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有博士嘛

一名法国女子在魁省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但之前由于她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是用英文写的，因此她的申请被拒绝。目前这一拒绝决定已经被魁省政府推翻。当事人杜波依(Emilie Dubois)说，她周五深夜从一名移民官处获知这一消息，深感欣慰。杜波依是法国人，她的母语是法语。她申请魁省筛选证书（Quebec selection certificate）时，移民官裁定，她的法语水平未达到移民资历计划（Quebec experience program）的要求，因此拒绝了她的申请。她的故事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周五，她获知移民官最初决定被推翻。她说，她将很快收到证书，随后她的永久居民申请流程可以继续进行，她还可以继续运营她的生意，并能够继续居住在魁北克市。2012年，她从法国搬到魁北克市，在拉瓦尔大学（Universite Laval）攻读博士。自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魁北克市。杜波依希望她的经历能够帮助人们重视移民申请决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据“中央社”报道,近日,法国高等教育暨研究部部长比达尔表示,2019年新学年度起实施的注册费调涨措施将不纳入外籍博士生,但对其他外籍学生调涨费用的政策没有改变。法国总理菲力普2018年11月宣布,2019年秋季开学起,将针对不是欧洲经济区(EEE)出身的外籍生调涨注册费。欧洲经济区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加上冰岛、列支敦斯登及挪威。过去,外籍学生与法国学生缴交一样的注册费,以2018学年度为例,法国公立大学学士学程注册费为170欧元,硕士学程243欧元,博士学程380欧元。自2019学年度起,外籍生就读学士学程注册费将调整为2770欧元,硕士学程3770欧元,约为实际教育费用的1/3。据悉,博士学程费用原本也要调到3770欧元,但比达尔采纳了一份专家报告的建议,决定调涨措施不纳入外籍博士生。菲力普宣布调涨注册费后,各地都有外籍学生反对,政府委托专家针对这项措施提出报告,报告内其中一项建议就是不调涨外籍博士生的注册费。这份报告表示,外籍博士生对研究单位的科学活动贡献良多,目前各国都希望争取最优秀的人才,在此竞争下,瑞典、丹麦、德国给予这些人免注册费优惠,美国、澳大利亚的注册费虽高,但对外籍博士生也有一些特殊待遇。比达尔听取建议,不调涨外籍博士生的注册费,但维持调涨非欧洲外籍生就读学士及硕士学程注册费的措施,希望藉此提升教育环境质量,把法国的吸引力从注册费低廉转为更积极的选择。据报道,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外籍生比例在6%到28%之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甚至达40%。专家在报告中还表示,法国高等教育在提升吸引力上缺乏全面政策,到法国就读的外籍生人数和背景似乎比较多是基于历史和法语区考虑而来,较少是因为有明确肯定的策略性愿景。法国目前每年约有32.5万名外籍生,期望于2027年增加到50万名。专家则认为,政府应厘清目标,为什么要在8年内增加到50万名外籍生;要在哪些领域、哪个阶段的学程招收这些外籍生。此外,改善接待外籍生的条件也是要务之一,因为法国学校不像一些英式学校拥有校内宿舍、随时可提供协助的教师和长时间开放的图书馆,在这方面可能不是最吸引人的国家。(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不知你听说过语言大师王力先生吗？他青年时代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在赵元任先生的推荐之下，1927年冬天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 。1932年，他以毕业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据说，东方学者要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很难，几十年间东方学者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9人，而王力正是是其中之一。归国后，先生不求功名利禄，亦不求奢华的生活，默默无言地在高等学校任教，并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因为在青少年时代靠自学广读图书古籍，具备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清华的经历和留学的背景，学识异常渊博，因此，他的研究方向涉及到中国语言学近乎所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都有其开创性的贡献，而这在中国学界又是极其罕见的。王力先生写的《博白方音实验录》曾在巴黎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祖国的骄傲，给中国争了光。有人问王力先生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我对这篇论文并不那么满意，所以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从他的回答可知他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希望做到精益求精。最近几年我们才把这篇论文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约十万字，研究的对象是王力先生的家乡方言。经王力先生研究发现他的故乡方言有十个声调，是比粤语还多一个声调。博白方言（本地称地佬话）也因王力先生而在学术界名扬天下。王力先生在语言学各方面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等等。话说现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使用王力先生主编的版本。他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且大声疾呼地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词汇。 季羡林先生曾给予王力很高的评价：“中西融会，龙虫并雕。”足见这位语言学泰斗精深而渊博的学术造诣。1980年8月，《庆贺王力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在京召开，王力随同其好友叶圣陶，胡愈之，董纯才等人出席会议。他的老师，已九十岁高龄的赵元任先生专程从美国发来贺电，高度肯定了王力语言学研究的卓越贡献。1986年5月，王力先生在京逝世。北京大学中文系向他致以挽联：“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绛帐肃穆，滋兰树惠，身后三千倚马才。”这位现代汉语奠基人的精魂，将永垂青史，陪拌未来的中国学者走过更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王力先生老家的一所中学——广西博白县第二初级中学正式更名为王力中学。请点击输入图欢迎留言关注一起讨论。

半岛记者  张文艳1921年夏毕业时,列为津贴生,并保送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因家中亲友和母校老师(王炳文先生)的帮助,勉强凑出路费,才得以到了法国,同船的有同班同学周发岐、杨堃等。——《张玺的自述与检讨》张玺为什么留学法国呢?早在1912年,教育家李石曾和吴稚晖在北京发起了留法俭学会,并设留法预备学堂。同年,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自北京启程。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又组织了留学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了“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张玺先生1920年代在法国留学时期在甲种农校毕业后,张玺考入了保定育德勤工俭学留法班,在班内以学习铁木工、法文和机械学为主,显然,他的目标是留学法国。此时张玺的学业与海洋学、与贝类学尚无关系,一直推动他前行的是免学费或者少学费的学科,贫困制约着他的前行方向。而贫困险些再一次绊住他奋斗的脚步。1920年夏,张玺刚毕业家乡就遭遇大旱,他的父亲和叔叔又分了家产,家庭经济更为困难,出国成了一种奢望,找工作又屡屡碰壁,他几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正在此时,一缕希望之光透过重重阴霾照耀进张玺的人生。他的母校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农艺留法班,规定毕业考试名列甲等前五名者,每月津贴50元,保送出国,张玺当即决定在母校农艺留法班学习一年。这一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把能典当的都典当了,包括衣服等物品。他还曾组织同学到四乡收购水果,进行果品加工卖钱,以贴补生活。终于,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列为津贴生,如愿以偿地成为法国里昂中文大学的学生。然而,学校只资助学费,不承担路费和路上的生活费,张玺在师友的鼎力协助下,才勉强凑够了路费。“我们出国时有150人,其中有自费生、半公费生、公费生。由吴稚晖率领于1921年8月13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四等舱西渡,至9月25日到马赛登陆”,一路上,张玺经过了许多英、法殖民地,深知祖国不强,就不能摆脱任人割据的命运,一颗科学救国的种子悄悄埋下。所谓的里昂中法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学生公寓,学生们在这儿食宿,预备法文,然后进入里昂大学的各个学院,由中法大学统一供给学费。然而,由于新来的学生中有一部分不是大学当局批准的公费生,校方要求他们交饭费,否则就会强迫送回国,或者被赶出校门。张玺等21个同学为了争取公费生的待遇,曾和他们做过激烈的斗争,最终成功。真可谓求学路上一波三折。加上国内保定农校的津贴,张玺终于有了安定的学习生活,在法国度过了将近11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先是在中法大学预备了一年的法文,之后就进入里昂大学,“为了应付保定农校的津贴,不得不先学习农业课程,后来又学普通动物学、植物学和比较生理学,至1927年得到硕士学位”。之后的4年,张玺在里昂大学理学院动物研究室做研究工作,以软体动物后鳃类为题,到法国数个海滨生物研究站做实验,成功取得了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通讯西欧区总经理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学业完成后即留在法国巴黎工作。之后，蔺成曾回国创业，后来又返回法国攻读博士，在法国企业工作。由于一直在通讯领域工作，结识了中兴通讯的高层。2004年，中兴通讯开始在西欧拓展业务，找到了在法国发展的蔺成，希望通过他在法国的多年根基打开在欧洲的市场。西欧属于发达国家市场，但在此创业并不意味着海外员工就可以舒适地享受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这里的市场门槛较高，作为市场新进入者的挑战更大。他们忍受着远离家人朋友的煎熬，在异国他乡开疆辟土；和其他海外员工一样，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刚开始就是一个人拎了箱子去创办中兴法国公司。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开账户的时候，银行的大堂经理说，这是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来开户。要公章，自己就从包里拿出来，我一个人一次就把开户业务给办好了。”回想起当初单枪匹马的创业经历，蔺成现在充满自信。为了节省费用，蔺成一个人租了酒店，同时作为公司注册地。打电话也是去大街上买个IP电话卡拨回国内，像许多草根创业者一样过着拮据的生活。生活上的不便还是其次，作为中国IT业第一批在西欧的创业者，在市场开拓上面临的困难比起不发达国家还更艰巨。蔺成回想说，当初找同学帮忙牵线搭桥，同学说打个电话回国都很困难，中国还能出口通信设备？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中兴通讯已经在西欧拥有了超百万客户，中兴的移动网也搭建起来了，在西欧市31岁的迈瑞欧洲区用户服务部经理任文智自2006年硕士毕业后就来到迈瑞工作，一直从事海外业务，打“飞的”四处奔波是家常便饭。公司为了照顾员工生活，在巴黎给大家租了公寓，有空时任文智就自己做顿喜欢吃的中国饭菜。远在海外，胃口可以对付，对家人的思念却只会与日俱增，难以排遣。“去年双胞胎儿子周岁我就不在家，觉得非常内疚，”任文智说。他儿子的生日是9月27日，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是9月21日。这意味着，儿子的2周岁生日可能他又要缺席了。“到时只能用网络视频遥寄父爱，”任文智无奈地说。蔺成说， “法国市场一直以翻倍的速度增长，去年开始由于基数加大了，变成每年增长30%到50%。与国内市场相比，仍是高速。”本文来自生意我最行，创业家系授权发布，略经编辑修改，版权归作者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8 年前与刚搬到巴黎的意大利造型师 Mia 相遇时，Giulia Mensitieri 大概没想到对方的遭遇会成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更不会想到论文成书后会在法国时尚圈引起轩然大波。她那时还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对穿着打扮兴致寥寥。引起她注意的是 Mia 分裂的生活状态。Mia 穿 Chanel 鞋、拎 Prada 手袋，出差只坐商务舱，却付不起房租，有时甚至没钱付电话费，只能天天吃麦当劳，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大部分时候，她既不知何时能收到报酬，也不清楚报酬具体有多少。有次为知名奢侈品牌干了一周活，只收到一张 5000 欧元的购物代金券。当然，Mia 可以卖掉代金券，但圈内人大多不会这么干。她们需要频繁更新自己的衣橱，维护自己光鲜亮丽的人设。这些细节都收录在 Giulia Mensitieri 的新书《世界上最美丽的工作》（The Most Beautiful Job in the World）中。这本书采访了 50 位法国时尚业从业者，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探寻所谓“行规”背后的行为逻辑，以及行业权力结构中的不合理之处。 “当我们谈论时尚界的剥削问题时，最先提及的总是血汗工厂或性骚扰，但我对造型师、化妆师、年轻设计师、实习生、助理等创意人士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我想论证：剥削其实存在于高级时装屋的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但那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剥削。”Giulia Mensitieri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书中提及的遭遇不算新鲜，但大多是时尚业从业者们只会私下讨论的内容。一位前时尚记者回忆，她某天突然丢掉了工作，所有同事和圈内好友便开始拒接电话，也不再回复邮件——一旦出局意味着永远出局，所有社会关系将不复存在，而转行尤为困难，因为时尚业的经历在其它行业常被认为是浮夸而肤浅的。有些采访对象则反复提及，如果想成功，就需要树立人设。一位滴酒不沾的模特被经纪人要求“行为举止要摇滚一点”，比如穿皮夹克、故意被人看到出入酒吧。一位助理抱怨，只要不把化妆师最喜欢的绿色棉签摆得整整齐齐，后者就会大发雷霆。“哦，但他是个天才啊，天才就是会这样。”最为普遍的是 Mia 这类状况。一位设计师直到离职时才向 Giulia Mensitieri 抱怨，她在这家知名奢侈品品牌工作了 5 年，既负责男女装设计又监督生产，但每月只有最低基本工资，而月薪 1.3 万欧元的直属上司却连每月 100 欧元的加薪幅度都不同意。人们羞于在报酬的问题上计较，仿佛能身处时尚圈、坐一等舱出差、住五星级酒店本身就该谢天谢地了。工作条件或金钱是个粗俗肮脏的话题，真正应该追逐的一种不费力气的优雅状态。Giulia Mensitieri 将这些行为归结为“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统治的浪漫化”（glamourisation of domination）。“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目标是将结构性统治个人化，一切问题都不归因于结构，而是个人、主观层面的问题。”这一切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时尚业数百年来逐渐建立的优越感和幻想，在法国尤为如此。从创始之初，它就与国家形象和统治特权紧密相连，且目前规模达 150 亿欧元，是仅次于汽车的第二大产业，利润甚至高于军火。从时尚学院就读开始，学生们就了解到自己将进入一个层级森严的体系。这个体系的顶层是 LVMH 等上市奢侈品集团或 Chanel 等家族企业的所有者。LVMH 集团净利润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41%，品牌所有者们的收入达数十亿美元；Chanel 所有者去年分红 34 亿美元，是公司利润的 4 倍。再下一层是顶级设计师们，比如净资产达 2 亿美元的 Chanel 创意总监老佛爷。而这个金字塔底端则由前述的庞大群体构成，他们对出人头地心怀幻想，认为“下一个就会是我”。“时尚是欲望的投射，并为这种欲望所殖民。你永远不在当下，因为明天会更好。这种想法令人上瘾。” Giulia Mensitieri 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工作》目前仅有法语版，但在时尚圈已经搅起不小的波澜。一些人指责 Giulia Mensitieri 只采访了 50 个人，且这些人都化名出现，真实性待考；一些人则和老佛爷的观点类似：“时尚本就不公平，这没什么可讨论的。”目前唯一出面评论该书的知名设计师 Jean Paul Gaultier 态度冷淡：“时尚业本就是‘家天下’”。不过，没人公开否认书中所陈是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7 月，在英国版《Vogue》工作了 25 年并突然离职的时尚总监 Lucinda Chambers，曾在时尚学术刊物 Vestoj 上发表过一篇开诚布公的第一人称访谈。她在访谈中提及的观点几乎与《世界上最美丽的工作》一致。不过迫于种种压力，这篇文章在发布当天被撤稿，经修改后才重新上线。至于为什么谈论创意人士生存状态的只有 Giulia Mensitieri 这样的业外人士，以及 Vestoj 这样的小众独立刊物，而非主流时尚媒体，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Scott King, “How I’d Sink American Vogue”, 2006, Courtesy Herald St, London.题图来自 Universal Pictures

飞机掠过巴黎上空的时候，我们都开始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铁塔。铁塔塞纳河畔最高的建筑，所以循着河望去，远远便看到细小的尖从一片平地上突出来。这么远这么高，所以完全没有所谓的“钢铁巨怪”的凌厉气势，倒是很有些乖巧可爱的样子，像是天使遗落在人间的小玩具。能够在飞机上看到铁塔，真是要拜巴黎的好天气了！因为出行前查天气预报，整个行程几乎没有一天是晴天的，早就为这一趟湿乎乎的行程担忧着了。不过，事实证明，“天气预报，胡说八道”！我们16天的行程里，连一丝雨都没有遇见。不仅如此，最后，法国和意大利的艳阳，让我们带着晒黑了一层的脸回来了。从飞机上找到铁塔，心便落实了。嗯，这里妥妥是巴黎！从机场一路到酒店，从圣丹尼体育场再往市区走，一路便看到高架桥下有许多帐篷，路中间还有向等待红灯的车辆敲窗乞讨的人，这应该就是难民集中的地方了。难民的孩子们在桥下玩闹，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他们的脸上也同样有笑，笑得那样简单，明朗。我们住在蒙马特高地，据说是巴黎比较乱的区域。我订房间只顾着想要亲近当年蒙马特的艺术气息，倒忽略了治安问题。还是因为国内治安很好，让我忘记了要认真考虑国外的治安这回事。看来行程安排确实有点疏漏了。正逢周六，除了主干道以外，其他楼间小道全部都是摆摊的小商贩以及在路边闲坐抽烟、三五成群的人，道路上也垃圾遍地，看起来相当脏乱。由于周围许多朋友都有在巴黎遭遇盗抢的可怕经历，我们于是更加提高警惕，小心翼翼起来。还好酒店在蒙马特南北贯通的要道Boulevard Barbes旁边，所以比起偏僻的小街巷，倒显得更整洁安全了许多。当然，除了诸多混乱，住在蒙马特最大的好处便是这里的海拔。蒙马特是巴黎最高的地区，所以谓之蒙马特高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马特也是先锋艺术家们云集之处。莫奈、雷诺阿、凡高、塞尚、修拉这些与印象派相关的艺术家们，都在此地留下了他们对于艺术的尖锐立场，所以此地至今还保留着雷诺阿花园，曾是印象派的旗手之一雷诺阿居住和绘画的地方。后来，马蒂斯、毕加索等人也在此地留居过一段时间，因此，野兽派和立体派作为20世纪现代艺术最重要最有开创性的两个流派，也都可以视蒙马特为孕育之地。听起来很浪漫很文艺，但事实却并不那么美好。先锋艺术家们一向多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所以只能住在城市边缘那些价格更便宜的区域。等这块区域因为艺术出了名，他们便又被迫搬离到更偏远的地方。比如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北京原来的圆明园画家村，以及前些年通州宋庄云集的一批落魄的搞艺术的年轻人。当然，如果艺术家们出名了，他们也会主动搬离这些区域，成为主流以后，再混迹于这些先锋的边缘地区，似乎也并不那么“恰如其分”了。其实这也表明了先锋艺术一向不被认可的现实。当然，如果被认可，被纳入官方和主流的价值体系中，那就根本不先锋了。这一向是个矛盾。当然，蒙马特因为百余年前与艺术结缘，所以至今也还保留着浓郁的艺术气息，街头艺术家们并不鲜见，或许在哪个不太知名的角落，将来也会有令艺术史熠熠生辉的大师横空出世吧。法院，旁边是圣徒小教堂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的灯座，真讲究小皇宫，它的对面是大皇宫奥赛美术馆对门的荣誉勋章博物馆通向卢浮宫的桥卢浮宫门口的玻璃金字塔本文为罗米原创，剽窃必究！罗米，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艺术学博士。这些年来寻访各国博物馆，纪录整理了数十万字的旅行和看画笔记，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走到博物馆里，走进美术史里，体味艺术的妙处！罗米系列旅行笔记将在百家号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31岁的杜布瓦是土生土长法国人，2012年来到魁北克，在法语授课的拉瓦尔大学攻读生物科学博士。她去年1月毕业，目前自雇从事与科学资讯相关的平面设计工作。毕业后，她即透过魁北克省经验移民计划申请居留权，但到12月被省政府拒绝，理由是她的毕业论文有一部分使用英语撰写，移民当局认为她未能展示足够法语能力。杜布瓦解释，她的论文一共五章，只有一章为英语，原因是该章节奠基于自己在其他英语科学期刊已出版的文章，在科学界，我们通常使用英语作共通语言，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知识。为了展示自己的法语能力，杜布瓦其后报考魁北克省移民部的法语考试，并获得及格，但移民部最终表示维持原判，不批准她居留。由于她的工作签证将于明年3月到期，她正考虑寻找工作，变成合格劳工，以赶在签证过期前，再提交居留申请。杜布瓦的个案引起当地社区关注。魁北克省议会议员斯基特在推特发文，要求省政府覆核杜布瓦的申请。杜布瓦所属选区的省议员多里昂亦提供协助。杜布瓦表示，至今仍觉得整件事有些古怪，但相信最终能解决，期望能继续留在魁北克，与伴侣及爱犬共同生活。

一法国吸引思宇的地方有很多，但最早的源头，可能是她初中时在机场书店买到的一本薄薄的福柯简介，其中一段福柯的话让她印象很深刻：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看了这段话，思宇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艺术品来过。对她来说，福柯——这位法国的思想家——也成了个“神一样的存在”。所以，2006年，她高中毕业时，大家都以美国为“正途”，她却选了法国。她先是在尼斯的一个语言学校进修。尼斯在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思宇在那里，半是学习，半是度假。她看到一家中餐馆，所有店员都穿旗袍，她想穿旗袍，就去了这家餐馆打工。在尼斯的滨海大道上，她认识了一位当地的消防员，两人成了恋人，她还跟着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林间露营，在山顶看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开摩托车到海湾里游泳，到山洞里跳水。这段生活经历听起来精彩，不输给很多西方的年轻人。这和她的成长经历也有关。思宇生长在北京，从小，父母就希望她能自立，她举了个例子，三年级起自己就经常给家里人做饭。母亲是大学老师，一直支持她出国读书。不仅如此，1990年代，母亲就曾带着思宇到巴黎访学，对国外的生活，思宇已经不陌生了。在尼斯待了半年，她通过了索邦大学的C1级语言考试，到索邦—巴黎第四大学去读书，专业是历史学。这所学校以文学和人文学科闻名，历史学更是声名在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思宇对历史不太感兴趣。但是要到法国读书，文科里，声望最高的学科，除了哲学，就是历史。这其中也有母亲的影响。母亲告诉思宇，在本科阶段，最好学一个基础学科。在给巴黎四大的申请信里，思宇写了句“冠冕堂皇”的话：巴黎就像一本书，我只要把巴黎读懂了，我的历史就学成了。思宇。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法国最大的魅力都在于文化。任瀚也是如此。来法国前，他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了四年油画。他喜欢当代艺术，但四年的训练之后，他还是“没弄清楚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他想出国。纽约是当代艺术的明星城市，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看起来有创意又大胆。但他想去艺术传统深厚的欧洲。在欧洲，德国的绘画非常独到 ，但他不想再画画了，他想摆脱国内的学院派绘画训练留下的痕迹。那就到法国去吧，当代艺术的另一个明星。这也同中国美术史与法国的渊源有关。从徐悲鸿，到赵无极 ，再到严培明和王度，过去留法艺术家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就艺术电影而言，更是如此。电影导演张凡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系。他喜欢学语言，读本科时学了法语。又看了很多法国电影 ，比如克里斯托夫·奥诺雷的《巴黎小情歌》。他想到法国去，拍这样的电影。2011年，他到了巴黎。2013年，他考上了著名的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二思宇的性格很热情开朗，也很聪明。听说我要采访留学生，见面之前两天，她先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我讨论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采访时，又向我推荐了一些有特色和历史的咖啡馆。采访结束，她同我聊起别的留学生和我的工作，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她对他人的兴趣显而易见。还在人大附小时，思宇就在学校里组织了漫画社，带着同学去找《北京卡通》的编辑交流；到了人大附中，她又成了学生会成员，带着同学们做事；学校之外，她还是某个知名游戏论坛的版主，交友甚广。思宇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充满信心，但是到了法国，她却感受到了冷漠。没有人想结识她，哪怕在主动自我介绍之后，也少有人表现出兴趣。他们对她来自哪里不敢兴趣——一个亚洲小孩，可能是某个殖民地过来的，或许是越南，所以从事餐饮业；他们知道了她是中国人，也不感兴趣。尽管你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但在他们的眼里，你是局外人。还有人问思宇：“你们在中国还都穿长袍吗？” 礼貌自然还是有的，但冷漠从细节里透出来。 思宇想起在北京见到的农民工。她对他们当然是礼貌的，就像法国人对她一样。“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在法国的民工，”思宇说，“可能不到一个月我就明白这件事儿了，其实在北京的时候大家看民工的眼光是这么一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方式。” 到巴黎四大之后，情形好了一些。思宇同其他国家来的留学生，还有法国外省的学生交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呢，也有一两个。她说，巴黎人有自己的社交圈，不需要这些外人。于是他们这些“局外人”，互助着解决自己的社交需求。再说，课业忙起来，她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社交。课程要求学习古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那时她的法语也没好到可以轻松应付课程。不上课的时候，她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是看国内的博客。那是2008年，博客方兴未艾。或者，打电话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一两年下来，原本“不乐意一个人呆很久”的她开始享受独处。 对原本就内向的任瀚来说，社交就没那么容易了。任瀚在法国生活的第一个城市是昂热。这是个意外。他申请学校时，时间有些晚了，没法申请公立大学的语言课程。中介帮他申请了一个私立商科学校的语言课程。到了那里，他发现语言班里全是中国学生，法语教师是个意大利人，经常迟到旷课。“其实是专门招中国学生挣钱的。”任瀚想重新申请学校，商校说，如果不把剩下一半学费给交了，就不帮他注册居留。 这意味着，他要打包回国，重新申请。没办法，任瀚就这么在昂热住下了来，住在一个小镇上。他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上课，爬上山坡，再经过一片麦田。他说，他可能是那个村子历史上第二个在那里居住过的中国人。房东是位老太太，一个退休的护士，和小镇上其他人一样友好。但任瀚内向。听到房东在客厅，就不敢开门。房东请他吃可丽饼。他听说是煎饼，想起家乡的煎饼果子，期待着。房东往他盘子里放了一块薄饼，上面什么也没有。任瀚尝了一口，说，这没有味道。房东说，是的，你可以抹些巧克力酱，或者撒点糖。小镇人口不多，平时不太见得到人。任瀚大多数时候都呆在自己的小卧室里，看法语书，看电影，画一些手稿。刚搬过去时，房东家里甚至没有宽带。老太太不用网络，后来才专门为他装了宽带。每个周六，他都要先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的中国超市买一张电话卡，再回到镇上，在中心广场找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回家。到法国的第一个圣诞节，任瀚是同房东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的。从早上10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多，菜一道接着一道地上来。吃到后来，他实在困得不行。平安夜就这样过完了。任瀚。三刚到巴黎时，张凡夕的目标是像个法国人一样拍电影，抹去自己作品里的那些“中国”的痕迹，让别人看不出是哪个国家的导演拍的东西，像李安拍《断背山》一样。 为此他做了不少努力。还没到法国，他就开始尝试结交法国朋友。他在脸书上同一个法国女生聊天。法国女生说，杨丞琳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张凡夕不知该回复什么好。到了法国，他找学中文的法国人做语伴，努力结交那些对亚洲文化有些兴趣的法国年轻人，参加他们的party。每次的话题都差不多，“你是谁？你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得到的回复，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好有意思啊。”参加次数多了，所有的party都无聊了起来，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参加。就连搬家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位置是否方便同学来玩，“我是外国人，我要和他们交流”。这状态持续了三四年。 张凡夕确实结交了些法国朋友，也和法国人约会。不过他说，有时候当一个法国人对他表现出兴趣，他不知道那是对他本人的兴趣，还是对亚洲人这个人种的兴趣。进入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之后，他拍了几部全法语的短片。2015年，他的法语短片《原谅》在迈阿密同志电影节上映。刚到法国时的目标，他自认为达到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融入巴黎人的社交圈，并不值得付出那么多努力。“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有很多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从创作层面来说，找到自己最独特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转变发生在进入La FEMIS的第二年。他需要拍一部纪录片。但他自认不擅长拍纪录片，想着拍个简单的中国题材，降低难度。他拍了《笔仙》，一部记录他和朋友玩笔仙的短片。他喜欢鬼怪，选这题材只是好玩而已。拍出来，却成了一部探索留学生的挣扎和痛苦的片子。成片看着很像剧情片。观众看完，听说这是部纪录片，都非常惊讶。种种因素加起来，这部影片在法国观众中获得不少赞赏，比他之前的法语短片都要多。“从此我意识到，创作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我要拍一部很法国的片子，或者我拍一部很中国的片子，”张凡夕说，“你只要有你自己想说的东西，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不一定要通过‘我是中国人’来解决，而是找到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 张凡夕《笔仙》剧照张凡夕工作照。张凡夕工作照。四跟意大利老师学了一年后，任瀚的法语课程就结束了。之后他通过了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艺术系的考试。艺术系的教育是五年制的，他考入四年级，四年级授课不多，要求学生们探索自己的方向。在天津美院，任瀚的专业是油画。他不想再画画了，他觉得画画不够当代，不够刺激。他想抹去自己作品中绘画技术的痕迹，尝试了原生艺术和其它很多种艺术形式。在尼斯的第一年，他尝试做了些其它媒体形式的作品，录像的，声音的，等等。任瀚的法语依然不是很好，他害怕接触法国人，也不知道怎么约见导师。像在昂热时一样，他躲在家里做作品，探索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形式。这实际上并不专业，展厅和客厅的空间体量不一样，作品摆出来的效果不同。这些问题在半年后的实验画廊课上集中暴露了出来。实验画廊课是模仿画廊，由同学们布展，向老师介绍作品。对任瀚的作品，老师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这个照片为什么放在桌子上？你这个画用夹子夹着，它的理由是什么？”任瀚回答，这还需要理由吗？老师继续提问，把所有细节都问了一遍，最后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走吧。” 这不是那天最不留情面的评价。老师对另一位画了朝鲜核爆素描的中国人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艺术，你应该做政治。” “当时只考虑内容了，只考虑内容和作品的形式这些，就是国内的教育嘛。在国内你会很关注思想内容，就觉得艺术要表达一个多么高深的思想，就好像教育人一样，但是在这边完全不是这回事，”任瀚说，“你的主题可以很无聊，关键是你怎么做。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细节上，很多是我在国内完全忽略掉的细节。” 以前，他把一幅画画好，认为自己就完成了任务。但现在，他还要思考如何展示，思考画和空间的关系，和观看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去表达，在国内是不表达的，也不是说大家羞于表达吧，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说，艺术好像很难言说的。这边也是认为艺术很难言说，但是他们总有一套逻辑能够推着走。美院的五年，其实给你造了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可以带着自己走。” 当时的任瀚还没有想清楚这些，老师认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向，留他重读了一遍四年级。 五我见到思宇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把采访地点选在拉丁区的一家南美餐厅，La rhumerie，列维·斯特劳斯与同僚谈论热带见闻的餐厅。思宇在巴黎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对这些有典故的地方，了解颇多。她留短发，穿黑色修身的上衣，坐下时，腰总是挺直的，无论是点菜还是聊天，都迅速而坚定。就着一杯加了朗姆和橙子利口酒以及奶油的咖啡，思宇谈起她的博士论文课题：高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从巴黎四大历史系毕业之后，思宇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修读硕士，研究方向是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的起源。对教育制度的研究兴趣，更准确地说，对考试制度的研究兴趣，来源于高中时的经历。高中时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学生，“一直生活在校外”，在网吧和游戏厅刷夜，跟朋友打台球。同龄人在为了高考努力学习，她认为那没有意义，毕竟这些知识，在社会上毫无用处。高中毕业后的这十年，她一直在试图解答当时的疑惑：“他们到底现在干嘛？”这疑惑后来被总结成更具体的问题：“对教育系统的信仰是合理的吗？” 进入巴黎高师之后，思宇开始对比巴黎四大和巴黎高师之间的区别。巴黎四大的门槛低，没有选拔考试，法国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就读。她上课的课堂里时常乱哄哄的。但她说，这个制度“非常非常宝贵”，尽量迎接所有人，满足他们就读大学的基本权利，提供一套成体系的训练，给所有人接触和融入的机会。思宇就是在这些看起来有些乱的课堂里，学会了像一个匠人一样分析到手的史料，分析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信息。巴黎高师的招生人数极少，以门槛高著称，是所不折不扣的精英学校。里面的学生看起来，更聪明，仪态谈吐好，通俗点说，素质更高。很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在这里就读，福柯就是其中之一。但福柯带给它的光环，在思宇入学后没多久就消散了。“它（高师）其实对于学生的要求，对于学生的训练，完全不如（普通）大学，”思宇说，“它本身的价值不高，只不过是让这些已经在社会上有足够资源的人，去吸取更多的资源。它是一个让富人更富，让穷人更穷的制度。这就像布尔迪厄说的，精英学校就是教给鱼怎么游泳的地方。与此同时，（普通）大学是一个让穷人看到可能性的地方，无论他们最后有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资源。” 从欧洲古代的史料里探出头来，思宇把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精英群体的构建。写完论文，她把目光转回那时给自己带来疑惑的高考。她认为，高考没能打破或者削弱原有的阶级再生产。比如她的中学同学们，“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普通的职员，或者农民。” “你认为自己是个既得利益者吗？”我问。“我是，”思宇不假思索地说，“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反对这个让你获得利益的制度。”于是，读了博士，思宇回到以前给她带来疑惑的那个环境，北京某重点中学，做田野调查，试图解构这个制度。六第二次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任瀚的方向又回到了绘画上。 对他来说，同导师交流依然是件令人发怵的事。教学里，老师们多以批评和质疑来刺激学生创作，仿佛一个个严厉的亚洲家长。实际上，老师也期待学生的反驳和辩论。对语言不好的留学生来说，这种教学方式的压力尤其大。对任瀚来说，压力或许更大些。他看起来不像是个长于激烈辩论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你能感觉到，他在发出声音前，都要认真选择词语，排列它们，好让对方准确地接收信息，即使在说话时，他看起来也像是还在思考这事。同任瀚交好的几位亚洲朋友，在他重读的那年，不是没通过考试被开除了，就是放弃学业回国了。任瀚也想放弃。有时，同学聚会，一位香港女孩会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好了。转机发生在学年快结束时。一位美学老师给“后进生”们开小灶。每周，他们到学生工作室开小会，谈工作进展。本科毕业后，任瀚有好久没正儿八经地画画了，也就是时不时地画些草图。他尝试了各种方向，都是蜻蜓点水。压力上来，他就临摹弗朗西斯培根的画来发泄。一次小会上，老师看见他临摹的《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中复活女神的头部，问，你是不是会画画啊？任瀚说，我以前学过画的。老师问，那你为什么不画？任瀚说，画画不够当代。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绘画其实是一种天赋，就这么放弃，有点可惜。不如试着画些素描，把别的想法先放下，放空一段，画几个星期的画。于是任瀚又开始画画。到第二周，有些肯定的声音出现了。他硬着头皮去约素描老师，又得到肯定。他的方向就这么定了下来。期末将近，展示课上，他把自己的素描和装置一起展示出来。美学老师也教了他如何讲解自己的作品和展示。老师们惊讶，这么木讷的学生变了。他就这么通过四年级，进入五年级，最后获得优秀奖励毕业。现在回看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传统绘画教育，任瀚认为那反而给他带来了一些优势。那种包含了大量写实训练的美术教育，西欧已经不太强调，但在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在欧洲学生中，这反而成了少见的品质。因此他在做作品时，会考虑很多绘画方面的因素。曾经想摆脱的东西，竟成了优势。在中国的经历还带来了什么影响？很难详细描述。任瀚长于自我表达，而非探讨政治、社会一类的议题，作品主题大多非常内向。这在年轻的艺术家中，似乎也是种趋势。上个世纪到欧美留学的艺术家中，很多都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使用中国元素的材料非常普遍。任瀚在做作品时，也不会刻意考虑这些因素。尽管，“在法国，你如果想作品放画廊里好卖，就要打中国牌。”任瀚说，“但我是觉得，我就要用他们的牌跟他们打，好像显得比较厉害。” 任瀚在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任瀚作品：镜子一号，纸上铅笔裱木板，2010任瀚作品：迷宫#1，轻钢龙骨、石膏板、腻子、石墨铅笔，2010任瀚作品：雪山系列，布上铅笔、乳胶漆，2014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的学生工作室。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的学生工作室。七2018年的12月，几乎每个周末身穿黄色马甲的人都会聚集在巴黎的几个主要街道，高喊“马克龙下台”的口号。马克龙上台以来的种种改革引发的不满集中爆发。我见到张凡夕的前一天，那是周六，我们在爱丽舍宫附近的街道上看到“黄马甲”和警察的对峙。催泪弹的烟雾随风一阵阵地飘过来，高喊口号的人群散去。留下一些破碎的橱窗和被喷在墙上的标语。我们看见，一位身穿黄马甲的人在墙上喷出一行字：“工资制去死。” 第二天，这些街道又恢复了平静。行人在雨中撑着伞，无视墙上的标语，来来往往。周日营业的日本餐馆前都排着长队。张凡夕约我们见面的那家日式甜品店，却在周日休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一家连锁咖啡馆去。张凡夕脱下沾着水珠的外套，里面是一条衬衫和一条马甲。他说话快而风趣，激动起来，就流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整齐地放回去。“黄马甲”的抗议爆发之后，张凡夕同朋友们的分歧，也小小地爆发了一次。张凡夕的同学们在脸书上转一个警察要求学生靠着墙，手放头上，挨个检查的视频。他们说，支持学生，警察权力太大了，虐待学生，抗议。张凡夕发帖说，这事情后来查明，那50个人里只有一部分是高中生，其它的不知道是什么人。10个警察面对50个人，还可能有武器，不这么做，后果可能很严重。那条帖子下面，收到了很多反对的评论。“太过政治化了。”张凡夕这么评价自己的同学们，在他看来，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对穷人的怜悯，但都是“没有经历世事的一帮年轻孩子，尤其是学艺术的，真的非常天真”。他觉得他们的狂热似曾相识。他警惕这种狂热，因此同一些朋友疏远了。而这是他刚到法国的那几年，曾经努力想融入的。在张凡夕的职业规划中，巴黎依然是根据地。他对国内的街景越来越不习惯。街上的广告牌，建筑，城市规划，都没有美感，尤其是最近被强行统一的招牌。他习惯了巴黎的美感。他也习惯了法国人的直白。到一家咖啡馆，发现价格太高，会直接地说出“太贵了”，提议换地方。而在国内，或许是由于他的敏感，他感觉到不论去哪，服务员和路人打量你时，似乎都在打量你的经济状况。他不喜欢。但是，现在欧盟经济不景气，他拍电影，靠的大多还是中国来的投资。2011年，任瀚从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获毕业并获得优秀奖励。第二年，他回到中国。比起中国，法国的艺术市场有些饱和。但是，在国内的艺术圈子工作，任瀚觉得有些混江湖的感觉。他不擅长社交，多少有些不适应。今年9月，他又回到巴黎。“在这边很安静，学术资源好，在这边做一些研究性的事情，做一些草图啊，小的东西，”他在北京的工作室还留着，“在国内会做一些发展，把作品更完整一些。”他正在申请艺术家签证，准备在巴黎和北京两地工作。 在北京的学校做田野调查的经历给思宇带来了一些压力。她发现，如果回国工作，处理学校内的人际关系对她来说，有些挑战，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学术领域，现在你只能全球找。”她说。现在，对在巴黎的生活，她是享受的。2014年，思宇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交换读书，那时她每天要集中精力工作15到18个小时，学术工作成了体力上的挑战。但在巴黎写博士论文时，她每天全神贯注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4到6个小时。她同周围的人交流，大家似乎都是这样。在巴黎，工作之外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未来的教职在哪个国家，还是个未知数。—— 完——题图为巴黎街景，来自视觉中国。文中其余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鸣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