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研究

佛经翻译1.东汉→西晋（草创时期）我国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支）娄迦谶特点：全凭外来僧人“口授”，没有原本；常集体翻译，民间活动；一般直译，“尚质”；顺应中土文化。安世高2.东晋→隋（发展时期）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以“释”为姓。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得到统治者支持。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时至鸠摩罗什，佛教传入内地已有四百多年，基本上为中土文化所接受。后秦僧人，“译界第一流宗匠”，精通佛学，又晓汉语。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文质兼顾。真谛印度佛教学者颜琮《辨正论》，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提出“八备”开创了主体性研究的先河。特点：统治者开始接受和弘扬佛教，兴建寺庙，佛经由私译转成官译。3.唐代（全盛时期）玄奘提出“五不翻”。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4.北宋（结束时期）大型译场早已不见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言（90％的四字成语源于佛教） 促进了汉语的音韵，语法和文体，为现代汉语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志怪小说、莲花）明末清初科技翻译1.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教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利玛窦2.汤若望德国人。庞迪我西班牙人。邓玉函瑞士人。南怀仁比利时人。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3.徐光启翻译的最有名的书是和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在译文里首倡“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中文数学术语。1607年译出，成为明末从事数学工作人士的案头必读书籍。西方几何学由此开始在我国系统传播，并成为我国近代数学工作人士的案头必读书籍。“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和徐光启1612年徐光启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工程和各种水力机械。该书首次介绍西方水库与水力机械，不仅是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著，还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1629年崇祯皇帝才降旨修历，徐光启受命创设历局修历。编撰了《农政全书》、《崇祯历书》、《测量法义》、《勾股义》等农学、天文、军事著作。测量方面，与利玛窦合译《测量法义》一卷，这是一部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数学著作。西方哲学类著作，如《灵言蠡勺》，是一部论述灵魂的专著。翻译思想：一.“翻译——会通——超胜”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二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三是抓重点，抓“急需”。4.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合译《浑盖通宪图说》明末清初翻译活动的主要特点：以自然科学为主；开创“洋译华述”模式（合作）；实用翻译为上，强调经世致用；翻译是传教的副产品；译论主要侧重论述翻译的功利目的，跳出了宗教翻译的局限，并将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爱国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色。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1.林则徐（1785-1850），字无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钦取翻译第一名”，曾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讲求外国情况之始”。2.冯桂芬《采西学议》，冯氏（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3.[洋务派]恭亲王奕于咸丰十年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至同治七年设同文馆。1863年，李鸿章上书要求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1865年，洋务派办起了洋务派办起了“江南制造局”，该局于次年成立了翻译馆。4.外国传教士在华翻译机构：1843墨海书馆，1877益智书会5.[维新派]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1879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到上海，精心研读西学译著；1888以各人名义上书清帝；1895“公车上书”。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1889年，去北京考试，购得《瀛环志略》，开始接触西学；翌年，从学于康有为，从思想上开始维新；1894年，参与“公车上书”；1896年，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5.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光绪二年被派往法国留学。精通英、法、拉丁语，亦谙希腊文，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后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与之分道扬镳。6.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7.严复三个时期：早期(1896《天演论》-1902年《穆勒名学》)严复早期偏重意译，略亏于信，尤其是《天演论》，翻译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时有所颠倒附益”，就连他自己都承认“实非正法”:《天演论》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他用“达旨”的方法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张(“取便发挥”)，适应当时维新变法、救国图存的需要，这是当时的爱国者责无旁贷的。《天演论》的传播与影响:①它成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②它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原动力。总之，严复为近代西学的传播，开启了一代学风，影响了一代学人，为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中期（1902-1909）《原富》（1901-1902)《群学肄言》(1903）《社会同诠》（1904）《名学浅说》(1909）严复中期的译品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对拟议著作细心研究，在译述时，能写出非凡的译例言和序跋，旁征博引，对原著多所阐释。严复此时的翻译多采取直译，郭延礼称其译作“古雅典丽，铿锵有声，很显示出译者高深的古文功力”。晚期（1914-1921）《中国教育译》《支那教案论》《欧战源起》 此时，其译作“更为随便”。五四以后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翻译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翻译事业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涌现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与西学翻译高潮相比，无论在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其影响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力量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其二、五四前后，俄罗斯文学翻译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翻译相比，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巨流，在中国翻译界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崭新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局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翻译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白话文也开始代替文言文。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受梁启超维新思想和严复《天演论》中进化论的影响。1910年赴美留学，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革必须从八件事入手:“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三日须讲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五日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语俗字...鲁迅（1881-1936)：伟天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通晓日、德、英、俄四种外语。译著: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哀尘》、 编译《斯巴达之魂》、《域外小说集》、《毁灭》、《小彼得》，最后一部译作俄国古典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周作人(1885-1967)：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我国最早的著名文学翻译家。曾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新青年》战斗阵地的一员。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五四前，自白话文学运动以来，翻译界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其主要的翻译方法垄货局亵紊贵是采取直译法，周作人是直译法的代表。1917年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古希腊的牧歌》。他深谙古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并凭依学贯中西的文化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完成了许多繁难的译作。瞿秋白(1899.1-1935)：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批评家，同是也是卓越的翻译家。我国最早从俄语原作翻译俄国文学的几位作家之一，也是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经经典作家所写文艺论著的译家之一。瞿秋白代表译作:译有长篇小说(片断)2部、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19部、诗歌3篇、剧本2部、论文39篇。中国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而最早将它翻成中文并附上简谱。郁达夫(1896-1945)：中国现代才华横向溢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通三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与是创造社代表作家中，对译学理论贡献较多的一位。代表译作:共计32篇，其中包括《春天的离别》等4首诗，《一女侍》等11篇英、德、日小说和《<杜莲格来>的序文》等17篇文论,散文等。译作绝大部分自编为《小家之位》、《几个伟大的作家》、《达夫所译短篇集》。林语堂(1895-1976)：文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兼用中英两国文字写作，蜚声世界文。坛译著:《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中国之智慧》《印度之智慧》编译《孔子哲言》并提出翻译的三重标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又是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金岳霖(1895-1984)：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在其哲学专著《知识论》中论述了翻译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说:“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这里所谓译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感情上的意味，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译味的麻烦很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和情感....译意只求达求信。译味则不同。译味也许要重行创.....所谓重行创作是就原来的意味，不拘于原来的表达方式，而创作新的表达方式。”建国以后的翻译我国的翻译事业，从以先辈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开始，到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清朝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和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到五四时期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翻译，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翻译事业也走向了日益繁荣的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有关翻译理论的建设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初在这方面发表议论较多、较深刻的，当推董秋斯。董秋斯(1899-1969)：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北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上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1930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主编《国际》月刊。30年代初，出版了与蔡泳裳合作翻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被鲁迅称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抗战期间， 他扶病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此外，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董秋斯在50年代译学界的突出贡献，是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他在《翻译通报》上发表 《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怎样建立翻译 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等文章，指出以往翻译中存在的缺点，翻译批评中的不良现象等，提倡健康的翻译批评，指出必须在收集、整理、发展前辈翻译言论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茅盾(1896-1981)：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译著:契诃夫的《在家里》、《他的仆》、《日落》、《万卡》、高尔基《情人》、莫泊桑《一段弦线》、易卜生《社会柱石》等大量的苏联和欧洲文学，翻译的作品涉及23个国家的40位作家。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神韵”理论的人。傅雷(1908-1966)：翻译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了广大的中国读者。法国文学尤其是巴尔扎克权威翻译家。译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 罗兰)，《幸福之路》(罗素)。傅雷的翻译思想:在《论文学翻译书》中他说:事先阅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逄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钱钟书(1910-1998)：文学家、文论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文化昆仑”，名震国际的大智者。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学术，其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等。他的治学特点是:涵盖古今，横跨中外广征博引，通而化之。钱钟书发表一系列关于翻译的文章，在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翻译史#

翻译研究必须具备跨学科意识，我们的翻译研究可能要有五点坚持：一、始终坚持翻译研究的中心地位，保持翻译研究的独立性。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我们这个领域在建设中似乎总是不得不向其他学科借思想借方法。但正如我不断重申的那样，借来的方法必须是贴合翻译研究的，能为解决我们这个领域的问题服务，能加深 我们对自身研究对象的认识，而不是用翻译现象去佐 证其他学科的观点。二、坚持进一步明确翻译研究 的对象，确立包括翻译基本问题、翻译史、翻译批评、 翻译教学以及翻译技术等在内的基本稳定的研究框 架和体系，促进各分支领域的发展。三、坚持培养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从问题出发去探索理论。而不是反过来，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方法而方法。失去问题意识，理论便有可能成为象牙塔内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四、面对同一个问题，坚持多角度多方法 的研究原则，避免以偏概全、以一代多的倾向。方法和视角本身无所谓优劣，只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那就是有价值的。五、在坚持研究独立性的同时，加强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近30年来，我们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整个人文学科中，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边缘地位，很多人对我们的研究不关心不了解更不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我们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对话对于我们自身有利，对于其他学科也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因为处于我们视野中心的文化“差异” “他者” “碰撞” “对 话” “补偿” “相互丰富” “文化多样性”等问题，关乎人类社会的多元发展，而翻译研究独特的跨文化视 角，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某种有益的途径。从长久的发展看，没有翻译研究的参与，这些与文化交流相关的问题将无法得到全面的认识。跨文化视角的形成以及跨文化语境下对话意识的培养，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参照和借鉴，形成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增强翻译学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辐射性和影响力。

在新书《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邹振环认为，1984年堪称中国的“翻译史”年，几件大事影响了此后中国翻译事业的走向。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该书片段刊发，以飨读者。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译本，如打上了清末知识界印记的译本有《普法战纪》《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20世纪初问世的《社会学》《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是与留日学生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则不会忘记自己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侠隐记》《迦因小传》，以及《达尔文物种原始》《茵梦湖》《相对论浅释》等；抗战时期的一代青年读者则不会忘记当年读过的《西行漫记》《天下一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即使在几乎中断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文革”时期，我们这一代也仍然会记得曾经给自己提供过养料的“白皮书”译本。1984年，我们这一代读者想起的是包含有多种译本之《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巴黎茶花女遗事》《走向未来丛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已发出了关于重视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研究的呼吁，1983年11月23日香港学者何伟杰在《信报》上强调了实现翻译专门化及在研究上分科协作的重要性，提出“开展译史译理研究，确认笔译、口译与属于译学工作的专业地位”，“专门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对翻译界提出的要求，而分科协作与译史研究”，已有不少人在做着这样的工作。这一呼吁很快迎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上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 1984年。1984年也堪称中国的“翻译史”年，笔者将之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第三阶段的起点，缘于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1984年的2月和11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推出两集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翻译通讯》编辑部选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宣告了翻译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活动的重新登场。该书第一集按照发表年代的顺序，收入了1894年至1948年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中有关历史上翻译理论的论文51篇，第二集收入了1949年至1983年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书籍上的译学论文63篇。第一集的首篇为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其他还有严复、梁启超、章士钊、朱自清、瞿秋白、鲁迅、傅斯年、朱光潜、朱生豪等近代译家的文章；第二集收入了54位翻译家，如茅盾、郭沫若、董秋斯、傅雷、叶君健、戈宝权等人的文章，还收入了港台等海外译家如林以亮、刘绍铭、思果、余光中、赵元任等人的作品，若干篇文选自大陆地区很难见到的刘靖之所编的《翻译论集》和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编的《翻译十讲》的内容，比较刘靖之所编的《翻译论集》，该书收入的内容在晚清有若干拓展，如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前者所未收，很让大陆读者开了眼界。两集中除了收入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还收入贺麟《严复的翻译》和刘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等若干涉及翻译史的篇文，总体上还都属于译学理论，因为编者原来还计划编纂第三集，辑录中国翻译史资料及翻译家有关文章。不知何故，第三集“翻译史及翻译家”的论文集始终没有出版，倒是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体例与前两集《翻译研究论文集》类似。《翻译研究论文集》二是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的问世。1984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由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据罗新璋口述，促发该资料集问世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陈应年，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重刊“林译小说丛书”10种和“严译名著丛刊”8种，陈应年注意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罗新璋曾与傅雷有过通信，并对翻译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建议他来编一本翻译论集。该书在翻译主题下，将各种有关翻译研究的资料和论著编纂在一起，收辑自汉末以迄编定之日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略按历史线索分为五辑，附录所列论著篇目多达五百余条，不仅提供了一个中国翻译史理论演变的架构，且颇便初学翻译史学者利用。初创者易粗疏，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炳麟《国故论衡》），与之前刘靖之的《翻译论集》以及同年问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相比，该书注意从三国支谦的《法句经序》开始，收入了古代佛教翻译家的译论，较之刘靖之的《翻译论集》及上述两集《翻译研究论文集》，特色明显。该书不仅辑录若干古代和近代翻译家的译论，如当时还比较难找到的周昌寿、陈子展、傅兰雅、陈西滢、曾虚白等人的篇文，也注意收录一般不为翻译理论家注意的现代学者的译论，如哲学家金岳霖《知识论》中的“论翻译”等。该书问世后颇受学界的好评，黄邦杰在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第14期《读者良友》上撰文，称该书“所选都十分精当”，认为选文有四大优点，一是古今兼收，资料充实；二是理论和实践并重，编排独特；三是海峡两岸兼顾，当代部分的论述所选甚精；四是所选以文为重不以人废言、广度深度兼顾。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对鲁迅的论述不必全辑，特别是一些“过于偏激（包括瞿秋白的），则可考虑少辑”；二是对于梁实秋和赵景深的论述应该收录一部分，以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当年“信”与“顺”的大论战的前因后果。钱锺书对该书也评价很高，认为古代重要的译论俱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宏旨。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翻译理论通史史料集，该书“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为中国学界勾画了一幅翻译理论全景式的画面，其中的篇文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必读书目，该书也被誉为中国翻译学界的“圣经”，或以为该书在国内学术期刊有着较高的引用率，显示了广泛的接受程度，是一部翻译研究经典文集。当然，该书也绝非十全十美，书中有不少论文的出处考订不甚准确，如将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的首刊时间列在1979年，实际应为1964年，该文刊载于1964年6月第1册《文学研究集刊》。《翻译论集》与以往所编翻译研究论文集之不同，还在于编者有自己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构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董秋斯曾对中国翻译理论是否存在体系，表示过怀疑。罗新璋在该书前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有其历史的传统，提出了其演变的特色体现在“精神姿致依然的‘故我’，也即是趣不乖本的‘本’，也即是当包达雅的‘信’，也即是获致原作精神的‘神似’。据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主张。或以为罗新璋的“序言成为中国传统译论存有体系之说的代表性宣言，也为后来的翻译学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表述不合逻辑，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一个系统，但不等于可以自动形成该体系（共同）哲学基础、理论架构和术语系统等基本要素的存在。作为该书编者罗新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通过系统整理前人的翻译理论，梳理、反思、批评和整合中国的翻译理论，探索中国翻译研究的多元化走向，从而给予中国翻译理论合法的地位。1984年翻译史研究上第三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是大陆第一部中国翻译史著作的问世。该书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这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具有学术标杆意义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系统地将中国翻译的两个传统，即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连在一起，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体系上的空白。其特色还在于注重少数民族翻译活动的描述，其中有关藏族、回鹘族、蒙古族、傣族、满族等译书活动的描述尤见特色。该书在历史分期上基本沿用历史学科中中外文化交流的分期法，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第二次西学翻译。较之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内容突破了文学翻译的局限，作者没有喋喋不休地阐述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教条，而是通过翔实的资料，贯通中国翻译的古代佛典与近代西学两个传统。书中对严译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如认为严复“把‘雅’说成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译文力求典雅，但却使人费解”，马祖毅认为“‘雅’若就本义来说，就是用全国通行的规范化的语言进行翻译”。何伟杰认为这是一种挺新鲜的诠释，宋淇认为马祖毅是用近乎“说文解字”的方法来解读严复，但这种解释又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从典雅的角度去认识，因而比较容易引起误会。作为一部上下贯通的简明中国翻译史，在中国学界堪称零的突破，该书的问世，直接带动了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一系列中国翻译史著作的持续出版，马祖毅的学术贡献功不可没。在1984年《中国翻译简史》的基础上，作者在1998年还出版了增订本，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由马祖毅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在研究时段上做了进一步拓展，将翻译史研究一直延续到了当代，与之前所提出的三个时期构成中国翻译史的四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第二次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翻译。这一分期对以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影响很深。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仍然是《中国翻译简史》研究特点的延续，或有将之称为“注重史料发掘和翻译现象历史过程描述的翻译实践史”，其实也未必准确，因为其中不乏翻译理论的讨论。马祖毅主编的《中国翻译通史》确实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井井有条，但描述多而分析少，很多“描述性”虽有条有理，也还是属于其他论著的“复述”，且留有政治史叙事为主导的深刻印记，缺少了史书应有的问题意识，以及史论结合的阐释。顾颉刚当年曾批评很多编纂中国通史的学者，往往考证的地方太多，“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这些批评似乎仍可适用于马祖毅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该书中的不少陈述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还是传统的目录学文献整理方法，而如果从文献资料的齐备角度来要求，有些资料又尚欠丰实。不少部分或仅仅属于资料整理与汇编的性质，且其中不少资料的引证和出处又无法考见。这一方法在其与任荣珍合编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更加凸显，《汉籍外译史》基本上是一种以目录学为线索的资料清理，全书完全没有出注，使读者难以考见作者的资料来源。重资料整理和事实陈述，轻论证分析和观点阐述，缺少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几乎成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多种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孔慧怡在《重写翻译史》一书中称，她的“重写”是针对学界“主流权威叙事”作出的反映。其实，中国翻译史研究至今尚在起步阶段，还谈不上真正形成一套“主流权威叙事”，如果说中国翻译史研究已经有所谓“主流权威叙事”，那么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马祖毅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模式，此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翻译史的内容汇编，大多以中国政治史叙事框架为主导，采用的主要是资料汇编的方法。马祖毅的这一“主流权威叙事”，至今仍对中国翻译史著作的编纂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1984年与翻译史研究相关的事件还有《文史知识》第5期发表了戈宝权撰写的《中国翻译的历史》。这位俄苏翻译史的著名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中国翻译史研究创作的高潮期，先后完成了一组关于《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的论文，组成了所谓《翻译史话》，收入其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一生翻译过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美等各国的文学作品50多种，但就笔者看来，他晚年关于《伊索寓言》等翻译史研究的成就，可能要盖过他的译作在学界的影响，1989年9月9日香港翻译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士衔，金圣华的赞词中也特别提到了他在翻译史方面的“伟大成就”。上述这些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著述，对20世纪最后近20年的翻译史研究影响极大，翻译史资料较为系统的开掘和整理，以及翻译史系统的最初清理，即使到今天仍具学术价值，仍然是今天学者寻找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本文节选自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10月）

译界精英汇山城，史话翻译又争鸣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系教师张红佳参加了第四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暨首届国际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高端论坛。此次论坛在重庆圣荷酒店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学科委员会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和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承办。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我国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途径。我校教师张红佳此次参加论坛，既能与外界进行交流，使自身得到提升，又让外界看到我校的进步，对龙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会议上，我校教师张红佳宣读了论文《浅谈汉诗英译中的‘原味’与‘异味’之变》，并向大家阐述了自己对翻译史研究的看法。张老师还强调了翻译史研究与国际话语构建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翻译史研究及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未来展望。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史，这也是翻译史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上如此兴盛的原因。本次会议对于翻译史理论与方法的研讨，必将有利于广大学着深入认识翻译史的本质，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学术研究发展的极佳借鉴。精彩往期回顾点击图片即可查看校园大件事|黑龙江外国语学院与“更龙江”校企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经济管理系ACCA项目中心正式落成来源 | 应用英语系撰稿 | 李俊莹2018级应用英语系商务英语专业编辑 | 孙妍春2018级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类审核 | 王旭2016级中文系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朱停停2018级信息工程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孟宇彤2018级经济管理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1993 ——

想考外语类研究生的小伙伴，听说过翻译专业硕士MTI吗？MIT全称：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是我国目前20个专业学位之一，分为全日制和在职两种，学制短，实用性强，学费也不算贵，因此受到不少外语专业考生的青睐，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国内最顶尖的MTI十大热门校吧。（招生信息均来自官网，为2019年的要求）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是国内外语类院校的顶尖学校了。入选国家首批“211工程”，“985工程优势专业创新平台”、“2011计划”，为财政部6所“小规模试点高校”之一，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专业建设高校，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成员。其外语专业多，门类细致，可获得联合国、欧盟、CIUTI实习机会。招生人数：英语学院笔译30，专用英语学院笔译15人；英语学院口译15人，中英会议口译、中英口笔译一共招40人，英语同声传译15人。2.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外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也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世界一流专业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招生人数：英语笔译54，英语口译35；翻译学11；英语语言文学（包括翻译研究）133初试参考书明确专业优势：英语学院开设翻译研究（笔译方向）、翻译研究（口译方向），高级翻译学院开设翻译学（该专业初试无指定参考书，复试参考书明确）、翻译硕士两个专业，层次分明，内容多样，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翻译的痴迷与探索。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属于广东省属重点大学，“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亚洲校园计划），向联合国提供高端翻译人才的全球19所大学之一、全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创始单位之一、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成员，华南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外国语言文化、对外经济贸易、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基地。招生人数：英语笔译80，英语口译60报录比：8%（2017年）专业优势：（1）翻译学博士（PhD）；（2）翻译学硕士（MA）（设笔译研究、口译研究、翻译教育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等四个方向）；（3）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TI）（设国际会议传译、应用口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传媒翻译、翻译与本地化管理等六个方向）4.西安外国语大学它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高等学府，陕西省省属高水平大学、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长安联盟成员之一。位于历史悠久的古都，“一带一路”核心区西安。招生人数：71（包括推免生5人）英语笔译专业下设跨境电子商务翻译方向、本地化与翻译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翻译方向，英语口译专业下设交替传译方向和同声传译方向。5.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省重点大学，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全国专业著名度三星级大学。位于滨海之都，浪漫之夏，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地大连市。该校的特点是文学翻译功底深厚，有同传室，且与外研社、中央编译局、环球网以及中央编译服务有限公司等合作，建立了校外翻译实践基地。招生人数：英语笔译50，英语口译206.四川外国语大学川外位于西南重镇重庆市，是重庆市大学联盟、中国西南地区外语和涉外人才培养以及外国语言文化、对外经济贸易、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可就近（翻译学院）进行CATTI口译考试，有全国商务英语翻译证书考试（ETTBL）考点和全国语言服务与翻译能力评估考试（LSCAT）考点，有重庆川外翻译有限公司、中国网、环球网等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12个。招生人数：英语笔译98，英语口译587.福建师范大学全国大学排名百强、师范类大学第九名、“2011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福州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据点，在全国百强城市中排名第25。招生人数：201[包括学科教学（英语）、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日语语言文学。8.福州大学同样位于福州。福大在文学翻译方面发展强劲。学校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招生人数：36（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9.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是老牌名校，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学校位于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距离北京也很近。而且学费比北上广的高校要低廉一些。招生人数：英语67（包括推免生23） 日语2010.北京大学北大的知名度就不必说了吧，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虽然在MTI方面北大不是最出色的，但还是有不少人冲着它的牌子慕名而来。招生人数：英语笔译30另外，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的MTI课程也都不错，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官网上看看哦！

《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美]劳伦斯韦努蒂著，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出版，322页，38.00元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是一部具有鲜明特征的专著：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带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和强烈的学术发展诉求，在这里可以引用“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这也的确是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强烈感受到的。该书“引言”开头就说“翻译的诸多耻辱(scandals)与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相关”，并认为这种耻辱出现在翻译所处的学术研究、批评以及争论的边缘境遇之中，非常明确地点出了该书的核心论题。接着就是，“翻译常被鄙视为一种写作形式（a form of writing），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贬低，被出版社、政府以及宗教组织所盘剥利用。笔者认为，翻译之所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部分原因是翻译敢于质疑当前的主流文化价值并挑战学术机构的权威”。（1页）因此，“本著作的目的首先是通过质询与使其边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翻译之耻”。（2页）在这里，揭露、质疑、控诉和雪耻的色彩已经鲜明呈现，而其起点则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翻译研究本身。它的关键问题是把自己局限在语言学的领域中，而忽视了与社会价值观、当代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关系，远离了当代发展中的重要论争。但是顺带要说的是，我想这可能是到90年代末为止作者所看的研究状况，而且这种状况可能更多发生在关于翻译的纯理论探讨领域中，在今天的翻译史研究中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举个例子。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译史研究》（自2011年始，每年出版一辑）体现出研究角度的跨学科、问题意识的多元化与扎根历史阐释场域的穿透力等学术品格，早已远远超出了翻译实践与策略、文本描述与对比解读等语言学的层面。从翻译的文本到出版机构，从译本的接受、传播到产生社会影响的历史情境，所有一切与翻译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无一不是翻译研究所必须关注的对象。关键的研究发展趋势是，在传统的文本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深切地关注词语的翻译与传播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性，以敏锐的问题意识使翻译研究与各种门类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然，韦努蒂的这部著作和他之前的《译者隐身：一部翻译史》也都作出了同样的努力与贡献，这也正是他对于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提出尖锐批评的基础。既然核心论题是“翻译之耻”，作者从文本的著者身份、版权、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学、哲学、畅销书和全球化等多维角度揭示和论述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的遭遇和承受的耻辱，目的是要重新确立翻译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评估翻译行为对于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生产与法律地位这双重层面上重新建立翻译的权威性价值与意义。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全书中的重要性比较突出，所讨论的是异域文本通过翻译而产生的归化、铭刻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如何操控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环节，以及如何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响。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以古典学学者琼斯、日本小说的美国译者福勒和《圣经》的翻译等具体个案研究作为例证，说明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复杂关系，最后提出和阐释了化同伦理和差异伦理这两种翻译伦理。其中，韦努蒂关于翻译与种族主义以及与本土政治权威的关系的两段论述特别值得重视。关于前者，他说翻译有可能对特定种族、民族以及群体表现出尊重或蔑视，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刻板形象；既可能显示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也可以显示出对种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义的仇恨。关于后者。他认为“翻译塑造身份的力量，总能让文化与政治机构陷入困局，原因就在于它能揭露出所处社会权威的不稳固性。再现真相不是建基于权威文本与机构管理的一致价值观，而是建基于使文本得以翻译、出版以及接受的偶然性”。（106—107页）顺带要说的是，在这章的开头有一个阅读理解上的疑问：“这一痕迹铭刻的过程，操控着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这首先体现在选译哪些异域文本，因而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那些异域文本与文学。”（105页）从意思上看 “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似乎有误，而下文说“这样以来，异域文学通常被重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风格与主题”也能说明这一点。作为研究翻译的著作，我感到该译本还是时有阅读并不那么顺畅的地方。第七章“畅销书”研究的主题是翻译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所处的困难处境，指出畅销的译著更需要迎合当下本土的文化期待，才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进而更重要的是，出版商会期待畅销书译作能加强读者已经持有的价值观念，因此“在生产译作的本土文化与该译作要再现的异域文化这两者间，畅销译著更有助于揭示的是前者而非后者的状况。”（193页）在本章中韦努蒂以很长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1908—1968)的作品被翻译到美国并成为畅销书的过程，以阐明时代意识形态和大众通俗审美观对翻译和畅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瓜雷斯基的小说以幽默与讽刺为最大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惭愧的是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竟然不知道这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对他和其作品及译作的概括性介绍是：“他的小说笔锋犀利，富于讽刺。他最受欢迎的几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唐卡米罗(Don Camillo)，是意大利北部村庄的一位牧师，卡米罗和共产主义镇长佩彭内（Peppone)时有意识形态的饶有趣味的小冲突，并总能获胜。瓜雷斯基的作品翻译于冷战时期（即西方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阵营间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他的全球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反复出现的反共产主义主题。然而，译本为了争取畅销书的地位，不得不迎合当时的多种文化期待，迎合不同本土读者群，迎合不同于在意大利本土获得的期待。”（197页）接着，他详细论述了瓜雷斯基的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引进与畅销过程，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瓜雷斯基译作在美国的畅销与当时蔓延全国的“红色恐慌”有最紧密的联系，“无疑，瓜雷斯基的反共立场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198页）但是美国读者更愿意接受的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卡米罗“对共产主义镇长幽默胜利空想式的安慰”，他让读者关注的是他的勇气、力量、信念和幽默，给读者带来的是胜利的信心；而对于他的对手，有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在他的书中，共产党人尽管咆哮，但并非恶魔。在大话的背后，他们仍然是充满激情的意大利人，其初恋情人仍是教堂。”另一位评论者说，“村里的共产主义镇长，卡米罗最主要的对手，也一样是人，与似乎随处可见的恶魔般的政治漫画人物大相径庭。”（205页）也有评论认为卡米罗与共产主义镇长之间的争论带有“意大利人性情中歌剧性的本质”，意识形态的锋利边缘总是显得模糊不清。（201页）这两个人的形象与处在红色恐慌中的美国大众对他们的接受颇有意思，似乎可以说明一种相对柔化的“文化冷战”在大众文化中的真实存在。二、在米卡罗这个形象中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男性理想形象和父权家庭模式非常迎合当时美国阅读大众的文化期待，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学想象。“美国读者将瓜雷斯基看作是一个证实了在男性异性恋的权力与反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关联的作家。”（202页）不仅是他的作品，而且是他本人的形象所传达给美国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结构，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性别、阶级与国家认同，这是美国接受瓜雷斯基作品的特点。”（204页）这是翻译的接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论题，韦努蒂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三、在瓜雷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过程中，出版商、编辑、译者所起的作用极其重要，这一过程极为复杂。令我有点惊讶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的删减、章节的调整与重组、词语翻译中的选择（有意选择美式英语和口语表达法等）、语言风格的改变乃至对原著中的意大利风土事物的改变，其变化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合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它们的畅销就是这种改造的成功证明。就这样，读者甚至感觉不到读的是译作而不是原作，“该译本最非凡的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将美国本土行为规范及意识形态铭刻进译作的过程是无形的。……美国读者阅读翻译时，要在译作中找到英语的方言，找到他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任何想象中能够用于自身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228页）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洋为中用”，或者说是翻译生产中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在最后一章，韦努蒂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中，应该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发展，应该坚持在翻译中突出异域文本的异质性，“只有这些差异才能提供把异域文化的异质性铭刻进翻译的方式”。（293页）这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该书副标题的最后回应：走出“翻译之耻”的道路就是“走向差异伦理”。从韦努蒂的“翻译之耻”很自然会想到我们自己的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虽然角度和状况都有不同，但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词语的翻译看到“归化”中的翻译与政治。 简莫里斯《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中译本有一个译名的问题值得注意。这本《世界》从珠峰开始谈起，“珠穆朗玛峰1953年”，问题是，在英文原著中真的是写着Chomo Lungma（这一写法出自C．K． Howard-Bury，转引自林超）而不是Everest吗？1855年，在英国人主持下的印度测量局对该峰进行测量，并以该局前任局长埃佛勒斯(S．G．Everest)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将埃佛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关于这段命名公案，我国地理学家林超先生在1958年撰写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一文（收入《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予以详细论述。文中提到，“到现在，除了苏联和另外几个国家已改用珠穆朗玛外，其他各国，还大都沿用挨佛勒斯的名称”。因此在1953年的莫里斯似乎不可能用Chomo Lungma这一写法。手头没有原书，只好存疑。如果原文是Everest，中译本译为“珠穆朗玛峰”，我认为有问题。在翻译的忠实原则面前，要解决“政治正确”的问题并不困难，在这里加个译注就可以解决。其实，我在1999年进入珠峰地区的时候，在《通行证》上“攀登山峰”栏里注明的仍是Everest，当时我想可能这是因为这类证件主要是发给外国登山者的缘故。这是对的。在翻译外国著作中的“技术处理”，在删除、改变名称等手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忠实还原。如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特别注明该译本所依据的巴黎版“恢复了检查机关删节以前的原稿原貌，并经作者亲自校正”。197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册）的中文版“出版说明”一方面花了不少篇幅批判该书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另一方面则说没有对原书正文做任何“技术处理”。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翻译政治中的“差异伦理”的具体例证，可以说明差异性与归化原则的合理并存？韦努蒂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没有论述的一个问题是原著在异域的被禁与在他国的翻译出版，这是20世纪的翻译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论题。由于原著作者所在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常常会出现原著在自己的国家被禁而其译本却在其他国家出版的情况。例如，《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全书于1973年至1975年在法国出版，在中国大陆，群众出版社于1982年12月以“内部发行”名义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译者在出版前言中申明“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同时也说明译文没有作任何删减。但在苏联国内，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出版禁令要到了1989年才解除。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苏联的。尼伊布哈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苏共到1988年正式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党籍，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批关于布哈林的译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人民出版社， 1981年）、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 （1888-1938）》（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苏绍智等主编《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在翻译的耻辱与悲情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自豪与光荣。

关于翻译我始终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第一个翻译是怎么把其他地域或国家的文字翻译成自己国家的呢？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字来交流，使得知识的传播交流得到了很大的促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域现在，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造成极大的不便，这对翻译来说，就是一个必须达成的事情。所以后来常说学习和掌握外国语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个人和社会需要服务。这服务的方法和渠道，就是通过“翻译”来进行。而“外文翻译”，不仅是一种需求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性和专业知识，而且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独特的社会文化。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一些历史。追溯我国的翻译史，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四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水同，达其意，通其欲，东方回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醒，北方曰译”。若把这：寄、象、狄醒和译，用现代概念翻译出来，其“寄”在当时就是“传达”，“象”就是模拟其形，以声达其意；“狄醒”就是被此交流思想以明其理，“译”就是兑换语言的沟通意向。由此可见我国的“翻译”事业，早在周秦时期就以因“四方之民”彼此言语不通，为“达其意通其欲”而应适诞生。到了汉朝，还专门设置了“译事机构”，并委派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译长”。汉以后，历代都由于佛教的传入，域外文化的不断交流，“译事”则愈益日趋发展。不仅有本过的也有外国的，比较著名的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位高僧，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这四人中，玄奘译书最多，译文最精。直到明清两代，海禁大开，欧美人陆续来中国经商、传教，从而更进一步给中国大陆带来许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古老的翻译事业更新面貌，充实内容，扩大领域，提高技术和技巧，从宏观到微观，都大大地促进了它的进步和发展。明代崇祯时的徐光启，清代的严复，都是中国翻译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和具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严复主张：信——达——雅作为翻译工作必须遵循的标准。传至今日，严复的这一主张，还具有相当指导意义。清代光绪年间，由于戊戌变法这一改革潮流的兴起，中国的翻译事业，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光绪二十三年，由盛宣怀创办了一个“译书院”附属于上海南洋公学，开始翻译教科书，逐步翻译有关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学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书籍和文件资料。当时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译书公会”，由董康、赵元益主持。此后，由译书扩大到了其他艺术领域。于是，反映外国风情、生活纪实、历史演变等的“译制影片”由此产生，并广泛运用于外交事务中。鲁迅先生对翻译也非常重视，当时还专门写了关于直译和硬译的看法。如今我们国家国富民强，对外国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比过去开明了很多，现在很多人的外文都比较好，而翻译上的水平越来越高，随着时代的进步，从而开始了中国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多学科、多文种，手脑并用的时代新纪元。

为推动翻译学科建设，全国高校首家翻译研究院于10月24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揭牌成立，致力于打造高端译学平台。围绕翻译研究院建设展开的学术高峰论坛同日举行，中国译学界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为新时代翻译研究的内涵深化与范式创新建言献策。上外校长李岩松在致辞中表示，上外历来重视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积极致力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建校七十多年来，上外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翻译人才，并涌现出众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名家。其中，首任校长姜椿芳领衔的马列著作编译，方重教授的乔叟、陶渊明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理论，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史等标志性学术成果，都在学界影响深远。近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架构和知识体系深刻变化，对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文学、语言学、翻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等五个发展方向。对此，上外积极推进学科机制创新，先后成立高级翻译学院、语言研究院、文学研究院、跨文化研究中心、语料库研究院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机构，深化外语学科内涵建设，助力外语学科高端人才培养。随着此次翻译研究院的成立，外语学科五大领域都已在上外拥有专属研究平台。揭牌仪式上，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友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王克非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受聘为上外翻译研究院学术顾问。黄友义表示，上外翻译研究院是全国外语专业成立的第一所跨学科校一级的翻译研究院，有利于翻译研究力量不断整合、推动翻译学科快速发展。他强调，新时代的翻译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培养口笔译人才，而是支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支持中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期待上外翻译研究院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社会需求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构建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的新格局。许钧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这两个字的内涵分外深刻，不仅关乎数千年中外文明交往史，见证世界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其背后还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使命。上外成立翻译研究院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学术传统，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为翻译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王克非认为，翻译研究院的成立是翻译研究走到今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翻译学界一件大事。当前，翻译研究仍然存在诸多关键矛盾，学界应当重视翻译的绩效与功效、理论与议论、技术与艺术等问题，展开针对性的研讨与剖析，推动翻译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据上外副校长兼翻译研究院院长查明建教授介绍，上外翻译研究院未来将发挥研究基地功能、学术平台功能、学术引领功能、学科咨询功能和学术创新功能，充分发挥上外“多语种+”办学优势，创新机制举措，更好地整合翻译研究学术力量，提高翻译研究整体水平和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能力，筹划重大翻译研究课题，并与国内外译学机构开展高端合作研究与交流，为全国翻译研究学者提供切磋交流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平台。在随后举办的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聚焦上外翻译研究院的发展、翻译研究未来趋势与前沿课题、翻译史研究等议题各抒己见，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打造翻译研究共同体，为国际译学界做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贡献。来源：周到【来源：周到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我是做文学研究出身，其间开始做翻译工作，并且越做越多，从巴尔扎克开始，后又翻译《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译为主，翻译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以及凡尔纳、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译出一万行法国诗歌。近年来我对雨果小说产生特别兴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说都译出来。由于翻译数量较多，很多人以为我主要是个翻译家。其实我首先是文学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译者。翻译建基于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巴尔扎克之前，我写过《法国文学史》相关章节、写过《论巴尔扎克》。有了对巴尔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开始尝试翻译这位文学巨擘。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译并肩而行：《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在学界影响颇广，翻译作品超过1700万字。两者相互促进，学术研究提升翻译的雅信，细读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毕生的工作，其实是翻译和研究的相得益彰。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深切感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我之所以看重文学经典，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序言不能敷衍塞责，译者须像对待翻译作品那样用心才好，在有限的篇幅中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等等。只有对作品进行过实在研究才能深中肯綮地把其中妙处说个明白——研究者的身份使我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写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我把近年所写序言集中在一起，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每篇1万余字，共42万字。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我很看重这部分工作，这是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它与我的翻译成果连成一体。比如，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原来这么写能够提升作品立意。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译者在序言中不说这些，读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曲折情节吸引，大仲马在小说中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创作何以取得成功。我总结出大仲马的创作手法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点明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说明它不愧为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又如《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法国评论家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写，我在序言中认为“意识流”更切合普鲁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分为五六个方面去论述，就更为透彻。我们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不能做西方文化搬运工，而要做拥有独立思想的创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同时，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编著有《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译作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