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博士

为实现21世纪中叶的高等教育强国目标，我国自2015年开始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如何在短期内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积极推进一流大学建设，无疑成为当前各高校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亟需应对的现实难题。不同于文史哲等学科，经济学学科人才的通用性和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为实现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目标，各财经高校求贤若渴，使出浑身解数，用尽洪荒之力，几十万乃至百万年薪不在话下，特聘副研究员、特聘研究员和高层次人才岗位虚位以待，住房和配套科研项目等沉甸甸大礼包诚意十足，高薪高酬不是梦，高聘高位不是事，万事皆具备，只盼人才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情况。为了能在2020年打造10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法国自2010年以来实施了“卓越大学计划”。“卓越大学计划”的一大改革措施，就是鼓励当地规模小、实力强的各类科研院所和大学合并重组，组建大学联盟。笔者目前所访问的法国经济理论和分析研究中心（Groupe d'Analyse et de Théorie Economique Lyon-Saint-Etienne，以下简称GATE），就是里昂大学联盟下的一个科研机构。它成立于1997年，在2010年与圣埃蒂安大学的CREUSET研究所合并，成为一家具有多重领导的研究机构。它既附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附属于里昂第二大学，还附属于里昂第一克劳德伯纳德大学、圣埃蒂安大学和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并且也是专门研究大脑皮层构造、认知和修复功能的脑皮层卓越实验室（CORTEX Laboratory of Excellence）成员单位之一。2015年，GATE成立了实验室（GATE-LAB），为进行决策实验的中心研究人员提供先进研究设备，允许研究人员开展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研究。经过短短的四年发展时间，截至2019年2月，在反映全世界科研人员和机构研究实力的IDEAS排名中，GATE的实验经济学学科研究实力在全世界1950家研究机构中跻身前5%，位列第37名。排在它后面的高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高校院系。而在法国各高校中，GATE的实验经济学科全法排名第二，位列第一的是图卢兹经济学院，它的实验经济学科在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31名。图卢兹经济学院对于我国经济学者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它诞生于产业组织权威经济学家拉丰创办的产业经济研究所，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梯若尔则是该院现任院长。虽然IDEAS排名并不能够媲美于大众普遍认可的QS世界大学排名或者THE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等，但是它不失为反映高校机构学科研究实力的纯粹指标。如果一所高校连IDEAS排名都排不上号，那么只能说明这所高校的学科科研实力不行，这只会使得它在另外一些综合实力排行榜中靠后，甚至名落孙山。而GATE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实力在学术界也是有目共睹。早在2014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姚宇教授就已把GATE列为世界八大著名经济学实验研究基地之一，并在《经济学动态》刊物上撰文介绍了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和研究方向。不同于姚宇教授一文，本文在此重点关注GATE的经济学师资和实验经济学学科建设，以此阐述GATE如何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实验经济学学科。在此基础上，浅议它对于我国构建世界一流经济学学科的经验借鉴。GATE的经济学师资和实验经济学学科建设众所周知，为了教学需要，师资队伍的研究领域越分散越好；而合作研究，则要求师资队伍的研究领域甚至研究话题越集中越好。GATE作为里昂大学联盟（12个成员机构+25个合作机构）合并重组的产物之一，虽然没有本科生，但是依然承载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任务，因而师资力量和研究领域分散不可避免。它呈现出两个多样化特征：一是经济学师资队伍归属机构多样化。53名研究人员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成员和合作机构：其中里昂二大18名，圣埃蒂安大学18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9名，里昂高等师范学校4名，里昂高等商学院3名和里昂三大1名。二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多样化。GATE研究领域涵盖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博弈理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不同经济学学科领域。在法国，公立大学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均属于国家公务员。因而，与我国先到学校应聘然后取得职称资格不同，法国需要先通过国家大学委员会学科组的资格评审，获得讲师（matres de conférences）或教授（professeurs des universités）资格后，才有资格去应聘法国高校空缺岗位。而为了获得研究指导资格（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简称HDR），则需要博士毕业工作多年，有原创研究成果、教学科研工作经验，同时要有辅助指导研究生经历。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无疑增加了法国师资和学科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催生出独具特色的师资和学科建设制度。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它允许教学科研老师拥有多重身份归属，在不同单位共享优质师资。例如，拥有里昂高等商学院终身教职的一名副教授，可以同时作为GATE的研究员，在两边机构都有个人办公室，同时在两边上课并指导研究生。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可以在GATE或里昂大学联盟其他合作机构里为学生授课，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从GATE的实验经济学师资来源看，里昂高等商学院1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4名，里昂第二大学5名。如果不允许多重身份归属，那么就会变成一人单干，外加两个小规模实验研究团体，这肯定没办法支撑起一个世界一流学科。幸运的是，多重身份归属使得他们在保留自身不同机构归属身份的同时，拥有了共同的GATE研究人员身份。它为内部整合实验研究力量、聚焦实验研究话题和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从理论上来讲，多重身份归属本质上是研究人员能力的一种溢价回报，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并产生激励效果。一方面，它可以形成研究人员的一种自我激励机制，可以激励教学科研人员不断研究和学习，提高自身实力，以获得更高的学术认可。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降低人才频繁跳槽流动的社会风险和成本，有利于共享优质师资，促进不同院校单位开展研究合作，提高研究生的联合指导和培养质量。其次，它通过准会员制度巩固研究团队力量，通过研究员制度培育世界一流学科研究网络。GATE的师资力量不仅重视内部整合，而且也重视外部人才引进。一方面，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作为GATE的附属教职工（Affiliated Faculty），主要面向GATE毕业的博士，或者在里昂大学联盟有过工作经历的其他高校研究人员。截至2019年1月，GATE的准会员就有34名，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代志新助理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慧助理教授就是GATE培养的博士，他们都是GATE的准会员之一。众所周知，培养一个专业领域研究人员至少需要耗费三五年时间，而要在学术圈内找到相同研究主题、彼此信任和合作无间的研究人员则要看缘分。因而，准会员制度对于维系和延续本单位重点学科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准会员身份或者附属教职工制度，既避免了师资队伍的近亲繁殖问题，又能保留和延续自己培养的嫡系研究团队力量，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原有合作项目和研究话题。另一方面，研究员（Fellow）制度则是里昂大学联盟高等研究所十来年的杰作。高等研究所是里昂大学联盟学校层面的一个研究机构，服务于原创思想、全球化和跨学科的前沿学术研究。它每年资助全世界具有原创思想和跨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到里昂大学联盟进行短期（5个月）或长期（10个月）的自主创新研究工作。研究员筛选主要基于两个标准：科学卓越、相关研究与里昂大学实验室有合作潜力，并优先资助生物健康与社会、科学与工作、人文与城市等三大学术领域项目。从2008年至2018年十年时间，它已经资助116名研究员，分别来自31个国家，在里昂大学联盟停留时间累计1010个月。凭借准会员和研究员这两种外部人才引进制度，GATE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增加了4名准会员和1名研究员，团队研究实力增加了近50%！第三，它的博士生培养是单导师和多导师指导制度相并存，并且通过限制导师指导学生总量，让没有研究指导资格的老师也有机会指导博士生。法国高校教师拥有研究指导资格（HDR）就有资格招收博士生，可以单独指导博士生或者作为主导师。而没有具备HDR的教学科研老师，则有机会作为博士生的副导师。副导师角色并不是由学校、学院或者主导师直接分派，而是博士生和副导师之间双向自愿选择的结果。副导师可以多个，一两个常见，三个及以上则非常少。对于法国博士生来说，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可由三篇小论文构成，它们可以是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话题。为了研究需要，博士生可以求助于不同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可以邀请老师成为小论文合作者之一，并且成为其副导师。副导师的选择范围，不局限于同一实验室或者院校，理论上可以是全世界任何一所高校老师。一些博士生通过交流访问，成功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或欧洲其他高校老师担任其副导师。可能有人会问，副导师的选择过程，难道不会出现博士生和老师相互嫌弃的状态么？作为博士生，可能更倾向于“抱大腿”，更偏向选择权威资深或者有HDR的老师作为副导师；而没有HDR的年轻老师，也可能会挑剔合作伙伴，不愿意把精力耗在初登学术殿堂的博士生身上。这种现象应该会有，但是法国现有的教育制度设计把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一方面，导师指导学生总量是有明确限制的。在里昂大学联盟里，不管是担任主导师还是副导师，任何一位老师指导学生总数不能超过10个。文科学制3年，学生大都4-5年毕业，最多不能超过5年。这样算下来，一个拥有HDR的老师，平均有2-3个名额，他或她很可能会更加珍惜主导师而非副导师角色。另一方面，要获得HDR，需要前期有指导学生研究经历。这会使得没有HDR的老师尽可能通过课堂或者研讨会展现自己研究特色和实力，以获得可能的副导师机会。与此相反，拒绝担任副导师，只会不可避免地延长其HDR获得时间。最后，它既有学科泰斗人物，又有专业化分工、成规模的学科内部和外部研讨会，由此形成了国际化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网络，成就了一批世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GATE有一名欧洲科学院院士Marie Claire Villeval教授，她是法国实验经济学会创始人，担任过法国经济学会主席和世界实验经济学会欧洲区主席等重要学术机构职务，也担任过《实验经济学》和《经济行为和组织杂志》等国际权威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职务。因而，面对GATE多样化师资和研究领域，她能够成功整合GATE将近五分之一的师资力量，聚集实验研究，形成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而在GATE实验室里面，有工程师专门负责行为和神经实验程序的编程问题。研究人员、博士生和博士后只要有研究想法，详细描述清楚具体实验细节和内容，工程师会解决整个实验的编程和调试问题。这样的专业化分工，对于研究人员和学生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专业化分工，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开展很多实验，2018年全年就进行了186场次实验。另外，整个实验研究团队现有11名研究人员，10名博士生和2名博士后。每个学生可以在研究人员指导下，先做一场内部研讨会（seminar series）报告。它类似于国内开题报告会，涵盖研究话题的引言、文献综述、实验设计和研究假说等内容。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会出席内部研讨会，并且畅所欲言，积极提供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与内部研讨会不同，外部研讨会则是面向全法乃至全世界所有从事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博士生。2018年全年实验经济学的外部和内部研讨会分别进行了29和9场次；2019年两个半月时间，外部和内部研讨会场次已经进行12和3场次。实验经济学学科的内外部研讨会，对内凝聚了研究共识、聚焦了研究话题，对外则与全世界许多大学研究人员形成了学术合作伙伴，总数已经高达56位。在这样的制度氛围下，团队也在《自然》、《科学》和《美国经济评论》等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大量研究成果。GATE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学科的启示和经验为更好推进我国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我们可以在身份归属、人才引进、导师制度和学科团队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例如，建立教学科研岗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多重身份归属制度，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设立特聘研究员短期聘用制度，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模式和渠道；提供讲师和副教授分别参与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的副导师制度，丰富研究生培养模式；形成经济学学科研讨会分类建设机制，建设经济学学科研究团队和国际化研究网络。然而，为推进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仅靠上述四类改革举措肯定远远不够。毕竟，这些制度经验内生于法国国家教育体制、大学联盟环境和整个学术科研环境。换句话说，为了有效推进上述四种举措，我们还需要在相关配套制度和关键问题方面下功夫。首先，学科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退休问题。法国法定退休年龄从2010年开始是62岁；如果职工觉得自己精神和体力还能够适任工作，那么可以再延迟5年，到67岁退休，而且退休后可以领取100%退休金。也多亏法国六十多岁的退休年龄，要是采用中国女性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那么GATE的实验经济学学科泰斗人物几年前就得退休了，GATE还能不能够建立起实验室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即使它能够建立起实验室，实验经济学学科研究实力要跻身全世界前5%，估计也要悬了。这给了我们相应的宝贵启示，即为了更好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高校可以优化聘任制度，为那些在国际上具有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精神和体力还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工作、自身依然有工作热情和意愿的老教授创造相关延迟退休条件，并且提供退休返聘的学科发展平台和机会。其次，我国高校教师兼职问题。在实践中，一些教师可以身兼多职，拥有其他单位的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或者特聘教授等诸多名头，但是这些更多是挂名，具有荣誉性质，很可能并没有在不同机构从事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在国家或省市级层面进行统筹，推行教学科研人员的多重身份归属制度，同时规范高校教师归属机构总量。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降低高层次人才跳槽流动频率；有利于创建共享优质师资的制度条件，促进不同院校单位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第三，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优化问题。我们同样也有特聘研究员制度，但是它主要面向博士毕业生，用于补充师资。它并没有面向拔尖青年人才或者学术领军人物，用于引领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不过，承载这一人才引进目标的重任，落在一些以祖国大江名山冠名的讲座教授身上。从初步建设成效来看，更多体现在成果发表上，而实际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效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里昂大学研究员制度更加务实和经济。它要求研究员在里昂大学联盟机构停留5个月或10个月。为什么不是半年或一年呢？因为寒暑假分别有一个月和两个月假期，在此期间不办公。这可以确保在停留期间，研究员可以和机构的教师以及博士生一起参与学术研讨，讨论研究话题，开展合作研究。虽然他们聘用时期不长，但是却让人直观感受到其对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直接溢出效应。第四，我国现有的成果评价标准问题。众所周知，我国高校成果认定存在“唯第一作者论”现象：研究成果只认中文刊物第一作者，一些高校也认英文刊物通讯作者。这一制度设计有助于减少潜在的署名学术规范问题，但是也产生不良后果。为了职称评审，高校教师将不得不追求第一作者的成果数量；而大家想当第一的结果，将是导致独立研究，而非合作研究。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涉及到理论建模和量化分析，需要大量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大数据或爬虫技术、计算机编程等技能。为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需要专业化分工和团队合作。然而，“唯第一作者论”明显不利于经济学学科团队建设，使得不少学科团队更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频繁出现在项目申报书中，但是，在实践中却很少见到实际的团队合作和研讨经历。另外，它对研究生的研究激励不足，不利于研究生学术成果积淀，甚至出现只能适用本校的无奈规定：学生第二，导师第一，成果等同于学生第一。换句话说，在当前评价体系下，为建立副导师制度，我们很可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给予研究生足够的研究激励，同时调动副导师指导积极性，合理平衡研究生、主导师和副导师的责权利问题。幸运的是，一些高校已经意识到“唯第一作者论”的弊端，它们对于成果认定执行新的规定：学生第一，导师第二，该成果等价于导师第一。尽管这同样只是一个只能适用本校的规定，但是它却给该校学科团队和副导师制度建设带来新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制度思想推而广之，比方说，对于联合指导的学术成果，主导师最后，学生或副导师第一，该成果同样等价于主导师第一、学生第一。与此同时，对于副教授或教授同一职务不同岗位等级的晋升机会，优先考虑联合指导的主导师。若能够建立起此类成果评价标准和制度，研究生联合指导有望，学术团队建设可期。第五，研讨会分经济学学科分类建设问题。如前所述，GATE的师资来源机构和研究领域是多样化的，因而研讨会主题同样呈现多样化特征。但是GATE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把研讨会分类，例如，脑皮层神经经济学研讨会、实验室研讨会、内部研讨会、圣埃蒂安（Saint-Etienne，地名）外部研讨会和艾库里（Ecully，地名）外部研讨会等。对于其中一小部分研讨会，会录视频放在视频网站上供大家学习观看。除了两个以地名命名的外部研讨会是多样化主题外，其他三个研讨会都是密切围绕着神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学科开展研讨活动。我国不少财经院校每学期也有一系列讲座论坛，但更多是综合性的，邀请集中于国内报告者，还没有细分并形成经济学学科研讨会系列，国际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因而，研讨会系列分经济学学科分类建设和报告国际化程度，无疑可以成为国内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之一。最后，经济学学科项目评审和答辩等活动的国际化和性别平衡问题。众所周知，经济学学科研究具有很高的通用性和普适性，这使得它可以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同时，又可以面向全世界。受益于欧盟一体化，法国高校的各类职称资格评审、研究指导资格、研究生录取和博士论文答辩等一系列评审和答辩活动，非常容易具有国际化特征，不少活动要求至少有一名外籍教师参与；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性别歧视问题，强制规定评审组或者答辩评委会至少需要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同时为了公平起见，评委会和答辩委员需要明确声明，表明他们与答辩者或评审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评审和答辩等活动的国际化和性别平衡问题，无疑也是我国经济学学科迈向世界一流进程中的应有之义。（作者连洪泉为华南师大经管学院副教授，法国经济理论和分析中心访问学者）

来源：腾讯科技审校汤姆，文中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据国外媒体报道称，预测国家通货膨胀是一项棘手而复杂的任务。在美国，政府的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通常会派遣测试人员到商店记录从奶酪到轮胎的各种商品价格，并通过电话向消费者调查他们在汽油和葬礼服务上的具体花费。但显然，亚马逊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在外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该公司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方法，通过在自己的平台上进行数千笔交易来衡量通胀。自动分析产品说明以帮助自己更好地评估服装、榨汁机或浴垫的质量，从理论上创建一个更准确、最新的产品价格指数。这只是亚马逊使用其近年来招募的一批经济学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如今这家电商巨头已经开始从零售业扩展到包括云计算等多个业务领域，同时颠覆了经济学家在公司内部的传统角色。消息称，亚马逊现在每年会从毕业的博士经济学家人才库中“吸取”大量新鲜血液。在美国，这一人才库每年只增长约1000名新博士毕业生。虽然如今“经济学家”的定义已经十分模糊，但这门学科通常被理解为“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资源和对激励的反应”。过去几年里，亚马逊雇佣了超过150名博士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该领域最大的雇主，仅次于美联储（美联储拥有数百名经济学家）。而且，它还是唯一家在1月份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s Association）年会上设有招聘摊位的企业，并且在场免费分发钢笔和带商标的压力球。与任职于学术界或政府的经济学家不同，亚马逊经济学家的工作内容几乎完全是保密的，工作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才能开始工作。但根据背景调查和亚马逊本身透露的消息，整合经济学家的力量对该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惊人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马逊的经济学家们负责制定房地产决策，设定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产品最低价格，精确确认客户需求，以及判断广告是否有效。以上所有这些都使用到了机器学习算法，这种算法可以大规模地实现决策自动化。规模较小的公司并不总是能为这种资产买单，这使得亚马逊将竞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其他有效利用经济学家的科技公司，比如拥有30人经济学家团队的Uber，也对亚马逊所打造的团队规模表示钦佩。Uber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霍尔（JonathanHall）今年1月在美国经济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亚马逊是唯一家聘用了大量经济学家的公司，并且因此取得了大量成功。尽管许多公司聘请经济学家担任自己面向公众的发言人或指导总体企业战略，但Uber和亚马逊都试图让他们成为几乎每一项商业决策的关键顾问，并用大量数据来取代人类直觉。与此同时，亚马逊正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经济领域。“亚马逊的人并不会扮演像传统首席经济学家那样的角色，他们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执行主任汤姆·贝尔斯（TomBeers）说道。01科技经济学家的崛起应该说，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来说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帮助预测宏观经济状况，以指导关于生产什么产品、进入哪个市场以及从哪里采购原材料的战略决策。他们的角色对于科技企业来说也不陌生，因为像IBM、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公司都设立了这一角色，并有几十年的历史。比如，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Varian）帮助设计了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的新拍卖模式，同时也证明了谷歌并未违反垄断法。谷歌透露，该公司现在拥有约300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但不愿就此提供更详细的数据。据信，在这一领域，亚马逊聘用的博士经济学家数量比任何其他科技公司都多。过去几年里，一些面向消费者的小型科技公司，比如家庭搜索平台Homeaway和求职网站Indeed也开始聘请经济学家来处理用户数据，并产生一些数据解读。这些数据解读可以打包成一种媒体形式，提供给记者。这些企业同时还具有某些政府关系职能，并通过数据表明公司对某一特定社区带来的积极影响。两年前，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还启动了一场仅面向科技经济学家的年度会议，与会嘉宾包括来亚马逊的四位经济学家。根据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迈克尔·卢卡（MichaelLuca）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微软前经济学家苏珊·阿西（Susan Ahe）最近的一篇论文，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工作清单数据库中，为经济学家打出招聘启事的科技公司数量从2014~2015年的15家增加到了2017~2018年的21家，今年甚至有望继续增加。而且，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会公开为经济学家职位做招聘广告，这一数字可能还并不是全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家拥有大量门店的大型零售商。我们通常可以准确预测30~40%门店的销售表现。利用目前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能力，我们在特定地点预测业务表现的准确率已经接近90%。”IBM首席经济学家马丁·弗莱明（MartinFlming）说道。对于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来说，这种能力是他们极为看重的。亚马逊拥有的数据可能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而它也需要数据才能正常运作各个业务部门，无论是贷款、网络服务，还是最后一英里交付等都是如此。02数据的魔力亚马逊庞大数据处理团队的设计师是帕特·巴贾里（Pat Bajari），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自1993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来，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房价、政府采购、拍卖等主题的论文。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工作后，巴贾里于2010年加入亚马逊，担任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亚马逊都拒绝让旗下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接受采访，也拒绝回答有关他们工作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们偶尔会公开发言，巴贾里曾在美国经济协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题是关于亚马逊利用大量数据预测零售需求，以及大数据如何影响企业业绩的。在演讲中，他分享了一些自己对经济如何塑造科技公司的看法。“从大约八年前开始，我看到这个行业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加认真地使用科学方法，来消除公司内部的猜测。”在两句话之间，巴贾里带着特有的紧张笑声说。“你基本上是在‘清理垃圾’（clean up waste）。”在其他公司，经济学家通常集中在一个小团队中。但在亚马逊，他们会被整合到整个公司的许多团队中。在一本制作精美的招聘手册中，亚马逊描述了其经济学家如何帮助建立贷款给第三方卖家的风险模型、为Alexa和Kindle等设备的产品设计和参与跟踪提供咨询，以及帮助其蓬勃发展的云服务业务寻找客户，并预测该消费者网站的服务器容量需求等工作场景。在目前发布在亚马逊招聘网站上的46个经济学家职位和实习职位中，其中有一些是让经济学家帮助微调卖家定价、找出亚马逊庞大分销网络实现运输的最佳方式，以及确定表现最好人才的特征以期做出最好的招聘决定。例如，亚马逊运行着一个名为“Connections”的程序，该程序会向员工发送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你的工作是否为您提供了学习新事物的机会？你的团队总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吗？官僚主义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你交付成果的能力？”为了改善员工反馈，亚马逊实施了一些干预措施，比如培训管理人员，让他们与下属更好地互动。事实上，该公司最早的时候聘请了一支由心理学家、其他科学家和产品经理组成的团队。但不久他们便发现，这显然不适合实现亚马逊追求的目标，即更好的员工表现。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则能够有效分析哪些干预措施促成了更高的工人生产率。一位要求匿名的前亚马逊经济学家表示：“心理学家在亚马逊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经济学家经历过的培训，这就是与盈利能力的关系。亚马逊是一个以数据为驱动的地方，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计划对客户有利，就很可能会遭遇挫败。”要弄清楚人力资源试点计划或者经济学家在亚马逊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是否奏效，就需要使用到所谓的“因果推理”（causal inference），即确定是什么导致了什么，从而决定了要做什么、该做些什么。以Prime订阅服务为例，大多数消费者选择这一服务大都是因为免费送货服务、流媒体视频、还是全食超市的折扣？经济学家得出最可能的答案，使公司能够更好地决定哪些Prime福利应该包括在内、哪些应该取消。其他一些公司决策，比如如何定位广告、在哪里开设书店和仓库，以及Echo设备的成本等也受到经济学家的审查。在大多数公司，这类工作通常是由数据科学家来完成的。但另一位亚马逊前经济学家表示，巴贾里主张聘用受过正规经济培训的人才，以为尽可能多的商业决策提供有效咨询。这位亚马逊前员工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经济学家拥有更具体的技能组合，这些技能更适用于许多商业问题。”03突破象牙塔的桎梏可以肯定的是，建立一支由150名博士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并非易事，尤其是因为在研究生院的学生通常认为“对于无法在大学找到工作的人来说，私营部门才是一个后备选择”。虽然公司经济学家很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学术期刊的文章发表数量被认为是学术界硬指标），但与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不同，前者通常可以拿到丰厚的薪水。当然，亚马逊也完全有能力为这一团队支付更高的价格。数据显示，甚至连普通经济学家的薪酬也高达16万美元，这几乎是亚马逊所有员工基本薪资的上限，额外的股票期权则使他们的总体薪酬要更高。然而，这并不是亚马逊向新培养的博士们所进行的主要宣传。因为这些经济学家通常任职于知名学府，其中许多人都是终身职位，在他们的简历上有一长串的出版物清单。因此亚马逊的杀手锏是：为他们提供拥有大量独家数据的访问权限，这些数据对于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说可能是非常费时费力才有可能获得的。2013年加入亚马逊的高级经理兼经济学家威尔科·舒尔茨·马伦多夫（Wilko Schulz-Mahlendorf）在LinkedIn的个人资料中写道：“你理应嫉妒我们正在研究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能够获得的海量数据。”现在，正是这些知名学府正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整合到它们的课程中。因为它们知道，这些都是处理现有信息的基本技能，也是解决当今经济面临最大问题的出路所在。对许多学者来说，这里有一个不利的方面：私营企业现在创造、控制着了解现代世界所必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公开数据。”比阿特丽斯·谢里尔（Beatrice Cherrier）说道，她是法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of Cenerg Pontoise）的经济史学家。“但现在，这些有价值的数据都是科技企业所独有的。”谢里尔解释说，这不仅使世界上所有的亚马逊人不能发表任何可能使公司看起来不好的东西，而且也使他们很难复制自己可能发布的任何研究，因为公司内的所有源数据都是保密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里面的人来说，亚马逊就是一个充满快乐的游乐场。达里尔·费尔韦瑟（Daryl Fairweet）2014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加入了亚马逊。“你不是为了一份工作不得不去面试的，你可以在同一时间面试很多工作。”费尔韦瑟说，他于2018年离开了亚马逊，成为房地产网站Redfin的首席经济学家。“一旦被录用，研究期间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研究的话，我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没有人会提前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尽管亚马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可能在公司内部永远看不到曙光，但它却会影响着管理层的决策，而这些决策足以影响到千百万人。在亚马逊，即便是最初级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在高级副总裁面前介绍他们的研究，并可以对自己的建议对公司利润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估。“就个人而言，这的确令人兴奋。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有明显的价值。如果仅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话，你很难知道立法者是否根据你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当你在公司工作时，你会明显知道自己的研究改变了人们的想法。”费尔韦瑟说道。加入华尔街见闻VIP会员，领取2019全球市场机会！都到这里了，点下在看吧

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的时代,传统商业模式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企业的组织架构也面临着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意识到,在MBA/EMBA毕业若干年后,进入商学院对最前沿商业智慧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洞察,不断升华思维的深度,扩宽认知的广度,才能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突出重围,获得持续发展的源动力。2020年7月2日,法国里昂商学院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2020级Global DBA及商学院企业家商学院讲师证书CBL项目开学典礼隆重举行。二十多位求知若渴的企业高管和优秀创业者们济济一堂,正式加入了法国里昂商学院的全球高管精英圈,以充满挑战性的读博之旅为思想赋能、为未来寻路。随着里昂商学院于亚洲地区的品牌效应更隆,GDBA项目严谨治学的课程口碑传播更广,今年吸引到的20位精英学员来自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杜兰大学,拉夫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海内外名校,企业决策层占比60%。四年后,他们的研究主题为推动产业前进,引领理论前沿,必将做出诸多贡献。本次典礼由法国里昂商学院亚洲助理校长、GDBA(亚洲)项目主任陈峻松教授主持,法国里昂商学院副校长、亚洲校长王华教授,法国里昂商学院特聘经济学教授、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袁志刚教授,中国法国工商会运营总监 Natacha LEYRE 女士,法国里昂商学院GDBA(亚洲)项目学术主任,市场营销学教授、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陆定光教授,法国里昂商学院特聘组织与人力资源教授、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江源教授,法国里昂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卢骏教授等嘉宾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分别向2020级新学员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法国里昂商学院校长Tugrul ATAMER教授,法国里昂商学院研究副校长Frederic DELMAR教授在法国通过视频,送上了对2020级新生学员的祝福。▲ 法国里昂商学院亚洲助理校长、Global DBA项目主任陈峻松教授致欢迎辞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欢度一个激动人心的重要日子——2020级Global DBA开学典礼,热烈欢迎大家加入这所拥有百年商业学术文化积淀,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是最顶尖的法国里昂商学院!▲ 法国里昂商学院校长 Tugrul ATAMER 教授通过视频致欢迎辞我很高兴能正式欢迎各位加入法国里昂商学院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与企业家商学院讲师证书课程。法国里昂商学院拥有长达148年的悠久历史,是为数不多的全球校园网络遍布三大洲的商学院之一。在中国,我们致力于协助管理者和领导者们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亚洲经济形势;同时也热衷于培养企业家们的创新创业精神,支持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法国里昂商学院始终秉持勇于尝试、实验、创新、携手共进的“创客精神”,致力于汇聚全球学习者和变革者,打造连接科学、工程、人文、设计等各大商业领域之间的综合性学术交流平台。在未来四年乃至更长的时期里,法国里昂商学院将成为大家的家外之家,衷心希望各位能够在这里探索全新的自我,充分发现并激发自身能量的无限可能性。▲ 中国法国工商会运营总监 Natacha LEYRE 女士致欢迎辞我很荣幸今天作为法国商会的代表出席法国里昂商学院的GDBA项目和CBL项目开学典礼。中国法国工商会(简称“CCIFC”)成立于1992年,旨在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同时代表驻华法国企业的利益。CCIFC目前在中国拥有1,600多家会员机构,其中不乏卓越优秀的高等学府,也包括与法国里昂商学院的长期合作。早在20年前,中法两国已开始进行各种学术交流。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法乃至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将更加频繁融洽。教育是机遇,是祝福,也是个人成长的关键因素,也意味着了解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在这些商业环境中研究不同的信念、原则和行为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职业生涯和文化认知。▲ 法国里昂商学院研究副校长 Frederic DELMAR 教授通过视频致欢迎辞欢迎大家加入法国里昂商学院的大家庭,一起共度美好学习时光,感受GDBA项目对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裨益。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各位将通过学习诸多课程,在严谨且高标准的科学培训下,研究探索有关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不同观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经验,运用最先进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并解决具有深远影响的实质性问题。法国里昂商学院GDBA项目必将有助于各位重新定位自我,加快实现人生目标,我们期待着与大家尽快会面,一起在对管理的研究和对实践的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法国里昂商学院副校长、亚洲校长王华教授主题演讲亲爱的同学们,很高兴与你们相会!如今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同时,属于我们的时代机遇也在悄然呈现,而要想跟上并把握好时代潮流,显然就需要我们拥有更多的商业智慧。法国里昂商学院是具有百年商业沉淀的智慧学府,将为各位学员们提供欧洲亚洲两地一流的研究环境,Global DBA中英双语项目旨在塑造和培育富有“创客先锋”精神的学者型商业领袖,帮助各位深入开展对工商业领域前沿的研究和探索,进而实现人生境界和人生价值的全新突破。法国里昂商学院重装推出的升级版企业家商学院讲师证书课程(第三届)(Certified B-School Lecturer Program, 简称CBL),致力于打造赋能型领导,帮助企业家实现教师梦,传道授业解惑自己多年来宝贵的商业智慧,从容提升人生新境界!▲ 法国里昂商学院特聘经济学教授、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袁志刚教授致欢迎辞后疫情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入学,我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在未来的学习中一定要注意胸怀“天下意识”,始终关心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在GDBA项目的学习过程中,要更加勤于探索,学贯中西,勇于实现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宏观经济与自己所从事的微观企业活动相结合,为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平等、更繁荣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贡献力量。在读GDBA学员代表分享心路历程▲ 法国里昂商学院18级GDBA博士候选人,睿越咨询创始人,DDI签约首席顾问 唐卫民女士我读DBA的初心是提升自我整体认知水平,并在某个领域打下精钻的学术基础,为人生的下一站做准备。两年课程读下来,收获颇多。商学院的大牛教授们在课堂上的三言两语常常令人茅塞顿开;法国里昂商学院还帮助我实现了由企业家转型成为商学院讲师的梦想。仅仅两年,我的学业进度、专业知识和思维方法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法国里昂商学院19级GDBA博士学员,智领荟VHR,联合创始人/会长 钱国新先生查理 芒格曾经说过:“How you learn is how you live”,无数研究已经表明,读书、学习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读书利智,读书利能,读书利命,读书利运,相信各位在读完里昂商学院的DBA后,必将收获良多。法国里昂商学院治学严谨,对每一位学员都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要求,既吸引了大量优质学生加入,也使得商学院的声誉日益卓著。祝贺各位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来到法国里昂商学院,成为“early maker”,走向美好生活。2020级新生代表发言▲法国里昂商学院2020级GDBA新生代表,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陆毅先生分享为什么要选择法国里昂商学院DBA项目?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术以治标,道以治本”。如果我们的工作永远只是止步于浅层次的工商管理技术,并为之沾沾自喜,那么未来终归难免会被层出不穷的职场琐事所淹没,乃至遭遇危机。法国里昂商学院,有着百年积淀的一流商业学术文化,是最浓缩的商业管理智慧集散地,相信在这种深厚氛围的熏陶下,必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洞察各行各业,把握市场的本质规律,升华自己的思想高度,进而收获更大的成功。▲ 法国里昂商学院2020级Global DBA新生代表,卡博特公司亚太区人力资源总监,俞芝红女士分享四年的DBA学习是一次巨大的承诺,我怀揣着全然的谦卑,带着问题前来学习和探索。期待与各位行业佼佼者们携手前行,不断拓宽自己知识和实践的边界,通过对各项管理难题一探究竟,实现人生的新突破。里昂商学院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相信这种来自欧亚的交流碰撞一定会带来更多思想的火花,拓宽我们的全球视野,培养我们更加多元、包容、跨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法国里昂商学院2020级CBL新生代表,HRoot创始人唐秋勇先生分享我个人创业并经营企业大约近20年,一直通过演讲、培训,帮助自己的企业传播商业理念、提升品牌影响力。这几年来,我愈发认识到个人在演讲、表达、培训讲授技巧等方面的不足,渴望得到突破和精进。所以,当了解到法国里昂商学院CBL课程的强大教师阵容和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之后,我果断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报名,相信通过虚心接受法国里昂商学院百年商业学术文化积淀的熏陶,一定可以帮助我突破瓶颈,获益良多。在学员代表、新生代表的热情分享过后,GDBA和CBL项目团队老师纷纷为2020级新生送上开学寄语,祝福大家未来的学习旅程顺利并取得理想的收获。▲GDBA和CBL项目老师成员介绍随后,各位嘉宾为新生们佩戴上了法国里昂商学院校徽,自此,新的征程即将起航!法国里昂商学院Global DBA(亚洲)项目和企业家商学院讲师证书课程(CBL)2020级新生们将会拥有全新的视野和学习资源,知往观来,探索商业世界新奥妙,获取商战管理新智慧,最终成为富有“创客先锋”精神的学者型、赋能型产业领袖,实现人生的新突破!完成人生价值的全新升级!法国里昂商学院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中英双语)法国里昂商学院DBA+CBL双重赋能,开启产业领袖“后巅峰时代”我们共同的愿景升华实践之思想深度探索东西方管理前沿贡献亚洲工商业智慧打造学者型产业领袖培养学者型产业领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全球时局变化莫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法国里昂商学院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深耕学术教育,旨在为商业领袖们量身定制面对当下挑战的新方法、新思路,并肩前行,探索商业世界新奥秘,获取商战管理智慧,踏上人生另一高峰。该项目通过将学术严谨的教育和商业实践相结合,让学员们在全球多地所授的模块课程中更新商业知识,加强多维度问题分析能力,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学员通过撰写博士论文,聚焦于解决自己所处行业或组织内部核心问题的原创研究。秉承自身丰富的职业履历,赋以新习得的学术理论为指导,观往知来,创造出真正的商业影响与价值,成为学者型产业领袖。

201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贫困问题依旧难以解决。这三位经济学家将其分解成更为精细的问题，他们采用的实验性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贫困形成的因果关系，从而使我们更好解决国际贫困。此外，他们在很多领域对于经济干预做出了研究，包括哪一种干预起效、为什么起效，以及具体原因。他们认为，有效的扶贫手段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1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谁？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大大提高了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下面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一位具有孟加拉血统的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国际经济学教授，他与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创立了Ab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母分别是加尔各答总统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Dipak Banerjee，以及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Nirmala Banerjee。他在1981年获得总统学院经济学学位，于1983年获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信息经济学随笔”。2009年，巴纳吉获得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2011年，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此外，他拥有多本著作，其中包括《穷人经济学》（www.pooreconomics.com），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是一位法国裔美国经济学家，目前是MIT经济学教授。她于1972年在巴黎出生，她的父亲米歇尔·杜弗洛（Michel Duflo）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名经常参加医疗人道主义项目的医生。杜弗洛在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本科课程时，原本计划学习历史。在第二年，她开始考虑从事公务员或政治职业。1993年，她在莫斯科呆了10个月。在此期间，她教人学习法语，并撰写了一篇历史论文，旨在讲述苏联如何“使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等大型建筑工地进行宣传，以及宣传要求如何改变项目的实际情况。”在莫斯科，她曾担任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助理，一位是与俄罗斯银行建立联系的法国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萨克斯当时为法国财政部长提供咨询。这些研究职位让她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学具有作为世界行动杠杆的潜力”，并且她可以在做“重要的事情”的同时，满足学术抱负。杜弗洛于199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历史和经济学学位，并于1995年获得DELTA（现为巴黎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联合硕士学位。1999年，她在Abhijit Banerjee和Joshua Angrist的联合指导下获得了于MIT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她被任命为MIT经济学助理教授并一直在MIT工作。2002年，她29岁时被提升为副教授（终身制），这让她成为了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杜弗洛和巴纳吉育有一娃，并于2015年结婚。杜弗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在被问到会怎么花诺奖奖金时，杜弗洛表示：“当年居里夫人获奖后，她买了很多实验材料，我也将把一部分奖金用于研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是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盖茨教授。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的获得者，并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克雷默（Kremer）最近的研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他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选为年度50名研究人员之一，并因其在健康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针对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私人对疫苗研究的投资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疫苗的分发。2010年，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Kremer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精密农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是总部设于哈佛的组织WorldTeach的创始人，该组织会将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作为志愿老师，送往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克雷默毕业于哈佛大学（1985年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92年至1993年担任MIT的博士后，于1993年春季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客座助理教授，并于1993年至1999年担任MIT的教授。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2缘何获奖？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颁给了这三位研究贫困的学者？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官网消息，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涉及将此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表明，这些较小、更精确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最好地回答。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巴纳吉教授和杜弗洛教授，通常还有克雷默教授一起，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如今完全支配了发展经济学。获奖者以及其他追随他们脚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能力。作为其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这些只是这项新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能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3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正如杜弗洛在回答记者时所说，任何扶贫政策要起作用，了解穷人需要什么很重要，但扶贫的人未必知道。有些穷人很绝望，但有些很有进取心，我们要理解根源性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针对如何才能摆脱贫穷这一经典问题，只有理解了贫困形成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解决贫困问题。班纳吉和杜弗洛在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后，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在两人的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他们提出一系列更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针对每个小问题，他们分别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例如，针对为什么很多学生在学校不肯学习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如果我们给学校提供课本，但不提供其他资源，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善；但如果我们改良老师的教学方法，却能极大改善学生的成绩。”《贫穷的本质》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九个方面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此外，也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参考资料：维基百科、网易财经、凤凰财经。责编：小野菌 | 视觉：李盼 东子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让世界更平一些

又到一年高考时，虽然今年的高考比往年晚了一些，不过考生们好饭不怕晚，预祝你们都能够金榜题名。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球场上都有哪些踢球出色学习又棒的家伙们。基耶利尼-经济学硕士学位35岁的尤文图斯老将，球风彪悍的后场铁卫，本赛季意大利人终于退居二线担当替补，为尤文图斯效力的15年间，一共获得过8次意甲冠军，可谓功勋卓著。在场外，基耶利尼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他在2017年获得了都灵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且他的毕业论文是以尤文图斯的商业模式为题的。相信如果椰子以后退役，在尤文图斯的高层任职也是不错的选择，利用他的优势来研究开发尤文图斯的商业价值。比埃尔霍夫-哈根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比埃尔霍夫是上个世纪德国队最出色的前锋之一，大器晚成的他在96年欧洲杯决赛替补登场功进加时进球，让他一球成名。其实他早在20岁1988年在德国汉堡踢球时，就在德国的哈根大学学习，但是经过了14个年头直到2002年时才取得最后的经济学硕士。原因是后来转会到意甲的阿斯科利，就搁置了学业。吉格斯-英国萨尔福德大学文学硕士吉格斯出生在威尔士的卡迪夫，但是6岁的时候就随着家人搬到了曼彻斯特的萨尔福德镇。吉格斯在那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直到加盟曼联，他把23年球员生涯，最好的自己奉献给了这座城市，他也成为红魔历史上出场最多的球员，还保持着多项红魔乃至英超纪录。吉格斯的第二个故乡，当地的萨尔福德大学也为了表彰他在足球领域出色的贡献，授予了他文学硕士学位。莱曼-明斯特大学经济学士学位莱曼被人们熟知实在阿森纳作为主力门将帮助阿森纳成就了不败赛季的神话，以及06世界杯季军德国队的主力门将。其实莱曼并没有要成为一个学霸的打算，巧合的是，在92/93赛季，莱曼为沙尔克04效力时遭遇了重伤。在养伤期间，莱曼意外的感受到了学习的魅力 ，前往明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不过他很快伤愈复出耽搁了学业，直到他在转会AC米兰后才坚持拿到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可见球员都有一种坚持不懈的气质。温格-法国斯特拉斯堡经济学博士要说到学历、学霸，不得不提的就是教授温格，虽然执教后期经受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温格为阿森纳乃至英超做出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教授出生在了一个富裕的法国家庭，自幼就受到高等教育以及家庭氛围的熏陶，温格的球员生涯并不出彩，常年游荡于法国低级联赛，再加上早年被斯特拉斯堡大学录取，就导致他把精力向学业上倾斜。才有了后来电气工程学学士及经济学硕士双学位、赫特福德大学荣誉博士这样的成就。此外，教授还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除了德语与法语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以及一些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并熟知运动心理学。而“教授”这一名号是阿森纳旧将帕洛尔给温格起的，这一称呼绝对名副其实。

来源：汇通网市场人士正翘首以待，希望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以及欧洲央行未来到底将采取鸽派还是鹰派政策。虽然此前有望延续鸽派政策的法国候选人呼声很高，现在看来也不一定真的入选。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指出，德拉基精通政治、语言和金融，欧洲央行需要拥有同样技能的人来保证其独立性，找到合适替代者难度颇大。 今年10月份，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任期即将结束，且不可继续连任。自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已开始实施超低利率环境和大规模刺激计划。尽管该行已经结束了债券购买计划，但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至少在今年夏末之前可能不会改变。 市场关注欧银行长选拔，法国候选人呼声高早在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济学家确定的10位潜在继任者中，有3位是法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Benoit Coeure）和IMF主席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都被认为是热门的法国候选人。其他候选人包括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荷兰央行行长纽特（Klaas Knot）、芬兰现任和前任央行行长雷恩（Olli Rehn）和利卡宁（Erkki Liikanen）。 有报道称，科雷和维勒鲁瓦都表示，如果被要求接替德拉基，他们都非常渴望成为他的继任者。欧洲央行已敦促各国政府在其政策机构中任命更多女性，拉加德在这点上存在优势，但是她缺乏直接的央行工作经验，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非常重要，因为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鲍威尔（Jerome Powell）也顺利成为美联储主席。 2月13日，欧洲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候选人很有可能获得欧银行长的宝座。Axa SA的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克劳维尔称，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不可能还是意大利人，也不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副行长金多斯是西班牙人。如果是荷兰人或芬兰人，那也只是德国人的说法。很难想象会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而欧洲央行央行是芬兰人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法国候选人有机会赢得欧洲央行行长宝座。 荷兰央行行长纽特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则在法国财政部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是否会拥有德拉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这点还不太清楚。总体而言，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障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没有考虑让他担任法国央行行长，而是选择了加尔豪。马克龙也可能更有兴趣支持法国候选人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希望欧洲央行行长也由法国人担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德国人从未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获得这一职位的机会可能已经下滑，因为有迹象表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希望为德国争取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职位。 德拉基能力突出功大于过，找到合适替代者不容易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撰文指出，考虑到德拉基的能力和影响力，想找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欧洲央行行长甚至被称为是世界上做难做的工作。 德拉基在任期中做出不少成绩。比如，他在2011年至2012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最后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广受赞誉。他还监督了欧洲央行向银行业监管领域的扩张，在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其它机构对各国政府失去影响力之际，欧洲央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机构，在这点上他也功不可没。在德拉基的领导下，欧洲央行一直卓有成效，因为其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政治层面采取行动。自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朝着进一步一体化迈出了重要步伐。随着银行监管的集中，欧洲央行建立了一个单一的规则手册和共同的资金池来应对银行业危机，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救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 不够，德拉基的工作也绝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这对欧洲央行在2018年底停止量化宽松的决定提出了质疑。此外，他对欧洲央行官僚作风的管理也存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欧洲央行行长岗位上的工作成就是出类拔萃的。当他离任时，欧元区的脆弱很可能再次出现，下任行长可能将面临巨大挑战。 欧洲不乏央行人才，但没有一人能与现任行长的魅力和能力相媲美。欧元区面临的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普通的行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维系这个四分五裂的货币联盟。 无论谁成为下一任行长，欧洲央行都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央行想延续德拉基的鸽派政策，法国经济学家、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超过1/3的受调查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执委科雷将被选为下任欧洲央行行长。 市场普遍认为，如果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成为下一届行长，那么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可能立即转鹰。如果是法国候选人能接替德拉基，那么可能会延续他的鸽派政策，欧洲央行未来几年坚持不加息，从而施压欧元。从目前的情况看，围绕欧洲央行行长的竞争依然激烈，选出合适人选的难度依然较大，投资者未来需继续关注鸽派鹰派候选人的竞争情况，其结果将影响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影响欧元未来走势。

编者按：亚马逊近几年来已经聘用了超过150名经济学博士，可能是私企行业中最大的雇主，仅次于有数百名经济学家的美联储这样的机构。亚马逊之所以重金聘用大量经济学博士，其意图显然是希望借助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改善公司赢利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篇文章，翻译自原题为Amazon gets an edge with its secret squad of PhD economists的文章，作者Lydia DePillis。Lydia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你介绍亚马逊背后的这群经济学家的故事。对通货膨胀现状及预测做出分析，是非常棘手而复杂的任务。在美国，国家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通常会派遣相关测试人员到商店记录所有在售商品的价格，并通过电话调研了解消费者在如燃气及葬礼服务等第三行业的具体花费。然而，亚马逊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在第三方研究人员的协助下，亚马逊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方法，通过在自有平台上成千上万的交易数据来预测并分析通货膨胀。通过自动分析产品描述，这些经济学家可以更好地评估平台上销售的连衣裙、榨汁机以及浴室脚垫等商品的质量，从而在理论上建立一个更有精准性和实效性的产品价格指数。这只是亚马逊近年以来招聘的一批经济学家参与协助的若干项工作之一。随着亚马逊的壮大发展，它不断地涉足于更多的商业领域，包括零售服务以及云计算服务等若干领域，并且通过核心技术实现了在众多领域的历史性颠覆。如今，亚马逊正在着力改变经济学家乃至整个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角色。相比于其他行业，经济学博士人才库规模本来就不大。据报道，美国每年平均只有约1000名经济学博士毕业生，而亚马逊每年都会从这个人才库中吸纳关键人才。虽然如今对“经济学家”的定义已十分模糊，但这门学科通常都被理解为关于人们如何使用有限资源以及面对优惠激励如何反应的研究。图片来源：Youtube.com过去几年中，亚马逊已经聘用了超过150名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可能是私企行业中最大的雇主，仅次于有数百名经济学家的美联储这样的机构。此外，在每年一月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年会上，亚马逊也是唯一一家在年会期间设有招聘摊位的企业，并且还在现场派发免费签字笔和带有亚马逊logo的压力球。相比于在学界或政界供职的经济学家，亚马逊的经济学家其工作内容几乎完全处于保密状态，此外，亚马逊还要求所有受聘用的经济学家签署保密协议。然而，据相关背景调查和亚马逊自身透露的信息称，不断地招募并发挥经济学家的价值，对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惊人增长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在亚马逊，受聘用的经济学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大规模地决策自动化。其中，包括制定房地产决策、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尽可能保证产品定价更低以及判断营销广告是否有效等方面的决策。如果公司规模不够大的话，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研究和决策。因此，亚马逊才得以把行业中的其它竞争对手远远地甩在身后。其他重视经济学家的科技公司，比如有30人经济学家团队的Uber，坦诚地表示，他们对亚马逊的发展规模表示钦佩。“亚马逊是唯一一家聘用了如此多经济学家的公司，而且还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Uber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在今年一月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的演讲中说道。虽然许多公司都会聘用经济学家，但他们大多在公司中都担任对外发言人或扮演企业总体战略顾问等角色。乔纳森说，他和亚马逊都在尽可能地让他们成为几乎每项商业决策中的核心顾问，并通过大量的数据用科学的方法来取代人们对科学的直觉认知。同时，亚马逊也在根据自己的品牌定位和发展重新塑造整个经济学领域。“亚马逊的经济学家，并不会担任像传统的首席经济学家那样的角色，”美国商业经济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执行董事汤姆·比尔斯（Tom Beers）说，“他们现在从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来自亚马逊分拣配送中心网络的数据，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预测各中心的库存需求、配送车辆的最佳行驶路线以及如何保证一线员工更高效地工作。科技领域经济学家的崛起就私企而言，经济学家对他们并不是很陌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协助预测宏观经济，从而在生产产品、拓展市场以及采购原材料等方面提供战略决策支持。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也早已涉足于科技领域。像IBM、英特尔以及微软这些科技公司，几十年之前就开始聘用经济学家了。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就曾帮助谷歌设计过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全新拍卖模式，此外还确保谷歌在整个过程中不会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据谷歌官方消息称，谷歌现在有大约300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但这两个岗位具体分别有多少人，谷歌并没有详细透露。但是据报道，在这一领域聘用经济学博士最多的科技公司，目前仍然是亚马逊。在过去几年中，少部分以面向消费者为主要经营方向的小型科技公司，比如租房购房搜索平台Homeaway以及求职网站Indeed，也开始聘请聘请经济学家来分析处理用户数据，并从中获取某些信息。这些信息还可以打包成为赢得媒体（earned media），提供给相关记者。此外，他们还要求这些经济学家协调政府公关。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向政府部门展示其对某特定领域的积极影响，从而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两年前，美国商业经济学协会还专门为科技领域的经济学家组织了一场年度盛会，其中的主讲嘉宾有四位来自亚马逊的经济学家。此外，亚马逊同时也是会议后的招待宴会赞助商。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以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苏珊·艾西（Susan Athey）最近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在美国经济协会官网发布的工作机会中，招募经济学家的科技公司在2014—2015年有15家；而2017—2018年则增长至21家。就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个数字今年有望继续增加。此外，鉴于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通过该网站发布招募信息，因此实际数字应该要比这个数字大。在各行各业中，数据如今是非常重要的转型要素之一。此外，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则是，结合软件工程师的软件以及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大型零售企业，你的若干门店分布在不同的区域，”IBM的首席经济学家马丁·菲林明（Martin Fleming）说，“基本上，在了解门店具体销售表现的时候，我们大概有30%至40%的准确率。然而，如果借助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我们在分析预测某特定门店的业务时，准确率就可以接近90%。”亚马逊有着比其他任何公司都要多的海量数据，而且亚马逊旗下各个业务部门也都需要数据，从而来支撑像贷款、网络服务或最后一公里派送等日常运营。因此，对于像亚马逊这类型的公司而言，这种获取并分析数据的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在亚马逊，很多主流产品的定价决策，比如智能音箱Echo Dot到底该卖多少钱，都离不开这些经济学家的个人投入。“你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清理垃圾”亚马逊的数据处理团队的总设计师是帕特·巴贾里（Pat Bajari），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入职亚马逊过后，他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1993年，巴贾里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发表的论文涵盖了房价、政府采购、拍卖甚至共谋等领域。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工作后，巴贾里于2010年入职亚马逊，并担任副总裁一职。两年后，他又接受华盛顿大学的邀请，担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一直以来，亚马逊都要求旗下所有的经济学家不得接受外部任何采访，也不得回答有关其在亚马逊具体工作的问题。但这些经济学家偶尔会在公开场合发言。巴贾里就曾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会议期间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发言，其发言主题是“大数据如何影响公司业绩：亚马逊是如何利用海量数据和实验结果来预测零售需求的”。在演讲中，巴贾里介绍了亚马逊的承接，同时还分享了他个人对经济学可以如何重塑科技公司的看法。“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我就逐渐发现这个行业在不断变化。企业开始更加严肃地利用科学方法，来扫清内部传统的猜忌认知，”巴贾里带着特有的紧张笑声说，“实际上，这就是在不断地清理垃圾。”在其他公司，经济学家通常会组成一个小团队。但是在亚马逊，他们却是和公司上上下下的各个团队紧密配合在一起。在一份印刷精致的招聘手册中，亚马逊描述了其经济学家是如何在向第三方贷款业务中协助建立风险模型的。此外，手册中还描述了他们如何为产品设计和用户活跃度追踪等业务提供咨询，协助云服务业务精准定位目标客户，以及预测消费者网站的服务器容量需求等工作场景。亚马逊首席经济学家帕特·巴贾里（Pat Bajari）在招聘视频中的讲话截图在亚马逊招聘网站上，目前发布了46个全职和实习经济学家岗位。其中，有一些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协助对卖家定价进行微调、通过亚马逊庞大物流体系研究配送卡车的高效运输路线，以及识别高校人才的核心特征，从而为公司招聘提供支撑建议。例如，亚马逊有一个名叫“联络”（Connections）的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向员工分发小型问卷：你在工作中是否有机会学习新事物？你的团队是否总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的？在交付成果过程中，官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对你造成干扰？为了进一步优化员工的反馈信息，亚马逊还推出了若干措施，比如培训经理人员更好地与下属进行互动。在早期的时候，公司都比较看重心理学家、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以及产品经理等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没过多久，亚马逊就发现，仍然无法实现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即更好的业绩表现。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则可以对前述的若干措施逐一分析，并发现到底是哪一种措施可以促进更高效的生产力。“心理学家之前在亚马逊度过的日子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像经济学家那样的系统培训，而这些培训是直接与利润挂钩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亚马逊经济学家表示，“亚马逊非常重视数据。如果你无法证明你的项目能帮助客户的话，那这个项目很有可能被砍掉。”在确认某人力资源试点项目是否可行的过程中，亚马逊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会用到“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即了解是什么导致了什么的发生，从而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以Prime会员订阅服务为例，消费者订阅这项服务是否主要是因为免费派送服务？还是因为流媒体视频？或者是因为全食（Whole Foods）的折扣力度？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基本可以推测出最相关的答案，从而帮助公司更好地进行保留或取消某项福利的决策。此外，还可以在如何提升广告业务、在哪里开设书店或新建仓库，以及蓝牙音箱Echo到底该如何定价等方面提供其专业建议。在大多数公司，这类工作通常都是由数据科学家来完成的。但据另一位亚马逊前经济学家透露，巴贾里一直倡导聘用接受过正统经济学课程的人才，并尽可能地参与到更多的商业决策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核心技能和知识，更适合用于解决各类型的商业问题。”这位前经济学家透露称，“因为如果你要写经济学论文的话，基本都是去研究像最低工资的影响等内容，而通常都不需要去做实验。”亚马逊的经济学家，会对数以太字节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找到最适合进行零售的地点、在货架上摆放什么商品，以及Prime会员最关心的福利是什么。冲破象牙塔的桎梏创建一支由150名博士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一点也不容易。特别是在研究院修读博士学位期间，不少学生都听过“如果在大学找不到工作，就去私营企业”这种说法。此外，私营企业的经济学家也很少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这却是学术界的核心指标。然而，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关的领域不同，经济学家获得的报酬还是非常丰厚的。在亚马逊，经济学家的报酬就更丰厚。即便是初入门的经济学家，其基本年薪也高达16万美元，这几乎是亚马逊所有员工中最高的基本工资。此外，他们还有额外的股票期权。这样一来，总体收入还是非常乐观的。然而，这并不是亚马逊招募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生的主战场。负责管理经济学家的团队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著名学府的终身教授，他们发表了大量了学术论文和书籍。在他们的领英简历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系列作品。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领英状态修改为“我在招人！”总的来说，他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如果能够进入亚马逊工作的话，就可以获得海量独家数据来进行分析研究。这可是在学校研究期间都无法获得的宝贵数据，虽然处理起来可能会费时又费力。“如果你知道我们日常工作中分析处理的数据，足以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已的话，你可能既会觉得羡慕，又会觉得我们可怜。”2013年加入亚马逊的高级经理兼经济学家威尔克·马伦道夫（Wilko Schulz-Mahlendorf）在他的领英主页中写道。如今，知名学府也在开设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看来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是处理现有数据的必备技能，也是当今经济社会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对许多学者而言，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今的私营企业，创建并掌控着了解当代世界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在这之前，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基本都是公开数据，”法国塞吉-蓬图瓦兹大学（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经济史学家比阿特丽斯·切里尔（Beatrice Cherrier）说，“而如今，如果你要研究经济行为，却只有科技企业才有这些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并不是公开的。”切里尔解释说，如今的这种发展局面，不仅会让世界各地像亚马逊这样的企业为所欲为地掩盖对公司不利的信息，同时也因为数据源并不是公开的，就更难去复制抄袭他们愿意透露的任一研究。图片来源：Getty Images然而，对于亚马逊内部的人员而言，这却是充满欢乐的游乐场。达丽尔·费尔韦瑟（Daryl Fairweather）在2014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加入了亚马逊。在那之前，她曾短暂地供职于圣地亚哥的一家咨询公司。但她当时经手的项目周期较短，压力又大，并且在工作中找不到一丝乐趣，而又碰巧注意到亚马逊在各个地方的招聘信息。就这样，她顺利进入了亚马逊。“去了才发现，你可以同时面试多个岗位。”费尔韦瑟说。她在2018年选择离开了亚马逊，并跳槽至地产经纪公司Redfin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而一经录用后，你就会发现大量研究问题。“如果我觉得有什么内容真正值得深究的话，那我就可以深入去研究。在那之前，没有人会告诉我，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费尔韦瑟说。另一个吸引人的方面是，尽管亚马逊经济学家的所做工作可能永远都无法被普通大众所知晓。但在公司层面而言，他们的成就却可以影响上百万人的生活。在亚马逊，即便是初入门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在高级副总裁面前呈述其研究内容；公司也会进行专项评估，从而确认其研究内容是否会对公司产生有利影响。“就个人而言，这样的经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能从我所做的工作中，看到明显的价值所在，而且是实打实的。”费尔韦瑟说，“如果你只是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话，就很难知道当权机构是否会根据你的研究结果做出不同的决策。”编译组出品。

一、艰难多舛的求学路许多人的人生，往往在一瞬间就会走上岔路，命运就此发生改变。王争，中国第一位无臂经济学博士，1991年，9岁时去母亲的工厂里玩耍，捡一根旧灯管时不小心碰触到厂区的高压电线，被强大的电流烧毁双臂的全部神经。为了保住生命，他不得不截去双肢。身体的残疾，没有让王争沉沦，而是更加激发出上进的动力，从练习身体平衡，到用嘴咬住毛笔写，一点一点克服普通人不曾经历的艰辛。最初的时候，王争的口腔常会被笔磨出血，口水会濡湿作业本。但无论怎样艰苦，王争都会坚持每天用嘴写200个字，用脚趾写100个字。笔杆上留下了他的牙印，视力变成了200度近视。笔越写越流畅，无数次临写《多宝塔碑》、《兰亭序》后，王争竟然练出一手漂亮的书法，学会用脚下脚趾每分钟在电脑里敲出120个字，高中阶段，王争是在北仑中学度过的，每天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异，为了能找到日后接受自己的大学，整整三年，王争除了学习，就是准备资料与国内稍有名气的大学联络。记不清寄走多少希望，记不清收到多少拒绝，即使在自述材料中“承诺只要能上大学，不会要求任何特殊照顾”，但是，因为体检不过关，直到2001年高考那天，仍旧没有一所大学肯为王争敞开大门。极度的压力和失望，让走进考场的王争感受到紧张，甚至一度出现腹泻症状，影响考试发挥，文科考出651分。回忆起高中时代的求学，王争感慨地说过，当时“压力很大，有很多顾虑。不能开车，也不能从事体育运动，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唯有在学习上超过别人，才有可能为日后的人生道路搏出生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信念是，将自己唯一能做好的那部分做到最好。“二、浙江大学带来王争人生第一次飞跃虽然体检不合格，但是历经波折，浙江大学终于为王争打开大门，破格录取他到经济系继续求学。如同在黑暗中行走突然见到了光，进入大学的王争如鱼得水，找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人生第一次飞跃。2006年9月，王争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攻读浙大经济学研究生，多篇论文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并在第六、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获奖。成绩光环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2006年8月，在研究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的课题时，设计模型、修改模型，数值分析，各省有关的经济数据瀚繁，最后用脚趾敲完所有数据用去2个多月的时间。2007年，王争提前一年硕士毕业，进入浙江大学继续攻读博士，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无臂博士，同时成为第一位获得浙江大学最高级别“竺可桢奖学金”的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同时荣获“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成功没有让王争忘记对朋友的感激，他在“竺可桢奖学金”获奖感言中写道：“理论之树常青，生命之河亦不息奔流。做一个勤奋的水手，等待下一个起锚的港口。怀着感恩的心，真诚对待身边每一位朋友。探索真理与未知，经邦济世当是至高追求。”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2009年3月，王争独自远赴英国，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西方经济学，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无臂残疾人留洋博士后。王争在又一次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辛勤之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学校的最高荣誉——“校长成就奖”，并且会每年为王争提供一套60平方米的单人公寓和2.2万英镑的奖学金。王争的事迹迅速在英国传播，一位伦敦大学的学生给王争留言，佩服地说：比起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生活？生活确实如此，有人只会一昧地感叹命运不公正，有人在失败后苦闷沉沦，有人因为一点点挫折咒骂生活，却不肯花一点时间反省，乐观坚强地面对眼前的困难。哪怕生活有一万个理由让你哭，你也应该用一万零一个理由让自己笑。三、你若努力，命运也会让路如今的王争在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执教，担任国际贸易课程的教学工作。生活虽不富足，但王争感觉自己的努力终是有所回报。每次谈及高考，王争都是深有感触：“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平台，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言传身教的老师，热心友善的同学，这些都是通过啃书本自学不可能拥有的珍贵东西。”岁月的磨难，让更多人明白高考的意义与价值：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知识改变命运。倘或没有高考，王争不会实现做“一名大学教师”的梦想。对多数普通人而言，或许眼下的你不够优秀，但与其抱怨，不如用抱怨的时间去努力。王争的事例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若努力，世界也会给你让路，”命运也是如此，“你若努力，命运也会给你让路。”

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博士（德语：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1877年1月22日－1970年6月3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特勒最精明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希特勒和他的密友著名汽车设计师保时捷在探讨汽车发动机问题)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生机与希望。希特勒最精明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希特勒和他的密友著名汽车设计师保时捷在探讨汽车发动机问题)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三．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 trust）……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亚尔马·沙赫特担任货币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对一战后德国的赔款义务抱持猛烈批评之态度。他后来成为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支持者，在希特勒政府中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经济复兴、再工业化和重新武装的政策。1939年，他因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层人物的分歧被迫离开政府，因此在二战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他参加了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并成为其外围成员，在7月20日密谋后被监禁。战后，他在纽伦堡被审判，但被宣告无罪。1953年，他在杜塞尔多夫创办了自己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