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研究

我们知道会计学在国内是非常热门的专业之一，会计专业就算是就业前景也特别广阔。但是，哪些学校在国内会计专业最顶尖呢？根据校友会2018年的中国大学会计学专业排名，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仔细解读一下中国会计学专业排名前6位的顶级大学。第一位、清华大学我们知道清华大学会计专业排名第一位，可不是名不虚传的。清华大学会计系是1994年建立的，由国家教育部直属“211工程”、“985工程”C9联盟院校。清华大学会计系是以培养优秀会计人才和不断推动国内会计学研究为中心。第二位、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是2005年建立的，当然，这所学院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被国家教育部批准“985工程”也被评为唯一的财务基地。研究院管理学院和会计学院为依托，在世界得到所认可的财会研究，而且还在不断创新的努力奋斗着。当然，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还在加强学科文化，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位、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专业其实早在1917年的时候，发源自于南京高师，具有非常深厚的办学深厚传统。在1981年的时候被批准为全国第1批的会计学专业博士点。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的国际化氛围非常的浓厚，它目前已经跟美国英国的多个顶尖大学，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学术联系。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在2006年的时候，获得了英国特许公认的会计师公会的最高培训机构资格。在2016年，它的ACCA项目获得了上海市中外一个示范办学项目。第四位、北京大学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的简称是北大光华。前身是1985年建立的北京大学经济系以及国民经济管理系。也是国家教育部直属“211工程”“985工程”C9联盟以及珠峰计划。目前学府设有多个系，也是中国学府中科研实力最强的商学院之一。而且学府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也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培养一流人才。第五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会计系，它是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一个重要科系，在全国的会计学专业里面享有盛誉。其实，中国人大也是我国最早具有会计学博士以及会计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在2001年的时候会计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于人大的整体实力在经济与管理学科方面的一个金字招牌，中国人民大学的会计学专业自然也是在国内处于顶尖的水平。第六位、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也是一所国家直属“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广东省省属重点大学。而且，这所学院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高素质、实力强、也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以教学质量为中心以及培养创新能力，而且，其会计学专业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努力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优秀的会计专门人才。我们通过了解知道国内这几所学府都是名列前某的，而且综合专业也是特别强的，要是学习好，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府，不仅仅就业前景广阔，而且，就业选择面也特别广泛。

作者 | 史育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文章 | 《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年第3期摘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探索实践，立足现阶段国内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区域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城乡视角的分析和战略谋划具有全局和长远价值，也是支撑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城镇化大趋势，以区域主体功能为基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城乡融合发展方式协同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提高区域开放水平，强化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支持保障，丰富完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关键词：区域战略；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主体功能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以人为本理念确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学术界和决策层对于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拓展深化，具备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和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提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确定了以优势互补为行动指南、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取向的新时代区域发展基本方略，是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出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性安排。从总结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思路演进轨迹出发，立足现阶段国内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深刻理解这一战略安排形成的基础，紧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主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提出落实这一战略安排的重要举措，促进早日形成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一、从缩小差距到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演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进步。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改革创新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沿海地区一马当先快速发展，广大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著扩大。之后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高速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通达范围不断拓展，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不断显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不断深入，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显著增加，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不再简单追求各地区达到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共识。（一） 以沿海与内地分异为基础形成三大地带基本格局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并逐步演化成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经济格局和分析框架。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专门分析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强调重点在内地发展工业的同时，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之后带动帮助内地更好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这既是对过去十年发挥沿海区位优势，设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等开放“窗口”，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沿海率先发展的实践总结，也是对第二个十年的战略部署，由此确立了东部沿海在20世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地位，也为此后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推出海南设省建特区、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举措，从而推动形成一轮沿海地区大发展浪潮奠定了基础。沿海与内地的“二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框架，随着开放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完善，同处内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显现出差异，基于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析框架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虽然“九五”计划《纲要》曾经从区域经济联系的视角，按照组织经济区划的思路，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布局规划了七个经济区域，并在之后分别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但囿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发育水平，这一构想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到了“十五”计划，还是回到了三大地带的分析框架。（二） 基于任务目标确定的四大板块战略框架虽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各地区都有不错的经济增长表现，但伴随着沿海地区的持续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对于区域差距的关注与日俱增。世纪之交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践行第二个“大局”的发轫之作。到200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并在此后持续快于东部，改变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领跑全国的格局，对于缩小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201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7.9%提高到2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9%提高到75.4%。此后，在东北地区转型乏力、中部地区面临“塌陷”的情况下，党中央于2003年和2006年相继做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正式成型。（三） 从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到致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区都在“全国一盘棋”框架下非自主地承担不同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后，各地区确定发展目标和路径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大。受区位条件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和内陆中西部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区域差距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当时不少分析都采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作为依据，但在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也就是“第一个大局”尚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沿着这个思路很难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虽然仍着眼于通过缓解差距扩大趋势进而缩小差距，但思路上已经有了从一味强调缩小差距到促进协调发展的认识飞跃。（四） 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区域协调的重要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逐渐成型。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与“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并列，明确了“十一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取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由以人均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区域差距，转向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新一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三大具体目标就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从早期单纯讨论人均经济指标差距，到之后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再到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越来越清晰地聚焦于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实现了指标与目标的统一。（五） 城镇化带动城乡关系重塑成为促进区域协调的有效举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发展差距，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城市无不拥有显著的优势。城乡差距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越是发展滞后的省份，城乡差距越大。以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江苏和最低的甘肃为例（表1），2019年两省人均生产总值差距达3.75倍，但省会城市之间差距只有2.19倍，从人均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差距看，两省农村板块的差距也显著大于城市板块。表1 2019年江苏省与甘肃省人均经济指标对比数据来源：《2019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9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板块在整个区域的人口和经济产出份额不断提升，既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进程，也体现了区域经济关系的不断调整优势，基于此，城镇化成为解决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且有效解决方案。但早期制订的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比较重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特色产业和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虽然间接起到了促进城镇化的作用，但没有把通过城镇化调整城乡关系进而促进区域发展放在重要的全局地位，直到2006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基于中部6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城镇化才进入重点任务之列。（六）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对区域协调发展，可以从衡量指标、基础要素、目标取向、实现途径等多个角度理解阐释，其核心内涵是构成国家发展体系的各个区域子系统，在自身得到比较充分发展基础上，相互之间建立共赢的合作支持关系并持续改进。各个区域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前提是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比较优势，能够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得到发挥，这是区域主体功能思想的由来，也是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地方为追求高增长速度，大规模发展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也严重损害了区域协调发展。为鼓励地方依据比较优势差异化选择发展路径，通过为不同地区确定主体功能进而引导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成为水到渠成的政策选择。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区域主体功能的概念，要求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强调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作用、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差距缩小的目标导向，以及以不同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作为实现途径，系统刻画了全国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特征。2007年，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同志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暨区域合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从控制地区人均GDP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有效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四个维度理解区域协调发展，系统阐释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对此后深化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七）人与自然关系是衡量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随意过度开发各类资源，带来日益严重的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湿地萎缩、河湖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和水土流失，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等严重问题。即使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国土开发强度过高、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以及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失衡等问题。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北方冬季重污染雾霾天气、湘江流域土壤重金属超标、云南滇池水质严重恶化等环境问题，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把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相适应，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基于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立足发挥本地特色和比较优势，扬长避短，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是在竞争中致胜的法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八）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协同发挥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配置资源遵从的效率原则，难以为缺少竞争力的劣势地区创造发展机遇，必须通过政府支持才能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在各地区间建立协调的区际经济关系。但政府支持性干预常常会带来投入低效和边际效益递减问题。为此，必须协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一方面为保障困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支持，为困难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营造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努力在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间建立基于市场规则的“双赢”合作机制，以及互助帮扶机制，探索利益补偿机制等，为发达地区与困难地区之间建立有的生命力经济联系创造条件。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央政府推动下开展的发达地区对困难地区的支援帮扶，在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实行的对口帮扶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等行动，以及近年来广东在省内建立的具有帮扶性质的合作试验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也为区域间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合作拓展了空间。市场机制如何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有效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大命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前提，为此，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把推进要素自由流动放在更加优先重要位置。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把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列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资源环境可持续之前，作为“十三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遵循，体现了对市场机制作用的高度重视，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任务。二、现阶段城乡区域发展格局新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深化细化，基础设施覆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镇化依然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但迫切需要提高质量，要素成本快速提升但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日臻完备，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但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南北分化态势日益固化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承担着全国经济增长的“领跑者”角色。2002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浪潮，资源型比重较高的北方地区增长加速，所占份额也不断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从2013年开始，南方省份的总体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北方，传统的东中西分异变成了南北分化，这一趋势持续至今并且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增长速度“南快北慢”和总量份额“南升北降”的分化格局。按年度计算，南北方的增速差距由2013年的0.4个百分点扩大到2018年的1.0个百分点。2019年南方16省份经济占全国比重已经达到64.2%，比2018年提高2.7个百分点，为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出现南强北弱分化差异的同时，在四大板块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各省内部市域之间也出现了日益显著的分化现象。（二） 基于区域特点和突出问题确定的发展战略成效显现十八大以来，根据国内区域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中央陆续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紧紧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问题，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现实急需、符合目标导向的重点领域先行发力，以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等重大工程为重点，努力探索以世界级城市群为基础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表明协同合作已经成为三地的自觉行动，并且逐步深入到操作层面，直接接受北京辐射带动的廊坊“北三县”加快融入北京的同城化步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后，沿江省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干线港口铁水联运设施联通项目全面开工。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的体制框架基础上，致力于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取得突破。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携手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推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获准在横琴设立的粤澳深度合作区，将建立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体制机制，探索在民商事法律适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十九大之后，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核经济圈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这些区域战略相互配合，成为新时代完善中国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支撑。（三） 共建“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内陆地区的开放水平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不断走向深入，深刻改变了我国的开放格局，远离国际市场的西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合作的前沿。与此同时，在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和新一代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下，内陆中心城市相对沿海地区的区位劣势也在发生改变。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陆城市正在迅速崛起。郑州作为一个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内陆城市，不断强化陆路交通枢纽优势，率先建成目前全国唯一的“米”字形高铁枢纽，同时依托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战略平台，积极拓展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形成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一体联运的物流集疏优势，打通了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显著提升了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重庆首创的渝新欧班列现已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100多个城市的中欧班列。成都、重庆开行的中欧班列是目前国内运输货值最大、辐射范围最广、产业带动最强的两大中欧班列。2019年，成渝两地中欧班列开行量均已超过1500列；截至2019年底，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占全国比重已超过40%。成渝两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陆开放高地。（四） 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进程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早在1986年制订的“七五”计划《纲要》就有“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题的专门章节安排，并在全国范围启动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决定。1996年，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13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2010年启动对口援青和新一轮对口援疆，2014年，国务院出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四川云南甘肃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案》。到2019年，中央国家机关和19个省市8.75万人次参与援疆，投入各类援疆资金累计近1200亿元，实施产业合作项目超过1.2万个，为新疆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此外，中央财政也逐步加大对其他特殊困难地区的支持。2009-2011年，国家设立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专项资金，分三批支持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并制订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川陕等5个重点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老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10年起连续8年增速全省倒数第一的延安，自2018年起进入前列，增速超过全省水平。2015年11月，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决策，到2019年，贫困县数量从832个减少到52个，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0.6%。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确定对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缺乏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9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据新华社2020年3月4日消息，目前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930万农村贫困人口搬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大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贵州等省份确定了以城镇集中安置为主的模式，全省188万搬迁人口中有147.24万在县城安置，占搬迁总人口的78.3%。与城镇化相结合搬迁模式，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的城镇化，显著优化了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五）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不断显现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判断，之后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步伐加快密不可分。201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要创新完善、探索推进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深圳提出“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的“内优外联”战略，向东连接广东沿海经济带东翼及东南沿海地区，向西连接沿海经济带西翼及西南地区，向南连接港澳，向北连接粤北生态发展区及中南地区，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当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动机”和“动力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地理中心的南京，是江苏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南北狭长、空间有限，针对江南江北、老城新城、主城郊区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空间重构、生态崇组、优势重塑，务实推进宁镇扬同城化发展，启动共建宁淮特别合作区，以及宁滁（州）、宁马（马鞍山）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牵头推动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共建长三角科创圈。到2017年，19个规划建设的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73.3%，经济比重达到88.0%，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5个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占全国比重达到39.2%和54.7%。2018年广东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特别是深圳作为特大城市新增落户50多万人。江苏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地处西部的贵州、陕西是过去10年城镇化率提高幅度最大的两个省级单元，2008-2018年间，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8.4和16.0个百分点，同期两省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由4.20倍、4.10倍，下降到3.25倍和2.97倍，下降幅度位居全国前列。成渝城市群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转为流入地区，2010-2017年间常住人口增加444.5万人，占同期西部12省区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27.3%，显示出强劲的集聚吸引力。（六） 城乡融合发展正在塑造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迅速发展，虽然乡村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但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在乡村人口继续保持一定规模进入城市的同时，一些已经进城的农业转移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城乡之间人口对流互动明显增多，乡村地区的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城市资本也积极寻求在乡村的投资机会，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也将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2018年以来，国家在341个地区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据初步统计，到2019年中，试点地区返乡创业人员已有近200万，带动就业人数超过700万。在试点地区带动下，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800万，带动的就业人数达到3000万左右，形成了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的“集合效应”，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转移，推动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进程。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是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合理配置，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约。在中央多次推出大力度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完整意义的城市居民，还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特别是在一些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水平较高的特大超大城市尤其突出。由于市场配置城乡土地要素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更没有成为决定性力量，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难以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同区域农民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异巨大。与此同时，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地区面临不少障碍，乡村地区资金投入不足与进入困难并存，成为制约乡村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2019年5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强调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影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5个方面提出了29项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意见。2019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部委联合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决定在浙江嘉（兴）湖（州）片区等11个区域开展城乡融合发展试验，要求到2022—2025年，试验区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基本建立，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的目标，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七）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从“十一五”时期起步的主体功能区思想，基本出发点就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环境对人口经济的承载能力，以及对于不同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应性，从而力求所有区域的开发建设活动都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出现了生态破坏严重、灾害频发和生态压力巨大等问题，这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要求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首次将生态环境修复置于区域战略的核心位置。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南北呼应，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探索。近年来，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起点，按照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的要求，建立了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下的统一规划体系，在空间规划中强化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的划定，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青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八）促进区域协调的机制日渐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机制支撑保障。2015-2016年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党十九大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合作、优化区域互助、区际利益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政策调控和区域发展保障等8个方面20多项机制和政策，其中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等机制已经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在近年来各地的探索实践中，跨行政区的经济合作和区际利益补偿是进展显著突出的两个领域。上世纪80年代，随着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权不断加大，在中央有关部门推动下，在交通干线、大江大河流域和省际交界地区等积极探索开展经济合作，出现了环渤海经济合作区、中南经济技术协作区、黄河经济协作区和淮海经济协作区以及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等，还设立了上海经济区协作办公室等官方工作机构。2011年，国务院批准在江苏连云港设立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探索新时期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创新统筹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2014年，国务院批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支持山西、陕西、河南在三省交界地带的运城市、临汾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探索新形势下的区域合作之路。新安江流域的安徽浙江两省自2012年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经过两轮探索，试点以来新安江上游每年向千岛湖输送60多亿立方米干净水，新安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246.5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达到64.5亿元。上游的安徽黄山市关停淘汰污染企业170多家，整体搬迁工业企业90多家，拒绝污染项目180多个，但2018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506亿元，增长12.4%，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广西广东九洲江、福建广东汀江－韩江、江西广东东江、广西广东西江流域多个流域已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三、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对策建议推动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关键在于加快塑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确定的方向，紧紧抓住放松对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束缚，通过释放发展活力增强对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强化对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边境地区的保障支撑，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为重点，营造各地区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构建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一）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精准落实区域发展战略针对各区域板块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多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为相关地区明确了发展方向。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城乡区域经济新格局，首先要使区域战略精准落地，在现有主要在省级层面制定的区域战略基础上，研究在地市层面精准确定空间范围，提高空间划分与战略取向的匹配度。如湖南、江西等省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湘南赣南的衡阳、郴州和赣州等地市的区位优势不在长江，而在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为此，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其首选的战略方向。其次，要聚焦区域战略的主题和主要目标，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每个区域战略都有其核心要义，这是区域战略的特质，也是扎实推进实施的关键。京津冀协同战略要紧紧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此带动三地协同发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要围绕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做文章，提升长三角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和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的关键和难点都在坚守“一国”之本与善用“两制”之利的对立统一，聚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第三，要高度重视区域战略中的空间布局，尊重客观规律，服务战略要求，合理安排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和生态空间布局，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把握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关系，实现整体效率效益最大化。（二）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协调的基本动力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4%,二者差距由2012年17.3个百分点减小到16.2个百分点，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的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的目标仍需付出努力。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顺应城镇化大趋势，聚焦吸纳集聚人口多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等重点区域、落户意愿强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重点人群、短板突出的公共服务和支撑发展新动能的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完善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地钱挂钩”政策，健全主要依据城市规模配置公共资源的机制，着力解决流入地政府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对进城落户“两个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地区稳定集中，加快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提高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释放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世界不少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乡村地区的凋敝和衰落，直到今天不少发达国家的农村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依然存在留不住年轻人的问题，可以说如何保持乡村地区的发展活力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现代化难题。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80%甚至更高水平，仍会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如何有效因此乡村振兴还是关乎这几亿人同步进入现代化的重大问题。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提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促共生”的重要判断，深刻回答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除了落实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一要按照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以产业兴旺保持乡村活力。二要注重发挥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城镇化载体作用，合理确定面向现代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高效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三要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城市人才和工商资本加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则，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做出贡献，实现城乡两类空间才有可能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三）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作为重要支撑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依次扩大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区，发挥好这些优势地区的重要支撑作用，首先要强化土地、水、能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保障水平，优先建设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优势地区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心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高端要素，通过高密度高强度的要素互动提升创新能力和增长效率，从而确保竞争力。都市圈发展主要依靠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之间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在周边形成一个支持中心城市高端化发展的产业空间，并为中心城市提供必要的生态服务空间，在有效降低产业经济成本的同时，与中心城市形成生命共同体。城市群是在优势地区形成的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的多中心人口经济蔓延空间，在高速公路、地铁轻轨和高铁等现代交通设施支撑下，多个相邻都市圈在要素频繁交流互动基础上形成大规模产业集群和高效率产业链，成为引领发展的中心。（四）以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的能力城乡融合发展要着重解决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这也是充分释放中心城市对乡村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前提。对于人口流动和户籍而言，首要问题是需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落实1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以及居住证的长期功能等。目前城市人才返乡入乡的政策通道已经建立，也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机制，从长远来看，实现人才和劳动力双向流动，需要探索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户籍脱钩的制度。对土地要素而言，要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尽快制订闲置宅基地和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操作程序，为转变性质后直接入市扫清障碍，也要支持地方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机构，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价格评估等服务。（五）以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支持保障在保障优势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发挥引领全国发展核心动力源、进而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对于保证粮食主产区、重要生态功能区、边疆地区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要建立支持发展的制度化长效机制。研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以及反映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指标，建立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和提供服务的机制。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分别根据各省级单元与各县级单元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以转移支付和项目布局为主要方式，分别建立中央和省级的支持机制。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研究建立覆盖城乡、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反贫困长效机制。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等困难地区，以支持接续产业发展、劳动力转岗培训为重点，夯实城市可持续发展基础。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等重要保护地，在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以妥善安置和保障管控范围内人口的生计出路为重点，建立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支持机制。对于流域上下游、粮食产销区、公益性生态功能区等，建立奖补结合的支持机制。（六）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为基础健全考评指标体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应性评价为基础，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区域主体功能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对于区域发展的绩效评价，也要坚持主体功能的基础地位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指向，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基础设施普遍通达程度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避免忽视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出现“唯GDP增长”导致区域发展扭曲的后果。为更好发挥区域主体功能的基础性导向作用，建议在现有以县级行政单元基础上划分主体功能区基础上，探索把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落到乡镇一级，通过主体功能精准落地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同时通过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等指标对区域开发秩序的管控作用。参考文献：[1]许宪春等，中国平衡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2]涂建军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经济地理》2019年第3期。[3] 中共安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加快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求是》2019年23期。[4] 黄凯南等，聚焦中国县域居民发展程度：三个核心问题亟须关注，《光明日报》2019年5月31日。[5] 孙志燕，美国区域发展新战略变化趋势及其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9月1日。[6]杜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23期。[7]史育龙，西部大开发要致力于调整城乡关系，《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8]张文义，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应重视西部不发达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财会研究》1997年第2期。New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standing evolution, strategy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ctionsShi YulongAbstract：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actice,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o support China mov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The analysis from urban and rural perspectives highlights the need to respect the objective law,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work on the layout of main functional divisions, adhere to the idea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way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release of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 flow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ction is the key issue for all actions to reach the goal, which include improve openness an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areas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and enrich and improv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different regions.Key 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Main function area《开发性金融研究》邮箱：kfxjr@cdb.cn编辑部电话：010-88303733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论坛时间：2020年12月7日9:00—18:00论坛地点：北京师范大学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承办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2020)”将于明日举办。届时，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将齐聚一堂，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大咖云集 思想盛宴这场教育盛会注定不容错过！01年度盛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2020)”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年度品牌论坛，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竖起国家智库旗帜。02主题鲜明！有关专家学者将围绕：“十四五”宏观教育形势与发展战略“十四五”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03大咖云集！民进中央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蔡达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还有哪些大咖将出席明天的论坛咱们一起去看看发言专家简介（按照会议议题和发言顺序排列）上午论坛：“十四五”宏观教育形势与发展战略顾明远1929年生，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联合主席等职。主编《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等，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600余篇。2014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彭斌柏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曾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张力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博导，国家督学，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江西等五省市政府咨询专家、多所大学兼职教授。30多年来专职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经常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和规划的调研起草工作。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参与教育重大决策咨询和重要文件起草，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朱永新1958年8月生，江苏大丰人，汉族。1988年加入民进，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下午分论坛一：“十四五”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研究。199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至201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至2019年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2008年至2018年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目前主要兼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国际副校长等。王定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督学，国家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历任河南大学教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系列专著有《中国基础教育：观察与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观察与研究》《中国教师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基础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教师教育：观察与研究》。主编教育治理与领导力丛书、“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新时代北外文库等。发表论文160多篇。王扬南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先后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教育组、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工作，曾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教育组二秘、一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德育处处长、教学与教材处处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学）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小学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师教育分会会长。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教师教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多项。刘林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国家督学。孟晖1970年5月出生，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2013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现任武汉市教育局局长，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任、民进武汉市主委，武汉市政协常委。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杜育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总会计师，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长、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高等师范院校财务管理研究会会长、北京教育会计学会副会长、《教育与经济》副主编、《教育经济评论》编委会副主任，《教育财会研究》编委。刘宝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兼任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等职。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多项研究和教学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下午分论坛二：“十四五”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孙霄兵国家督学、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客座研究员、中华诗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杨银付1967年10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员。曾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领事，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18年7月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秘书长。作为研讨小组成员，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第三、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重大纲领性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工作。刘贵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兼任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区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各类课题20余项，在《教育研究》等杂志发表《论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模式》《教育科研评价的中国难题》等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8部。获全国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等各类奖10余项。其中《区域综合改革：中国教育改革的转型与突破》著作，入选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翻译为英文出版发行。王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综合研究部主任、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工作智库专家，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参与国家重大教育规划、政策制定和宣传解读。方中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历任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基础教育研究工作，承担大量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刁玉华1964年1月出生，山东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高级会计师。现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兼任河南省科协副主席）。张卓玉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长期关注和研究教育哲学、教育评价等问题。出版有《构建教育新模式》《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等著作。尹骏1973年5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现任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工委委员、副局长。曾任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局长。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多年，理论与实践基础扎实，多篇论文在教育核心期刊刊登。教育实践大胆创新，实施“大学区制"与“集团化办学"改革、“太原市小学入学服务系统”、“太原市中小学减负新政”、“民办学校记分管理办法”等改革举措，在区域教育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井光进山东潍坊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潍坊中学党委书记。全程参与校长职级制改革、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等新世纪以来潍坊各项教育改革实践。著有《潍坊市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人的解放：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等，发表教育类学术文章37篇，获山东省教育人事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多次参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等国家、省相关文件起草工作。本次论坛由人民政协网、中国教育报、光明网、中国网、人民视频、澎湃新闻、北师大官方微博、抖音、百度直播、爱奇艺、快手等十余家媒体进行现场实况同步视频直播。

主管单位：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单位：海峡书局出版社有限公司出刊周期：半月刊国内刊号：CN35-1316/F国际刊号：ISSN2095-4395邮发代号：34-84收录情况：万方期刊简介：《新商务周刊》是中国唯一以商务命名，深度关注商业领域风云变化的新锐杂志。我刊主要探讨国内外现代商业管理经验和介绍现代科技在商业营销管理中的应用，并且刊发精选的国内外现代商业流通领域理论研究成果与现代贸易经济理论的科研文章。在内容上力求突出综述性、科学性、实用性，为国内外商业领域和信息化同行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栏目设置：商业文化、宏观经济、金融视线、信息产业、人力资源、财会研究、管理纵横、理论探索等。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

一、学校历史悠久学校是在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1871年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1912年创办的中华大学、1949年创办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1951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二、学校红色资源丰富这些都是华中师大的校友，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华中师范大学，有一个恽代英广场三、学校科研实力雄厚学术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CA化学文摘（2011）收录期刊。《外国文学研究》：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大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被A&HCI（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全文收录的国际权威期刊。《汉语学报》：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社会主义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教育研究与实验》：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在全国教育学类核心期刊中排名第3位，被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院校视为A类期刊。《教育与经济》：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唯一一份教育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教育财会研究》：中文核心期刊。以及《近代史学刊》、《语文教学与研究》、《高等继续教育学报》、《数学通讯》、《中学生英语》、《教师教育论坛》、《外国语文研究》。四、拥有众多优质学科截至2018年6月，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学科8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22个，中国语言文学和物理学等15个专业设有博士后流动站，有2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8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73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重点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个）：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9个）：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学原理、汉语言文字学、中国近现代史、农药学、理论物理、文艺学（培育）五、学校交通便利周围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所需。论学习，学校学风非常棒，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络绎不绝。论风景，学校有四季的风景，有樱花、月季、牡丹、桂花、梅花、桃花、菊花等等，让你一年四季领略华师大的美。论美食，学校又称为“华中吃饭大学”，学校食堂令大学生流连忘返，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还怀念学校的美食。总之，这个学校值得报考

近日，在线职业教育企业对啊网对外宣称，对啊网2020年《CMA通关快车》系列教辅发布会将于7月15日举行。据了解，本次《CMA通关快车》系列教辅是对啊网财会教研团队精心打磨的核心产品系列，发布会将采用全程在线直播的形式，于7月15日晚上20点整，在对啊网官网和对啊课堂app—CMA美国管理会计师课程栏目同步进行。CMA名师直播“带货” 本次CMA教材发布会，将采用直播公开课的形式，由对啊网资深CMA讲师Tina老师和Seven老师主持。资料显示Tina老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会计与控制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曾就职于大型国企担任预算管理、绩效管理、财务与运营分析、经营计划等管理会计相关工作。同时，另一位主持Seven老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智能财务管理师，薪税管理师、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员，在生物制药、互联网电商、知识服务等领域从事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负责人。拥有多年的中国及美国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经验。两位CMA资深老师将在直播活动中全面讲解今年教辅的特点、变化和备考建议，同时直播发布会还将为大家将带来多轮抽奖互动，参与直播活动就有机会获取CMA备考大礼包。学霸级“校友、同学”齐现身 本次发布会，对啊网还特邀了两位正在备考CMA的“学霸”同学，他们提前内测了全新教辅，并将在现场分享学习和备考感受。其中包括武欣，北京在职备考学员，正使用通关系列1、2备考7月P2考试，受益颇深；符美，在职会计，同时也是本届班长，数次模考大赛名列前茅，同时备考两科学习状态依旧在线，下半年备考注会全科和cma。此外，还将现场连线上一届对啊网CMA神秘高分学员，也是一位零基础小白90天双科突破430+，为大家分享如何结合通过系列教辅，提高备考效率。全新大纲知识点更新 以考生为本对啊财会研究中心研发的2020《CMA通关快车系列》教辅备受学员喜爱，前期内测收到体验教材的同学发来很多好评。2020《CMA通关快车系列》教辅根据全新大纲更新知识点，一共四套，包含《通关1—应试考点详解》、《通关2—金题能力测试》、《通关3—思维导图》、《通关4—应试考点锦囊》。这四本教辅不仅囊括了考试的重难点，通过考试，还为同学们埋下了管理会计的种子。同时，对啊网本着“以考生为本”的核心理念，始终把让考生顺利通过考试放在首位，通过大数据分析深挖考生学习的痛点和盲点，结合系统的真题研究剖析考点，将“应试秘籍”和“学习策略”融入教辅中，不断提高学员应试技巧，提高通关率。

36年前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关于管理会计建设的观点，至今仍值得认真对待。近几年来，介绍西方管理会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和出版了很多，它使实际工作者开阔了眼界，也为理论工作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阵地。作为在我国建立和开辟这门新兴学科的第步，这是十分必要的，今后也仍有这方面的任务。但是，按照党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为经济实际工作服务的方针，根据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会计工作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介绍、研究西方管理会计的水平上，还必须走出第二步，即努力建设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走我们自已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一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另一方面也不能照抄照搬。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问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根本结论。”这个论断，应当是我们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一、西方管理会计产生的背景西方的会计学，从簿记——会计——成本会计——审计，以1494借贷复式记帐法原理诞生为标志，近五百年来，形成了一个记帐、算帐、报帐的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以后，会计一分为二，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传统的记帐、算帐、报帐；计算利润；编制财务报表；称之为财务会计。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公认的会计原则，向企业外部关系人（股东、银行、债权人、未来投资者以及有关的政府机关等）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成本会计的基础上，把会计中涉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部分，逐渐与财务会计分离，发展成为与财务会计并列的管理会计。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过去、现在、未来的经济信息，运用会计方法、数学模式，以及电子计算机运算工具，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以满足企业管理上的规划、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需要。西方管理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为了攫取最大利润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中，企业本身和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本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加倍注意经营管理，从而使会计工作从单纯的记帐、算帐、报帐进而朝着协助管理当局筹划经营的方向发展。战后的日本、西德，几乎是建立在废墟之上，因而可以大量地采用新设备、新技术，经济发展很快，对美、英垄断资本家是个很大威胁，国际资本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单靠资本雄厚，靠增加劳动强度，靠广告宣传等传统的手段，已经不行了，还必须有两条：一条是提高产品质量，一条是降低产品成本，做到价廉物美，这样才有竞争能力。最能占领市场的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理，就要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规模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对资术运用的经济效益，进行预测、反馈、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会计。正如列宁对“泰罗制”进行的科学分析那样，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系列的最非富的科学成就。西方的管理会计也是具有这种二重性的。浏览美、英出版的各种管理会计书籍，内容大同小异。大体可以归纳为决策分析和控制管理两个主要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决策，都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管理会计从始到终，一切围绕这个中心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为分析利润最大化而提出来的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的概念，成为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管理会计中成本分类的核心，是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以此作出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决策的依据。这一理论还促使成本计算方法向变动成本法发展为了实现决策的需要，他们把高等数学引进会计领域，提出了多种数学模型。目前所列数学模型主要有：有关时间价值的模型（包括利息、年金、偿债基金的各种模型），有关成本预测的模型，量本利分析模型，成本功能效益分析模型（即价值工程）存货控制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在财务预测、成本计算方面的应用，运用线性规划选择最优的产品组合，等等。西方管理会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控制。围绕“利润”这个中心，通过预算和业绩考核来实现。从标准成本到责任会计，从定额控制到分级授权管理和事业部制度的建立，都是贯穿着考核、控制的原则。西方管理会计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第一，运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价值说”作出最佳决策，以获得最大利润。不同性质的决策，需要有不同内容的数据作为决策分析的依据，因而对会计信息的内容、分类以及它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以求算产品制造成本为目的的传统成本概念，已不能满足这个需要，于是引出了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差别成本、可避免成本等许多新的成本概念。第二，尽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由于管理科学的日益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数量方法已经更深入地渗透到会计学中。但现在西方管理会计书中所列各种数学模型，有相当一部分是脱离实际的，是书斋里“研究”出来的，对于它的适用价值要打一个很大的间号。第三，以行为科学作为理论依据，建立各种责任中心，实行所谓“民主管理”，以激发职工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行为科学的研究还正在逐步深入，行为科学和会计工作的结合也才是开始，而且，对于行为科学的解释和运用，显然应当同社会制度密切联系起来。二、西方管理会计的特点西方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比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 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现在还不定型。不象财务会计那样已定型了。目前管理会计有哪些内容、程序、方法，各有各的说法，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小同大异。管理会计在企业内部不使用特定格式的凭证、帐簿，也没有标准项目的报表，只是根据管理的实际需要而计算、分析。不仅各个企业之间不完全一样，就是在一个企业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至于理论上的探讨，则更是众说纷云，连成本会计是属于管理会计，还是在管理会计之外，意见也不一致。2.管理会计主要用于加强内部管理，为内部服务；财务会计主要用于对外报告。但对这点有人提出异议。按照这种割裂开来的说法，凭证、帐簿、报表属于财务会计，只对外起作用，可是在内部经营管理上，它们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比如，报表中的成本报表，是企业生产过程的综合反映，自然是为“内部”服务的而以平衡表、收益表为核心的财务报表，则更全面地反映了生产经营全过程。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当局绝对不会因为它们是“对外”报表，而对其所反映的偿债能力，以及收入、成本、净利等等情况漠不关心。相反，正是由于财务报表是对企业全面情况的总括性反映，它们必然是企业进行最根本性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把计算与管理割裂开来，无视计算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管理形式，也是十分不妥的。所以，近年来国外对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论述，又有合流之说。3.财务会计主要反映过去，管理会计不仅要了解过去，而且更主要的是要筹划未来，控制现在。管理会计的预测、控制作用是第一位的，反映过去则是第二位的。因而，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会计的职能作用也日益扩大。4. 财务会计往往就事论事，你怎么发生，我就怎么记录。管理会计就不是这样，它处处考虑到全局，同系统管理相联系。比如变动成本、量本利分析、质量成本等等，就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从全局去考虑成本，以期符合系统管理的原则。5. 管理会计大量运用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运用数理统计、概率、线性规划来指导管理工作。而传统的财务会计，只有加减、乘除、加权平均百分比，运用简单的算术就够了6. 管理会计广泛地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工具先进化，计算多、快、准，因而使信息处更加及时、准确、有效，对现代化管理带来极大方便。三、西方管理会计的缺陷西方管理会计有它可取的一面，应该承认是会计学发展中的重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重大缺陷，反映在他们写的各种管理会计教科书上，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西方的会计学家们也直言不讳地谈到这点。有的同志对引进的舶来品，只讲它的长处和作用，不讲它的缺陷和局限性。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对于实际工作或是理论探讨，都是不利的。前一段时期，我们反对了对西方一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错误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正视，现在正在滋长着一种对西方的一切东西不加分析批判，囫囵吞枣，盲目“引进”的倾向。对此，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也要引以为训。西方的管理会计，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东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不是“万灵药草”，资本主义世界在七十年代发生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尤其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普遍不景气时，管理会计的理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经济生活的实践，也来自西方国家专家们的批判。美国哈佛大学R·N·安东尼教授在和日本会计研究会会长、早稻田大学青木茂男数授就管理会计交换意见时说：“最近美国管理会计论文中，采取数学方法的固属显著，但不能说那是企业里已经实用了的。例如，预算上的模拟模型法，不过是笔者从观念中提出来的企业实行它的只是少数。”关于用数学研究的手法，他说：“这种研究，现在几乎都是没有实践价值的。那里所用的模型，多是远离现实世界。”他认为：“‘数理派’会计研究上所喜欢用的数学模型，未必是实际的，不过是研究人员观点上的模型”。而对于“引进的行为科学，常常止于行为科学的理解与解说，有的并未具体指明如何吸收到会计中来，研究并不充分。”青木茂男教授说，现在西方的管理会计，“与其当作七十年代会计，不如当作本世纪末的会计。”①英国《管理会计》杂志1983年第一期，刊登了曼彻斯特大学财务会计系的一个调查，指出英的企业，“很少有成本习性的正式分析，很少有人使用边际成本分析方法，也没有找出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技术的证据，人们广泛用的是吸收成本法、历史成本法等等。”他说：“管理会计研究工作者日益认识到他们对管理会计所能完成的作用缺乏了解。…...就现行教科书方法而论，也许就是这种情况。”②美、英、日相当一部分会计学家、经济学家，对管理会计中以数学模型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把责任会计当作控制的中心环节，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致认为管理会计研究工作者，必须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去，要研究实践中的管理会计，而要作这种研究，不能在高等学术机构内进行，需要与实践中的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进行合作，这样才能缩小管理会计和实践之间的距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管理会计中的数学方法问题。他们书上所介绍的一些数学模型，既不存在“不确定型”问题，也不存在信息取得的代价问题。由于复杂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们把概率论的方法引入决策模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致力于发展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致使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更加扩大。在他们的会计刊物上，充斥了晦涩难读的文章，不仅实际工作者无法接受，就连他们的理论工作者也认为莫测高深。经营决策面临的十分复杂的外界环境、多种因素，往往不是数学模型所能描绘的。即使是数学模型的反映是正确的、最优化的，但由于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最后的决策往往还要甩开最优化数学模式。因而，西方企业家所用的决策方式和会计理论家设计的决策模式，往往是相距很大的。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的同志认为把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学懂了，就可以在中国运用自如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和西方管理会计比较，无论在外延范围上或内涵实质上两者都是有很大区别的。除了上面讲的连外国学术界都承认了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我们不能“依样画葫芦”以外，就是对于那些纯技术性的方法，在利用时，也要注意周围的具体条件。在理论研究中，还要注意任何方法的运用，都是以一定理论作指导的。比如，机会成本、边际收益、供给需要弹性、价格决定、市场机制等经济概念的论述，都是运用边际分析方法阐明的数量经济规律，虽然可以借鉴，但借鉴时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庸俗性和局限性。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法，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抗的。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边际分析法只能用于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对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只能通过自由竞争和自发的市场机制来间接实现。因此，西方的管理会计，无论从方法到理论，把它全盘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四、必须研究中国的国情借鉴外国的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管理会计的重要指导思想。作为一门学科，管理会计本身应该有一套基本原理、指导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加强对它们的研究，我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建设就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单纯学习国外现成的模式上，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崭新的体系。当然，这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会直接加快或延缓这个过程。会计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能动的管理活动，管理会计的理论，是对这种管理活动的抽象概括、理论的上升。国外一部分学者之所以陷入脱离实际的泥坑，是由于他们对会计这个客观事物的看法不对头。流行的看法是把会计看成是一个脱离人的意识活劫的、纯粹的数学信息系统，会计仅仅是个数字的传输、加工的工具，因而可以绝对地、完全地用数字的方法进行描绘，这实际上是把会计等同于电子计算机。但客观事实上的会计，却是一种充满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管理活动，会计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经济活动，是个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会计对象的状况，决定了会计反映、控制和监督活动的状况，会计反映，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会计控制和监督不是被动的，而是有效的。割裂会计和会计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西方会计学者陷入理论脱离实际的泥坑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研究和运用管理会计，既是个指导思想问题，也是个方法问题。会计学，主要的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建立一门新兴的管理会计学，当然要付诸应用，而且是在中国应用。只有适合中国国情，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中国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才有实际的价值。那么，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我们有哪些特点呢？第一、西方的管理会计是建立在全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无论在产、供、销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国家计划的主导和指导作用是决定性的，市场机制只能是一种辅助的作用。比如流动资金的储备和控制，在国外是“充分自由”的，我们不行，就一个企业而说，也不是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因此，在具体程序上，我们有些可能要简单些，有些则可能更为复杂。第二、西方管理会计整个体系是以“利润”为核心，他们预测、决策的全部立足点是放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上，利润最大化就是经济效益最优化。我们固然要重视利润，也要预测利润，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利润，但它已不是“最高原则”，而且也不是衡量经济效益高低的唯一标志，因而我们的管理会计体系，从指导思想来说，就不能是一切围绕利润转。第三、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是绝对“自由”的、“独立”的、排它的，因而他份在决策时只考虑外部对本企业的影响，而不考虑本企业对别的企业的影响。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不仅要考虑外部对本企业的影响，还要立足本企业，放眼全社会，要考虑别的企业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本位主义，不能以邻为壑。第四、西方的管理会计和行为科学结合，运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心理学那一套。我们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靠共产主义教育，靠主人翁的责任感。第五、西方的管理会计，完全是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对工厂的管理；对职工的管理，是一种企业管理。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管理也必须有群众参加。管理会计也不应该完全是“经理人员的会计”，而应同时是工人群众的会计。第六、西方的管理会计，以高等数学为支柱，依靠各种繁杂的数学模式。我们不能以数学模式为“万能法宝”，必须在管理会计中考虑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七、西方的管理会计是和他们的整个的现代化生产、现代化管理同步的，无论从经济、人才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基础。我们在运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种方法时，也必须从我国企业的现实情况、会计人员的现实情况出发。五、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我们要不要管理会计？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会计工作、会计学，应该有一套参与经营、参与决策、参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叫“管理会计”还是“经理（经营管理）会计”，或者叫别的什么名称，这一套总是要有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一点外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从管理会计的理论到实践，我们并非一张白纸，应该说有较高的理论见解和丰富的实践。比如：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管理，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去搞一套全面预算的体系，我们从五十年代的班组经济核算，到六十年代的指标分解，资金分级归口管理，直至今天的内部经济责任制；无论从理论到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同于西方的责任会计。在决策的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的分析方面，不仅五十年代搞的重点建设工程，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今天举世瞩巨的各项重点建设工程，也正在创造着大量胜过西方管理会计书籍介绍的一些方法。我们有很多实际工作者，在本职工作岗位上，通过编制的各种切合实际的模型进行的各种计算和分析，用来预测和决策，都是相当成功的。我们应该把这些零星的、分散的、缺乏条理性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么，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是可以逐步形成的。一种理论，一门科学，越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就越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重视。社会对管理会计这门学科的重视程度，是同管理会计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结合实际方面下功夫。根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时，应当着重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单靠会计工作是无法使经济效益提高的。会计作如何从促进经济效益出发，和生产技术相结合，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这是管理会计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二、经济责任制无论从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营管理制度。但事实证明，经济责任制不和会计工作相结合，就不能持久、巩固；而会计工作不渗透到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发展、提高的全过程之中，就无法参与管理。因此，如何结合经济责任制使会计的核算方法、指标体系、责任考核、定额控制、财务监督等等进一步完善，也是管理会计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三、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会计工作的着重点，要从事后算帐转向事前算帐和事中控制。如何实现会计工作这个着重点的转移？在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方法上要解决哪些问题核算监督如何为管理服务？管理向核算监督提出哪些要求？管理会计对这些都需要作出回答。第四、企业的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的经济效益，微观的经济效益要受宏观经济效益的指导和制约。因此，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体系，必须打破一个企业的范围，要从社会的、全局的、整体的经济效益去建立我们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第五、在方法上，我们要讲究总体研究的方法，确立系统的观点；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受国界限制，又不受国界限制；要注意动态研究的方法以及定性定量研究的方法。第六、要重视数字的运用，但不要迷信数字。会计要为提供全面、正确、及时的数据而努力，要改进计算工具，要善于利用数据进行控制、分析、反馈、指导、调节、监督、协调、预测、决策。这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但数量分析仅仅是决策的重要条件之一，不是唯一条件。我们现在的主要弊病是缺乏数量分析，或是数据不准确、不完全、不及时心中无数，从而导致盲目决策，造成极大损失。因此，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是当务之急。但是数学模型不是万能的，必须和多方面因素相结合。我希望，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能成为全国会计理论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工作者的真正有效的实际行动。注：①机床工具财会研究会《财会研究》1983年第8期（日）青木茂男《管理会计的新动向及其展望》（文蔚之译）②天津财院会计教研室《会计参考资料》1983年第37期《缩小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石爱中译）证书介绍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PCMA）证书，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中总协）颁发，是中国本土管理会计人才铂金级证书。初级认证主要面向中基层从业者和大学在校生，中级认证主要面向能力和经验兼具的中高级从业者。学员在接受相应培训、参加并通过由中总协主持的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考试后，可取得相应级别管理会计师证书。证书特点中国本土管理会计权威认证：中总协颁发、报考条件宽、周期短、成本低、含金量高、就业竞争力强适合人群l 想进入管理会计岗位的财务和非财务人员l 有一定经验期望进一步提升的财务人员l 未来想从事财务相关岗位的在校学生l 期待能力拓展的其他岗位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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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客户端11月14日讯(通讯员 王江生)近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消息，在刚闭幕的全国第四届“助学·筑梦· 铸人”主题宣传暨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十周年主题征文颁奖典礼上，吉首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教师唐业喜论文《基于AHP和CM模型的贫困生精准认定与实证分析》荣获国家级二等奖，同时也是湖南省高校唯一获此奖作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马建斌宣读获奖名单 转自中青在线第四届“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暨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十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国银行、中国青年报社、《教育财会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征文活动以“迎接十九大，资助看变化”为主题，从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截止，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5075篇，最终评选出专业优秀论文28 篇，其中一等奖4篇、二等奖8篇、优秀奖 16篇。《基于AHP和CM模型的贫困生精准认定与实证分析》一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比较法(CM)相结合的模型，设计了家庭、个人、学校、社会和特殊情况的“五维”高校贫困生精准认知指标体系，并运用实例分析贫困生认定模型的精准度。[责编:向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