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来源:光明日报荒漠无人区的秋夜，天空格外高远，仰望满天繁星，你会充满无限想象。科学家王驹喜欢这样的景象。那晚，他带我们看天，指着“北斗七星”说，你们慢慢看，它的勺把一会儿会不会翘起来。这时，年过半百的他有些孩子气。他说，无数个夜晚，他就是这样，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无垠的天空中找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35年三代人，只为找到这个北山越野车带着我们前往北山，车出嘉峪关市，一路往北，树木逐渐变成低矮的灌木，继而是些零星的骆驼刺、芨芨草，再往前就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山。和我们同车的北山基地负责人之一苏锐，望着车窗外逐渐荒凉的景色，告诉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草原和胡杨林了。正在我们感到不解的时候，他指着不毛之地的石缝中冒出的一片梭梭草和几棵长不大的胡杨树说：“看，我们的草原和胡杨林！”他说，每当队员们长时间从无人区工作出来，第一眼看到植物时的兴奋，就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这样叫出来。原来，这是他们心中的草原和胡杨林，在无人区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感知着生命的顽强和活力，营造着心灵的绿洲。一路上，我们看到大石头上写着“汉武大道”“霍去病路”“卫青路”等，感到十分好奇。后来王驹告诉我们，当年他们进出北山，根本没有路，每次全凭司机的记忆，会不会迷失在茫茫戈壁，全系于司机的方向盘。所以当那条车辙压出的土路终于成型的时候，大家毫不犹豫地用司机李国军的名字给它命名。在这里，他们给所有被车压出的路都起了名字，而那些路名里透出的是一种英雄情结。开过100多公里遮天蔽日的扬尘路，越野车停在这个叫北山的地方。这里正在建设我国首座高放核废物处置地下实验室。核工业产生的核废物的99%，属于中低放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放射性物质就会衰变成为无害物质。只有剩下的1%属于高放射性废物，对它如何安全处置，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通俗地说，安全处置高放废物，就是挖一个深坑埋起来。但这坑在哪挖，挖什么样的坑，怎么挖，怎么埋，埋了以后如何管理，如何保证其长久的安全性？这些就是前沿性的科学问题，为了找到北山这个理想的研究场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团队的三代人，整整奋斗了35年。1985年，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徐庆国研究员，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世界上部分地质专家已转型从事核废物地质处置研究，深感惊讶的他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地质研究不只是找矿。如果说核工业是一条首尾相接的产业链，找矿就是“首”，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就是“尾”，只是那时，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而徐庆国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核工业的不断发展，这项事业将具有广阔的前景。回国后，徐庆国从5000元开始，成立了高放核废物处置研究组。如今，他早已退休，接力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王驹，30多年来，从青年到花甲，无论是面临经费短缺，科研逆境，还是人员流失，王驹都选择咬牙坚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加入进来。目前，该院陈亮等人已接过接力棒，继续推动我国高放废物处置事业持续向前。这支研究团队已发展到68名成员，其中27名拥有国内外博士学历，所学学科涵盖地质、水文地质、缓冲材料、工程技术研发、安全评价、工程管理等，现已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00多项。他们成为活跃于国际高放核废物处置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山是怎样被找到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定要建造一个高放核废物处置研究场址，建造的首要条件便是确保万年级别的安全。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找到一个地质条件“一万年不变”的地方，摊开地图，举目四望，这个地方在哪里？科技界有个说法，上天不易，下地更难。要找到坚固完整的岩石地质条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先用排除法，从全国五个候选区中确定了西北的北山地区，接下来就是艰苦细致的考查工作了。先从地面入手探知地下几百米深处的地质情况，再通过打深井提取岩芯，进行科学评估分析。当年参与野外选址的陈伟明说，从1996年起，他们就在茫茫戈壁上开始了长期的野外地表勘探采样工作，那时，他们用的是最笨的土办法，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每500米一条间隔的路线，用脚一点一点去跑，每天早上揣着几个馒头，坐着四处透风的吉普车，一颠就是一天，回来时，背着石头，满脸满身全是灰土，互相笑对方只露出两只眼睛。就这样，他们硬是用人工的方法，将这里的地质情况一丝不漏地弄清楚，为后续地质打井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2000年，第一口地质调查井开钻了，他们兴奋无比。用他们的话说，打一口井的成本太高了，一定要做得更稳妥些，让打出来的岩芯与他们的预判更相符。功夫终不负他们的努力，第一口井非常成功，许多年来，他们已陆续打了几十口井，积累了完整的科学数据。35年，三代人用他们人生最好的年华，为国家找到了理想的核废物处置场址。现在，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北山项目渐渐成为国际智慧汇聚的平台，吸引了世界同行的关注。找到北山也找到人生坐标走进北山，我们听到关于这个团队的许多故事。王驹涉足高放废物处置，看似有些偶然，但在心底里仍是一份事业的召唤。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一次地质学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了大量关于核废物处置的研究论文。由于喜欢探究问题，他就想要弄清楚核废物地质处置到底是什么？带着问题，王驹遍览凡是能找到的国内外书籍、文献，那时28岁的他，已是“我国南方花岗岩外带型铀矿成矿规律研究”项目负责人，他的学术之路本来很顺，但他选择放弃，义无反顾投入到高放废物处置研究组的工作中。当时我国这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开展十分困难，当许多人的热情消退，纷纷转行时，王驹始终选择坚守。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一批青年科研人员。陈亮，原本在法国已有稳定工作，但当他听了王驹的报告，直接在会场找到王驹，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从奥地利回来的赵星光博士，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高放核废物处置，当他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甚至都没想起要问一下待遇问题。还有季瑞利博士，这个生活中丢三落四的人，却把工地上的贵重设备，整理得清清楚楚，并成为高端设备的使用专家。毕业于清华的博士马洪素，一个文静姑娘，却是岩石实验室的负责人。还有王锡勇博士，一个跑前跑后，乐于服务的基层管理工作者，还有在团队里收获了爱情的高敏，还有罗晖、田霄等人——这里集聚了一群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北山，往往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季瑞利创造了45天连续工作的纪录，赵星光的妻子结婚好多年都不知道他是有假期的，他淡淡地说，既然休不了就不说了吧。这里的每个人都吃过变了味的菜，烂了的水果，他们的住宿从最初的帐篷，到车厢房，再到彩钢房，直到现在有了宿舍房。每天一身汗臭，舍不得用88元一吨从外面拉回来的水洗澡。在这里，过的是没有手机信号，与世隔绝的日子，娱乐生活就是数着星星看月亮，冬天拉回来的水常常在水箱中就冻成了冰坨。问起这些年轻人，干这件事不枯燥寂寞吗？王锡勇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这辈子做了这件国家需要的事，到老了，想起来，心里会很踏实。”而在中核集团地研院院长李子颖看来，这就是责任和担当，北山团队敢于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动力，就来自于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热爱，这也就是北山精神。（记者 金振蓉）

近日，北京市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尚智一行6人莅临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开展关于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的调研工作。座谈会上，该院副院长就环境院在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上监测预警科技水平、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突发地灾应急调查工作相关技术要求、灾损评估报告和全面构建全省群测群防监测预警体系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会后，北京地研所一行人参观了监测预警信息中心，双方对贵州省地灾预警预报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并到黔西县中坪镇黄泥堡展开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调研，技术人员详细介绍了滑坡地的成因、过程、特征，并展示了一体化应急裂缝监测仪等系列地质灾害监测设备的实际操作方式和监测技术。徐尚智副所长表示，此行收获良多，对该院“以科技创新引领水工环地质工作，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过程，全面提升依靠科技创新解决能源资源、环境、灾害和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为北京市地研所的“突发地灾在应急调查规范”编制工作提供了切实帮助。希望双方以后在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提供技术支撑方面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作者单位：环境院）【来源：贵州省地矿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文/曹江明 图/吕 峰)3月31日，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一行和核工业二九〇研究所黄国龙同志到我局调研交流。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斌表示热烈欢迎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卢映新参加座谈。李子颖介绍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对广东发展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描绘了落户广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光明前景。胡建斌简要介绍了我局的光荣历史和改革发展情况，感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对我局下庄希望铀矿陈列馆布展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在人才培养、项目指导等方面对我局给予帮助。双方一致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精诚合作，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共同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地质技术服务领域，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来源：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登珠峰之巅，入青藏高原。它的学子走遍万里山河，风雨兼程、默默无闻，点亮了一个又一个地质版图上的空白。时光留下了它不朽的痕迹，它和新中国的地质人一同怀揣斗志，在峥嵘岁月里挺直了脊梁，砥砺前行。它就是北京西郊8所有名的理工科学院之一、拥有清华、北大一流地质学科基因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时代所趋，地质先行翻看史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事待举，百废待兴。实现国家工业化体制，是新中国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而在多方急待大力发展的领域里，地质工作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关于地质工作的作用，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地下资源的侦察兵”，刘少奇主席称之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概括出这支队伍灵活、机动、为三军进发探路侦查争当耳目的特点。“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更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万马齐奔”，离不开地质工作的骏马领先飞腾。周恩来总理说得尤其明确，在把钢铁工业称之为“元帅升帐”、把铁路运输称之为“先行官”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比铁路还要先行的是地质工作。——原文出自《先行颂》（2007年5月版）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中央决断上、社会认同上，地质工作的先行性是无可争辩的，这是中国地质大学建立的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当时中国矿业发展处于十分低产的水平，因此，开发矿业则成了建设工业化强国的重中之重。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开发矿业”号召，极大程度的鼓舞了新中国地质人的工作热情。为了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适应新时代下建设高等教育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以及西北大学的师生合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1952年7月14日，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任筹委会主任。8月，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与李四光商讨建校工作，并亲自选择校址，积极推动学院筹建工作。不到两周在布满瓦砾水坑的荒地上平出地基，仅一年的时间，一座占地五万平方米的崭新校舍屹立在学院路上，开始了它为新中国培养地质人才的使命。同年11月1日，北京地质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在北京端王府夹道校部举行。当天场地不大的典礼现场却座无虚席，台下的师生都在等待这一庄重时刻。随着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等代表登上主席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建设重大使命拔地而起的北京地质学院诞生了。北京地质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在北京端王府夹道校部举行岁月流转，底蕴深厚北京地质学院创立之后，几经波折，在1970年迁校至湖北武汉，入乡随俗，北京地质学院有了新的名字——湖北地质学院，后正式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在北京原校址恢复办学，校名为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1987年11月7日中国地质大学成立，从此，这所大学承载起中国高等地质教育更加光荣的使命。中国地质大学在北京、武汉两地相对独立办学，是我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并首批进入"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行列。2000年2月，中国地质大学由国土资源部整体划转教育部管理。2005年3月，中国地质大学大学总部撤销，北京、武汉两地独立办学。岁月流转六十余载，历经了创建、发展、搬迁、重建和振兴的曲折办学历程。终于，目光炽热、脚步坚定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来了！罗盘指引，人才济济磁针转动，中国地质大学始终方向不变，初心未改。一代代地大人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怀着探求地球科学真知、奉献祖国地质事业的崇高理想，挑战艰难与险阻、抛洒青春与汗水。1960年，温家宝同志在北京地质学院周口店工作站实习时留影2012年3月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题写了名字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960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8年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毕业。60年校庆的时候，应中国地质大学师生要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母校题写了校名，他十分关心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曾提出要把地大建设成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他曾给中国地质大学题词——“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这两句话也成为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校训。欧阳自远在1952年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勘探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被尊称为“嫦娥之父”。近20年来，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主要从事中国月球探测与太阳系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的制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于195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如今，她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生院荣誉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在此之前，获得最后这项荣誉的中国人只有胡适和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张弥曼也是《人物》2018“年度面孔”，是真正在国家层面上拥有现象级意义的女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只颁给全球5位女性），何梁何利基金为表彰她对科学的贡献，颁给她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在2019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以“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主题，讲述了王富洲在内的几位为了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而不懈奋斗的动人故事。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友王富洲是电影《攀登者》里吴京饰演的人物原型，于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是世界一流的著名登山家、优秀的登山事业领导者。王富洲继1960年5月25日与队友登珠峰后，1964年又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是至1982年唯一登上过两座八千米以上高峰的中国登山运动员，为我国的登山运动在世界上争得了无上荣光。50多年后，地大登山队的足迹已遍布世界各大高峰，他们传承上一代地大人的“攀登”精神，书写属于当代的传奇。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攀登精神在一代代地大学子的血液中流动、传承。登珠峰之颠，入青藏荒原。跨南海诸岛，临黑水之北，地大人从不畏惧挑战，朝一个个无人之地进发，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追寻融汇艰苦和光荣的梦想。传承过往，进取当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优秀前辈们的传承之下，英才辈出，屡获成果。2019年间，地大师生当选院士、入选多项世界级和国家级名单、获取多个国家级科研成果奖项、获批多个国家项目，表现亮眼。李曙光院士当选2019年国际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国际地球化学学会（Geochemical Society）与欧洲地球化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Geochemistry）公布2019年国际地球化学会士（Geochemistry Fellows）名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曙光院士以其在同位素地球化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入选。该奖设立于1996年，旨在奖励在地球化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1名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秋明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友肖文交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友彭建兵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师生获地质行业最高荣誉在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李四光诞辰130周年，以李四光的名字命名、被誉为地质行业最高奖的第十六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与第十次李四光优秀学生奖颁奖大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邓军教授，刘敬寿、韩晓丹和刘金科三位同学获得奖项。邓军教授从左到右依次为刘敬寿同学、韩晓丹同学、刘金科同学2019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发布关于2019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郭华明教授担任第一完成人的研究成果“干旱-半干旱盆地高砷地下水的分布和形成机理”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郭华明教授3人同时获批2019国家“优青”资助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的2019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安琪教授、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侯通副教授和能源学院蔡益栋副教授成功获得资助，这也是地大首次在同一年内获批3项“优青”项目。2019年国家“杰青”资助吴怀春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1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洋学院吴怀春教授成功获得资助。5名教授入选2019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在全球权威的学术数据与分析机构科睿唯安发布的2019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牛耀龄教授（地球科学）、M.Santosh教授（地球科学）、赵志丹教授（地球科学）、黄洪伟教授（跨学科领域）、张以河教授（跨学科领域）5人入选。4位教授入选2019首批地质填图科学家名单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文公布首批地质填图科学家遴选结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亚林、王根厚教授入选首批首席地质填图科学家，苏尚国、周志广教授入选首批图幅地质填图科学家。特色办学，求实创新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个学科入选 “双一流”建设学科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获评2个A+学科2017年12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结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2个一流建设学科获评A+。获批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4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围绕学科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构建以地球科学为主导，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系统。根据《关于公布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教高厅函[2019]46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共有6个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入选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入选2019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在2019年5月北京市教委组织召开的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工作会上，公布了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申报的交叉学科“城市地质环境与工程”入选。地大风采，央视聚焦201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特别节目《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多名学生参与了此次文艺汇演，展现了地大学子的青春风貌。20多名地大学子参与了包括开场以及尾声中的6个节目——分别是开场《我们都是追梦人》，朗诵《青春》片段，歌曲《向往》，朗诵《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青春》，歌曲《再一次出发》，以及尾声《复兴的力量》。2019年7月29日，中外古生物学家的专家学者宣布，他们在江西省赣州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恐龙足迹，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首次发现暴龙足迹（又称霸王龙足迹），对研究中国白垩纪最末期恐龙动物群的分布与演化有着重要意义。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邢立达副教授、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长钮科程、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博物馆馆长马丁·洛克利（Martin G. Lockley）等学者共同研究，论文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上。2019年7月30日，央视《新闻联播》对此进行关注报道。霸王龙足迹2019年10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翟裕生院士的采访，讲述了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心声，他说：“这70年来，经济建设腾飞，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这是由于我们共产党的英明的领导。所以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地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2019年10月5日下午5点，央视《新闻直播间》头条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我与祖国共成长”座谈会的情景做了报道。地大之器，大地之光地大人总是穿梭在崇山峻岭中，他们对地质工作的的热爱蕴于缝隙、深达地心。他们记录历史，预测未来，在他们那地质锤采下的标本里，藏满了地球的故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前身为北京地质学院博物馆，始建1952年，标本2008年博物馆迁至学校新建的逸夫实验楼的10－12层，并进行了重新布展，于2010年正式开放。重新布展的博物馆展厅面积约为2400平米，分为地球科学厅、恐龙厅、地球与生命演化历史厅和地球物质厅四个展厅。恐龙展厅地球物质展厅地球科学展厅地球与生命历史展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馆藏标本总量50000余件，其中公开展出5000余件。藏品分别来自国内各地和世界40多个国家，除了部分购置和少量由校友及国际友人馈赠之外，这些藏品主要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由几代地质学者、无数师生在各种艰苦的野外环境下采集、积累起来的，是百年来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重要侧影。馆内的每一件藏品都代表着中国地质大学的荣耀与辉煌，也折射出辛勤的地大人用手中的那一把小小的锤子凿出的大地之光。建校初期，野外实习的师生为学校采集标本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清华、北大的一流地质学科和“民主、包容、严谨、求实、勤奋”的先进文化基因在这里延续、创新，这一路走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优良校训，坚持“特色加精品”的办学理念，着力培养“品德优良、基础厚实、知识广博、专业精深”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为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而不懈奋斗！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有两所，一所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另外一所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个院校是独立办学的。其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坐落于名校荟萃的北京海淀区学院路，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学校是教育部直属并与自然资源部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一所以地质、资源、环境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涵盖理、工、文、管、经、法等多个学科。现有16个学院、41个本科招生专业，1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学校占地面积525843平米，在周口店、北戴河、河北平泉建有实习基地。现有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2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2个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地球科学、工程学、环境/生态学、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6个学科领域进入ESI世界前1%，其中地球科学进入ESI世界前1‰5月30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个“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双一流”建设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对学校深化内涵式发展，加快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使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教学单位从16个增加到17个，原有的教学单位为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工程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学院、能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珠宝学院、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海洋学院、土地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数理学院、体育部和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大门！中国地质调查局，为自然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家国土资源调查规划，负责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中国地质调查局是地质调查、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是拥有专业化地质调查队伍的事业实体，是国家地质基础信息资料等公益性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是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2020年度招聘进行时！图片来源：中国公共招聘网据中国公共招聘网信息：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2020年度公开招聘公告已经发布，具体单位如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矿业报社。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第一家，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重点招聘条件：具有北京市户口或2020年博士后出站人员，年龄在40周岁以下。报名时间：2020年7月31日之前。招聘岗位及人数、条件如下：期刊编辑岗，1人。博士研究生学历；地质类专业；相关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规划研究岗，1人。同上。境外地质调查战略研究岗，1人。同上。 矿产勘查研究岗，2人。同上。地质大数据组织管理与地质三维建模研究岗，1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类、地质类、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相关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具有地质数据管理、开发利用、三维地质信息建模经历者优先。第二家，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物探作业进行时！招聘岗位：地质综合技术岗。 招聘人数：1人。拟聘部门：物探/融合/遥感中心。 学历要求：博士专业：地质类 职称：正高级发文要求：SCI论文（第一作者）20篇以上；2篇以上入选ESI。注意事项：若非京籍人员需符合京外调干相关政策规定。第三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招6人，一岗一人，均要求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岗，1人，专业为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震学探测）。科学研究岗，1人，专业为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科学研究岗，1人，专业为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实验技术岗，1人，专业为沉积学、地层学。实验技术岗，1人，专业为地球化学（同位素热年代学、实验测试分析）。实验技术岗，1人，专业为精密设备（原子探针、冷场原子级透射电镜）运转和新方法研发。科学研究岗业绩成果条件，具体要求建议查询详细公告。第四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地质堪查现场照！招6人，一人一岗，列举如下：专业技术岗，硕士及以上，1人；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古生物与地层学/分析化学/仪器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专业技术岗，博士研究生，1人；固体力学/地质工程/固体地球物理。专业技术岗，博士研究生，1人；构造地质学，博士后且具有实验分析测试经验及相关成果发表。专业技术岗，博士研究生，1人；地质工程，从事过工程地质、地壳稳定性评价、地质灾害研究的优先考虑。专业技术岗，博士研究生，1人；构造地质学。专业技术岗，本科及以上，1人；财务管理、会计学等相关专业。第五家，中国矿业报社归属自然资源部！要求：具有北京市户口或2020年博士后出站人员。招聘岗位：矿业研究岗位，计划招聘3人。岗位要求：3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要求矿业行业研究与管理经历，中级以上职称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专业要求：地质学、经济学、管理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资源产业经济、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具备一定相关工作经验。第六家，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要求：具有北京市户口或博士后拟出站工作人员；生态修复研究岗，1人健康地质研究岗，1人信息系统开发岗，1人标准化研究岗，1人详细要求，比较专业，建议查询官网信息。（觉得不错，请关注收藏转发！）

12月15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生态修复中心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副市长魏元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院院长张洪涛为中心揭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张祥与张洪涛院长就共同建立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生态修复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双方将以中心建设为契机，在自然资源调查、国土空间规划、矿山生态修复、土地综合整治、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朔州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创新土地保障机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源：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15号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记者李牧鸣摄裴文中手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中科院古脊椎所供图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北京的胡同数以千计，虽较上世纪已减少和改变了太多，但藏在胡同深处的院落，仍或多或少可窥见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脉落。90年前，12月2日，年轻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捧到世人面前。这就是被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誉为近代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当年裴文中发现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报告给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天的15号院，后文统称9号院）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探访兵马司胡同兵马司胡同之名始于明代，当时北京分东、西、南、北、中五城，各设兵马司署，负责地面治安捕盗。兵马司胡同为西城兵马司署所在地，称“西城兵马司”。清以后，京城治安由九门提督和八旗都统分管，兵马司署撤销，兵马司胡同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记者日前走访了兵马司胡同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试图隔空感受此地往日的辉煌与波折。从中国地质博物馆东门沿西四南大街南行六七百米，西侧人行道上立着一块比公交站牌还大的蓝色指示牌，上面几个大字“兵马司胡同”。很少见胡同标牌如此醒目，或许，没有9号院，如今被现代建筑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兵马司胡同只是一条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的胡同。正是由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存在，让兵马司胡同成为兼具科学与文化底蕴的不寻常之地。按路牌所指，往西即拐进胡同。胡同不宽，约5米左右，两边粉刷簇新的灰墙似乎找不到“访古”的感觉了。走了一百多米，胡同北一座醒目的大门，门楣上书“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透过敞开的大门，几幢欧式小楼错落有致。院外门旁立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石碑。石碑右上角配有当下文博展览常见的二维码，记者扫了，看到介绍如下——“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重要的早期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最初创立于北京。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裴文中等中国地质科学先驱均曾在此工作……”既然是地质调查所旧址，为何门楣标注“图书馆”？在国破山河碎的当年，胡同里如何建起这个欧式建筑群？调查研究成果又存放何处？为何裴文中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先要向这里报信？除了妇孺皆知的裴文中，简介中提到的几位科学先驱，到底为当日中国地学初创历经了何等艰辛？地质调查所前世中国的地质调查，始于19世纪后期，但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外国人，如德国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美国的庞培莱(R.Pumpelly)等。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最初采用译著的方法，引进地质科学，如华衡芳曾先后译出矿物学和地质学名著《金石识别》《地学浅识》。不久国内学堂也开始设地质学、矿物学课程。鲁迅先生在1902年赴日求学之前，就曾在南京矿路学堂较系统地学习过地质科学和采矿知识，并著文《中国地质略论》。他上“矿学”课所用的课本，正是江南制造局编的六本《金石识别》，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展厅，书页空白处，还留有当年的笔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物司设置了地质科，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负责。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英国学习地质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但当时的调查所，实际上徒有虚名，因为除了丁文江，没有一名地质人员。因此又同时成立了地质研究所，作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章鸿钊任所长。恰好翁文灏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后自比利时归国，到所担任专职教员。后有王烈自德国学成归国任教，各种课程逐渐趋向完备。研究所借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的校舍、仪器，仅三年就培养出了“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的中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遗憾的是，1916年，只有一届毕业生的地质研究所被迫停办，已改作农商部所属的地质调查所迁入丰盛胡同3号及兵马司胡同9号。地质研究所原设有图书室，图书来源，一是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书；二是地质学家们多方筹集；三是工商部出资自行购买。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图书室移交给了地质调查所。地点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三间屋仅有专业书刊400余册。1922年，丰盛胡同3号用作地质陈列馆（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之用。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国外同行，多方汇集标本收藏于陈列馆。募捐换来图书馆和办公楼令人痛心的是，地质调查所成立之际，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最混乱之时。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司胡同9号院正对大门的图书馆，全赖丁文江、翁文灏积极呼吁奔走，由社会热心人士筹款而来。9号院内的老住户向记者介绍，图书馆大门内侧东墙上还有当年捐资者的纪念牌匾，可惜被杂物遮挡。记者从旧大衣柜的缝隙间依稀看到“……利天下之事而或以言得少之，历代虽……”的字样。在古老胡同中拔地而起的小楼并不显突兀，此楼由德国雷虎工程司行承建，“雷虎制造”现北京仅存此一处。国内外有关学者曾以此研究中德建筑文化移植的背景和观念，讨论中国传统建筑对德国建筑师的影响。他们说：“所有这些建筑物，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当然，此楼对中国人的影响，远在建筑之外。这座图书馆一经落成，就目睹了中国科学界的重大历史事件。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创立大会在图书馆的一楼举行；5月26日，李四光在这座图书馆里宣读了他的第一篇冰川学研究论文《中国更新世冰川作用的证据》。1922年7月17日，地质调查所举行了盛大的图书馆及陈列馆（丰盛胡同3号院）开幕典礼。代所长翁文灏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近百年后的2013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科技梦中国梦》展览上，第一次向公众公开明确：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险些错过“北京人”翁文灏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开幕式上，此刻他正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这次地质调查所历史上少有的“造势”，也是事出有因——不久前，一度盛传的机构裁减名单上，地质调查所赫然在列。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前农商总长张謇、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农商总长张国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八人联名上书农商部，认为“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兹者政府裁员减政，自有权衡，惟该所办理有年，成绩昭著，似不应在裁减之列”。呼吁予以保留并维持而发展之。一个学术机构的存废，能引起全国学界和实业界众多高层强烈反响，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由此也可见地质调查所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机构保留下来了，但是经费还是越来越少。翁文灏为维持已有规模和水平，首先是控制新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想进所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制定了极苛刻的标准。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地质调查所集中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却也容易造成一些人才因一时表现不佳而丧失发展机会。譬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并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就报考地质调查所，翁文灏限于经费之困，只让他先去做一项课题研究，有了成果方有报酬，结果裴文中研究无果。第二年，贫困交加的裴文中再次求到翁文灏门下，恰巧领导周口店野外挖掘的李捷另有任务，翁文灏才把这个艰苦的工作给了裴文中。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裴文中的智慧和能力，但回想当年险些失之交臂，谁又能不感叹科学在金钱面前的委屈和无奈。裴文中雪中送炭在努力节流的同时，翁文灏也积极寻找“开源”渠道。经过翁文灏、丁文江的多方努力，地质调查所争取到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1928年翁文灏用开滦、北票煤矿的捐助，添建办公楼及古生物研究室。这座位于兵马司胡同9号院西侧的二层坡顶砖楼，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第一人——贝寿同先生设计，贝寿同先生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其存世建筑作品极罕见。同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添设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脊椎动物化石，以补古生物研究室的不足。1930年受中基会的委托和资助，添办土壤研究室，从事中国土壤的调查与研究。同年10月，由金绍基先生捐助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楼房一栋，为纪念金绍基之父，以其别号“沁园”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研究煤质及其相关矿物。又接受著名律师林行规先生的捐助，在西山鹫峰建了地震研究室。可是，身处乱世的地质调查所仍难独善其身。1928年6月，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城外的皇姑屯。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但是地质调查所经费问题并没有丝毫好转迹象。北京政府农商部业务归到南京政府的农矿部。8月，翁文灏为归属和经费问题专程赴南京。农矿部以经费支绌、无力单独承担调查所的经费为由，提出与中央研究院共同负担。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停发补助拨款，翁文灏想维持都维持不下去了。就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裴文中给翁文灏送来了“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头盖骨发现的意义和作用，人们今天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估量和评价，但它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仅给地质调查所，甚至给刚刚起步的整个中国近代科学事业，都注入了一股生机。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当冬天田野发掘工作行将结束之际，25岁的裴文中吊着绳索下降到一个支洞里，捧起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古人类头盖骨，也揭开了世界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北京人”何以震惊世界“北京人”为什么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瞩目？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一位名叫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德国学者，在赞同进化论的同时，不认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提出从猿到人中间有一个缺环。“海克尔认为，这个缺环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早期猿人。”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又出现了一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当时有一个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从北京的药店收购了一些“龙骨”，后经德国慕尼黑大学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鉴定，可认定的哺乳动物达90多种，其中有一颗很像人的左上第三臼齿。191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应农商部聘请来华指导采矿。安特生（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第三任馆长）对中国田野考古具有重大贡献，在工作中时刻不忘“龙骨”的出处。他后来了解到一个化石产地——周口店鸡骨山，于是请来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此发掘。之后，安特生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来担任亚洲考察团首席古生物学家的葛兰阶（Walter Granger）来鸡骨山了解采掘情况，一位在旁观看的老乡告诉他们，不远有一处可以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他们立刻转移到了这个地点，经烧石灰的工人指点，终于叩开了“北京人”遗址的大门，当地名为龙骨山。师丹斯基将两次在华采集的化石运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直到1926年，把其中的两颗牙齿鉴定为“人属？”（Homo？）。这个带问号的结论，可谓既谨慎又留有余地。尽管如此，仍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深厚兴趣。1927年，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Anders Birger Bohlin）在此地又发现一颗人牙，加拿大学者、协和医院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认为它代表一种新型的原始人类，于是命名为“中国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非正式名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北京人”（Peking Man）。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可以说是“北京人”发现后的产物。但一颗小小的牙齿显然无法揭示“北京人”的全部秘密，直到1929年冬的那个傍晚，随着第一个完整头盖骨以及该地区后续众多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一切豁然开朗：“北京人”其实代表了人类演化中一个特别的阶段——直立人（Homo erectus）。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似人类也都应被归入直立人家族。到此，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历史中的地位被正式确立：它们代表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直立行走能力，猿人真正“站”起来了！在周口店的猿人洞内发现过许多处厚厚的灰烬层，有些还含有动物的骨骼和烧过的石块。1933年，取自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第一化石点的灰烬标本，成为北京猿人使用火的最有力证据。用火是人类群居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飞跃。人类掌握用火的技巧后，不仅用以取暖和保护自己，而且在改变饮食习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红色灰烬标本现展示于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人”失踪之憾曾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院士，在回忆文章中称，“‘北京人’发现之后，也正是新生代研究室‘走红’之时”。肇始于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特意把今年4月的90华诞庆（新生代研究室创建于1929年4月）推迟到12月2日与“北京人”同庆，亦是纪念周口店的研究源头。当年主持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192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揭开了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新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在抗战期间，杨钟健在云南省禄丰县发现了许氏禄丰龙化石，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研究、发表、复原、装架，极大振奋了国民士气。电影《无问西东》里在山谷中上课的西南联大学生，围着的恐龙骨架就是许氏禄丰龙。现作为“镇馆之宝”陈列于中国古动物馆二楼展厅。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地点，除了兵马司胡同9号院，还有一处是协和医院。和地质调查所的命运多舛一样，在兵马司胡同9号院一鸣惊人的“北京人”，1941年12月8日从协和医院，从世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尽管北平沦陷后，兵马司胡同9号大门口换了一块“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大牌子，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但维持了三年多后，随着日美关系日益紧张，大家也开始惶惶不安。在协和医院主持研究工作的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和裴文中于1941年初开始奔走协调，最后达成一致——通过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把“北京人”头盖骨运往美国研究机构暂存。魏敦瑞于1941年4月随美国撤侨离开。临行之前向助手胡承志（后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员，2018年去世）交待，“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准备运走，何时装箱等候通知。他还让胡承志将1929年发现的第一块头盖骨和1936年发现的两块头盖骨都做模型寄给他研究。魏敦瑞走后的两三个月，胡承志将做完的两个1936年的头骨模型依次寄往美国，第三个模型——即裴文中1929年发掘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1941年10月自邮局交寄后却一直未能寄出。1941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最后一个女秘书息式白（Claire Hirschberg）跑来告诉胡承志，博文(Trevor Bowen，协和医学院总务长)让把“北京人”化石装箱，然后送到他的办公室去。请示过裴文中，胡承志一一细致打包装箱。其中包括，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3个山顶洞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残下颌骨13件，上腕骨1件，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肩胛骨3件，膝盖骨3件……所有这些最后装在两个大箱子里，由胡承志在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B楼交给了息式白。此后，再也没有中国人见过这5个“北京人”了。胡承志把两木箱化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据说第二天博文就把这两箱化石运送到美国公使馆，然后随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赴秦皇岛等候撤退。在这之前，美国从菲律宾调了哈里逊总统号（S.S.the President Harrison）来秦皇岛接海军陆战队。这艘船先抵上海，停泊在吴淞口外，正待开往秦皇岛。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该船被日军改作运输船（后于1944年被美国潜艇击沉），与此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全都被俘，“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成了一个跨世纪悬案。庆幸有胡承志顶尖技术的复制，让我们还能看到裴文中的成果。庆幸邮局的延误，新生代研究室法国顾问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从邮局要回了未寄往美国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等到日本投降后交还给刚恢复工作的研究室。胡承志之后亦成为知名古生物学家，大名鼎鼎的胡氏贵州龙（化石）就是以他来命名的。而之后于1966年发现的第六个“北京人”头盖骨，则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北京人”，现存于中科院古脊椎所。科学史上的圣地回忆完上面这些令人欷歔的往事，在北京冬天新一轮降温中，记者再度来到兵马司胡同，久久地凝望9号院，希望能有哪怕瞬间的时光倒流，可以见证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丁文江等人的努力下，从建所之初到北平沦陷，经过多年的奋斗，地质调查所曾迎来前所未有的繁盛。它先后创办了5个研究室，成了中国多个科学机构的源头。望着几度风雨的三栋小洋楼，有谁知道：从这里走出了约50位两院院士。对于地质调查所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科学史的专家们见仁见智，但是大家都公认：它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地质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大量专业图书、地图和数百种国际交换期刊；有最好的地质博物馆，有丰富的标本；你可以在这里与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们一起工作，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这里更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里没有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胡适曾说地质调查所本身的光荣历史，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地质调查所起伏跌宕的发展史，又何尝不是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一个缩影呢。记者沿着图书馆仍然结实的木楼梯拾级而上，似乎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前辈们辛勤的身影，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早在2011年3月7日，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正式列入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相关保护意见作为附件让地学各界及众多历史爱好者翘首以待，包括——在兵马司9号设立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陈列馆，系统介绍从中国近代至1949年，中国地质工作开创、初具规模和发展历史，介绍中国地质事业奠基和创始人的生平、业绩，陈列实物、挂图、照片、信件、科学手稿及出版物等。此外，可设立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会址，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丁文江、翁文灏先生办公室，以及院士文库等展室。期待不久的将来，再次造访，可以不用绕过楼道间的杂物、不用担心惊扰居民、不再借手机照亮昏黑又古老的走廊，能在明亮的阳光或温暖的灯光中叩拜心中的圣地和先贤。本文参考书目：《证据：90载化石传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王原、吴飞翔、金海月等著，2019.11）《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程裕淇、陈梦熊主编，1996.11）《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王仰之编著，1996.5）《学人本色：翁文灏》（陕西人民出版社，李学通著，2017.5）《丁文江的传记》（三联书店，胡适著，2014.6）《探秘远古人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吴新智、徐欣著，2018.8）《北京人的发现——中国重要古人类遗址》（天津古籍出版社，安家媛著，2008.1）《地球》杂志，《中国地质博物馆志》（地质出版社 2018.8）《藏品背后》（地质出版社 2016.6）。参考网站：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中国地质学会。（记者李牧鸣）

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中国地质博物馆藏）编者按创立于1916年7月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也是亚洲馆藏最丰富的地学类博物馆。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作为从中国地质博物馆里走出来的百岁老人，胡承志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正是在这里，他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刻苦钻研和不懈求索，完成了从普通学徒到知名学者的嬗变。历经百年风雨，包括胡承志在内的一批批杰出学人，恪守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在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人小传胡承志，1917年生于山东。1936年，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石膏模型。1939年，模型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人类学大会上展示，受到科学家的广泛赞誉并被多国博物馆收藏。1949年以后开始向古生物学研究转型。1957年，在贵州发现一种脊椎骨骼化石，经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钟健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为“胡氏贵州龙”。此后，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西南地区陆续被发现，构成了一个年代长且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贵州龙动物群。1965年，胡承志根据他人采集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鉴定并命名为“元谋人”。1973年，在《地质学报》发表《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论文。胡承志的标本鉴定与研究为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提供了佐证。“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至1968年，地质部门先后4次发掘，采出化石30吨。经过胡承志等人4年细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补复原，修整出一具长约15米，高近8米的恐龙骨架。胡承志将它定名为“巨型山东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鸟臀类恐龙。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龙化石”为题的巨型山东龙研究项目获1978年科学大会自然科学奖。2001年胡承志作为第一著者的《巨型山东龙》一书出版。学徒1936年，一位年轻人制作的一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漂洋过海，以其精湛的技术赢得了西方古人类学家的称赞。抗战期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模型成为绝版。如今，8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位年轻人已百岁高龄，因为他的健在，我国近现代地质学界的那些往事，沿承清晰有序。老人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今的一根丝，人们接触他，就能感知一个时代微细绵长的脉搏。他就是胡承志先生。从制作模型的学徒到成就斐然的古生物学家，胡承志漫长的科学生涯可谓起伏跌宕，历经抗日战争以前的平稳发展，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的仓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机构的调整重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发展。他是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国第一个近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20世纪30年代行走于此的人，胡承志是唯一健在的一位。胡先生生于1917年，13岁时父亲去世，因家贫而辍学。1931年3月，经邻居介绍，14岁的他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实验室，给加拿大学者、解剖科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当杂工。那时，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合作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主要开掘周口店猿人化石，做新生代地质、古人类和史前考古研究。胡承志到协和医学院之时，正值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不久。“北京人”的出现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确立了直立人阶段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因此，新生代研究室乃至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正处于兴盛阶段。胡承志很快被调到这个室，即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地点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最初，胡承志只是一个书童，为学者们去兵马司9号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借书。步达生不会讲汉语，胡承志苦学英语，数月后即可会话。观察到胡承志手脑兼敏，灵巧聪慧，步达生挑选他学习修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胡承志由此成为一名小学徒。1934年，步达生去世，德国学者魏敦瑞（Frnaz Weidenreich）从美国来北平，接替步达生主持研究，聘请蒋汉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随学习。据胡承志回忆，“每天工作恒在十五、六个小时左右”。由此，他与一批地质名家、与“北京人”化石结下不解之缘。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七年之后的1936年，贾兰坡在11天里陆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黄汲清先生回忆，那时“‘新生代’研究热潮乃达于顶点。自此以后猿人头骨续有发现，并发见猿人石器和与猿人同时的各种哺乳动物群。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词乃传遍世界各学术杂志和报纸”。1936年，19岁的胡承志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贾二人所发现的化石。他在模型的内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如今，这批模型贮存于南京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的这批模型同样被西方博物馆珍藏。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三九年魏敦瑞携带我所制成的北京人模型至丹麦哥本哈根开世界人类学会。所有到会的各研究家、学者们都说，从未见过做的这么好的模型。”该模型“博得世界各国博物院及各人类学家的珍视并被誉为极优良作品”。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如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保存的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极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带往欧洲的。这位获得极高赞誉的制作者，当年只有22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护公产，兵马司9号换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插上了美国国旗。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裴文中等人上午在西城兵马司9号上班；下午到东城协和医学院上班，两头支应。1941年，时局紧张，美国组织撤离华北侨民。同年4月8日，魏敦瑞在回美之前，为他的助手胡承志出具了一纸证明——“此信的持有者胡承志先生自1933年11月就业于新生代研究室，从实习技师到技师。后几年，胡先生是我个人的技术助理。他制作了周口店北京人的所有模型，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优秀的技术，也反映了他聪明的理解力和对所处理问题的重视。”70多年过后，我们看到这件魏敦瑞亲笔签名的函件，仍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位外国专家对胡承志的赞赏和面临战争的无奈。据胡承志回忆，魏敦瑞临行前交代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标本留存沦陷区不安全。待他和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商定以后，“北京人”标本将运出沦陷区。魏敦瑞嘱咐胡承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要装箱待运。1941年10月初，胡承志精心把化石装进两个木箱，并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胡承志把装箱单交给了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而经他装箱的“北京人”化石从此以后竟踪迹全无，成为科学界的一桩悬案。胡承志是最后一位见过那些珍贵化石的中国人。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及兵马司9号等房产均被日本人占据。胡承志回忆：“我们全体在占领七个星期后失业。”1946年，人们从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清理出“北京人”遗址和其他地点出土的标本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刘东生院士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时写到这件事，他说，化石虽然丢失了，“但幸运的是，每一件标本，我们都有十分准确的模型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风采，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和原标本是一样的。是谁作了这些模型工作呢？它的作者就是胡承志先生。”学历胡承志与贾兰坡二位先生均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点也都紧系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尽管两人的学术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品格：家贫，辍学，就职于科学机构；聪颖，能吃苦、善钻研。50多年后，二人分别成为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6年，胡承志在南京珠江路修理中国发现的第一架完整的恐龙骨架——云南许氏禄丰龙，这让刘东生惊叹不已：“当我看到胡承志先生把一个大石头块似的头骨，完好地拆成玲珑的头颅，下颚里面连微细血管的孔都显露出来了时，不禁叹为观止了。”然而，在当时的科研机构，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从事辅助性、技能型工作。地质调查所实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务员铨叙制度，级别和薪金基本由学历决定。这项制度让胡承志、贾兰坡这些优秀人才十分恼火。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曾为特殊人员的定级问题到国民政府铨叙部交涉多次，但“他们食古不化，多与阻挠”。1946年9月，贾兰坡重归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他后来回忆：“来所之后，最使我不平的一件事，就是当局对一般没有学位的人太轻视了，反而不如（‘七七’）事变之前。从前所方当局有权升级定薪，现在不行了。每个人都要铨叙。假如你没有大学的文凭去送铨，就是吃亏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对于这种无理的办法，如千斤大石压在我头上。”贾兰坡虽然郁闷，他还有高中学历，被定为技佐。而胡承志的学历更低，反应也更为激烈。1947年春，杨钟健和胡承志回到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室里让胡承志教大学生杨鹤汀做石膏模型。杨鹤汀很快被定为北平分所技佐，而胡承志却被铨叙挡在门外。当年10月，胡承志提出辞职。北平分所高平所长对胡承志的决定惋惜又同情，却无可奈何。当时，丰盛胡同3号地质陈列馆要制作展出禄丰龙模型，经协商，胡承志在离所之后，用一年时间兼职做完模型。高平在给李春昱的信中叹道：“看到最近离开地调所的几位老同事精神上的苦闷，我好有一比，一只养在笼中的鸽，望着天空，不时想飞出去，但一旦放了出去，这只鸽子已飞不动，徘徊在笼周围不肯远去，又不肯再飞进笼中，笼门常关着。就是这个惨景。”高平的这段话未必是因胡承志而起，但他本人肯定对地质标本模型的制作犹有不舍，这毕竟是他倾注青春和心血的专长。离开新生代研究室的日子，胡承志到美国驻北平的一个新闻机构当英文打字员。聪颖好学的他把这份工作当成英文学习。跟随外国专家多年的胡承志开始了从熟练的口语向严谨的英文书面语的进军，这为他日后向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研究论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竟成了一段塞翁失马的人生际遇。学者胡承志在20世纪50年代初归队地质系统，进入地质部地质陈列馆。这个馆即原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成立于1916年，1986年建馆70周年时更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在这里，胡承志完成了从技能型到学术型的人才转换，获得了丰硕成果——1.胡氏贵州龙1957年，胡承志去西南野外调查途经贵州兴义时，在老乡家中见到一种当地非常多见而他却从未见过的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回京后，他把采集的化石送交老领导、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杨钟健先生。经杨先生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钟健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为“胡氏贵州龙”。这种化石何以多年来未被人看中，一直要等到胡承志的到来才拂去远古风尘而显现其科学价值呢？细究起来，胡承志至少占有三项优势：一是多年跟随著名科学家耳濡目染，二是在地质博物馆这一宝库的见识熏陶，三是他精细过人，处处留心。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西南地区陆续被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年代长且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贵州龙动物群。2.元谋人1965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钱方、浦庆余等人到云南元谋采集古生物化石，在一处山坡上挖出两颗牙齿化石。带回北京后，副院长黄汲清主张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请裴文中鉴定。所里的意见是先由地质部内部解决，再论其他。浦庆余将两颗牙齿化石交给了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他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经研究鉴定，两颗牙齿化石的主人被命名为“元谋人”。然而，这一学术成果的面世却颇费周折。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准备出席次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质大会，胡承志也以“元谋人”的研究成果提交论文。但由于台湾问题，我国方面拒绝参加大会，以示抗议。1973年，中国地质学会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走上正轨，复刊后的《地质学报》这才刊登了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论文。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活年代约为170万年前，是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之一。元谋人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古人类和中国西南地区第四纪地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浩瀚，珍贵标本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其中就包括那两颗牙齿化石。胡承志的研究表明，它们属于上中门齿。元谋人已经能够用捶击法打制和修理石器，所处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标本的鉴定与研究为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提供了佐证。“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巨型山东龙199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80周年之际，时年79岁的胡承志撰文介绍了巨型山东龙的发现、研究经过和重大科学反响。1964年8月，地质部石油局综合研究队在山东诸城发现了一个大型鸭嘴龙胫骨。地质博物馆与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讯而来，在同年10月至1968年6月先后4次发掘，采出化石30吨。经过4年细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补复原，1972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长约15米，高近8米的恐龙骨架。胡承志说，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鸟臀类恐龙。经研究鉴定，他将其定名为“巨型山东龙”。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际，作为展示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大成果，新华社刊发了以《山东发现巨大恐龙化石》为题的新闻报道。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龙化石》为题的巨型山东龙研究项目，获1978年科学大会自然科学奖。这套化石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88年，“巨型山东龙”化石骨架赴日本岐阜县展出，声名远扬。两年后，该地矗立起与原物等大的青铜艺术雕塑，以作为永久性纪念。从20世纪70年代起，胡承志发表关于此项研究的多篇论文，直至2001年，他和其他学者合著的《巨型山东龙》一书出版。1980年，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同时纪念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胡承志提交的论文被会议录取，跟随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参加大会。像他这样的出身能在国际地质学界最高级科学会议上亮相，堪称凤毛麟角。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