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会上发言。肖斌 摄以下精彩观点根据现场实录整理：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不能脱实向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主题。那么，什么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差异，它的概念怎么界定？我认为，实体经济应该有三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制造业，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制造业是支撑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面，一般意义所说的实体经济，除了制造业以外，还包括工业和农业；现在，由于产业之间融合度很大，其实有很多生产型的服务业，比如科研、物流等，所以最广义的实体经济的概念，除了制造业、工业、农业，也可以把其他服务业包括进去。但是唯独有两个行业是可以提出来的，就是金融和房地产，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本身就构成虚拟经济的主体。论坛现场。肖斌 摄这三个层面的实体经济，我分别用R0、R1、R2来表示。有了这个分类，我们谈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就更有针对性了。我们按这三个口径算，从2011年到2017年，这三个口径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而金融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从统计数据上，这反映了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本身回报率很低,为什么？这个问题要回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现在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这个阶段需要通过大量的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现在来看，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过程本身需要很长时间。观众提问。新华网记者李林 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不仅仅是金融业，还有其它生产性服务业、乃至整个服务业的支持。现在看，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确实有很多制约，除了自身的问题，也有来自于服务业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反过来能够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转型升级以后会有高报酬，金融也愿意支持你。通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相的促进，最后促进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编辑：王俊景）

从全民宠儿到人人喊打，中国的虚拟经济正在退烧。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抓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凸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近来，一系列监管文件陆续出台，也不断强调金融机构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围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业界也形成了一些争论，如宗庆后说“因为虚拟经济，老百姓不干活了！”，董明珠说“破坏实体经济，就是罪人”，马云很委屈的指出“虚拟经济主体是银行金融界，但没人敢骂，所以就骂互联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才有未来”。大佬们相互之间的隔空喊话甚至攻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业界对虚拟经济范围认识的不一致。笔者认为，要读懂虚拟经济，关键是厘清下述五问。一问：何谓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最早由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提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词语。根据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虚拟资本产生于借贷和银行信用制度，本身不具备价值，但可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并形成剩余价值。而随着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断增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愈发丰富，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拓展。早期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一般是从马克思虚拟资本论述的角度出发，认为其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其产生和发展的制度性基础是信用。虚拟经济相关活动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无需借助“交换—生产—流通—交换”这一循环，能够直接以钱生钱，它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活动模式。虚拟经济还被认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范畴是指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而在广义层次则是一套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也有学者认为，从国民经济核算视角来界定虚拟经济——GDP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而GDP生产过程以外的金融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总和就是虚拟经济。还有学者认为，可从货币资本的增值性活动以什么为媒介或中介来进行界定，如果以货币、价值符号和资产为媒介，就是虚拟经济。由此可见，在对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方面，尚存在一定分歧，但实际认识方向是大体一致的。笔者认为，借助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可以比较清晰地识别虚拟经济的活动范围。虚拟经济活动应当围绕虚拟资本运动，而虚拟资本的变化体现在三个账户中：一是金融账户，反映了金融领域的虚拟资本的交易部分引起的变化；二是资本账户，反映了非金融领域虚拟资本的交易部分引起的变化；三是资产其他变化账户，反映的是交易外的虚拟资产数量和价格变动引起的变化。二问：虚拟经济实际表现形式有哪些？对于虚拟经济的实际表现形式，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大部分研究认为虚拟经济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房地产，集中表现为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衍生品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不过，业界目前对虚拟经济具体内容的争论比较激烈。一方面，互联网经济是否属于虚拟经济。在今年两会上，就有业界人士认为实体经济不振很大程度是互联网经济导致，电商等互联网新业态就是虚拟经济。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虚拟经济不是指经济形态是不是直接可视的，更多的是指虚拟资本不经过生产过程就能增值。从此视角看，“互联网+”的各种经济形式，显然都不属于虚拟经济所讨论的范畴。实际上，“互联网+”的经济形态是互联网与传统经济产业的结合，是对产业组织结构和流程的再造，是企业在当前网络时代的必由之选，是对时代发展潮流的顺应。比如说电商，本质就是互联网与传统销售的结合，不仅拉近了制造企业和需求用户的距离、增加了消费者选择的多样性、降低了流通成本，还通过更加精准的信息匹配实现了企业库存的减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是不是等于金融。由于金融中存在大量虚拟资本，相应金融业也是虚拟经济的主要阵地。但是，这并不等于虚拟经济与金融业之间能够简单等同。从前述账户体系也可发现，虚拟经济与金融业之间仅是交叉的关系（参见图2），虚拟经济中有一部分并不属于金融业范畴，金融业中也有大量内容与虚拟经济无关。比如曾经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如今我国许多城市火热的商品房，虽然都不属于金融业，但产权化过渡后都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当然，不可否定的是，由于金融业中存在虚拟资本，包括股票、债券、期货、衍生产品等，其规模十分庞大，研究虚拟经济相应也就不得不深挖金融业发展。三问：如何评价虚拟经济发展？对虚拟经济发展等有关问题的研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统计测度问题，也就是选择恰当的指标来反映经济的总量规模及其发展状况。对于实体经济，一般认为可以使用GDP来测算其总量规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是以此作为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的最核心指标。然而，如何测算虚拟经济总量规模，目前尚无定论。学术界对于虚拟经济统计测度，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以虚拟经济交易流量作为主要测度变量；另一种则认为应以各类虚拟经济资产的价值总量，来衡量虚拟经济的规模。上述两种统计测算虚拟经济总量的方案，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交易流量不是对虚拟经济的直接刻画，也无法反映在核算期内不发生交易行为的那部分虚拟经济资产的价值变动；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资产的价值总量仅能够衡量虚拟经济的静态绝对规模大小，与实体经济所使用的GDP流量属性并不相符。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整套虚拟经济总量统计体系，在此之下，以虚拟经济资产价值存量为基础，以核算期内虚拟经济资产价值变动量（流量）为核心，以数量变动和价格变动作为结构，以交易量反映虚拟经济市场活跃程度。此统计体系中，虚拟经济资产价值的变动是反映虚拟经济总量规模最为核心的指标，其作为流量指标，与GDP也具有可比性。四问：咋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当前普遍认为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较为严重，如何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成为一道难题。对此，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脱实向虚”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自身的不振，破解的关键在于增强实体经济自身的竞争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改革我国现有金融体系，抑制虚拟经济发展；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虚拟经济需要更多服务于实体经济，两者应当保持协调发展。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必须保持协调发展，同时要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而虚拟经济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相应的，若要发展实体经济也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是经济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相应的，虚拟经济也不可能存在——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入到生产领域，仅通过流通环节，即可完成资本的增值，但虚拟资本本身并无价值，其只有与实际资本结合变现后，才有可能实现。而虚拟资本能否实现增值，根本原因在于其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变动。虚拟资本并不直接参与GDP的生产过程，但其形成的虚拟经济却会影响GDP的生产和此后的分配过程。因此，不能将实体经济发展不佳的锅完全推给虚拟经济，甚至完全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立起来，在当下所谓抑制虚拟经济发展提法，是没有认清事实本质的草率之举。当然，近年来由于虚拟经济自身发展呈现了许多问题，导致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不足。如何改革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成为未来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五问：虚拟经济未来将走向何方？我国未来虚拟经济发展，应着眼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供血这一要义。笔者认为，下述几个方面可能需要高度重视：首先，要使更多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生产领域。近年来，我国银行的过度扩张和资金结构性错配，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间打转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与此同时，诸多中小企业却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于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监管部门必须引起重视，并积极开展专项治理活动。2017年以来，银监会密集出台了多份监管文件，显示出中央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监管力度与决心。再者，限制虚拟经济市场的过度炒作行为，重点是要维持股市和楼市的相对稳定。虚拟资本的特点是不经过生产能够直接增值，追求增值也是资本的天性。虚拟资本的合理增值与波动，应该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目前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过度炒作现象比较严重，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过大，住房价格近年来也被连续推高。股市和楼市价格的剧烈波动，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实体经济而言也是严重打击。因此，必须要维持虚拟经济市场的相对稳定状态。最后，应当继续保持虚拟经济稳步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应当继续保持虚拟经济发展，而不能对其简单抑制。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应当是指虚拟经济工具的范围和数量发展，而不能仅仅是通过追求价格变动引起的增值。一个总量庞大而健康的虚拟经济体系，才是实体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靠保障。（来源：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彭刚，江西新余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

【编者按】12月8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星空讲坛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为大家作了题为《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多因素解释》的演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背后积累了一系列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面对这个趋势，石磊教授认为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跨越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口，积极在创新能力较强的领域寻求弯道超车，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以下是石磊教授演讲实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 资料图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个的关口，一点都不奇怪。正是由于这些关口的出现，促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改进。中国也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关口，什么关口？就是中国长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背后有一系列的不平衡的问题。不平衡在发展，尤其是在大国发展过程当中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平衡长期累积，乃至最后影响现代化的步伐，所以我们要过这个坎。过这个坎走向何处呢？走向高质量的发展。增长率太低不行，要适度较高的增长，因为中国的就业压力大，人口规模大，一旦经济失速，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大规模的失业会使社会稳定遭到影响，但是适度较快的增长一定不能以损害经济质量为代价。因而，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跨过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坎。什么叫高质量的发展？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的背景因素。一个是新经济。新经济已经从不同的侧面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方式，这是1998年在瑞士召开的管理大会上，比尔盖茨在他的主旨报告中提出来的，但他没有给新经济做一个完整的定义。后来大会的宣言里针对比尔盖茨的新经济讲了一个定义，我从中抽取了一些关键词，就是“new technology”“、“new market”、“new skills”。它讲什么呢？新经济对比于传统的技术进步，它叫做颠覆性的创新，传统技术进步是成本更低一点，性能更好一点，这叫“边际改进”。而新技术延续到现在，它不叫边际改进了，叫颠覆性的创新。什么叫颠覆性的创新呢？比如大家用的智能手机，你看手电筒还有用吗？你看小的数码傻瓜相机还有用吗？你现在出门还需要带钱吗？一个技术被发明出来后，一系列的产业被替代、被破坏，这就是新技术。面对新技术我们怨没有用，只有跟进，只有创新。新技术所建构起来的市场和传统的市场不一样了，传统市场一提到竞争就你死我活。现在很多市场不是你死我活，是我们互不影响发展，甚至只有你我一起在共享平台上才能共同互利。这叫什么？叫网络正效应。凡是具有网络性质的产业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参与越多，效率越多，成本越低，你就越方便。网络共享把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屏障拆除了，你在你的国家可以在世界市场买东西，我在我的国家也可以在任意一个世界市场买东西，我们对共享提供了一个服务器的服务，增大服务器容量可能增加了一些成本，但这个成本稍有增加我们的网络功能就更大。你在网上把东西放到购物车然后成交，购物市场、物流市场、计算市场三个市场同时立刻启动，所以效率高、成本低、价格低。面对这些，所有传统业态该当何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艺流程的改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后由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代表新中国先进制造技术的第一台大货车叫解放汽车，几十年没变过。为什么呢？变不起。是零配件生产贵吗？不是，是模具贵。每换一个零配件都要换一个模具，那如果换零件不换模具呢？数字柔性控制技术就成功地实现了这个辉煌的变化。所以现在汽车的价格才下降得这么快，这就是基于数字匹配技术的新工艺流程和区块链。第三，美国金融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到2008年6月，金融危机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明朗。我们发现美国的GDP当中，80%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当中70%是直接或间接的金融，而且这些金融基本上都是金融理财业务，因为传统的三大金融是不挣钱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金融工业链信用网络，这么多的人全然不管财富从何而来，都集中在高度虚拟化的经济世界里面，每个人都只管把钱弄进自己口袋里面。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危机一定会发生，因为在某一个环节上会导致信用性的阻滞，一旦发生以后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爆发。马克思早就讲过，生息资本徒有资本剥削的方式却没有资本生产的方式。过度虚拟化的资本就是生息资本呀，它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所以危机一定会发生。这个危机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一是没有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就没有经济安全，我们要破从数量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口，必须考虑中国的质量改革与创新如何走正路，不走邪路，离开实体经济，金融就会走邪路。金融很重要，市场经济下它是血脉系统，但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因此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就是让金融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安全的通道，更便捷的工具，为实体经济稳增长，优结构，惠民生服务。除此之外，金融没有第二个功能。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总书记关注金融安全的问题，因为很多金融手段，金融工具不在实体经济当中，这就有可能冲击实体经济。一段时期内，货币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实体经济一旦少了，钱一定是到虚拟经济当中去了，虚拟经济过度会导致整个国家过度虚拟化。第二个启示，金融创新离开实体经济的需要不可能有高质量的金融发展，这叫金融滋生。你只要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效益越高，实体经济越安全，增长越稳定，结构越优化，金融本身也就越安全，金融的质量也就越高，这是良性的循环。第三，脱虚向实。第四个背景就是世界产业升级的趋势和中国可贸易产品的结构性难题。世界产业为什么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国家也面临一个关口。美国奥巴马退任之前提出要“再工业化”，就是特朗普现在讲的回归实体经济，这不是简单的回归实体经济。美国现在恨不得把全球的美元资产一股脑都搬回去，因为他要搞重大科技创新来武装他的产业体系，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辉煌。这是他没有向世界坦言的心计，但我们必须知道他想干什么。它不惜减税，提高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宁可牺牲一点出口贸易的份额，来换取更多美元投资的回归，因为他需要更多的资本来发展他的新兴产业。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美国的新兴产业到底是什么，思路并不是很清楚，他只有第一步，就是把钱弄回来。我们国家的思路非常清楚，需要钱，需要盘活社会资本，盘活了以后干什么？很清楚。德国基本上也是清楚的，工业4.0，智能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化。德国人的出生率比较低，所以他的劳动成本很高，劳动力供求失衡已经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因此只好用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机器人来代替人。现在的问题更要重，尤其是中国对他的竞争，所以近期德国对中国这么关注，说中国这头雄狮醒了。我说醒早就醒了，新中国成立就醒了，醒了没跑，现在跑了，狂奔了。于是大家为之震撼，为之紧张，现在贸易保护就是要限制中国增长太快，因为他们跟不上。这个重要的事实提醒我们世界产业升级在各个国家虽然非常不平衡，但是只要出现了这个趋势，我们就不得不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毕竟我们不是跟低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去比。我们努力在一些创新能力比较强的领域当中积极寻求弯道超车，技术水平越高的东西，产业程度越高的领域，越是可能弯道超车。过去一讲到贵州，就是它经济增长如何不行，告诉你，它现在就能搞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大数据、新材料、生物医药开发、纤维体轰轰烈烈，这些东西一不小心就成为世界一流，在这个大山里面照样可以搞出一些现在最发达国家水平的产业。这就是现代技术进步的特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个领域当中一出现的时候就是世界一流，例如量子通讯。但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贸易结构。如果不把我们的贸易发展转成质量型的贸易发展，我们遭到的贸易报复，承受的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谈过关的时候，要考虑我们的贸易结构必须升级。过去我们聊以慰藉的是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我们维系了低成本劳动力所支撑的出口贸易的优势和创汇的优势，于是我们有很多外汇盈余，这就是我们的成功。但是用这个成功长期支撑我们未来的增长不可靠，尤其是我们连续遭受了反倾销和反补贴之后。国家为什么这几年下决心把不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要求的都停掉？因为它不符合国家发展的方向。忍短痛求长安，应该这么去理解国家去产能的政策安排。第五个背景，国内诸多不平衡的因素已经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的步伐，我们看胡焕庸线，这条线要表达的意思和我这里要借这张图表达的意思是有很大区别，但是都基于这条线。世界六大城市群，两个在中国，一个长三角，一个珠三角，这两个城市群本来人口是不多的，这里聚集的更多是移民，我想说的是非平衡发展带来的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市场信号引导要素流动，这个太正常不过，但这背后却带来了长期非平衡发展可能累积出来的诸多矛盾，不是说一定要人为地把那些想出去的人留住不让他们走，这样不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主动去思考。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五年，我们成功地消除了很多人的贫困状态，他们不再绝对贫困了。但是每年无论我们解决了多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正常情况下都会有百分之四点几的新增，比如因病致贫、灾害致贫、教育致贫。因此，要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精准扶贫很重要。精准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统计分析证明是因病致贫，那么精准扶贫的大政方针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调整了，财政、社会救助体系用于扶贫，首先就要建立一个针对这种情形提供的大病统筹机制。要想改变这些诸多不平衡的因素，适应第四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的发展格局，在很多重要的领域中赶超世界，我们都必须要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一个就是现代综合服务业，它不是某一个产业了，是既服务生产又服务消费的服务业，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综合发展能级的，这就是现代综合服务业。我们往高端走，不再过多强调数量扩张，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高质量就是某一些高技术行业，所有的行业都要走这条高质量路线，所有的行业都要过这道关口。第二就是新型装备制造与智能化制造。上一次高压氧仓，一万块钱没了。高压氧仓进口的价格1亿到1.2亿，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专利费、知识产权在其中，是集临床医学、材料技术、光电产业以及整个装备制造于一体的东西，所以今后我们就是在这些领域当中通过集成创新，来解决进口替代的问题，从而降低医疗成本。第三，新型健康产业，总书记说今后我们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向健康领域倾斜，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发展的质量就包括了环境因素、健康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包括旅游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包括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安全，这是大健康的概念，公共政策向健康领域倾斜就是向这些倾斜，这就是一个追求高质量的社会所包含的应有的选择。第四就是新材料，过去一直担心新动力车没有前途，因为电池解决不了续航里程300公里以上，理论上现在500公里都可以了，一个石墨烯技术很快把这个给突破了，这些年来，我们材料工业发展非常快。第五，环境产业。环境产业在中国有非常大的空间，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每一个人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这都是广义的环境产业。国家说了，今后凡是与环境治理相关的重大公共基础设施一律用PPP的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共同参与治理好环境，光靠政府投资捉襟见肘。利用好社会资本，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降低门槛，进得来；第二，持续发展，留得住；三，科技进步上得去。第六、新动力车进行配套体系。恕我直言，中国的传统动力车好景不过十年，甚至不过五年。为什么这么判断？一、欧盟已经通过立法，把传统动力车停止使用的时间规划在2030年，正常使用周期如果是十年，那么往前推十年，2020年就要停止生产，所以沃尔沃把生产线卖给中国了，现在在大庆。第二，大家注意看上海，牌照不知从何时起，绿颜色的拍照占比越来越高。 第七，量子通信。量子通讯的用途非常广泛，比如金融风险发现的机制，以及国家安全整体保密系统的问题。中国科技大学在上海有一个分校，有一帮人在搞这个，我就跑去看。搞出了一个初期的东西，让我看到了它的前途，但是真正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的团队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这就是德国紧张的原因，德国在这个行业里面平均年龄60岁以上。这些人学习能力非常强，将是我们国家未来进一步发展的一只非常可靠的力量。最后就是先进农业，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的把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你不能把吃饭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处理，所以粮食安全构成了中国国家整体安全中的一个基础性安全，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生态化的先进农业。过这个关口不是说几句话，有一个十九大报告就能解决的，但是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内容确实很重要，也比较全备。一个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政府首当其冲。这里面政府一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二改善自己的服务方式，提高自己的服务效率，降低自己的服务成本。第二，质量型的社会，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品质不高，叫空谈国家的质量型社会。第三，市场。市场供给两样东西，一公开公平竞争的机制，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十九大报告里说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讲的就是这个。让市场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改善对消费者服务的态度，提高企业竞争的效率。第四，改革行业组织，政府只有从过去太多的商业业务中退出来，把一些行业规则的制定交给行业协会、工商联、商会，形成一个自律的机制，才有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入到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环境保护等这些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事业上去。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一个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分工。再就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础是企业组织，企业不能连续性的创新，从而强化自己的品质和效率，怎么可能有国家创新体系呢？第三，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它是整个农村社会要乡风文明，要村容整洁，要生活富裕，生产要持续发展，要让生活在农村的人照样要过上体面富裕阔绰的生活，乡村振兴里面就包括这些自然条件生态的恢复与保护。第四，区域协调发展。第五，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就是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不等于全面开放，但是一带一路是新时代全面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它彰显的不是中国有多少对外扩张的能力，而是中国主导与全世界追求和平发展的各民族，一起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能力。 这就是一个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基础的，建构国际合作体系，借助现代化经济体系来促进中国转型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也强化我们全面建设小康、以及全面建小康以后，进一步让这个国家先是初步完成现代化，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构。今天我就讲这么多。（本文根据现场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韩和元 引言：何谓脱实向虚呢？所谓的脱实向虚，是指脱离实体经济的投资、生产、流通，进而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其中，所谓的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基于此可见，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那么，又何谓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呢？所谓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是经济虚拟化的必然产物。经济的本质是一套价值系统，包括物质价格系统和资产价格系统。与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的物质价格系统不同，资产价格系统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这也就是虚拟经济。由于资本化定价，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对虚拟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在运行上具有内在的波动性。广义地讲，虚拟经济除了目前研究较为集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还包括体育经济、博彩业、收藏业等。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脱实向虚具体表现为，资金不断地流向虚拟经济，进而引起影子银行体系膨胀、资产价格繁荣，以及实体经济有效投资不足。而在微观经济层面上，脱实向虚主要体现在企业过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Epstein，2005）。近年来，整个世界脱实向虚的趋势愈发明显，政府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出高度关注——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发展的根基，经济过度虚拟化不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虚拟经济膨胀带来的金融风险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想寻找适当的改革政策抑制这种现象、防范和化解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首先就得搞清脱实向虚的原因，这对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林毅夫的解析及其建议最近发布的《2019·径山报告》分报告——《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付才辉就试图对这一现象予以解析，他们认为现阶段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具体包括：　　第一个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第二次层次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以及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第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　　林教授提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时化解上述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性矛盾。他们进而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支持服务中小微企业转型的中小银行转型，鼓励在监管条件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产品创新并采取市场化定价（如贷款利率市场化）；　　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提升资本市场层次性和连通性（如与科创板对接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　　各地也应采取适宜于自身产业结构的最优金融结构创新，不可“追风赶潮”。与林教授商榷——基于经典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林教授的这种解释。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他仍未能把握到问题的实质。相反，我们到以为，就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现象而言，经典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事实上更具有说服力。我们知道，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是货币经济理论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它是众所周知的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众多货币经济论题讨论的经济学基础，也是分析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绩效的理论基础之一。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是基于其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所提出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由于凯恩斯师从经济学之父、剑桥大学的马歇尔教授。故，他的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剑桥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在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们为何会持有货币。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导向了剑桥学派对人们持币的交易需求的分析。遗憾的是，无论是马歇尔亦或庇古，都没有就此作出深入的分析。与包括庇古在内的剑桥学派学者不同，凯恩斯捡起了这个问题，并予以了详细分析。按照《通论》的分析，所谓流动偏好，是指人们在心理上偏好流动性，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愿意持有其它缺乏流动性资产的欲望。这种欲望构成了对货币的需求。那么人们为什么偏好流动性，为什么愿意持有货币呢？在该书中，凯恩斯给出的解释是，人们的货币需求出自于以下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1）交易动机（Transaction motive）交易动机是指人们为了应付日常的商品交易而需要持有货币的动机。他把交易动机又分为所得动机和业务动机二种。所得动机主要是指个人而言，业务动机主要是指企业而言。基于所得动机与业务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凯恩斯称之为货币的交易需求。（2）预防动机（Precautionary motive）预防动机是指人们为了应付不测之需而持有货币的动机。凯恩斯认为，出于交易动机而在手中保存的货币，其支出的时间、金额和用途一般事先可以确定。但是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未曾预料的、不确定的支出和购物机会。为此，人们也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货币在手中，这类货币需求可称为货币的预防需求。（3）投机动机（Speculative motive）投机动机是指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测，需要持有货币以便满足从中投机获利的动机。因为货币是最灵活的流动性资产，具有周转灵活性 ，持有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随时进行金融投机。出于这种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称之为货币的投机需求。凯恩斯认为，正是由于交易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加上出于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构成了货币总需求。投机动机是指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形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随利率的变动而相应变化的需求，它与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利率上升，需求减少；反之，则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增加。他进一步指出，当利率下降到某一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未来利率上升的预期，这样，货币的投机需求就会达到无穷大，这时，无论中央银行供应多少货币，都会被相应的投机需求所吸收。更为重要的是，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所指的，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这就不免的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这自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事实上，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请问谁还会认真的去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如此以来，就自然地出现了Epstein所忧心的那一幕：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企业过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经济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脱实向虚这一现象，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利率过低，放纵了货币需求中的投机性需求。建议如何有效的解决脱实向虚这一畸形经济现象，林毅夫教授的很多建议是可取的。但由于他并未抓到问题的实质，故，其建议也多没触及实质。那么，面对由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而放纵了货币需求的投机性需求，进而造成赌博经济的出现，我们又该如此因应呢？正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模型：M=M1+M2=L1（Y）+L2（r），所表明的，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性需求，主要与收入相关。而与投机性货币需求有关的才是利率。这也就透照出了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精力应该放到与实体经济有关的收入政策上，而不是其放在与投机有关的利率政策上。参考文献：彭俞超、黄志刚.经济“脱实向虚”的成因与治理：理解十九大金融体制改革【J】.世界经济，2018（09）.【日】野口悠纪雄.泡沫经济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1-12.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料图。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文 |关不羽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重新受到重视，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需要援引GDP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之争需要参考GDP数据，“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如何也要用GDP数据来衡量。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英国，GDP统计数据突然增加了5%，原来是把卖淫和贩毒也纳入了统计口径——被英国媒体讥笑为“沙发缝里的魔术”，意指在沙发缝里掏零钱的小孩把戏。GDP仍是最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应该承认，GDP指标是量化经济活动、分析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可以完全代之。“去GDP化”“GDP怀疑主义”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最著名的例子莫过“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数。1970年不丹推出这一指数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更像是不丹王国的自娱自乐和“公关秀”——根据这一“量身定做”的指数标准，不丹王国毫无悬念地成了全世界幸福总值最高的国家，尽管该国经济一直处于各国的“后排差生”。但是，本世纪之初的“GDP怀疑主义”蔚然成风后，“国民幸福总值”的效仿者纷纷出笼，可结果乏善可陈：要么标准化程度太低，要么客观性不足、缺乏公信力。我们暂时还无法离开GDP，这是个不争的事实。“GDP怀疑主义”固然过于激进，“沙发背后的魔术”式的GDP“注水”也不可取。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主张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时，特意强调“我们要清楚GDP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交换价值指标，GDP所表明的仅仅是投入交换 ( 广义的交换 ) 的产出水平。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货币化的市场交换过程，GDP就无法反映和评估其经济作用。比如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含有大量“免费项目”，就无法用GDP进行正确评估。我们无法通过GDP来衡量军队增加一辆坦克所做的经济贡献，因为没人为这辆坦克的使用付费。但是，国防保证和平环境显然是有经济类贡献的。类似的情形还有小生产者的自给性生产和居民家庭的自我服务。这些都可以归入GDP盲区。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这一“盲区”影响有限，政府的公共服务可以视为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国民，也可以进行单独的经济核算。而自给性生产和家内自我服务在正常社会分布也较为平均，作为经济数据的“背景噪音干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数字技术红利”无法进行有效的GDP统计，GDP盲区的问题凸显。数字经济贡献难被精确量化数字时代的市场交换过程远比工业时代要复杂，其中涉及大量免费的公共服务。比如说，用户在网上购物、点外卖，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平台经济的这部分服务贡献就没反映在GDP指标中。买家秀也没有报酬，这一服务也不会产生GDP数据，却增加了购物的精准度。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如此。以城市治堵为例，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拥堵排名持续下降。这些对GDP质量的提升是很有益的，也增加了公众的获得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指标可以视为一套新的区域发展衡量标准。问题的实质是，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低成本化，因此产生了很多免费的信息服务。可是，这类免费服务却被GDP指标的统计排除在外。这很有一点悖论的意味——数字经济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但是其经济贡献却很难被精确地量化。再者，互联网的高效、开放产生了很多增值服务，GDP指标也无法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还是以电商行业为例，GDP数据无法体现电商服务便捷性的经济贡献。计划经济的票据时代，凭票供应自行车，顾客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辗转周折获得购车权，而数字时代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轻松完成。但是，GDP统计无法区分两种商业模式的差异，只是记录了一辆自行车的GDP。实际上，电商平台提供的便捷性可以让顾客节省时间和精力。这部分时间也许可以用于娱乐，也可以用于工作。但是，由此产生的经济贡献并不会体现在电商的GDP贡献中，而是计入了可以货币量化的其他经济部门。比如说，电商为顾客节约的时间成本，顾客上网看了付费电影，因此电商的增值服务被计入了影视业的GDP成果。“数字技术红利”的GDP盲区就是这样广泛存在，却不易察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对立关系由于GDP不能如实地反映“数字技术红利”，社会大众容易低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度。最明显的是，流行一时的“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说，持此论者就是被GDP数据所误导，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绝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个人、企业、各行各业提供了服务。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不容忽视。国家网信办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美国数字经济的比例仅占10%。这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面对过的经济格局。经济管理和决策要转换思路，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形势。而经济数据的统计和评价，是一切管理、决策的基础。因此，如何解决GDP指标的“数字技术红利”盲区，如何正确地评价“数字技术红利”的经济贡献，将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课题。□关不羽（经济学者）编辑：李冰冰 校对：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原标题：GDP统计中，数字经济贡献不该是“虚拟”经济观察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重新受到重视，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需要援引GDP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之争需要参考GDP数据，“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如何也要用GDP数据来衡量。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英国，GDP统计数据突然增加了5%，原来是把卖淫和贩毒也纳入了统计口径——被英国媒体讥笑为“沙发缝里的魔术”，意指在沙发缝里掏零钱的小孩把戏。　GDP仍是最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应该承认，GDP指标是量化经济活动、分析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可以完全代之。“去GDP化”“GDP怀疑主义”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主张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时，特意强调“我们要清楚GDP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交换价值指标，GDP所表明的仅仅是投入交换（广义的交换）的产出水平。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货币化的市场交换过程，GDP就无法反映和评估其经济作用。比如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含有大量“免费项目”，就无法用GDP进行正确评估。我们无法通过GDP来衡量军队增加一辆坦克的经济贡献，因为没人为这辆坦克的使用付费。但是，国防保证和平环境显然是有经济类贡献的。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这一“盲区”影响有限，政府的公共服务可以视为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国民，也可以进行单独的经济核算。而自给性生产和家内自我服务在正常社会分布也较为平均，作为经济数据的“背景噪音干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数字技术红利”无法进行有效的GDP统计，GDP盲区的问题凸显。数字经济贡献难被精确量化数字时代的市场交换过程远比工业时代要复杂，其中涉及大量免费的公共服务。比如说，用户在网上购物、点外卖，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平台经济的这部分服务贡献就没反映在GDP指标中。买家秀也没有报酬，这一服务也不会产生GDP数据，却增加了购物的精准度。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如此。以城市治堵为例，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拥堵排名持续下降。这些对GDP质量的提升是很有益的，也增加了公众的获得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指标可以视为一套新的区域发展衡量标准。问题的实质是，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低成本化，因此产生了很多免费的信息服务。可是，这类免费服务却被GDP指标的统计排除在外。这很有一点悖论的意味——数字经济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但是其经济贡献却很难被精确地量化。再者，互联网的高效、开放产生了很多增值服务，GDP指标也无法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对立关系由于GDP不能如实地反映“数字技术红利”，社会大众容易低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度。最明显的是，流行一时的“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说，持此论者就是被GDP数据所误导，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绝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个人、企业、各行各业提供了服务。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不容忽视。国家网信办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美国数字经济的比例仅占10%。这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面对过的经济格局。经济管理和决策要转换思路，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形势。而经济数据的统计和评价，是一切管理、决策的基础。因此，如何解决GDP指标的“数字技术红利”盲区，如何正确地评价“数字技术红利”的经济贡献，将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课题。□关不羽（经济学者）

来源：众筹金融研究院当前，实体经济正在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质量的发展，互联网正在从支撑虚拟经济、消费领域向支持实体经济、生产领域拓展，形成了历史的交汇。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引领，为各产业、各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构建关键的基石，为实体经济注入新的要素、新的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意义重大。互联网平台是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巨大的创新引领作用，如今，平台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对产业生态、消费者利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平台企业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就业空间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化所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一批超级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正在给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为此，有必要探讨互联网平台的定位及经济社会角色，探索如何完善互联网平台治理体系，构建良好的平台监管模式，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和保障。 2018年6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ECICE）与中国通信学会（CIC）在京首度联合举办2018年夏季学术沙龙研讨会，以“完善平台治理，重塑监管模式”为主题，深入探讨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问题，集中讨论了如何把握平台化变革的趋势，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鼓励实体企业加快平台化转型，以及如何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如何发挥平台的主动治理作用，政府如何构建元规则能力，如何实施底线监管等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应邀参加研讨会，并做《监管科技：平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主题发言，强调了科技在政府监管和互联网平台、金融平台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重点介绍了科技驱动型监管的实现路径。原信息产业部吴基传部长、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闻库司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刘多院长、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张延川秘书长等政府部门及直属机构代表参加研讨会，此外，来自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中国移动设计院、中国联通研究院、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通信领域运营服务商，腾讯、百度、阿里巴巴、滴滴出行、摩拜等互联网公司以及新华网、人民邮电报、中国信息产业网等媒体机构近百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发言《监管科技：平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经济革命的到来，无论是实体产业，还是互联网产业，平台经济模式成为各产业各领域转型和发展的主流模式和关键要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平台经济的核心在于共享协同，在治理上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海量数据等资源优势，促进平台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数字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这是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方向。科技监管作为一个新的维度，区别于传统的监管手段和方式，符合未来监管的趋势，同样适用于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在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电子商务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中，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采用了“二分法”的划分方式，提出把第三方平台作为一个独立的新的法律主体加以规定，突出了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的主体特殊性。可以说，电子商务主体角度最具有特殊性的就是平台。目前，该部草案仍在审议过程中，预计年内有望正式出台。及时推出对平台治理的法律法规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积极回应社会需求，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侵犯，同时促进平台自身发展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约束和框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平台治理是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保障。人类步入数字文明新时代从理解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已正式步入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以ABCD新兴技术主导的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AI人工智能、Blockchain区块链、Cloud云计算、Big Data大数据是现代科技的关键组成，作为突破口，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当下而言，我们正在经历重大变革。从理论角度分析，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并不准确，人类社会的大转型并非是对工业4.0的延续，而是从工业文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即数字文明。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各项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无疑是具有革命性质的，但其相互之间发展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平台经济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台淘宝是交易类平台的代表，腾讯旗下的平台微信是内容类平台的代表。平台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产业组织的变革，如今，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已将平台思维渗透到了产品的商业逻辑和企业的组织逻辑当中。在去年参与中央网信办《乌镇展望》数字经济报告的撰写过程中，通过对欧盟等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比较性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在全球的整个数字经济的生态体系当中，占据先决优势。根据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32.9％。此外，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达到1.71亿人，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2.1％，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这些数据显示，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慧中国正在崛起。平台监管治理：从量变走向质变下一步的突破点应该在平台的治理和监管方面。仅仅依靠法律法条，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还需要在法律之上构建新的维度，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法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区块链领域，常常提到的“代码即法律”，就是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或者治理问题，这对法律体系和法律理论的重构会带来影响。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阶段，人类文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文明、新时代就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治理模式和法律进步。通州是第二个北京，雄安是第二个首都，这两大城市（地区）正在构建新的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为要素的城市基础设施。4月，雄安新区发布规划纲要，指出要明确产业发展重点，超前布局区块链、太赫兹、认知计算等技术研发及试验；围绕建设数字城市，重点发展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信息技术产业。5月，北京市召开首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市委书记蔡奇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实施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行动计划，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及应用，打造产业集群。政府监管治理本身需要构建一个更高阶的维度。数学当中有个非常有名的几何悖论——“潘洛斯阶梯”（编者注：或译作“彭罗斯阶梯”，Penrose Stairs），电影《盗梦空间》里出现过，它是四条梯子，四角相连，但是每条楼梯都是向上的，可以无限延展。这种神奇的现象在三维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只要放入到更高阶的空间，潘洛斯阶梯就可以很容易实现。借鉴这种思维，当前对互联网平台、金融平台进行监管和治理时，需要跳出现有维度进入到更高维度考虑治理和结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也是一样，至今没有跳出“放松监管-创新过度-金融危机-严格监管-压制创新-放松监管”的恶性循环。所以，金融监管有必要在传统的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基础之上，构建新的维度，构建技术监管的思维和模式。因为政府监管部门在面对新平台模式和金融模式时，因其监管和法律的滞后性，常常陷入两种极端：要么不监管，任其野蛮生长，要么“一刀切”，导致行业出现“一放就松，一管就死”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鼓励创新，又防范风险？尤其是对于像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为代表的超级平台来说。目前，蚂蚁金服市值已超过百度，BAT如今已变成ATM。京东金融自身定位科技公司，但实际上，这些平台已不单单是互联网平台，还是金融平台。当互联网本身的风险和金融的风险交织在一起时，它所带来的技术性风险、操作性风险都会比以往的风险更大，从而给国家监管治理增加更复杂的因素。所以平台治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监管手段和监管理论的落后，传统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式已跟不上平台层出不穷的模式和创新，传统的监管框架不能也无法预知创新所带来的监管问题。规则制定者根本不能或者很晚才可以识别出适用于创新的监管需求或相关的监管问题。规则制定者仅能依赖于稳定的并被假设为最优的监管规则，然而却忽略了将创新引发的不断变化的规则适用于环境。金融科技的发展必然要带来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忽略技术手段的监管理论和方式已不再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发展，重构金融监管理论、创新监管方式刻不容缓。“法链”的治理逻辑和进路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政府监管层面，应用在平台治理层面，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监管科技（RegTech），可以构建内嵌型的、技术辅助型的解决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并考虑技术自身特性的有机监管路径。监管者通过实时透明的共享账簿能够在结果恶化之前便识别出来并予以回应，甚至可以将合规机制直接内嵌到区块链系统之内。这就是“法链”，监管区块链（监管链）的逻辑，通过监管链实时动态地监管产品和平台的创新。监管科技（RegTech），狭义上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技术辅助手段使内部的合规程序变得更加有效、高效。广义上是指监管机构对技术创新加以利用，通过监管科技解决方案提取和分析他们自己的数据库中的数据，自动监控企业是否合规，采取“智能合约”向监管机关实时报警，这是将区块链技术用于监管科技当中的一条途径，“智能合约”可以自动报告是否合规。目前，一些公司已在尝试布局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应用探索。比如互联网上的一些不良言论、信息、视频等，虽然在区块链上不可删除，但是可以被有效屏蔽，用户无法看到，这也是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本身的新的治理方式。　　在平台治理原则上，第一是依法治理。包括两个内涵，一个是有法必依，另一个是有法可依。第二是精细化治理。包括对平台类型进行划分，从技术类、信息聚合类、开放类、非开放类等方面进行精细化区分。第三是协同治理。响应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共建、共治的核心思想。最后是技术治理。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要在传统治理之外，把科技治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而是一种治理的理念、理论思想，构建科技驱动型的监管治理思路。监管科技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采用RegTech的方式降低监管成本，实现有效和高效的治理；另一方面，企业、机构组织等也能够通过RegTech降低合规成本、提升效率。科技驱动型监管，无论是对于政府监管、企业创新和行业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实现的两条路径包括：1、从审慎监管、高压监管到行为监管，再到科技监管；2、从规则监管到原则监管，再到科技监管。这是初步总结的逻辑和思路，可以避免因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自身缺陷带来的阻碍，因为如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产业，来不及做规则的总结，来不及做原则的提炼，因此也就无法进行监管。但是可以通过科技理念、科技治理的方式，在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前，有所监管，有所治理。所以需要在传统的监管之外，构建新的维度，对平台治理实行降维打击，确保技术手段能发挥巨大作用。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治理思路是“代码即法律”，通过代码、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可以解决一部分监管问题。科技监管的核心就是以数据驱动，无论是对金融平台还是互联网平台，一切以数据触达，从数据收集、数据获取、数据真伪辨识、数据分析到数据共享、数据决策、监督执行等环节，均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到构建科技驱动监管的各类解决方案当中。当然，监管科技不仅仅是应用在数据的获取和分析上，还包括用科技的手段监管，使互联网平台和金融平台能够实时接受政府监管者的监督，必要情况下，一旦平台发生违规违法行为，可以暂时终止平台的某一行为，或让其及时地退出市场。为了达到前瞻性的效果，监管者必须采用积极的手段获得数据，通过数据进行监管。总结来讲，有三条具体的实施路径：1、分布式的平等监管机制；2、智能化的动态监管机制；3、试点性的监管沙箱机制。平等监管。即改变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政府和平台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或者说纵向的、垂直的管理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链上关系。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时掌握企业创新的数据。动态监管。进行动态数据的实时触达。监管沙箱。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正在探索当中，中国可以借鉴。总结，贯彻执行监管科技（RegTech）的思维和手段的核心在于，要建设一条“法链”（RegChain），这一点在《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这本新作当中做了重点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国内最早成立区块链监管科技实验室的高校。“法链”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科技手段改变传统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思路，使技术、监管、法律三者之间更加融合，逐步建设国家监管链在内的一整套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大数据分析和预警机制。以科技治理，以链治链，是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方向。

作者：滕泰，著名经济学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新财富论》《软财富》等著作。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9月出版这是一种新的价值理论以及一种新的财富创造规律，叫做软价值理论和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什么叫软价值？在讨论这个理论之前我们先来看几个商业现象：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叫《战狼2》，《战狼2》的票房已经超过50亿，但是大家知道它的投资最初预算只有8000千万，后来追加以后也不过两亿。这两个亿的投资都投在了什么地方呢？它到底消耗了什么地球资源呢？实际上两个亿的投资显然都投在创作方面、投在拍摄的人力方面，所消耗的烧的几辆车或者炸的几个堆积物并不多。那么50亿的价值、50亿的财富，它消耗的物质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到底是怎么创造财富的？我们再看看王者荣耀，它是一款游戏而已，它只是一个在平台上运行的一个程序，但是它每天给腾讯带来的现金流收入是1个亿，这1个亿的收入，它到底消耗了多少物质成本？按照传统价值论消耗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财富是那样创造的吗？它跟农民种粮食、工人造产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几乎不消耗任何地球资源，只是一款运行的程序，一年给腾讯带来300多亿的收入，给无数玩游戏的人带来快乐。那么这些文化产业、娱乐产业他们创造财富、价值的方式跟传统制造业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概念，叫做软价值。他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它不以消耗地球资源为主要的财富源泉，其价值源泉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什么东西会消耗地球资源作为主要财富源泉呢？首先是农业，一开始有农业的时候，它的财富总量就被上天限定在那了，因为农业创造财富唯一的源泉，就是地球表层土壤还有湖泊这点生态环境，创造财富的方式是利用动物的繁殖规律和植物的繁殖规律。动物的繁殖规律，一头猪从小猪长成大猪必须要一年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一天之内让一只猪长大，小麦、玉米、稻谷也是一样，它必须尊重它的自然生长时间，所以如果财富的源泉限定在地球表层生态土壤，财富创造的方式又受到时间的限制，那么总量就是有限制的，就是这么多，无论中国10亿人种粮食，还是1亿人种粮食，就是产出这么多。所以当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硬财富制造业时代的时候，我们在那折腾农业，我们是落后的，那么现在我们在制造业方面赶上了，甚至到了一个产能过剩的时代，我们突然发现制造业也是有瓶颈的，它的财富源泉不再是地球表层土壤而是整个地球资源，深层资源、大气什么各种运动都算，它创造财富的方式不再受动物和植物生长时间的限制，可以用各种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任意加工。所以呢，相对于农业而言制造业硬财富有了一个财富的大爆炸。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当对硬财富资源消耗瓶颈隐隐约约出现的时候，人们的硬财富需求基本上也开始递减了，也就是说，物质幸福时代之后的美好生活时代是什么呢？就是软价值时代。而软财富就像刚才讲的王者荣耀一样，像《战狼2》一样，它不以消耗地球资源为创造财富的前提，它创造财富的价值源泉是人们创造性思维。一首歌、一幅画、一本书、一场演讲、一个论坛、一个互联网的网站或者一个信息产品、一个金融产品、姚明打一场球等等。所有这些他们的价值源泉是人的创造性的思维，它满足的是人们永无止境的精神需求。当人们进入软价值、软财富的时代以后，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永远地摆脱了地球资源的限制。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知识产业、金融产业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服务业，它的价值运动规律跟硬财富牛顿时代的规律不一样，所有的硬财富制造业都遵从牛顿那个世界的规律，而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他们的产品本质是人类思维的运动，而人类的思维归根到底是一种量子现象，它服从量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到底哪些规律？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软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在讨论量子世界物质运动规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战狼2》到底做对了什么？首先的话呢他的两亿成本投入在哪？不仅是《战狼2》，大家知道的《哈利·波特》等等，最初的价值源泉在剧本上，消耗的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主角吴京的形象、特种兵的训练、名家指导还有水下拍摄的场景。其次呢，它到底怎么创造有效认知的群体？基础粉丝是哪些？主创的26个城市的路演有没有提升价值？院线到底扮演什么作用？对于一个普通制造业产品，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支翻页笔，从工厂里拿出来以后，它的价值创造过程就结束了。但是电影不一样，前期的投入结束以后后面创造认知群体的时候还在发酵还在继续创造它的价值。至于如何燃爆观众的感受，这些影评、网友的讨论，背后这个吴京有什么什么故事、拍摄的时候多危险等等，其实都在提升软价值。软价值的创造不仅在产品的本体生产过程中，甚至在本体之外。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软价值创造的方法。首先要有足够的有效投入因子，什么叫有效投入因子那就是创造性思维。它跟物质成本生产线里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物质材料的投入不一样，天天坐在那拼命写也未必能写出微软或者王者荣耀那样的程序，但是可能有一天灵光一现，一幅画、一个曲子，莫扎特的什么曲子从他脑子里就蹦出来了，所以到底什么是软价值的有效投入，首先要与参照系怎么样高度吻合才能产生有效的投入，否则全是无效投入。怎么样叫做创造性思维，如何在软价值的有效投入当中找准共振群体引发神经原的同步放电，怎么样发现理想黑体（什么叫理想黑体？乔布斯就是苹果的理想黑体），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它怎么在希尔伯特空间里进行立体的创造……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一一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软价值》这本书。软价值的创造除了有效投入因子之外，还有必须创造足够的群体认知广度。到底谁在传播、谁在接受、谁在欣赏？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如今我们都离不开它了。2007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正好那一年赶上苹果手机的推出，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就在07年10月份之前，美国所有的电视台都是他的各种广告各种消息，我都看的很惊奇，就这么个东西也没有键盘到底能运作吗？到它推出的第一天所有的全世界各国都去排队。一千人看一个电影是一个价值，一千万人看、一亿人都在看，它是另外一个价值，它跟吃馒头不一样，那个市场就摆在那儿，你不吃就饿。但是苹果手机不一样、电影不一样、演讲不一样，电影可以不看、演讲可以不听，画展也可以不看、但是为什么成千上万几千上亿的人要去看呢，要创造群体认知的广度N才有软价值。还有软价值乘数，就是参与者心理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有些爱情片拍完以后很快传出明星的绯闻？这些观众在消费什么？到底怎么提升参与者的欣赏、传播、收藏和评判？看电影本身只是看电影，如果大家都说好，有很厉害的人写影评，网上都在传播，你不看都不行，不然你out了，你看完以后消费的不仅是电影本身你还参与去发个微博、微信，去评论一下，你消费的也是这些参与者的心理感受。所以软价值既在产品本身，也在产品之外，就看你怎么去提升软价值创造乘数。整个软价值创造的方程，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这三个东西的详细的创造方法，也没时间展开了，大家可以去看《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这本书。软价值的新规律——量子思维在软价值的世界里，价值从来不是纯客观的。在量子世界里面去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质量绝对不取决于微观粒子本身，而取决于它和测量者之间的关系。微观粒子的质量测量受到测量者本身的影响，它不是纯客观的，今天测和明天测你测和我测质量永远不一样，这叫测不准原理。软产品的价值也不是纯客观的，牛顿世界和量子世界的运动规律本来就不一样，如果今天在座的各位出去以后大家都对着天空喊“下雨下雨下雨”，它该晴天还是晴天。这是牛顿世界的运动规律，事物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如果是一个股票本来值10块钱，全国人们都认为它值15块钱，很快就涨到15块钱了；如果一幅画本来不好看，大家都写评论说好看，用各种方式解释，就像梵高的画很快它就值几个亿。所以产品的价值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取决于群体性认知，喜欢就是真好。这是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和金融产品的第一个价值规律。第二个价值运动规律叫做相对性与参照系定律。《战狼2》一周20亿票房、两周50亿票房，跑到美国呢，据说票房不足百万，没有人看。为什么？你放错了参照系了。一个参照系取决于文化环境等各种参数。什么是参数？比如说一个股票，在中国依赖于中国的汇率、利率、经济增长率，群体性认知、中国人给的风险溢价，这个股票就是一个价格。同样这个股票拿到美国上市就是另外一个价格，因为美国的汇率、利率、风险溢价、成长性要求都不一样，放到香港H股又是一个价格。所以有的人天真认为这个股票在美国值这么多钱、在中国值这么多钱，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不一样嘛！所以我可以卖贵的买便宜的就可以套利了。哪有这么简单？确实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是它就应该有两个价钱因为参照系数不一样，但是如果把参照系打通了，沪港通深港通可以交流了，相似性会增加，但是仍然处于不同的参照系，所以无论是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你确定价值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里面，参照系的参数是什么、变化规律到底怎么样。如果把这个产品挪到那个产品里面销售，必须完成一个东西叫做洛伦兹转换。他跟牛顿世界里那个伽利略转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到底如何完成洛伦兹转换？去读《软价值》这本书。那么软价值有很多的规律，除了群体性认知的定律、参照系的定律，还有不守恒定律非连续性定律，不确定性定律软价值域的定律等等。比如，软价值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域，是一个区间。很多人问这幅画值多少钱这支股票内在价值是多少？你一出发你就迷路了、你一提问你就错了。这个股票值多少钱这个绝对价值根本不存在，它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里面有时候是发散的有时候是收敛的。还有各种运动方式你能把握的只是它的价值域，这个域里面的运动规律他到底值10块钱还是20块钱，那只是一个概率。那你的投资策略也是在什么方向下压多少仓位对应的也是一个概率。在软价值里面还有因果可逆定律，后面的结果可以改变先前的行为。 具体这九大软价值定律，也欢迎各位读了《软价值》之后批评指正！软价值的实现路径是弯曲的软价值的实现规律跟硬价值也不一样。很多人担心门户网站不盈利，天天免费给大家看不会关门吗？但是为什么京东、亚马逊连续亏损了十多年现在早就价值几百亿了呢？几百亿还不是人民币是美元；为什么越是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向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的公司越变成了全国全球的首富之一了？腾讯和阿里巴巴市值3、4千亿美元；在座里面还有很多人担心OFO、摩拜他们不盈利怎么办？软价值的实现规律和硬价值不一样。硬价值翻页笔成本是一块钱，必须卖到一块钱以上才能有盈利，当销售收入大于成本的时候这个产品才能盈利，没有销售收入不能赚钱。但是软价值不一样，在没有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是零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价值，因为价值实现路径是弯曲的。对于很多信息产品而言，比如说一本书，《软价值》我告诉你我写了多少年26年，从1991年读大学就琢磨这个事。传统的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现实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一个画值多少钱、一个文物值多少钱，劳动价值论能解释吗？成本投入能解释吗？供求关系能解释吗？直到读到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以后我还没有搞明白。我又搞了十多年后来我读到物理学、读到量子理论我把它整明白了，26年的研究成果，定价就四五十块钱，我们是通过卖书来赚钱的吗？很多信息产品，互联网从来都是向一部分人提供免费服务向另外一部分人收钱；在这个阶段不停积累有效投入下一个阶段来收费。所以软财富的实现从来不是卖产品那么简单，软价值从来都是先有公众价值后有盈利模式；阳光免费、星光收费。所有软企业价值主体跟硬财富的厂商不一样，一个钢铁制造厂成片厂房和生产线就是价值所在，腾讯、阿里巴巴的资本表现形式才是价值的主体，所以硬财富有很大大的硬价值、很小的软价值；软财富有很小很小的硬价值，价值主体是资本市场的市值。软价值和硬价值不一样，这个翻页笔拿在我手里就不可能拿在你手里。但是软价值往往是既拿在你手里也拿在我手里，千千万万人可以同时享用。所以硬价值是独享的、软价值是共享的，它的价值实现方式自然会有区别，到底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大家也可以去读《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五大软产业的不同特点文化娱乐软价值软价值是大脑深度爆发的共鸣，到底提升单价还是扩大认知群体？为什么看一场风靡全球的电影或看一场普通电影，门票价格相差无几？为什么名人宁可闲着也不参加打折的演出？他有他软价值的实现规律。知识软产业培训经济、科研经济、怎么提高更高的估值？咨询经济如何打造？外脑的创新价值、智库的软价值在体制内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表现？论坛和会议经济有哪些创造的要素？信息软价值信息原料与大数据加工到底有什么区别？大数据不是软价值它只是一个原材料，就像硬财富那一堆仓库里的东西一样，但是如何去加工他；信息生产的跳跃性和不确定性怎么决定他新的创造规律？媒体与流量的价值如何去给这样的信息产业估值？它的价值实现到底有哪些非对称性的新的规律？金融产业一个股票怎么确定供求关系？可能这一分钟我想买入，我就是购买者、消费者，但是过了一分钟以后我听到一个利空我突然决定卖出了，那你说我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供给和需求可以瞬间转化，所以很多人天天在那做无用功，算算今天有多少资金流入、有多少股票的新股发行，然后就能判断出股市的涨跌幅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到底是信息带来资金还是资金带来了信心？永远是不确定。所以金融产品的定价不是这样子的。金融的软价值不是虚拟的影像而是实体经济的波长，很多人把金融称为虚拟经济那是错的，就好比你认为光不是物质一样那也是错的。光是物质、波也是物质，我在这看你的眼睛你知道我到底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电波也是物质、空气也是物质只是你抓不到，所以并不是实体的东西才叫财富。金融是信用的价值，如果光是物质，金融资产就是财富。我们某些传统制造业的大佬跑到央视发表评论说“金融是虚拟经济、互联网是虚拟经济”按照他们的看法的话那美国早就完蛋了，因为美国GDP排名第一的是加州，那里就是互联网引领的嘛，排名第三的是纽约那就是金融的中心嘛，如果那俩都是假的那美国还有什么？不是互联网经济、金融经济是假的而是我们思想太落后了。金融不是虚拟经济、互联网也不是虚拟经济，它有独特的运动规律，直观上看上去它没有直接创造财富，那是直观的直觉。什么叫似是而非就是直觉看上去正确实际是错的。就好比是商业，这个东西5块钱从北京到南京卖10块钱你赚了5块钱，你没有创造财富你为什么赚了五块钱呢？你不是投机倒把吗？抓起来枪毙了算了嘛。直觉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曾经把商人叫做投机倒把，曾经把市场消灭了我们的经济就完蛋了。商业绝对是财富的创造者，只是创造财富的方式不直接，首先促进了分工，没有商业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金融也是一样的，所以不是眼睛看到的就是正确的，思想看到的才是正确的。金融是财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金融的话呢价值也有测不准原理，要把握金融的系统参数和运动方向，要把握它的群体性关系与供求关系的逆转，怎么去认知它的超涨、超跌和回归均衡。服务业他的软价值不一定取决于社会劳动时间，无论是姚明打的球还是谁唱的歌，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关系，你在这扯着嗓子唱一天也没人买票，但是人家唱一首歌、出个场往那站一下，那就值几百万了。怎么扩大知名度创造软价值？服务业的客户黏性、差异性和品质性到底怎么创造出来的？客户的反馈到底和软价值乘数是什么关系？客户的反馈绝对不仅仅是反馈，而是参与软价值创造的过程。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软价值时代我们经常喝的茅台酒，那茅台酒的话1000多块钱一瓶，它的物质成本、它的硬成本到底有多少呢？你花一两千块钱喝一瓶茅台酒，你喝的是那两斤粮食吗？还是国酒的故事还是背后其他的什么东西？有人说是品牌，那么品牌背后的价值又是什么呢？那个价值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还有很多人抽中华烟，几十块钱一包，烟的成本到底是几块钱还是几毛钱？你为什么很情愿花几十块钱买它，甚至花上百块钱买更奢侈的香烟呢？你抽的到底是烟丝还是寂寞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软价值服从八二定律，比如说茅台酒80%软价值，20%是硬价值；又比如说这个苹果手机，80％是软价值。未来的世界软财富与硬财富的规律也是八二定律，在美国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这五大软产业占得比重已经达到他们GDP的79％，在中国的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里面，我刚说的这五大产业它的占比也超过了80％，所以整个社会是软价值的时代。软价值时代人们的就业方式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农业的就业方式是村庄外面几百亩农田，这是典型的农业就业方式；工业的就业方式是一个厂房上面若干生产线，每个生产线上有很多工人；软价值软产业不一样，为什么大学教授可以在家里休息、上课的时候过来；为什么金融行业、律师、会计师行业都是合伙人制度?为什么我们在金融街办公天天西装革履的?为什么在中关村那些人他们穿着凉鞋、旅游鞋就来了？为什么798那些人还得把头发竖起来还得染成各种颜色?为什么好莱坞的就业能是那个样的？每个软产业就业方式都不一样，要有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你在淘宝网上今天开一个店，明天你关门了，政府那些统计失业的不会把你统计进去，所以很多经济的统计早就过时了，软就业会取代硬就业，那些村庄的社区的管理模式，如果不改的话他也管理不了这个社会。软价值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不是权威主义的而是平等的，跟人们的软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要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的硅谷，我看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要是打造一个硬产业园，三通一平，旁边有劳动力有交通运输就可以了。硅谷不需要这样，硅谷需要软环境。软价值论与经济哲学革命软价值理论为什么必须出来，因为在100年以来经济学价值理论就没有进步了，整个古典经济学都是诞生在牛顿时代，不论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术》、萨伊（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这些理论、《资本论》，还有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都是在1895年以前出现的，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就是牛顿理论的时代。之后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出现了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出现了测不准原理、出现了不确定性原理、出现了波函数等等这些理论。物理学在蹭蹭地大踏步往前走，而且一刻不停改造我们身边的社会，但是社会科学从哲学到经济学都没有跟上。早期科学时代的科学家都是大家，牛顿既懂数学又懂哲学、达尔文的话懂生物也懂别的东西，所以他们能触类旁通，而现在的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学出发研究经济学、现在哲学家就是从哲学出发去学哲学。所以软价值理论是对过去一百年补的一个课，我们的世界进步太多，但是哲学和认知论没有跟上，劳动价值论、物质财富论，在牛顿世界里面依然是正确的。一张桌子怎么定价、一瓶水怎么定价，还可以用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供求关系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还可以定价，但是在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这个世界里，必须用新的价值理论用量子世界的理论去认识他。软价值战略：把握新时代财富创造的新范式企业的转型战略，要有软企业之道，要从以前重视物理功能转移到如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一件西装这一件衬衫，它的物质成本可能就100块，但是为什么你要花1000块去买它？你买的不是挡风遮雨的物理功能，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如何提升产品的软价值含量？为什么万达把硬资产酒店卖掉以后，留下酒店管理公司股价涨了70%。软资产更重要，生产企业怎么从生产性思维转向创造性思维？怎么样有公众价值再有盈利模式？软价值这个时代怎样去占领哪些财富通道？农业社会是占领土地你是地主，工业社会有资本、有技术，商业社会你占领航道，软价值时代到底站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天天收钱，就像腾讯一样，每天几个亿，像阿里巴巴一样。怎么变身为软价值平台企业？软价值这个行业里面有哪些领导者战略和俱乐部战略？这都是我们新时代企业家必须学习的，否则你就被这个时代淘汰了，这是软价值战略。2015年的时候有幸第二次参加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说底特律的汽车为什么一片箫条，全美国人开着底特律的汽车，为什么它一片萧条；奔驰的设计师说我们卖的不是汽车是艺术品，只是碰巧它会跑。用这样的理念造汽车就能赚钱，特斯拉卖的不是交通工具是环保和时尚，这样就能赚钱。所以会后总理点评了一句话，说以前我们创造财富主要靠自然资源，今后我们主要靠人的资源，以前创造财富主要靠劳动，今后主要靠智慧。这就是用最通俗的方法指明了财富创造的新范式和经济转型的新动能。而软价值时代，一个国家如何成为软价值的强国，如何改善软环境、培育软资源、扶持软产业并帮助硬产业提升软价值，如何让更多的地区像硅谷一样从做半导体的“谷”软化成现在这样美丽，像GE、戴尔、海尔一样转向软性制造？一个家庭、一个投资者也是一样，劳动只能够养家，致富要靠智慧，怎么靠智慧呢？就是培育家庭的软价值因子，从教育小孩开始，选择软价值的职业。软价值时代必须把握软价值定律，软价值这本书里面有软价值运动定律，软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各种规律，掌握了这些定律，很快你那个小目标也实现了。【钛媒体作者介绍：滕泰，著名经济学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新财富论》《软财富》等】《软价值》已纳入钛媒体Pro版书库。每位Pro专业用户一年可以在书库中任意选择三本书，由钛媒体免费赠送哦～点击链接、登录，进入“前沿书库”选书：http://www.tmtpost.com/pro创业事项相关好书：http://www.tmtpost.com/2788508.html培养领导力相关好书：http://www.tmtpost.com/2678549.html………………………………………………想要与本书作者滕泰老师认识、交流【欢迎参加】钛坦白第58期：企业转型的必修课还有机会获得《软价值》实体书一本哦报名方式：http://www.tmtpost.com/2857164.html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所以航空航天类专业为特色的大学，学校先后隶属于国防科工委，工信部等，但这所学校考取难度还是很大的，那这所学校毕业后出路咋样呢？我们快点一起来看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 届毕业生1总数为 6504 人，总体就业率为 98.42%。本科毕业生 3135人，就业率为 97.93%；硕士毕业生 2903 人，就业率为 98.93%；博士毕业生 466 人，就业率为 98.50%。男女生的比例为2.36:1。典型的理工科大学的特点。升学情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含出国、出境）总计 2347 人，其中国内读研总计1716人，出国、出境留学总计631人。整体国内读研率为54.74%，整体出国率为 20.13%，整体升学率为 74.86%。还有，我们继续看看哪些专业的出国比较高，哪些专业升学比较高？出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73人），电子信息工程（41人），机械工程（38人），自动化（37人），经济学（32人）升学：电子信息工程（172人），飞行器动力工程（120人），机械工程（111人）就业行业分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1.2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22.82%）、制造业（15.18%），以上三个行业就业毕业生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 69.29%。就业单位性质：从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看，国有企业、科研设计单位一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主要的就业去向。2018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的就业单位性质有：民营企业 1460 人（39.52%），国有企业 825人（22.33%），科研单位 744 人（20.14%），在国有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占到总就业人数的 42.47%。就业地域分布：从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北京（51.98%，含灵活就业 19.06%）、西部（9.23%）和华南（8.04%）。主要就业单位： 2018 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中，投身国防科技工业的人数总计 1055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69 人，占本科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9.68%；硕士毕业生 821 人，占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31.23%；博士毕业生 165 人，占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49.70%。按照接收毕业生人数的多少，我们统计了接收毕业生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用人单位。结果显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外，信息、金融、通信、汽车、能源等诸多行业的知名企业都对我校毕业生有很高的认可度。未就业毕业生原因分析：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有未就业毕业生 103 人，包括本科毕业生 65 人，硕士毕业生 31 人，博士毕业生 7 人。毕业生薪水分布：，2721 名被调查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 15.31 万元。其中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 10.58 万元，硕士毕业生平均年薪 16.10 万元；博士毕业生平均年薪 18.31 万元。从平均年薪和年薪分布都可以看出毕业生的初始薪酬跟学历层次成正相关。这么好额度就业单位，是不是所有专业都是超高就业率，那肯定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专业额就业率较低?本科生：生物工程（1名毕业生，0%），应用化学（69.23%），环境工程（77.78%），数学与应用数学（82.22%），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84.38%）硕士生：公共管理（33.33%），摄影测量与遥感（66.67%）博士生：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与管理（1名毕业生，0%），机械设计及理论（85.71%），材料加工工程（87.5%），材料物理与化学（87.5%）应该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就业率非常高，而且毕业生的就业单位质量非常高，还有就是毕业生的薪水，那应该是没得说啦！这样的学校应该说对得起高考超高的分数的，都这么好的就业质量了，你怎么认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就业质量呢？欢迎在下方讨论区留言。注：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