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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李耳

辨析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纵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从横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四个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误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治理主体不甚清楚自己的治理边界,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治理是这四个概念的结合点,因此本文拟从国家治理入手对四个概念进行辨析。理解国家治理的三个维度国家治理在广义上涵盖对国家一切事务的治理,等同于治国理政。广义的国家治理同时涵盖了纵向、横向、时间、空间等四个维度。在纵向上,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以及组织、个体层面的治理;在横向上,涵盖政府、市场、社会等领域的治理。在空间范围上,涉及东中西等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县的协调与管理;在时间维度上,涉及从宏观上制定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当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基层治理同时出现时,国家治理主要指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承担跨区域协调治理的职能。全国性公共产品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货币、法治环境、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公共服务等,这类公共产品为公民人人均等享有,且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同时,由于区域之间是平级关系,跨区域治理或区域协调发展往往需要高层级政府计划、指挥、协调、控制,这也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当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同时出现时,这里的“国家”指“state”,即政治联盟或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不是民族国家“nation”,后者是广义的国家,包含了社会。国家治理主要指政党治理、政府治理、政社关系等三个层面。国家与社会划界而治,同时国家在社会失灵时发挥元治理作用。地方治理的承上启下功能我国“地方政府”所指称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对中央来说,省以下的政府都是地方政府。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以下还存在基层政府。故此,学术界通常把确定基层政府范围作为确定地方政府范围的前提。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基层政府指乡镇一级政府,由此地方政府是指省市县三级政府;也有学者将县级政府归入基层政府,由此地方政府指省市两级政府。笔者认为,确定何谓地方政府,判断标准应为这一主体的主要职能定位。省级政府的职能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市县均衡、协调发展;监督指导考核下级政府贯彻落实工作情况等。市级政府的职责是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极辐射腹地的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立法法作出修改,规定所有设区的市均具有立法权,进一步加强了设区的市在辖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的能力。经过对省市年度部门职能工作目标内容分析,其关键词涉及“贯彻落实”“统筹协调”“全面”“加强、强化、加快、促进、推动、深化”“监督、指导、考核”等。由此可知,省市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承上启下、统筹地方协调发展。省市政府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对组织,即向上、向下处理政府间关系,它们几乎不直接面向市场和社会主体提供具体服务。基于此,将省市两级政府界定为地方政府更为合适。基层治理直接面向民众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将乡镇政府界定为基层政府是惯例,将县级政府界定为基层政府、将县级以下社会界定为基层社会,除了前述法定职能,还有以下理由。其一,根据宪法第107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由此可知,县级政府是职能部门设置最完整的最为基层的政府,是直面群众协调处理基层重大事项、重大问题的“一线指挥”。其二,城市街道是县(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如果将基层政府局限于乡镇一级,在城市街道则没有对应的一级政府。同时,目前很多乡镇职能部门推行垂直管理改革,特别是在乡财县管之后,乡镇一级政府财政自主权和资源配置能力被大大削弱。乡镇政府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政府,其主体责任本应是社会治理,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少地方乡镇政府职能逐渐从原来管理基层社会变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近年来,为强化乡镇一级政府(含街道)的社会治理能力,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北京“街道吹哨、部门报道”、浙江“四个平台”下沉等。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能力”“推动街道党(工)委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当全面取消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工作任务,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先在中心城区实行,再逐步推开”。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乡镇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作用,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大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乡镇成为为农服务的龙头”。可见,改革趋势已经很明显,即逐步弱化甚至取消街道、乡镇招商引资职能,强化其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的职能。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两层内涵,即社会治理体制和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当社会治理意指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时,在大部分时候,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是重合的,即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因此,具体社会事务治理主要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概念约等于基层治理概念。治理层级越高,治理目标应越侧重于公平性、合法性;治理层级越低,治理目标应越侧重于社会效率。因此,国家治理强调人人均等享有公共产品,以及实现地方治理、区域治理之间的协调,这决定了国家治理主要致力于提供统一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层社会治理要兼顾国家治理的统一性,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地方性”,即必须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治理模式。正因如此,在具体社会事务治理中,要放权让基层自行探索,而不能武断地直接“设计”,以实现基层社会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作者:郁建兴,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冬夏青青

不断丰富地方治理实践,争当区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11月4日下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陈善光主持召开实验区党工委第七次委员(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学习宣传贯彻意见。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林文耀传达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实验区领导林共妙、许永西、欧阳晓波、吴礼源,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丁仰豪、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航,以及区管处级干部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党和国家都具有开创性、里程碑重大意义。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具有极强思想性、政治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是立足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战略性谋篇布局,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宣言书,必将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实验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实验区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要深刻认识实验区在探索创新地方治理现代化和两岸融合治理体系中的责任担当,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两岸同胞宜居宜业的共同家园。会议要求,实验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抓好《决定》精神的贯彻落实,紧密结合实验区实际,科学谋划、对标对表、统筹推进,不断丰富地方治理实践,争当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排头兵”。要更加注重新思想的传承和弘扬,推动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在平潭落地生根;要更加注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实验区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落实;要更加注重实验区管理体制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将改革创新理念贯穿于编制规划、研究政策、出台举措、提供服务、促进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加快构建更加科学、集中、高效的实验区体制机制;要更加注重两岸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探索与创新,着眼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做到“精耕试验田、当好摆渡人”,加快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桥头堡”;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探索与创新,牢牢把握“现代化+原生态”的开发理念,把实验区建设成为绿色宜居的生态海岛;要更加注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创新,重点在建立健全有效的部门联动机制、长效的综合监管体制、落细落实的基层共建机制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基层政治生态向上向善;要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制度的探索与创新,把“一窗通办”“全岛联办”等改革举措落深落细,研究完善城乡教育、医疗、养老、饮用水、公共交通等基层公共服务布局,让人民群众共享实验区开放开发成果;要更加注重新时期好干部选拔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把党员干部在一线比拼中体现出来的化解难题、敢于担当、改革创新的实际成效,在攻坚克难中体现出来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以及在机构改革、面对困难挑战等关键时刻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努力,切实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实际成效助推“一岛两窗三区”建设。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实验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起责任、靠前指挥,认真做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工作。要牢牢把握宣传的总体要求与内容、对象与方式、渠道与载体、导向与纪律,有效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全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进基层、进一线、进农村、进社区,在实验区营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凝心聚力、深化攻坚,全力冲刺“八大工程”,有序推进机构改革,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切实做好巡视整改,提前谋划明年工作,为实验区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基础,以实际工作成果检验学习贯彻成效。来源:平潭时报文字:陈丽芳

苗乡情

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

【编者按】青海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青海各项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研究部署我省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工作,对全面推进我省地方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青海日报特约请省垣专家学者对全会精神进行深度解读和诠释,敬请关注。新时代青海全面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指针孙发平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党和国家治理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青海省委十三届八次审议通过的《中共青海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总结了历届省委推进地方治理的宝贵经验,分析了青海推进地方治理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构建具有青海特点的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举措。 《意见》是奋力推进青海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行动纲领。一、《意见》是青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阐述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坚定制度自信深入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要一体推进坚持和巩固制度完善和发展制度、遵守和执行制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紧密结合青海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明确新目标,作出新部署。《意见》是青海省委科学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遵循,我们应立足青海实际,面向未来发展,生动地将其精神实质运用到新青海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重大决策部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青海落地生根。二、《意见》是对青海解放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治理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青海解放70多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历届省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把加快地方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奋斗目标,从推进青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行改革开放,从“治穷致富”“两大历史任务”“三区建设”“四个转变”到“一优两高”,不断丰富地方治理实践,有力推进了青海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围绕青海重点治理什么、怎么治理,进行了不懈探索,创新和打造了符合青海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典型,积累了许多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比如,率先在全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实现“两个统一行使”贡献了青海方案和青海智慧;积极探索社会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出“班玛经验”、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三种模式”、“平安与振兴”工程,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西宁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等一系列实践和探索,进一步丰富了治青理政的新视角。《意见》在全面深入总结的基础上,经过高度凝练,提出了青海在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形成的“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即: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治理之魂、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理之本、坚持把依法治省作为治理之策、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治理之要、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治理之重、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治理之力、坚持把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治理之基、坚持把新青海精神作为治理之源。这些基本经验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不仅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而且为加快推进青海地方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意见》体现了青海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挑战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风险点不断增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对我国发展与安全正在产生深刻影响,青海发展的外部因素更加复杂。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青海正处于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推进新青海建设的关键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全省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矛盾问题易发多发、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风险压力明显增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民族宗教的复杂性、发展不足的现实性,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难度与挑战。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既需要一系列战略举措的支撑,更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的保障。青海省委按照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新判断新部署新要求,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从“两个大局”出发,准确把握青海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责任,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全省各族人民的新期待,聚焦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谋划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使地方治理更好顺应时代潮流、服务全国大局。可以说,《意见》体现了以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方式、手段扎实推进新青海建设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中央要求和地方工作、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问题导向和实践求解的统一,体现了青海省委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四、《意见》是新时代青海全面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行动纲领地方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地方层面的具体体现,必须按照国家治理体系框架的要求,深刻把握地方治理特征,创新做好地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良好、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定的制度设计,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意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青海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是明确提出了青海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突出落实国家治理关键性举措,突出创新地方治理关键性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地方治理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为深入实施“一优两高”战略,统筹“五个示范省”建设,强化“四种经济形态”引领,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提供有力保证。二是描绘了青海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一优两高”战略深入实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与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基本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青海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三是部署了构建具有青海特点的地方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从党的领导、生态保护优先、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城市治理、农牧区治理、社区治理、民族团结进步九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安排。四是提出了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建设的主要举措,从组织领导、法治保障、行政效能、队伍建设、科技支撑、制度执行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有力推动青海地方治理与时俱进,更好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可以说,青海省委从“两个大局”战略高度,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推动地方治理向现代化迈进,体现了省委勇于担当的责任使命,必将有力开创新时代青海地方治理的新局面,在推进地方治理的实践中为国家治理贡献出青海力量。(作者为青海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以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夯实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人才基础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青海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青海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方向与路径。人才治理是治理体系的重点领域,加快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才能为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一、以科学的理念、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襟广聚四方英才。全会强调,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明确重点任务,推动城市、农村、牧区治理现代化。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无论是城镇规划、新农村建设,还是牧区服务管理,都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人才的流动决定着技术、资本、管理的集聚水平,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也就意味着集聚和留住了能够突破现有发展模式、提供未来发展动力的潜在的资源,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紧紧围绕深入实施“一优两高”,统筹“五个示范省”建设,强化“四种经济形态”引领,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谋划人才工作,把人才强省战略与科教兴青、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战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以特色产业、特色资源打造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以人才资源的高质量引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要着眼推进青海的对外开放,首先推进人才的对外开放,在目标定位、制度环境、政策支持、强化服务等各方面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快提升配置人才资源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要积极倡导五湖四海的大人才观,破除以地域、部门划线的狭隘人才观,急功近利、求全责备的人才评价观,论资排辈、先来后到的人才使用观,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省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内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新青海建设。要提升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努力营造识才用才的工作环境、引才聚才的政策环境、留才厚才的生活环境、爱才敬才的文化环境,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来青在青的各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二、以衔接紧密、运行顺畅的治理机制合力服务四方英才。新时代的人才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围绕人才治理目标,构建人才协同治理机制,发挥齐抓共管的最大效应。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具体化,发挥党在推动人才治理中的集聚力、协调力和感召力,准确把握好人才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强化对新时代人才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引领,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强化党管人才政治责任,实行人才工作专项述职评议,州县党委向上一级党委全委会述职,省市县三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向同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述职,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国有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党委(党组)述职,形成同心同向的治理合力。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加大人才项目的优化整合和统筹力度,与各类科研、基地计划相衔接,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事业和平台支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发挥政府部门、用人单位、专业组织、行业协会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健全不同类型的人才计划设置静态评估指标与动态评估指标相结合的、科学合理的、简便实用的指标体系,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加强对人才政策执行情况督查,建立激励清单和问责清单,公开通报督查结果,对督查发现的创新举措和鲜活经验给予通报表扬,以点带面,推动政策落地;对典型问题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逐人逐事给予问责,强化规矩意识纪律意识,让出台的政策时时生威、处处有效。聚焦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问题,统筹用好各类人才资源和专业智库,充分发挥专业专长,提出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三、以完备、有力和高效的法治体系保障四方英才。全会指出,要始终坚持依法治理,将地方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逐步实现地方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加强人才管理法制建设”是深化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人才工作探索发展新路径、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研究制定《青海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围绕人才工作各个环节,加大人才治理立法力度,研究制订促进人才开发、人才评价、人才流动、人才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人才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建立政府人才管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大力推进下放权力、放大收益、放宽条件、放开空间,真正把权和利放到人才和市场主体手中,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按照“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妥善处置科研人员在创新创业中的争议和矛盾,探索建立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国资、审计等部门参加的工作沟通机制,保障人才合法权益。加强人才和用人单位失信行为管理,在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使用等工作中建立诚信守诺、失信行为记录和惩戒制度,探索建立基于道德操守和诚信情况的评价退出机制,维护人才工作正常秩序。四、以鼓励创新、灵活开放的政策激励引导四方英才。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基层、聚力建强基层,为基层源源不断提供新鲜血液。持续推进用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实现人才效率最优化和人才价值最大化。持续优化基层人才结构,依托援青干部人才、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队、博士服务团以及校园引才、“智汇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洽谈会等招才引智平台,大力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为扎实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筑牢人才基础。持续提高基层人才素质,依托专家人才联合会、“昆仑大讲堂”、国情省情研修、“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等载体,加大各类人才培训教育力度,把各类优秀人才培养成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骨干力量。持续拓宽基层人才成长空间,加大各类科技、教育、人才工程项目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使基层人才在政治上受重视、社会上受尊重、经济上得实惠、能力上受锻炼、发展上有优势,安心基层、扎根基层、奉献基层。持续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适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破除户籍、所有制、地域、身份等制约,既吸引更多省外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入青海,也吸引更多省内优秀人才流向基层一线,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让人才资源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资源。(本文执笔:肖玉兰、江龙飞)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是构建青海特点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根本保证梁代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发展规律,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突出位置,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全面体现到各方面制度安排中,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青海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青海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描绘了青海省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图谱,从九个方面着力构建具有青海特点的地方治理制度体系,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与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基本实现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地方治理各领域和各环节,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具体从严格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严格落实“两个维护”制度、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上下功夫。 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意见》强调,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党员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的执政的思想基础。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具体要求,一是要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制度,开展经常性学习教育。二是坚持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把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作为党员干部经常性检视问题的主要途径。三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做到“两个维护”是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政治要求。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两个维护”源于党的宝贵历史传承,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事业能实现巨大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就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战略选择,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在具体实践中,要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规矩,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健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制度,以机制保障形成“落实闭环”。要严格执行向党中央、向总书记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完善各级党委(党组)重大重点工作清单管理、审查纠错、工作督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机制。四是要健全保障“两个维护”的组织制度,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根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幸福所在。《意见》指出,要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的作用。具体要求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二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相关制度。三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健全人大代表联络机制,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论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四是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着力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宝化。五是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积极推进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有效衔接。六是健全党外人士联系制度,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五是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的根本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体系的可靠保障。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只有把党建好、管好、治好,人民才会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国家才能治理好。“打铁必须自身硬”。青海省坚持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必须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建立健全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制度机制。具体一是坚持依规治党,严格党内法规制度执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是健全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统筹推进干部工作“五大体系”建设,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和澄清保护机制。三是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健全责任清单、约谈提醒、述责述廉、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四是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五是完善和落实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设权、定期轮岗制度。六是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推进青海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是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化,是站在新起点上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重大举措,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才能构建起具有青海特点的地方治理制度体系。(作者为青海省委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来源:青海日报

不歧于众

多位学者聚焦疫情之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呼吁健全地方治理体系

南都讯 6月20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华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华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承办的“疫情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论坛于线上举行。论坛邀请近20位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开展线上交流。疫情之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与会专家从全球比较、历史经验、数据抗疫、舆情治理及地方实践等角度,就当前形势下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展开了深入交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力和防控效果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方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公共信息发布体制、政府应急管理体制、重大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政府官员问责体制、社会公共参与体制等。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将变得更加重要,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防控效果。如何健全地方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将是疫情结束后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对比分析了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他认为,东亚地区采取兼顾抗疫与经济社会正常化的“精益管理”模式,欧美国家出于对疫情初期的错误认知,采取有限抗疫策略导致疫情扩散。不同国家采取差别化行动策略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医疗能力这三个能力变量及政体类型、央地模式这两个制度变量。而中国大陆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抗疫模式,需要思考在解除全封闭后如何走出灵活抗疫的新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表示,公共卫生灾害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流动性,从而导致不确定性。在当今社会,人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体现在居住流动性、阶层流动性和人的个体化趋势明显。疫情的不确定性与人的流动性叠加,给疫情防控带来严峻挑战。在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中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有效方法是强化制度建设和人类共同体的建构。构建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整合政府依法“管治”、社区居民有序“自治”与社会力量参与“共治”,使社会治理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最终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凸显“人本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樊博论述了数据抗疫的作用。他认为,为强化全社会的风险阻击能力,可以将“互联网+”系统融入应急预案,打通政府部门与层级,构建利益共同体,畅通信息流。同时,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应急灾备,以合同外包的形式,搭建起“企业—政府”的物资供应链。此外“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应急响应会有效提升疫情信息公开的公开率、时效性、精细度,以信息对称为基础,将政府、社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整入“互联网+”平台,促进实现人、财、物、制度的协同有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鸣分析认为,当前社区信息化平台种类多、建设普及率较高、使用率高,但信息共享程度低、信息化培训率低、新兴便民服务融入度低,未来需要强化政府引导和社会协同共建,加强信息化人才建设,坚持技术创新与内容完善并重,增强服务供给的实用性。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张爱军则聚焦疫情反歧视机制的建构,他表示,重大突发疫情下的权利歧视既有常态社会的普遍性,也有风险社会的特殊性。权利歧视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升的障碍,需要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和生命伦理教育,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契约关系体系建设、信息流动体系建设、应急治理体系建设来克服。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孙宽平着重关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提高社区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他认为,本次疫情防控通过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强力推动,由社会全方位落实防疫。基层社区个别存在基本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配置不周,社区干部关系、邻里关系疏远,居民需求对接不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单一等问题。因此基层治理需要协调好行政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运用好大数据技术,加强社区法治德治相规范,落实民主协商、邻里互动、多方参与,促成共治共建。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认为,本次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短板,还应注重常态治理“碎片化”与非常态治理“动员化”的协调转换。治理“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职能设置、责任分配、任务委派等方面,需要通过构建扁平化的城市治理体制、合理事权配置、优化责任追究制、完善社区行政事务准入制来消解。南都记者蒋小天 发自北京【来源:南方都市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命行天下

头条|新时代城市治理该如何创新与转型?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来光谷作报告

6月29日上午,东湖高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中山大学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艳玲作《新时代城市治理创新与转型》主题报告。何艳玲是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城市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与政府改革,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政府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主编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报告会上,何艳玲从城市、改革、转型三个维度,探讨了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工作中所面临的难题与对策,并结合案例研究政府在新形势下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城市治理创新与转型内涵,加快推进东湖高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思考。何艳玲认为,城市治理具有高度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城市治理水平的是政府能力的强弱,政府应该提升回应变化、解决冲突、指引未来的能力,在城市体制再造方面注重制度、机制和政策三重联动,打造大而集聚的城市、小而友好的街区。在新时代,政府面临新角色转换,不只是解决问题,而是改变解决问题的模式。而政府创新的重点应在于用新的方式解决旧的两难问题。东湖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全体在家领导,内设机构、园区办副处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区直属及归口管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副处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区党工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全体成员,区党工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等参加报告会。采写:姚红芮 编辑:吴非 审核:吴睿运营:长江日报传播研究院(刘静)

浑浑沌沌

零突破!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首获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立项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科函〔2020〕5号),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陈天祥教授负责的《广东地方治理研究中心》项目喜获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类立项,项目编号为2020TSZKO17,这是我校获批的首个省级科研平台,更是本次立项名单中唯一获批立项的民办高校,是我校科研平台建设工作的标志性突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等重点领域,以及事关党和国家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创新合作研究的模式和机制,为党和国家,省委、省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广东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天祥教授、中心执行主任欧崇亚博士及其科研团队着力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热点问题,未来将进一步与高校、地方政府、科研院所密切合作,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开展地方政府治理方面的专门研究,全力推进建设特色鲜明、省内外知名的新型智库。近年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一直重视各类科研项目及平台的培育和建设工作,教师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不断得到提升,科研工作成绩显著,助力学校建设中国一流民办大学和特色发展。

静力场

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谱写地方治理华章

青海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指出,青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推进青海地方治理的强大合力。层层压实责任,形成治理向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地方治理的实践服务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推进。我们要以党中央、青海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重要遵循,切实肩负起推进地方治理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要以此次全会通过的《意见》为要求,及时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主动加强工作联系,确保各项任务落细。各级人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群团组织、驻青部队、驻青各单位既要依法依规依章程依条例推进各自的治理,也要全面参与到地方治理中来,形成同心同向的治理合力。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优越性要靠执行力来保证。全面彰显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前提是始终把制度执行挺在前面。我们要强化制度意识,在维护制度、执行制度上带好头、做表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构建领导有力、执行坚决、监督全面的制度执行领导机制,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党和国家所有制度都能有效执行,确保所有单位和个人都严格执行制度。勇于改革创新,探索治理新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我们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治理,善于用时代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分析、思考问题,探索新路子,坚持小切口、大治理,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善于总结好经验提炼好做法,形成符合要求、便于操作、有效治理的新模式,积极探索高效能治理的青海方案。 狠抓能力提升,凝聚治理大合力。要把提高干部个体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深入推进人员大培训、岗位大练兵、环境大整治,引导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通过个体能力的有效发挥,织密发挥整体合力的网。以市县乡村四级换届为契机,把懂治理、善治理、敢治理的干部人才充实到领导班子中来,为地方治理行稳致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改进作风,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上下勠力同心、守望相助,筑起地方治理的巍峨长城。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关系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促进新时代治理工作,以地方治理的实践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谱写好地方治理华章。

曹风

2021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历经风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1年,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哪些新课题新任务?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确保我国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有哪些课题值得重点关注、深入研究?为此,人民智库、《国家治理》周刊推出“2021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年度特别策划,依托人民论坛全国理论调研基地(点)网络,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向130余位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网络问卷,收集全国各地2000余名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在2020年度国家治理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跟踪研究基础上,最终评选出2021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经过近八年持续奋斗,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后,如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过渡期内如何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如何构建适合乡村资源禀赋的产业体系,怎样深化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怎样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构建党组织领导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需要思想理论界和各级党政、企业界持续关注。1921年,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78年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对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理论概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等。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课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存在“条块分割”“权责不匹配”“小马拉大车”“对上不对下”等体制机制问题。一方面,这导致自上而下传达的政策在基层常常出现执行力减弱的情况;另一方面,使得基层需求反映到上级部门“音量不足”,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因此,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基层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将我国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值得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全球经济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受冲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进一步表明,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成为安全“孤岛”。面对疫情威胁,世界各国应团结协作、共同应对,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效、有序、有力的全球治理体系。围绕团结抗疫,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通话,出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等多场“云会议”,呼吁各国和衷共济、团结抗疫,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并宣布支持全球抗疫五项举措,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对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为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正视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使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协调,成为值得关注的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其中一条就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不再以要素驱动、规模扩张为主要形态,而是以效率提升、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为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往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机制难以完全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推进适宜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宏观调控机制、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更高水平开放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等。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治理现代化助力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智慧社区”等地方创新实践层出不穷,“城市大脑”“数字乡村”等系统工程催生了以信息化为标识的智慧治理新时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模式,智慧治理正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智慧治理将信息技术和现代社会治理相结合,在优化和完善治理水平、驱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建构整体性治理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和强劲的治理优势,既是有效弥补传统政府管理失灵的重要通道,更是实质性回应社会发展诉求的风向标。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促进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大变革,同时也冲击和重塑了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诸如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不断刷新和刺激着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识和反思。各类智慧治理产品研发和应用参差不齐,数据泄露、数据失真、数据杀熟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此,需要深度审视智慧治理的应用效能和伦理边界,构建智慧治理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规约,促进并实现智慧治理的“善治”与“善智”互构。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是各级干部认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参照。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基层政府应如何通过优化治理,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如何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利企便民,激发市场活力?如何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作用,促进就业、保障民生,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如何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如何调动基层干部主动担当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这些都对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都要求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找准各方利益的结合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互联网产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生鲜电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我国应对新挑战、建设新经济的重要力量。在疫情的淬炼下,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健康码”“大数据行程卡”成为此次大数据支撑疫情防控的重要创新。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社会的快速到来,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一些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因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而处处受限;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系统,为赶时间而不得不超速、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一些互联网平台违规从事放贷业务暗藏金融风险;互联网巨头围绕社区团购跑马圈地,靠补贴低价倾销,对传统菜农商贩形成挤压……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同年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集了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指导,并发布了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对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加以规范。这些都是相关部门完善服务、加强监管的重要信号。当前人类正进入从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发展领先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准备,一系列的普遍技术推广已经严重冲击了传统社会形态和普通公民的生活。因此,应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领域的制度研究,并确立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从而减少新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各地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借助新技术手段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不断涌现。2020年6月29日,“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梳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型经验和创新路径,总结其中的共性规律,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对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安全”一词共出现66次,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等。“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这意味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大安全和大发展的视角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更加凸显了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一个风险易发多发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更要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在此背景下,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要注重提升应急管理机构的治理能力,使之能够在危机的预警、响应、处置、善后和防范等各个环节应付自如;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应急处突能力,面对可能的风险隐患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还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和条件。基于调查研究结果,《国家治理》周刊邀请十余位权威专家,围绕这十个课题撰文分析研讨。也期待社会各界围绕这些课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为“两个大局”下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专家解读点击封面即可购买本期杂志韩 鸿:准确把握“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唐任伍: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实践姚尚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的路径探讨方世南:大变局下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任保平: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陈荣卓:智慧治理的应用效能和伦理边界汪玉凯、袁启华: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优化政府组织结构降低行政成本王文娟:数字化时代应加快推进软性基础设施建设张会平:构建更加开放的城市数据治理体系黄恒学:论中国社会组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马 亮:后疫情时代的高效能治理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月第1-2期执笔 | 周素丽新媒体编辑 | 贺胜兰原文责编 | 贺胜兰 司文君制图 | 石玉 王嘉骐更多精彩文章,欢迎关注人民论坛网及《国家治理》周刊!

年不可举

「大数据应用」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分析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予了社会发展多种资源,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治理呈现出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性的特点,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要求实现创新化的管理。在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有了一定变化,大数据背景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在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需要融合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进行多层面的设计。文章以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为研究核心,分析阐述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在新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和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前言我国已经进入到新经济时代,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引领着社会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大数据云计算的广泛应用。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有了更多的智力支持。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大数据背景能够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技术和工具、思维和理念。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迎来了机遇和挑战。在倡导人工智能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社会发展需要与环境相适应,地方治理模式也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实现了共享,地方治理模式需要遵循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构建起符合时代发展的智力模式,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发展的导向性分析(一)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发展的共享趋势需求分析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打破了信息孤岛的现象,跨越了数字的鸿沟。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智慧政府,开放政府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大数据背景下运用信息共享资源能够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价值目标。在传统的地方政府治理中,往往治理方式单一,单向封闭。在大数据背景下,公共服务由政府来做,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透明化的状态。运用大数据的在线服务,政府实现了对知识资源和技术的有效控制,大数据改变了传统信息交流的模式,也让政府和群众们之间建立起来了网络化的联系。运用数据技术为依托,以公众利益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政府和公众之间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政府职能实现了整合,为公众提供了一站式的互动化的服务,例如电子政务的发展就充分展示了大数据的优势,电子政务使用户和政府之间的对接实现了超强的协作性。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多种信息技术发展下,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变得更加便捷,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分割。政府治理实现了信息数据的共享共治模式。在尊重公民信息的知情权情况下,对信息实施必要的保护,政府工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在中国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过程中,搭建起大数据背景下的标准和规划,有利于信息开发形成数据资源的高度整合,对信息进行整合,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管理权限进行整理,将数据作为一种权利下放给各个部门。在协同治理中数据资源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的信息系统实现了跨部门的业务操作,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和治理效果上有了质的飞跃。(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智慧变革的数据管理需求分析当前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综合性应用,地方治理采用大数据模式,整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系统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政府治理推崇智力化的需求,在智能化发展的模式下,运用大数据为基础构建起智慧政府。智慧政府信息公开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加精准,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地方政府治理中按照用户的需求推送个性化服务。在科学决策高效运作的前提下,新型政府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治理工作在信息资源提供的多层次智能化的管理,服务中达到了深入性的发展。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放,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运用大数据能够真正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例如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运用大数据各地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加强,在第一时间就会获得多项资料,特别是在感染人群的流调工作中,大数据真正发挥了其关键性的作用。数据开放和共享推进了政务服务高效透明,开放的政府实现了创新,开放的政府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的各项工作融合起来。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的模式,这种协同的效应是政府推行新政策的重要基础。政府实现了整体性的发展,政府也实现了快速的进步,职责交叉,部门林立,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已经过去,运用大数据模式真正推动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开放发展的生态管理需求分析改革开放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地方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变得更加开放,地方政府拥有了多种社会资源,在强调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满足公众的个性化要求,提供必要的管理是新时期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在大数据背景下利用大数据可优化自身的运作流程。例如政务公开、数据开放以及与民众的沟通方面,政府与民众之间架构起必然的联系,服务型政府和开放型政府实现了智慧政府的整体建设,我国在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发展将大数据作为重要的工具是新时期政府开放型发展的重要基础。二、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分析(一)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分析大数据时代实现了万物相连,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和机制在资源共享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地方治理工作一旦有了核心思想,就会实现快速的资源集结。在地方政府解决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时,采用大数据能够真正发掘事情的真相,以此来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政府可以运用大数据的统计结果来进行操作。例如在追求精准的社会治理事件中运用大数据能够保证数据质量,高效准确,在复杂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拥有多种资源。大数据中多数内容是非结构化的和杂乱的,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思维,地方政府可以精确地找到事件的核心,这是数据挖掘的重要价值,也是地方政府探索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在治理中运用大数据管理体制和机制发生的变化,有利于推进社会快速进步。(二)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新突破与改变分析在传统的地方政府管理中,各个部门有各自的工作和分工,在社会治理中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内容分割,各自为政,这种零散的管理模式容易让各个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束缚,特别是在实现各项工作的协同治理中,信息不畅通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智力层面发生问题。大数据背景下治理体制和机制,从碎片化转向整体性发展。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有了新的突破,地方政府的发展实现了单向式管理向协同化治理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快速崛起使地方政府的权力逐渐向市场过度。社会公众从深入融合发展的角度参与到政府治理社会的事务中,政府通过政务信息的方式可以与公众进行交流,及时回应公众的诉求,将共治局面纳入到政府发展的模式中。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有了新的突破,地方政府实现了权威性管理的民主性治理的变化,一切公共事务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等都要与公众进行商讨,这种平台式的建设有利于政府真正实现法治建设,突出“民本位”的思想,使民主性的治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渐进化创新与实践分析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既要求有宏观上的战略规划,又要求从微观角度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资源整合。公共服务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个性化。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通过门户网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等多种平台,掌握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反馈。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受到多人监督,形成多种挑战。例如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上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就可以从多种平台或者得公众群体的建议和意见,这种网络有效信息查阅的方法有利于政府掌握群情。现行的地方政治理模式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逐渐开放,政府的决策从经验走向科学化发展,大数据使政府的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方式。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同样面临着多种挑战,例如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数据利用的可靠性,数据收集的准确性,都需要进行考量。数据治理体制缺乏相应的制度保护,地方政府在运用政府信息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则,数据碎片化严重,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在信息应用中数据安全难以得到保障,企业和个人信息有可能暴露在社会环境中,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治理真正要获得全方位的进步,还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三、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探索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多元化发展的改革路径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着多种角色,既要实施宏观的调控,又要进行市场监督。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环境保护方面,不同的部门有着各自的职责。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的多项管理实现了多元化的创新,在经济调节上运用数据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有利于政策实现高质量的建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了多种帮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大数据的统计监测来进行经济模式的评估。例如在电商经济发展中,大数据就充分发挥了其调节机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大数据提供的内容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市场监管方面,大数据进一步推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监管方式更加科学,在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秩序良好运作的情况下,大数据运用信用监管实现了产品价格监管,特别是在金融监管、食品安全等领域大数据技术平台的应用,真正实现的数据分析筛选和有效处理。地方政府能够迅速掌握违法企业失信行为,政府监管部门不再处于信息的盲区,政府的监管效能逐渐提高。在社会管理方面大数据实现了多元化的管理,城市治理更加快捷,社会管理能力逐渐提升。大数据实现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对接。在公共服务方面,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精准把握了公众的个性化需求,在推送公共服务的时候,政府治理更加精准,例如针对违法失信的人员与存在不良记录的人员,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客户端向公众发送信息。例如在电信安全管理中,一个诈骗电话出现,就有一些人会标注出诈骗电话的标签儿,多人标注就会形成一种公众监管的方式。在环境保护方面,大数据真正引入了政府生态管理治理模式,政府根据企业的排放污染的相关数据,明确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大数据使环境保护有了排查的模式和治理的方式。(二)推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机制的数据化实践与创新在大数据的平台下,地方政府适应了社会治理的专业性发展条件。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在信息共享的模式下,实现了综合性的管理。大数据部门统计和大数据的管理机构为了适应政府部门的发展,实现了数据之间的有效链接,在整合政府职能部门上优化了信息资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有效对接。数据资源能力不断加强,一些特殊性质或者相关业务的部门实现了内设机构的调整,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应用实现了综合性的治理。改革数据管理体制,加大数据开放的制度,在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推行政府数据开放部门,实施部门领导负责制和各个岗位尽职尽责的管理模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保障社会公共价值的生态系统。在数据安全管理上,突出综合治理的效用。数据存储流通和利用、删除销毁每一个生命周期都要求政府治理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地方政府在对数据的使用中,防止信息泄露。综合性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的批量化的同质性的公共服务,在大数据时代就要求具有一定弹性,综合性治理要求地方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有效预测,积极主动实施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握公民的诉求。(三)构建地方政府治理协同联动与监管的生态体系构建地方政府在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构建起协同发展的模式。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工作较多,在运用大数据的模式下,需要掌握好多个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物流运输、质量管理监测等方面都需要汇集到政府信息系统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操作有利于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在协同操作的过程中,各种信息使用各部门之间数据的管理层级之间的分配,跨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要遵循数据互联互通的要求,推进协同监管,建立起联合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大数据背景将地方政府治理纳入到综合性发展的模块中,地方政府在治理方面需要运用大数据的工具,同时也要遵循地方政府发展的理念,地方政府要突出自身的建设,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判断数据应用的有效性。地方政府创新管理方法融合社会发展的情况,建立起符合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色化方式。结语大数据技术和思维模式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创新应用,突出了智力支持和协同发展。大数据背景为地方治理模式提供了智慧治理的基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数据对接的方式,政府治理可以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智慧化的服务为政府多元化主体合作提供了基础,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技术理念职能和体制的全方位进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治理工具,政府形成了多元化协同发展的战略,地方政府运用大数据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信息资源的综合性掌握。在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融合了组织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各个部门之间协同操作,互通有无,业务管理治理模式进一步协同,地方政府公信力逐渐提升,社会组织模式快速进步,治理手段、治理方法和治理路径都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得到全方位的覆盖。政府和群众们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大数据真正实现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型发展。参考文献:略作者: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刘斌来源:经济师 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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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社区治理的成都启示 “标注一个烟火气息的城市”

何艳玲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刘秋凤以社区为尺度治理城市。关于成都党建引领城乡发展治理,中山大学课题组带来的是《成都方法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时间研究》。“快而优的发展,精而美的治理;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城市思维,社区行动;虚实做实,实事做好;重新联结人民,重塑社会结构。”课题牵头人,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艳玲介绍了社区发展的五点成都启示。在何艳玲看来,成都的城市治理是“美”且“精”的,这里利用城市美学、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通过天府文化、魅力休闲之都的名片来吸引信息产业人才,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需求的社区,利用精准的公共服务何温馨包容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讲城市治理做精做美。这里根据居民的需求,打造了长者空间、连心驿站、社区书馆、风雨长廊、休闲广场、露天凉亭、可食地景等室内外特色公共空间。“‘人民为中心’成为成都城市发展的价值定位、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归宿。”何艳玲认为,从人本理念出发,以生活城市为目的,大城崛起中的成都,将标注一个彰显天府意境、有“高颜值”的城市,一个充满烟火气息,有“生活味”的城市,一个富有开放气质、有“国际范”的城市每一个涵养家国情怀、有归属感的城市。专家名片:何艳玲: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政治学双聘博士生导师。长期聚焦“大国转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致力于在城市与地方治理,政府改革、学科理论等领域推进研究,著有《公共行政学史》《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等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