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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于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民到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于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敦煌位于西北甘肃省西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敦煌位于最西端,是西汉帝国的西部门户,随着古丝绸之路的繁荣,敦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佛教传入后,在各地建立了寺院与石窟。敦煌因地接西域,受到佛教的影响极其深厚,自东晋以后佛教发达,高僧辈出。著名高僧竺法护被誉为“敦煌菩萨”,他的弟子竺法乘也长期在敦煌进行佛经翻译,此外见于《高僧传》的还有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罽宾僧人昙摩蜜多也曾自龟兹来到敦煌,修建寺院,传播佛教。北魏时,敦煌人宋云与慧生等僧众一道去西域取经。敦煌浓厚的佛教氛围,造就了佛教石窟的兴盛。敦煌石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36年),此后经历一千多年,历朝历代都有开凿,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至今莫高窟还保存着700多个洞窟,其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延续时代久远而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从美术史方面看,敦煌石窟反映了一千多年间美术的发展及演变,尤其是唐代和唐以前的美术遗存十分稀少,而敦煌石窟却保存了系统而丰富的建筑、雕塑、壁画,成为了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一阶段美术史不可多得的资料。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敦煌石窟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从敦煌美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古代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除了那些著名画家作品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无名画工所绘却是无比辉煌的艺术。而这一个美术系统又是传统美术史著作中未加以记载,或不太重视的部分。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当我们讲到历朝历代的著名画家作品时,却往往难以看到真迹。因为古代名画大多藏于台北故宫,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作品流落于国外,国内各地博物馆的收藏虽说数量也不算少,但经典名作相对来说就不多了。而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不少名家的作品,往往存在着真品与摹本的争议。比如现存的大多数传为唐、五代、宋的作品,可能有相当多的是后来临摹的,并非原作。其二:传统的美术史是以历代名家作品为中心来讲的。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大量的地下出土文物,扩展了美术史的范围,美术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名家作品,而要兼顾各时代无名艺术家之作,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南北朝隋唐以来的佛教雕刻与壁画等等内容,自然进入了美术史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如何把这两个体系的美术传统融合在一起进行有效的研究,却仍然没有成熟的方法论。因此,很多学者借鉴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等方面来研究美术史。这固然对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是一个冲击。但考古学、历史学或人类文化学是不能代替美术史的。美术史是研究人类的艺术创作、艺术审美,进而从审美意识方面来探讨人类文明进程的,离开了审美思维,离开了艺术表现的个性(包括表现技巧等),美术就无从谈起。尽管“美术”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很多争议,但美术是指造型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等项目,这一点还是世所公认的。那么,美术史就是这一系列造型艺术发展的历史,从作品延伸开来——创作者(画家、雕塑家等、作品的材料与制作方法、作品所表现的内涵、作品的时代等等方面,都是美术史需要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美术史由于作品存在诸多问题,研究方法也较为局限。而敦煌石窟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存各时期作品其真实性不容怀疑,作品的相对完整性和时代的系统性,使它在美术史研究中显示出十分独特的优势。它已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美术史体系。写出一部敦煌石窟美术史,不仅可以总结出4-14世纪敦煌佛教美术发展的历史,而且通过敦煌美术史的研究,从内容上可以极大地补充美术史,从研究方法上可以为美术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本文选自赵声良著青年出版社出版《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著。来源: 宗教艺术考古研究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作者/来源:莫高窟参观预约网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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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才能展示出艺术发展的大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闻名中外的敦煌艺术,既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结晶和载体,又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融取得成就的记录,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代表。敦煌石窟艺术以中国汉晋悠久文化传统为根基,吸纳印度等外来文化艺术营养,中外文化经过不断交融,导致了隋唐佛教艺术的创新、繁荣和发展。绵延一千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不断产生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了与印度佛教艺术和佛教理论不同,而赋有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的佛教艺术和佛教思想。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与壁画结合的综合艺术。作为建筑艺术,北朝中心塔柱窟虽受到印度支提窟的影响,但改变了原来印度覆钵式圆形塔的形式,成为方形楼阁式的塔形,窟顶改变了印度圆拱顶的形式,成为两面斜坡的人字披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神。隋唐以后敦煌石窟流行覆斗顶方形窟、佛坛窟,这是以中国传统的斗帐形式和殿堂形式对佛教石窟的改造。经过北朝和隋代对具有浓厚印度和西域样式雕塑的消化吸收,及与中国本土塑像艺术的长期融合过程,到了唐代,彩塑艺术逐渐创造出了赋有中国审美精神,动态、神韵具有民族化特征的经典性传世之作。壁画中表现最多的是佛教人物,北朝人物画多模仿外来佛教艺术人物画的形式和技法,隋唐人物画吸取了外来艺术中人物造型准确、比例适度、凹凸法晕染的长处,同时与中国讲究线描和神韵的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创造出新的佛教人物形像,丰富和提高了佛教人物画的表现力,成为能充分表现中国审美、中国神韵的美轮美奂的佛教人物。进入隋唐,中国的佛教绘画艺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时期。在长安、洛阳首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经变画。由丝绸之路传到敦煌后,成为敦煌石窟唐代及以后各时代长期盛行不衰的绘画样式。经变画是中国艺术家创造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佛教艺术,敦煌石窟共有三十多类经变画,如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华严经变等等,它们形式多样,各骋奇思妙想,表现了当时人们想象的佛国世界。经变画将已高度成熟的中国传统人物画、山水画、宫观台阁的建筑画、花鸟树木风景画,以及采撷现实生活中各种美好的风情元素,运用中国式的空间构成法,形象地表现了佛经描绘的理想佛国世界的宏伟壮丽、气象万千的意境,展现了大唐的恢宏气象。隋唐敦煌石窟的经变画来源于两京长安、洛阳和中原地区。今天,唐代两京和中原的佛教寺庙及其壁画已不复存在,敦煌石窟保存大量精美的隋唐经变画真迹,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张萱、周肪等画家的风格特点。敦煌石窟艺术从4世纪到14世纪持续不断的营建,留下了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两千多身彩塑,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其重要的财富。早在七十多年前,画家常书鸿从法国回国之后,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重要价值,来到沙漠中的敦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后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发展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并在石窟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先生等前辈在临摹壁画的基础上,对敦煌艺术展开了深入研究,分析其风格特点,探讨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通过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以及北京等地的学者向达、宿白、金维诺等先生,从历史、考古、艺术等多方面展开研究,敦煌艺术的内涵逐渐为世人所了解,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逐渐为世人所公认。赵声良有志于研究敦煌艺术,于198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参加工作,开始了敦煌艺术的研究事业。1998-2003年他又自费在日本刻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终于取得了美术史学的博士学位。他深刻认识到敦煌艺术研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放弃了到大城市的大学当教授的机会,毅然回到敦煌从事研究。赵声良回国后就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史的系统研究,他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研究,于2014年出版了《敦类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现在又开始了对隋朝石窟美术史的研究。这两项工作分别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按这项计划,敦煌石窟美术史全部分为五个阶段,是一项历时较长又十分艰巨的工程。这本《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则是以简要的形式来展现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史的宏观思考。赵声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长期的调查与思考,使他对敦煌石窟艺术有较深的了解,同时,由于他有较长时间在国外学习,近年又不断到英、法、美、俄、印度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特别是两次对印度佛教遗迹的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印度佛教艺术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使他的研究能从印度佛教艺术的源头出发来考察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比起从前的敦煌艺术研究,他的研究具有视野开阔,注重中外艺术风格、样式的分析比较,与中国美术史上相关画家的比较研究等特点。本书展示了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大体轮廓与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新方法,也可预见作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宏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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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坚守大漠 筑梦敦煌——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出版

《坚守大漠 筑梦敦煌——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客观记录和展示了敦煌研究院75年发展历程,系统回顾了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在党和政府关怀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敦煌石窟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几代莫高窟人身上所凝聚的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核心的“莫高精神”。七十五年前,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敦煌艺术的珍贵价值和重要意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在莫高窟,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数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当时的研究人员调查了石窟的基本内容,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并把临摹品带到内地进行展览,把敦煌艺术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政府对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拨巨资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使莫高窟危崖得到彻底的保护。研究人员也不断充实,除了美术临摹之外,石窟考古研究、文献研究等方面工作也开展起来。改革开放,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带来了生机。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进入21世纪,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敦煌石窟由抢救性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时代。依托敦煌研究院先后成立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开始承担全国范围的文物保护项目。2017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把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也交由敦煌研究院管理,敦煌研究院成为跨越地域最广、保护石窟数量最多的文博单位。从当年的举步维艰到今天的蓬勃发展,展示出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足迹。与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莫高窟比起来,七十五年不过是短暂的时光。但这七十五年却是历经千百年的莫高窟发生巨变的时代——敦煌艺术重新焕发青春的时代。因为有了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敦煌石窟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敦煌石窟的价值得到了深入研究、挖掘;敦煌艺术在中华大地及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正是由于一代代莫高窟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向前发展,使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认识,敦煌艺术的魅力也不断深入人心。今天,敦煌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敦煌研究院也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继承发扬“莫高精神”,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本文为赵声良撰写《坚守大漠 筑梦敦煌——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序言来源:敦煌书坊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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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正式成立

1月8日,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成立暨花开敦煌产品上市发布会在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隆重举行。“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由敦煌研究院、常沙娜先生、甘肃普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该基金是在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管理框架下成立的专项基金,为公募基金性质。起设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由普康酒业独家捐赠,后续募集资金主要由普康酒业从花开敦煌文化礼宾酒年度销售收入中按7%计提解决。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先堂在会上致辞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先堂在会上致辞。他首先概述了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历程与核心管理理念,追述了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为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并代表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对专项基金的管理使用进行了郑重承诺。他表示,我们相信对常书鸿先生最好的纪念,无疑就是沿着先生开创的敦煌事业继续前行。“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的成立,必将沿着推动敦煌文化向更广泛认同、更多人热爱的方向,为敦煌艺术之花更加绚丽多彩的绽放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捐赠仪式甘肃普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淑刚代表甘肃普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设立底金人民币200万元,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秀清接受捐赠。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揭牌常沙娜先生发表讲话感言常沙娜先生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还共同为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揭牌。“希望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立敦煌艺术与当代人的联系,让更多人走进敦煌研究学习,进而推广弘扬敦煌文化。”常沙娜先生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也通过短片形式为“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的成立表示了祝贺。会上还介绍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成立大会的相关内容和选举情况。根据《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将用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交流传播、敦煌石窟艺术人才培养、敦煌石窟艺术传承创新方面的公益慈善活动。活动现场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甘肃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朱继君,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局局长陈浦,中共武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朝阳,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甘肃普康酒业集团董事长冯淑刚等出席活动。来源:敦煌研究院,部分图片来自:甘肃省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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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在厦门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分享会

兰州晚报讯2月25日,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陈列中心蔺君茹、李梦玉两位文化守护者,在厦门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敦煌石窟艺术分享会。在一系列活动中,敦煌石窟艺术魅力焕发出勃勃生机。据悉,敦煌艺术分享会包括《沙漠瑰宝——建筑、壁画、彩塑》《万物有灵——九色鹿的故事》《古建新生——覆斗顶模型制作》等主题,以演讲结合互动问答、美育体验课程、手绘制作的综合形式进行。参加分享会的受众涵盖各年龄阶段,既有两三岁的孩子,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兰州晚报全媒体记者高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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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白银开展

“历程——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白银开展展览现场。每日甘肃网3月19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丁凯珊)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物局共同主办,中共白银市委宣传部、白银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白银市文物局协办,敦煌研究院和白银市博物馆承办的“历程——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展览3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博物馆隆重开展。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以敦煌研究院珍藏的老照片和档案资料等共计120余幅(件)为主要展品,旨在传承弘扬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扎根大漠的“时代楷模”和他们对甘肃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永远的敦煌·莫高守望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展——走进绵阳

“永远的敦煌·莫高守望”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展——走进绵阳即将开幕。展览时间:2021年4月11日——2021年5月11日展览地点:绵阳市博物馆主办单位: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单位:绵阳市博物馆应四川省绵阳市旅游协会邀请,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绵阳市博物馆承办的“永远的敦煌 · 莫高守望”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展将于4月11日在四川绵阳市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届时,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也于4月10日在四川绵阳召开。此次展览为何落地四川绵阳?此次展览之所以落地绵阳除了受到四川省绵阳市旅游协会邀请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川绵阳正是敦煌的奠基者——段文杰的故乡。段文杰在国立艺专上学时的留影段文杰先生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1944年,当段文杰先生在重庆看到国画大师张大千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后,他着了魔,内心决定去大西北,去敦煌。1950年在敦煌莫高窟留影1946年他辗转来到敦煌。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就在眼前,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他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饥不择食,一顿狂吃。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于是,他暗下决心:要临摹它,要宣传它,要研究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这一交,就是六十多年。段文杰在莫高窟第130窟临摹段文杰在榆林窟第25窟临摹在此后的60多年里,他先后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代理考古组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并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 研究 、弘扬”事业,他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敦煌学大家、更是一位敦煌石窟事业发展的卓越带头人。1984年段文杰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1981年8月8日段文杰为邓小平同志讲解莫高窟并汇报工作1983年秋向方毅同志介绍馆藏文物所以此次展览在宣传敦煌文化,弘扬莫高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在纪念着敦煌的奠基者——段文杰先生,以及老一辈的先驱者。当我们欣赏学习华美多姿的敦煌艺术之时,不能忘记曾有过这样一代先驱者,为了敦煌艺术的永久保存,默默无闻的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力量。莫高精神 薪火相传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本次展览精选敦煌石窟六十余幅精美壁画、两座莫高窟经典1:1复制洞窟以及一批藏经洞出土的复制经卷及绢画,其中两座原大复制洞窟也是首次在四川展出。此次展品运用数字高保真打印技术并结合敦煌研究院近30年积累的敦煌石窟数字化成果,高清再现了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同时本次展览还配备了智能语音导览系统,智能语音导览系统包含了所有壁画展品的官方详细解说,给予观众近观、静享的独特体验。此次大展旨在为所有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打造一场艺术的视听盛宴。梵像入蜀大梦敦煌千年营建的文明奥妙穿越至1600多年前的丝路敦煌探寻古人世界中一卷经书、一幅壁画、一缕青丝的浪漫领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敬请期待!来源: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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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橱窗推出“历程——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展览

近日,“历程——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展览在北大红楼橱窗展出。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历经了10个朝代,千年之久,至今仍保存着735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和5座唐宋木构窟檐建筑。展览分为“丝路漫行”“风雨敦煌”“砥砺新生”“众心一念”“薪火相传”五个单元,从丝绸之路上灿烂的石窟艺术开始讲起,详细介绍了敦煌石窟从1944年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在沙漠深处的莫高窟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到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弘扬等方面逐步形成了科学体系的百年历史,展示出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工作人员在莫高窟艰苦创业,开拓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非凡历程。几代莫高窟人“择一事,终一生”,以自己的不断奉献和开拓铸就了“莫高精神”,为了敦煌艺术的永久保存,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力量。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敦煌研究院承办,展期一个月。(高文思)【来源:国家文物局】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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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与华为共同探索出弘扬敦煌艺术的新途径

在日前举行的数据保护产业论坛暨华为OceanProtect数据保护新品发布会上,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中表示: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完整的佛教石窟群,具有无与伦比历史科技和艺术价值,莫高窟经过一千年的营建,一千年的创造,一千年的积淀,荟萃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文化艺术瑰宝,不仅是凝固的历史文化,更是鲜活的文明演绎,是我们今天认识古代艺术,文化,生活的资源宝库。他谈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我们永久延续千年的莫高生命打开广阔的敦煌艺术大千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敦煌研究院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应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敦煌石窟,经过三十多年致力数字敦煌探索实践,已形成了敦煌洞窟海量数据资源,实现了利用数字技术完整保存敦煌石窟艺术信息,真实再现敦煌艺术的神韵,让古老的敦煌艺术凭借科技力量走到大众身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拥有覆盖芯片,计算,云,5G,人工智能等自主研发团队,成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十多亿人口,提供者优秀的科技服务。赵声良表示,2019年3月敦煌研究院跟华为合作,翻开文博领域文化加科技交融合作的新篇章,通过华为河图技术展示敦煌艺术,实现窟内文物窟外看,既保护文物又提升观众体验,探索出一个弘扬敦煌艺术的新的途径。为公众提供沉浸式数字化体验文化遗产的背后,是以数十年文物数字化资源为支撑,这些数据资源深藏大漠深处,深藏博物馆文物,走向更广阔大千世界的根基。此次,敦煌研究院将再一次与华为牵手,共同致力于保护数字化资产,发布数字产业保护发展宣言,探索更有效的数据储存和数据保护方案,实现文物数据资源保护存储与利用共享以及数据安全防护,开启文物数字化保护和修复的探索,共同让敦煌文化搭乘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的快车走出石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赵声良表示,我们有幸处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事业,特别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指出要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总书记强调文物保护要依靠科技,这是敦煌研究院现在乃至未来重要使命,敦煌研究院与华为合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实践,我们的合作也将疏离文物领域,文物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文化遗产潜力无限,数字技术大有可为,相信并期待合作成果不断绽放。

技兼于事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张元林:对话——神奇的285窟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4月9日 周五21:25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00:45它是经学术界达成共识,最能反映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交融的洞窟。来自古代中原和西域,东方和西方的艺术元素跨越千百年、千万里在这里重合相遇,那么究竟是谁将这样的文化带到了敦煌?本周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张元林将为我们倾情讲述《对话——神奇的285窟》,敬请关注。张元林,史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部长、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兼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他曾于2014年到2015年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佛教图像和敦煌与丝绸之路艺术比较研究。还曾独立出版了《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等专著三部、译著《弥勒净土论》一部。合作出版《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等著作四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多篇。神奇的莫高窟第285窟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在我个人来说,如果给他的这段话做一个注脚的话,我认为敦煌莫高窟的285窟,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张元林文明在这里交汇莫高窟285窟壁画我说这个洞窟它是敦煌石窟中最经典的能反映多种文明的在敦煌相会、融汇,最后自成一家的一个洞窟。首先我们就从他的人物形象来看。我们看到这两身菩萨像,面对面的这两身菩萨,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佛和菩萨的形象都不一样,我们看到他更像我们概念中的中国的传统的道家的神仙,长得清瘦的面容,身材修长,穿的宽大的衣袖,飘飘欲仙,“羽化而登仙”。这就是我们按照美术史的术语,他就是一种“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人物。——张元林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涅槃,凤凰就是太阳神的符号。方位里面是南方主火、太阳。凤凰、朱雀都代表太阳,代表火。就是说,把中国文化中的对于太阳、对于火的理解,跟骑着马的这种非中国文化符号的表现日神的(元素),两个结合起来,这种图像,全世界,你们说我一点不夸张,全世界就这个洞窟有,仅此一例。——张元林文明的交流多元、多向、多层次我拿这个洞窟来体现,作为这个文化的体现,我们中华东来的中原传统文化,伏羲、女娲在洞窟成为阿弥陀佛的宝应声、宝吉祥菩萨。我们保留了古希腊、罗马甚至地中海文明这些好多因素,古印度教的神话中的因素,在佛教中一些元素表现,都也为我们很形象地展示出来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或者单一的,是它的这种多元性,多向性、多层次。——张元林来源: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