刻的危机。自90年代开始，中国快速成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表现也不弱，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发展速度显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和军事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在世界总量的份额在减少。不过，在所有绝对数上，美国还是维持在绝对的优势。主观层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升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不好，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错觉，即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挑战现存霸权，或者自己去争取当霸权。再者，衰落中的大国也往往会求助于民族主义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同样会用各种方式去挑战现存大国；这样做尽管有可能加速衰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持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像大英帝国那样承认自己的衰落，并且计划体面退出大国地位的国家少之又少。一句话，民族主义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低估其他国家的力量。第二、美国的深刻危机感。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了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类似的危机感在其他社会甚至是落后社会并不多见。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会即使身临危机，但各方面仍然感觉不到。那么如何客观评估“美国衰落”的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需要认识几个重要变量。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尽管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显见的，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软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不能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相比，但在这些领域，美国并没有遇到挑战者，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替代制度。再者，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海外（尤其在大中东地区）不计成本地推行美国式民主的失败和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对立。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现实地看，尽管美国经历着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表现比任何一个国家好。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等。在所有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而自由市场和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得美国修复危机的能力也仍然强大。就经济形态而言，美国一些传统的产业要不已转移到其他国家，要不已经衰落，但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的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即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发展金融经济，但没有任何力量挑战华尔街。而互联网迄今为止则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尽管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中国主要是技术应用，原创技术很少。同时，美国也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最前沿。所以，单就经济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指向美国的长期衰落。军事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可说只是美国预算的很小一部分。没有国家可以抵御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如果再深入讨论，与其说是必然的衰落，倒不如说是必要的转型。的确，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最近一波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尽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不过，全球化也使得美国失去了经济主权，美国社会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即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绝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受害者。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则取代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这更进一步恶化着社会分化。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参与者，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马克思19世纪的论断仍然是对的，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那么政治如何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更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内部就此也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今天，美国民主党里产生激进路线也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式社会主义的趋向。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盘否定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福利政策，尤其是医改。这导致了今日民主党的反弹。国家兴衰有其自身客观规律美国成功逃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之后一直代表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那么，迟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现实地看，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美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利益向少数族群和社会底层倾斜的时候，遇到的保守阻力会非常巨大。美国平常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政治上不正确”。但一旦涉及实际政策时，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特朗普已经“光明正大”地否定了奥巴马的医改政策。进而，特朗普掌权以来，过去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问题，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是说，美国即使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过于激进化。当然，近来所经历的美国政治变化也有可能导向美国的制度创新，最终产生一种既别于现存美国制度，但也有别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制度。当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时，美国的自由派乐观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制度，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不过，现在新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再次向美国开放。美国的内部变化也表明，人们要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做审慎的考量。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是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美国之外，那些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人，往往关切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做的“坏事情”，并且希望美国尽快衰落，这样这个世界会美好起来；而那些不希望美国衰落的人，则关切美国所做的“好事情”，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是由强大的美国创建的，是美国加以维持的，也需要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尽管无论是相信美国衰落者还是不相信者，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经验论据，但不管如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妨碍着人们对美国力量的客观评估。在政策领域，不管喜欢美国与否，人们都必须对美国衰落做客观的评估，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决策，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全球村”，但全球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或者“关联”，一个国家自私的考量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更严重负面的影响。这些年美国单边发动的贸易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再者，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与反霸权、挑战国与被挑战国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经验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称霸，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国家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对现存霸权国家尤其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对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任何情绪化的决策都会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而只有谨小慎微的理性，才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王雯雯】“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

央广网深圳4月18日消息(记者于扬）4月1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在谈到雄安新区未来的房地产政策时他说：“我希望雄安新区比新加坡做得更好。”郑永年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国家从总体上说，大的改革方面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改革，无论从西方看还是从亚洲“四小龙”比如日本他们改革比较成功的过程，我提出来一个思路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先生产、再分配、再民主，民主到后面的这个阶段。这倒不是一个价值观，从很多的社会包括西方发达社会也是这么转过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也是这么转过来的，尤其是德国讲亚洲“四小龙”日本是在东亚这些社会改革发展比较成功的，我想中国也是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改革并不是说某一个阶段只能是改革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这个改革是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是主体改革是社会改革，经济改革跟社会改革也要配合。但是改革当中要全面推进，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是攻坚战。正因为是改革，只能是攻坚战。革命不一样，革命可能是全面的改革，破坏全面是可以的，但是改革不可能全面改革、全面推进，只能是某一个方面为主。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很多，你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郑永年说：“新加坡每个人一辈子可以买两套组屋，一套是你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结婚了，以政府的价格给你买。你在住了至少5年后，假如你要换大的房子，你的第一套房子可以市场价卖掉。你再买第二套，依然是以政府的价格给你。这个做得非常好。所以新加坡的老百姓非常支持这个政策。”在他看来，庞大的中产人群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西方社会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做大了。郑永年补充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中产人群比例有70%、75%，现在没几年就掉到50%以下。如果中产人群庞大，他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这样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人群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如果一个社会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分歧的局面。

郑永年。资料图片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龚春辉

■高阳/供图小峯和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立教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他于1947年出生于静冈县，197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国文科，1977年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1987年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德岛大学、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和立教大学，2013年在立教大学荣休。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中世文学、东亚古典文学、宗教学。小峯教授著作等身，代表性专著有：《〈今昔物语集〉的形成与构造》《解读中世说话的世界》《宇治拾遗物语的表现时空》《院政期文学论》《中世法会文艺论》《遣唐使与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等。另有合著、编著、监修著作几十部，包括《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今昔物语集》《汉字文化圈的说话世界》《东亚的佛传文学》等，曾获“日本古典文学会奖”等多项学术奖。在古代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经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这一影响所及范围，被学界称为“汉字文化圈”。今天，曾经的汉字文化圈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带，是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发展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面对当今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他非常重视亚洲文明对话。从长远的文化发展角度看，加强东亚地区文化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国如何整合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日本著名学者小峯和明长期从事日本中世文学研究，近20年来更是突出东亚区域文化的整体性学术立场，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中国学者大力借鉴。近日，笔者有幸在北京与小峯和明教授请益学问，围绕“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视野”这一主题，从方法论角度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目标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异文化交流”是我的研究主题刘晓峰：小峯先生您好！您是活跃在第一线的研究东亚古代文学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有机会向您请益学问，非常高兴。在我看来，您是真正站到东亚文化整体立场上，从宗教、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展开多角度多方位比较研究的学者。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激烈转型的年代，大学学科知识细化、社会信息传播加速、技术推动资讯流动增快，这一切导致知识碎片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越是在这样的时代，实际上越需要更多的学者能像您这样从大处着眼，展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异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我非常好奇您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研究道路的，很想听您谈谈学习和研究历程。小峯和明：我于1967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之后，一直阅读12世纪成书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集》。当时，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今昔物语集》读书会”，每次在一起解读其中一个故事，并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这是我研究的原点。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对《今昔物语集》第28卷中的一系列笑话故事进行了整理，构建“笑”的理论，解析并考证《今昔物语集》中相关的人物、场景及其关联，并对古代至中世有关“笑”的故事进行比较。我的硕士论文，是对与《今昔物语集》关联很深的13世纪成书的《宇治拾遗物语》进行比较分析，一开始研究还比较顺利，但是后来还是无法还原两者之间所关联的本来面目，于是从博士课程开始，我又回到了《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之中，从最初的天竺部开始重新阅读，并以本人多年积累下来的长篇论文为基础，提炼集结而成了我的学位论文，最终成为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今昔物语集〉的形成与构造》（笠间书院，1985）。其后，我一直都以《今昔物语集》为中心进行研究，进而尝试对其他领域进行扩展。首先从多种角度对“说话”（泛指神话、传说、民间小故事、笑话等，在近代日本民俗学中专指口头传承故事）进行趣味解读，撰写了个人专著《说话之森》（大修馆书店，1991），并修订发表了续篇《说话之声》（新曜社，2000）；从语言表述、文本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出版著作《宇治拾遗物语》（森话社，1992），集结编纂《宇治拾遗物语的表现时空》（若草书房，1999）等书。我写《说话之森》这本书的时候，有意面向大众读者，如何将艰深的学术研究写得通俗易懂，是对本人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机遇。这部书成为我诸多著作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以至于十年之后的2001年，被岩波现代文库选中再次发行。此后，我将与《今昔物语集》同时期（12世纪）的文学资料群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院政期文学论》（笠间书院，2006）一书。同时，对佛事法会的讲唱文学进行了聚焦研究，撰写了专著《法会文艺论》（笠间书院，2009），并刊行了大部头的论文集。所幸，这些基础研究（以讲唱文学、琉球文学、东亚比较文学、天主教文学、预言文学、佛传文学、环境文学等为题，每一个题目三年周期）一直得到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科研基金的经费支持。特别是2000年前后，本人的研究终于迈入了东亚的领域，以琉球文学为起点，逐步涉及朝鲜古典、越南古典的研究。刘晓峰：这样多的文学研究领域，内容涉及这么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研究需要丰富的预备知识，您能走进这个领域，一定是有一份巨大的勇气。在史料阅读方面，您是怎样克服语言障碍的呢？小峯和明：我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使用日本传统的“训读”方法，可以帮助我对汉字、汉文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古典著作进行解读。汉字汉文让各国研究者持续以研究会和读书会的形式，共同参与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几部古代典籍的研究。现在，共设有6个古典研究会。以北京为例，是以研究者共同阅读《释氏源流》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学术信条是：学术开放，群策共进。如此一来，集体的科研成果必然增进。诸如多部论文集的出版，抑或《亚洲游学》杂志的特辑号即是证明。此外，平凡社东洋文库还为集体研究者们出版了朝鲜佛教典籍《新罗殊异传》（注释版）和《海东高僧传》。但有关东亚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尚待完结，这一点始终萦绕于心。除却东亚比较文学研究，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图卷绘画研究。应该说，图卷绘画研究促使我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方向——关于12世纪绘制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研究。遣唐使吉备真备来到中国有一系列的出色传说。如唐皇设难题，让他解读中国僧人宝志（南朝齐梁间高僧）所作的日本百王之后将会灭亡的预言短诗（即《野马台诗》，后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编者注）。诗词文字错乱难以解读，吉备通过观音的神启，借助蜘蛛吐丝的方式得以破解。尽管绘卷上这个场面是欠缺的，但却为我开辟了预言诗歌的研究领域。此类预言诗在日本中世称之为“未来记”。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野马台诗》的注释书籍，亦有像圣德太子的预言书（《圣德太子未来记》）等诸如此类的书籍。自开启了未来记、预言书的研究后，我陆续出版了《野马台诗之谜》（岩波书店，2003）、《中世日本的预言书》（岩波书店，2007）、《遣唐使和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集英社，2018）、《预言文学所叙述的中世》（四册，吉川弘文馆，2019）等与预言文学相关的书籍。这使我有一种被蛛丝牵引的感觉。当下，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今昔物语集》前五卷有关释迦牟尼生平的佛传文学，伊索寓言及天主教的圣人传，对《今昔物语集》涉猎很深的博物学家南方熊楠的批注笔记，还有环境文学等。从广义上来说，“异文化交流”是我的研究主题，但研究的原点发轫于《今昔物语集》，又最终回归到《今昔物语集》上。■小峯和明监修并参与撰稿的《东亚的文学圏》第一卷，其论文作者涵盖了中日韩等多国学者。■小峯和明著《宇治拾遗物语的表现时空》■小峯和明著《说话之声》资料图片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刘晓峰：这样看来，东亚文学和文化比较的大门也是一点点被您打开的。我最近阅读了张世林先生编著的《家学与师承》（2007），发现中国很多的大学者也是这样，先在一个知识点上深入进去，然后次第延展开来。《今昔物语》的研究对您学问的展开实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内容上看，书中的佛教故事，原本就是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从您后来的研究历程看，佛教文学占了很重的分量。可否请您描述一下您视野中的东亚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小峯和明：谈到东亚的佛教文学，如上所述，《今昔物语集》是从讲述释迦牟尼的一生开始的。由“佛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而探讨“人是什么”。因此，佛传文学的传播路径必然是由印度扩散至东亚。近来，学界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北传”路径——西域丝绸之路、中国、朝鲜、日本，也将“南传”路径——南亚的佛教文学纳入必要的研究对象中。事实上，佛教经由伊斯兰世界流传到西洋，在欧亚大陆传播，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其传播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资料中，亦体现在如敦煌壁画等绘画、雕像造型艺术上。各类媒介的参与，使其影响无处不在。我认为任何一个从东亚文学角度思考的问题中，佛教都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佛教”这两个文字，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地域也持续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不能以单一的形式去考虑“佛教”。为了宣扬佛教的宗义，文学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媒介。将佛教与文学一分为二地区别看待，我认为是错误的。即使是《法华经》，也会用譬喻、比喻等文学方式，促使其可以以讲唱的文学形式呈现。经典本身即是文学——至少对我而言，如果离开佛教，是无法从整体上去考察东亚文学的。刘晓峰：看来在东亚，不仅是佛教文学，在佛教艺术等领域也都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您怎样理解东亚文化比较研究？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课题？小峯和明：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为了弄清A，进而去和B比较。相对于B来说，A的特征搞清楚了，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这是一般的方式，谈不上是真正的比较。事实上，用A比较B的特征，同样也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核心之处在于明确我们是为什么而比较，需要达到怎样持续验证的效果，而非单纯地为了比较而比较。例如，《今昔物语集》与中国的故事进行比较。大多数研究在总结了《今昔物语集》的故事特征之后就完结了，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对于中国故事有什么样更深刻的认知，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也同样是值得考证的问题。进入现代社会，日本从国家层面到民众层面，都开始有意识寻找自我主体性、民族认同感。基于此，日本的国文学反映出同西洋文学的抗争。过去日本学界通常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日本本身。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仅仅研究日本自身的事情显然是不够的。目前，日本学界对上述问题，既有持开放态度的支持者，也存在坚持保守态度的反对者。这就是学界的现状。在我看来，仅研究日本内部的研究者犹如井底之蛙。如果不了解外国以及其他地域的事情，就看不到事物的整体与本质。譬如过去，学者发现什么问题就会认为“这是日本独有的”。一旦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放大，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同使用筷子吃饭一样，并非日本的独有现象。在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的情况下，凡有所发现必称之为日本独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为了弄清楚日本文学，必须要知道异国文学及文化。这样一来就涉及语言的问题。如我，即使不懂外语，但是至少可以通过汉文训读的方式去解读东亚文学。在19世纪以前，东亚都是使用汉字汉文的共同文化圈。所以，可以从这里的关联开始。即使口头交流存在障碍，但是还可以采用笔谈的形式，这就是汉字文化圈的特征。同时，汉字文化圈中，也出现了基于自身民族偏好而使用非汉字，乃至反对使用汉字的语言文字现象。日语的假名、韩国的韩文、越南的喃字等，和汉字不同的文字在东亚各个地域都出现了，这些也应做通盘考虑。简体汉字不也是这样的吗？汉字汉文以前是“竖行排列文化”，现在即使在中国也都是横向排版为主流，简体汉字和原来的繁体汉字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么，首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汉字文化圈，解读其他地域的文学，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是摆在我们当下的课题。文本与绘卷的比较研究刘晓峰：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留学时，日本学界已经有学者撰文呼吁今后是“读图的时代”。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图像，是人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在报纸、书籍、网络等载体上，图像传达着丰富的信息、生动的画面，给读者非常直观的视觉体验。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在东亚古代世界，同样存在着大量包含着丰富层面的图像。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最重要的人文领域，都有大量图像正在被研究、被解读。图像解读被应用于不同文明的比较，也被使用于同一文化内部谱系的编订，经常会对研究产生意想不到的支撑作用。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对此您是否有方法论的思考？小峯和明：20世纪80年代，绘画研究在人文学科开始受到瞩目。特别是日本文学与绘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却绘卷、绘本，还有壁画、屏风绘、挂幅图等多种人文表现形式。视觉文化与表象文化研究之兴起是有其必然规律的，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也就延续至今。例如，《宇治拾遗物语》中就有与12世纪著名的《伴大纳言绘卷》《信贵山缘起绘卷》相同的故事。我个人是从文本与绘卷相互比较开始研究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本人就职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有机会在欧美的美术馆调查留存在海外的日本绘卷。这一经历使我的研究平台得到了有力的提升。在海外，有许多俗称为“奈良绘本”的御伽草子（日本室町时代的大众文学——编者注）和一些讲唱物系的绘卷，所以研究领域自然向着这个方面延伸。绘卷实际上是边展开边观赏的，有一种自身融入了绘卷世界当中的感觉。有一个时期，我似乎变成了“绘卷狂”。即便去纽约，也会首选去公共图书馆的展览馆，把时间都用来研究绘卷。事实上，去异国这件事情不也是一种异文化交流吗？所以，我对绘画的研究，其焦点都在绘卷上面。绘卷是边展开边欣赏的，如此一来，绘卷上就会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美感。在赏析其动感之美的时候，其绘卷的画意也就自然呈现在了欣赏者的眼前。在日本中世时期，绘卷中就出现了有关人物的文字，称之为“画中词”。这可以说是现代日本漫画及动画的滥觞。绘画与文学相互交集，如何解读自然就成为新的课题。目前，本人计划提出“绘画物语”理论并考虑付梓刊行。从文学方面讲，我们需要从“画中词”来研讨绘画；从绘画方面讲，我们需要从绘画研究物语。绘卷、绘本可视为文学与绘画交融的媒介。从文学和绘画两方面同时入手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方法。这种方法有别于美术史的研究，我提倡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日本绘画。2018年出版的集英社新书《遣唐使与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就是我的尝试之一。■2019年岁末，本文作者（左）与小峯和明教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 高阳/供图以当代视点重建东亚典籍内在价值刘晓峰：对于做古代研究的学者，如何将古代世界与现代社会连接起来，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赋予更多的现代意义，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您现在是日本古代环境文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据我所知，您正通过办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和撰述、编写相关著作等学术举措，积极推动整个东亚古代环境文学研究的发展。环境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在我看来，东亚古代环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就是将古代世界和当代世界非常巧妙地联系到一起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有趣的是，我的同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现在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环境史，因此我有机会了解到一些环境史方面的研究情况。两相比较我感觉到，从历史学进入环境史研究和从文学进入环境史研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古代环境文学研究是您现在重点关注的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您有哪些自己的构想？小峯和明：“环境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课题。我并没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目前，我是借用白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2012年出版的《日本的四季文化：自然、文学和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理论）先生所提倡的“野生的自然和人工的、人为的二次自然”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环境文学”的范畴很广，今后的课题也必将越来越多。现在，日本立教大学的研究小组，正在建立“名副其实的环境文学”文学库，致力于编辑贯穿从古典文学到近代文学，具备通史性的 “环境文学”文集。“环境文学”肇始于美国，以欧美文学为中心，渐入亚洲。其焦点集中在近代的生态环境批评方面。我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专业研究者在东亚的古典及近代文学方面共同探讨这个问题。2018年刘老师曾参与立教大学的学会，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召开了类似的研讨会。这些都是此方面的尝试。我预期这个课题的研究领域和前景是非常广大的。同时，寄希望于“环境文学”能够扭转长期以来以《源氏物语》为日本文学顶点的权威论调。以“环境文学”为轴心，希望可以重估过去被学界忽略的部分。即使是古典名著，也希望从当代不同的视点重新解读和构建其内在价值。目前关于“环境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本人就从天体、气象、四季、灾害、动植物、名所圣地、异国文化等多种多样的角度去探索它们之间相互的关联。“环境文学”在中国方兴未艾，本人亦是刚刚起步。刘晓峰：从年龄上说，您属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学者。你们这一代日本知识人既有放眼世界的目光，又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非常优秀的一代人。站在过去的研究和生活经历基础上，您认为今后东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您想怎样推动它？小峯和明：研究是没有终点的，好比玄奘三藏七次转生，始把真经求回东土。我也渴望可以像他一样，几次转世，一直做研究，这是我的心声（笑）。暂且撂下这一话题。从各自的立场去解读东亚的古典文学，其意义不仅在研究者所属国别，更在于从东亚整体的角度去评判其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典籍对东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不少典籍早已在中国散佚，但在日本仍得以保存。无论何时，如果没有东亚这个共同的基础，研究是难以为继的。只会日语的研究者如何通过训读通读东亚各地域的典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挑战的边界。在研究日本古代经典作品的优秀之处时，应竭力避免将“东亚”一词简单地泛概念化，而不具备实质内涵地进行研究。如果没有以异国古典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话，很难谈得上真正的东亚研究。当下，日本在东亚研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尚没有“东亚文学史”的研究。中国有一些，韩国有类似的综合文学史，而日本尚属空白，尽管在历史、宗教、美术等领域，日本已经有了很多将东亚纳入研究视野的学术讲座、论文结集出版等大型的学术举措。就此而言，文学方面的研究是最晚的。为了实现构筑“东亚文学史”这一急迫目标，需要纯粹地、踏实地解读各地域、各时期的各类古典名著。单一地强调理论研究是缺乏实践意义的，必须从文本的基础研究入手。这需要实地考察，面对面地与各领域专家交流，搜集并消化理解本地资料。例如，日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认知度是比较高的。如《论语》《西游记》等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提及朝鲜的古代典籍有什么，能够知道名字的人可能都很少，况乎越南的！克服上述困难之路，还很漫长，但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点滴积累我们观点的拥护者，等待我们学术思想的继承人。治学如同攀山，需要接力传承。刘老师您执笔的论文也被收入四卷本的《东亚文化讲座》，即将由日本文学通信社出版，这是当前东亚研究尝试的开端，希望能够尽快刊行出来。（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整理：清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高阳）原标题：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视野——对话日本著名学者、立教大学名誉教授小峯和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9日第1963期 作者：刘晓峰精彩推荐：刘蕙孙：宗缘硕学，立言弘博范仲淹《易》学对宋学的开拓中国日记写作的文学价值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专访：RCEP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新华社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