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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文学学术资源在线

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对此事件，凤凰网文化频道独家采访了张晖生前同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者施爱东，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张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张晖真正的学科领域是什么？施爱东：他主要是做南明的诗词，过去我对他并不是太了解。我也是看维舟的那个博客，才知道他早在中学就开始立志做明清这一段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一个人对人生的学术规划如此的有条不紊，而且按部就班，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像我自己原来是学理科的，一路走来，人生道路不断地变变变，几经变迁沉浮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像他那样对自己人生规划如此完整的，真不多见。有人问过我说，张晖是不是天才，我说天才这个话不太好说，因为你没有衡量标准，至少可以说是个杰出的英才吧，而且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才，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你天资够不够，第二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天资用在适合自己的正道上。张晖就是两方面都具备的人。施爱东杨早：我一个师兄曾经说过：我在北大十几年，我见过的天才比正常人多。当然天才不好界定，咱们就说英才吧，世间的英才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英才要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大条件，就是你要很早就能认知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特别稀少。我中学的时候，也喜欢玩玩玩填词写诗什么的，后来也读了中文系，但是说实话，到大学毕业为止，我都没有献身学术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要到社会上去闯荡一下。后来选择学术，是后来内心有了一些变化，说明我们其实是后知后觉。但像张晖，他很早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而且愿意投身这个事情。你看他跟维舟就是两条路，他们一起在中学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维舟后来就慢慢偏离了，当然维舟也在文化圈，写书评，但是他很难在学问这条路上再往上走，那张晖是一直在走，而且走得很好，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天赋，又能够有很早的决断，或者说很早的预期和计划，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觉得特别惋惜的一点。施爱东：而且还有一点，张晖的学术之路也走得非常正，他在南京大学读古代文学，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非常厉害，然后他又去了香港，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理论视野，香港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学者云集在这里。凤凰网文化：为什么都是香港？施爱东：因为香港的薪水高。凤凰网文化：唯一的因素吗？施爱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还有就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大陆和世界互相观望的窗口，香港人是比较崇尚西洋学问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接纳国内本土的顶尖的学者，所以他能把汉学领域的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汇集在他这里。因为他薪水高，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愿意来香港。你可以说香港学者本身未必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好的，可是他有足够的钱，他能够把全世界许多领域里面最好的学者都请到这里来，这一点就很要命。杨早：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它有三所大学算是亚洲一流，在世界上也基本上可以排到一流的水平，这个非常少见。凤凰网文化：所以当时张晖有可能选择不回来？施爱东：当时他未必可以选择不回来，但是后来他可以选择再去。杨早：事实上后来听说香港科技大学对他有邀请。张晖来文学所之后，申请了台湾“中研院”的博士后，中研院是在网上招聘是盲审的，就是你递材料，他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只根据你的学术资料投票，投完票，发现居然是一位大陆人，他们都很惊诧，因为中研院从来没有聘请过大陆的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最后决定尊重投票结果。我听张晖说过，他到了台湾之后，有半年时间拿不到工资，因为此前没有大陆学者在那里工作的前例，银行怎么开账户等等，都得慢慢来。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关起来门，夸这个人好，他是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认知度的。凤凰网文化：活人特别愿意关心死人假如不死的命运，设想一下张晖？杨早：张晖的太太在昨天的一条微博里说，说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很大。杨早：对，这个说法就很大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张晖他的训练他比别人都完整，你知道有的人做学术偏重理论，有的人偏重文献，有的人会偏重于历史，他基本上把这三块都走通了，他最早从高中喜欢词曲，到了南大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文献功底非常扎实，到了香港以后，他又受到了理论方面的熏陶，到台湾以后，他又会吸收台湾的一些长处，而台湾也是跟香港一样，并不光有台湾本土学者，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学人。张晖跟我讲过，他在中研院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比如一走进那个地方，走着、走着，迎面会过来一个人，你仔细看，余英时。你再走，你又看到一个人，何炳棣。你跟这些一流学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和眼光、格局会完全不一样。凤凰网文化：可以说他一切都是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倒塌了。杨早：就他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在学界很难超越。为什么他短短的十几年学术生命，就会做出那么多的成果，说明他从一开始路就走得很正，没有耽误。我们好多人都会中间去挣笔钱，去搞个媒体什么的，兜兜转转的，最后再回来。凤凰网文化：诱惑挺多的。施爱东：像张晖这种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诱惑，他能一门心思的往一条路上走，而且这条路的前景是他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而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像他这么目的明确的人，很少见。所谓的待遇都是跟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凤凰网文化：事实上你们了解他真正的现实生活吗？杨早：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低。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凤凰网文化：他也不是世家。杨早：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我听一个同事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没想过说没想过自己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高兴的，当然压力也很大。经济压力之外，还有带孩子的压力，每天都要先把孩子哄睡了，才能看书写东西。爱东也知道，张晖手头的事情特别多，他不光是写书，他还要编书、编杂志，还是南社研究会的秘书长，还要开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他这堆着，有人说他去年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觉，就是因为事太多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健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凤凰网文化：刚才也说到涨工资只能靠凭职称，是靠熬出来的？杨早：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施爱东：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杨早：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助研，你每年能报的暖气费的面积是80平米，如果你是副研，就能提到90平米。凤凰网文化：就是这么具体？杨早：很具体。然后这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你的房补，助研每个月是1000，副研会提到1200。我认识张晖，第一次单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件事，是他那时候刚来，第一年实习期，房补好像只发800，这个钱应该实习结束补给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补不了，他为此跑了好几次。凤凰网文化：就是为了800块？杨早：每个月多200块钱，就是1000，本来是1000，只给他800，他就为200块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他跑了好几次，都解决不下来，就是这种琐事，非常影响你的情绪。我再补一点就是，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凤凰网文化：透明化程度多高？杨早：它不是透不透明，它变得不可比较。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凭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我称之为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我以前也在高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来说，受到外界干扰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够，但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了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杨早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凤凰网文化：这都是中国特色。施爱东：说到级别高，就像蒋寅老师在悼念文章里说的，我们是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国家队，还不是足球国家队。但是我们的待遇比一般普通高校是要低的，而一流高校又比那些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的待遇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杨早：但是爱东这个说法，如果说出去的话，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是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凤凰网文化：历史问题四个字，足以解释一切吗？施爱东：不是足以解释一切，而是它真的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历史长的单位都是讲资历的单位，资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不同专业如何比较？对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你的正高只能占百分之几十，副高占百分之几十，像一个金字塔，这个指标是额定的，但事实上我们这里的水平整体都是偏高的，能够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水平都是很不错的。换到一个普通高校，可能比例也是相近的这个比例，可是，很可能他们那里的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只是跟我们这里一个普通学者相当，资历要求也没这么长，那么，这个学者放在社科院可能就得拖上很长时间才能评上职称，但如果在普通高校就会容易得多。在我们这里，金字塔底层的一个学者，如果放在外地的话，比如说与他同资历的同学，分到外地高校去了，他可能是那个高校的骨干科研力量，但在我们这里只能垫底。其实，做学术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做学术是注定贫穷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还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凤凰网文化：后悔吗？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最高端的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最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许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反对阻挠。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里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里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凤凰网文化：国家更多资金投入不太现实？杨早：如果前提设定目前这种体制为一个不变量，我赞同爱东的话，贫家子弟在这个体制下，他很难做得下去。那么做学问要不要这种保障？这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好像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保障？还有人拿底层说事儿：你看人家农民工不是更苦吗，还有北漂不是更苦？我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学术是比较特殊的工种。特殊在于，第一，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儿，而且它的结果不确定，你并不见得我做那么多时间，我就一定能出这个成绩，而且很可能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想做的越大，他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可以拿计件来衡量的。昨天还在讨论一个事，说书按照印张卖是很可笑的，你那是在卖纸。各个领域里面的经典著作，可能只有十来万字，甚至几万字，但足以不朽，也有很多大部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在卖的时候，定价也好，稿费也好，版税也好，显然都是厚的那个占便宜，包括你去报课题，也是厚的看上去比较好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变成说你如果自我要求越高，写的越精粹，你最后的回报会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问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支撑。我昨天看鲁迅书信，鲁迅后来从广州到上海以后，他一直很想回北平去做几年学问，把他想写的中国文学史写完，因为北平的材料比较全，这个环境也比较舒服，但是鲁迅回北平又不愿意再去教书，那就麻烦了，他收入从哪里来？鲁迅最后没有回北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和上海一样的收入，所以他只好留在上海。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做学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越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得到的物质保障会越弱。国家提供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资源的目前倾斜方向是有大问题的，这个资源的流向是不对的，不管是职称还是课题，它的流向绝对不对，如果保持这样的流向方式，那就是爱东说的话，贫家子弟不太可能做出好学问，做出来对自己伤害也很大。凤凰网文化：其实肯定不是第一次在媒体这么讲，有效吗？杨早：很难，比如我们刚才说资源流动就有问题，资源如何流动，比如如何向张晖这样的人倾斜，这就变成了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了，但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困难。凤凰网文化：什么在妨碍？施爱东：我觉得这个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来说确实也很难。凤凰网文化：这一代学者会等到吗？杨早：我觉得等不到，它有一个前提，它不是说国家的问题，国家可以设置很多制度，事实上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制度来防止你乱用钱，甚至有的时候跟防贼差不多，所以变成了很多人申请到了项目，也不见得幸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怎么去用这个钱，有时比拿不到项目还糟糕。学术界也有“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凤凰网文化：再让你们做你们最不擅长的事儿。杨早：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的。我记得有一个哈佛出来的教授，后来跑去做电视了，他的说法就是：我才不要再为了几百美元去报销一堆单子，现在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学术经费确实需要有一个控制，但是这个控制也应该有合理的流向，学界自己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来对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与导引。有时候民间的学术基金会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在内部没有建立起学科共同体？施爱东：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中国可以借鉴。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人事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往往是一个人一进来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些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去预判，他有没有未来？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判断往往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了，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我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能做的出来吗？你如果做不出来，社会也会骂，我花这么多钱，我养你们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流动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些人，我觉得一些好的苗子，你可以先到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如果你做得好，你们先到那里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传播你的知识，适当的时候，如果你慢慢拔尖了，我再从外地选拔那些好的人，来到更高级的单位，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我在这个所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而我的选拔机制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直接进学生，一进来就是一辈子，做得好做不好你都在这呆着。杨早：可是这里又会出现的问题是，你敢离开北京，你还回得来吗？而且你往往离开是一个人，你回来就得是三个人，你回得来吗？所以谁都不敢轻易离开，都要先抢，要卡位。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包括户口的限制，包括档案，捏着你档案不放。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杨早：对，整个一系列的流程都会限制你，使得你举步维艰。凤凰网文化：而且这种国内学术氛围的地域差异非常大。杨早：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术资源非常不平均，这些年不但没有好转，感觉还在更加地恶化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像北漂上漂的问题，你说你不想当北漂上漂，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家，更糟糕，因为那里都在拼爹，你又没爹可拼。于是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学术界其实情况差不多，你不留在这里，说实话，以很多地方高校的氛围，学问会更加做不下去。对话人 | 于一爽访谈者 | 施爱东来源 | 凤凰网文化频道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哲学篇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篇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篇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篇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图书资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章学诚认为，考据学家“以擎绩补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谓“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以“博学于文”为“玩物丧志、谓“讲习文学”者“工文则害道”，这是“离器言道”。图书资料是“器”，这两种对待“器”的态度都不端正。在广泛阅读、分析图书之后，通过地方志、目录书的编写工作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有了与当时学者不同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形不离影。后世……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夭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答客问上》说:《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这就是说:《六经》是史，是器，是政典，是典章事实。要言道(研究学术)，就不能忽视器(离开典章事实)。就是说:《六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而是研究学术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钟之肖何转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答客问》中说:“若夫比次之书(图书资料)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枪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图书资料，而保藏图书资料，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答客问》下又说:这些图书资料好比酿酒需要糟粕，嘉禾需要粪土，有了它，就能“化腐朽而出神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依据。章学诚对图书资料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以后，对于图书资料的功用和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的方法，也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与态度。他注意到最基本、最原始的图书资料，存在于广大的地方机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天下大什既始子州县，则史事贵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翰备。”中央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手段，向全国征集重要图书资料，以备修史和研究之用。在《校雠通义·藏书》中，他主张在国家藏书之外，学习佛家、道教的办法，把图书像佛藏、道藏那样集中保藏起来，以免散失，“亦可以补中秘(国学藏书)之所不逮。”这就倾向于建立半公开的图书馆了。

#三大体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著作提出，价值中立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论准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重要保证。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包含一定价值关怀的研究一定不具备客观性吗？其中答案值得深思。“价值中立”不是韦伯的首创，其可以上溯到英国哲学家休谟坚持的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二分法，后经康德的“理性批判”而把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受康德影响，他们在康德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区分所谓的“物质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等人所谓的“文化科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韦伯深受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影响，认可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而人的社会行为充满着目的、意义和动机。因而对社会行为的意义、目的和动机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韦伯为了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所谓的“科学精神”，提出了前面所述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提出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遭受自然科学研究的“挤压”和“激励”双重影响的结果。所谓“挤压”，即自然科学凭借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在探索自然的真相道路上走得殊为成功。而哲学社会科学因缺乏客观性、不可重复与不能数量化，往往被轻视甚至嘲弄。在这一危机下，追求客观真相的人文研究，其合法性地位处境堪虞。所谓“激励”，是指某些学术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在汲取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后，相关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激发了研究者的抱负和自信心。他们认为，通过客观研究同样可以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为此，他们标榜“价值中立”，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搁置立场、价值、情感上的“预设”，单纯以逻辑推理和材料证据得出结论，并想当然地认为，越是“无色彩”的研究，其得到的真相越是客观。实际上，人类思考与社会变迁是同步的，而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也始终是一对相契相生的共同体。陈寅恪认为，“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即好的诗有“二义”，一是诗本身之义，二是作者所寄寓于其间的时代之关怀。文学、史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二重性：一是所研究对象的历史真实，二是作者的价值关怀。正如韦伯所言，人是探寻“意义”的动物，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意义”对于人很重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如此。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义丰富的行动和事件。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测量、可实验、可分析操作的物质化的研究对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人”，除了是物理化学意义上的肉体结构之外，还是有喜好、厌恶、希望、目的、欲求等情感和动机的思想与行为的主体，其行动或事件是有“价值预设”的。不仅如此，人的“意义”往往具有某种主观性。从空间上看，这种主观性还随着生活的地理、阶层、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若再叠加上时间方面的生理年龄、时代变迁等因素，就愈加错杂多样。尤其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行为者和事件的主体更属于“意义敏感群体”，他们的“意义”更加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极富意义。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实验室里冷静地研究一个细胞的结构。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关切，其研究动机、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拣选、研究目标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选取的另一面的历史被刻意遗忘，虽然不必然与时代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常常有着时代的影子。可以说，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关怀作同情理解并将之揭示出来，才是真正的客观性研究。当然，如何在同情理解中避免误解甚至以己度人，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性问题的最大挑战。或许，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不失为一种值得参照的路径。“视域融合”理论是关于认识和理解的方法论。“视域”是指特定处境或境域中的眼界和观点，是人认识和理解过程中所持的“前见”。“视域融合”理论的突出特色，就是承认理解者从自身特定的观点或“前见”出发进行理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域：一是理解者自己特定的视域，二是文本所处的历史的视域。“视域融合”的实质是通过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促使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新的统一和共识。“视域融合”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理解者与被理解的文本之间的融合。按照“视域融合”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而哲学社会学术研究对象——“文本”也有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研究者对学术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就是研究者与学术研究对象二者之间的对话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话的整体视域中，可能造成前见被重新审视甚至被修正，从而达到研究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的一致性和重叠共识，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客观性的保证。（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为谁创作、为谁立言，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地指出为人民搞创作、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与导向，为发展繁荣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学术研究者在创作研究中始终对准人民坐标。历史的创造、时代的雕塑紧紧依靠人民，人民的需要正是文艺存在、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一切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因而，所有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文艺也好，研究也好，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利益正是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理应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作家赵树理曾说，“只要广大农民能读得起，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有一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拜访赵树理，问“你的书行销这样广，得到的版税一定非常多。”赵树理回答：不，我不计较报酬。写作，就是我为百姓大众的一种工作。今天，尽管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但赵树理这种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吴文藻先生主张社会学要为中国人民服务，要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费孝通先生也提出，学术研究就是要“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传承前辈大家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情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当代学者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文艺佳作，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研究假设可以天马行空，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同样，研究创新最关键的方法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文艺创作、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必定能够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和学术研究最终要看作品。“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对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质量做出高度肯定，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提出明确要求，鼓舞和激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引发与会委员的强烈共鸣。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能温润心灵，又能启迪心智。近些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等荧屏制作，还是音乐、话剧等舞台表演，不管是学校课堂的教书育人，还是国际场合的学术交流，文化文艺创作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可以说精品不断、精彩纷呈，在正本清源上展现了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了新作为。为什么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在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事实证明，无论是文艺创作领域的传世之作、千古名篇，还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理论创新，其共性就在于传播了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触及人的灵魂、引起思想共鸣，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学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用更多佳作反映“奋斗史诗”，用更优秀的作品把握“时代脉搏”，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支柱，不管是准研究生们还是未来考研读研、或是甚至在某些工作中，甚至在某些工作中进行学术研究都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能力是你应该具备的！那很多的同学们作为“学术初学者”，面对着专业的学术研究，懵懵懂懂迷迷茫茫，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学术研究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我们去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首先，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任何事物我们都会尝试去看到它的本质，并且会全面的去归纳它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次，培养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你可以站在一种更加宏观的层面去思考更加本质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二、学术研究要从如何下手？研究生最重要的工作肯定是从事学术研究了。对于刚刚考取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对学术研究是很迷茫的，既想投入学术研究，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其实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直接拿出一张纸来写你的观点，正确的做法是读文献。读文献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甚至说读文献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实写论文90%的工作是读文献。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你需要花90%的时间读文献，再用10%的时间做整合。研究一个话题时，先别急着发表你的意见，要先阅读一下相关话题：古今中外都有哪些学者对这个话题已经进行过什么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来开展自己的研究。三、学术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学术研究会1.做综述刚刚说读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的入门，之后应该干什么？如果你只是写一篇小论文，你至少要读十篇以上的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硕士论文，你至少要读三五十篇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应该读200篇文献。读完了论文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归纳，去进行综述。对于初学者来讲，你一点自己的意见都可以不提出，你读了三五十篇文献之后，把已有的文献分类进行整理和归纳。那么形成的关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成果了，这是属于初步的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2.找到别人的不足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审查来完善它们的不足。人们在研究此主题时还有哪些其他缺陷？总结后，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论文来弥补他人的缺点。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找出两个足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找出五个缺点足以撰写博士学位。从错误中吸取经验3.在实践中进行研究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学习，应该离开书本，离开办公室，离开教室，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学术研究的最高重点是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调查。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的学术论文变得越来越完善。实践出真知关于怎么做学术研究，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