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博士

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到2024年财富管理人才需求将增长30%,但是现任的财富管理从业者有20%即将退休,预计财富管理行业的才人需求增长将是其他行业的4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哥伦比亚大学SPS 开设了新专业——财富管理硕士专业(Maste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in Wealth Management),预计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授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PS隶属于常春藤盟校之一的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哥大不仅是投资界的先驱,更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开设此课程的学校。该专业主要面向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为有志于财富管理行业的学生提供系统性、科学性的财富规划和投资管理战略学习。此外,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学生将有资格参加国际金融理财师(CFP)考试。申请条件:1、学制:4学期2、成绩/语言要求:托福100分以上;雅思7分以上3、两年相关专业工作经验4、最终截止日期:2020年7月15日除了以上提到的财富管理专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PS还开设有很多实践性强、针对性强、专业性强的热门专业。哥大SPS与整个哥大共享资源、专业知识、技术和策略,共同创新,开发新的平台,并采用能够应对行业需求不断变化的前沿教学方法。有所不同的是,哥大SPS不仅仅是希望学生学到专业知识,更注重将知识进行实际运用,将学生培养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哥伦比亚大学SPS开设的专业都是在各个学科领域下更细分的专业,比如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属于大类的金融专业,但是课程设置更适合未来从事企业管理或是风险操作岗位的申请者。再如,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可持续发展管理(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体育管理(Sports Management)、非盈利管理( Nonprofit Management)等专业,是在管理学下分设出来的更详细的学科分支。这些专业都是以实践性科目为主,教授大部分是行业精英,在其就职的金融、医疗、咨询、娱乐等领域有丰富实践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PS以其独有的个性化而多维度的培养模式帮助学生明确职业规划道路,将学生与行业及资源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学生想要找到一个实践性强并适合自己的留学深造项目,哥大SPS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前言：整理管理学家的过程，收获很大。我们发现每一位知名管理学家理论的背后往往伴有一名修订者，还有一名反对者，总体看，西方管理学是一个不断积累演进的系统，有时候不是管理学教条，而是我们应用的教条。统计来看：中国对世界管理学基础理论贡献很低，100位世界管理大师的国籍，其中美国人67位，欧洲人21位，亚洲人3位来自日本，1位来自印度。源自哈佛大学的13位，麻省理工7位，斯坦福6位，密歇根5位，剑桥3位，耶鲁2位，哥伦比亚2位，还有来自很多西方名校但没有中国。也就是说，核心管理学家来自美国，来自美国大学。这些都是原创理论大师，他们的理论其实早已融入了中国先进公司的血液。所以，管理学是“美式咖啡”。这个分享借鉴了前人梳理的成果（很多内容找不到出处，请作者联系我们增加署名感谢），如不严谨或错误请订阅号留言反馈，谢谢。(排名以姓氏字母不分先后）21、丹尼尔·戈尔曼，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研究员，曾四度荣获美国心理协会（APA）最高荣誉奖项，20世纪80年代即获得心理学终生成就奖，并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此外还曾任职《纽约时报》12年，负责大脑与行为科学方面的报道；他的文章散见全球各主流媒体。畅销著作有：《情商》、《工作情商》等。丹尼尔·戈尔曼的畅销著作有：《情商》、《工作情商》等。凭借《情商：它为什么比智商更重要》而一举成名的丹尼尔·戈尔曼。再接再厉，又先后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撰写、出版了《情商实务》和《最根本的领导力：情商的威力》两本情商专著。从这三部曲的内容看，戈尔曼真不愧是情商实务第一人。妙语：“要成为卓有成效的领导人，你必须能在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之间灵活切换。”——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一个人的成功，IQ的作用只占20％，其余80％是EQ的因素，也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点评：领导风格切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大部分企业家只喜欢强化一种领导风格，更多希望这种风格带来可识别度和权威。但客观讲，管理客户和管理公司员工，管理高层和管理普通员工，管理技术岗位和管理管理岗位，需要的领导风格确实应该是不同的。戈尔曼对EQ的研究对于管理组织也是重要的基础理论，从个人的感知看：组织的EQ可以降低执行的摩擦力。22、丹尼尔·麦卡勒姆(Daniel Craig Mccallum,1815—1878)，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丹尼尔·麦卡勒姆管理思想。1848-1857年，麦卡勒姆就职于纽约伊利铁路公司，从一名小小的监工干起，直到成为公司的总监。并曾担任过公司负责人。以后并曾担任美国所有铁路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从管理原则上看，麦卡勒姆提出分工、授权、责任制、报告控制系统、统一指挥原则。在他为公司提出的1855年度总监报告中，他把管理改革原则列举为：①适当的职责划分；②授予充分的权力，以便能够充分执行其责任，这样，责任就可能是名副其实的了；③能够了解是否切实承担起责任的手段；④极其迅速地报告一切玩忽职守的情况，以便立即纠正这些错误行为；⑤通过每日报告和检查制度所了解到的这些情报既不会使主要负责人为难，也不会削弱他们对下属的影响。点评：很明显可以感受到麦卡勒姆的管理思想来自实践，简单清晰，可操作性强。其实对于超大型的工业集团，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师傅带徒弟也是非常核心的管理经验传承，只不过这个领域大型管理咨询公司参与较少，都是不太知名的专业公司做，所以大众认知较少，而且很多基础内容集成到大型SAP架构中了。从日本的5S到精益管理，对中国制造业帮助是很大的。但企业家确实需要关注管理的积累，比如据说海尔第一个公司规范就是——不许在工厂里大小便，可见管理是积累和进化的产物，基于时间需求。用制度沉淀管理规范是企业家的必备素养，这种沉淀就从分工、授权、责任制、报告和指挥控制开始吧。23、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Bunker Gilbreth，1868-1924），出生于美国缅囚州费尔菲尔德，在安得福学院和波士顿学院学满厚毕业并进入建筑行业，之后在设计了一种新的脚手架和和发明了建造防水地窖的新方法。1985年，他在波士顿登记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动作研究之父”思想精要:吉尔布雷斯夫妇认为，要取得作业的高效率，以实现高工资与低劳动成本相结合的目的，就必须做到：第一，要规定明确的高标准的作业量——对企业所有员工，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规定其任务；这个任务必须是明确的、详细的、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他们主张，在一个组织完备的企业里，作业任务的难度应当达到非第一流工人不能完成的地步。第二，要有标准的作业条件——要对每个工人提供标准的作业条件(从操作方法到材料、工具、设备)，以保证他能够完成标准的作业量。第三，完成任务者付给高工资——如果工人完成了给他规定的标准作业量，就应付给他高工资。第四，完不成任务者要承担损失——如果工人不能完成给他规定的标准作业量，他迟早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上述内容是指要科学地规定作业标准和作业条件，实行刺激性的工资制度。其中，作业标准和作业条件必须通过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才能确定下来，而这种刺激性的工资制度，也就是差别计件工资制。点评：吉尔布雷斯夫妇确实非常伟大，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差别计件工作制，应该就是现在江浙、深圳周围中国制造的核心管理方法，这种实践得出来的理论现在看来操作性都很强。从其研究方法中，很值得借鉴的就是把小问题进行多层次剖析，找到逻辑的要点，比如对标第一流工人的研究。24、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1923年-）美国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行为科学家，双因素理论的创始人。赫茨伯格曾获得纽约市立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从事管理教育和管理咨询工作，是犹他大学的特级管理教授，曾任美国凯斯大学心理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和同事们对匹兹堡附近一些工商业机构的约200位专业人士作了一次调查。在调查访问后他发现，使职工感到满意的都是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使职工感到不满的，都是属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他把前者叫做激励因素，后者叫做保健因素（双因素）。双因素理论促使企业管理人员注意工作内容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们同工作丰富化和工作满足的关系，因此是有积极意义的。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相似之处。保健因素相当于马斯洛提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等较低级的需要；激励因素则相当于受人尊敬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较高级的需要。当然，他们的具体分析和解释是不同的。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把“个人需要的满足”同“组织目标的达到”这两点联系起来。《再论如何激励员工》是赫茨伯格最为著名、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双因素理论促使企业管理人员注意工作内容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们同工作丰富化和工作满足的关系，因此有着积极的意义。赫茨伯格告诉人们，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他的理论指导了诸多管理人的管理实践，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生产技术的发展，赫茨伯格的理论愈发显示出应用性价值。其他著作有：《工作的激励因素》（1959，与伯纳德·莫斯纳、巴巴拉·斯奈德曼合著）《工作与人性》（1966）《管理的选择：是更有效还是更有人性》（1976）点评：赫茨伯格对员工满意度的研究，对人力资源咨询影响深远，美世、韬睿等都有类似的员工满意度模型。这是西方大公司非常看重的，但个人认为这方面应该和他们的劳资关系结构有关系，中国企业对此关注较少。996在员工满意度模型里肯定是有问题的，或许激励因素的研究是替代996最好的理论方向，996往往是在明确战略指向，不需要太多创造力的执行中更有效率，否则往往因为目标在疲惫中的模糊而降低效率。25、弗雷德·卢桑斯（Fred Luthans）是美国尼勃拉斯加大学的教授，他在1973年发表了《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文章，1976年他又出版了《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说》。系统地介绍了权变管理理论，提出了用权变理论可以统一各种管理理论的观点。卢桑斯是权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管理思想：一、卢桑斯把过去的管理理论划分为4种学说：过程学说、计量学说、行为学说和系统学说。当过程、计量、行为．系统4种学说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不同于部分总和的某种东西"，这就是管理的"权变学说"。二、权变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数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他把权变关系看作是一种"如果——那么"的函数关系。"如果" 是自变数，"那么" 是因变数。在权变管理中，通常的情况是，环境是自变数，而管理的观念和技术是因变数。三、关于权变管理，卢桑斯提出了一个观念性的结构，这个结构有3个主要部分：环境，管理观念和技术，它们两者之间的权变关系。沿着矩阵的横轴是独立的‘如果"，纵轴是从属的"那么"。主要论著有《心理资本》[与弗雷德·卢桑斯（Fred Luthans）]《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说》点评：权变学说听起来有一点高深，不过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多种管理逻辑的融合。对卢桑斯的理论接触较少。但外企咨询公司工作过程中，有一个词，非常代表这种理念，就是portfolio，用于投资组合的翻译比较多，也包括一个备选系统解决方案的多个选项。很像权变理论中多个要素的函数关系。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咨询方法论，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辅助答案的一个组合，作为领导者决策备选。26、弗雷德·菲德勒（Fred E. Fiedler）: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与管理学教授，兼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比利时卢万大学客座教授。菲德勒早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51年移居伊利诺伊州，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和群体效能研究实验室主任，直至1969年前往华盛顿。弗雷德·菲德勒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和管理专家，他所提出的“权变领导理论”开创了西方领导学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使以往盛行的领导形态学理论研究转向了领导动态学研究的新轨道。他本人被西方管理学界称为“权变管理的创始人”。其管理思想：当人们的研究还停留在领导发生学和领导形态学的范畴时，当人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企业领导采取哪种领导风格更为有效时，菲德勒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民主和专制这两种领导风格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环境? 菲德勒认为，一个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管理人员的素质，即取决于领导。如何寻求最佳的管理人员即领导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更现实、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现有管理人员的才能。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一种领导效能理论》（1967）《让工作适应管理者》（1965）《权变模型一领导效用的新方向》（1974）《领导游戏：人与环境的匹配》等。点评：菲德勒认为的领导者决定论，或者说管理者决定论，非常认同。因为管理者在一个组织中不仅是一个重要成员，也是组织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没有最合适的管理者体现组织意志，组织就无从谈起，自然事倍功半。如果从民主和专制这个维度看，其实背后可以讨论和演绎的内容也非常之多，个人角度觉得这两个点是坐标轴的两个维度，企业民主管理最主要的价值是凝聚共同价值主张之后，因为一致性的塑造降低了后期的管理成本；而所谓的专制，往往是伴随着强势的领导力，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他们往往能够看得更长远，一味的民主沟通往往会带来组织的低效率，特别是在推进一个正确但是并没有被广泛认知的事情上。不过如果一个组织过于专制，对积极性的损耗势必需要其他激励来弥补。可见民主管理和专制管理，背后另外几个逻辑是“激励”、“一致性”、“成本”和“效率”，有点像我们在“战略开讲”中提到的“文明”和“竞争力”的关系。文明，往往从制度架构上和人性角度充满光环，但竞争力很多时候源自独断的执行力，以及不完美的进化。27、弗里蒙特·E·卡斯特(Fremont E.Kast)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也是管理理论中系统管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名的管理学家。卡斯特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主张：要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和原理来全面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把系统理论和管理理论结合起来，通过系统来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卡斯特是系统管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斯特的系统思想认为：（1）组织是一个系统，由相互依存的众多要素所组成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确保组织中各部分能得到相互的协调和有机的整合，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现代管理者必须把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也即与周围环境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一个组织的成败，取决于其管理者能否及时察觉环境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是由五个不同的分系统构成的整体。这五个分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组织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这五个分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些系统还可以继续分为更小的子系统。（2）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人是主体，其他要素则是被动的。管理人员需要保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达到预期目标。同时，企业还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还取决于企业外部条件，如资源、市场、社会技术水平、法律制度等，它只有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3）如果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产出的是各种产品或服务。运用系统观点，可以使管理人员不至于只重视某些与自己有关的特殊职能而忽视了大目标，也不至于忽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卡斯特主要著作有：1963年,《系统理论与管理》（与理查德·约翰逊、罗森茨韦克合著）,这本书借助风靡当时的系统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系统管理的观点，成为他创立系统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1970年，《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方法》(与罗森茨韦克合著)。由此建立了系统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奠定了他们在系统管理学派中的地位。此后，系统管理理论曾经一度风靡管理学界。点评：卡斯特是管理理论中系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系统这个词其实比较早是源自工程控制、信息论的在企业管理中应用对于超大型组织实践起到根本推动作用。而显然组织理论的基础就是系统理论，“组织”理论的发明应该是管理学重大飞跃，但可惜的是，目前中国90%的企业家可能不太关注组织理念，他们的管理思维就是让别人听自己的话。卡斯特从三个角度解读组织非常精彩：1，强调组织目标和组织最优；2，内部人和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3，企业的投入产出系统论述。28、弗里茨·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Roethlisberger，1898—1974):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早期人际关系理论的归纳总结者。美国管理学家，“人际关系论”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2年又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理科学士学位。1922—1924年，他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而从事工业实际工作。1925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从此进入哈佛大学工业研究室工作，与梅奥等人一起从事“霍桑试验”。后任教授，讲授“人际关系论”等。主要著作《管理与工人》(1939年)《管理与士气》(1941年)《组织中的人》(1968年)等点评：罗特利斯伯格专注于研究人际关系，其实这个话题是中国公司组织里需要但却不太被重视的，因为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和感情，西方组织里的人际关系更多和有效协作相关。中国企业中，其实更关注领导者和员工的关系，不太关注员工彼此的关系，这导致中央集权的执行摩擦力，缺少协作精神，相互拆台非常普遍。而组织的文化和士气，其实和领导者关系没有成员相互关系大，这就容易诞生很多围绕领导者的口号组织，值得警惕。29、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教授出生在奥地利，曾就读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和瑞士圣加仑大学，获商业管理博士学位。他是欧洲管理重镇圣加仑大学的教授，维也纳经济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还是多家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是许多知名公司的战略和管理顾问，培训过数千名管理人员。管理学中最权威的人士,欧洲最有影响的商业思想家之一。管理思想：马利克教授主张管理对于人类社会就像基因对于生物生存能力一样重要，并从生物学、逻辑学的视角，以仿生学的原理，对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在管理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马利克教授不仅是管理学方面的大师，而且还积极地从事管理方面的实践，并取得卓越成绩，成为多家知名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马利克教授不仅长期从事管理学的研究与实践，还热心于把管理学的理论运用于人才培养，因此，他又是管理学方面著名的教育家。对于众多所谓的“主流”管理概念、体系、态度和行为，马利克教授提出了现实的和建设性的批评，这使得他成为一名独特的指导者。马利克倡导的管理规则：公司大可能并不好，更重要的是灵活，有创新能力；不能只顾股东，客户才是上帝；不仅要控制成本（短期利益），更要向外看，有长远目光；不能只靠一流人才，更要用有激情的人；雇佣有勇气的CEO，而不是有魅力的CEO；不要崇尚力量，而要崇尚精神（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著作：《马利克管理学》1993年出版。马利克教授开始出版《马利克论管理》每月通信(Malik onManagement Letter)，在德语国家，它很快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界阅读最广泛的出版物之一。马利克教授为多家报纸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出版了至少150部专著，其中《管理、执行、生活》一书自2003年首次出版以来，重印了17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即将出版修订本。其他著作：《管理学的危险世界》《新企业法人治理》（有效的公司监督—企业法人治理的剧变时间）《复杂系统的管理战略》《系统管理，进展，组织工会》《管理学展望》《世界经济危机》《管理系统》《总系统角度对管理的实践》《体系管理》点评：对于从基因学中借鉴管理思想个人是完全赞同的，生物学里面的科学逻辑，特别是化学反应影响情绪等，都很值得研究。我把这个方向叫做碳基文明的突破，相对于计算机为代表的硅基文明。马利克探讨的管理原则实在太棒了，我们在重温一下：公司大可能并不好，更重要的是灵活，有创新能力；不能只顾股东，客户才是上帝；不仅要控制成本（短期利益），更要向外看，有长远目光；不能只靠一流人才，更要用有激情的人；雇佣有勇气的CEO，而不是有魅力的CEO；不要崇尚力量，而要崇尚精神（公司的社会责任）。30、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Emerson， 1853—1931)，“科学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基督教新教俭朴美德的熏陶。他曾在慕尼黑皇家巴伐利亚工业大学学习。埃默森步入工业界，开始是专门为伯林顿铁路公司经理解决问题的代表，后来他又成为处于严重停工状况的圣菲铁路公司的顾问，仅仅通过三年时间，埃默森就居复了正常的劳资关系，降低25%的开支，并使该公司每年节约150万美元的资金。1910年，他在州际商务委员会为反对美国东北部铁路公司提高货运费作证时，声称铁路公司只要采用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方法，每天就可以节省100万美元。他的这席话，震动了美国的工商业界，对“科学管理”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12年，他发表了《十二个效率原则》一书，积极宣传效率观念，成为管理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重要著作：《效率是经营和工资的基础》(1911年)《科学地挑选雇员》(1913)年。在美国国会关于铁路运费问题的听证会之后，埃默森发表了他的《十二信效率原则》的著作。有关效率问题，是埃默森一生中最有成效的研究，他因此至今还被称为是“效率的大祭司”。十二个原则的主要内容：(1)要有明确的“理想”，即要有十分明确的目标。空虚原则明确规定，参加组织的人必须对理想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齐心协和来实现它。埃默森没有采用现代管理理论中常用的“目标”一词，但其含义基本上同目标是一样的。他认为，使组成成员理解和承担共同的目标，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冲突、模糊不清、变化无常和失去目的等问题。(2)第二个原则是“常识”，即经常要求管理人员考察各种问题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丰富专门知识，主动征求各种建议。(3)选择“有能力的顾问”，建立一支有能力的参谋队伍，采取集体决定的方式，以便进行充分的协商和生产有效的影响。(4)要有纪律。这是达到其他十一个原则的基础，为服从和遵守组织规章提供了依据，使组成成为一个系统而根除无政府状态。(5)“待人公平”，要公正处理各项事务。要做到这一点，管理人员必须具有同情心、思考能力和公正廉明的精神，即取决于管理人员在对待工人的所有活动中建立公平和平等的制度的能力。这不是一种恩赐或利他主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利的关系。(6)“记录”，即对各项工作要有可靠的、及时的、准确的和持久的原始记录。(7)实行有效调度，即对生产进行统一安排和控制，使部门的工作服从整体的要求，以求圆满、迅速地完成任务。(8)制定标准和进度表，以确定标准的工作时间、工作方法和工作秩序。(9)创造“标准化的条件”，即使工作环境标准化，以减少人力与金钱的浪费；(10)确定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11)制定标准作法的书面说明书，对操作动作用书面形式进行正确的指导。(12)对高效率生产的工作实行“效率报酬”(激励计划)，即对所有降低成本、改进质量、增加产量、节约时间的，均给以适当的报酬。这十二个原则都是埃默森根据他当顾问时的经验来充分加以说明的，是对他的制度所作的详尽的说明。概括地讲，埃默森的这十二个原则，前五个是关于人员关系的，后七个是关于方法、体系和系统的。这些原则不是孤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形成管理体系的基础。而所有的这十二个原则又是以直线—参谋形式的组织为基础的。点评：埃默森的十二条效率原则非常了不起！不可否认，美国的企业竞争力是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否则在高昂的社会成本之上很难具有竞争力。但最近30年应该是美国制造能力外溢的时期，金融化比较多的强调资金效率，以及资本利益最大化。而日本的发展路径明显是区别于美国的，他们差异化竞争的战略是效率最大化，到后来的核心战略控制点强化。对比来看，中国的发展战略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或许应该向劳动力效率最大化和智力沉淀最大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较优势大概率会自然，或主动的走向“以人为本”。周掌柜：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知名商业战略顾问，为多家全球化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专注于研究战略管理“复杂性科学”领域。同时，周掌柜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入选中欧汉堡峰会“中欧青年领袖”，聚焦商业实战和原创商业理论研究，常年在全球3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做全球化调研，对华为、荣耀、谷歌、微软、联想、美的、阿里、腾讯、滴滴、抖音、快手、中国平安、德国博世等有深入研究。

来源：新浪财经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文/杰弗里·D·沙斯，Jeffrey D．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和医疗卫生政策及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尽管中国疫情爆发的较早，且东亚其他地区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但这片地区应对疫病大流行的表现却要优于美国和欧洲。为此欧美应该尽快把东亚这套方法学到手，方才有机会挽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无数生命。将两者进行比较的一个重要起步点是每百万人口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见所附表格第一和第二列，截至4月7日）。东西双方的数字在这方面简直天差地别。欧洲和美国似乎已经被疫情所吞没：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从814（英国）到3036（西班牙），每百万人死亡数的区间范围是24~300；而在东亚各地，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位于3（越南）到253（新加坡）之间，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则在0到4之间。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东亚各地并未压低感染病例或死亡人数。如附表第三列所示，两个地区都对近似比例的人口进行了检测。而重点在于两地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东亚地区经济封锁更为严格所导致的。谷歌最近发布了一组引人注目的数据以反映各经济体中各部门的活动减少状况。附表第四列展示的是谷歌在零售领域所得到的结果，显示在东亚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受破坏程度（以1月3日至2月6日为基准对比3月末）并没有那么严重。东亚和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别反映了两个地区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首先，东亚国家为新型疾病暴发所做的准备更为充足。2003年的SARS爆发如同一记警钟，而在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的登革热疫情则强化了这一信息。相反在欧美地区人们对SARS，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的关注似乎一直遥远而抽象，并且觉得这些（SARS除外）主要都是些“热带”病。而前者意识强化的结果就是当中国于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报道武汉出现异常肺炎病例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国家戒备程度都比欧美高得多。在疫情控制方面早期行动对于遏制传播至关重要。从1月初开始，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开始减少与中国的人员往来并立即加强了病例检测和追踪。各国也已经部署了多种新型数字技术来监测病毒的传播。而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本地出现时却显得漫不经心。东亚民众也更加了解应该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口罩至少自SARS以来就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和储存。相比之下西方当局却告诉公众不要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把有限的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另一部分则是官员低估了口罩在减少新发感染方面的好处。同样，洗手液，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分隔距离以及更少的握手礼仪都已经成为了东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后，随着人们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和其他拥挤区域四处走动，东亚当局已大大加强了对感染症状的筛查。在许多企业中全体工人进入工作场所时都要实施体温检测，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也安装有体温监测设备，但在欧美地区这种做法至今都不太存在。中国的疫情是东亚最严重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对美国和欧洲最具启发性。与邻国不同，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之间中国经历了数周的疫情全面流行。在整个阶段中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举措：禁止所有旅行和公众场所活动；快速部署可以跟踪个人行踪并执行隔离令的在线系统；实施了大范围测试并全面监控疑似症状。这些措施确实极端，也招致了部分外界的批评，但也确实是非常有效。中国在短短几周内就控制了这场全面爆发且迅速蔓延的疫情——在许多专家眼中这可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许多人都质疑中国的严格管制措施能否在美国奏效或是被美国人所接受。但美国必须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经验，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学习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正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对此发表的中肯评论：“大多数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应当采取的手段过于严苛，但这只是因为其他手段都不够严苛（以控制疫情）而已。”欧美至今都未能控制住疫情，而呼吸机等救命设备的短缺和医护人员因缺乏基本防护装备而染病丧生的案例则加剧了这一悲剧。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将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西方，正确的应对手段则要求我们尽快从东亚那里学到点东西。

前言：整理管理学家的过程，收获很大。我们发现每一位知名管理学家理论的背后往往伴有一名修订者，还有一名反对者，总体看，西方管理学是一个不断积累演进的系统，有时候不是管理学教条，而是我们应用的教条。统计来看：中国对世界管理学基础理论贡献很低，100位世界管理大师的国籍，其中美国人67位，欧洲人21位，亚洲人3位来自日本，1位来自印度。源自哈佛大学的13位，麻省理工7位，斯坦福6位，密歇根5位，剑桥3位，耶鲁2位，哥伦比亚2位，还有来自很多西方名校但没有中国。也就是说，核心管理学家来自美国，来自美国大学。这些都是原创理论大师，他们的理论其实早已融入了中国先进公司的血液。所以，管理学是“美式咖啡”。这个分享借鉴了前人梳理的成果，如不严谨或错误请订阅号留言反馈，谢谢。(排名以姓氏字母不分先后）1、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ra，1925—)，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与行为矫正技术。他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认知理论之父。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约丹讲座教授。他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所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是在与传统行为主义的继承与批判的历史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并在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几乎平分心理学天下的领域独树一帜，影响波及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治疗以及教育、管理、大众传播等社会生活领域。他认为来源于直接经验的一切学习现象实际上都可以依赖观察学习而发生，其中替代性强化是影响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称他为社会学习理论的奠基者，社会学习理论的集大成者或社会学习理论的巨匠。主要论著:《通过榜样实践进行行为矫正》(1965)《认知过程的社会学习理论》(1972)《榜样理论：传统、趋势和争端》(1972)《行为变化的社会学习理论》(1976)《自我效能：一种行为变化的综合理论》(1977)《人类事物中的自我效能机制》(1982)点评：心理学在中国商业领域是被广泛忽略的基础科学，由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喜欢揣摩个体的心理变化，并且自我情感和认知都很丰富，所以对于以观察和统计为核心的心理学认知较浅。但对于组织而言，心理学洞察比主观认知更有价值，也是现代人力资源的基础。2、阿里德赫斯（Arie de Geus）：长寿公司模式的创造者，“学习型组织”概念的重要创始人，是当代管理大师之一。阿里德赫斯以其在"学习型组织"概念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最为闻名。他还写了关于组织的一系列著作，从整体的角度论述了公司及其环境。作为一位在事业末期才进入学术界的职业经理，他将极具高度的理论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未来公司唯一可持续的优势可能就是其学习能力，这一论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咒语。他关于组织的诸多论著，系统地论述了组织是有机体、组织学习是管理的核心等现代管理思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论著主要有《计划即学习》（1988）、《公司是什么》（1995）、《长寿公司》（1997）等。1997年，《商业周刊》将《长寿公司》一书评选为当年10本商业类最佳图书之一。点评：学习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在中国企业家中已经有了广泛共识。但是如何建立组织的学习能力是广泛被忽略的，很多企业家喜欢买一大堆书发下去，这非常初级。需要澄清的是，学习型组织是一套成熟的方法论，也是一把手推动的战略工程。个人比较推崇在人力资源部设立首席学习官，通过多种方式定期为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和员工提供学习内容，并推动知识管理系统沉淀。3、埃尔伍德斯潘塞伯法（Elwood Spencer Buffa）: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出版的著作很多，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伯法认为，在一定生产系统的成功管理依赖于以下因素：计划、关于实际情况的信息系统、管理者对需求、库存状况、进度、质量水平、产品和设备革新等方面的变化所做出的决定。伯法认为，生产系统中所产生的问题要求两种主要类型的决策，一种是长期决策，它关系到生产系统的设计，例如产品的选择和设计、设备和生产过程的选择、加工对象的生产设计、作业设计、生产系统的地址选择、设备平面布置等；另一种是短期决策，它关系到生产系统的运行和控制，例如库存和生产控制、生产系统的维修和可靠性、质量控制、劳动控制、成本控制等。伯法认为，系统分为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两类。开放系统的特点在于输出对输入做出反响，但输出却并不影响输入。封闭系统即反馈系统，是受它自己过去行为的影响。一个反馈系统有一个封闭的回路结构，它使系统的过去行动的结果回过来控制未来的行动。管理人员把系统概念应用于工作的最大好处是加深了对其所管理系统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管理科学中用到的关于生产和营运管理中的各种分析方法是在遵循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模型。分析方法中必须确定衡量效率的尺度，建立一套标准来衡量生产行动中各种可供选择方案的效率。这些方面的衡量尺度可以包含利润、贡献、总成本、增量成本、机器停工时间、机器利用率、劳动成本、劳动力利用率、产品单位数量和流程时间等。在伯法的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对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分析和经验判断的定性管理，不再能满足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而更加标准化的定量管理技术，越来越被管理学界所重视。计算机的飞速发展，为定量化管理创造了条件。如何通过量化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减少管理者由于自身局限性而难以避免的失误，提高管理者在计划、控制、决策方面的效率，成为管理学亟待探索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顺应这种趋势，伯法在1961年出版了《现代生产管理》。这本书出版了八版，受到社会上的高度评价，影响了此后管理学在生产和作业领域的研究方向，并有大量教科书引用了该书的核心内容。1963年，他又出版了《操作管理：问题与模型》。该书出版了三版，强调研究领域的分析技巧。1975年，伯法出版了《生产管理基础》，全面论述了管理科学的核心思想，主张用数学控制、程序化系统方法来解决管理学科的主观性，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哈佛商业评论》曾把这部书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1977年，伯法与得克萨斯大学的吉米戴尔合写了有关管理科学方法论的《管理科学ㄍ运筹学：建模和解决方案》。伯法的这些著作，都采用了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化转向定量化。由此，开拓了管理学的又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管理科学学派(数量学派)因此成为管理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分支。伯法认为，运用数理方法的关键，不在算法，而在建模。也就是说，不是要让经理一头扎进数字堆，更不是让经理都变成方程高手，而是要让经理恰当把握数量之间的关系，具备系统眼光。于是，伯法试图以数量方法来走出管理学的迷宫。1981年，他决定用更宽泛的结构撰写一本全新的管理学基础书籍，但这次撰写的《操作管理：生产系统管理》却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伯法还曾试图对工商业进行基础性论述，曾经与普莱切尔(Barbara Pletcher)在1980年合写了《了解商业的今天》，但此书也未能获得成功。经过这些尝试，伯法最后走向了战略研究。1984年，他满怀激情撰写了《迎接竞争的挑战：美国公司生产的战略》。在伯法眼里，那些走向全球竞争的美国公司，只是试图一味追求更大更快，而忽视了创造价值的基本原则；总经理们更多地关心并购公司，扩充自己的职位权力，而忽视了生产和质量上的成本问题，结果被日本、西德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超越。1986年，伯法与博格(MarcBogue)合作撰写了《公司战略分析》，这是他把生产管理研究的数量方法运用到战略领域的代表作。点评：伯法对于长期决策和短期决策在生产系统构建上的论述是值得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定量研究的根本，同时也是构建超大型制造组织的核心。中国企业其实擅长短期决策，随着商业环境的进化，基于长期决策的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必将受到更多重视。另外伯法对于系统理论应用于企业管理的见解非常深刻，值得品味。他提到的美国公司更重视外向型扩张，而忽略了日本式的精细化运营其实同样惊醒中国企业。4、艾德佳沙因(Edgar H．Schein )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194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教育系,1949年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1952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任职于斯隆学院。在组织文化领域中，他率先提出了关于文化本质的概念，对于文化的构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文化的形成、文化的间化过程提出了独创的见解。在组织发展领域中针对组织系统所面临的变革课题开发出了组织咨询的概念和方法(Process，consultation)。他的主要研究著作包括组织文化和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eadeship)、组织心理(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职业动力学(Career dynamics)、咨询过程(Process consultation)、重新思考咨询过程(Process consultation revisited)等，另外还有几十篇研究论文。以下主要介绍他关于组织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1992年，沙因在他的名著《组织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一书中，将组织文化定义为：“一种基本假设的模型──由特定群体文化在处理外部适应与内部聚合问题的过程中发明、发现或发展出来的──由于运作效果好而被认可，并传授给组织新成员以作为理解、思考和感受相关问题的正确方式。”根据沙因的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够将组织文化作为应对变革的首要资源的话，所谓的组织学习、组织发展、有规划的变革，等等将无从谈起。而且，如果管理者对自己的组织文化无意识的话，他们将被动地为文化所左右。文化最好能够为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所理解，但是，对组织领导者来说，理解自己的组织文化则是必须的。点评：沙因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组织和文化关系的认知。也就是说，他认为文化是组织的前提，这很值得企业家思考。中国很多企业要么一味传递老板偏好的思想，要么重视组织管控而不重视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所以，“组织”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群体也就谈不上组织。从实践中，其实中国最强大的公司基本上组织都很强大，华为、阿里莫不如此。5、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1918—2007）:伟大的企业史学家、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钱德勒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二战”期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他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自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近80岁退休。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Hand：The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钱德勒不仅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同时还在该书前言中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在管理协调：(1)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在管理层级制：(2)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在效率和利益：(3)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在持续增长的源泉：(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在技术化和职业化：(5)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在经营权和所属权的分开：(6)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在着眼长远：(7)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在经济基本结构：(8)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Newcomen)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Bancroft)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得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点评：看得见的手，真的由衷感慨这个比喻的形象。钱德勒的学术地位不需多言，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他作为历史学教授，在开创创业史的过程中，也提示给企业家一种战略研究的方法——企业对标学习，读不同企业的历史帮助会很大，也就是我们“战略10讲”中提到的“战略普遍性”规律。在中国企业的对标研究中，我们建议行业对标和管理要素对标同时进行，往往可以发现很多规律。6、艾利高德拉特博士，是以色列物理学家、企业管理大师，“TOC制约法”的创造者。他的第一部作品《目标》大胆借用小说的笔法，说明如何通过近乎常识的逻辑推理，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结果一炮走红。高德拉特20岁时就立志要教导别人思考的方法，他对于传播观念抱有极大的狂热，可以一天只睡3个小时，奔波于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他还创立了“高德拉特机构”，并在全球广设分部，以此来训练TOC人才，推广“TOC制约法”，辅导对象包括通用汽车、波音飞机在内的诸多知名企业，以及包括教师、美国空军将领在内的各行业知名人士。继《目标》之后，高德拉特相继出版了《绝不是靠运气》、《关键链》和《仍然不足够》三本企业管理小说以及数本“TOC制约法”理论专著，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四部主要著作如下。《目标》：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管理问题的种种思考。高德拉特原本设计了一套昂贵的软件来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并写了《目标》这本书来解释他独创的“制约法”（TheoryOfConstraints,TOC），但是起初根本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他们质疑：“由物理学家写的企业管理小说？把科学方法应用在企业管理上？没有人会读这样的一本书的。”高德拉特不气馁，利用各种机会自己推广这本书，不久信件就如雪片般飞来，一位企业主管在信上告诉他：“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书！我规定所有员工在读完这本书后，才准休假，这本书让我们公司脱胎换骨！”高德拉特把这封信连同全部书稿，寄给北河出版社，一本畅销书就这样诞生了，连品质管理大师戴明博士读了以后，都大力赞扬。《绝不是靠运气》《目标》是以生产管理为主线，《绝不是靠运气》以分销管理及如何破解冲突等问题为主线。也是具体介绍TOC的其中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TOC思维方法”，这关乎企业要解决的3个甚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要改善些什么？要改善成什么样子？怎样才能有效的、一步一步地执行这些改善？“TOC思维方法”很强调管理人员必须懂得很快、很准确地抓住每日面对的众多难题背后的共同根源，千万不要“救火式”地、“见招拆招”式地处理问题。因为纵使今天的火被扑灭，明天它必然会再燃。没有抓住问题背后的根源，只可能日日疲于奔命。《关键链》：主要谈管理项目，高德拉特博士的结论是：一定要寻求突破。这本书依旧以小说的形式写成，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鉴于现行的项目管理和知识不足，以应付他们日常工作所需，这群人不约而同参加一个在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希望得到答案。在导师带领下，他们一步一步分析项目管理问题的源头，然后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同样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问题，并提出挑战性的新理念。《仍然不足够》：“不足够”，是指什么呢？是指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意思就是，要管理好一个企业，信息技术是必须的工具，但光靠它来达到企业业绩的显著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还欠缺什么呢？这本书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这本小说围绕一家ERP供应商的经历而写成，对信息技术行业，尤其是ERP行业，以及已安装或正考虑安装ERP的企业，会有很大的启发。这个行业竞争激烈，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甜酸苦辣、惊涛骇浪，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作者在最后几章多次提及TOC专家在ERP实施中发挥的作用，主张企业管理阶层、ERP专家以及TOC专家三位一体，协同操作，才是ERP实施之道，才能令新科技快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小说也点出了世界各地都面对的一大难题，也就是TOC专家严重短缺，人才难求。作者说，以小说形式写一本技术性的书是有风险的。技术性小说犯了什么小错，或者什么解释不够清晰，就会异常碍眼。因此，技术性小说必须将所有资讯极清晰地带出。点评：高德拉特是一位物理学家，这很有趣，我们做战略研究也经常从物理学和生物学中获得规律和法则。现代管理学叫复杂性科学管理，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讲，开卷有益，知识广博是很有必要的。TOC思维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一点古老，但据我所知依然适用大多数中国企业。而他对信息管理的“不足够”思考，个人认为很有意义，现在很多企业家痴迷于大数据。7、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创新思维之父, "六顶思考帽"、"水平思考法"、"DATT"、"CoRT教育思维"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心理学和生理学荣誉博士学位及医学博士学位，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马耳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的任教经历，国际最知名的思想家，被誉为“世界创新思维之父”，剑桥大学思维基金会主席。主要成就德博诺博士发明的“水平思考”（又称“横向思维”，被收入牛津和朗文词典）是一种提高创造力的系统性的手段（您将通过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特定的步骤和技巧以达到创造性思维的目的）。他所发明的一系列针对不同群体的思维训练课程，在不同领域包括商业、教育、政府和社会团体应用，效果反应非常强烈。使创造力成为了任何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通过训练而掌握的技能。德博诺博士开发的教育课程《CoRT认知思维》和《六顶思考帽》在全球已广泛应用于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新西兰、以色列、马耳他等50多国家的学校。还有比较著名的《德波诺思维训练》点评：六顶思考帽是我在美世咨询工作期间，我的老师孙贺影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管理学理论。最开始我感觉认知非常复杂，好像凭中国人的聪明劲儿不需要这么复杂，但随着在大型公司组织实践的深入，我发现科学思考的方法确实是中国企业普遍需要的，这方面培训投入是值得的。国外很多看起来有点古老的管理培训方法，个人认为仍然有吸收学习的必要，而中国人的思维训练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辩证思维的培养。8、爱德华劳勒(Edward E. Lawler)：人力资源领域最具影响力人物,期望激励理论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1968年与莱曼波特一起在《管理态度和成绩》中提出期望激励理论。主要贡献是劳勒提出的期望理论模型认为，激励的第一个因素是个人觉得自己的努力可能导致绩效的概率有多大；第二个因素是他觉得他的绩效产生正面或反面结果的概率；第三个因素是他对结果所赋予的价值。1968年，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上，劳勒和莱曼波特在《管理态度与工作绩效》一书中提出著名的劳勒—波特激励模式。他们指出：一个人努力的程度是由工作所获得报偿的价值和个人感到努力后可能获得报偿的概率决定的，而一个人的工作绩效主要依赖于努力程度，同时还依赖于个人能力，个人的“角色认识”(即对自己工作方向、规范的认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一个人的满意感取决于所获得报偿同个人自认为应获报偿同个人自认为应获报偿的一致性，如前者大于或等于后者，会提高个人满意感，反之则会降低个人满意感。同时一个人最后得到的满意程度又将影响以后的价值判断。此外，一个人做出的成绩与效果(绩效)一方面直接影响他自认为应得的报偿，另外一方面影响到今后对该项工作的期望值。劳勒教授他是一位全球广受欢迎的学者和作家，独立著书或与人合著了200多篇论文和20多本专著.。《商业周刊》将劳勒评价为美国大师级的管理专家。其主要著作有：《善用你的金员工》《管理态度和成绩》(1968年, 与莱曼波特合著)《成绩对工作满足的影响》(1967年,与莱曼波特合著)《从事有益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工作》(1985年).《高度参与式管理》(1986年)《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1989年,合著).《美国的雇员参与》(1989年).《战略上的薪酬》(1990年)《雇员参与与全面质量管理》(1992年).《最终竞争力》(1995年)点评：坦率的说，虽然个人在美世咨询做过绩效和薪酬的项目，但之前一直不太清楚真正的理论奠基人是劳勒教授。从个人体会来看，中国几乎所有的顶级大公司都已经在西方咨询公司帮助下建立了科学的绩效和薪酬模型，但对于如何结合中国实践激励管理者研究的可能并不太多，绩效在中国的重要性个人认为大于薪酬。管理现实中，很多企业会出现一个问题——强KPI让员工已经无法被软性激励，或者996榨取了被激励的热情，应该说这在需要创造性产出的岗位上应该极力避免的。9、奥古斯特-威廉舍尔（August-Wilhelm Scheer）教授是IDS Scheer公司的创始人，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业务流程管理(BPM)专家，声望与创建BPR理论的专家汉默和钱皮齐名。更胜于理论专家们的是，Scheer教授不仅将BPM理念广为传播，而且真正运用信息技术研发出了一套用于业务流程管理的方法论和软件产品ARIS，从而帮助将BPM理念投入应用。ARIS的方法论的雏形是Scheer教授在1980年在德国萨兰大学中的信息技术专业从事科研项目研究时发明出来的，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教授和学者。1984年，为了成功地将科研成果转化到应用中，他创建了IDS Scheer公司。1999年，IDS Scheer在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上市，自上市以后，经营运转良好，销售额每年均以35%递增，在股市上一直名列科技蓝筹股行列。目前，IDS Scheer已经成长为一家国际公司，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设有业务，年销售额3亿欧元，主要业务是在ARIS产品平台上提供业务流程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实施服务，以及SAP系统的应用实施服务。目前，已有50 多个国家的5万多家企业和公共机构认购并使用了ARIS 软件。在带领IDS Scheer公司走到今天的同时，Scheer教授还一直坚持学术工作，从事科研、出版著作、发表讲座，他是世界上很多大学的荣誉教授，包括中国的同济大学等。今天的Scheer教授身兼多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担任IDS Scheer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另外，他以教授的身份掌管萨兰大学人工智能中心下属的信息技术研究院IWI；同时，他还是SAP公司董事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由于Scheer教授在信息技术领域成就非凡，从1999年开始，他成为了德国国家政府在产业革新、科研领域的顾问。因为发明了ARIS并成功地将研究成果投入到企业应用中，2003年，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得了著名的菲利浦莫里斯研究奖(philipMorris)。点评：很早知道BPM，但不知道舍尔教授。流程管控在中国大型组织中，确实也是非常核心的，客观讲，这块的方法论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中国管理学家对于超大型组织的流程管控实践主要以学习国外为主，毕竟美国欧洲已经有百年的积累，中国咨询公司也很难突破。友人处获得的信息：中国超大型工程的底层系统自动化管控系统软件100%来自西方公司，说明我们在这块的研究是不足的。10、保罗·赫塞是一位全球公认的领导力大师，世界组织行为学大师，情境领导模型的创始人。保罗·赫塞博士一生致力于领导力研究。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力理论大师，同时还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家、演说家。作为“美国领导力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他培训过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家顶尖企业和1000多万职业经理人，其中包括来自美孚、IBM、通用汽车、施乐和贝尔等知名企业的高级经理。此外，他还走访过137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异同和人性共同点，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情境领导模型。保罗·赫塞认为，“执行力”的本质是“领导力”，企业执行力的获得，要靠推行情境领导，即根据被领导对象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领导方式和行为。保罗·赫塞在其经典著作《组织行为学》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著名的情境领导模式。该模型根据员工的意愿、能力、自信将其分为四种情境：即R1(没能力而且没自信)、R2(有信心但没能力)、R3(有能力但没信心)和R4(有能力而且自信)等四种准备度。领导者必须根据这四种状态分别采用告知式、推销式、参与式以及授权式四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同时要视下属情况的变化调整领导方式，比如有的时候需要给员工多一些工作上的指导，有的时候需要多一些放权。这一领导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大多数领导力学说都过于关注领导者本身，忽略了下属以及环境变化对领导效能的影响，而情境领导则将组织目标领导人目标、被领导者目标结合在一起，要求领导者的领导方式随环境和员工的情况而变，是一种高效的领导模式。在保罗·赫塞看来，领导力可以存在于领导身上，也可以发生在员工身上，具有领导力的员工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成功经验影响老板的决策。不过，保罗·赫塞也强调，不管领导方式如何变化，领导人对组织、员工的承诺是不能改变的，对人和生产力的关注是不变的。主要著作保罗·赫塞一生著述不多，但皆为管理学精品。1969年出版的《组织行为学》一书目前已经出到第八版，被翻译成14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1000万册，同期推出的《情境领导者》一书也畅销不衰，成为全球经理人的案头必备教材。点评：赫塞的美国领导力协会的课程我个人和公司的员工都体验过，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方法论，自我启迪式的学习效果很好，虽然对于节奏更快的中国人来讲多少有点慢，但也正是需要我们弥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高回报活动”，这个理念至今都对我影响很大。周掌柜：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知名商业战略顾问，为多家全球化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专注于研究战略管理”复杂性科学“领域。同时，周掌柜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入选中欧汉堡峰会“中欧青年领袖”，聚焦商业实战和原创商业理论研究，常年在全球3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做全球化调研，对华为、荣耀、谷歌、微软、联想、美的、阿里、腾讯、滴滴、抖音、快手、中国平安、德国博世等有深入研究。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本文作者：杰弗里·D·萨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及卫生政策和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当一辆汽车在结冰的高速公路上打滑时，后果可能是50辆车连环相撞。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如此：1982年墨西哥的外债违约导致数十个国家接连爆雷，泰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则在全球掀起了大衰退。虽然国际金融家们应该还不至于蠢到启动一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大崩溃，但他们的智慧也将很快受到考验。甚至在COVID-19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前，阿根廷就已经再次陷入了债务困境。正如这个屡次被违约蹂躏的国家惯常发生的那样，纵使2016年与顽固派债权人达成了一份半吊子协议后迅速回归债券市场，但这一切最终又成为了阿根廷时任总统和债权人的一厢情愿。财政赤字破坏了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2018年救助计划毫无效果，票面利率极高的阿根廷债券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这方面阿根廷绝非孤家寡人。近年来，各金融市场宽松的贷款标准以及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注入的充裕流动性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主权债务压力日益被视为一个主要的系统性风险，以至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其中一个环节的议题就是“应对下一波主权债务危机”。随后新型冠状病毒来袭。3月份油价暴跌，近乎全球范围的封锁，政府收入暴跌以及为维持民众生存而投入的巨额公共支出共同造就了一个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全球性财政危机。美国预算赤字将飙升至约相当于GDP的18%或更高水平，而对于那几十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财政前景可谓一片黯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依然向其债权人提出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债务重组方案。而其债权人也应当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以下是方案内容：阿根廷现有债务的平均票面利率为7%，比德国的30年期零票息政府债券高约7个百分点，比美国财政部支付的1.2%票息高出约6个百分点。阿根廷已经正确地指出7%的票息率必将导致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这一数字是不可持续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就算是美国——有能力偿付7%的票面利率。然而那些购买阿根廷债券的债权人却表示正是因为违约的高可能性才需要设定7%或更高的票面利率。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能将阿根廷的利率降至与美国相仿就不必违约。高昂的7%利率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它将使违约变得不可避免，而较低的利率则可能避免这一点。阿根廷提出以更低的安全利率为当前债务实施再融资，从而避免了本金的“减值”。 （实际上为符合阿根廷法律，这一债务交换方案包括象征性地降低债务的票面价值，但在我看来这应在任何最终协议中予以消除。）就像房屋抵押贷款的再融资一样，原有债券将是由反映当今低利率形势的债券代替。但是阿根廷并没有提供等于美国国库券的票面利率，而是将其定在了平均2.3%的水平，也高于其债权人投资组合中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而涉及宽限期和利息支付时间表的详细内容应根据严峻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进行谈判，调整和最终确定。但这些债权人都是一帮奇怪的家伙。他们声称阿根廷无论如何都会大幅削减本金的偿还比例。但阿根廷政府其实提供了一个高于美国安全利率的安全回报，同时其建议方案的逻辑也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该国去维持一个必将带来违约风险的极高利率？为什么债权人会更喜欢阿根廷违约而不是经济复苏？债权人使用10~12%的贴现率来计算阿根廷方案中的所谓本金减值，似乎在美国国债利率才仅仅高于1%时他们应该获得10%或更高的无风险收益。金融新闻媒体也与之沆瀣一气，写报道附和说阿根廷将对债权人的本金进行莫须有的大幅减值。但阿根廷其实是在将极易导致违约的票面利率降低到无需违约的水平。在此还可以更进一步：一些友好的官方债权人或多边机构可以通过为阿根廷新债券的部分或全部付款作保来提高交易的吸引力。这样的保障将是一个完全安全的选择：在低息票率和新到期结构之下，阿根廷不会发生违约。就算有一个国家（更别提多个国家）开始摇摇欲坠，全球金融市场也会趋于恐慌。但如今可能有30~40个国家处于严重财政困难中。它们都需要在今明两年实施债务再融资，直到疫情后的复苏可以活跃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政府收入并减少紧急支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和一些主要债权人的引领。否则就将发生债权人争夺战（也是囚徒困境的一种变体）——每个债权人都会对其他债权人说：“让我先把欠款收回来，你去搞债务再融资吧。”如果谨慎处理，各方都可以且应该以低利率来对本年度的债务本息进行重组以避免各国接连违约。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2020年就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毁灭性新篇章的开端。在1907年的恐慌中，正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他的银行将金融体系从灾难边缘拉了回来。到了2020年，这个任务必须由在第一季度末管理着6.5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也是阿根廷主要债权人之一的黑石集团（BlackRock）来承担。黑石可能会指导债券持有人以安全的票面利率来为阿根廷的债务再融资，并在其他遭受疫情困扰的主权借款人身上执行类似操作。好了，拉里·芬克先生（Larry Fink，黑石集团创始人兼CEO），现在就拜托您来协助预防这场全球金融灾难了。

2018年是BiMBA创立20周年，《中外管理》杂志作为企业管理领域的知名刊物和时代同行者，特别推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iMBA，企业家精神的唤醒者》。文｜本刊记者陶小然责任编辑｜杨光来源｜中外管理杂志1994年，42岁的林毅夫拉着张维迎、易纲、海闻、张帆、余明德等一批海归青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里创造了他们的乌托邦基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来这些青年学者都成长为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搅动了中国改革近30年的江湖。4年后，即1998年，就在朗润园里，他们又携手创办了中国最好的国际商学院——北大国际MBA，后来对外改名为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依旧简称BiMBA。经世济民，北大情怀，中西合璧，知行合一，开中国商科教育风气之先。时至今日，林毅夫已经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并于2008-2012年间担任4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行归来后又成功创办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当初的联合创始人易纲已经成为新任的中国央行行长，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海闻曾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推动北大创办深圳研究生院和汇丰商学院的道路上战功卓著；张维迎一度从朗润园转战到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多年院长，2014年又再度回归北大国发院朗润园，不过，张维迎更大的成就不在于行政，而是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一次次振聋发聩的呐喊和极具学术功力的论证。在BiMBA商学院创建时，1995年回国的周其仁也是核心团队之一，这位当年九号院的杰出青年，将学术的逻辑与改革的现实一次次深度结合，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城镇化等诸多重大议题发生过巨大影响，堪称国宝级的经济学家。20多年间，海归学者、国内外政要、顶尖经济学家、北大莘莘学子，来这里的人无数，但每个人进到这个院子，心都会不自觉安静下来。除了教授办公室门上个头极小，却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商学院特别明显的印迹。这里更常见的只有玉兰花开，海棠花落，以及不同肤色和年龄的思考者。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说，这应该是中国最安静的一所商学院。不同于主流商科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朗润园的精神内涵完全是价值观导向而非利益导向的，它始终致力于面对中国问题，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这座中国的商学院在全世界最与众不同的坐标。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好的商科教育是价值观趋同者彼此相互加持，互相唤醒和赋能，最终走向行动、改变世界的过程。BiMBA商学院院长联席院长杨壮坦陈，BiMBA商学院这20年就是对这一理想身体力行的诠释。如果说当年的朗润园是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倾力打造的社会网络，今天的BiMBA商学院仍在为延续这一血统而不懈努力，孜孜以求。作为BiMBA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的理想主义烙印深深影响上万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商界领袖和职业经理人，将基因代代传承。（陶小然）安静时如何炼成的世界上有很多热闹的商学院，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安静的商学院，也许只有一处——它在北大朗润园。这里的主人曾是洋务派领导者恭亲王奕忻。“朗润”之名源自《大唐三藏圣教序》中的“松风水月，未何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斯朗润”。1990年代以后，这座古典雅致的四合院成为了以林毅夫为首改革派的教学与科研基地。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前身）为纽带，林毅夫、周其仁、易纲、张维迎、海闻、宋国青、胡大源、卢锋、汪丁丁、姚洋、李玲、杨壮、陈平、巫和懋、平新乔、黄益平等一批从海外留学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受到改革使命的召唤，相继回国并加盟国发院朗润园，构成了这所院子连接庙堂与江湖的乌托邦气质。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来来往往，讨论“问策中南海”的大事，院子的格调却是沉静的，黄益平称其为“最适合做学问的一处地方”。陈春花第一次走进这所院子的时候，花开的正好，“一进这个门，我就已经决定要来”。后来她说，“这座院子太独特了，这个地方的追求和情怀都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感受得到”。1面对中国问题的人《中外管理》3月下旬到朗润园拜访陈春花时，恰好赶上了一场春雪。安静的院子里雪花洋洋洒洒落了一地，配上红墙绿柱灰瓦的庭院，古朴中更显素净，不带半点喧嚣。因朗润园迎来北大建校120周年和BiMBA商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一群即将征战戈壁的EMBA校友们拉着陈春花在雪中的万众楼前留影。万众楼的二楼，正是前年10月林毅夫、张维迎进行关于产业政策“世纪之辩”的地方。陈春花的办公室不足8平米，却很是温馨：一大面墙的书，雅致的地毯，一角茶几上素美的花和简洁的办公桌。陈春花抬眼就能看到斜对面的朗润园501——姚洋的办公室。这位少帅现在掌管着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分别是林毅夫和周其仁。不过这位一院之长的“斗室”里只有两张不大的办公桌，一个小沙发，除了这些简陋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两年前，姚洋通过杨壮找到即将卸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兼CEO的陈春花，三个人坐下来一起交流。那时候陈春花还没有来过国发院，尽管她经常与周其仁等朗润园的经济学家同台演讲。她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国发院下面竟然有个BiMBA商学院。在那次会面中，姚洋不断向她介绍国发院，介绍BiMBA和他对商学教育的追求，“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要面对中国问题，你的研究刚好直接面向中国企业，跟我们的调性非常一致”。陈春花很认同，但还没下决定来。姚洋就邀请她到朗润园看看，做个讲座。为了陈春花的加入，姚洋按惯例在国发院里组织了一个会。从林毅夫当年创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朗润园的传统就是纯海归、纯学术，有人因此就提出不同意见。姚洋有一些压力，但他坚持国发院，尤其BiMBA商学院需要这样一个学术出身，又做过企业的人。好在周其仁非常支持这件事，表示国发院需要改变，特别是商科的教育总要一些在前沿做过实践的人。“最后证明这是非常好的决策，陈春花来了对我们整个商学院改变非常大”，姚洋告诉《中外管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其实陈春花更早认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因为后来创办了北大汇丰商学院的海闻。他在汇丰商学院打出来的口号是“最像军队的商学院”“商界的黄埔军校”。相比汇丰与光华，陈春花更喜欢这所院子的风格和文化，“这里的老师是真要解决问题的，从他们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跟我自己的学术追求很一致。”她希望“就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安静地做，让学生体现出安静的气质，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动进步。”这之后不久，陈春花就搬进了朗润园主院北边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履任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一职。她在院子里主讲最受BiMBA学员欢迎课程之一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有一天，林毅夫专门发邮件给陈春花，关心她到朗润园之后是否习惯。在林毅夫的办公室里，他畅谈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对中国经济的理性乐观，为了让陈春花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还细心地告诉对方先从哪一本书开始阅读，还特别介绍了整体的结构。过了一段时间，林毅夫又约她一起交流实体企业的情况，聊到中国企业和实体企业发展所遭遇的挑战。陈春花的一套丛书刚好出版，就把书带到他的办公室。想不到，林老师请她每一本书都签好名字。各种因缘巧合在这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交集。早在陈春花辅佐新希望刘畅做企业之前，刘畅的父亲刘永好就曾接受林毅夫的建议，送刘畅到北大国发院读EMBA，由周其仁指导她写论文。多年后陈春花又来此任教。历史如冥冥中注定，让号称“第六代知识分子”朗润学者的家国情怀势必落到行动中来，从庙堂走到江湖，与中国最生动的企业实践相联。2一个院子的乌托邦1993年，林毅夫作为第一个留洋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和易纲、海闻、张维迎等青年经济学者一并开创了他们的研究事业，也为日后的北大国发院奠定了基础。北大国发院前任院长林毅夫正是“小平南巡”之后，领头人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些海归的热血青年隐隐感到中国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深层次改革阶段。他们期待能在这一轮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大潮中，学以致用地为改革提供影响决策的理论和建议。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赶赴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并在那里一起决定，要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在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拍板下，这个大胆自称“要迎接经济学家世纪”的研究机构在1994年8月正式成立。它的名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后在中国改革史中留下了浓重笔墨。当时的创始者、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易纲、海闻，以及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张帆后来对媒体回忆刚加入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给了我一辆特别破的自行车，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去打扫卫生了。”林毅夫决心“要给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地方”，从场地、人员、宿舍都一手操办，但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找人和找钱。黄益平彼时尚未加入中心，却因为参加世界银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交流项目从美国短暂回国，得以见证到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他清楚记得当年这拨美英回国经济学骄子们的艰苦创业环境：“他们在地学楼（请确认）一层占了两间半房间，大一点的一间做教授们共用的办公室，小一点的一间是三位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朝北较暗的半间算是会客室”。林毅夫通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运作能力向美国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争取到了资金支持，随后与同事们开始着手选新办公地，很快看中了北大的朗润园。那时候朗润园还很破败，园外还住着22户人家：有养鸽子的，理发的，还有卖肉的。古屋扩建、周边百姓动迁都将耗费巨资。林毅夫冲在前方，筹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很多人认为中心不可能长久，当时有一种说法，“等你的钱花没了，你还是该到哪去就到哪去！”很快为期五年的福特基金会资金支持在1999年到期。林毅夫希望结束之际，能再有一笔捐赠。但双方谈来谈去都不理想，对方最多只能给到20万美元。林毅夫等学者都很失望。但是走基金会支持和捐赠这条路确实已经到头了。当时负责接待的姚洋记得很清楚，对方直言相告，“就这20万了，你拿不拿，要不要，这都是最后一次”。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周其仁率先提议，创办一家商学院，“靠自己的力量产生收入”。虽然院里是一群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有办商学院的经验，但人才是可以请的。于是，他们向同样有留洋背景的管理学博士梁能发出邀约。本来，他们还想做成纯粹独立的商学院，但考虑到离开北大难度太高就没有强求。3解决生计危机林毅夫、易纲、周其仁、海闻力主在中心办MBA。然而，摆在眼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国内达到国际标准的MBA师资奇缺，并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实际上直到199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来北京访问时，中心的老师也只有十几名、行政人员六名。1994年留学回到国内的博士还很少，全国共回来10个，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就占了6个；到第二年全国有20个，这里占了12个。1998年底，这里已经是一个传奇，聚集了一批国外回来的大师，低调且神秘。他们相信这里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那时候万众楼还没有扩建，原来致福轩大教室是办公室和资料室，最后的一排分别是梁能、胡大源、周其仁、海闻、林毅夫、宋国青老师的办公室。北大国发院前任院长周其仁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采取跨国合作、联合办学的方式解决师资难题。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到第20个年头，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这些“留洋派”敏锐感觉到，精通现代管理理论、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将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而随着WTO的临近，中国也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高层经管人才。他们了解美国MBA教育的成熟度，借助对方可弥补国内教授商业实践的不足，使国内MBA教育迅速与国际标准商业理念、话语体系接轨；但同时美国教授熟悉的是美国的商业社会，绝大部分课堂案例也都是美国的，拿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而这批北大海归博士既懂中国的国情，又熟知国外商学院的运作模式，他们的特殊背景可弥补美国的不足。恰在此时，美国的商学院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其中的26所大学商学院形成了一个教育联盟，他们尤其希望开垦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杨壮当时是联盟大学之一的纽约福坦莫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向教育联盟领导者安东教授提议：在中国办学一定争取与北大合作。最终，在易纲教授的牵引下，二十六校联盟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拍即合，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易纲和胡大源直接参加了谈判细节。杨壮当时对北大的笃信既来自于自己北大人的情怀，也来自于他认为“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国际商学院发展要有具有人文历史底蕴的大学作为依托”。BiMBA联席院长杨壮而中美合作办学，MBA全英文授课、美方颁发证书也使得这所商学院起点很高，“国际化成为其与生俱来的基因”。当时的国际间合作，中方是弱势方。易纲谈判能力很强，他坚决要求国内与国外教员在薪酬上保持一致。最好的筹码就是合作双方比拼学术成果：林毅夫当时已经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美国的学者都敬他三分，胡大源的“北京空气中的颗粒物研究”在国内外也都很罕见。至此朗润园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中外合办国际MBA项目。一群经济学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登出了“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之际，北大BiMBA也籍此正式成立。此后，这个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院子，也开始了自己创办国际化商学院的探索之路。4中国最好的国际商学院胡大源、杨壮、梁能，是BiMBA的第一代直接操盘者。梁能是沃顿商学院硕士和印第安纳大学国际商务博士，他和胡大源一起作为中方代表负责日常管理及聘请中方教授。杨壮作为福坦莫大学委派过来的管理学教授，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空中飞人生活，辗转在北大朗润园——机场——纽约校园的三点一线上。温良儒雅的杨壮是北大西语系高材生，社科院新闻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公管与国关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管理学博士。他在2001年起创办BiMBA至2008年正式进入北大国发院，一直以美方院长和管理学教授的身份参与BiMBA的商学院构建。胡大源作为肯塔基大学经济学博士接手了商学院管理，为了院子里一群知识分子的生计牺牲甚巨，十几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而这十几年恰恰是他的研究领域环境问题、土地问题等研究成果增长最快的十几年。胡大源BiMBA后来又兴办了EMBA。有几年，胡大源坚持亲自参加所有EMBA学员的面试。从课程设置到学生服务管理成效斐然，来到朗润园的学员对这里教学质量之高交口赞誉。在香港执教的战略学教授马浩在一次创业课程的救场后与BiMBA结缘，从此被胡大源频频以兼职外教身份喊来上课。马浩自嘲在“商学院呆了十几年，已经非常势利眼”，如果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朗润园，还真不一定甘愿驻足。对创业有点上瘾的梁能后来转战，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开疆拓土。于是，马浩成为接管EMBA的人选。当时还在香港科大兼职的林毅夫专门约马浩面谈，两人在清水湾西贡一小馆吃了条清蒸鱼，事情就定了。马浩回忆这段经历时调侃：“毅夫出马跟你谈话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再是你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你说服自己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的问题。”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来自欧洲鲁汶大学的弗拉瑞克商学院成为BiMBA新的合作方。也在那一年，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面对国内商学院的井喷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挑战，林毅夫和周其仁找杨壮谈话，希望他能够正式加入北大，和国发院一起发展壮大商学管理项目。林毅夫向杨壮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断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给管理学发展带来巨大机会。应了马浩之语，杨壮第二年就正式入职国发展院成为全职教授，同时担任BiMBA的联席院长。之后的两年中，周其仁每每在朗润园见到他，总是关心又不乏诙谐地问：“怎么样政委？和胡司令沟通如何？”胡大源、杨壮二位院长对西点军校都有不可抑制的好感，胡大源是出于对军事战略的由衷喜好，杨壮则是对西点的领导力培养颇为推崇。由于他们二人的多方努力，促成了BiMBA与西点的定期交流。杨壮在朗润园里主讲领导力，但更多时候他的游学课遍布世界各地：美国、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以色列，印度……后来成长为知名投资人的2006级EMBA学员吴敏文，是参加国际游学项目次数最多的校友，几乎每年不落。他跟随杨壮走遍了了欧亚非洲的十几个国家，他说“不断参加游学是开拓视野的过程，也是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林毅夫在世行工作的4年，每年5月杨壮都会带北大国际EMBA毕业班去世行参观,可谓北大国际最具特色的美国游学项目。而无论多忙，林毅夫也总会想法设法安排时间和学员见面，分享最新的思想和观点。后来，胡大源淡出商学院管理一线。姚洋担任国发院院长，年富力强的营销学教授张黎出任BiMBA商学院新一任院长，全面执掌BiMBA管理运营，做得风生水起。张黎作为营销学教授，深知无论商学院还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营都是销的基础，因此，他下了很大的力气用于课程改革、学习管理和校友服务，然后才是品牌的特色定位和推广。也正是看准了国发院在经济学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智库影响力蒸蒸日上，因此提出BiMBA的定位为“智库中的商学院”。姚洋在采访中也总结说，这20年的摸索，国发院“走出了一条经济学家办商学院自己的路”，“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大，总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应该学一点经济学的东西”。2014年，《福布斯》中文版的商学院排名中，BiMBA的全职班排名第一，在职班排名第二，EMBA校友满意度全国第一。马浩评价，这里虽然由一帮经济学家发起，但却是国内少有的按照商学院逻辑来办MBA、EMBA的商学院，这与几位直接操盘者的眼界、胸襟和素养是分不开的。5和而不同的家国情怀今天即将迎来国发院25周岁和BiMBA20周岁的朗润园，在一些青年学者心中已经有了“经济学界麦加”的地位。这座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评价为全世界最漂亮的院子，也足以称得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当年的创始“六君子”，已是经济学家中最闪耀的一代。创始人林毅夫担任过世行副行长；周其仁在电信、医疗、城镇化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中频频发声；易纲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海闻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他们虽各有发展路径，但一直没有脱离国发院，朗润园的庭院里依旧保留着他们的办公室。2016年陈春花加盟后，这里更是大师济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汇聚一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张维迎的博弈与社会，周其仁的中国改革专题，汪丁丁的行为经济学、经济学思想史，黄益平的货币银行学，姚洋的中国经济现状与前瞻，卢锋的开放宏观经济学……这些课程都代表了中国顶尖商学院经济学课堂的水准。管理学课呢，从陈春花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杨壮的跨文化领导力与国际游学，Avidjemison的并购战略，宫玉振、胡大源探索困境中决策与战略的赤水、孟良崮现地教学，以及曾国藩的管理方略，张黎的市场营销，以及国内企业实地考察课，也都各具特色。随着近几年的变化，BiMBA也创新了诸多如互联网企业创新、大数据和大健康之类课程。BiMBA商学院教务长桂英说，“如果说2004年以前，BiMBA商学院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美国商学院国际化的思想、理论、理念体系化带进来，那么2004年以后就出现了更多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置身于国发院这一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智库里，BiMBA商学院不同于一般商学院的独特气质也在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中、一言一行中呈现。2014年张维迎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后，在国发院邀请下又回到了朗润园。虽然再回到院子，回到创业之地，再次与林毅夫成为同事，但两人观点却并没有因此而融合。这两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1年前就因国企改革的方向引燃，其后又隔空就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府该不该干预的问题几次交锋。2016年下半年，二人又为政府应不应该出台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是什么再次争论激烈。黄益平后来建议，隔空写文章，不如索性坐下来面对面讨论。两人欣然同意，而且还很积极。可谓君子之争，和而不同。周其仁和姚洋又提议，既然面对面了，干脆进行公开辩论，后来的这次“世纪之辩”吸引了五、六十万观众直播围观，轰动了整个学术界。对于这一场经济学家的纷争，我们在采访中问管理学家陈春花如何看待。陈春花的回答确实不愧为企业家的知音。她说，这是经济学家的争论，对企业家而言，通常是是有产业政策我就去走产业政策，有市场经济我就去往市场经济靠，哪个有用就用哪个。今年3月，就在林张二人大辩论的同一个地方——万众楼二楼，周其仁在这里给2017EMBA班的同学上“成本的博弈”课，以大师级的深入浅出幽默阐述中国与成本博弈里的取胜之道。周其仁说：“过去40年的中国故事，正是大规模的降低体制成本，增加了中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成‘大象’，成本压力大升，不可能永远维持后发优势，改革需要再出发。”他在前面讲，胡大源、薛兆丰就在教室最后排旁听。北大的国发院课堂向来是最为开放的，一些BiMBA的往届校友也来听课。2007级EMBA校友、从事体育投资的武雪松在现场对《中外管理》感叹道，“他们能够保持一定距离，有技巧地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提供可行的方案。这些教授的家国情怀传递在宏观经济和商学院里的灵魂就是：大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有着共同价值观；我们是一群价值观驱动的人，不是一群利益驱动的人。”6院子即是教育陈春花来了朗润园以后，很赞同北大校长林建华“学者就是大学”、“校园也是教育”的观点。在这所院子里，商学院这个通常被最为功利的地方，和经济学家经世济民情怀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商学的内涵。“在这个院子当中，无论你在商界怎样浮躁，怎样不同，但来到这个院子时你会发现你要沉静下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渺小，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空间里，融化这个地方，才可以放下来，听进去。”陈春花对《中外管理》说。不同于很多商学院以“与谁同班为荣”，朗润园以“与谁为师为荣”。“院子”、“大师”，是这家商学院的独特标签。至今，这家商学院的老师不过50人，每年的EMBA班学生规模不超过100人，MBA不超过200人。正如姚洋所说：“我们就是追求工匠精神，做‘小而美’”。贯穿这一理念，陈春花来了就提出建立“一对一”导师制，为所有MBA班同学“一对一”配备校外导师。陈春花以为这至少要过一两年才能实现，结果因着院子的情怀、能力，提前一年就实现了。这些导师50%来源于往届校友，50%来源于校外，但全部是企业实战者，学生的反馈非常好。陈春花相信，“这种陪伴是商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上商学院的人是因为出现困惑，希望通过读商学院重新定位，解除困惑。也就是陈春花反复说的“回来反思”，想清楚了再去做人生选择。她强调BiMBA的作用不是培养企业家，甚至不是培养企业家精神，而是“唤醒”，是“反思”和“激发”，“商学院的教育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一部分是塑造你对管理和经济的基本素养；另一部分是我们去唤醒你对于你自己内在潜能的理解，唤醒你内在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并不是培养你，你内在一定是有这些，只是一直没被唤醒。”她期望“就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安静地做，让学生体现出安静的气质，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动进步。”20多年间，走进这里的国际顶尖学者、政客从未间断，院子里问及庙堂的乌托邦气质也让这些面向未来的学子耳濡目染，在这里被“唤醒”、“激发”，在这里“反思”。他们回到社会上有所成后，很多人又回到朗润园反哺这所院子，将企业实践的精华带回课堂。更多的BiMBA学员在这里走向创业。陈春花相信这既是大环境所趋，也是组织巨变的结果，“绩效不再从内部的角色固化和分工而来，刚性的组织结构彻底改变。现在老板或经理人的角色之分越来越淡，商学院的重心变为怎样培养具有面向未来的能力，培养未来最有行动能力的人。”20年来，这里培养出了3000名MBA、2000多名EMBA毕业生，众多在这里被唤醒企业家精神的人将经济与管理、宏观与微观结合，以归属于此的使命情怀走向行动。为此BiMBA一直自居“智库中的商学院”，这是张黎最先提出的宣传语，陈春花来了以后又加入“中西合璧，知行合一”。 与北大、国发院精神一脉相承，她最喜欢“知行合一”，她个人多年做企业的实践也生动诠释了这四个字。“我们要承认的是，过去40年的的确确是国家帮助了中国企业家，没有政策一定没有中国的企业家”，陈春花说。

想必同学们都知道，商科专业是美国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覆盖范围较广的专业。美国作为留学的热门地区之一，其教育实力也是极强的；那么，对于商科类专业而言，它都有哪些极具实力较为热门的专业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融学金融专业作为留学美国商科研究生申请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其热度一直高居不下。美国的金融专业，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金融理念，教授学生的是针对资本市场运作以及企业财务进行研究和分析。不同的大学研究的侧重点也会不同，各大学的研究侧重点包括：量化金融，金融市场，投资管理，金融管理，风险管理，企业财务等等。根据不同学校的项目侧重点，课程的设置也都不同，比如学校的项目是量化金融方向或者项目偏重量化的话，那课程设置方面除了金融方面的课程之外还会有一些计算机或者统计方面的课程需要学生完成。就业前景银行、咨询顾问、消费产品、金融服务、资产管理、商业银行等。会计学会计专业由于其就业的稳定性，也是颇受同学们青睐的一个热门专业，通常设置在管理学和商学院下面，一般可分为：国际金融会计、社会保障会计、税务会计、披露监管、银行会计。不同的学校命名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而就业的五大方向是：公共会计、企业会计、政府财务、教育财务、非盈利机构或组织财务；专业分支也与就业方向为对应关系，比如社会保障会计，具体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基金的管理、会计记录与核算和会计信息的披露等内容。其对应的就业领域就可以多项选择，既可以是公共会计，也能选择政府财务、非盈利机构或组织财务。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审计、教研工作等金融工程作为90年代新兴的交叉学科项目，金融工程专业是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编程技术去解决金融问题的学科。是一门综合了金融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金融工程是金融学科中比较难学的，它有时被归类在商学院下，有时设在工程学院下，其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日后成为金融工程师。该专业对数学和计算机工程背景要求较高，如果不是数学专业的学生，就要求某几门数学课的成绩要比较好；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金融工程硕士申请者要有一定的C语言编程基础，如C++、Fortran、Pascal、Java、VBA，以及数学软件Matlab、Mathematica、Mathcad等；并且要求申请者要有金融、数学、经济、统计、经济计量等专业背景。高校教师、基金公司、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商业分析商业分析专业(Business Analytics)由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和良好的就业率和在就业市场的需求度，成为了这几年商科专业中不折不扣的黑马。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产生，而能够有效分析这些数据并将他们应用于商业的人才却极其短缺，在这种趋势下，近年来，已经有30多所美国大学开设了商业分析专业，例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纽约大学等。通常情况下，商业分析硕士项目常开设在商学院下，且比较喜欢招来自数学、计算机、统计、工程、经济学和金融等领域定量分析能力强的学生就业前景金融领域、咨询公司、市场营销与市场分析、互联网公司等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作者：杰弗里·D·萨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及卫生政策和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美国、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8.6%，但他们已通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人数已经占据了全世界近一半（46%）。无独有偶，欧洲约有60%的死者集中在仅占全欧人口38%的三个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相比之下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死亡人数、死亡率都要低得多。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率：政治领导人的素质、政府应对措施的连贯性、医院病床数量，国际旅行的范围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结构特征似乎正在左右着上述因素的作用效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程度都极高。世界银行报告了近年来（2016~2018年）这三国的基尼系数，美国为41.4，巴西为53.5，墨西哥为45.9（该系数为100分制，100表示绝对不平等，一人控制全国所有收入或财富，0则表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分配完全均等）。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基尼系数最高，而巴西和墨西哥则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在欧洲地区，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基尼系数分别为35.6，35.3和34.8）与东北欧的芬兰、挪威、丹麦、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基尼系数分别为27.3、28.5、28.5、30.3，30.5和30.5）等国相比不平等状况更为严重。不过每百万人新冠死亡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绝非一一对应，因为其他因素也相当重要。法国的不平等程度与德国相当，但其新冠死亡率却高得多。相对平等的瑞典死亡率大大高于其邻国，因为瑞典决定将其社会隔离政策定为自愿而非强制性；而相对平等的比利时也出现了极高的死亡率，部分原因是当局决定将疑似新冠死亡病例也一并归到总死亡人数中。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社会有害的。正如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和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在两本重要著作《精神层面：为何更高程度的平等能令社会更强健》和《内在层面：更平等的社会是如何减少压力，修复心智并改善所有人福祉的》中指出的那样，不平等程度越高，民众总体健康状况越差，也因此大大增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可能性。此外，更大的不平等也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信任度流失和政治两极化加剧，所有这些都对政府采取强有力控制措施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更高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存在更大比例的的低收入劳动者，从清洁工人，收银员，看门人和送货员到环卫，建筑和工厂工人，即使存在感染风险他们也必须每日出门干活。不平等现象加剧还意味着更多的人生活在拥挤的居住条件下，因此无法安全隔绝病毒。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则令本已巨大的不平等代价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都是在这类不平等和分化的社会中由许多满腹怨气的工人阶级选民（通常是对自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愤慨的低学历白人 ）选举上台的。但这种怨恨政治几乎与疫情控制政治背道而驰。怨恨政治不理会专家说法，无视科学证据，并仇恨那些对无法居家隔离的工人进行说教的网络办公精英们。在高度不平等，政治分裂以及特朗普的恶劣管治下，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任何可以控制疫情爆发的统一国家战略。所有的责任都被转移到只能自求多福的州和地方政府身上。全副武装的右翼示威者不时围攻州府，反对限制商业活动和人员流动的措施。甚至连佩戴口罩的行为也被政治化了：特朗普不仅拒绝戴口罩，还在近日宣称有些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对他的不满。结果是他那些幸灾乐祸的追随者们纷纷拒绝佩戴口罩，以至于原本发端于沿海“蓝色”（民主党主导）州的疫情现在严重冲击了特朗普在“红色”（共和党主导）州的票仓。巴西和墨西哥也在政治上仿效美国。博尔索纳罗和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都是特朗普式的典型民粹主义者，他们蔑视病毒的力量，对专家意见不屑一顾，对风险轻描淡写，并作秀式地拒绝个人防护措施。他们都在带领着自己的国家陷入一场特朗普式的灾难。除了加拿大和其他极少数地方之外，南北美国家都处于病毒的魔爪之下，因为几乎整个西半球都有大范围不平等和普遍种族歧视的传统。在高度且长期的不平等状况下，即便治理良好的智利也在去年沦为了暴力和动荡的牺牲品，而该国（以及巴西，厄瓜多尔和秘鲁）今年已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范围不平等的巨大代价：治理不力，社会不信任以及大量无法保护自身免受侵害的脆弱人群。令人震惊的是，疫情本身也在进一步拉大不平等现象。如今富人可以在网上办公赚钱（自年初以来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财富增加了490亿美元，这要归功于其向电子商务的果断转型），而穷人则失去了工作甚至健康和生命。随着收入捉襟见肘的政府开始削减那些对穷人至关重要的预算和公共服务，不平等的代价肯定会进一步增加。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由于缺乏有条理，有能力和可信赖的政府去执行公平且可持续的疫情对策和经济复苏战略，世界必将被越来越多由全球危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浪潮所摧残。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位于纽约市，全美排名第九。目前只提供以下全日制研究生项目： 硕士项目：面向人群：本科生工商管理硕士(2年制)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3-4年制)MBA Dual degree金融经济学硕士(2年制)MS in Financial Economics市场科学硕士(1年制)MS in Marketing Science会计学和基础分析硕士 (2学期+1暑假)MS in Accounting and Fundamental Analysis管理学和工程学硕士 (2学期+1暑假)MS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7fall开始开设博士(5年制)可选方向：会计学，决策、风险和运营，金融，市场面向人群：本科生，硕士双重使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既致力于通过硕士和博士项目教育出能为社会和参股人创立最大价值的企业领导者和创立者，也同时通过科研和博士项目和积极培养学者和教师，并促进管理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明星项目：工商管理硕士 (MBA)多种学习方式结合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基础课（2门一整个学期课，8门半学期课）为学生在商科各个领域打下扎实基础，同时选修课允许学生在细分方向上深耕。除了课程之外，哥大商学院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项目，允许学生结合多种学习方式从而进行更有效地学习。1)课程，不只是教学课程不只是教授实际知识；教授运用以案例为基础的课程和合作化学习模式训练学生的分析，决策和领导能力；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同时也创造一个让学生有深刻体会的氛围。2)案例中心助力教学哥伦比亚案例中心（Columbia CaseWorks）专门研发哥大商学院课程中的案例和材料。所有材料都基于哥伦比亚世界级教授的研究和经验。现哥大案例中心聚焦于以下主题的材料：传统案例：通常包含对商业决策或事件的细致描写。短小而极具分析性的案例：从实际案例中提炼，包含对事件的背景和概述，并让学生基于给出的信息作出决策。对实际商业事件或问题的研究概述。3)MBA学习群MBA学习群（MBA Cluster System）的目的是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沟通和学习。 每年新生入学后，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背景的65到70个学生被分为一个群。通过分享各自的学习经验，群里学生的关系变得紧密，并更容易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点子。之后，每个群被分成5人的，背景多元的学习小组，并要求一同完成核心课程的作业，从而为学生创造一个贴合实际工作的，多元背景磨合的体验，并从中获得经验。近在咫尺的行业资源：由于哥大绝佳的地理位置,世界商业中心——纽约市，哥大拥有100多位客座讲师——均为顶尖行业领导者，他们往往在午饭休息时乘坐地铁就能到学校为学生上课，从而让学生学习到最新鲜的，第一手经验。创业者的天堂：哥大商学院有多个项目为学生实现创业想法提供专业上的指导和帮助，如Summer Fellowship Program，Summer Startup Track 和Entrepreneurial Greenhouse Program。同时学生也有机会向私人基金会，比如Tamer Fund for Social Ventures，Eugene M. Lang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 Fund争取资金来实现创业梦想。毕业5年内创业的学生甚至能通过Columbia Startup Lab申请到联合办公场地。此外，线上创业资源库CBSstartups.com让学生能够浏览校友公司，基金，投资人，以及各种融资和创业信息。就业方向：据2017年哥大MBA就业报告，约550名学生中，有28名学生毕业即拥有了自己的创业公司。除此之外，进入战略咨询产业的学生最多，占29.8%；进入科技/传媒产业15.6%；进入投资管理产业占15.4%；进入投资银行占13.7%；地产占4%。随时可以找到的校友组织哥大商学院建有专门的校友线上页面，毕业生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想找到的校友：1. 通过搜索校友录 (Alumni Directory) 找到任何专业，年代，地区，产业的校友，以及地区校友群2. 在校友俱乐部 (Alumni Clubs) 一栏能找到每个地区校友俱乐部的联系人的邮箱3. 实时更新的哥大校友活动日历让毕业生不错过一场值得参加的校友活动亿万富翁的摇篮哥大商学院最著名的校友就是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伯克希尔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主席，CEO，最大股东，20世纪最成功的投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于1949年被哈佛商学院拒绝后，发现当时最著名投资人本杰明·格拉海姆 (Benjamin Graham) 和大卫·都德 (David Dodd) 皆在哥大任教。（沃伦巴菲特（左）和导师本杰明格拉海姆（右））“我曾经读过他们写的书 [证券分析]，于是我8月中写了封信，我说‘亲爱的都德教授，我以为你们（那么有名所以）已经死了，但你们还活着并且在哥大任教，我很愿意过来求学。‘’’” 然后他被录取，并和两位教授建立了紧密的友情。（原文： "I had read this book ['Security Analysis'] by the two of them, so I wrote them a letter in mid-August,"......."I said, 'Dear Professor Dodd. I thought you guys were dead, but now that I found out that you're alive and teaching at Columbia, I would really like to come.'"）"[格拉海姆和都德]经常带我来这个小餐馆吃晚饭，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鼓励和他们教授的点子一样重要。“（原文："[Dodd and Graham] would take me up to this little restaurant every now and then for dinner," ....... "The encouragement I got from them was as important as the ideas. ）硕士毕业后，沃伦巴菲特基于他从导师格拉海姆学得的投资理念，发展了自己独特投资方法：发现被低估价值公司，耐心地持有直到他们的价值被看重。其他项目简介：金融经济学硕士项目通过提供学生量化和理论工具来帮助学生在投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取得成功。项目侧重于金融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生水平训练。所学课程大部分和博士课程重叠，学术性强，但和博士项目相比更时长更短，更职场化导向。会计学和基础分析硕士项目通过提供学生量化和理论工具来帮助学生在投资咨询，信用分析和咨询业获得成功。项目侧重于会计学，基础分析，统计，金融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生水平训练。市场科学硕士项目训练市场研究人员，目标就业单位包括工业，咨询公司，非盈利组织，政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