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新亮点，占对外总投资的比重在逐年扩大。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低迷。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努力降低疫情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5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总体保持平稳。1-4月份，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了13.4%。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研究员庞超然表示，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对外投资将下滑30%~40%。与之对比，我国对外投资表现总体好于全球平均情况。“总体来看，疫情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随着疫情逐步消退，我国对外投资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71.2亿美元，同比下降9.8%，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1106亿美元，同比下降8.2%。但是，“一带一路”市场表现却亮眼。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达150亿美元，同比下降3.8%，占对外总投资的13.6%，同比提高了0.6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9.5%，同比增长23.1%。“虽然疫情给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带来了一些风险，例如人员健康风险、境外项目执行风险、投资项目经营风险、项目运营安全风险、投资信心风险、投资保护主义风险以及不利舆情风险等。但与此同时，疫情下我国对外投资也有机遇可寻，例如，当地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给我国企业带来投资机遇，通过加强与当地政府抗疫合作树立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第三国外资撤出导致当地投资缺口等。”庞超然如是说。一系列的政策正在为对外投资合作的发展“加油”。上述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为此将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在提升投资合作方面，将按照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各方都欢迎的大项目，实施一批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援助项目，深度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更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的水平。作为一年一度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今年全国两会上将释放出哪些关于对外投资的政策信号?庞超然预测，今年两会将继续鼓励有条件、有能力和讲信誉的企业“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健全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引导对外投资平稳有序发展。他还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要考虑通过对外投资保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更好地发挥国内外生产链条的协同发展作用，以及对外投资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局的积极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1.98万亿美元，分布于188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80.70%。其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约1.71万亿美元、0.24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86.36%、12.12%，其他投资在转型经济体约占1.5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国家占总量的91.66%，前20位国家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关于发展中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早期以Wells( 1983)、Lall(1983)的小规模技术论、技术积累论为代表，近期以Mathews（2006）的“联接—利用—学习”理论（Linkage-Leverage-Learning，简称 LLL理论）和Luo andTung（2007）的跳板理论(Springboard Perspective)为代表。这些关注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扩展了传统理论边界，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新的解释，揭示了新兴经济体企业表现出的“早期国际化”和“跳跃式发展”的独特战略路径（李新春和肖宵，2017）。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投资区位选择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一样也呈现出差异化的投资路径，其一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呈现出“跳跃式发展”，即直接“逆梯度”流向发达经济体；其二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顺梯度”流向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企业选择“先难后易”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投资路径（王泽宇等，2019），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驱动因素都是复杂的。“中国企业选择哪些国家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制度环境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甚至相互矛盾，出现东道国制度“风险偏好”与“风险规避”，母国制度“驱动论”与“逃逸论”。这些矛盾的研究结论可能源于制度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差异、样本的选择偏差以及权变视角本身的局限性。目前传统的权变视角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呈现出“盲人摸象”的状况。造成上述矛盾结论的原因在于：引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前因条件间并非是独立的，可能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本文从制度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和投资动因理论的整合视角，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揭示导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差异化的条件组态与作用机制，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分析及实践指导。（1）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多重并发”形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表现为“制度环境拉动”、“资源拉动+效率驱动”以及“市场拉动+经验驱动”的投资模式。（2）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外部牵引力，而企业生产效率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部驱动力。（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企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经济禀赋均能有效弱化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第一，对企业层而言，企业应根据自身客观条件与所处区域的市场化水平，选择具有不同经济禀赋特征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要盲目投资，以避免陷入投资失败或投资效率低下的困境。企业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生产效率水平和积累丰富国际投资经验实现向不同制度治理水平国家的投资。例如，向较低制度治理水平国家投资的企业除了关注东道国是否具备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外，还应有意识地培养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变能力，丰富国际投资经验。具体而言，①中国企业应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水平。东道国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生产率阈值。只有达到且超过东道国生产率阈值，企业才能选择在该东道国进行投资并获得预期收益，反之，则会陷入投资失败，最终退出该东道国。②中国企业应不断积累国际投资经验。拟投资的企业应一方面不断向其他成功对外投资的企业学习，借鉴其有益经验，取长补短；另一方面通过可行性调研和投资谈判及时有效地获取有利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降低进入风险。同时企业应更加重视既有的海外投资分支机构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过程中沉淀的知识，通过积累的丰富经验完善在东道国的投资布局，避免外来者劣势。第二，对政府而言，政府应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施政策，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融合，建立国家间外交关系，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国际运营环境。政府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加强互联互通，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更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了使对外投资企业及时、有效规避东道国制度因素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母国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冲东道国制度运行的不足。在经贸合作中，政府部门一方面通过与被投资国家签署共建合作备忘录，并且与一些毗邻友好国家签订长期发展规划的双边投资协定；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间力量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构建企业交流与合作的多语种、共享型数据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李曦辉

2017年12月16日，来自中国的“新海凤”号耙吸挖泥船正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工地海域工作。新华社记者唐璐摄1月17日，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了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关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93.3亿美元，同比增长105.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同比增长0.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4亿美元，同比增长0.3%。对外劳务合作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7万人。总体来看，对外投资合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二是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占比分别为37%、15.6%、8.8%和7.7%。流向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842.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占69.9%。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非理性投资继续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对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境外融资比例高。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405起，实际交易总额702.6亿美元，其中境内出资274.5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39.1%，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8%；境外融资规模428.1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60.9%。同时，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特许经营、投建营一体化等对外投资方式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四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稳妥有序推进。中国企业与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的企业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取长补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国际惯例”的原则，在亚洲、非洲等地区开展务实合作，合作项目均稳妥有序推进。五是地方企业和民营经济对外投资活跃。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8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占同期总额的69.2%。非公有经济控股主体对外投资554.2亿美元，占57.4%，较去年同比提升8.4个百分点。六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8年末，通过确认考核的合作区入区企业共计933家，累计投资209.6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2.8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14.7万个，实现互利共赢。其中2018年新增投资2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5.9亿美元。七是对外承包工程带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出口。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一般建筑和电力工程建设行业，占比66.5%，有效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84.2万个，惠及东道国民生。同时，对外承包工程带动我国设备材料出口近170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将继续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继续平稳健康有序发展，加强政策引领，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2021年2月2日，商务部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以“稳中求进”为年度主题，全方位总结201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特点和经验，系统介绍了相关政策措施，展望了未来发展机遇。《报告》介绍了部分省（区）市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取得的成效及地方支持政策措施等，还就企业典型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报告》共分为六篇，包括：发展概览篇、政策措施篇、区域合作篇、行业发展篇、地方发展篇、企业实践篇。《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稳步健康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效益不断提升。2020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59.4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大国地位持续巩固，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复杂形势，整体保持健康有序发展，在投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投资结构、对“一带一路”合作、对外承包工程规模等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动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稳居全球第二。201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扭转上年下跌态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20》统计，增长至13137.7亿美元，尽管同比增加于2014至2017年各年水平。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369.1 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二位，连续8年居全球前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全球占比保持稳定。《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1988.8亿美元，占全球比重6.4%，与上年保持一致。此外，《报告》还指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流量规模和占比双双呈现上升。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当年在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202.4亿美元，同比增长6%，增幅较上年提高了41.2个百分点，占当年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4.8%，占比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据了解，商务部自2010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该《报告》目前已成为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报告》能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更好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提供借鉴参考，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更大作用。来源：“走出去”导航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这个大变局正在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着人们对现在和未来形势走向的思考和判断。这个大变局有哪些主要特征？已经有许多文章从国际政治、经济、产业、科技、军事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全面（包括许多大数据上）的分析，以佐证这个大变局所形成的内在变化原因和合理的理论依据。究竟如何观察和认识这个大变局？总的来看，说复杂也很复杂，毕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说不复杂也不复杂，我们不应该钻到云里雾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认不清问题之根源。毛泽东主席曾经在《矛盾论》中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这个大变局也应该有一个影响其它事物发展的核心因素和根源。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忌讳地指出，这个因素和根源就是：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正是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正在颠覆、改变、挑战自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经过长期努力制定和达成的各项规则、治理架构、条约以及国与国相处的规矩、世界的秩序。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造成当今世界动荡和乱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个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核心震源。试想如果没有特朗普，今天的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如此多的不安和动荡吗？也许有人会说，没有特朗普也会出现其他“朗普”，当然，这是已经产生并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像一战遇上的是威廉二世、二战遇上的是希特勒一样，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遇上了特朗普，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深不可测。历史常常是通过偶然性来变道的。既然这场大变局我们已经遇上了，彻底搞清楚问题的最核心根源才能从容应对。这个大变局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投资。尽管有许多专家还在常态化地做国际投资增量和减量的数量分析，但仅仅用曲线和图表来反应国际投资的量变是远远不够的，会不会在哪些方面发生质变呢？这些质变会给国际投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趋势性变化？这个世界还是平的吗？需要我们做出明确的判断和回答。有几个趋势性的特征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国际投资合作，正在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都还记得，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投资是拯救“难国”于水火的及时雨，不仅需求迫切，而且大受欢迎；而现在，除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旧恪守规则，欢迎国际投资来发展经济、改变自身面貌外，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煞有介事地要审查外来投资，尤其不待见来自于中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中国必须谨小慎微才能进行，一不小心还容易“趟雷”，被弄得非常被动。二是科技产业投资，正在受到广泛的审查。科技，本来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保护创造和创新、尊重知识是鼓励发明创造的必然要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技必须走向产业化、市场化，才能造福人类、惠及社会。它也需要更多的投资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发展，才能结出硕果，对人类作出贡献。对科技产业的投资，是合理的市场选择，而不是人为地遏制、形成垄断，藉此获得高额红利、剥削社会。某些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形成绝对竞争优势，开始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设置壁垒，并形成围堵态势，这种保守化倾向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三是重大项目投资，正在谋划更大的限制。重大项目的投资，实际上是双方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合作，一要具备相当实力才能承担，二要高层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影响大局的发展投资，它追求的是优势互补的共赢、带动经济发展的互利，但现在也由过去的大受欢迎变为如履薄冰。受某些国家的鼓动和挑拨离间，中国现在对外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正在被一种无形的铁幕隔开，如果这成为一种趋势，未来这种大型项目投资合作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风险加大。四是投资的政治因素，正在成为突出风险。在商言商，也许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过去那种已经被逐步淡化并被摒弃的意识形态支配经济的做法，现在可能死灰复燃，被逐步强化。投资领域或许正在出现冷战思维，既看不得别人好，还恨不得让别人变差。特别是对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总会被贴上各种标签，要么是试图“扩充势力”，要么是制造“债务陷阱”，总能找到政治上的借口、经济上的问题。那种极端利己的帝国心态，正在成为国际投资合作的最大危害，成为各种投资风险的策源地。五是中国的投资，正在变成被遏制的对象。这种表现不仅仅出现在某些发达国家，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鬼影魅踪。他们煽风点火，破坏中国的投资。更有甚者，四处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嫉妒恨，成为某些国家某些当政者很坏的心态。中国的投资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他们难于接受的事物，无端攻击的对象。对中国来说，必须清醒认识到，国际投资再也不是“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了。这一切，都源自于那个大变局策源地对中国的全面遏制。不清醒认识这一点，就无法把握中国在国际投资上的所作所为，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国际投资关系，牢牢掌控国际投资的大方向，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各项投资工作。■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担当。大变局,它不会像自然灾害那样,在遭到冲击之后还有恢复的余地，它改变的是全球的整个战略环境,而这种战略环境一旦形成了，就很难再改变回来。因此，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共赢还是冷战，对这些问题， 各有关国家都需要思考明白。大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将牵动世界未来的发展，也攸关人类的命运前途。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担当：一、坚定不移地以开放的心态来推进国际投资合作。要深刻认识到：大变局下某国对我们的遏制，已是战略性、全面性、趋势性和不可逆转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随心所欲地遏制和封杀一个大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以及争取国际投资合作的发展空间。对付遏制的最有效办法，还是要以开放的举措来进行反遏制。只要中国开放的水准足够高，推动开放型的经济足够好，我们就能够有力地推进全球化包括国际投资合作的发展。因为我们的愿望，不仅是自己要发展好，而且要进一步造福人类和世界。如果任何规则都以自己的利益优先，最终只能是愈益沉沦。那种动不动就拿枪动炮来与人交往的，相信国际社会也会“说不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无论怎样抹黑、污蔑，都无法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全球化的事实。正如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众多参与国所反应出来的对“一带一路”的信心，实际上是源自于对中国的信心，源自于对中国的信任，也是源自于对共同发展的期盼，以及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二、一以贯之地以互利共赢的理念来构建利益共同体。互利共赢，是在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间，通过投资合作，在追求本国投资回报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利益，在合作中建立平等均衡的伙伴关系，共谋利益和福祉，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进而实现互惠互利的共赢发展。观察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在国际投资合作中，敢于明确提出互利共赢的国家，恐怕也只有中国一家。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应不辱使命，履行社会责任，落实承诺，勇于担当。在谋划投资合作时，要充分照顾彼此间的利益，注意投资对象国的社情民意。过去，我们以诚、以义、以利，同各国进行投资合作，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也赢得了许多赞许，今后，我们还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相信我们中国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三、始终不渝地在防范风险前提下做好国际投资工作。既然是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过去的老一套来搞国际投资，以不变来应万变，恐怕是行不通了。大变局的形势告诉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规则，现在全在变化；过去容易处理的问题，将来可能面目全非了。那种认为在商言商，可以埋头苦干、其他事不管的想法，现在恐怕不行了。大变局，一切都在变，我们的国际投资，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可能只需注重投资上的经济风险，而现在要把来自于政治的风险、他国的遏制、私规盟约都了解清楚，不冒进、不轻信、不上当。在国际合作和交往中，既要以诚相待，也不可掉以轻心。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大变局下的各种境外投资风险，已大幅提升，我们必须牢牢把控制风险放在第一位，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准和成熟度。（作者张国庆系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投资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商务部驻上海原特派员）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版权，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转载请注明来源：东方财经杂志（ID：dfcj-bj）

本报记者 范思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1月10日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8090.4亿美元，排名比2016年前进4位，首次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投资流量较上年下降了19.3%。但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仍超过了10%，为历史第二高位。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超过同期利用外资流量，连续三年成为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国。报告对中国海外投资流量的57个主要目标国家进行了风险评估，德国依然保持着AAA评级，而风险最高的三个B级国家分别是伊拉克、委内瑞拉和苏丹；“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投资风险略高于整体水平，主要的风险点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良好的对华关系有助于降低“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如何利用国际关系、国际规则与自身能力，发展和建设境外利益的保护机制，是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课题组根据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国内外实地调研，对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利益提出六点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尽快建立市场化导向、激励相容的中资企业海外商会；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库，以及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企业家的制度化经验分享机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引入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或者与在当地具有较强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企业应该强化其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中国政府也应注重规范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2018年多个发达国家改革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其动机几乎都源于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投资的增长，虽然存量尚小，但增速惊人。二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战略部门和资产的投资，引发了这些国家“核心利益”受影响的担忧。三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以及是否伴随战略意图的焦虑。张明表示，发达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出于上述原因进行的安审改革使得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安审制度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来源之一。具体来说，这些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改革集中在投资类型、审查标准、审查流程几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模板，不排除一些国家的安审机制与CFIUS趋同的可能。

（资料图片）■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范思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1月10日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8090.4亿美元，排名比2016年前进4位，首次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投资流量较上年下降了19.3%。但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仍超过了10%，为历史第二高位。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超过同期利用外资流量，连续三年成为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国。报告对中国海外投资流量的57个主要目标国家进行了风险评估，德国依然保持着AAA评级，而风险最高的三个B级国家分别是伊拉克、委内瑞拉和苏丹；“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投资风险略高于整体水平，主要的风险点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良好的对华关系有助于降低“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如何利用国际关系、国际规则与自身能力，发展和建设境外利益的保护机制，是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课题组根据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国内外实地调研，对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利益提出六点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尽快建立市场化导向、激励相容的中资企业海外商会；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库，以及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企业家的制度化经验分享机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引入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或者与在当地具有较强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企业应该强化其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中国政府也应注重规范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2018年多个发达国家改革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其动机几乎都源于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投资的增长，虽然存量尚小，但增速惊人。二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战略部门和资产的投资，引发了这些国家“核心利益”受影响的担忧。三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以及是否伴随战略意图的焦虑。张明表示，发达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出于上述原因进行的安审改革使得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安审制度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来源之一。具体来说，这些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改革集中在投资类型、审查标准、审查流程几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模板，不排除一些国家的安审机制与CFIUS趋同的可能。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史晓强

紫金山2018年12月3日发布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认为，在一系列投资便利化以及招商引资的措施下，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2018年上半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目的地。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未来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位。该报告分析了201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情况，认为投资区域中心从北美转至欧亚；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绿地投资持续下降；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发展迅速。该报告还引用商务部的数据指出，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下滑，政策监管加码引导企业“走出去”更趋理性。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迎来十年中的首次下降。2017年对外投资额为1582.9亿美元，与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井喷式增长相比，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额下降明显。CCG认为，在延续2016年对外投资政策收紧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对企业“走出去”行为进行合规引导，2017年中国政府又密集出台了对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2018年，《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年版）》开始实施，政策变化对企业海外投资影响明显。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指出，国家监管层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日趋精细化，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并且不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推动实体经济、创新领域、高新技术等走向世界舞台。与此同时，优化企业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转变。这份报告总结了2017——2018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面临的五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CCG的研究人员表示，2017——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凸显的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合规经营亟待与国际接轨；第二，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第三，走进“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困难显现；第四，中美大国博弈下，中国企业美国投资遇阻碍；第五，中国企业海外对外承包工程，PPP模式效率亟待提高。针对这些问题，该报告结合现状，分析其生成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合规经营需要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多家企业在海外发展时，因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规章受重罚。CCG分析，这是由于中资企业对海外法律不熟悉；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企业合规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规避风险。CCG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企业方面，从高管层开始培养合规管理的思想与习惯、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任命首席合规官负责全面的协调与管理。政府方面，加强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立法、成立企业合规审查委员会、牵头央企制定企业合规体系。此外，智库可为企业合规建设建言献策、助力海外发展。第二，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中国企业的品牌国际影响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CCG分析，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恪守传统商业思维；品牌口碑有待提升；品牌宣传手段单一；品牌管理落后。针对这些问题，企业方面应增强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研发；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学习海外管理及消费文化。政府方面应优化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国家间政府交往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在社会方面，媒体应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三，走进“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困难显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企业不断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种困难开始显现。这些主要问题包括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文化障碍、法律体系差异以及环保劳动等问题。CCG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文化冲突产生投资障碍；环境问题阻碍海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为：企业方面，中国企业应学会使用政治保险工具，企业应合规合法经营。政府应帮助企业参与境外谈判，以两国共同利益打破障碍，邀请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社会层面，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应提供更多财务援助。第四，中美大国博弈下，中国企业美国投资遇阻碍。如今，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美两国的企业而言是一次打击。CCG分析，中国企业形成如此困境的原因是美国政党竞争所产生的阻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政治博弈以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社会责任感欠缺。对此，CCG给出的对策和建议是，中国企业应适应美国社会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赢得支持；同时发掘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投资潜力。政府应在必要的经济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支持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维护多边机制，推动自贸体制发展。社会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强对中国企业走出的金融和资本支持；民众应树立对民族企业的信心并在行动上给予支持；积极发挥“二轨”外交作用。第五，中国企业海外对外承包工程，PPP模式效率亟待提高。目前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与世界水平差距较大。可以说中企承接境外PPP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依然存在。CCG分析主要原因为，中资企业开展PPP合作模式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东道国的PPP合作模式的相关法律保护政策缺失；中资企业自身在项目承包问题上的PPP合作意识不强。为解决这些问题，CCG建议，中国企业应在参与PPP项目过程中要注重转变心态；多方调研确定最佳合作时机和方式。中国政府可以在发展关系较密切的国家推动该国的PPP合作建设；国家为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建设提供信息资讯平台，协调各企业海外承包项目和目的地的选择。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记者30日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了《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报告约11000字，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介绍了我国对外投资的现况、管理体制、政策导向，并阐释了中国对外投资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　　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攀升，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广泛，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