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县找工作

上周末，家住深圳龙岗的阿天携妻儿到惠州同学晓阳家串门。两天时间里，两家8口人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在东江边钓鱼、在红花湖骑车、在汤泉泡温泉、在农庄吃客家菜……对晓阳和阿天来说，两家人频繁串门是“家常便饭”。“半个小时左右车程，上个月是我们去深圳‘嗨’，这个月是他们来惠州‘浪’。”晓阳说，深圳挨着惠州，他们两家人一年串门好几次。惠州与深圳山水相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社会经济交流合作紧密频繁。随着交通互联和产业协同的日益密切，“深惠半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双城间的同城化生活已变成现实。通勤于深圳和惠州两地的人越来越多，催生了许多在惠工作、在深生活或者在深工作、在惠生活的通勤上班族。共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亲。惠州和深圳正上演着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双城记”。交通互联产业协同催生大量深惠通勤上班族早年，深惠“半小时生活圈”或许更多体现在大亚湾区、惠阳区、仲恺高新区等临深区域。如今，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从惠城区、博罗县、惠东县前往深圳，均可在半小时左右到达。正因如此便捷，两地居民每天都在双城之间“跑来跑去”。市民李瀚2009年大学毕业后就在深圳上班，现在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电商总监。不过，他是一个生活在惠州、工作在深圳的“惠州女婿”。2015年，他来惠州搞团建时结识了在惠城上班的妻子。结婚后，因妻子工作难以调动，他索性卖掉了深圳的公寓，转而在惠州金山湖片区买房。“快5年了，我每周都要在龙岗和惠城之间至少跑三四趟，这样的通勤生活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李瀚说，在不堵车的情况下，走潮莞高速再转博深高速，半小时即可到龙岗。再算上沿路等红灯的零碎时间，每天早上7∶30出门，8∶30到达公司是足够的。“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女儿已上幼儿园，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希望公司能在惠州设立分公司，实在不行就辞职回惠州创业或者找工作。”李瀚说。27岁的黄卿是深圳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品牌经理。3年前，她被派到位于博罗的惠州分公司工作。“这几年来，惠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平时，我们也已融入当地，喜欢一起去爬山、漂流、泡温泉、吃农家菜，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去惠州市区江北购物逛街也十分方便，完全不用回深圳，日子非常舒坦，我很乐意在惠州定居。”黄卿说。地缘相近亲情相连让深惠两地居民走动频繁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曾隶属于惠阳地区。今天的深圳和惠州，曾经血脉相连。正因为这份地缘亲情的存在，不少深圳人和惠州人是亲戚。70岁的惠州市民梁伯是淡水人，40年前他和堂弟一起在惠阳一个生产队劳动。后来深圳特区成立，堂弟夫妇去深圳创业，如今已在深圳开了两家主营客家菜的连锁店。40年来，他们两家人依旧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他俩到孙辈，每年都要见十几次，每逢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他们都尽量在一起过，有什么喜事都是一起商量操办。“我没有亲兄弟，但他比亲兄弟还亲，现在堂弟也老了，他正准备和小女儿一起回淡水老家来开店、养老。”梁伯说。在深圳福田区政府上班的欧小林告诉记者，惠州是她亲戚最多的地方：“奶奶老家是博罗龙华的，姑姑嫁到了惠东平山，舅舅又在仲恺沥林开厂、定居。可以说，惠州东南西北都有我的亲戚。”所以，每到节假日，她都会带着老人和孩子到惠州走走看看，“奶奶思念故土，孩子们则最喜欢去沥林吃鹅，到博罗吃农家菜、摘荔枝，到惠东出海看海、吃海鲜。”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深圳来惠游客超100万人次相信惠州市民都有一种感受，每逢节假日，不论在景区还是乡村，总能看到许多粤B牌照的车。而到了周末，不少惠州市民前往深圳。节假日是体现城市间人口短期流动的一个窗口。今年惠州移动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复苏大数据报告》显示，在339.31万累计来惠人口（去重）中，省内访客人数最多，为206.49万人，其中以深圳的访客最多，为83.81万人。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秋国庆8天长假，惠州共接待游客总量约555万人次，其中深圳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在这里，孩子们学做艾粄，捉鱼、捉泥鳅，真是特别美好的乡村生活。”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深圳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在城里住久了，十分向往秀美的田园风光，体验自然纯朴的农家生活。“我们在惠城、惠东及龙门有四家民宿，三分之一的客人来自深圳，一到节假日基本都是满房。”惠州龙门爱树品牌民宿创始人、惠州市民宿协会秘书长谢炜添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不能出国玩。在惠州玩了几天，感觉惠州大不一样了，好玩多了。”10月5日，深圳市民孔女士到惠州白鹭湖、水东街、高榜山等地玩得很尽兴。不仅深圳人爱来惠州，惠州人同样将深圳作为短期出游目的地之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来惠州推荐文旅资源，吸引惠州市民去深圳龙华旅游观光。“龙华的观澜版画村、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旧址、大浪时尚小镇以及大船坑舞麒麟都非常有意思。”参加完推荐会，惠州市民朱女士便带着孩子到深圳感受龙华之美。据悉，在旅游协作上，早在2012年文博会期间就启动了深莞惠旅游联盟。(惠州日报记者袁畅 刘炜炜 谭琳)【来源：惠州文明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现在的博罗县，隶属广东省惠州市，位于惠州市北部，东接河源、紫金，南毗惠阳、东莞，西连广州增城，北邻龙门 。在100多年前，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位为基督舍命的人。他就是车金光。当时，在广州东面40英里的博罗镇有一个祭祀孔子的夫子庙，车金光50多岁时还在庙中做守庙人。1856年初有两位香港来的基督徒拜访他，向他传福音并留给他一本圣经。当他们于五月份再度拜访他时，他就要求受洗，但未被接纳。为表明对基督信仰的心志，他用凿子凿毁了祭祖牌位。后来车金光去香港，在那里结识了何进善牧师和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当他再度要求受洗时，他们仍不大相信他，以为他可能是为了找工作才要信主。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1897)但车金光仍然坚持要受洗，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车金光在祷告会结束后在门外等候理雅各。大雨淋在车金光的头上、身上，他告诉理雅各说，如果理雅各不为他施洗，上帝会为他施洗。理雅各为其诚意所感动，于是为他施洗。此后车金光返回博罗镇开始做巡回福音布道。那时清廷正与英法联军打仗，因此谁要是与“洋教”有关联就会有危险。车金光在回到博罗数月后被官府逮捕，但旋即把他释放，只是没收了他的书籍。车金光每年都回香港报告他的工作情形。1861年5月理雅各和几位传教士赴博罗镇为一百多位接受福音的信徒施洗。许多信徒做见证时说，他们信主不仅是因为听了车金光所传的福音，更因为有感于他充满爱和圣洁的道德生活。当理雅各由车金光陪同到各地去巡游时，也亲见车金光为传福音所遭到的敌视与淩辱。有一次车金光被人殴打，他不去官府告状伸冤，反说：愿天父能怜悯他们。在排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同年10月，理雅各在博罗为伦敦会购置房产，并把房产的钥匙交给车金光。理雅各离开博罗镇后不久，车金光再次被抓走，遭受折磨数天后，终因他拒绝放弃信仰，于10月16日被斩首。车金光殉道后，理雅各极力要求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追究，但得不到回应。这时英国政府正在帮助原是对手的满清政府打击太平天国的乱民，因此两国政府都不愿处理任何宗教纠纷。虽然如此，中国第一位殉道者的鲜血，使得日后有上千万人蒙了救恩。车金光遗言：我怎能不认那为我而舍命的基督呢？

寻子十余年，他们盼着有一个团圆的中秋节，有人盼到了，有人还在寻找。2017年6月，人贩子张维平供述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个孩子，均通过“梅姨”转卖，给了9个家庭寻子的方向。在广州警方的帮助下，自去年以来，包括申聪、邓云峰等被拐儿童已陆续被找回，但钟丁酉、李树全、欧阳国旗的寻找仍在继续。因为孩子回归，幸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在慢慢回归。今年3月，找到申聪时，同行多年的寻亲家庭前来祝贺。喜气顺着一个家传到另外一个家。今年7月，失踪多年的邓云峰找到了，邓家在湖南老家摆了十几桌酒，李树全、欧阳艳娟夫妻也赶去道贺。“高兴、羡慕又着急。”每次认亲，李树全、欧阳艳娟夫妻都去，为朋友庆祝，也遗憾自家孩子还没找到。但同案的9个已找到5个，他们也被希望照亮。两种离合味，皆是父母心。今年中秋节前，本报记者回访了这些寻亲家庭，听听关于团圆的小故事，感受他们抱团寻亲的执着。南方日报记者 刘珩 徐勉 实习生 龚菊 杨巧丽团圆的喜悦“中秋节快到了，我打算给孩子做个蛋黄月饼。”9月25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的抖音账号又更新了。孩子回家以后，申军良的抖音账号就换了“画风”，寻亲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如今他成了一个美食博主。“在外漂泊15年，能给家人做一顿饭，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申军良说，这些年在外找孩子，总觉得亏欠许多。要还，就得一天天还，申聪想吃红烧鱼，他就带儿子钓鱼，再学着怎么做；夏天热，他就给儿子做水果冰淇淋、水果茶。除了中秋的蛋黄月饼，在老申的菜谱里，还有口水鸡、番茄焖饭、广式蜜汁叉烧、煲仔饭……天南地北的美食花样不断，他想让申聪在济南也吃到熟悉的广东味道。刚把申聪接回济南时，申军良一度焦虑，担心孩子能不能吃得惯，能不能上好的辅导班，能不能习惯北方的生活……寻子15年，回归家庭后，他要如何跟家人相处也是个大难题。“回到厨房，我开始重新学习做父亲。”申军良说，能够做出孩子喜欢吃的菜，他很有成就感，他想弥补对孩子们的亏欠，让他们高兴。找到申聪时，曾经一起同行多年的寻亲家庭前来广州，打算沾沾喜气。可家长们没想到，喜气就顺着一个家传到另外一个家。今年7月17日，同案中又有一个孩子回家，失踪多年的邓云峰找到了。7月底，邓自和在湖南老家摆酒，庆祝儿子邓云峰丢失15年后回家团聚。酒席很热闹，全村人都来祝贺，老邓摆了十几桌，高兴地喝醉了酒。那天，李树全、欧阳艳娟夫妻也赶去道贺。“高兴、羡慕又着急。”看着邓家父子相处融洽，欧阳艳娟更想念大儿子李成青了。孩子丢了15年，同案的9个已找到5个，每次认亲夫妻俩都去，为朋友庆祝，也遗憾自家孩子还没找到。为一份责任“找到孩子，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份责任，否则一辈子不会安心。”欧阳艳娟说。1岁半的李成青被拐后，李树全留在东莞打工继续寻找，妻子欧阳艳娟则回到湖南宁远县城打零工照顾其他孩子，每天接送他们上下学。“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我会自责。”欧阳艳娟说，在梦里，常常梦见孩子找到了：李成青脑袋圆圆的，还是1岁多的模样，他玩学步车，偷吃冰箱里的荔枝，追着老家的鸡和狗玩，他只是笑，不说话……2005年8月5日，李成青在惠州博罗县被张维平拐走。李树全没想到，住在隔壁的“四川老乡”张维平竟是一条毒蛇。李树全曾帮着他找医生治脚，请他吃饭，帮他找工作。如今，李树全一家人每年都会去趟广东博罗县，去寻找被拐的李成青。没有工作，租住下来，接近邻居寻求帮助，张维平用老实可怜的人设来获取好感和信任，降低周围人的戒备心，他以相似的手法拐走了多个小孩。2005年5月，两岁半的欧阳佳豪在增城新村被张维平拐走。寻找几个月无果，欧阳国旗带妻子欧阳春玉搬回了湖南宁远县的老家库里村，后来又生了两女一男，两个小的还在村里上小学。15年来，想儿子时，欧阳春玉就拿出佳豪的周岁照片看，和小儿子作对比，猜想他现在的模样和生活。400公里外的赣州康南区东山村，钟丁酉家的生活一度停滞。2004年的最后一天，1岁半的钟彬在惠州石湾镇被张维平拐走，15年来没有音讯。每次出门，钟丁酉都是轻装简行，去广州增城找警方打听消息，再绕道河源张贴寻人启事。待五六天，他就赶回县城的工地打工赚钱，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周围已被四五层高的楼房包围，钟丁酉一家六口仍租住在村里破旧的瓦房里，十几年没变，每月交两百多元租金。“这里离学校近。”钟丁酉说，一双小儿女钟贤、钟荟就读隔壁的幼儿园，他们家离贤赞小学也不到100米，“这样安全放心”，大儿子被拐后，他要守护好身边的孩子，不想再有任何闪失。15年来，3个家庭都已再生育小孩，重启生活，但寻亲从未停止。悲痛藏心底3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就此被改写。最初的寻找盲目而无望，像是大海捞针，而生活还要继续。对钟丁酉来说，2005年的元旦和春节都是灰色的，他一门心思找孩子。那半个月里，钟丁酉跑遍了增城、惠州和东莞的汽车站、火车站，请了老乡帮忙，又上了电视。把妻子安顿回赣州老家后，钟丁酉又踏上了寻子路。听到哪里有消息，他马上就赶过去，为了省钱，他几乎从不住旅店，躺大街，睡立交桥底。在孩子被拐前几天，欧阳春玉已经准备回宁远老家了。欧阳春玉记得，那时丈夫欧阳国旗做水泥搬运工，她带着孩子。因为居住的环境并不好，佳豪玩耍时还掉进过附近的沟里。夫妻俩找了一个星期，老家传来消息，欧阳国旗的母亲去世了，两人回家奔完丧，又回到增城。在那几个月里，欧阳国旗出去找孩子，欧阳春玉住在儿子曾生活的出租屋，看到儿子的衣服玩具和门前那条沟，都会哭泣。睹物思人，在寻子无望后，夫妻俩无心工作，便离开了这块伤心地，回到宁远的库里村，买了摩托车跑客运，把悲痛隐藏在心底。李成青被拐后，李树全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惠州和增城的大街小巷，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找不到孩子，父亲不原谅夫妻俩，他们也没放过自己，只能继续寻找。有时一找就是半个多月。随着张维平拐卖团伙落网，他们十余年的寻亲出现了转机。在广州警方的帮助下，今年3月，寻子15年的申军良找回了儿子申聪；7月，邓叔环找回了儿子邓云峰，加上去年找回的3个孩子，同案的孩子已经找回了5个。钟丁酉、李树全、欧阳国旗仍在继续寻找。盼望再相见中秋将至，欧阳春玉老家门前枇杷树又要开花了，可佳豪还是没回来。这些天，欧阳春玉出门总是会被村里人，大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她总说快了快了。这样的问题，读小学的小儿子欧阳俊豪也问过，“哥哥回来要不要和我住一个屋？”丈夫曾说希望佳豪中秋节能回来。但什么时候能回来，欧阳春玉也不清楚，但她准备先把二楼的主卧整理出来。这间新屋刚铺了地板，也装好了窗户，窗外是田野和远山。相较于等待，李树全夫妇常常坐不住，两口子今年已去了两次广州，见证了同案申军良和邓叔环两家人的团聚。7月中旬去广州，欧阳艳娟又习惯性地失眠了，她觉得马上就能见到儿子，能一起过中秋，最后却失望而返。这些年来，他们的寻子路程已超过3万公里。“警方让我把生活过好，认真工作，耐心等待。”李树全说，每次看到别的孩子找到了，他心里就很乱。李树全心里，一次次预演过亲人相聚的场景，他会带上儿子爱喝的酸奶，和儿子相拥哭泣，“我不敢奢求什么，只希望他健康平安，愿不愿意回来与我们生活，由他决定。”这两天，钟丁酉的妻子谢水英又拿出了钟彬穿过的毛衣晾晒，那是她在孩子没出生前织成的。每每想念儿子，她就会拿出衣服看看，衣服破旧得没法穿了，她也舍不得扔，想留着等儿子回来，变成他的回忆。在谢水英记忆中，钟彬头上有两个旋，圆圆的脸像她，已经能走路，刚学会说话，自己喝牛奶的时候不让人打扰，“有点霸道，又很可爱”。章江水清流缓，河畔公园闲适宜人。虽然家离章江不远，但谢水英从未带过小儿女们去江边玩。钟彬失踪后，她有了心结，单独带孩子都会担惊受怕。她只做短工，更多时间用来照顾老人孩子，让丈夫在外寻子时安心。今年7月，钟彬17周岁生日前，钟丁酉又独自去了趟广州。在找警方咨询过最新情况后，他又去河源找了几天，仍是无果。他原本盼着能和钟彬一起过今年中秋、国庆，如今，他只能继续等待。因为孩子走到了一起，钟丁酉、李树全和欧阳国旗3个家庭时刻关注寻亲的线索和来自警方的消息，相约一块去寻亲。他们期盼着团圆。策划：徐勉 何雪峰

2018年12月28日法院宣判后，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和志愿者在一起。 受访者 供图47岁的贵州男子张维平，这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了死刑。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维平被认定拐卖了9名儿童，作案时间是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被拐的9名男童，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其中8人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十多过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仍杳无音讯。张维平是一名累犯，此前曾因拐卖儿童两次被判刑。此次审判的案件中，4名同案犯曾参与拐卖一名儿童，其中被告人周容平也被一审判处死刑，另两名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一名从犯被判刑十年。这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中，关键中间人“梅姨”的身份仍然是谜。广州增城警方曾公布其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今年12月29日，澎湃新闻从增城警方了解到，目前“梅姨”尚未归案。“判了人贩子死刑，我很欣慰。”连续寻子13年的河南人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他一直希望判张维平死刑，但又担心这个“人贩子”死了，以后没人辨认“梅姨”，“我们的孩子，只有梅姨知道卖给了谁。”被拐男童申聪出生11个月时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翻拍“找工作”的邻居爱逗小朋友，还给孩子买零食 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是在2005年被拐走的。当年申军良在广州增城务工，白天他去上班，妻子独自在出租屋带孩子。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05年1月4日上午，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联手将申军良的儿子抢走。当时陈寿碧在楼下把风，周容平负责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出租屋，将申聪的母亲捆绑，强行抱走1岁的申聪，并将其交给周容平、陈寿碧夫妇藏匿。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张维平将申聪卖至紫金县，非法获利13000元，他将其中1万元分给周容平等人。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都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来自同一个村。案发11年后的2016年3月，上述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张维平归案后供认，除了申军良的儿子，他还在2003年至2005年拐卖了8名儿童。据判决书记载，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有4次是在广州增城区，1次在广州黄埔区，另有4次在惠州市博罗县。张维平的作案区域，主要选择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他会到一些出租房附近“踩点”，寻找适合下手的小孩。锁定目标后，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以找工作、租房为名，成为目标的邻居，租住在小孩家旁边、对面或楼上楼下。张维平租房，一般不出示身份证，偶尔出示的也是假证。他会说一些四川话，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四川”，有时他称自己是广西人。许多被拐孩子的父母还记得，当年的张维平为人随和，经常和居民一起打牌、打桌球，偶尔到网吧上网。他有个特点——喜欢逗小孩。那些孩子平常由母亲或老人带着，孩子父亲一般要外出上班。“他看起来是个老实人。”2005年在增城打工的湖南人欧阳春玉回忆，当年张维平在她家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他经常带着我儿子去玩，买零食给我儿子吃，和我儿子玩得很好。” 2005年5月26日上午，欧阳春玉带着2岁的儿子在出租屋内。当时她进了厨房，儿子在门口玩。5分钟后她从厨房出来，发现儿子不见了，后来才知被张维平抱走，再也没有回来。“我有意逗小孩玩，目的是为了跟小孩混熟，以后拐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张维平归案后供认。在作案之前，张维平会找机会与目标家庭套近乎，甚至以找不到工作来骗取同情。来自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博罗的工地做泥工，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他说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李树全心地善良，自己掏钱带张维平去诊所治伤，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还帮张维平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没想到，仅过了20多天，张维平以“给孩子买包子”为由，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抱走了。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时，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张维平：“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坐在被告席的张维平低着头，没有应答。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被拐男童大部分卖往紫金县，中间人“梅姨”是谁？从在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到下手拐走小孩，张维平每次作案前的准备时间，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与目标家庭联络感情，让孩子熟悉自己，一边联系中间人“梅姨”，让她寻找买家。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拐卖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托人寻找和收养外地男童。“梅姨”当年也在增城一带活动，她确定好买家后，张维平便会伺机动手。两人将小孩带到紫金县等地，约好买家见面。交易地点有时在饭店，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乡下买家的家里。与买男童的夫妇见面时，张维平会为孩子的身世编借口。“我说孩子是我和女朋友生的，自己不想养了，给别人养，要一点抚养费。”他后来向警方交待。判决书显示，张维平9次贩卖儿童的非法获利，除了两次分别为1.3万元和1万元外，其他7次均为每名儿童 1.2万元。每次钱到手后，张维平都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梅姨”到底是谁？这至今仍是未解的谜。“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在第一次庭审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增城警方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12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梅姨”至今尚未归案，其身份不明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如果知道身份，挖地三尺都要把她挖出来。”牵涉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供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中间人“梅姨”没有归案，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则供认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在拐卖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主犯周容平“作用最重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对其判处死刑；同案犯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周容平的妻子陈寿碧被认定为从犯，判刑十年。广州中院认定张维平拐卖了9名儿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对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2月28日到法院听了宣判的申军良说，张维平在法庭表示服从判决，另外几名被告人则称将上诉。“累犯”成了张维平的一个标签。在此次判决之前，1999年7月，他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法院判刑六年；2007年3月，他犯盗窃罪被增城市法院判刑十个月；2010年5月，他又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刑七年。2015年8月，张维平刑满释放。但仅5个月后，他因10年前未侦破的拐卖儿童案再次被抓。这次法院认定他拐卖儿童9名，对其作出死刑判决。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张维平此前涉及的那两次拐卖儿童案件中，他拐卖了儿童2人。加上此次法院认定的9人，张维平共拐卖儿童11人。“其实还有2名儿童，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张祥介绍。这次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申军良感到很欣慰，但内心有些矛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申军良担心，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梅姨”还没归案，那就缺了“辨认的人”，“这些犯人里只有张维平见过梅姨，而只有梅姨知道我们孩子的具体下落。”此案中，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不过广州中院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其所受损失目前无法查明；因为失子导致精神疾病的申军良妻子，未提供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法院以此驳回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诉求。申军良表示，他与律师商量后，再考虑是否补充证据上诉。他告诉澎湃新闻，下一步他计划将另外8个被拐孩子的家属集中起来，分组到紫金县等地寻找孩子，“已经找了十多年，现在更不会放弃。”严厉打击人贩子！来源：澎湃新闻编辑：98K 版权归原作者，侵权联系删除

上周末，家住深圳龙岗的阿天携妻儿到惠州同学晓阳家串门。两天时间里，两家8口人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在东江边钓鱼、在红花湖骑车、在汤泉泡温泉、在农庄吃客家菜……对晓阳和阿天来说，两家人频繁串门是“家常便饭”。“半个小时左右车程，上个月是我们去深圳‘嗨’，这个月是他们来惠州‘浪’。”晓阳说，深圳挨着惠州，他们两家人一年串门好几次。惠州与深圳山水相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社会经济交流合作紧密频繁。随着交通互联和产业协同的日益密切，“深惠半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双城间的同城化生活已变成现实。通勤于深圳和惠州两地的人越来越多，催生了许多在惠工作、在深生活或者在深工作、在惠生活的通勤上班族。共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亲。惠州和深圳正上演着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双城记”。交通互联产业协同催生大量深惠通勤上班族早年，深惠“半小时生活圈”或许更多体现在大亚湾区、惠阳区、仲恺高新区等临深区域。如今，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从惠城区、博罗县、惠东县前往深圳，均可在半小时左右到达。正因如此便捷，两地居民每天都在双城之间“跑来跑去”。市民李瀚2009年大学毕业后就在深圳上班，现在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电商总监。不过，他是一个生活在惠州、工作在深圳的“惠州女婿”。2015年，他来惠州搞团建时结识了在惠城上班的妻子。结婚后，因妻子工作难以调动，他索性卖掉了深圳的公寓，转而在惠州金山湖片区买房。“快5年了，我每周都要在龙岗和惠城之间至少跑三四趟，这样的通勤生活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李瀚说，在不堵车的情况下，走潮莞高速再转博深高速，半小时即可到龙岗。再算上沿路等红灯的零碎时间，每天早上7∶30出门，8∶30到达公司是足够的。“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女儿已上幼儿园，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希望公司能在惠州设立分公司，实在不行就辞职回惠州创业或者找工作。”李瀚说。27岁的黄卿是深圳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品牌经理。3年前，她被派到位于博罗的惠州分公司工作。“这几年来，惠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平时，我们也已融入当地，喜欢一起去爬山、漂流、泡温泉、吃农家菜，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去惠州市区江北购物逛街也十分方便，完全不用回深圳，日子非常舒坦，我很乐意在惠州定居。”黄卿说。地缘相近亲情相连让深惠两地居民走动频繁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曾隶属于惠阳地区。今天的深圳和惠州，曾经血脉相连。正因为这份地缘亲情的存在，不少深圳人和惠州人是亲戚。70岁的惠州市民梁伯是淡水人，40年前他和堂弟一起在惠阳一个生产队劳动。后来深圳特区成立，堂弟夫妇去深圳创业，如今已在深圳开了两家主营客家菜的连锁店。40年来，他们两家人依旧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他俩到孙辈，每年都要见十几次，每逢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他们都尽量在一起过，有什么喜事都是一起商量操办。“我没有亲兄弟，但他比亲兄弟还亲，现在堂弟也老了，他正准备和小女儿一起回淡水老家来开店、养老。”梁伯说。在深圳福田区政府上班的欧小林告诉记者，惠州是她亲戚最多的地方：“奶奶老家是博罗龙华的，姑姑嫁到了惠东平山，舅舅又在仲恺沥林开厂、定居。可以说，惠州东南西北都有我的亲戚。”所以，每到节假日，她都会带着老人和孩子到惠州走走看看，“奶奶思念故土，孩子们则最喜欢去沥林吃鹅，到博罗吃农家菜、摘荔枝，到惠东出海看海、吃海鲜。”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深圳来惠游客超100万人次相信惠州市民都有一种感受，每逢节假日，不论在景区还是乡村，总能看到许多粤B牌照的车。而到了周末，不少惠州市民前往深圳。节假日是体现城市间人口短期流动的一个窗口。今年惠州移动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复苏大数据报告》显示，在339.31万累计来惠人口（去重）中，省内访客人数最多，为206.49万人，其中以深圳的访客最多，为83.81万人。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秋国庆8天长假，惠州共接待游客总量约555万人次，其中深圳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在这里，孩子们学做艾粄，捉鱼、捉泥鳅，真是特别美好的乡村生活。”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深圳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在城里住久了，十分向往秀美的田园风光，体验自然纯朴的农家生活。“我们在惠城、惠东及龙门有四家民宿，三分之一的客人来自深圳，一到节假日基本都是满房。”惠州龙门爱树品牌民宿创始人、惠州市民宿协会秘书长谢炜添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不能出国玩。在惠州玩了几天，感觉惠州大不一样了，好玩多了。”10月5日，深圳市民孔女士到惠州白鹭湖、水东街、高榜山等地玩得很尽兴。不仅深圳人爱来惠州，惠州人同样将深圳作为短期出游目的地之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来惠州推荐文旅资源，吸引惠州市民去深圳龙华旅游观光。“龙华的观澜版画村、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旧址、大浪时尚小镇以及大船坑舞麒麟都非常有意思。”参加完推荐会，惠州市民朱女士便带着孩子到深圳感受龙华之美。据悉，在旅游协作上，早在2012年文博会期间就启动了深莞惠旅游联盟。统筹 记者袁畅采写 记者刘炜炜 谭琳【来源：惠州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月4日上午8点50分，公安部B级命案逃犯潘明滩一边走，一边看手机，拐进永康劳务市场对面一家彩票店。店里有十几个彩民，有的在看彩票公示，有的在聊天。潘明滩进店后，靠墙站着，低头看着手机，头也没抬。一会儿，有两个男人一前一后走进彩票店，他们看了潘明滩一眼。彩票店里 五秒钟将嫌疑人制服走进彩票店的是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情报中队辅警王志力、林统。店门口，情报中队民警胡耀望站着，他瞟了一眼店里，“是他！”他在心里叫了起来，但不露神色。另外两名辅警王靖、林王懿距离他几步。十几分钟前，胡耀望接到永康市公安局视频中队中队长侯一川的电话。当天上午8点50分，侯一川和同事盯着监控视频画面，他们把镜头拉近，大街上的一个男人，短发，穿着蓝色上衣，青色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鞋，他一边走一边看手机。信息显示，他正是公安部B级命案逃犯潘明滩。“是他吗？” 侯一川和同事多次比对确认，得出答案：是他。“你们出手吧。”说着，侯一川打给胡耀望电话。“短发，蓝色上衣，青色牛仔裤，红色鞋”，侯一川说的四个特征，抓人的路上，胡耀望他们心里一直默念着，一路上，他们反复看着潘明滩身份信息照片。按照预案，王志力、林统先扮成彩民进去观察，靠墙站着的男人——短发，蓝色上衣，青色牛仔裤，红色鞋，只是他戴着副黑框眼镜——但照片上的他是不戴眼镜的。“脸型没变，还有他的一头自然卷发”，胡耀望和王志力他们约好，如果确认，就用手在腿边稍微拍下，他们就动手。两三分钟后，胡耀望看到王志力的手放在腿边拍了下。胡耀望、王靖、林王懿闪入店内。潘明滩还在看手机，他靠着墙的位置是一个死角，王志力他们一左一右按住他，胡耀望给他铐上手铐，王靖、林王懿让店里的彩民快速离开……前后只有五秒时间。“为什么抓我？” 潘明滩喊着。胡耀望没说话，把他带上车，潘明滩开始沉默。抢劫杀人后逃跑深圳警方悬赏20万潘明滩，24岁。贵州三都人，手上有一条人命。2015年10月6日，他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抢劫杀人，将人杀害后逃跑，随后被当地警方抓获。当年10月30日下午，深圳警方带他到惠州市博罗县湖镇镇金星村指认现场，他作案后，把作案工具扔了。指认的现场靠着大山，这个地方是潘明滩熟悉的。据当时媒体报道，他在指认现场时，趁看守人员不备逃进大山里。事发后，深圳警方联合惠州当地警方在他逃跑的金星村成立临时指挥部，发布悬赏通告，悬赏10万元，同时先后调集4000多名特警和武警力量，对金星村和周边范围搜寻，警犬和数台无人机、直升机都出动了，无人机 24小时巡航，开展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布控搜捕工作。同年11月2日，广东省公安厅官微“平安南粤”通报称，警方悬赏金额加倍提高。其中，发现并制服金额提高至2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以该男子逃脱地点为中心，向周边15公里扩大了搜索范围。三年来，广东南山警方为抓他，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他说最后悔的就是最后逃到了浙江“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这三年里，潘明滩似乎人间蒸发了。在看守所，他沉默了很久后叹气，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永康被抓，“我最后悔的就是，最后逃到了浙江。”逃亡的这三年，他都藏到了哪里？他交代说，在指认现场逃跑的这片大山他以前待过，他在山里躲了三天，风餐露宿。三天后，他下山，到了附近的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路边，停着一排排大货车，他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大货车车尾架子可以藏身。他找了辆大货车，钻到车尾，大货车司机毫不知情一路“带”着他到了广西。据他交代，他到了广西后，去了云南，在那他待了半年多，然后辗转到了湖南，又到了江西……逃亡的路上，他睡过桥洞、长凳，甚至野外山林，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一有风吹草动，他就马上离开。有时，为了赚路费和吃饭，他偶尔也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打打零工，但那些零工都是短期的，也不需要登记身份证。但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待久，每个地方，他停留从不超过一个月时间。无论他在哪，他都从不和陌生人交朋友，也从不和家人联系。他找到藏身的好地方 永康劳务市场工作机会多今年年初，潘明滩逃到永康。这不是他第一次来浙江，在他逃亡半年多后，2016年夏天，他逃到浙江某地，这里待几天，那里待几天。这次，他破例了。他东躲西藏地待了一年半。“在那工作比较好找。”民警分析说，另一方面，逃犯一路逃亡，神经也一直处于紧绷状态，时间一长，渐渐地，心里也放松了，甚至会有一种侥幸：自己是不会被发现的。这个时候，往往是他露出马脚的时候。他到了永康。在这里，他发现永康西站附近的劳务市场边上是自己藏身的“好地方”：劳务市场边上，来找工作的外来人员很多，工作机会也多，他藏身在人群里，不容易被发现。但他的生活半径都在劳务市场附近。对他来说，在劳务市场边上，工作机会也多，很多老板找零工，没有要对方出示身份证的“观念”，“很多时候，那些老板车开来，看到外来人员，就问谁要去打工的，人凑齐，就拉走”。“他每次钱不够的时候，就会去劳务市场找份零工。”朱挺说，潘明滩交代说自己去过建筑工地，也去过小工厂，每次打零工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两天，每天工资就是两三百元左右。拿到钱，他就会躲起来一段时间。逃亡生涯有了两个爱好看小说和买彩票这个狡猾又凶残的逃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潘明滩被抓时，一直低头看手机，并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看小说。这是他逃亡生涯中渐渐养成的一个爱好。另外一个爱好，是买彩票。潘明滩被抓时，身上只有一个皮夹，一只手机和一副耳机，皮夹里有二十几元钱和一张未开奖的彩票。潘明滩交代，平时如果有一些闲钱，他就会去买彩票，但每次都不会超过10元，他也中过几次奖，“最多的一次，他说中了970元”。手机是他到永康后买的，或许是逃亡的生活过于寂寞，他买了只手机，他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打发时间。他还去买了副眼镜，蓄了胡子，他从自己外形上着手改变，慢慢地，他越来越放松，他不再理会别人的眼神，不再留心擦身而过的人，他常常边走路边低头看手机。他觉得，不会有人发现他。在他被抓的那家彩票店，他经常去，被抓当天上午，他边走边看手机，发现手机没电，就拐进了彩票店去充电。审讯中，潘明滩没有抵抗，说话条理清晰。 他一直说后悔，并不是他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和逃亡后悔，而是他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逃到浙江来，结果被抓了”。“他完全没有因为自己杀人而感到后悔，就像在讲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朱挺看来，潘明滩的语气里充斥着冷漠，“他还说，我喜欢打打杀杀的生活”。得知抓获逃犯，深圳警方第一时间对永康警方表示了感谢，并于4日当天下午，由深圳南山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带队赶到永康市公安局，跟永康警方进行对接、交接等。今天，他们将把逃犯带回深圳。来源：浙江刑侦编辑：98K；版权归原作者，侵权联系删除

上周末，家住深圳龙岗的阿天携妻儿到惠州同学晓阳家串门。两天时间里，两家8口人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在东江边钓鱼、在红花湖骑车、在汤泉泡温泉、在农庄吃客家菜……对晓阳和阿天来说，两家人频繁串门是“家常便饭”。“半个小时左右车程，上个月是我们去深圳‘嗨’，这个月是他们来惠州‘浪’。”晓阳说，深圳挨着惠州，他们两家人一年串门好几次。惠州与深圳山水相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社会经济交流合作紧密频繁。随着交通互联和产业协同的日益密切，“深惠半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双城间的同城化生活已变成现实。通勤于深圳和惠州两地的人越来越多，催生了许多在惠工作、在深生活或者在深工作、在惠生活的通勤上班族。共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亲。惠州和深圳正上演着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双城记”。交通互联产业协同催生大量深惠通勤上班族早年，深惠“半小时生活圈”或许更多体现在大亚湾区、惠阳区、仲恺高新区等临深区域。如今，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从惠城区、博罗县、惠东县前往深圳，均可在半小时左右到达。正因如此便捷，两地居民每天都在双城之间“跑来跑去”。市民李瀚2009年大学毕业后就在深圳上班，现在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电商总监。不过，他是一个生活在惠州、工作在深圳的“惠州女婿”。2015年，他来惠州搞团建时结识了在惠城上班的妻子。结婚后，因妻子工作难以调动，他索性卖掉了深圳的公寓，转而在惠州金山湖片区买房。“快5年了，我每周都要在龙岗和惠城之间至少跑三四趟，这样的通勤生活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李瀚说，在不堵车的情况下，走潮莞高速再转博深高速，半小时即可到龙岗。再算上沿路等红灯的零碎时间，每天早上7∶30出门，8∶30到达公司是足够的。“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女儿已上幼儿园，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希望公司能在惠州设立分公司，实在不行就辞职回惠州创业或者找工作。”李瀚说。27岁的黄卿是深圳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品牌经理。3年前，她被派到位于博罗的惠州分公司工作。“这几年来，惠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平时，我们也已融入当地，喜欢一起去爬山、漂流、泡温泉、吃农家菜，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去惠州市区江北购物逛街也十分方便，完全不用回深圳，日子非常舒坦，我很乐意在惠州定居。”黄卿说。地缘相近亲情相连让深惠两地居民走动频繁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曾隶属于惠阳地区。今天的深圳和惠州，曾经血脉相连。正因为这份地缘亲情的存在，不少深圳人和惠州人是亲戚。70岁的惠州市民梁伯是淡水人，40年前他和堂弟一起在惠阳一个生产队劳动。后来深圳特区成立，堂弟夫妇去深圳创业，如今已在深圳开了两家主营客家菜的连锁店。40年来，他们两家人依旧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他俩到孙辈，每年都要见十几次，每逢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他们都尽量在一起过，有什么喜事都是一起商量操办。“我没有亲兄弟，但他比亲兄弟还亲，现在堂弟也老了，他正准备和小女儿一起回淡水老家来开店、养老。”梁伯说。在深圳福田区政府上班的欧小林告诉记者，惠州是她亲戚最多的地方：“奶奶老家是博罗龙华的，姑姑嫁到了惠东平山，舅舅又在仲恺沥林开厂、定居。可以说，惠州东南西北都有我的亲戚。”所以，每到节假日，她都会带着老人和孩子到惠州走走看看，“奶奶思念故土，孩子们则最喜欢去沥林吃鹅，到博罗吃农家菜、摘荔枝，到惠东出海看海、吃海鲜。”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深圳来惠游客超100万人次相信惠州市民都有一种感受，每逢节假日，不论在景区还是乡村，总能看到许多粤B牌照的车。而到了周末，不少惠州市民前往深圳。节假日是体现城市间人口短期流动的一个窗口。今年惠州移动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复苏大数据报告》显示，在339.31万累计来惠人口（去重）中，省内访客人数最多，为206.49万人，其中以深圳的访客最多，为83.81万人。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秋国庆8天长假，惠州共接待游客总量约555万人次，其中深圳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在这里，孩子们学做艾粄，捉鱼、捉泥鳅，真是特别美好的乡村生活。”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深圳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在城里住久了，十分向往秀美的田园风光，体验自然纯朴的农家生活。“我们在惠城、惠东及龙门有四家民宿，三分之一的客人来自深圳，一到节假日基本都是满房。”惠州龙门爱树品牌民宿创始人、惠州市民宿协会秘书长谢炜添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不能出国玩。在惠州玩了几天，感觉惠州大不一样了，好玩多了。”10月5日，深圳市民孔女士到惠州白鹭湖、水东街、高榜山等地玩得很尽兴。不仅深圳人爱来惠州，惠州人同样将深圳作为短期出游目的地之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来惠州推荐文旅资源，吸引惠州市民去深圳龙华旅游观光。“龙华的观澜版画村、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旧址、大浪时尚小镇以及大船坑舞麒麟都非常有意思。”参加完推荐会，惠州市民朱女士便带着孩子到深圳感受龙华之美。据悉，在旅游协作上，早在2012年文博会期间就启动了深莞惠旅游联盟。(惠州日报记者袁畅 刘炜炜 谭琳)【来源：惠州文明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今年，广州大学应届毕业生报名“三支一扶”并通过资格审核185人，比去年增加了157人；报名“西部计划”46人，比去年增加了31人。到广阔天地挥洒青春，建设祖国，成为新一代优秀青年的新选择。——到基层去！毕业生刘嘉燕：要用所学为家乡乡村旅游做贡献16日，22岁的刘嘉燕正式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社局拿派遣通知，今天她就将进入博罗县公庄镇人民政府报到，参与扶贫工作。刘嘉燕是广州大学2020届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她的老家在距离公庄镇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博罗县石湾镇。身为农家姑娘，刘嘉燕通过努力拼搏，考上了广州大学中法合作项目旅游管理专业，并学习了英语和法语。按照原先的规划，刘嘉燕想在广州或深圳工作。由于疫情影响，刘嘉燕推迟了找工作时间。今年5月，她听说了“三支一扶”项目。“大一时我曾报名参加学校的支教项目，很遗憾当时面试没有通过。作为一名党员，我也经常学习优秀党员的事迹，接触多了，自己也一直很想去基层服务。这次刚好看到三支一扶，就毫不犹豫报了名。”刘嘉燕说，当时她看到服务地点有博罗县公庄镇，倍感亲切。“以前读高中时，我曾路过那附近，印象中当地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这次去公庄镇，正好可以 ‘反哺’家乡。”对于刘嘉燕的决定，父母很支持。这些天，为更好了解公庄镇，刘嘉燕已经在网上查询了许多信息。“乡村旅游需要创新，听说当地建设了一个4A级的公园，但我是博罗人都还不知道，这说明还需要很好地宣传。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将来正好有用武之地。”刘嘉燕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工作。她打算到了工作岗位后，先做调研，再将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给当地出一些不一样的点子。毕业生林淑梅：希望通过改变观念来改变家乡面貌23岁的林淑梅也回到了家乡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马宁镇。这位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会计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即将在家乡开始扶贫工作。这是林淑梅历来的心愿。“大一入学前，我就想过毕业后要么去西藏支教，要么回家乡工作。”林淑梅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我小时候，家里因为孩子多，经济情况比较困难，父母一直跟我讲，要走出农村，必须好好读书。爸爸妈妈也很上进努力。最终我们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林淑梅小时候还曾下地帮父母干农活，她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的辛劳。“我一直都想要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大四时得知 ‘三支一扶’项目，就毫不犹豫报名了。”林淑梅说，她的中学同学读了大学后再回家乡工作的人不多。“我们老家每年都有大学生走出来，但是挺少本地大学生回来。我想，自己多多少少要为家乡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林淑梅深知，要改变家乡的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当地人的观念。“我父母比较开明，对待儿女一视同仁，努力让我们读书。但我们当地有一些人，还持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觉得男孩子可以送去读书，女孩子将来要嫁人，读书就是为别人培养孩子。”林淑梅希望，优秀的青年学子都能回到家乡，从教育做起，改变当地当地人的观念，从而改变当地的面貌。——到西部去！毕业一年后辞职参加西部计划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毕业生王燕萍曾经在部队服役，退伍返校后又作为一名地理学子在祖国的西北、西南地区游历。今年，她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谈及这个选择，她说：“如果青年人个个首先考虑自己，那就不会有今日之中国了。虽然我还想升学，但为了完成自己以前的愿望，西部计划是再适合不过的路径。”在西部志愿中，王燕萍的第一志愿填报了支教。如果体检通过，她即将前往新疆开启支教生活。“我相信教育的交流和激发功能，在我的童年中有两年时光，有一位远方来的大哥哥，他带给了我深远、持久且正面的影响，因此，我相信虽只是萍水相逢，也能雁过留声。”广州大学2019届毕业生阮焕娴在工作了一年后，也选择了西部计划。“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西部计划的口号，也是我选择西部计划的初衷。”阮焕娴说，“人的一生很短，能够完成的事情并不多，或许能够参加西部计划就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些事情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够收获多少，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为别人付出什么，参加西部计划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放弃已有的工作，离开逐渐安稳的生活以及亲近的家人，多少有些任性妄为。”阮焕娴表示，虽然如此，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这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今年广州大学报名参加“三支一扶”的毕业生大增广州大学副校长郭兴蓬介绍，广州大学高度重视“三支一扶”工作，要求各学院要围绕招募派遣活动，充分利用学院网站、公告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招募信息，宣传“三支一扶”岗位需求、招募政策及工作实施方案，并做好发动、组织等工作，动员毕业生积极参加，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择业观念，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进一步扩大“三支一扶”工作社会影响力，为深入开展“三支一扶”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近三年，广州大学共有55名毕业生参加广东省三支一扶计划，分别到茂名、从化、肇庆、潮州、韶关、河源等地区参加扶贫和教育工作；共有12名同学参加西藏、新疆等专项计划，到林芝等地做乡镇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共有62名同学参加西部计划和山区计划。2020年应届毕业生报名“三支一扶”并通过资格审核185人，比去年增加了157人；报名“西部计划”46人，比去年增加了31人。据介绍，为发挥“三支一扶”计划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广州大学还加大奖励力度，将对参加“三支一扶”实际到岗的毕业生一次性奖励2000元。参军也是广州大学学子们报效祖国的重要途径。截止7月上旬，全国征兵网上广州大学属地报名人数为278人，其中毕业生为91人，报名人数比上年度递增10％，其中毕业生增加了41人，同比增长了82％。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林霞虹 通讯员广大宣图片由通讯员提供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林静

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2月28日法院宣判后，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和志愿者在一起。 受访者 供图47岁的贵州男子张维平，这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了死刑。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维平被认定拐卖了9名儿童，作案时间是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被拐的9名男童，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其中8人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十多过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仍杳无音讯。张维平是一名累犯，此前曾因拐卖儿童两次被判刑。此次审判的案件中，4名同案犯曾参与拐卖一名儿童，其中被告人周容平也被一审判处死刑，另两名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一名从犯被判刑十年。这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中，关键中间人“梅姨”的身份仍然是谜。广州增城警方曾公布其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今年12月29日，澎湃新闻从增城警方了解到，目前“梅姨”尚未归案。“判了人贩子死刑，我很欣慰。”连续寻子13年的河南人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他一直希望判张维平死刑，但又担心这个“人贩子”死了，以后没人辨认“梅姨”，“我们的孩子，只有梅姨知道卖给了谁。”被拐男童申聪出生11个月时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翻拍“找工作”的邻居爱逗小朋友，还给孩子买零食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是在2005年被拐走的。当年申军良在广州增城务工，白天他去上班，妻子独自在出租屋带孩子。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05年1月4日上午，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联手将申军良的儿子抢走。当时陈寿碧在楼下把风，周容平负责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出租屋，将申聪的母亲捆绑，强行抱走1岁的申聪，并将其交给周容平、陈寿碧夫妇藏匿。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张维平将申聪卖至紫金县，非法获利13000元，他将其中1万元分给周容平等人。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都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来自同一个村。案发11年后的2016年3月，上述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张维平归案后供认，除了申军良的儿子，他还在2003年至2005年拐卖了8名儿童。据判决书记载，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有4次是在广州增城区，1次在广州黄埔区，另有4次在惠州市博罗县。张维平的作案区域，主要选择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他会到一些出租房附近“踩点”，寻找适合下手的小孩。锁定目标后，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以找工作、租房为名，成为目标的邻居，租住在小孩家旁边、对面或楼上楼下。张维平租房，一般不出示身份证，偶尔出示的也是假证。他会说一些四川话，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四川”，有时他称自己是广西人。许多被拐孩子的父母还记得，当年的张维平为人随和，经常和居民一起打牌、打桌球，偶尔到网吧上网。他有个特点——喜欢逗小孩。那些孩子平常由母亲或老人带着，孩子父亲一般要外出上班。“他看起来是个老实人。”2005年在增城打工的湖南人欧阳春玉回忆，当年张维平在她家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他经常带着我儿子去玩，买零食给我儿子吃，和我儿子玩得很好。”?2005年5月26日上午，欧阳春玉带着2岁的儿子在出租屋内。当时她进了厨房，儿子在门口玩。5分钟后她从厨房出来，发现儿子不见了，后来才知被张维平抱走，再也没有回来。“我有意逗小孩玩，目的是为了跟小孩混熟，以后拐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张维平归案后供认。在作案之前，张维平会找机会与目标家庭套近乎，甚至以找不到工作来骗取同情。来自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博罗的工地做泥工，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他说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李树全心地善良，自己掏钱带张维平去诊所治伤，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还帮张维平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没想到，仅过了20多天，张维平以“给孩子买包子”为由，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抱走了。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时，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张维平：“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坐在被告席的张维平低着头，没有应答。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被拐男童大部分卖往紫金县，中间人“梅姨”是谁？从在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到下手拐走小孩，张维平每次作案前的准备时间，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与目标家庭联络感情，让孩子熟悉自己，一边联系中间人“梅姨”，让她寻找买家。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拐卖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托人寻找和收养外地男童。“梅姨”当年也在增城一带活动，她确定好买家后，张维平便会伺机动手。两人将小孩带到紫金县等地，约好买家见面。交易地点有时在饭店，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乡下买家的家里。与买男童的夫妇见面时，张维平会为孩子的身世编借口。“我说孩子是我和女朋友生的，自己不想养了，给别人养，要一点抚养费。”他后来向警方交待。判决书显示，张维平9次贩卖儿童的非法获利，除了两次分别为1.3万元和1万元外，其他7次均为每名儿童1.2万元。每次钱到手后，张维平都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梅姨”到底是谁？这至今仍是未解的谜。“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在第一次庭审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增城警方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12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梅姨”至今尚未归案，其身份不明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如果知道身份，挖地三尺都要把她挖出来。”牵涉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供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中间人“梅姨”没有归案，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则供认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在拐卖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主犯周容平“作用最重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对其判处死刑；同案犯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周容平的妻子陈寿碧被认定为从犯，判刑十年。广州中院认定张维平拐卖了9名儿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对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2月28日到法院听了宣判的申军良说，张维平在法庭表示服从判决，另外几名被告人则称将上诉。“累犯”成了张维平的一个标签。在此次判决之前，1999年7月，他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法院判刑六年；2007年3月，他犯盗窃罪被增城市法院判刑十个月；2010年5月，他又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刑七年。2015年8月，张维平刑满释放。但仅5个月后，他因10年前未侦破的拐卖儿童案再次被抓。这次法院认定他拐卖儿童9名，对其作出死刑判决。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张维平此前涉及的那两次拐卖儿童案件中，他拐卖了儿童2人。加上此次法院认定的9人，张维平共拐卖儿童11人。“其实还有2名儿童，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张祥介绍。这次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申军良感到很欣慰，但内心有些矛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申军良担心，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梅姨”还没归案，那就缺了“辨认的人”，“这些犯人里只有张维平见过梅姨，而只有梅姨知道我们孩子的具体下落。”此案中，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不过广州中院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其所受损失目前无法查明；因为失子导致精神疾病的申军良妻子，未提供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法院以此驳回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诉求。申军良表示，他与律师商量后，再考虑是否补充证据上诉。他告诉澎湃新闻，下一步他计划将另外8个被拐孩子的家属集中起来，分组到紫金县等地寻找孩子，“已经找了十多年，现在更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