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化工博士

打不倒的德国科技德国高等教育值得中国学习在世界高校排行榜上德国的高校似乎排名并不高，但是整体的排名都很靠前，德国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一直保持强势，甚至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瓜分德国科技遗产，在一片战争废墟上重建的德国，经过多年后又成为世界工业科技强国，这和德国人的高等教育有莫大的关系，德国高校不看重高校的排名，而是在乎高校的名誉，在思维严谨行为刻板的德国，高校和教授们更看重质量和名誉，因此德国科研界很少出现科研造假的丑闻，当德国教授出现名誉受损时，他的生涯也将结束！在德国也像中国一样，鼓励全民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每年却又59%的学生选择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因为德国高等教育虽然容易进，但是非常难毕业，每年仅有50%的学生正常毕业，而德国的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制度，深受很多留学生的喜欢，但是毕业难却让很多人逃离德国。保守的德国坚持信念的德国人，申请博士很简单在德国旅游，你会发现很多的古建筑，其实这些建筑物早已在二战中被摧毁，保守的德国人，目前的大量的古建筑是在原址上按照1:1重新恢复旧貌修建的。正是因为德国人的严谨性，很多人都会流传申请德国博士很难的传闻，其实德国的博士申请非常的简单，只要教授同意接收，那么你就可以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想要得到德国教授们的认可并不容易，尤其是中国目前宽松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机制，如果没有好的推荐信，对于不熟悉的学生，严谨的德国教授们不会轻易接收这些申请，因为在德国，博士学位属于学徒制度，教授们需要给博士发工资，如果想要申请德国的博士学位，中国留学生最好考取公派留学生，毕竟不需要老板出钱，这些刻板的德国教授对于免费的博士生还是比较欢迎的。只是能不能毕业，就需要看学生自己的努力！德国博士好毕业德国博士毕业没有SCI论文要求在德国，博士毕业生没有对SCI论文数量有要求，只要教授觉得你科研工作量和经验达标了，符合他认为的毕业要求了，就会让学生写毕业论文，只要博士毕业答辩考核通过，那么就可以顺利毕业，看着似乎比国内要简单很多，但是德国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不简单，一篇博士论文没有多年的数据积累，没有3~5箱的一手实验数据资料垫底，根本无法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有很多德国人选择便参加工作边写毕业论文，因此在德国很多人最后放弃了博士毕业答辩，还有延期8~10年才毕业，因为博士论文需要外审，然后通过严格的评审打分，德国博士毕业学位证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毕业成绩单，因此德国博士毕业，有两份证明，一份是证明该学生在某高校从事博士生涯，另一份就是他的博士毕业成绩单，德国的博士分等级，其中0分的博士毕业论文最优，需要学校的特批，如果遇到0分的德国博士毕业生，那么一定是非常优秀的科研博士，1分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数量极少，属于得到普遍认可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而2~3分则是大量刚达标准的博士毕业论文，4~5分则是不合格的博士毕业论文！相反中国的博士毕业生看似要求严格，但是只是SCI数量的要求，在德国看似没有SCI数量的要求，但是对毕业论文有很高的要求，就算你在实验室遇到好的课题发表了多篇SCI论文，但是工作量和毕业论文和答辩表现不好，依然不能正常毕业！这既是德国的高等教育，德国的教授不同于中国的教授，德国教授更重视名誉，而中国教授更重视利益

2018年复旦大学就业质量报告中国名校的数据指标中国一些名校都会出具就业质量报告，其中有一项重要数据指标就是出国深造率，虽然中国高校最近几年的进步非常大，但是整体的科研水平和海外还有一定的距离。现代高等教育对于中国来都算是舶来品，最早的清华大学为留美预科班，师夷长技以制夷，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从复旦大学2018年的就业报告看出，复旦大学作为中国名校的代表，每年毕业生直接就业的比例非常低，签约就业的比例不到50%，仅每年出国深造的毕业生比例就高达12.95%，而且名校深造率也成为名校间相互攀比的数据！优秀的学子选择优秀的高校虽然随着中国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变高，海外留学变得非常的容易，但是一些海外名校就像中国的清华北大一样是稀缺资源，就连在美国的优秀华裔学子都会被名校提高招生门槛，因此每年能前往全球top50高校留学的人数也是各大高校显示实力的数据，从复旦大学2018年的数据来看，有284名研究生获得全球top50高校的offer，其中58%的比例都聚集美国，凸显美国是中国学生留学重要的选择地。其实不仅是因为海外高校的科研实力更强，而且在部分国家的博士留学生不仅不花钱，而且每月会给博士研究生发上万元的工资。德国的博士研究生每月最高15000元在众多的海外高校中，其中德国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很受全球各地学子的青睐，因为德国高等教育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在德国留学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而且还会赚工资，大部分博士研究生会拿到半个职位的薪水，而一些学科甚至可以拿到每月2000欧元的博士生补助，换算为人民币将近15000元，远比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补助高很多倍，但是由于德国高校对毕业生的要求非常高，在德国国内就连本科生每年都有大量学生放弃攻读学位，每年放弃博士学位的比例也很大，虽然德国博士补助非常高，但是毕业相对较难，加上德国免费的高等教育模式，因此来自全球的申请学子非常多，因此，复旦大学2018年前往德国高校留学的比例仅有2%。

现在，德国留学生是很火的，并且我国的著名企业家——华为总裁任正非也对外宣布要在德国招收大量的德国博士生。任正非之这样之举并非突然，大家要知道，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推广德国的控制软件的，并且在他看来，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德国所有的正式我们国家需要的。同时，德国也需要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为什么是德国的博士生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博士生呢？这就不得不说德国的教育了。德国的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并且德国对学校专业是很严格的，其中我们就以德国机械制造专业来说，德国本身的机械制造业就经历了很久的历史，德国很多的工业大学中的机械制造专业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它的课程设置和师资条件都是一流的，从德国机械制造业毕业的博士生的专业水平是世界认可的。那么，任正非主要从哪些德国大学中招收博士生呢？接下来就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亚琛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的理工科实力是很强的，它的电子和机械制造专业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第一，并且其中机械专业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早在1870年就开设了。在亚琛工业大学之中有着很多的科研项目，设计的专业领域也是很广泛的，处于世界的研究前沿。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在国家都是享有名誉的，可以说是德国第一的大学。慕尼黑大学是很多著名科学家的母校，比如狄赛尔、林德等等，该学校的教学水准是很高的，慕尼黑大学毕业证书就是一个含金量很重的证书，跟何况从里面毕业的博士生了。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被誉为是优秀工程师的摇篮，它最强的专业就是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了，这些学科在世界都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学。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机械专业是德国的重点科研机构之一，该大学的汽车研究所在国际上都是十分著名的，对世界的车辆传动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除了以上提到了几所大学之外，任正非在柏林大学、斯图加特大学等大学也发出了邀请，任正非是十分欢迎德国博士生的来临的，德国的教育真的是很严格的，德国的博士学位也是很难拿到的，征收德国博士生对于华为和中国的制造业和经济都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我是小鹰，专注分享更多的海外资讯和求职干货。百家号号：移鹰，欢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关注

来源：瞭望智库2020年8月4日，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口发生一起大规模爆炸，据黎巴嫩卫生部媒体办公室公布，截至8月8日，遇难人数达158人，逾6000人受伤、21人失踪。剧烈爆炸已使3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损失预计超过30亿美元。尽管事故的原因仍有待深入调查，但黎巴嫩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此次大爆炸很有可能是在港口仓库存放六年之久的2750吨硝酸铵（NHNO）被引燃造成的。硝酸铵现已是一种普通化工产品，主要用于制作化肥和生产炸药，也被用于制作火箭推进剂和安全气囊等。虽然硝酸铵1659年就已被德国人J.R.格劳贝尔(Johann Rudolf Glauber,1604–1670)首次制得，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的合成氨法固氮工程取得突破之后它才得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因为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NH）的工艺解决之后，人们便可以通过氨氧化法或硝石-硫酸法来批量生产硝酸（HNO），然后再用氨中和硝酸来批量制取硝酸铵。可以说，没有合成氨工业的兴起便不可能有硝酸铵的大规模生产。接下来，就基于科学技术史视角谈谈合成氨工业是如何成就硝酸铵的大规模生产的。文 | 周程 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科学·文化”系列文章，获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授权发布，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ID：hstm-pku），标题为《细说贝鲁特大爆炸元凶“硝酸铵”》，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1人工固氮研究的缘起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1766-1834)曾于1798年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在无所妨碍的情况下，人类的性本能决定着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在“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远大于食物的增长速度，所以人类欲摆脱因食物不足引起的贫困与恶习，就必须采取措施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揭示了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实际上，随着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欧洲各国的人口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样，如何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便成了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与占有大量殖民地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相比，19世纪的德国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压力尤其巨大。要扩大粮食生产首先必须增加肥料的供给，而当时人畜粪便和堆肥等传统肥料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生产的需求，故欧美等国不得不想方设法开拓新的肥料供应源。秘鲁钦查(Chincha)群岛上的鸟粪山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引起西方商人的关注的。尽管19世纪初一些欧美学者已经测出钦查群岛上的鸟粪石中含有大量的尿素和氨，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肥料，但在蒸汽船开始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不辞辛苦地把钦查群岛上的鸟粪石运回去当作肥料的西方商人并不多。欧美各国从秘鲁大量进口鸟粪石乃是1840年以后的事。由于开采量太大，19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就已发现，数千年堆积而成的钦查群岛上的鸟粪山不出二十年便被挖得依稀可见地表岩层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还导致另外一个后果，炸药的使用量激增。机器大工业是建立在钢铁的大量使用基础之上的，而钢铁供应量的增加有赖于采矿业的发展，开矿不能没有炸药。另一方面，输送原料和产品以及劳动力需要兴建铁路、开挖运河，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离不开炸药。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Crimean)战争更是将欧洲炸药的需求量推向了一个高峰。显然，进入19世纪中期后，17世纪后期发现的印度恒河旧河道上的硝石矿床已无法满足西方的需要，故英、法、德等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南美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太平洋沿岸附近的硝石产地。该地区19世纪中期前属于秘鲁管辖，后因秘鲁战败而割让给智利。智利硝石与中国火药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钠，而不是硝酸钾。因人们先后找到了将硝酸钠转换为硝酸钾乃至硝酸的有效方法，加上诺贝尔(Alfred B. Nobel，1833-1896)又在1866年发明了使用硝酸制造高性能炸药的方法，故智利硝石吸引了很多欧洲人的关注。当然，它最初并非被用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是被用于生产炸药。后因秘鲁钦查群岛上的鸟粪石资源濒临枯竭，故欧洲各国开始进口智利硝石以替代秘鲁鸟粪石。19世纪后期，在生产炸药和肥料两种需求的刺激下，智利硝石的出口量猛增。面对这种局面，欧洲人又开始担忧智利硝石是否会像秘鲁鸟粪石一样很快就被消耗殆尽的问题了。191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者之一。1898年，克鲁克斯在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大会上发表会长演讲时说到，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至今刚好满100周年，现在看来，马尔萨斯的预言极有可能变成现实，也即人类很快就会面临食物严重短缺的危机。他认为，自然界中的肥料有限，不可能长期满足人类粮食生产的需求。像智利硝石，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1920年代就会频临枯竭；即使乐观估计，1940年代也肯定会告罄。如果届时找不到新的可供大量使用的肥料源，欧洲的粮食，尤其是小麦的产量出现下跌将无可避免。因此，他呼吁科学家们立即行动起来，着手研制可大量合成的新型肥料，尤其是能把空气中大量存在的氮气转换成种植小麦时不可或缺的含氮肥料。自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揭示出了氮、磷、钾等元素对农作物的生长意义之后，人造肥料的生产便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过，李比希当时以为，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氮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故无须在人造肥料中添加含氮化合物。后来，英国的劳斯(John Lawes，1843-1910)和吉尔伯特(Joseph Gilbert，1817-1901)用实验证明，农作物不仅需要氮营养，而且通常只能从土壤中摄取氮营养。这样一来，如何快速、廉价地制取含氮化合物，特别是把空气中大量存在的氮元素固定下来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人类最早开发出来的含氮化学肥料是硫酸铵。尽管这种在生产焦炭和煤气时加工获得的副产品价格低廉，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根本满足不了欧洲的农业生产需要。欲彻底解决欧洲的氮肥供应问题，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从空气中固氮。一些人曾尝试着先用石灰和焦炭制作碳化钙，然后再让其与氮气反应生成石灰氮(CaCN2，氰氨化钙)。还有一些人则尝试着模仿闪电，利用高压电弧来促使空气中的氮气与氧气结合成一氧化氮，然后将其转换成二氧化氮，再用水或碱把它转换成硝酸或硝酸盐。但是，在克鲁克斯1898年发表演讲时，上述两种使用氮气生产氮肥的方法都还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其工业化应用则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事。1900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化学系教授，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于190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德国学者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 Ostwald，1853-1932)决定响应克鲁克斯的号召，启动直接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研究。不过，奥斯特瓦尔德最初展开合成氨研究的动机并非是为了拯救整个人类，而是为了预防德国的硝石运输线有可能被英国海军切断的不测。当时，英国人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在南非的领土和资源鏖战正酣，在布尔人治地内建立了强大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德国无疑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英布战争的爆发迫使奥斯特瓦尔德开始思考，万一英国与德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德国的粮食供应和炸药生产问题该如何解决？在奥斯特瓦尔德看来，答案非常清楚，那就是德国无论如何也要攻克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难题。此前，已有很多人从事过合成氨研究，因物理化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人们对化学反应中的平衡与速率之类问题理解不深，故早期的合成氨研究大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奥斯特瓦尔德是催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认为合成氨的关键在于实现温度、压强和触媒之间的平衡。他在实验中发现，使用铁丝做触媒，对氮气和氢气进行加热后可获得一定量的氨。无疑这项实验研究结果令他兴奋不已。他迅速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专利申请，并试图将这项技术高价卖给对人工固氮技术持有浓厚兴趣的巴斯夫公司。巴斯夫主要是依靠生产化学染料起家的。在研制合成靛蓝染料过程中，巴斯夫逐渐组建起了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并取得了多项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研究成果。至1899年，巴斯夫俨然已成了拥有150名科研人员的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当时，化工行业的模仿行为非常猖獗，企业只有依靠不断创新，才能保持住自身的竞争优势。继1897年合成靛蓝染料技术开发取得成功之后，巴斯夫认为下一个主攻目标应该是含氮化学肥料。为此，巴斯夫很早就开始着手从事人工固氮研究，只不过他们最初关注的乃是电弧法和石灰氮法而已。当奥斯特瓦尔德来到巴斯夫征询转让自己的合成氨技术的可能性时，巴斯夫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决定是否购买该项技术时，有关负责人让进公司还不到一年的卡尔·博施(Carl Bosch，1874-1940)对他的合成氨实验进行了追试。博施的追试实验一开始并未能像奥斯特瓦尔德一样获得痕量的氨。后来，使用奥斯特瓦尔德给的铁丝做触媒，他总算合成出了一些氨。可是，之后又合成不出。通过研读文献和反复实验，博施确信，自己抽出来的氨实际上是因奥斯特瓦尔德给的铁丝曾发生过氮化反应而引起的。年轻的博施得出的结论令奥斯特瓦尔德难以接受。双方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奥斯特瓦尔德最终意识到自己用做触媒的铁丝确实有可能在做氨分解实验时使用过，这样所获得的氨就不会是氢气和氮气的反应生成物，而是氢气和氮化铁反应的结果。于是，他一气之下中止了相关专利的申请，并决定不再从事合成氨研究。1901年前后，法国化学家勒夏特列(Henry Le Chatelier，1850-1936)也对合成氨进行了研究。不过，勒夏特列在使用铁做触媒对氮气和氢气进行合成实验时发生了爆炸。由于实验风险比较大，故勒夏特列最终放弃了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研究。尽管勒夏特列和奥斯特瓦尔德一样并没有用氮气和氢气合成出氨，但他还是于1901年把自己的部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使用外国人的名字在法国申请了一项专利。人工固氮方式之一——合成氨2哈伯从事的合成氨实验研究虽然奥斯特瓦尔德和勒夏特列最终都放弃了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研究，但不少德国学者20世纪初仍前赴后继地展开了这项被认为深具研究价值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能斯特(Walther H. Nernst，1864-1941)和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能斯特1904年起担任柏林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1920年因发现热力学第三定律而荣获当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哈伯1898年起担任卡尔斯鲁厄(Karlsruhe)高等工科学校物理化学和电化学副教授，1906年升任教授，1919年因发明用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的方法而荣获191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哈伯早期主要从事电化学研究，1902年参加美国电化学学会年会期间参观了设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一座电弧法固氮中试工厂，并对人工固氮研究产生了兴趣。回国后，哈伯便开始着手从事电弧法固氮研究，因实验进展不够理想，故从1904年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合成氨。其契机是聘请他担任科学顾问的维也纳马古里(Margulies)兄弟公司对使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有着广阔市场前景的氨一事颇感兴趣，并表示愿意提供相关研究资助。最初，哈伯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组成氮气分子的两个氮原子结合得非常紧密，很难把它们分离开来，除非将它们加热到1000℃以上；二是氮原子和氢原子结合成氨分子时，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如果不能快速地对氨进行冷却处理，氨分子很容易吸热分解。结果，哈伯虽然使用铂制成的实验装置在高温条件下将氮原子从氮气分子中分离出来了，但未能很好地解决氨的快速冷却分离等问题，故在实验中获得的氨的数量极少。由于合成氨的产率太低，工业化生产前景不妙，故哈伯打算放弃这项研究，并中止同马古里兄弟的合作。1905年，征得马古里兄弟的同意，哈伯公开发表了他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部分数据。柏林大学的能斯特当时也在从事与合成氨相关的研究，他在把自己发现的热定理运用到氨的平衡研究过程时，计算出了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时的产率。该计算值远小于哈伯的实验数据。能斯特认为哈伯的数据偏大极有可能是因实验误差造成的。于是，他让自己的研究助手进行了实验验证。为减少实验误差，能斯特指示助手加大压强以提高合成氨的浓度。加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与能斯特依据热定理计算出来的数值相当吻合。1906秋，能斯特把自己研究得出的数据远小于哈伯测得的数据一事写信告诉了哈伯，并说自己在1907年春召开的德国本生学会会议上将会公开这些数据。哈伯对能斯特的质疑非常重视。他注意到，能斯特助手的实验是在高压下进行的，而他自己的实验是在常压下进行的。提高压强，加大浓度，确实可以减少合成氨产率测定值误差。于是，哈伯做完常压下的验证实验之后，又开始提高压强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哈伯将原实验测得的氨的产率上限值视作为真实值有问题，实际上原实验测得的下限值才更加接近产率真实值。尽管哈伯的新实验数据更加接近能斯特的计算值，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在1907年春召开的德国本生协会会议上，能斯特和哈伯先后公开了自己有关合成氨的最新研究结果。由于双方的氨的产率数据差异比较大，故彼此之间为谁是谁非一事发生了争执。当时，能斯特毫不留情地指出哈伯新近测得的数据同样充满了谬误。能斯特的这些批评对于一名非综合性大学的普通教授和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少数族群学者来讲无疑是一种羞辱。哈伯回到学校后便一头钻进实验室，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从事合成氨研究。他发誓一定要洗刷掉能斯特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哈伯在其年轻的英国助手罗塞格尔(Robert le Rossignol，1884-1976)的协助下，通过改进实验装置，加大反应压强对合成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当哈伯和罗塞格尔把反应压强加大到远高于能斯特实验所加压强值时，他们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好结果。尽管1908年初哈伯已经掌握了以比较高的产率用氮气和氢气制取氨的技术，但该项技术离工业化生产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接下来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设法筹措更多的科研经费，大幅提高合成氨实验装置的性能，雇用更多的助手进行合成氨实验研究。至于和能斯特之间的争执，哈伯觉得已无需去理会它了。1908年2月，在担任德国枢密顾问的卡尔斯鲁厄高等工科学校化学系主任恩格尔(Carl Engler，1842-1925)的推荐下，哈伯与巴斯夫董事长布伦克(Heinrich von Brunck，1847-1911)进行了接触，并于次月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此后，在巴斯夫的资助下，哈伯与罗塞格尔添置了一批高压研究设备。以前，因担心实验装置承受不了，哈伯未敢把反应压强加得太高。这次，他打算重点研究100-200个大气压下的氨的合成情况。如此高的压强，一般容器都承受不了。为此，哈伯和罗塞格尔请实验室里的技术工人特制了一个厚壁石英管，并在其外侧加了一个铁保护层；此外，还特制了一批高压阀、接头等零部件。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压强的不断提升，氨的产率不断增大。当压强加大到200个大气压时，温度即使下降到500-600℃之间，氨的产率也不会明显减少。这在温度超过700℃时，触媒活性大都会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意义非同寻常。之后，哈伯他们又对整个实验装置进行了多次改进，以便能够对反应生成的氨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并可以利用反应过程中释放出的热量来预热输往反应室的氮气和氢气。此外，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以使反应室中未参加反应的气体经分离器分离后再返回反应室参加合成反应。1908年10月，巴斯夫即时为哈伯这种基于未反应气体循环利用和反应热回收利用思想的氨合成法申请了专利。在弄清了温度和压强的最佳平衡点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氨的生成速度，哈伯便集中精力对触媒进行筛选。他和助手一起先后对粉状的镍、镁、铂等进行了测试，但效果均不理想。之后，他又把主要从事煤气灯开发的柏林阿乌尔(Auer)公司先前委托其做实验时提供的稀有物质试料拿出来进行测试，并于1909年3月发现使用锇做触媒可以大幅提高氨的生成速度。这意味着氨的工业化生产前景已经变得相当明朗了。虽然哈伯的合成氨实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实验装置中的高压反应室是用石英结晶制成的。工业化生产时，为提高合成氨的产量，必须大幅扩大高压反应室的尺寸。可是，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石英结晶。巴斯夫如何解决既可以承受高压高温，又可以长期连续运行的合成氨反应装置的制作难题？再者，自然界中锇的蕴藏量非常少，其价格相当昂贵；而且锇用做触媒之后，很容易转变成为易挥发性的氧化物，故必须定期更换。合成氨装置投产后，锇资源能够满足巴斯夫的生产需求吗？当时的巴斯夫研发部部长认为，这两个问题短期内根本就解决不了，因此不太愿意继续资助哈伯从事合成氨研究。哈伯的上司恩格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出面写信给布伦克，力陈继续支持哈伯从事合成氨研究的必要性。于是，布伦克亲自带着研发部部长以及固氮项目负责人博施来到哈伯的实验室。现场考察结束之后，曾主攻过冶金学与机械工程，后来改学有机化学的博施认为耐高压高温设备的制造难题有可能解决，但用锇做触媒行不通。听完部下的意见之后，布伦克决定，继续资助哈伯的合成氨研究，但在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尚未解决之前，不要轻易启动其他分支项目的研究。由于即使把世界各国生产的锇全部买来用做触媒也合成不了多少氨，所以只要找不到可替代锇的新触媒，哈伯研制的合成氨技术就不会有大规模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能。幸运的是，在罗塞格尔的协助下，哈伯很快就找到了功效同样非常显著的新触媒——铀。这样，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合成氨实验装置能否持续稳定运行一事了。经过不懈的努力，哈伯等人终于在1909年7月的一次模拟实验中，使整个系统持续稳定地运转了5小时之久。当时，高压反应室中的氮气被转化成氨的达6-8%。是时，哈伯尚不满40岁。哈伯的研究使巴斯夫公司有关人员意识到，哈伯等人研制的合成氨装置不仅在将氮气以较高的产率转化为氨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其中的未反应气体循环利用系统和反应热回收利用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装置的经济性。很明显，该装置的能耗远小于电弧法固氮；进行放大设计后，其固氮成本甚至可以同智利硝石竞争。如此一来，不仅德国的肥料和炸药的原料供应不需要再依赖进口，而且巴斯夫还可以顺势实现转型发展。此后，有关合成氨的研究开始由实验室研究走向中间试验研究，研究中心也由哈伯的实验室转移到了巴斯夫。作为研发奖励和不外泄技术的补偿，巴斯夫允诺，每年给哈伯支付2.3万马克的薪水和研究费。另外，投产之后，每生产1千克合成氨，给哈伯提取数便士红利。对哈伯来讲，这比一年半前签署的合作协议要优厚很多。1911年，声名日隆的哈伯应邀前往柏林担任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的前身）所长，同时兼任柏林大学教授。离开卡尔斯鲁厄后不久，哈伯便告别了为之奋斗多年的合成氨实验研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3博施主持的合成氨中间试验研究合成氨的中间试验研究是在博施的领导下展开的。当时，博施年仅35岁。博施1900年在对奥斯特瓦尔德的合成氨实验进行追试时崭露头角之后便引起了巴斯夫总裁布伦克的关注。此后，他被安排到公司的优先发展领域——人工固氮项目组工作，主要从事一些与电弧法固氮有关的研究。1902年，挪威海德鲁公司(Norsk Hydro)率先研制出一种无需使用强磁铁即可实现放电的高压电弧炉。这种电弧炉虽然可以实现人工固氮，但它的电耗非常大。这在水电资源丰富的挪威和美国问题不大，但在水电资源贫乏的德国其固氮成本高得令人难以接受。因此，博施很早就开始把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固氮研究领域。不过，结果都无功而返。正当博施苦于找不到好的人工固氮方法时，传来了哈伯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获得了不错结果的消息。巴斯夫经过一番评估之后，决定资助哈伯从事人工固氮研究，同时任命博施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协调工作。在博施的协调下，不到一年半，哈伯的实验研究便取得了重大进展，接下来的中试研究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交由博施来组织实施了。博施1909年夏开始主持合成氨项目中间试验研究时，面临的难题可谓数不胜数，其中最大的三个难题是，廉价高效触媒的开发，高纯度原料气体的大量生产和大型耐高温高压合成反应装置的研制。新触媒的开发由米塔斯(Alwin Mittasch,1870-1953)博士具体负责。他曾在奥斯特瓦尔德的指导下主攻过物理化学和触媒化学。尽管哈伯继锇之后又发现了铀具有比较好的催化功能，但铀对氧气和水非常敏感，其催化效果很容易丧失。因此，铀和锇一样都不能算是理想的触媒。理想的触媒既要能大幅提高反应速率，又要能长时间地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稳定工作。这意味着筛选理想触媒时，至少要让触媒在苛刻条件下连续工作数日。米塔斯和助手们设计出了一种可迅速更换触媒的小型实验装置。实验时，他们通常会同时启动20多台这种装置以对不同的触媒进行测试。如此奋战一个多月，测试完所有元素之后，米塔斯他们开始对金属混合物进行测试。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一种瑞典产的磁铁矿催化效果不错，而其他地区产的磁铁矿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于是，他们在纯铁中按照不同的比例一次掺入一种元素进行测试，之后又按不同的比例同时掺入两种元素，甚至是三种元素进行测试。结果显示，用纯铁做触媒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掺入某些物质后，仿佛是给铁施加了魔法似的，其催化效果陡增。当时，他们把添加到纯铁中的物质叫做促进剂。问题是，添加什么促进剂，以什么比例添加催化效果最好？显然，只有不停的进行试错实验才能找到最佳答案。1910年1月初，米塔斯领导的触媒研究小组发现，在铁中添加氧化铝后，其催化效果几乎与锇相同。再添加少量氧化钾，其催化效果更佳。不过，这种触媒遇到硫磺、氯气之类杂质时，催化效果会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因这种触媒为固体，很容易生产，且价格低，故仍可称得上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合成氨触媒。此后，为了寻找更加理想的合成氨触媒，米塔斯小组又对有可能成为触媒的物质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错实验。遗憾的是，他们后来一直未能发现比铁、氧化铝、氧化钾三者的混合物催化效果更好的合成氨触媒。由于新研制的触媒很容易被原料气体中的有害杂质毒化而失效，因此合成反应对原料气体的纯度要求很高。当时，大量制取高纯度氮气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要像制氮一样把液态空气中的氢气高纯度地分离出来，成本太大。是故，博施他们只得尝试着用电解盐水法制取氢气，后因反应速度太慢，用电量太大而作罢。之后，他们决定改用水蒸汽与灼热的焦炭反应来制取氢气。问题是，生成气体中含有不少一氧化碳。为了清除氢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博施专门组建了一个攻关小组。该小组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开发出可大量制造高纯度氢气的工艺。在廉价高效触媒的开发和高纯度原料气体的大量生产问题相继解决之后，如何设计制造能耐高温高压的大型合成反应装置便成了摆在博施面前的当务之急。合成反应容器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其内部压强通常是蒸汽锅炉的20倍，温度高得可以把铁烧红。在研制中试用合成反应容器过程中，博施他们不仅对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车、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等进行了研究，而且还走访了克虏伯等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并请他们介绍了大炮制造技术的最新发展情况。之后，博施开始将相关研究人员按任务功能进行了编组，并新招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机械加工厂。在博施的率领下，全体人员连续奋战多月，终于设计制造出了两台高达2米4的圆柱形合成反应容器，并将其置于用强化混凝土制成的防护罩内。意想不到的是，这两台中试用合成反应容器只运行了三天就爆炸了。爆炸是因圆柱形合成反应容器内壁多处出现龟裂引起的。为深入调查爆炸原因，博施专门成立了一个金属材料研究室。研究人员走过一段弯路后最终发现，爆炸是因粒径很小的氢原子在高压下钻进了受热膨胀后的碳素钢内部，并与其中的碳元素发生反应造成的。由于合成反应条件很难改变，故摆在博施面前的选择只剩下两个，要么改用其他金属制作反应容器；要么给碳素钢反应容器内壁加一道保护层。当时能够用来制造耐高温高压反应容器的只有铂等少数贵金属。用这些贵金属来制作合成反应容器成本太高。于是，博施只得委托冶金专家为其研制一种不容易和氢发生反应的高强度钢材。可是研制出的高强度钢材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碳元素。这样一来，只能给碳素钢反应容器内壁加保护层了。糟糕的是，无论给内壁涂什么保护层，氢原子在高压的作用下都可以很容易地穿透它，并钻进碳素钢的内部，除非在内壁上涂上一层纯金，而这样成本又太高。自反应装置首次爆炸以来，数十名科研人员、几百名辅助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地忙碌了近半年，最终仍未能拿出一个可被接受的解决方案。博施在对加保护层方案进行分析总结时意识到，迄今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氢原子在高压的作用下向受热膨胀后的金属材料内部渗透。为何一定要阻止氢原子向材料内部渗透呢？问题的关键是不要发生爆炸，而不是单纯地阻止氢原子渗透。顺此思路，他想出了给高强度碳素钢圆筒加内衬的方案。使用内衬的主要目的是阻挡氢原子向其外侧的碳素钢圆筒内壁渗透。如果内衬使用久了发生脆化，可以进行更换。只要内衬能把渗透到其外侧的氢原子的数量大幅度降下来，那么内衬外侧的碳素钢承压圆筒就不大会发生内壁脆化现象。至于内衬所使用的材料可以是强度不高、含碳量很低的熟铁。加熟铁内衬之后，如何将渗透到内衬外侧的少量气体及时地排放出去？如果不及时地排出这些气体，它们会越积越多，进而侵蚀内衬外侧的碳素钢圆筒。面对这个棘手问题，博施再度陷入长考，并于1911年2月偶然意识到：此前，他们一直在努力防止反应容器内的氢气外泄，生怕泄漏出来的氢气遇氧后发生爆炸。其实，氢气泄漏出来后，只要在空气中的浓度没有达到发生爆炸的程度，人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这意味着在碳素钢圆筒上钻一些小孔，直接把渗透到内衬外侧的少量氢气排放出来并不致于造成太大的危险。1911年3月，博施把上述想法付诸实施之后，发现防爆效果非常明显。尽管这些做法的技术含量不高，但其成本非常低，关键是能够有效解决合成反应容器的爆炸问题。无疑，巴斯夫很快就为这些技术思想申请了专利。改进设计后的合成反应容器虽然轻易不会发生爆炸，但仍会不时地出现一些故障，以致1911年秋季前中试装置的持续运转时间从未超过两天。毋庸赘言，所遇到的难题最终都被博施他们一一解决了。1911年底，日产氨量高达数吨的中试装置终于实现了稳定运行。这意味着大规模兴建合成氨工厂的技术可行性已基本具备。卡尔·博施(Carl Bosch,1874-1940)4合成氨的批量生产与推广应用为兴建合成氨工厂，1911年夏，巴斯夫决定买下位于其路德维希港工厂北边的一块紧靠莱茵河的土地。几周后，奥堡(Oppau)镇就批准了该项土地转让协议，11月份又批准了有关该地块的开发计划。不过，12月4日，布伦克突然去世了。令博施感到意外的是，在没有布伦克督促的情况下，巴斯夫董事会仍批准了合成氨工厂的建设资金需求。不仅如此，董事会还决定将原定建厂规模再扩大一倍，并正式任命博施为巴斯夫总裁，全权组织实施该项建厂计划。对原定计划进行修订之后，巴斯夫于1912年5月开始动工兴建合成氨工厂。尽管博施此前组织研制的合成氨中试装置已能正常运行，但其日产量不过才2吨多一点。而巴斯夫计划兴建的是一个年氮气使用量就达到6千吨的大型合成氨工厂。建设这样一个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型高压化学工厂，等待博施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难题多得令人难以想像。尽管困难重重，巴斯夫的第一座合成氨工厂还是于1913年9月在奥堡建成投产了。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花了16个月。尽管工厂建成投产初期，仍会不时地出现一些故障，但至第二年春季日产氮肥量就攀升到100吨。博施的执行力深深地折服了巴斯夫的董事们。1914年4月，不到40岁的博施就被推举为巴斯夫的董事长。巴斯夫合成氨工厂建成投产前，由于氨的产量低且价格昂贵，故氨多被用做冷却剂，很少被用做化肥的。合成氨工厂建成投产后，氨的产量急速攀升，于是就有必要开拓农村市场，直面与智利硝石的竞争问题了。对巴斯夫来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氨转化成硫酸铵。但是，德国农民用惯了硝酸盐类肥料，不怎么喜欢用硫酸铵。这样一来，如何将氨转化成硝酸，然后再进一步转化成硝酸铵之类肥料，便成了摆在博施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哈伯对这个课题也同样深感兴趣，因为巴斯夫的氨销售量越大，他的提成也就越多。当时，使用氧化法将氨转化成硝酸必须使用铂做触媒，由于使用这种方法生产硝酸的成本太大，故博施指示米塔斯充分借鉴开发合成氨触媒时所习得的经验，力争找到一种可替代铂的新型触媒。1914年3月，米塔斯等人终于开发出了一种不含铂的廉价高效触媒。不过，没过多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智利硝石多被军方拿去生产炸药了，故德国的肥料供应出现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巴斯夫已无必要投资兴建新车间，使用新开发的触媒特地把氨转化成硝酸，然后再生产硝酸铵之类肥料了。随着硫酸铵销量的增加，巴斯夫合成氨工厂对硫酸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时，巴斯夫生产硫酸时使用的是黄铁矿。由于黄铁矿的需求量太大，巴斯夫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以致硫酸和硫酸铵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尽管德国的黄铁矿资源不足，但其煤炭资源和石膏资源非常丰富。巴斯夫生产氢气时采用的就是用水蒸汽与灼热的煤炭发生反应的方法。在此过程中，巴斯夫还获得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博施当时在想，可否使用主要成分为硫酸钙的石膏生产硫酸铵？经过一番探索，巴斯夫的科研人员终于开发出了用二氧化碳、氨与石膏反应生产硫酸铵的新方法。此反应生成了两种物质：一是硫酸铵；二是碳酸钙，即碳酸石灰，它也是一种畅销品，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不过，在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分离这两种生成物质一事上，科研人员遇到了不少麻烦。最后，根据博施的提议，通过改进美国人淘金时使用的浸泡吸引过滤装置才解决了这一难题。至此，巴斯夫大批量生产氨以及硫酸铵时使用的原材料：空气、水、煤炭和石膏都可以从德国本土廉价取得了。巴斯夫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打开硫酸铵的市场之后，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氨的产能？实际上，自合成氨工厂建成投产之后，巴斯夫就从未停止过对合成氨生产装置的改良。这对提高氨的产量无疑是有益的，但效果有限。除非对生产装置中的关键设备——合成反应容器进行彻底的改造，否则合成氨的产能很难再上一个台阶。意想不到的是，军方的炸药需求对巴斯夫合成氨工厂的改建与扩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原本想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击败法国，但没想到在巴黎近郊遇到了英法联军的顽强抵抗，以致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战前，军方以为很快就可结束战事，故只准备了半年的弹药。当军方意识到战争有可能会僵持一段时间之后，便开始思考军火的稳定供应问题。尽管战争初期，德国海军尚能维护智利硝石运输线的安全，但英法海军完全具备切断这条运输线的能力。一旦智利硝石的运输线被切断，德国的智利硝石存量，加上占领地的智利硝石存量并不足以满足军方对弹药生产的需求。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即时动员工业界帮助解决生产弹药所需原料不足难题。战前，在银行界的大力支持下，石灰氮法固氮技术在德国也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由于石灰氮很容易转化成生产炸药所需的硝酸，故在一些人士的游说下，德国政府决定资助相关企业大规模扩建石灰氮工厂。这显然刺痛了哈伯和博施。问题是，巴斯夫虽然开发出了将氨转化成硝酸的廉价高效触媒，但这项技术并没有经历过中试的考验，至于相关生产设备的研制更是无从谈起。即便如此，哈伯和博施也没有理由坐视石灰氮法固氮技术的崛起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经过一番艰苦探索之后，巴斯夫发现，虽然将氨直接转化成硝酸比较麻烦，但可以比较方便地将其转化成和智利硝石主要成分相同的物质——硝酸钠。这意味着只要政府肯投资，巴斯夫即可在短期内大量生产可用于制造炸药的“智利硝石”。在博施看来，获得政府投资，兴建用氨生产硝酸钠的工厂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巴斯夫在固氮领域的竞争优势，否则日后被生产石灰氮的公司超越并非没有可能。再者，当巴斯夫可以批量生产与智利硝石成分相同的硝酸钠之后，将来就不用担心智利硝石会卷土重来，对公司的合成氨生产构成威胁。为此，博施主动游说德国政府，强调硝酸钠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生产炸药（硝酸钠和硫酸可以反应生成硝酸），更重要的是用硝酸钠生产炸药的费用远比用石灰氮生产炸药便宜。最终帮助博施说服政府的乃当时兼任德国政府科学顾问的哈伯。在哈伯的推动下，博施和德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诺半年内完成奥堡合成氨工厂的改造，自1915年5月起每月生产5千吨硝酸钠。德国政府表示将为巴斯夫的这项计划提供6百万马克的补助金。1914年10月，巴斯夫开始动工兴建硝酸钠生产车间，同时对合成氨生产装置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当时，德国的钢铁企业只能铸造最大长度为6米，最大直径为1米的钢管。为扩大合成氨的反应容积，提高生产效率，博施率领人马快速攻克了将两个6米长的钢管串成一个高压反应塔的难题。半年后，巴斯夫按照约定，开始批量生产“智利硝石”。实践表明，用合成氨法固氮、生产炸药的成本确实要比用石灰氮法低很多。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失去了继续给生产石灰氮的厂家提供大量资金补助的理由。巴斯夫开始批量生产“智利硝石”的当月，就招致法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尽管德国军方此后加强了对奥堡合成氨工厂的防卫，但是很难有效阻止法国飞机的突袭，因为奥堡离法国太近了。法国飞机每次来袭时，奥堡合成氨工厂都不得不关闭高压生产设备。而这些设备关闭后再重新启动非常费时，加上抢修被法国飞机炸毁的设备多少也需要一些时间，以致奥堡合成氨工厂的产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者，尽管巴斯夫此前对合成氨生产装置进行了扩建，但因军方对硝酸钠的需求量太大，巴斯夫只得把本应该拿出生产硫酸铵的氨拿来生产硝酸钠，以致德国肥料供应严重短缺，农民意见很大。为此，1915年9月，德国政府建议巴斯夫在法国飞机炸不到的德国中部地区建一座比现在的合成氨工厂还要大一倍的第二合成氨工厂。以博施为首的巴斯夫高层与政府交涉多个回合之后谈定，兴建第二合成氨工厂所需的巨额投资由政府全数贷给巴斯夫,工厂建成投产后巴斯夫再用利润偿还。于是，1916年4月底，巴斯夫与德国政府签署了在离莱比锡不远的洛伊纳(Leuna)镇再建一座合成氨工厂的协议。尽管战时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巴斯夫的建设团队在博施的带领下，还是于1917年4月底让洛伊纳工厂的大型合成反应塔实现了点火。该厂建成当年产量就冲到3万6千吨，战争结束时的年产量急速攀升至16万吨。位于德国路德维希的巴斯夫公司合成氨反应塔遗址5一战结束后开始工业化生产硝酸铵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德国公司在海外的生产设施、子公司、附属公司以及登记的专利全部被没收。作为军火供应商，巴斯夫还被法国军队占领达数月之久。这样，巴斯夫的人工合成氨技术以及利用氨生产硝酸钠和硝酸技术就不再受到保护。战时，为满足军方的炸药生产需求，巴斯夫只将部分合成氨用于生产化肥，主要是硫酸铵。战后，由于无需再为军方生产“智利硝石”，也就是硝酸钠，故巴斯夫可以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前已述及，比起硫酸铵，德国农民更喜欢使用硝酸盐类化肥料，加上用硝酸铵制作肥料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故巴斯夫很快就实现了硝酸铵的大规模生产，因为利用氨氧化生产硝酸以及利用氨中和硝酸制取硝酸铵等工艺此前已经攻克，只是由于战时的合成氨产能难以同时满足军用需求和民用需求，不得不压缩民用需求罢了。为了便于储存和运输，工厂一般都会对硝酸铵溶液进行浓缩、结晶和造粒处理。问题是，硝酸铵颗粒很容易受潮结块，而且对高温的耐受力较差。硝酸铵受热分解后会产生大量的氧气、氮氧化物和水蒸气，这些气体在急剧释放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引起爆炸。由于巴斯夫对硝酸铵的这一危险性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曾在一次粗暴的操作中，引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爆炸。1921年9月21日上午7时32分，巴斯夫公司奥堡工厂一处存放有4500吨硝酸铵与硫酸铵复合肥料（硫酸铵与硝酸铵的配比为2:1）的巨型库房发生猛烈爆炸，爆炸中心形成了一个直径125米、深19米的大坑。这次的大爆炸造成奥堡工厂附近的1000多户房屋中的70％被摧毁，其余被严重破坏。方圆数十公里内的路德维希港、奥格斯海姆、弗兰肯塔尔等地的建筑物也受到破坏。这场灾难造成509人丧生，160人失踪，1952人受伤，7500人无家可归。这是德国化学工业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爆炸发生后，奥堡镇议会立即启动危机管理，对民众进行紧急援助。800多名儿童被临时安置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儿童之家”或寄养家庭。巴伐利亚州州政府专员卡尔·施图泽被委以重任，负责统筹援助和捐赠事宜，相关工作一直持续到1924年11月30日。这场悲剧性事故震动了整个德国，大型葬礼于1921年9月25日在路德维希港中央公墓举行，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特意出席葬礼。许多德国报纸当天还出版了有关这场灾难的特刊。巴斯夫公司首席执行官博施在悼念活动上表示：“灾难并非由疏忽或人为因素引起，我们至今仍无法解释的未知自然因素使我们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我们多年来生产并用于为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提供食物的物资，如今突然因为某些我们无法获悉的原因而成为我们最残酷的敌人。”因爆炸中心无人生还，故直到1925年，奥堡大爆炸的官方调查结果才对外公布。德国电视一台称，当时工厂将生产出来的硫酸铵和硝酸铵大量囤积于库房内，准备等市场旺销时上市。由于库房里堆积的4500吨硝酸铵和硫酸铵已经固化，于是工人们引爆少量炸药来将其松动，因为“此前类似操作从没有发生过事故”。调查还发现，在奥堡大爆炸发生前两个月，德国就发生过运送硝酸铵的货车爆炸事故，但那场事故并没有引起巴斯夫的警惕。不过，奥堡大爆炸发生三个月后，奥堡工厂的生产就恢复了，因为太多人食不果腹，急需使用化肥增产粮食，因此人们没有过分苛求成功“将空气变成面包”的巴斯夫公司。然而，正是这种宽容，造成了此后的一次又一次的硝酸铵大爆炸，包括这次的贝鲁特港口的硝酸铵大爆炸！位于德国路德维希的巴斯夫公司奥堡大爆炸废墟历史已过去100年了，今天的科技已非昔日可比，但人类还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过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安全生产是化学工业绕不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硝酸铵大爆炸，能够唤醒企业界和各国政府。

作者背景：- 德国bwl+vwl本科(方向: “Accounting, Finance and Taxation”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德国 & 英国 vwl 硕士双学位项目 (入学奖学金，项目共2人)，- 欧盟玛丽居里博士项目fellowship (全奖)，- 同时就职于欧洲某咨询公司。最近关注读博的同学越来越多啦，大家是不是还在申请最传统的在大学的博士位置呢？感觉大学位置是越来越激烈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出路相对会比较单一，主要还是继续走学术为主，当然也可以去业界，只是这样的话硕士毕业后花三四年时间读博是不是真的比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在职场更有利呢？这里暂时只讨论BWL类的专业，一方面因为VWL在企业几乎很少有位置，这就意味着跟企业的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是以前传统的VWL毕业生相当多的去做了quant相关的工作，而现在这样的工作更多青睐的是有数学/物理/统计专业背景的候选人，更不要忘了在德国越来越热的经工专业（虽然我没读，但是现在工作中发现公司更需要这类人才）。因为我当时申请博士的时候正好是大学，研究所和企业都拿到zu了，这篇就分析一下三种不同读博方式之间的优劣势和更倾向招哪类特质的博士生。毕竟我最后也只是选择了企业博士一种，欢迎在大学/研究所读博的BWL小伙伴们补充。这里我们就用一下管理学中关于战略决策非常经典的模型SWOT Analysis来对比大学博士，研究所博士和企业博士。首先要明确的是由于研究所和企业都不具有授予学位的资格，所以这三种博士职位实际拿到的博士文凭都是大学授予的，这方面并没有区别，只是读博过程/工作方式很不一样。大学优势作为最传统的读博方式，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离教授近啊，我看到我们组的其他大学博士就在教授办公室的隔壁，有个啥子事都可以直接敲门，再不济食堂也可以堵一下，小问题五分钟聊一下就解决，不像我们（我在另一个国家的公司工作）跟教授约个时间，大教授曾经5个星期才回复我邮件。千万不要觉得就不需要跟教授唠嗑，是人就需要交流才能理解对方，要是只谈工作的话人家完全可以把一个小博士生的东西放在最后才答复。劣势BWL这种社会科学其实在这方面完全不同于理工科，咱们的research question要自己提出，也就是你要研究啥问题，这个其他人特别是教授是完全解答不了你的兴趣点的，甚至，有的教授还在等你出点子呢。完全不是某些学科只要照着教授说的做实验收集数据即可。这方面大学可以用到的资源从硬件设备到数据库方面都没有公司资源丰富预算充足。机会如果找教职的话，个人认为还是传统的大学博士最有优势，主要是授课的技能只有在大学才可以练习。研究所博士和企业博士是完全不需要也没可能带übung & Tutorial的。鉴于随便选一个大教授的cv几乎清一色都是博士阶段就开始带课，更不用说美国的TA是大多数博士生必经阶段。如果某些教职是以有教学经验为前提的，那几乎只有大学博士才可能入围。威胁除了找传统的教职，大学博士既没有研究所博士那样相对充裕的研究时间（需要给教授准备材料，上课，改作业等）也没有企业博士的工作经验，所以对BWL来讲进入业界的话只有在大学经历的博士未必是企业首选。选人标准专业相对对口，成绩一般是2.5以内，有的学校2以内。有hiwi是加分项，毕设为目标教授的研究领域加分。对自己本校或被有合作关系的教授推荐的学生成绩要求上可适当微调。研究所因为并没有实际在研究所做博士，所以仅从当年我得到的JD上的工作内容和面试时提问教授得到的信息分析，欢迎补充。优势目标专一而明确：基本工作内容就是搞研究发文章，几乎没有其他杂事占用时间。挺适合语言上读写特别强，口语弱一些的选手。特别是目标明确后KPI就好衡量，也不需要在教学，其他工作上平衡时间。　劣势发文章基本是硬性规定，一般三篇，三年。发文章的压力非常大，BWL这行也没有啥实验可做，想灌水都不知道水在哪的感觉。机会对于现在文章即王道的找教职的情况，有了三篇顶刊就天下你有了。国内/欧洲找教职都不是梦，这是绝对的机会。　威胁如果要去企业的话，基本也就大企业的research center合适了，特别是如果本硕博连读这种情况，很容易就变成了专注于paper而脱离了实际情况。个人的感觉，另外就是可能生活略显无聊了。选人标准看专业课成绩，对成绩有个最低标准，面试时几乎都讨论专业问题，主要考察英语能力。有文章绝对加分了，其实这个应该是三种位置都加分，但是BWL硕士毕业有文章几乎不太可能，当然要是你一个Msc遇到竞争对手是MPhil，那就再看看其他位置。我当时非常幸运的是硕士期间有一个自己设计主导实施的完整实验经济学的项目，自己收集的数据，就差发表了（时间问题）。　企业其实从大学开始，我所有的同学都看不出我才是那个要坚持读博的人，长相上就不那么学术。关键是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当我拿到企业博士的zu，特别是欧盟项目的时候，非常坚决就确认了并直接放弃了其他选择。优势最直接的工作经验，比如我现在在一家以做欧盟项目为主的咨询公司做博士，我的导师，同事都是可以观察和学习的对象，各个方面的咨询公司的运营已经比较清楚，特别是我自己独立在做博士课题的欧盟项目（H2020）。另外所在的是其中一个分公司，所以各种去总部开会学习，跟各分公司开会workshop其他各种event，都可以直接学习到公司管理层的处事风格，体验欧盟各国的不同职场文化。周围同事一圈全部是project manager，因为大家都不同项目（也知道我就是公司生物链底端的博士生），所以都非常热情给我分享各个项目管理的经验，拿项目的proposal，各种大学MBA课程和各类职场上的活动。劣势首先就是只要在企业读博不管哪个专业的问题, 公司的目标跟大学的研究目标永远不一致，大学要的是研究领域的contribution，公司要的是商业价值。我们领域的话就是大学可以接受invention,公司只要innovation，然后企业博士就要在这两者里面夹缝中求生存。其次，完全按照雇员时间打卡上班，具体时间不方便说，但是绝对高于朝九晚五，企业博士是全职的一份工作，比起大学博士，是完全没有自主的时间，就是完完全全打工人一枚，晚上吃外卖是常态！最后，我个人倾向工作环境安静些适合思考，可惜我们是open office，疫情期间都不能出差可以随时听到办公室不同网络会议同事们各种presentation的声音（小会议室完全不够用），各种语言此起彼伏。最大的问题是从学生身份转变的猝不及防，一下子需要做的学的太多太多（学做人），各种会议报告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时间，期间大学还会不停催文章。关注我朋友圈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我从19年开始就大量开始往返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所以如果要开始企业博士的一定要尽早，在自己还没有家庭压力的时候，简直是单身狗首选（咨询类的工作不要妄想不频繁出差）。机会和威胁这个打算一起讲，主要是企业博士做的好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大学，企业的research center和企业的业务部门，特别是以项目制为主的咨询公司都是好选择。劣势是可能两头不到岸，本身写文章的时间比起研究所博士是大大减少，公司业务上能做多少有时候也不取决于博士生自己，只要涉及项目的必然是多方协调妥协博弈的过程。选人标准相关实习加分，工作经验加分，主导过项目加分。参加过欧盟各种项目加分。多语种加分。多国背景加分。反正我是万万没想到面试时他们最感兴趣的居然是我在HK一段小公司marketing的实习经历 （对自己体现在简历上的每一段经历都不要小看）。最后，是我每次都反复强调的，读博只是提高了经管类专业的下限而已，如果想要赚大钱或创业或本身本科毕业后就已经找到理想工作的小伙伴，先工作几年既有了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有了相对的经济基础，最重要是已经有了一点小成就可以更自信的认识自己，不至于到了PhD阶段可能会有自我否定的情况。虽然我自己的本硕博之间完全没有Gap也都是在毕业前就早早敲定了下一阶段计划，但并不做推荐。没有人的人生可以是一条上扬的直线，这年头打败你的很可能就是跨界。应该在相对更年轻的年纪里尝试更多的可能性，20+这个年纪本就不是要得到最大财富/成就/权力的年纪。我至今后悔的全是我没有尝试的事情，而不是我没有成功的事情。

读书有用吗？“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会读书永远不过时！尤其是在德国，高学历永远是你跟这个世界谈条件的最佳入门筹码。近日，德国工资比较平台“Gehalt.de”发布了一份调查数据，对网站上6074个用户的工资信息进行了对比，这些人都是已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或有至少3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而结果显示，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工资水平遥遥领先。刚开始工作时，平均年薪就有55500欧元；硕士毕业生工资则直降近9000欧元，平均年薪只有46314欧元；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则是42600欧元。看来，在教育上永远不要吝啬你的投资欲望。想来德国读博士的朋友们，也不要再纠结于时间、金钱上的投资与最终的“结果产出”之间的平衡了。然而，不同行业，博士的工资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来德国读博士的重点是，你学的专业是什么。根据“Gehalt.de”平台的数据，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博士最受各大公司欢迎。一般来说，有博士学位的职员年薪可以达到5.7万欧元，比其他没有博士学位的同事多拿8700欧元！“Gehalt.de”负责人Philip Bierbach表示，在计算机信息领域，博士学位对工资水平是有很积极的影响的。不过，随着实践知识和项目经验的不断累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博士学历的员工也可以达到与博士相同的水平。此外，在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学位也是升职加薪和职业晋升的助推器和敲门砖。获得博士学位的员工工资为51800欧元，比没有博士学位的员工工资高出5000欧元。而在工程师、经济学家中，有没有博士学位之间的工资差距为4000欧元。比如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起始工资为53800欧元，没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年薪仅为49500欧元；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年薪平均为49400欧元；没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平均年薪为45500欧元。不过，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行业中，博士的起始工资虽然比学士、硕士要高，但与上面的行业相比，则不太理想。没有博士学位的职员年薪为36400欧元，有博士学位的职员年薪为40400欧元。所以，来德国读博士，先考虑好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才是关键！西澳大利亚政府为吸引留学生延长工签，珀斯有哪些好大学？英国留学：好的专业才有好的未来！本科毕业也可以美国读博，美国读博有哪些条件？这六所美国大学才是中国学生最喜欢的？

本文由掌桥科研整理，平台提供中外文献检索获取，拥有1.3亿+篇，中外专利1.4亿+条，月更新百万篇，是科研人员与硕博研究生必备平台之一贝时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是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1903.10.10-2009.10.29）幼时启蒙1903年，贝时璋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滨临东海的憩桥镇上，父亲是德商洋行的一位职员，1911年春，贝时璋进镇海县憩桥镇进修学堂学习，1913年秋，贝时璋进镇海县贵驷桥宝善学堂学习。在1915年贝时璋进入了德国人办的“德华学校”上中学，这所德国人办的学校内有许多理科方法的基础书籍，覆盖面很全，在此期间，他学到不少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同时也萌生了一种想法——他想更多地知道自然的奥秘。留学生涯1919年，贝时璋考入了同济知工专门学校（后来的同济医科大学），先在德文科，后升入医预科，于1921年，他在医预科毕业后留学德国。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在1928年３月，贝时璋于土滨根大学毕业，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注：1922年秋，贝时璋转德国慕尼黑大学， 1923年秋，贝时璋转学到土滨根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图宾根大学任助教，在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Harms）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在德国土滨根大学时，贝时璋开始研究无脊椎动物的个体发育和再生等问题。当时他在哈姆斯教授指导下研究了线虫的生活史、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和再生等。回国后在浙大又开展了轮虫的细胞常数和再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德国的八九年里，贝时璋受到德国传统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科研生涯有很大的影响。浙大任教1929年秋，贝时璋在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告别图宾根大学，返回祖国，之后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1930年8月），并着手筹建了浙大生物系，当时国内生物系师资相当匮乏，这对于年轻的贝时璋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不过他并没因这样的艰苦的条件而退缩，反而是积极。浙大原本计划从8月1号开始正式聘请贝时璋，开始正式发工资，但是贝时璋告诉学校，他愿意不要工资，希望提前到校，着手这些准备工作。于是，等到9月份开学时，一切的仪器、挂图都准备好了，贝时璋就这样开课了。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浙江大学被迫迁移，贝时璋随校西迁贵州，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贝时璋仍勤勉不懈地从事科学探索。在浙大任教期间（20年），他培养出不少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如朱壬葆、江希明、姚鑫、陈士怡、王祖农、陈启鎏、朱润、徐学峥。创立学说贝时璋主要研究包括动物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方面，其中尤以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最为突出，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创立了“细胞重建学说”。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就发现了中间性个体。这是首次被报道。贝时璋不仅根据染色体和第二性征将这些中间性个体分为5种类型，并研究了它们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变化，观察到细胞的解体和细胞的重新形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即建立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性成果。但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不得不得停止了研究。以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展，直至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贝时璋才又有机会和条件与一批年轻的工作人员一起对细胞重建这一课题继续开展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细胞可以重建而不由分裂产生，因为自1871年以来，“细胞分裂为产生细胞的唯一途径”一直被生物学界奉为金科玉律。1958年，在贝时璋的主持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该学科的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这也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设立。1958年至1983年间，贝时璋一直担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几十年间，他开拓了我国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研究，指导了我国核爆炸实验对动物本身及其远后期辐射效应研究和我国第一批生物火箭动物飞行实验等重大研究，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个人荣誉1、鉴于贝时璋长期从事实验细胞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德国土滨根大学又于1978年、1988年和2003年三次授予博士学位。2、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被邀任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被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委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逝世与纪念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中国国家天文台将1996年发现的第36015号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2008年10月10日，贝时璋院士105岁寿辰暨铜像落成。2011年5月25日，镇海区人民政府、浙江省邮票局、宁波市邮政局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五）—贝时璋纪念邮票》首发。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搜狗百科、《一代宗师贝时璋：用生命探索生命》、《大师集 之 贝时璋》、《生物学家 | 36015的小行星的命名-贝时璋》、中国科学院院士介绍等。

记者 | 庄键1德国化工巨头科思创任命了公司的第三任中国区负责人，这是首次由华人出任这一重要职位。科思创在今日（6月18日）宣布，雷焕丽将从7月1日起担任中国区总裁。在今年9月前，她还会继续兼任公司聚碳酸酯业务部全球电子电气与家电业务负责人一职。雷焕丽在科思创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她当时以技术代表的身份加入了科思创的前身——拜耳材料科技部门，并在此后任职于公司的多个管理岗位，范围涵盖销售、技术和研发等领域。2015年，科思创从拜耳拆分并独立上市，演变为现在拥有超过1.6万名雇员的跨国化工企业。该公司的拳头产品包括聚氨酯和聚碳酸酯，前者主要用于生产泡沫塑料，后者则是高性能塑料的上游原料，它们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电子以及家居等多个行业。科思创在2018年的销售额达到146亿欧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为32亿欧元。雷焕丽此次接替的是将于本月底退休的盛秉勇（Bjoern Skogum），这位瑞典人现年60岁，在2017年7月担任科思创中国区总裁。盛秉勇的前任是胡迪文，他是科思创独立后的首位中国区负责人。在两人的领导下，两年前，中国跃升为科思创最大单一市场。2018年，科思创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攀升至31亿欧元，占公司总营收的21%。科思创在国内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在上海设有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及公司第二大研发中心。截至去年底，位于上海的一体化基地投资总额已达31亿欧元。未来几年，该工厂经过扩产后，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聚碳酸酯生产基地。在科思创首席执行官施乐文（Markus Steilemann）看来，任命雷焕丽为中国区总裁，将是科思创推进本土化的一个里程碑。当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正在启用华人担任类似的高管岗位，科思创也改变了公司此前的传统。这也与科思创两年前提出的一项全新理念“有何不可”（Why not）暗合。对于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化学公司而言，它传递出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信号：过去的成功未必能在未来得到复制，为此进行改变在所难免。对于变幻莫测的中国市场，这种改变显得尤为必要。施乐文在中国有着近十年的工作经历，这个东方国度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莫过于对速度的渴求。雷焕丽上任后，首要的考验将是如何应对业绩下滑的潜在挑战，较为不利的外部形势在她所负责的市场更显严峻。在科思创服务的重要下游客户中，汽车、3C等行业在国内均面临着消费下行的压力。同时，科思创倚重的大宗化学品刚经历过一轮行业周期，正由波峰向下探底。今年一季度，受产品价格显著下降等因素影响，科思创全球销售额为32亿欧元，同比下跌16%；集团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4.4亿欧元，下滑了近六成。科思创的管理层已预料到了这种业绩反差。施乐文称：“一季度（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财务指引，确认了我们对于全年放缓的预期。”该公司曾预计，今年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至少将同比下滑37%。雷焕丽称，将借助于公司的产品、应用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继续保持科思创在中国发展的良好势头。

声明：本文内容来自“德国留学小姐姐“特邀作者刘三岁编写，如需转载，请务必联系授权背景介绍：作者(刘三岁)第一学历：大专，后通过“专升本”考试<非成人自考>就读于二本院校，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历及学位;硕士阶段：于 2019 年获得西安一所 985、211 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博士阶段：现在于德国某高校，攻读人工智能方向博士。备注：本文绝非“鸡汤”，只是作者单纯的记录自己的"艰辛"求学之路。如有雷同经历，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01坎坷升本路又快到一年一度的高考了，记得那时候，每天半夜两三点还没睡，早上五点多就起来又继续学习。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拯救我严重的偏科。我的物理简直差到令人发指(高考理综化学、 生物几乎满分，物理却只有 30 多分)。最终我以二本的成绩选择了一所“很有名望”的大专(别问我为什么不上本科而选择了大专，那是另一段“故 事”)。入学后，心里有一百万个不满意、不舒服。那时候一心只有—“我要专升本，要抓住这第二次'高考'机会，一定要把我的专业名称从计算机应用技术换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记得在入学前的暑假，我就借了表姐的高等数学在家学了起来。所以，入学后，大家刚开始学“高数(上)”时，我基本已经学完了整个高数，包括做完了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从专科的第二年下学期 开始，我又一次进入了“备战”状态，每天戴着耳机，最早去图书馆，最晚离开。在专升本考试即将开始的前半年多，国家通知所有一本院校不再接收“专升本”考生。这对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这意味着我再努力也就只能考一个二本。那我为什么当初不直接选择上二本呢?!(当时，就是冲着 升本可以考到一本院校，所以才选择了大专)那时候，深深的感觉自己被 “坑”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二本里选个好点的上呗，也只能这样了。最终， 以一直通知书“完美”结束了大专时光，准备开启本科“新生活”。02匆匆那年，本科生活由于是“专升本”，所以本科的时间只有两年。第一年主要是以上课为主，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本科的课程和专科是有明显差别的。之前更倾向于“应用”，而现在不仅学习应用，更深入的学习了应用背后的原理。真正的做到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到了第二年，大家为了自己的前途都分别忙着参加招聘会、考研、出国等等。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执拗”的主儿，在哪跌倒，就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当初没有考到自己心仪的本科院校，那我就考研， 一定要圆自己梦想。年少轻狂的我，报了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很不幸，“预料之中”的落榜。突然之间，就加入了找工作“大军”。03学历，使我自卑随着毕业生逐年增加，西安这座高校云集的城市，工作更是难找，更何况我还贴着”专升本“标签。好的企业，估计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就把我刷掉了。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稳定的单位。在那里工作了快两年以后，由于我的”第一学历“问题，只能是长期合同工，无法进入正式编制。记得那年的 10 月，我谎称去兰州玩，背着背包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往西藏的火车。(当年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下了火车，站在拉萨火车站广场上和爸妈视频，他们才知道我已身在西藏。西藏，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天空很蓝、很低，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天上，感觉伸手就能抓到。在这里，无论你是失业、失意还是失恋，分分钟你就能被治愈。在西藏的 15 天，整个人是放空的，有时坐在广场上看着雄伟的布达拉宫，一看就是一下午；有时在大昭寺前，晒着太阳看着虔诚的朝拜人；有时坐在酒店的院子里，戴着耳机，沐浴着阳光想着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第 14 天，我给单位主任打了电话说“我要离职，回去后补办离职手续”。从西藏回家，处理好一切，我对自己说：这是给自己最后的一次考研机会。我知道接下来一年，我将承受很大的压力。但这次工作中，因学历而造成的打击、自卑和心里阴影，让我实在不想背上这些，去过自己的余生。04考研，背水一战我总是喜欢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才能激发更大的潜能。复习就必须要有复习的样子，严格的执行自己的学习时间表，数学、英语、计算机综合、政治统统安排的清清楚楚。那一年里，没有周末、没 有节假日，每天都是 6 点起床，晚上一点左右睡觉。累吗？当然累，可是自己的基础不如人，只能多下功夫弥补。一年的时间很慢又很快，终于到了交“答卷”的时刻了。考试结束后，整整睡了两天。生活什么时候轻易的放过谁？！该学习的时候没有拼命努力，到了一定年龄才知道努力拼命的学习。所有偷过的懒，早晚都是要“还”的！多么痛的领悟！值得欣慰的是，努力总算没有白费，这次收到了自己心心想念的大学(NWPU)通知书。那个春节，是过的最开心的一个春节。05欢乐、积极的硕士生活研究生的生活完全依靠自己安排，你可以选择过的很闲，也可以选择非常的充实。我的导师是系主任，总是会有很多的项目做，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重返校园时光。在研一刚入学三四个月后，我就有幸的参与了项目的开发。每天查资料、学习新知识，因为是航空的项目所以涉及到其他的专业知识，就去图书馆借书学习，有时候还会直接请教其他学院的教授。记得有一段时间，项目要验收了，项目组的所有人晚上会一起加班到凌晨。那时光，忙并快乐着。不仅专业知识有了提高，编程水平也是突飞猛进。其实，硕士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面对问题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以及能力。硕士即将毕业，每天忙忙碌碌的参加各大公司的笔试、面试。不安分的我，又开始规划自己的下一阶段了。作为独生女的我，计划孤身一人去北京工作！06幸福的北漂生活我很清楚记得离开西安去往北京的日子：2016 年3月27日。前一天爸爸陪着我一起去快递了两大箱行李。当天爸妈送我上火车的时候，我们的心 情都很沉重，没有了平日里的嬉闹、玩笑。虽然，我每年都会独自旅行好几次，但是，这一次的离开有些特别。从小到大，第一次独立一人在另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生活。当然，做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权衡，在本子上逐一列出留在西安工作和去北京工作的利弊。最终， 我选择了“远方”。由于在西安的时候我就已经租好了房子，地处中关村，是北京大学南门对面的一所老小区。在北京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用 C/C++开发软件。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技术的更新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每年又有大批的毕业生，感觉工科任何一个专业毕业的人都会编程，竞争非常的“凶 残”，压力真的非常大。在北京待的两年里，见识了很多，眼界也开阔了，头脑也变得灵活啦。那时候，人工智能方向的人才是非常短缺的，我“预谋” 转型人工智能。但是，我并没有做过任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非常没有优势。于是，从下定决心转型的那天起，每天下了班(很庆幸，自己的加班不是很多)，背着包拿着书、电脑，去北大上自习，开始恶补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每天晚上十点多，结束一天的学习，去“五四操场”跑步 4-5公里。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 5 个多月。终于，我投出去了第一份计算机视觉方向的简历。那是一家创业公司在西安，因此只能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在拿到最终结果前，我一直没有告诉爸妈。直到我收到这家公司的offer 后，才告诉他们，我要回去啦，而且工作已经找好了，薪资待遇很不错。离开北京的那天是：2018 年3月26日。整整在北京待了两年，这两年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当然也有辛酸、流泪的时候，但我更愿意记住那些欢乐时光。在我的心里，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07“转型”是为了“预谋”更大的计划我回到西安以后，看着爸妈每天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也非常的高兴。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2018 年4月2日入职，职位高级软件工程师。虽然，我的本职工作还是软件开发，但是所做的项目是计算机视觉项目，总是会遇到图像处理、算法优化、以及机器学习的知识。创业公司压力很大，但是个人的成长也会非常迅速。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不能只做或者说只会做某一方面，你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全栈”工程师。公司的同事大都是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硕士，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够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放松和怠慢。记得刚入职的半年，我“自觉” 的取消了自己所有的周末，每个周末都抱着笔记本在家学习，不浪费一分 一秒，至少自己的能力要对得起公司给的年薪。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参与开发了四五个大大小小的项目，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独立带领新同事做项目了。这个时候，终于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不用把自己逼的那么紧了。但是，自己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以前的我只要写好自己的代码，现在必须考虑软件的架构，数据库的选择和搭建，以及那种算法更适合这个项目，该如何更好的优化它。在接触了更多的技术“大牛“后，我也确认了自己未来会坚定的从事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我决定利用年假开启一段”德国校园“之旅，心里盘算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圆自己的留学梦，而且是博士呦！2018 年的9月底，借着年假和国庆假期我开始了德国 TU9 大学之旅。(以下为手绘路线图及部分照片)第一站“柏林”，然后跟着自己的路线图，一路走下去。印象最深刻的是去 了德累斯顿的计算机院，当时，对这里充满了向往。感觉这里就是我的目标学校啦！当然一路上我还去了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大学，有时候在校园里碰到学生，会闲聊几句。他们都很友好，热情。参观的时候碰到教授，无论认识与否他们也会很和善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这趟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也坚定了我要申请德国博士的信心。08博士申请之路申请博士，前前后后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本以为筛选学校以及选职位不是什么费劲的事情，但从决定申请博士起，查阅各大学校的网站以及直接联系教授询问是否有相关的职位，这些事情真正做的时候才发现是一项巨大又耗时的“工程”。邮件发出去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有的石沉大海，有的教授会很友好的告诉你他们目前职位满了，亦或者是他们更期望招收带着奖学金来的学生...这样“发邮件-等待回复- 再发邮件---”的循环，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期间有一些因为方向我不是非常喜欢和匹配，所以拒绝了。2019 年6月底，由于申请博士以及需要准备的事宜太多，因为真的没有精力白天负责项目，晚上回家后忙着申请的事情到后半夜，所以，我选择辞去了那份高薪工作。大概9月份和一位教授约了Skype面试，他需要招一位能够做机器学习方向的博士生，并且涉及到图像处理、目标识别，这正是我的目标方向。那天下午4点，面试持续1个小时，我觉得当时自己的口语并不好，有几个教授感兴趣的问我都没能及时的回答他。面试完，感觉似乎要“黄”，心情非常的忐忑。面试完不久，就到了“国庆”假期，可是距离面试结束已经过去将近两周了，依然没有任何音信。只好按照原定计划，背着电脑，带着爸妈出国旅游，顺便等待回信和期待其他的面试。10月8号，那天在我们正在马来的沙滩上享受阳光，突然一封邮件“跳”了出来。打开邮件的那一霎那，可能整个沙滩上的人都以为我疯了吧！没错，是我面试的那个心仪的方向，教授发给我的 offer！那天的喜悦，无法形容，感觉突然间自己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假期结束 后，就开始准备出国的所有资料、认证等等文件。这就是我艰辛的求学之路，没有天赋异禀的智慧，也没有学霸的基因，我唯一有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但要，记得抽空停下脚步， 调整自己的方向，以便走的更踏实，更远。其实，在我决定考研的时候，我就已经打算以后要继续读博士，只是没有确定是在国内或是国外读。再到后来，独自去北京打拼，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独立生活和遇事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型计算机视觉，这也是因为我早就计划了申请博士的方向就是人工智能。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让自己先置身于一家人工智能的企业，哪怕刚开始我依然是只是编程，但是只要在这里，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习到相关的项目，并且能够参与其中，这将为我申请博士提供非常大的优势。可以说用了 6 年的时间，换来了今天这张博士录取通知书，这六年里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多余的，它都是成就今天的我的垫脚石。谨以此文，记录我的“求学”历程，同时要感谢爸妈的大力支持，感谢坚持不懈的自己!现在，已经是我在德国博士学习、生活的第3个月了。前路依然漫长，希望自己不忘初心，勇敢前行！备注：内容原创于公众号“德国留学小姐姐”，如需转载，请务必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