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村金融研究

湖北经济学院回应“抄袭”事件：不属于“学术不端”两篇论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专著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还有两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8月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湖北经济学院一院长被指“学术不端”》，指出对蔡红英学术不端的举报在2016年10月就已出现，但未有公开信息表明该校进行过相关调查。8月4日晚，湖北经济学院官网发布《湖北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关于蔡红英被指“学术不端”问题的认定意见》称，蔡红英被指抄袭的两篇论文属于历史性、国际性比较研究，引用他人相关研究成果并提炼自己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是必要的；专著部分的引用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文件；“一稿两发”非蔡红英主观行为。“存在学术不够规范，但不构成‘学术不端’”。学校称“当时普遍做法是间接引证”湖北经济学院的《意见》称，蔡红英2007年发表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以下简称《借鉴》)，与2009年发表的《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以下简称《启示》)，存在引用国外公共资产管理和部门预算情况介绍及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基本情况篇幅过多的问题。校学术委员会出示的中国知网查重记录显示，举报中提到“被抄袭”的陆庆平等人文章《美国、加拿大政府资产管理与启示》未收录进知网数据库，学校人工比对后认定，蔡红英的《借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与之的文字复制比为21.3%；发表在《财贸经济》(增刊)上与之的文字复制比为17.38%。《启示》则与举报中提到的3篇论文总文字复制比为51.7%。校学术委员会表示，2009年，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论文是否构成抄袭未明确相似比的具体数据。论文是否构成抄袭一般是通过同行专家评议认定。校学术委员会认为，蔡红英的两篇论文均属典型的历史性、国际性比较文章，从事这类科研工作需要借鉴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两篇论文中，蔡红英引用他人论文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国家的史料性、数据性、法规性等资料，而非论文观点和主要论据。校学术委员会认为，上述两篇文章的重要学术观点和结论均由蔡红英提出。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07年和2009年。发表时间在《指南》实施前，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当时采用间接引用并通过参考文献列明引文作者和发表出处的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也是刊登两文的杂志社所允许的。”他们表示，蔡红英两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都属于历史性、国际性比较研究，引用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炼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是必要的。按照现行的学术规范要求看，应当采取直接引证方式，由于当时杂志社及相关部门没有相应要求，普遍的做法是间接引证。因此，“两篇论文发表时间较早，存在学术不够规范问题，但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对此，蔡红英应吸取教训。”公开资料表明，《指南》于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蔡红英《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一文，则发表于2009年12月，即《指南》颁布后半年左右。湖北经济学院校报副主编尹莉对此表示，按照常规，论文从投稿到发表的周期多数在半年至一年。“在蔡红英投稿时，还没有《指南》等文件进行明确的规范。”同时，蔡红英文章发表时，无论是查重系统、各大杂志社的规范都尚不完善；蔡红英的文章又涉及“比较”研究，属于学科和研究分类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尹莉同时承认，蔡红英的论文的确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比如，即使是比较类的论文，不仅文后要标注参考文献，文章中的引用也需标出对应的脚注；对他国历史经验的陈述应综合多份相关研究和文献，加之自己的总结、提炼出新的论述和观点，不能单一参考和照搬等。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军出示的几份文件显示，2015年年底，湖北经济学院就曾接到对蔡红英抄袭问题的相关举报。12月2日，校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对湖北省委高校工委进行核实说明。2016年11月9日，湖北省教育厅思政社科处也就举报转来了相关的复查要求，校学术委员会、有关职能部门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审议，并形成认定意见，认为蔡红英的论文、专著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学校称，当时已将认定意见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并与蔡红英本人进行了提醒谈话。因属匿名举报，故未公开反馈认定意见。学校称“一稿两投均为非主观行为”校学术委员会称，蔡红英涉嫌“一稿两发”的两篇论文均非主观所为，故不构成“学术不端”。蔡红英于1999年6月发表在《湖北农村金融研究》(月刊)上的论文《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缺陷》，时隔一个月后再次发表在了《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比对发现，前后两篇文章除了改动个别标点符号以及连接词，其余文字完全一致。校学术委员会称，1999年年初，蔡红英将《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缺陷》投稿到《湖北农村金融研究》(月刊)，一直到该杂志1999年6月第6期刊发之前，均未收到用稿通知或退稿函件。“在此情况下，作者以为该杂志不再用稿，于当年4月底将该文投至《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双月刊)，该文在1999年8月第4期发表。”校学术委员会出具了一份盖有湖北省农村金融学会印章的证明。该证明出自2016年11月7日，证明写明：本刊在1999年时期，主要稿源是系统内职工和部门投稿，尚未建立规范的退稿制度。虽未收到用稿和退稿通知，但在刊登后《湖北农村金融研究》是否也曾与之联系并发放稿酬？蔡红英本人对此表示“记不清了”。公开资料显示，《湖北农村金融研究》已经停刊。中国知网对该杂志的收录也停留在2012年12月15日。蔡红英被指抄袭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也存在相似问题。该文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财贸经济》上发表后，又刊登在2008年第2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校学术委员会表示，2007年8月，蔡红英将《借鉴》投稿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并于2008年第2期发表。2007年8月，蔡红英参加由《财贸经济》杂志社主办的“2007年《财贸经济》青年作者笔会”。“蔡红英在不知《借鉴》能否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刊发的情况下，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借鉴》并在会上交流发言。《财贸经济》在未告知作者的情况下，将《借鉴》于2007年12月在《财贸经济(增刊)》刊出，直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发表时，蔡红英仍不知情。”因此，校学术委员会得出结论，依据教育部2009年发布的《指南》有关规定：“超过刊物退稿时间而突然发稿形成一稿两投，责任在刊物不在作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财贸经济》编辑部于2007年6月28日曾发布“关于举办《财贸经济》青年作者2007笔会的通知”。通知称，为了进一步加强编辑部同青年作者之间的交流，提升刊物的研究和学术水平，《财贸经济》编辑部拟于2007年8月中下旬在京举办“2007《财贸经济》青年作者笔会”。通知指明，对论文初选合格者，将发通知确定为笔会正式代表，优秀论文将在《财贸经济》上发表。拟参加笔会的作者需填写报名登记表，并在7月30日之前随同论文邮寄到《财贸经济》编辑部，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相关邮箱。按照这份通知，《财贸经济》发布与会条件注明了参会作者需要提交论文并进行筛选，同时，提交的论文也有被公开发表的可能性。同时，通知的发布日期，以及论文投递的截稿日期均在蔡红英第一次向另一本杂志投稿之前。校学术委员会提供的蔡红英与编辑部的邮件往来记录，并不包括上述的部分。蔡红英对此解释，她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投稿系经人介绍，“当时是直接带着稿子递交给的编辑，后期大约仅修改过一次，也都是当面修改，没有电子邮件等往来”；自己曾给《财贸经济》投稿并被采用，与其编辑有联系，看到笔会的相关通知，她直接电话联系对方，希望自己能参会学习。“从头到尾没有走过投稿程序”。关于蔡红英“专著抄袭”问题，校学术委员会表示，蔡红英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第六章第二节“新中国成立至分税制改革前的地方财政体制沿革”，引用李萍主编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以下简称《图解》)第一章第一节历史沿革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二。“但全书共有七章二十七节，该节所占比例极小”。校学术委员会认为，《图解》一书主编李萍时任财政部预算司公职人员，由他们组织有关省市从事预算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财政部预算司工作人员编撰、出版的《图解》一书，属于公开政府管理信息、宣传国家财政政策、履行部门法定职责的公职行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为《图解》做序。在《序言》中，他提到，“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课题组”精心树立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经纬，并以图解方式勾勒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全景……对预算工作或有案头备查之功用，对理论研究可省查询检索之劳顿，对社会大众能起宣解诠释之效果。校学术委员会因此表示：“财政部公开出版《图解》的目的，是鼓励学者和公众广泛使用或引用其中的资料信息。”校学术委员会表示，《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主要内容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而《图解》中主要内容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撰写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该章节部分引用了《图解》中的相关政策法规文献资料，主要为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决定，并在《研究》的“参考文献”中注明。引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文件，加以研究并在参考文献中注明，是通常的做法，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物理快报》主编、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在他看来，无论引用是否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完成的公开政府管理信息”，除了在参考文献中注明，也必须同时加以清晰的脚注。学术评审如何更独立规范湖北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最终认定，蔡红英存在学术不规范的问题，但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该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尹青山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因此，学校对蔡红英没有后续处分。按照湖北经济学院的规定，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评判机构。湖北经济学院官网显示，蔡红英目前还担任湖北经济学院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湖北经济学院称，8月4日，刊发报道后的第二天，校学术委员会就蔡红英被指“学术不端”的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蔡红英根据章程回避，委员总数21人，除特殊原因不能参会的委员，实到14人。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军表示，两年前，学校接到匿名举报时，曾组织学术委员会中学术道德委员会专家组的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本次，学校则召集了学术委员会中的学科评议委员会进行审查。一直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并得出结论后，往往引发不少争议。不少抄袭被降级处理，得出“学术不端”或“过度引用”的结论，被举报者本人免于处罚。早在2009年，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举报“抄袭”和“一稿多投”后，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其为“过度引用且引用不当”也曾掀起舆论热潮。目前的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机制能否保证对举报的审议足够公平？会不会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扰？“一般来讲，如果学校出现学者涉及‘学术不端’，校学术委员会应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认定，这是基本的调查机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关键在于，学校是否按照学术标准对学术不端问题进行了调查及认定。”在他看来，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学术抄袭一旦涉及校领导，学院院长等具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就会变成要么不调查，要么调查之后不了了之”。熊丙奇认为，学校应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设立独立的学术管理机制，比如，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要以选举的方式选出，委员会要独立运行。“目前，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实现完全独立，需要考虑行政和利益因素。如果学校不能够进行独立的学术评价和管理，大学将不能获得学术自主权，更加没办法树立学术权威和学术声誉。”他说。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长期以来，高校对“学术不端”或“学术抄袭”普遍采用内部淡化处理的方式，使这类问题未得到彻底的改观——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他建议，须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引第三方机构进入，依据事实作判定并公开，后由学者归属的学校行政部门决定对该学者的处罚。这样才能使学术造假的解决进入良性循环，学术环境慢慢得到改观”。本报武汉8月9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实习生 梅寒 乔永祯

近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联合湖北银保监局、湖北证监局、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出台《关于金融服务湖北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全面对接湖北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明确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方向，推动湖北省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结合涉农主体融资需求及生产特点，《实施意见》提出,有序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做大农机具抵押、动产质押、保单融资等产品份额，丰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领域信贷产品，满足农村多元化融资需求；推动基于农业供应链授信模式，大力发展订单融资，提高农户融资可得性；创新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为发挥多层次多功能金融市场作用，《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优质涉农企业上市、挂牌、发债，拓宽涉农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三农“专项”金融债券筹集资金支持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社会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保险资金加大涉农企业投资力度。为提升农村地区金融基础服务水平，《实施意见》明确，涉农金融机构要加快农村地区新兴支付方式推广、线上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开发和惠农金融服务联系点布局优化，提高综合性惠农金融服务覆盖面；构建农村地区“数据库+网络”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信用信息向信贷资源转化；加大农村地区金融知识宣传，畅通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维护农村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地，《实施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引导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完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落实好风险补偿、财政贴息、费用补贴等激励政策；完善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度提高涉农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形成“几家抬”政策合力。近年来，湖北省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主动对标湖北省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加大“三农”信贷投入，全力服务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016-2018年，湖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年平均增幅为14.19%。截至2019年9月末，湖北省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为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幅排名全国第五。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来源:中国新闻网对于近日媒体报道的《湖北经济学院一院长被指“学术不端”》问题，湖北经济学院4日回应称，早在2016年之前，学校就接到上级有关部门转来的关于对蔡红英“学术不端”同一问题的网上匿名举报件，学校学术委员会、有关职能部门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审议，并形成认定意见，认为蔡红英的论文、专著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存在不规范的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学校已将认定意见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并与蔡红英本人进行了提醒谈话。日前有媒体反映，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的两篇论文大量引用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篇幅皆在一半以上；她在博士期间发表的专著也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同时，蔡红英的两篇文章还涉嫌一稿多投。对此，湖北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4日依据章程召开专题会议，学术委员会就媒体反映的问题，依照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审阅了查重报告、相似内容比较、与编辑部往来邮件、有关杂志社证明、校内外同行专家意见等材料，并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如下认定意见——一、关于蔡红英论文抄袭问题蔡红英2007年发表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以下简称《借鉴》)与2009年发表的《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以下简称《启示》)存在引用国外公共资产管理和部门预算情况介绍及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基本情况篇幅过多的问题。2009年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论文是否构成抄袭未明确相似比的具体数据。论文是否构成抄袭一般是通过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的。学术委员会基于论文的类型、引用他人成果的内容、方式以及成果发表的时间等因素，认为：第一，两篇论文均属典型的历史性、国际性比较文章，从事这类科研工作需要借鉴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第二，两篇论文中，蔡红英引用他人论文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国家的史料性、数据性、法规性等资料，而非论文观点和主要论据。两文的重要学术观点和结论均由蔡红英提出。第三，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07年和2009年。《指南》(2009年颁布)实施前，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当时采用间接引用并通过参考文献列明引文作者和发表出处的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也是刊登两文的杂志社所允许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规范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应该历史地看待。就蔡红英《借鉴》和《启示》两篇论文来看，所研究的问题都属于国际性比较研究，引用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炼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是必要的。按照现行的学术规范要求看，应当采取直接引证方式，由于当时杂志社及相关部门没有相应要求，普遍的做法是间接引证。学术委员会认为：《借鉴》和《启示》两篇论文发表时间较早，存在学术不够规范问题，但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对此，蔡红英应吸取教训。二、关于蔡红英专著抄袭问题蔡红英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第六章第二节“新中国成立至分税制改革前的地方财政体制沿革”，引用李萍主编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以下简称《图解》)第一章第一节历史沿革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二，但全书共有七章二十七节，该节所占比例极小。学术委员会认为：《图解》一书主编李萍时任财政部预算司公职人员，由他们组织有关省市从事预算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财政部预算司工作人员编撰、出版的《图解》一书，属于公开政府管理信息、宣传国家财政政策、履行部门法定职责的公职行为。财政部公开出版《图解》的目的，是鼓励学者和公众广泛使用或引用其中的资料信息。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对理论研究可省查询检索之劳顿，对社会大众能起宣解诠释之效果”。《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主要内容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而《图解》中主要内容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撰写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该章节部分引用了《图解》中的相关政策法规文献资料，主要为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决定(如《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等文件)，并且在《研究》的“参考文献”中注明。引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文件，加以研究并在参考文献中注明，是通常的做法，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三、关于蔡红英论文一稿多投问题1999年初，蔡红英将《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缺陷》(以下简称《缺陷》)投稿到《湖北农村金融研究》(月刊)，一直到该杂志1999年6月第6期刊发之前，作者未收到用稿通知或退稿函件。在此情况下，作者以为该杂志不再用稿，于当年4月底将《缺陷》投至《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双月刊)，该文在1999年8月第4期发表。2007年8月，蔡红英将《借鉴》投稿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并于2008年第2期发表。2007年8月，蔡红英参加由《财贸经济》杂志社主办的“2007年《财贸经济》青年作者笔会”。蔡红英在不知《借鉴》能否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刊发的情况下，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借鉴》并在会上交流发言。《财贸经济》在未告知作者的情况下，将《借鉴》于2007年12月在《财贸经济(增刊)》刊出，直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发表时，蔡红英仍不知情。依据教育部2009年发布的《指南》有关规定：“超过刊物退稿时间而突然发稿形成一稿两投，责任在刊物不在作者”。学术委员会认为：《缺陷》和《借鉴》两篇论文“一稿两发”非蔡红英主观所为，不构成“学术不端”。

蔡文与杨会良等人的文章对比，标注下划线的地方为雷同部分。实习生 梅寒 乔永祯/制图拥有中国财政学会理事、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省级重点学科“财政学”学科带头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等多个头衔的蔡红英，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蔡红英的两篇论文大量引用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篇幅皆在一半以上；她在博士期间发表的专著也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同时，蔡红英的两篇文章还涉嫌一稿多投。公开履历显示，蔡红英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优秀教师。她还是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值得注意的是，对蔡红英学术不端的举报在2016年10月就已出现，但截至目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未在任何公开渠道查询到该校对此进行过相关调查，也未见任何处理措施。记者联系到蔡红英本人，她拒绝回应抄袭一事并迅速挂断电话；湖北经济学院相关部门的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两篇论文引用一半以上湖北经济学院官网显示，蔡红英1995年获原中南财经大学财务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年拿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她又成为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出站博士后。在更早的时间点，她已经来到湖北经济学院工作。湖北经济学院官网显示，从1984年至今，蔡红英一直在该校工作，历任基础课部副主任、工商管理系副主任、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2007年与20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被指大量引用。她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一文，刊登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财贸经济》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对比发现，这篇文章与文末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陆庆平等人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资产管理及启示》重合篇幅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蔡红英的这篇论文有些地方甚至“照搬”陆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陆文中7个不同地方，“拼凑”齐了蔡文“加拿大的经验”这一板块的内容。陆庆平等人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资产管理及启示》发表在2002年第12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上。按照蔡红英的行文顺序，她的“加拿大的经验”板块内容，分别可在陆文发表的刊物《国有资产管理》的第48页第二段、第49页第六段、第50页倒数第二段、第49页倒数第二段、第51页第三段、第49页倒数第一段、第49页第五段找到“依据”，共计约900字。在标注参考文献时，蔡红英将陆文的发表时间错写为2003年第12期。无独有偶。蔡红英在2009年12期《宏观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也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其篇幅达到全文的三分之二。这些被“参考”的论文包括杨会良、梁巍发表在2006年第2期《日本问题研究》上的《日本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与启示》，迈克尔·英伯2007年发表的《美国〈残疾人教育法〉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评析》，以及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生闫福甜于2006年5月完成的《战后美国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及启示》，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王微微于2006年5月发表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与走向研究》。蔡红英的文章分为日本、美国、中国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以及借鉴和启示四块内容。在“日本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1000余字的部分，除了“包括校舍、教师工资等”这9个字，其余内容连带表格均可在杨会良、梁巍的文章中找到与原文相差无几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篇未被蔡红英标注在参考文献中的文章也为她提供了这部分的借鉴——李祥云发表于2004年第2期《教育与经济》上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日本与美国模式》。此外，蔡文关于“美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和“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两大板块中，有超过二分之一的内容与上述两篇硕士论文内容重合。蔡红英在“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板块中，甚至直接照搬了王微微硕士论文中的笔误。王微微原文中提到，“国内战争和自然灾害都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紧紧依靠政府拨款很难支持义务教育发展。”结合前文，可以看出此处“紧紧”应为“仅仅”，但在蔡文中，有关叙述仍然是“紧紧依靠政府拨款很难支持义务教育发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红英该文为2009年国家社科项目《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09BJY092）、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湖北地方财政制度创新》（T200808）、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09B09）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经费资助。博士论文专著部分直接“借鉴”蔡红英2007年博士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2007年3月，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以该篇论文为基础，蔡红英在学校的资助下，于2007年9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出版了同名的学术专著。这本专著也被指存在抄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比对发现，蔡红英《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的第六章第二节，即第304页至第325页内容，与参考文献中的李萍在2006年主编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的第一章第一节，即第3页至第17页内容雷同。在该章节中，蔡文与李文相似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二。蔡文对于李文的处理主要为增减词语。如将李文中“实行‘固定比例包干’办法”后的“办法”两字删去；“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全面改革”改成“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要求以财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改成“中央要求以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她还将李文的语序、段序做了改变。蔡红英专著中第318页第二段第二句话，结合了李文中的三个短句。若将李文中的这三个短句按照“1、2、3”排序，蔡文则是将其变为“1、3、2”的顺序，并排列组合，用分号分隔成一整个长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专著的前言中，蔡红英提到，“论文的写作自始至终是在导师许建国教授的严格指导下完成的。许老师不仅给了我深刻的思想启迪，还使我懂得了何为学高为师，何为德高为范，何为治学严谨，何为诲人不倦……唯有在未来的岁月中，铭记老师的治学理念，传承老师的学术精神，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灵魂。”蔡红英的这本专著获得了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发现，蔡红英的博士生导师许建国系原中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毕业，是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原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湖北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务。两篇文章存在一稿多投此外，蔡红英的两篇文章还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她于1999年6月发表在《湖北农村金融研究》上的论文《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缺陷》，时隔一个月后再次发表在了《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比对发现，前后两篇文章除了改动个别标点符号以及连接词：如“地”“又”“是”，将前文中“地市”改为“地方”，“‘图’钱”改为“‘圈’钱”等，其余文字完全一致。上述提及涉嫌抄袭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同样也存在一稿多投。这篇文章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财贸经济》上发表后，又刊登在2008年第2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统计发现，蔡红英2007年的论文正文内容约5200字，2008年的正文内容约4300字。相较于2007年的论文，2008年的论文新添了约1100字，删减了约2100字。两篇论文的重合内容约为3100字。2008年再次发表的论文，注释中标明“本文的研究得到财政部‘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机制研究’课题的经费资助”。该文并未标注参考文献。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了蔡红英本人，当记者问及论文被指抄袭的相关问题后，电话被挂断。记者再次拨打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负责学位论文监督等相关部门的电话，一直未接通。湖北经济学院2009年8月31日公布的《湖北经济学院学术规范管理规定》，其中第三条指明，从事学术活动不得有下列学术不端行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以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等等。按照这份规定，违反学术活动规范的处理方式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暂停学术活动、直至取消申请科研项目、学术奖励、学位授予、职称评审资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人给予行政处分等。这份规定还注明了违反学术活动规范的处理程序：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评判机构；学校监察处受理有关违规行为的举报，并与科研处、人事处、当事人所在部门联合开展调查；最后，学校监察处须将调查结果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判，如果对违规性质和程度存有异议，由校学术委员会决定是否聘请有关专家对举报内容作进一步鉴定，最后提出处理建议报学校研究决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红英目前还担任着湖北经济学院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作者：任日红2019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地方金融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该报告）在全国地方金融二十三次论坛上发布，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地方金融发展报告。 该报告由中国地方金融发展报告编委会编制，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杨再平、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汤烫担任主任，副主任由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吴小平、秘书长向祥盛担任，其成员构成分别为金融时报社主任王华庆、地方金融非银委常务副主任萧旺、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秘书长张宏伟及中小银行部主任孙萌，由向祥盛、萧旺执笔。 该报告共分为“机构篇、市场篇、开放篇、实力篇、服务篇、风险篇、监管篇”七个篇章，围绕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分布、开放、实力、服务、风险、监管方面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发展的共性和差异性，向社会各界全面展现了我国地方金融生存状况、发展速度和质量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机 构 篇该报告发布了全国银保机构数据：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共有银行业法人机构 4597 家；非银保金融机构 508 家；保险机构236 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2652 家。 该报告指出，2018 年总体来看，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比较平稳，法人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地方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机构网点资源进一步整合、人员配备进一步优化、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2018 年末，纳入各省市区统计口径的金融业法人机构为 4724家，比上年增加 254 家，地方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226163 个，营业网点从业人员 3930290 人，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为2275827 亿元。该报告分析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推进，多元化的机构体系为实体经济和居民提供了差异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同时，营业网点情况出现下沉、分化、智能化转型、多功能服务转型现状，法人机构保持增加，网点机构中部减少，而西部和东北继续增加，网点从业人数总体呈减少趋势，网点资产保持增长。 二、市 场 篇（1）该报告指出全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基本保持平稳，具体表现在： 债券收益率和货币市场利率下行。1 年、5 年、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较上年同期下行 119bp、87bp 和 65bp。银行间货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年末下降 34bp。 投资者数量进一步增加。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主体 20763家，较上年末增加 1834 家。 利率衍生品成交大幅增加。2018 年，银行间人民币利率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 2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6％。 股票市场持续低迷。2018 年末，上证综指收于 2494 点，较上年末下跌 813 点，跌幅为 24.6％；深证成指收于 7240 点，较上年末下跌 3800 点，跌幅为 34.4％。两市全年成交额 90.3 万亿，同比减少 19.9％。 （2）该报告指出全国债市发展情况：基本保持平稳，具体表现在： 债券市场发行量继续增长。共发行各类债券 43.6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6.8％。其中银行间 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托管余额 86.4 万亿元，其中银行间托管余额 75.7 万亿元。国债发行 3.5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4.2 万亿元，金融债券发行5.3 万亿元，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发行 2530 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1.8 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 21.1 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7.3 万亿元。 （3）该报告指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运行情况：基本保持平稳，具体表现在： 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增加。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 15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6％。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 150.7 万亿元，日均成交 6029 亿元，同比增长 47.2％；交易所现券交易量 5.9万亿元，日均成交 244 亿元，同比增长 7.1％。银行间市场信用拆借、回购交易总成交量 8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同业拆借累计成交 139.3 万亿元，同比增长76％；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 708.7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买断式回购累计成交 14 万亿元，同比减少 50.2％。 （4）该报告分析了各省 IPO大致情况：2018 年各省 IPO 排序：江苏过会家数最多，湖北成黑马，10 个省份颗粒无收，具体分布如下： 过会数量：江苏超过广东和浙江，从上年第三跃居第一，湖北成为黑马，排位上升至第六，与山东持平。北上广的过会率低于平均数，IPO 扶贫区域的上会项目被否概率最小，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的过会率两年来持续领跑。 具体情况：截止 11 月底，共有 186 家企业上会，102 家过会，这些过会企业分布在 21 个省或直辖市。其中，江苏（22 家）、浙江（17 家）、广东（17 家）3 省合计过会 56 家，北京上海各 7 家，占比达 69％。与这些过会集中省份形成对比的是，青海、河北、甘肃、黑龙江、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宁夏、海南这十个省份 2018年没有过会的 IPO 项目。 （5）该报告总结分析了各省份股权交易所融资总数和挂牌家数据，具体如下： 截止 2019 年 11 月 13 日，融资总数最多的股权交易所是广州股权交易中心，融资总数达 2031.37亿元。紧随其后的是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和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其融资总数分别为 1643.26 亿元，1131.4 亿元，1053.66 亿元。从各省份角度来看，广东省融资总额独占鳌头，为全国区域股权交易最活跃的省份，另外，湖北省和甘肃省的融资总额也较高。 从挂牌企业家数来看，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挂牌家数最多，达13055 家，接下来是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其挂牌家数分别为 9829 和 6641 家。从省份来看，广东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挂牌企业家数较多。 （6）该报告总结分析了我国证券公司参与股权交易的相关数据： 从 2014 年至 2019 年 8 月，我国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数量的情况来看，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数量较为稳定，在48-50 家范围内波动。总体来看，数量呈上升趋势，在 2019 年稳定在 50 家。表明我国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态势相对良好，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7）该报告总结分析了我国券商柜台交易市场相关情况： 从 2017 年 1 月到 2019 年 8 月的全国券商柜台交易市场相关数据来看，包括每月末的账户数量、各个产品的每月合计数量，合计金额、各个产品的可转让数量以及转让金额。其中，月末账户数量近些年来呈上升趋势；每月合计金额中，资管计划占比最大，接下来分别是收益凭证、银行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信托计划和基金专户；每月合计数量中，银行理财产品和收益凭证占较大比重；可转让产品数量中，资管计划和收益凭证占最大比重；而转让金额中，资管计划占比最大。 （8）该报告总结分析了我国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相关数据： 从 2001 年至 2019 年我国商品市场交易情况来看，各个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都大致呈上升趋势。2019 年 10月份，上海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金额最大，大连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最大。 三、开 放 篇首先，该报告发布了我国自贸区的 5 次扩容，分别是： 2013 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2015 年 4 月 21 日 : 第二批广东、天津、福建 3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2017 年 4 月 1 日 : 第三批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 7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2018 年 10 月 16 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12 月 28 日，人民银行等 13 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广西建设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进入实施阶段。 2019 年 8 月 26 日，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 其次，该报告总结了在华外资银行地区分布情况： 在华法人银行中，大部分银行注册地在上海或北京，两个城市在这一领域竞争激烈，例如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注册地在北京，汇丰银行（中国）注册地在上海，渣打银行（中国）注册地在上海。但也有极少数例外，台资永丰银行（中国）注册地在南京，韩资企业银行（中国）注册地在天津。 外资银行分行的地区分布，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 银行在此开设分行。韩资银行多在东北地区开设分行。例如韩亚银行（中国）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都设立了分行；韩资友利银行（中国）在沈阳、大连设有分行；港资银行则非常重视在珠三角布局，例如港资恒生银行（中国）在内地设有 14 家分行，包括广州分行、深圳分行、东莞分行等，而且在佛山、顺德、中山、惠州、江门均设有支行，在珠三角地区可谓投入很多。港资银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视，也对其动态很感兴趣。 外资银行对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较为重视，东亚银行（中国）、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国民银行（中国）、汇丰银行（中国）、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7 家外资银行都在哈尔滨设有分行。 目前这些外资银行分行网络不局限于东部沿海，已经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明显扩展，51 家外资银行中在西部设有分行的仅有17 家，也即约有三分之二外资银行在西部地区没有设立分行。在西部城市中，外资银行比较乐意在西安、成都、重庆、昆明设立分行。 四、实 力 篇该报告采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地区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六个维度对我国区域金融实力进行打分，并加以分析得出，31 个省市区中，广东、上海、北京 3 个省市以金融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位列榜单前三名，无论是从 7.39 分、6.63 分、6.05 分的总得分，还是从六个维度的分项得分数据来看，这三地都以压倒性的差距碾压全国其他省市。 该报告还将 31 个省市区的金融实力划分为四个梯队加以比较： 第一梯队：广东、上海、北京。这 3 个省市金融实力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无论是从 7.39 分、6.63 分、6.05 分的金融实力总得分，还是从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地区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等六个维度分项得分数据来看，这三地都以压倒性的优势雄踞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以金融实力总得分2.9-5 分为分割线，包含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 7 个省市，排名依次从 4 到 10。这 7 个省市，除四川和湖北外，基本都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江苏和浙江分别以金融实力总得分 4.86 分和 4.36 分位列第 4 和 5 名，处于 第二梯队的头部；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 5 个省市的总得分在 3 分左右，已经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北京构成一定的差距，总得分不足它们的 1/2。 第三梯队，以金融实力总得分 2.2-2.9 分为分割线，包括河南、河北、辽宁、重庆、安徽、湖南、山西、陕西、云南、广西和江西 11 个省份。这 11 个省份，除辽宁、河北外，基本位于中部和西南地区，金融实力总得分均在 3 分以下，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小，仅有0.5 分。其中，河南、河北、辽宁位居本梯队的前三甲，得分均高于2.7 分。 第四梯队：以金融实力总得分低于 2.2 分为分割线，有内蒙古、青海、贵州、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西藏、海南和吉林。这10 个省市，除海南外，基本都位于西部和东北，它们之间的总得分只相差 0.2 分，介于 2.17 分和 1.9分之间，均处于底部水平。 综合分析各省金融要素，可以发现 2018 年区域金融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金融资源向金融中心集中的态势加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突出。 该报告进而又分别在四个梯队中，针对六个维度分区域进行分析： 第一梯队：北上广三大金融中心金融实力对比分析表明：除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个维度上，广东的 5.65 得分低于上海的8.11 分和北京的 7.49 分，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 5 个维度上，广东均高于上海和北京。 第二梯队：7 省份金融实力对比分析表明：除领先的江浙外，山东、四川、天津、湖北和福建的总得分差距在缩小，从最高得分山东的 3.32 分到福建的 2.89 分，相距仅有 0.43 分。在该梯队中，江苏和浙江得分均在 4.3 分以上，位列全国第四和第五名，在第二梯队中具有绝对优势。江苏省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融资能力、宏观经济实力上具备显著优势，而浙江省在金融机构实力、民间资本活跃度和资本化程度上占优势。从五省市金融实力对比看，排行全国第六的山东，与其他四个省市相比，在宏观经济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四个维度上具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宏观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四个省市，宏观经济实力得分仅次于广东、江苏，还高于浙江。 第三梯队：11 省份金融实力对比分析表明：重庆的金融发展程度高，河北的融资能力强。11 省份金融竞争力总得分差距较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不过在六个分维度上，有表现较为亮眼的省市。特别是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指标上，11 个省市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其中，重庆、辽宁和山西三个省份相对较高，得分分别为 3.4 分、3.16 分和 2.84分。 第四梯队：10 省份金融实力对比分析表明：由于地理、资源、政策等原因，金融竞争力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低于全国中位数水平。与前三个梯队对比可看出，第四梯队不仅在宏观经济实力上存在差距，而且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金融机构实力五个维度的差距更大。也就是说，相较于经济实力的差距，这 10 个省区在金融实力上与其他省份的差距更大。虽然第四梯队的金融实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在不同维度上也有好表现。青海、宁夏的金融业发展程度得分 2.93 分和 2.5 分。青海省的金融、保险业 GDP 占全省 GDP 的比超过 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个多百分点；贵州的融资能力得分2.63 分。显著高于第四梯队的其他省市。贵州省拥有 27 家 A 股上市公司。 该报告指出了我国区域金融总实力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 31 个省份金融实力分化进一步加重。如果以 10 分为满分，处于领先地位的广东、上海、北京和处于较低水平的西部与东北的 11个省份，实力差距 2018 年已经拉大到 5 分以上。 地方金融机构布局失衡加剧。由于我国主要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地，使得大多数省份银行“一枝独大”，证券期货、基金业发展严重不足，金融结构存在失衡。 资本化程度区域分化进一步加大。在反映上市公司实力的“资本化程度”这一维度上，除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之外的其他省市都很低，而且差距进一步加大。 过度金融化趋势进一步显现。根据统计，在中西部地区有 11 个省市在金融、保险业 GDP 占地区 GDP 比重这一指标，均高于区域金融实力位于榜首的广东，金融业发展资源配置不当，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因而，金融资源的占有程度已经成为区域实力竞争的最重要指标。 五、服 务 篇该报告指出，2018 年，我国金融政策以问题导向为引领，中央和地方金融政策制定与颁布力度前所未有，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政策年。表现出了五方面特点：第一，2018 年全年中央和地方合计出台相关金融政策超过 400 个；第二，针对问题，特别是持续针对存在的三个“两难”问题，即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融资贵的“两难”；加杠杆则引至未来风险进一步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风险显性化的“两难”；第三，2018 年金融政策的主基调：加强金融监管；第四，2018 年金融政策统一协同性有所增加，“朝令夕改”现象得到改善；第五，监管差异化还有待加强。 整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36.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3.5％，增速比上年末高出0.8％；全年增加 16.17 万亿元，同比多增 2.64 万亿元。 二，2018 年我国地方金融（广义）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变；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有所减弱；机构下沉但出现了区域分化；政策密集出台，协同性针对性增强；风险高位集聚但开始释放；区域发展和机构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三，贷款投向呈七大特点： 第一，非金融企业贷款增速回升：余额 89.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上年末高 1.1 个百分点；分期限看，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余额 35.25 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中长期贷款余额 5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从用途看，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38.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经营性贷款余额37.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第二，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提升：余额 8.59 万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比上年末高 2.2 个百分点。 第三，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速提高：余额 13.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增速比上年末高 5.3 个百分点。 第四，绿色信贷快速增长：余额 8.23 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6％，比同期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增速高 6.1 个百分点。 第五，“三农”贷款增长减缓：余额 13.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增速比上年末高 5.3 个百分点。 第六，房地产贷款增速平稳回落：余额 3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增速比上年末低 0.9 个百分点。 第七，住户经营性贷款增长加快：余额 4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全年增加 7.36 万亿元，同比多增 2316 亿元。 四，区域上存贷款变化特点： 第一，存款方面，与上年末相比，存款同比增速，东部和东北分别提高 0.9 个和 2.2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分别下降 2.3 个和4.0 个百分点。 第二，贷款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贷款余额比重提高。年末，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9％，增速连续三个季度稳步提升，比上年末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贷款增长较快，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稳步增长，基建类贷款增速大幅回落。 第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力度增强。东中西部和东北小微贷同比增速分别比上年末提高 9.3、6.1、4.5 和 10.6 个百分点。 六、风 险 篇该报告发布了 2018 年，跑路和爆雷的 P2P 数量高达 577 家。 2019 前 8 个月，爆雷了 152 家。对此，深圳、山东、湖南、宁夏等地开启团灭模式。 该报告指出，金融机构操作、合规、声誉三大风险从单一到交叉发生，从某些机构发生风险后分析根本原因归为：第一，套利交易系统存在逻辑判断失误、程序调用错误、额度控制失效等设计缺陷。这些缺陷导致补单买入 24 只股票被执行为“买入 24 组 ETF 一篮子股票”。第二，危机处理不到位。在知悉市场异动后的真正原因后，在未告知公众投资者之前，着手进行对冲避险交易，严重违背公平交易原则。触犯了《刑法》第75 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 82条规定的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罪的条款。第三，套利交易系统存在设计缺陷、管理层危机处理不到位、多名高管辞职使得投资者对该机构能否处理复杂交易策略产生怀疑，行业声誉和品牌价值受到严重损害。 该报告发布了各省政府债务余额，并指出政府负债与经济发达程度基本相关。经济越发达负债余额越多，经济越欠发达而负债率越高。例如青海省负债率 61.5％、贵州省负债率 59.77％、海南省负债率 40.02％、云南省负债率 39.93％。 该报告发布了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39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99 万亿元，专项债务 7.39 万亿元；政府债券 18.07 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0.32 万亿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则是东南沿海地区省份明显多于中西部和北方区域。其中浙江、四川、广东总量位于前三。2018 年各省显性 + 隐形债务率中，西藏除外，则是西部明显高于东南沿海地区，贵州、云南、内蒙古位列前三。 2018 年的债券违约规模已经超过了近四年的总和，违约个券数量接近 2015、2016 和 2017 年的总和。 该报告发布了全国不良及其处置情况：第一，不良处置和核销力度继续加大。2018 年商业银行处置和核销不良资产接近 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5 万亿元，其中核销不良贷款 9880 亿元，较上年多核销 2590 亿元。第二，2018 年不良贷款公开转让债权次数和金额增加。总共转让债权 2214 次，转让户数超 3 万户，累计转让债权逾 4500 亿元。 该报告发布了五大行、股份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的不良贷款公开转让情况，其中农商行及城商行不良率较高，而转让比率较低，风险处于积压状态。 该报告发布了各省转让债权的余额情况，其中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五省债权转让金额位居前列，尤以浙江为甚，高达 899 亿，超过了广东及山东的总和。 七、监 管 篇该报告指出地方金融监管面临七大痛点：监管标准不统一、产品结构复杂、表外监管失控、资金池风险集聚、刚性兑付、违规开展业务。 该报告指出从 2018 年 2 月份开始，上级管理部门出台的监管文件明显增多。经统计，一行两会、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共发布 202 条金融监管和发展政策及相关规定。其中，央行体系 59 部、银保监会体系 60 部、证监会体系 67 部、其它相关部门（包括发改委和财政部等）16 部。具体归类如下： 银保合并，就管辖范围与履职，2018 年出台了 7 项政策。 密集出台 29 项政策，促进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包括：央行 14项、银保监会 5 项、证监会 9 项，发改委商务部 1 项。 大资管体系下，39 项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具体包括大资管、理财、信托资管、证监体系私募资管四大新规，中基协 11 项严监管私募机构导向政策，13 项资管行业过渡期整改政策和 11 项大资管行业配套政策。 一行两会颁布 17 项弥补短板政策文件。 超过 30 项旨在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密集颁布实施，以期能够解决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稳定市场预期。包括普惠金融件 9 项，央行通过降准等 9 项举措提供增量资金支持，银保监会通过 8 项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合计 5 项举措支持实体经济。针对乱象整治，出台 9 部文件规范互联网与民间借贷。 针对打破刚兑，密集颁布了 6 项政策规定。 为加强管理，4 项举措限制场外期权业务。 为稳定预期，出台了 19 项政策文件。 对于处罚出现了向下和区域集中趋势：农村金融机构罚单占比最高，达 47％。以省为单位，罚单数位于前三的分别为河南 284单、山东 240 单和浙江。 该报告指出，我国金融监管规范加强。2018 年是各级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建设的重要一年。到 2018 年年底，31 个省级单位都设置了地方金融监管局，并加挂或保留金融办牌子。而且绝大部分省市区的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均单独设置了金融工作办公室，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内设机构和职能分工基本清晰。 2018 年是省级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制定或颁布的攻坚年。截止目前，已有天津、山东、河北和四川四省市颁布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其中，山东是全国最先出台的省份，《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自 2016 年 7 月至今已实行近 3 年。其次是《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于 2018 年 5 月开始实施；四川和天津均是 2019 年 7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另有北京、浙江、江苏三省市正式启动了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立项论证或制定工作。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还针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取（注）消业务资质的规定》及《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分类监管评级办法》。 该报告指出，今后还将继续保持严监管、重处罚、多重处罚的高压态势态。

拥有中国财政学会理事、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省级重点学科“财政学”学科带头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等多个头衔的蔡红英，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蔡红英的两篇论文大量引用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篇幅皆在一半以上；她在博士期间发表的专著也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同时，蔡红英的两篇文章还涉嫌一稿多投。公开履历显示，蔡红英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优秀教师。她还是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值得注意的是，对蔡红英学术不端的举报在2016年10月就已出现，但截至目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未在任何公开渠道查询到该校对此进行过相关调查，也未见任何处理措施。记者联系到蔡红英本人，她拒绝回应抄袭一事并迅速挂断电话；湖北经济学院相关部门的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两篇论文引用一半以上湖北经济学院官网显示，蔡红英1995年获原中南财经大学财务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年拿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她又成为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出站博士后。在更早的时间点，她已经来到湖北经济学院工作。湖北经济学院官网显示，从1984年至今，蔡红英一直在该校工作，历任基础课部副主任、工商管理系副主任、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2007年与20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被指大量引用。她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一文，刊登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财贸经济》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对比发现，这篇文章与文末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陆庆平等人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资产管理及启示》重合篇幅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蔡红英的这篇论文有些地方甚至“照搬”陆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陆文中7个不同地方，“拼凑”齐了蔡文“加拿大的经验”这一板块的内容。陆庆平等人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资产管理及启示》发表在2002年第12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上。按照蔡红英的行文顺序，她的“加拿大的经验”板块内容，分别可在陆文发表的刊物《国有资产管理》的第48页第二段、第49页第六段、第50页倒数第二段、第49页倒数第二段、第51页第三段、第49页倒数第一段、第49页第五段找到“依据”，共计约900字。在标注参考文献时，蔡红英将陆文的发表时间错写为2003年第12期。无独有偶。蔡红英在2009年12期《宏观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也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其篇幅达到全文的三分之二。这些被“参考”的论文包括杨会良、梁巍发表在2006年第2期《日本问题研究》上的《日本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与启示》，迈克尔·英伯2007年发表的《美国〈残疾人教育法〉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评析》，以及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生闫福甜于2006年5月完成的《战后美国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及启示》，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王微微于2006年5月发表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与走向研究》。蔡红英的文章分为日本、美国、中国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以及借鉴和启示四块内容。在“日本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1000余字的部分，除了“包括校舍、教师工资等”这9个字，其余内容连带表格均可在杨会良、梁巍的文章中找到与原文相差无几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篇未被蔡红英标注在参考文献中的文章也为她提供了这部分的借鉴——李祥云发表于2004年第2期《教育与经济》上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日本与美国模式》。此外，蔡文关于“美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和“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两大板块中，有超过二分之一的内容与上述两篇硕士论文内容重合。蔡红英在“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板块中，甚至直接照搬了王微微硕士论文中的笔误。王微微原文中提到，“国内战争和自然灾害都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紧紧依靠政府拨款很难支持义务教育发展。”结合前文，可以看出此处“紧紧”应为“仅仅”，但在蔡文中，有关叙述仍然是“紧紧依靠政府拨款很难支持义务教育发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红英该文为2009年国家社科项目《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09BJY092）、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湖北地方财政制度创新》（T200808）、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09B09）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经费资助。博士论文专著部分直接“借鉴”蔡红英2007年博士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2007年3月，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以该篇论文为基础，蔡红英在学校的资助下，于2007年9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出版了同名的学术专著。这本专著也被指存在抄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比对发现，蔡红英《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的第六章第二节，即第304页至第325页内容，与参考文献中的李萍在2006年主编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的第一章第一节，即第3页至第17页内容雷同。在该章节中，蔡文与李文相似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二。蔡文对于李文的处理主要为增减词语。如将李文中“实行‘固定比例包干’办法”后的“办法”两字删去；“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全面改革”改成“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要求以财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改成“中央要求以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她还将李文的语序、段序做了改变。蔡红英专著中第318页第二段第二句话，结合了李文中的三个短句。若将李文中的这三个短句按照“1、2、3”排序，蔡文则是将其变为“1、3、2”的顺序，并排列组合，用分号分隔成一整个长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专著的前言中，蔡红英提到，“论文的写作自始至终是在导师许建国教授的严格指导下完成的。许老师不仅给了我深刻的思想启迪，还使我懂得了何为学高为师，何为德高为范，何为治学严谨，何为诲人不倦……唯有在未来的岁月中，铭记老师的治学理念，传承老师的学术精神，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灵魂。”蔡红英的这本专著获得了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发现，蔡红英的博士生导师许建国系原中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毕业，是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原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湖北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务。两篇文章存在一稿多投此外，蔡红英的两篇文章还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她于1999年6月发表在《湖北农村金融研究》上的论文《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缺陷》，时隔一个月后再次发表在了《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比对发现，前后两篇文章除了改动个别标点符号以及连接词：如“地”“又”“是”，将前文中“地市”改为“地方”，“‘图’钱”改为“‘圈’钱”等，其余文字完全一致。上述提及涉嫌抄袭的《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国际经验与借鉴》，同样也存在一稿多投。这篇文章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财贸经济》上发表后，又刊登在2008年第2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统计发现，蔡红英2007年的论文正文内容约5200字，2008年的正文内容约4300字。相较于2007年的论文，2008年的论文新添了约1100字，删减了约2100字。两篇论文的重合内容约为3100字。2008年再次发表的论文，注释中标明“本文的研究得到财政部‘公共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相结合机制研究’课题的经费资助”。该文并未标注参考文献。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了蔡红英本人，当记者问及论文被指抄袭的相关问题后，电话被挂断。记者再次拨打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负责学位论文监督等相关部门的电话，一直未接通。湖北经济学院2009年8月31日公布的《湖北经济学院学术规范管理规定》，其中第三条指明，从事学术活动不得有下列学术不端行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以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等等。按照这份规定，违反学术活动规范的处理方式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暂停学术活动、直至取消申请科研项目、学术奖励、学位授予、职称评审资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人给予行政处分等。这份规定还注明了违反学术活动规范的处理程序：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评判机构；学校监察处受理有关违规行为的举报，并与科研处、人事处、当事人所在部门联合开展调查；最后，学校监察处须将调查结果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判，如果对违规性质和程度存有异议，由校学术委员会决定是否聘请有关专家对举报内容作进一步鉴定，最后提出处理建议报学校研究决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红英目前还担任着湖北经济学院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截至目前，湖北十堰市郧阳区3.04万户贫困户办理了小额扶贫信贷，总金额达6.65亿元，到期还款率100%，与此同时，全区贫困发生率由35.52%降至8.1%，金融扶贫走出了一条阳光大道。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湖北十堰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郧阳区委书记孙道军说，十堰市郧阳区把扶贫小额信贷作为打破农村金融坚冰的“利斧”和撬动脱贫攻坚的“杠杆”，推行“政、银、保”三方合作，明确贷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关键要素，落实风险补偿金制度和“两免一贴”政策，推进小额扶贫信贷工作向纵深开展。孙道军介绍，郧阳区把扶贫小额信贷户均贷款额度扩大到5万元，解决贫困户想发展、大发展的困难；建立村级金融扶贫工作站，成立区金融扶贫小额信贷会签中心，创新信贷模式，开辟绿色通道，破解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主办银行“不愿贷、不好贷、不能贷、不敢贷”的难题。贫困户贷款，最担心手续繁琐。郧阳区简化优化贷款工作流程，进一步落实“五步工作法”，打通金融下乡“最后一公里”：贷款由村金融扶贫工作站受理申请、村金融扶贫工作站收集资料、主办银行入户调查、区会签中心对贷款资料进行集中会签、发放贷款。围绕香菇、袜业两大产业，郧阳金融部门大力进行产品创新，推出了“大户贷款 带动贫困户”和“袜业企业小微贷 带动贫困户”两大金融产品，对香菇种植大户按照每户50万元以内发放贷款，共发放6302.7万元。同时，将国家小微企业信贷扶持政策与金融扶贫政策结合起来，按照每户500万元授信额度，对参与扶贫的袜业企业予以支持。在资金管理上，郧阳区采取“户贷户用、户还社管”方式，引导扶贫资金投入到“户有万元以上脱贫产业项目”中。这种方式，核心是贫困户贷款、贫困户用、贫困户还，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归贫困户，监督权在村级合作社、村委会，保证扶贫小额信贷资金有效使用。近年来，郧阳区还认真落实《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帮助企业重组上市，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孙道军介绍，具体做法包括：建立“工作站”，支持企业并购重组、挂牌上市。在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扶贫办指导下，当地依托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金融工作站和长江证券“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工作站，全程为企业提供挂牌上市辅导、企业管理培训、风险控制等服务，辅导企业分类挂牌115家；成立产业基金，以股权投资促企业发展。当地首期投入3亿元作为引导基金，与长江证券、清控汇金、湖北高投公司等合作，设立了郧阳扶贫产业投资基金等3只基金；设立扶贫公益股，用股权收益助力贫困户脱贫。郧阳建立扶贫产业投资基金，购买拟在A股主板上市的一家公司1%的原始股权作为扶贫公益股，由出资人共同签订基金收益和处置相关协议。扶贫公益股的收益全部用于脱贫产业发展、扶贫小额贷款风险补偿、保险扶贫、教育扶贫等；实行星级奖励，引导企业带动贫困户增收。根据企业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和产业基地的质效，给予相应奖励和扶持；拓展资金统筹渠道，利用债券、税收资金进行专项扶贫。每年从区内挂牌上市企业新增税收地方可用部分资金拿出30%，用于兑现发展产业奖补和通信网络建设，2019年可新增1500多万元用于专项扶贫。此外，郧阳区还在保险机构支持下，创新保险产品，筑牢脱贫底线。在落实政银保风险补偿金7000万元的基础上，郧阳区与人保财险公司合作，签订了全国第一张2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综合性大保单，综合保障功能达到90%以上。并统筹3000万元资金，为每个贫困对象购买200元的医疗保险。新政策实施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患者费用核销比例提高到90%。(兰善清)

抗击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襄阳农商行推出“三大举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积极作为，全力支持春耕生产一是主动对接，全力满足农业生产资金需求。积极与辖内农户、农资生产和相关企业、村支两委对接，了解春耕生产需求，全力保障农春耕备耕农资供应信贷资金需求。湖北丰庆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在疫情发生后，由于资金短缺导致停产，运行陷入困境。襄阳农商行了解情况后，特事特办，从贷款资料提交至审批，仅用一天，500万元的贷款便顺利发放到位，成功助力该企业复产复工。襄阳康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屠宰加工、肉类销售、冷藏，当地肉类供应紧缺，公司准备扩容冷库，保康农商行了解情况后，于1月21日向企业发放经营微贷500万元，用于采购相关材料，为顺利复工复产打下了基础。二是线上办贷，客户足不出户畅享金融服务。为克服疫情期间客户出行不便困难，襄阳农商行全面实行网上办公，制定了微贷线上审批流程，对于增贷需求，做到快速受理、快速调查、快速审批、快速投放。引导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客户微信群、电话、短信等渠道进行线上申贷，开通线上支用，方便自助办贷等，大力宣传“亲情农贷”“福e贷”等线上业务，保障疫情及春耕期间业务时效性。辖内农商行在前期整村授信对接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村民发放线上贷款“农e贷”，截至目前，通过“农e贷”线上共计提款1739万元，惠及538户农户。客户黄某为我行存量客户，从事农业种植，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账款未能及时回收，此时恰逢某化肥厂有优惠政策，但急需支付定金，客户经理在主动维护客户期间得知此情况，迅速协助客户通过“福e贷”提款5万元，解决了燃眉之急。三是减费让利，有效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定向制定利率优惠政策，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行最优惠利率。对纳入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农业生产企业，新增用于防疫贷款，利率最低可按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LPR执行。对符合“荆楚发展贷”准入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在现行贷款利率水平上下调0.5%。谷城县明星粮油工贸有限公司主营粮食收购与加工，是保障基础民生的龙头企业，该公司近期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稻谷进行大米加工，因资金短缺导致运行陷入困境，得知这一消息后，谷城农商行迅速行动，仅用时48个小时就将100万元抗疫贷款成功发放到企业手中，发放贷款利率执行一年期LPR利率4.05%，低于该行同产品贷款利率2.25个百分点，有效保障了抗疫物资生产不断档、不停歇。四是纾困解难，全力维护客户征信权益。对辖内信用良好、经营正常、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和农户，不抽贷、断贷、压贷；在注意防范风险前提下积极通过调整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等措施对客户进行帮扶；对因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营业收入的存量贷款客户，可根据客户申请，结合实际情况给予3至6个月延迟还本安排，宽限期内只还息，免收罚息等。优化服务，开启助力医护人员“天使”行动襄阳农商行出台“荆楚保医贷”“荆楚天使贷”和“荆楚发展贷”等金融产品，全力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生产，满足医疗单位资金需求，给医护人员提供方便、低成本的信贷服务。2月29日上午10：12，随着一声清脆的来自96568签约成功短信提醒响起，赵医生连日来疲倦的面容情不自禁露出一丝惊喜，忍不住拿起手机，第一时间将喜悦之情分享给枣阳农商行清潭支行客户经理：“罗经理，总共30万，我收到了！没想到一天时间都不到，这也太快了！谢谢谢谢……”这只是襄阳农商行金融服务一线医护人员“天使”行动的一个缩影。连日来，襄阳农商行推出多款抗击疫情专属信贷产品，已陆续为7位一线医护人员发放“荆楚天使贷”212万元，让这群“最美逆行者”放心在一线抗疫，解决他们资金上的后顾之忧；为3户医疗机构和企业发放“荆楚保医贷”1400万元，助力防疫物资供应和医疗设备购置。一是主动对接，广泛宣传送政策。践行“停业不停工”“关门不关服务”的理念，以全员培训为基础，以全员宣传为途径，以微信客户群、各地防疫联防群、员工朋友圈为阵地，以天使贷“零费用、手续简、免抵押、放款快”四大优势为宣传亮点，主动服务一线抗疫医护人员金融需求。襄州东站支行内勤柜员以微信留言方式将优惠政策告诉熟知的医护人员后，很快就收到医护人员的咨询，了解到该医护人员因住房装修需要资金后，客户经理迅速对接，30万贷款资金很快便打入了客户账户。通过96568短信平台，在向医护人员转发慰问祝福的同时，宣传银行优惠政策。樊城、宜城、保康等地农商行自主开发了“客户金融需求预约登记表”微信小程序，并将客户的在线申请第一时间分配给专属客户经理对接。魏医生是保康县寺坪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临床医师，在连续多天一线战“疫”休息之余，看到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天使贷——感恩白衣天使”微贷产品和线上预约渠道，想着自己的孩子新房装修还差点资金，便试着从手机上点击了贷款预约，半小时后，魏医生就接到了客户经理的电话，并在客户经理指导下顺利下载湖北农信手机银行APP，用鄂汇办APP查询了参保和公积金信息，不到1小时成功获得30万元授信。襄州支行主动对接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在了解到襄阳市盈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急需资金用于新增口罩生产线时，向上级行申请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采用线上申请、线上审批，实行先放款后落实抵押登记，待疫情结束后，再补办相关手续，仅用1天时间，就为盈乐公司发放了1000万元“荆楚医保贷”贷款。宜城农商行主动对接辖内3家疫情防治定点医院，收集医护人员金融需求信息，为宜城市玛丽医院发放100万元“医保贷”贷款用于购置CT机，预约“天使贷”10户140万元。南漳农商行主动对接辖内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了解到湖北思安药业急需要流动资金来保证各类药品生产和供应后，开辟专项金融服务通道，通过线上审核、线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为该公司发放了300万元“荆楚保医贷”。二是真情服务，抢时接力送资金。线上服务再提速。充分发挥线上小微贷款产品优势，开辟专项信贷服务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防疫相关贷款授信审批、放款时效，通过视频录像等方式开展贷前调查、资料收集和审查审批工作，信贷档案暂时以电子档材料替代纸质材料。部门协同再加力。在目前特殊时期，面对交通管制、人员限行的困难，统筹协调业务部门、客户经理通力协作，快速推动贷款落地。樊城柿铺支行了解到王医生有资金需求后，立即向樊城支行请求统筹支援，樊城支行一方面向市行信贷管理部申请当日征信查询支持，向小微金融部申请进件审批支持；另一方面，按各网点信贷人员出行便利时段，接力提交征信查询、收集进件资料、提交申贷信息，各方通力协作，顺利为客户发放30万元“天使贷”。铁血担道义，铿锵誓言践忠诚“邱飞云报到，今日在幸福里B区值班”。面对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襄阳农商行襄州支行行长邱飞云主动请缨，积极参与所在社区联防联控，负责幸福里A、B、C三个小区防控点值守的管理工作。该小区是个大型的商业化小区，现有居民1750多户、5300多人，管理难度大。他一边迅速对接社区和物业公司，全面接管防控点值守管理；同时电话、微信联系300名双报到党员，招募68名志愿者组建值守志愿队。制定详细的值守规则和纪律，每日安排24名志愿者不间断值守，每天往返十几里路来回巡查3个小区值守工作。在他的管理下，小区的防控管理的井井有条，受到社区和临时党支部领导的一致好评。居住地防疫工作扎实有效，单位的疫情防控成绩也十分亮眼。通过强化组织管理、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等，将白纸黑字落实到工作中。2020年1月31日，得知一员工的近亲属从武汉归来确诊新冠肺炎后，他当机立断，对4个家属院实行封闭管理，住户的生活物资采购全部由值班人员配送。在周边小区确诊数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确保了襄州支行4个家属院无一例确症和疑似病例，管理方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下辖的25个网点、189名干部员工及其家属，无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党员干部纷纷参与社区双报到，双报到率达100%。自襄阳农商行全面推行网上办公以来，在参与社区值守的同时，邱飞云妥善安排好单位各项工作。疫情期间帮助网点对接客户、协调市行各部门，对特殊业务开辟绿色通道，为盈乐、丰庆源和丰盛杰等涉民生保障公司紧急提供1580万元贷款资金，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协调即将上市的长源东谷公司在我行开立资金托管账户；为襄州区第一人民医院、晋锋超市等疫情保障单位解决现金收存问题……自开展网上办公以来，襄州支行各项业务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在2月20日的基础上，存款净增15967万元，累计发放贷款302笔、金额3519万元；现金清收风险贷款本息337万元。在这个全民奋战疫情防控狙击战的特殊时期，一场特别的婚礼和新人特别的故事在农商行的朋友圈里流传，而作为其中主角的余春香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90后农商人的担当和责任。“今天是小余的婚期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群里的同事这边正聊这件事，他们口中的小余却已经在群里发出了两人在新家客厅前的合照，两人胸前的“新郎”“新娘”胸花，电视背景墙上那大大的“囍”字，以及两人脸上幸福真挚的笑容，使得原本一切从简的婚礼现场显得格外温馨。原来，正月十八是保康农商银行营业部柜员余春香和其男朋友结婚的大喜日子。当天，没有礼炮、没有仪式、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只有家人一起，举办了一场简约的“特殊婚礼”。据其朋友介绍说，余春香与男朋友的婚事，年前很早就定了下来。春节前夕随着疫情发展，让两家人都犯了愁。正值左右为难之际，两个孩子站出来说：“婚礼照办，不邀请任何亲朋参与，坚决做到防疫优先”。小两口一致认为，这样特殊时期的婚礼更有纪念意义。刚卸红妆，就点“武”妆。正月十八，当余春香的同事们还为这余春香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如此简单，而惋惜时，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在保康农商银行志愿防控一线的人员里发现了她的身影，看到余春香穿着红马甲站在供销门口的劝返点时，前往营业部值班的同事感到惊讶。“小余，你不是昨天结婚吗，怎么今天就来值班啦？”她笑着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全国人民都在为打赢这场“硬仗”努力着，每当看到网上那些支援湖北各地的医疗团队我也很感动，很多医疗团队的成员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大，虽然我不是医疗相关人员、不是党员干部，但是我也想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线上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和大家一起战胜这次的难关。”“一百、两百、一千、两千.......”微信群聊热火朝天，没有通知、没有硬性要求，大家纷纷积极主动捐款捐物。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名襄阳农商行人的心。疫情无情人有情，襄阳农商行主动奉献爱心，已累计捐款、捐物259.6万元，其中单位捐款220.4万元，员工捐款34.66万元，捐赠口罩、防护服、大米、蔬菜等各类物资4.54万元。积沙成塔、滴水成海，这一份份爱心捐款汇聚在一起，犹如冬日暖阳，再次温暖了大美襄阳城，进一步增强了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了襄阳农商人的责任担当。

2020年10月17日，由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集团、湖北省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会、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主办，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管理研究中心、长江金融工程研究院、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承办的“中国首届乡村金融工程论坛暨《金融最后一公里：乡村振兴金融工程笔记》发布会”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举行。参会嘉宾合影武汉大学、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管管理局、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湖北省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集团、武汉市黄陂区政府、广西博白县政府、湖北省阳新县政府、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参会。论坛开幕式由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龚波主持，武汉大学社科院副院长张发林、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姚尧、湖北省农业厅二级巡视员张清林、湖北省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会会长陈志福为论坛召开致辞。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姚尧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乡村金融工程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历史担当及意义”的主题演讲，就中国乡村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乡村金融工程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原理，中国乡村金融工程的主要创新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叶永刚表示，中国乡村金融工程中的主要创新工具包括：企业股权、股权质押融资、私募可转债、企业混改与并购、企业挂牌上市、产业基金、担保基金、农业订单、商业信用保险、土地指标交易。武汉大学教授叶永刚叶永刚认为，中国乡村金融工程在乡村振兴中的历史担当和意义有：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明确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向；克服乡村振兴的金融风险控制；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转化；实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真正崛起。人民东方传媒集团经济部总编巴能强在本次论坛上作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工程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的主题演讲。巴能强表示，金融工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可发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国际国内之间自由流动的作用，包括资本下乡、城乡人力对流等。同时促进乡村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以金融工程手段促进乡村振兴，正是“畅通经济社会循环”补民生短板的有效方法和路径。人民东方传媒集团经济部总编巴能强巴能强同时介绍了《金融最后一公里：乡村振兴金融工程笔记》一书的贡献及出版情况，指出这是一本体现了时代脉搏的恢弘历史叙述，体现了叶永刚及其研究团队的学术能力与社会责任担当。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龚波发表了“发展四板市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题演讲，就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背景、意义以及四板市场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享。龚波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以乡村为基础的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乡村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龚波龚波认为，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引领。乡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根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县域经济是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前沿阵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据介绍，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对接县域金融工程，普惠乡村基层小微主体，成果丰硕。截至目前，湖北四板挂牌企业已经实现对全省17个市州的全覆盖，县域挂牌企业总数达到5132家，县域企业实现融资1099.39亿元，占武交中心融资总额的81.32%；全省已成功培育108个县（市）域特色产业板块。会上，来自武汉市黄陂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湖北省阳新县的代表就打造县域金融工程升级版等主题进行了交流。本次论坛嘉宾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了精彩发言，描绘了乡村振兴金融工程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