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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届毕业生就业去向报告:升学率87.5%卖国贼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届毕业生就业去向报告:升学率87.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之一。社会学系在师资、教学、科研、生源、毕业生就业、教学支持条件等方面均为国内领先。据ESI关于专业“学术声望”“雇主赞”以及“论文引用率”等指标的得分数据,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世界大学社会学专业中排名第22位,是中国内地高校社会学专业中唯一进入世界前50位者。在2017年0S世界大学社会学专业排名中位居第27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杜会掌专业之首。2017届毕业生共112人,男女比例3:5。本科生48人:社会学45人、社会工作3人。硕士生48人、博士生16人。一、本科生——国内升学:58.3%,共28人。25人留校:15人留在本系,10人去教育、深圳、法学院等7个院系。3人升入: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出国深造:29%,共14人。主要去美国:共10人,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等。——协议就业:6人。就业行业:公共管理2人,IT业、房地产、教育、批发零售各1人。二、研究生——国内升学:硕士3人、博士3人。硕士3人、博士1人:留北大。博士2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国深造:硕士6人、博士0人。主要去美国:肯塔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等。——协议就业:硕士37人、博士13人。硕士就业行业:公共管理11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人,教育、IT业、金融业、建筑业各4人,房地产3人,其他2人。博士就业行业:教育6人,科研4人,文体娱乐2人,公共管理1人。三、总结——本科生87.5%继续深造。国内升学主要留在北京大学。出国留学主要去美国。——研究生主要选择就业。主要留在北京。硕士主要去国企、机关。博士主要去高校、科研单位。——本科生、研究生总体工作情况50%留在北京。单位如下:

吕澂

博士毕业都“失业”的5个大学专业,工作难找,谨慎报考!

本文编辑:史育阁栏目:考研社会观转眼间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2019年的考研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0多万考研学子们将在最长3天的时间里用手中的笔书写出人生的走向。由于近年来大学毕业人数的不断上升,去年已经突破800万人,原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通过考研来释放就业压力,以求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取得一份不错的待遇。诚然如此,越高的学历在用人单位、HR眼中往往更能得到关注与认可,学历作为“敲门砖”的作用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事实上,有一小部分大学专业由于学科特点,或是市场需求等原因,就业难度相当之大,就算是博士毕业都容易“失业”,工作比较难找,不论是高考学子还是考研学子都要谨慎报考,一起跟随史育阁来看看吧!1、社会学社会学专业是人文社科范畴中的一门社会科学专业,拥有者高度的理论性,国外学术研究实力比较先进。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社会学到底是在学什么,甚至在亲戚眼中可能就是“高级社工”,实际上并非如此,社会学还是比较“曲高和寡”的一门学科,但其就业确实不乐观。根据近年来社会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有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大多数毕业生只能挤挤公务员、新媒体等领域,并且就业竞争实力还很弱。很多人就读后都比较后悔,直言进了“大坑”。博士毕业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大多留在高校任教,去教社会学专业的学生。2、生物工程生物工程是连续四年荣登就业“红牌”榜的唯一一个理工科专业,按道理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大学专业就业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偏偏就是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没有好的平台和资源,研究水平也相当滞后,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也不高,往往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就算博士毕业不出国,往往都面临“失业”的局面。3、其他三个其他三个专业分别是基础物理学、哲学和法学专业。这几个大学专业就业状况也不是很好,当然如果你毕业于顶尖名牌大学的话,那一定是优先能够享受的本专业的社会人力资源,就业前景会比较广阔一些。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人民大学的哲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法学等等。关注史育阁,获取更多精彩大学、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相关资讯、信息!

风之子

郑松泰:当“社会学博士”走上“港独”之路

郑松泰为香港政治组织“热血公民”主席,绰号“泰博”。这个“热血公民”组织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港独组织”,于2012年2月29日由黄洋达创立,秉承“港独教父”陈云提出的“勇武”理念,主张城邦自治、香港建国,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郑松泰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并成为主席,令他身边的人无不惊讶。因为郑松泰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其本科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2005 -2010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系硕士及博士。这样一个书生为何会加入如此激进的组织并走上“港独”之路,至今被港媒称为香港政坛的谜团。央视图(下同)但是,我们梳理郑松泰的经历不难发现,年轻的郑松泰从起步到发迹,得益于他的规划长远、心思缜密。他的学历及阅历,都是其在未来攫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重要砝码。不得不感叹,郑松泰以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城府,将自己的丑恶面目藏得极深。下面,我们来解开郑松泰由“社会学博士”走向“港独”的谜团。出身平庸,利用“博士”光环提升身价郑松泰出身普通家庭,父母为小商贩,家庭条件一般。后来经过努力,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到北京求学前曾担任民主党湾仔区议员李继雄的助理接近一年。毕业后,郑松泰2005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硕士及博士。毕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郑松泰坦言:在北京生活的五年,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亦令他决定毕业后回香港发展,更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大陆生活得越长时间,就越不想香港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郑松泰的这一番话颇为值得玩味。乍一听,其在谈大陆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当时的这句话已是“一语双关”,他分明想要在香港掀起浪花,让香港变得“不平庸”!他选择的这朵浪花,就是“港独”的浪花。精心算计把握时机火速加入“港独”组织返回香港的郑松泰又回到其就读的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郑松泰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热血公民”组织。上面已经提到,这个组织是2012年由黄洋达创立,成立时正值香港本土思潮急速冒起,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曾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多名成员因参与占中、旺角骚乱而被捕。郑松泰似乎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新兴组织的成立,让其能够有机会大施拳脚。当李继雄得知郑松泰加入一个主张街头抗争的政治组织时,深感意外。后据李继雄分析,郑松泰虽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但他博士毕业回到香港,已对社会政治深感兴趣,但却不会加入老牌政党,因为那里面不会有其位置,而加入新兴的“热血公民”组织就可以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和影响力。李继雄说得很委婉,其实不如直接说: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可以让郑松泰有机会出头,牟取个人政治资本。这才是本质!费尽心机搏出位高调宣扬“港独”思想起初,郑松泰社运上的表现不算出众,但凭着高学历,在“热血公民”赢得了一定位置。郑松泰口才和号召力不及黄洋达,因此最初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他的学历在“热血公民”里面几乎是最高的,很受尊敬,他凭借擅长写作的优势,一直在网络媒体“热血时报”发表文章并主持网络节目,不断宣扬“港独”思想和主张,荼毒青年人,很快便发展成为组织核心成员。2016年,郑松泰代表“热血公民”出选新界西选区的立法会选举,初时因知名度低而不被看好,但最后却高票当选,一炮而红,并接任“热血公民”主席。就这样,郑松泰通过几年经营,终于“逆袭成功”,成为立法会议员。辱骂民众“智障”曾自称“爱国者”,被讽为“变色龙”前面提到,郑松泰曾在2005年来到北京修读,2010年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录制《铿锵集》时,曾表示“我是中国人,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段是自己的“黑历史”。后郑松泰曾在脸书上表示,重看《铿锵集》他发现:“变的不是我,原来是香港人变得太慢,又或者根本不想变。”一个曾经有着爱国情怀的青年,变成了要分裂国家的“网红”。可见,为了博得关注、牟取政治资本,郑松泰就是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令人作呕。此外,2017年6月10日,香港网络名人仇思达公布一段立法会议员郑松泰的录音,内容指其辱骂大众“白痴”。郑松泰其后证实工作汇报和内部沟通被人流出,深表遗憾。11日晚,郑松泰在脸书上发文承认该段录音属实,但自认为该内部限时直播的讲话并无不妥。他表示自己有如此举动,是因为他认为有些民众属于智障,而在录音流出后郑松泰于其脸书账号发文补充,宣称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所有未给“热血公民”组织候选人投票的人全都有“智力问题”。教唆年轻人参与暴力参加暴乱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郑松泰在加入“热血公民”组织时,仍然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现在参与暴力示威的学生,多来源于郑松泰这样“港独”教师的洗脑。从某种程度上讲,校园“港独”是社会“港独”的温床。校园“港独”之所以滋长泛滥,是香港校园长期姑息放任郑松泰这样的“港独”教师给学生洗脑。郑松泰利用他的教师身份,为“热血公民”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力量。同时,郑松泰还无耻地欺骗香港的青少年,公然教唆年轻人参加暴乱,诋毁、攻击他们的父母,他声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是“港猪”,鼓吹年轻人要“与港猪划清界限”,并唆使年轻的子女们同他们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其还宣称“香港的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不停地向孩子索取”,“每一个父母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给予孩子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事没事都不断剥削年轻人”等等。最后,他得出的所谓“结论”是:“爱不爱年轻人,在上街这件事会表达的一清二楚。”郑松泰在暴乱中的充分表演,使其离间亲情、泯灭人性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倒转”国旗博眼球弄巧成拙丢饭碗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会点算人数期间,郑松泰将民建联议员桌面上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倒转,随即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行为不检而被赶离场,成为这届会议上第一个被赶离场的议员。2016年9月19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发新闻稿称,针对郑松泰的行为,现已致函警务处要求调查及依法作出检控。2017年4月10日,郑松泰接到通知,中区警署公众活动调查组就其2016年“倒转”国旗及区旗的行为,正式落案起诉“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2017年9月29日,香港东区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定郑松泰两项罪名成立,罚款5000元港币。虽然毋须入狱,立法会议席也不受影响,但他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学随后指出,郑松泰的操守和定罪与大学承诺的优质教育、及接受国际化的目标方向不一致,做出裁决将其剔除教师队伍,合同期满后,亦将不再续约。嚣张跋扈信口雌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近两年,郑松泰自以为是的本性暴露,频繁大放厥词,嚣张跋扈四面树敌郑。郑松泰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狂言:考虑在10年之内爬高10级,而议席就是达到爬高10级的手段。今年年初,当大湾区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之际,市民翘首以盼,郑松泰却口出狂言恶毒抹黑,在一个论坛上先是诬称“大湾区发展是‘贼船’”,进而恐吓说“大湾区毒害整代人”云云。郑松泰本身在内地生活过,更曾在北京读博,本就深知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更应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依靠。其仅仅为了自私的政治利益,恶意攻击抹黑大湾区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贼喊捉贼”,他以及反对派才是港人最要担心的“贼船”!当然,为了刷存在感,飞速发展的高铁也成为郑松泰攻击诋毁的对象。其引用“市民报料”假照片,造谣指高铁西九龙站天幕玻璃被超强台风吹爆裂,但连简单的现场求证都懒得做,谣言迅即不攻自破。郑松泰后又发声明假装道歉,实则仍“死鸭子嘴硬”,称照片“估计是因为倒影造成的错觉”。郑松泰自当上立法会议员以来,除了大放厥词、信口雌黄以外,政绩乏善足陈,这次事件郑松泰连抹黑都懒得去做求证,让人直接打脸,真是人品和水平双低下。彻底放飞自我成为“港独急先锋”郑松泰成为“热血公民”组织核心成员后,为不断提升地位,彻底放飞了自我。其在“占中”期间多次组织激进暴力行动,曾因冲击警察防线而被拘捕,后获准保释。自2015年1月以来,其频繁组织“反水货客”行动,期间采取辱骂、人身攻击等方式进行暴力抗争。郑曾组织“热血公民”成员前往警察总部抨击警察“滥用职权”、“以言入罪”,甚至抹黑警察为“懦夫”,反对设立“辱警罪”。今年爆发“反修例”暴乱以来,郑松泰更是网上网下左右开弓,极力表现。在网上,郑松泰在脸书上发布《致全港警察的公开信》,在信中称冲突再这样下去,绝对会有人在冲突期间死亡,并恐吓下一个死亡的可能就是香港前线警察。郑松泰还在信中引用2014年“占中”运动中被重判的七警为例,妄图恐吓、分化前线警员。近日,香港媒体还曝光出一段港独分子内讧的视频,视频中的港独极端分子亲口承认香港议员郑松泰有为暴徒出资。同时,郑松泰积极参加暴力示威活动。7月1日,身为立法会议员的他竟然带领暴徒冲进立法会,协助、教唆暴徒洗劫立法会,遭到香港市民和其他议员的强烈谴责。在7月27日发生的“光复元朗”非法游行中,郑松泰与黎智英、何俊仁、朱凯迪、罗冠聪等港独头目及骨干均赴现场参加指挥,煽动大批示威者不断冲击警方防线,投掷砖头、灭火器、雨伞等硬物攻击警察。警方宣布冲突共造成23人受伤。7月30日晚,郑松泰与朱凯迪等议员协助大批极端分子在葵涌警署外聚集叫嚣,其间堵塞警署大闸、占据附近马路、粗口辱警、涂污警署外墙,又围攻警察,致五名警员受伤。到了凌晨,郑松泰又煽动极端分子包围天水围警署,警署因此被迫关上闸门,现场还有人施放烟花,十分混乱。最终,事件造成6人受伤。现今的郑松泰,已与之前的文弱书生判若两人。而将其变得面目全非的,正是他内心中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在牟取政治资本使自己飞黄腾达的路上,他算尽套路、穷尽手段,终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其为自己铺设的“康庄大道”,其实是“穷途末路”。30日消息:郑松泰被香港警方拘捕。原标题:郑松泰:当“社会学博士”走上“港独”之路

少有

社会学学科最好的大学是南京大学吗?

社会学这个学科,应该是很冷门的学科。也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学科。社会学学科训练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野训练、批判性思考、包容多元、内身性反省。这些对学生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鉴于很多同学对社会学了解得不多,本文以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之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和广大高中同学分享一下社会学学科的办学实力,在高考报考志愿时,喜欢这个学科的同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28年的建立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相关学科。1949年后,这些系科因为政治及地域等多种原因,被取消,1988年重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学在学科领域汇聚了大批精良师资。学科现在有全职教师46人,其中教授18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3人),副教授20人,讲师8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43人,是南京大学各个学科中师资人数最多质量最好的学科。教师当中,43位博士中有16位分别毕业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香港等海外著名大学,3位全职外籍教师。学科另有讲座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职科研人员4人。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完成本学科的所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吸引广大高考学子报考本学科的最积极因素。二、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本学科始建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科之一。学科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三个二级学科,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人类学四个专业设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四个人才培养层次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2007年8月,社会学一级学科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系北京大学现有的1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学术水平非常高,大牛老师一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特别特别好,对学生很负责任,尤其是系图书馆简直是宝藏。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面向实际进行广泛研究、培养多层次人才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具理论特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本学科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创建了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同时聘请海外客座教授4人、外派访问学者8人、攻读学位者6人。我系教师海外讲学15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2人次,这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很多优秀的大师级教师,在这个学科任过教,例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这些优秀的师资,为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如今学科现有教师63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30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多人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喜欢社会学学科的同学,在选择学科和学校时,一定要多些了解。因为篇幅有限,老师只能介绍这三所大学,其实,还有一些大学开设相同学科。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作出选择。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就业和升学渠道,避免学完之后,无业可就,想可考研也有难度。权衡之后作出自己的选择。

孰协唐许

讲座预告|本周六社会学博士张辉邀您一同辨析“世界与人心的变与不变”

上周末孔学堂推出了“乡土中国”专题系列讲座,激发了不少听众朋友关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及“当下的中国社会”等方面的热烈探讨,您是否有些意犹未尽呢?别急,本周六,社会学博士张辉教授将作客孔学堂,与各位再续关于“乡土中国”的省思。讲座将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本的产生:问题与回应”“传统中国向何处去”“二十世纪的思考与选择”“对当代人的启发”这几方面回应和辨析“世界与人心的变与不变”,精彩不可错过!-时间-2020年9月26日(周六)09:30—12:10-主题-世界与人心的变与不变——基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解——“乡土中国”专题(三)主讲人:张辉,男,贵州遵义人,社会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两个娃的爹。长期关注组织社会学、乡村社区发展。近几年关注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与成长,身体力行参与基础教育领域的探索实践与反思。为配合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群集聚,现每期讲座仅面向社会征集听众100名,先报先得!烦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佩戴口罩,准时到达、测量体温、扫码进场、隔空就座,谢谢!-报名方式-1.微信报名:用户在微信搜索“孔学堂”,或手动输入微信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讲座报名”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名);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行现场报名;3.市民报名咨询电话:0851-836176874.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0851-84726170-报名时间-9月22日——9月25日(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6:30)-地点-明德厅-温馨提示-1.为更好地做好公益讲座的组织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请各位听众配合做好讲座报名工作,务必报名后参与,便于我们及时掌握人数。长期报名参与的听众,我们将不定期地馈赠溪山踏歌行系列音乐会门票。2.报名成功的听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及时在微信后台取消报名(格式为姓名+取消+讲座日期,如张三+取消+10月20日)。3.讲座结束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3126902790@qq.com),优秀的文章我们将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和官网进行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听众交流QQ群进行讨论,群号为:159532784。来源 孔学堂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恶恶从短

一个社会学博士发问,小留学生家长,送小孩子出国,到底是为何?

疫情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也使人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沉淀,对我们的灵魂进行了猛烈的震动和冲击,让我们浮躁的心来一次洗涤和反思,今天就当今大家热议的问题进行分享。近日来一个热门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出现,这就是滞留在英国的小留学生的回国问题,一部分小留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承租包机接其子女回国。爱子之心人人有之,单从这一点而言无可非议,但是政府作出决策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可能,这不是我们打的或包车,有钱就行,这是关乎两国航空,甚至外交事宜,不是有钱任性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在网络上有些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包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而情急之下,小留学生的家长就口无遮拦的说这是仇富,这种说法就十分不当,真的是仇富吗?即便是仇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仇富,富有什么可仇的,与其说是仇富,倒不如说是人家仇的是无端的优越感,无端的傲慢和偏见,放下身段和大家在一起,再不要妄言什么仇富之谈了。疫情以来,大量华人华侨以及国外留学生纷纷回国,这是人之常情,有了灾难回家避难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国家如今强大安全,国内的亲人也欢迎同胞回来,因为家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可是,确实有极少部分人,觉得自己是华人华侨,或者是留学生就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觉国内的人比不上你们,于是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起来,无端指责国内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大家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是那里来的优越感,这些人不但无礼而且讨厌,不仅可恨而且可怜,这些人难道还不让人仇视吗!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的现实中,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出国学习深造,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得到了国家民族的认可和敬仰。但是,小留学生的家长,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从小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用别人给你们答案了吧!人在少年时期是完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阶段,是民族文化的筑基阶段,这个时期,将孩子送去外国学习,你们是想培养你们是孩子成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还能传承你们的家风吗?大疫当前,全国人民都在为战胜疫情不懈奋斗,世界的交通运输都在为抗疫而忙碌,这个时候,一切都要为抗疫而让步,解决包机接回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做到的,但不是今天!通过这次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能否也对你们敲响反思的警钟,现在中国的强大举世瞩目,中国社会的优越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西方的冷漠与自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成为冷漠自私的人吗?想想吧!虽然你们想让你们的孩子改换门庭,但祖国不会放弃他们,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家。(刘恩嘉,社会学博士、经济学硕士,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邀研究员,黑龙江省工商联总商会名誉会长。)

北门

“27岁研究员,28岁教授”:越来越多“90后”走上顶级科研舞台

近日,一则关于“27岁女博士担任浙江大学研究员”的消息被广泛传播,这位研究员的名字叫刘琬璐,生于1992年,现为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琬璐研究员是典型的学霸型人物,其5岁上小学,10岁上初中,16岁参加高考、考取了浙江大学,26岁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然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了约一年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19年,27岁的她,成为目前浙江大学的PI独立研究员。从2013年浙大基础医学院毕业,到2019年离开美国,刘琬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5年博士研究和1年博士后研究。这6年时间,她在Science(《科学》)、Cell(《细胞》)、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细胞生物学》)、Cell Stem Cell(《细胞&干细胞》)、PAN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共20余篇,论文被引用量多达500余次,科研成果极其丰富。不仅如此,她的教学水平也颇受认可,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院长欧阳宏伟在朋友圈中说:“27岁的刘琬璐老师应该是目前浙大最年轻的PI独立研究员,医学出身的她这么年轻就是博导,这在全国都非常稀少。入职后,她很快进入导师角色,很有‘教授范’。”而就在不久前的9月和10月,出生于1991年的北京大学博士李琳(28岁),出任南方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样出生于1991年的刘惠颖(28岁),担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有机构做了粗略统计,国内目前至少有10名“90后”教授(研究员或博导)在高校或科研单位工作。除前面提到的刘琬璐、李琳、刘惠颖,还有1990年出生的浙大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树;1990年9月出生的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顾实;1991年出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龙;1990年出生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姗;1990年5月出生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侦;1990年出生的华东交通大学教授胡剑;1990年出生的湖南大学教授、博导李东……“27岁研究员,28岁教授”,“90后”们正走向中国学术舞台的中心。众所周知,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是学术水平处于本领域最前列的顶尖人士,他们的某些研究成果应该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刘琬璐、李琳、刘惠颖等一批“90后”科研人员担任研究员或教授,且大多在知名高校任职,说明越来越多的“90后”走上了顶级科研舞台,他们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着巨大力量。不过,“人怕出名猪怕壮”,当这些“90后”教授、博导不断涌现时,也伴随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与他们的实力关系不大。这是一种典型的阴暗心理,如果我们细细翻查这些“90后”科研人员的简历,就会发现,他们大多不仅有着“亮闪闪”的文凭,而且在读博期间就取得了有较大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现任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刘明侦,2015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曾以第一人称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文章引用量非常高,引起了众多国外高校和公司的关注。刘明侦(中)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龙,近5年发表SCI期刊论文30余篇,SCI他引400余次,3篇论文为《Mater Des》、《J Mater Sci Technol》热点和《Sci Technol Weld Joi》主编推荐亮点文章;申报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已授权25项。……当然,他们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他们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是,对某个领域的研究保持着持续的热情、耐性和毅力。比如华东交通大学“90后教授”胡剑,他曾经好几个月每天6点左右去实验室,晚上12点才回宿舍。以这样的精神专注于某一件事,怎么可能不成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90后”已经走上台前,这群曾经简单、知性的人们,经过积累沉淀,终会成为历史长河中那辉煌的一部分!

常卒乎乱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

导读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没进法律的门,就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圣经”(GreenBible)。01“让快乐去死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习小组,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02阿伯特教授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03读书与行路上文提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田野”(field)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Bar Foundation)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那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问,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事实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于理论嘛,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书有两种,一种是增长知识的,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有点像快餐,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了;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虽然看似无用,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因为研究经费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硬卧。后来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致命的自负”——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在国内调查的前两三个月,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北京比较游刃有余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觉和受访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隔阂,有时候即使他们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问题也总问不到点子上。后来我反思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是自己还对中国各地的司法环境不太了解,不能从受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感同身受。经过了一次次访谈的反复磨练,我在这方面终于有所进步,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无论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了。我离开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割据的逻辑》一书中对现状的描述居多,而并没有提出太多预测或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和经济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进行预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学者所能做的实践性贡献之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坦率地讲,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04灯光,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作者:刘思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管理学季刊、网络 编辑:学术志

一针一线

我是女性,也是一名社会学博士,我只想成为独立的自己

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周乐/文】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女性政治运动,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其目的旨在于推进男女平等。这场耗时巨大的平等运动最早诉诸于政治平等,抗议女性没有投票权;后来发展到诉诸于社会平等,抗议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已经衍生出几十种我也分不清的平等,因为他们要求的越来越多……我是女性,也是一名社会学博士。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身边的人问: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在网络上,我们也总能听到各种“妖魔化”女博士的言论,比如,“人类有三种,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当然,针对女性的话还有其它各种方面的,比如“你都xx岁了,怎么还不生孩子”“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幸福”之类的云云。说这种话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男权主义者。为了抵抗这些男权主义者,“女权”诞生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言论因为被说得多,就会让人觉得不仅正常而且正确。但作为个体而言,我非常害怕和这样的人交流,因为他们总是非常霸道地持有“因为你是A,所以你得B”这样的偏见。▲社会对“女博士”存有一定偏见在我眼里,带有这样逻辑的人,总是无视他人的主体性和情境性,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习惯于将每个人的可能性扼杀在固定的框架里”。无论男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如今,很多有了孩子的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做全职太太,但是她们却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女权主义者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女人要经济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才符合现代女性要求”。说实话,面对这些人,我心里唯一的对话就是:你们怎么都那么闲呀!你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如果说“男权”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那“女权”就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因为,不管“男权”或“女权”,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基于女性生理特征赋予女性社会角色或要求。其实在本质上,他们的话语模式是一样的,即:作为女性,应该如何如何。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记得小时候就有亲戚问我爸爸:你怎么把乐乐当男孩养?而我爸爸的回答让我记忆犹胜:“我只是把她当人养”。所以从小,我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女孩我就要如何”这样的问题;而是想着“作为一个爱思考、独立的人”,我要如何活出我自己。我的参照物是性格、品格、意志,而不是什么行为言语上的规范。▲做全职太太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不管“男权”或“女权”,它们自诞生起就跟女性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作为女性的人,而是社会秩序和政治诉求的产物。一天到晚诉诸于男权女权的人,在乎的只有他们关于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而不是每一个女性所处的生活情境和日常行为的实际发生。所谓的男权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对于男性的要求升级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考量体系。表面上,是“男性话语”占据主导,男性更有话语权,但实际上,这种话语权也使得男性落入了相当被动甚至被压迫的局面。比如在过去,大多数男性在职场上把持着重要岗位,社会习惯性地会把“职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这条标准又会反过来使很多男性透不过气。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男权社会实际上使男性陷入了被安排、被指定的命运。事实上,男人在男权社会中要比女性更容易丧失自我:一个显赫官员是独立人吗?显然不是,他连自己的主张和想法都不能有。一个成功商人是独立人吗?商业本质是交换,他的一切都是在满足他人基础上,更不要谈自己。一个知名人士是独立人吗?当然也不是,他要迎合大众口味,得琢磨热点和吸睛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公开话语,无从谈自己。当然,若女性若也加入这个作为整体的生产性社会,亦要面对同样的命运:一个以外在成就作为个体价值评判的社会。▲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只有那些惰性思维的人们,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即:男权是压迫女性的,女权是解放女性的。女权自身有两大问题:一是参照男性标准;二是部分女性加诸其它女性身上的要求。很多女权一直在倡导和男性平等,虽然要求平等的表现方式近几十年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这种以他人标准来比照自己,就是主动失去自我的过程,并且以女权名义来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做法,是在强化女性的弱者形象。其实女性完全可以正面、正向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而不是以男性作为参照物。女性之间各有差异,一些有公共话语诉求的女性,常常绑架全体女性来实现其自身的权力意志,而剥夺其他女性的生活选择。我不认为现代女性选择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就是堕落的表现;相反,家庭本身的经营于个体、于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美国妇女的独立标志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替男权申诉,也不是来批判女权。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我想说的是,作为女性,不要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就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女性式的生活或生命轨道;生理性别是生而不同,但社会性别是政治产物,我们没必要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左右自己的生活;不管男性、女性,最重要是还是先活着像个人,无关乎性别。性别之外,还有阶层、地域、职业等等之分,如果我们以这种外在的身份来指导自己生活,我们必将是被撕裂的;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总之,男权不是压迫女性,女权也不是服务女性。每个女性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己。

红棉袄

我的考博经历—从备考到初试和复试

这是我们第五篇考博方面的分享了,希望在准备考博的小伙伴能从这五篇当中找到成功者的一些共性!我们也衷心的为奋斗在考博路上的小伙伴加油!社会保障专业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现代社会人的基本需求及政府的基本社会政策之一,其目的是使公民在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的情况下,能够从社会得到必要的物质帮助和服务,是现代社会的“安全网”和“减震阀”,所以学习社会保障专业对自身及国家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我本硕皆是社会保障专业,2019年我参加了江苏985的N大学和北京985的Z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博士考试,对社会保障专业考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现予以分享。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点及招生就业现状有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随着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的盛行,社会保障专业有博士点的院校招生方式均实行申请考核制,所以对本硕学校出身和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要求,社会保障专业申请审核制一般是提前准备好审核材料:报名信息登记表、两封专家推荐信、学历证明、学生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英语证明材料、学术成果证明材料、获得奖励证明材料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计划。科研计划最为重要,是材料审核重要的标准。社会保障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在基层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劳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工作。从事岗位:毕业后主要从事人事专员、招聘专员、人力资源专员等工作。社会保障专业人才是我国全面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急需人才,具有长久稳定的就业潜力,就业前景十分广阔。社会保障考博专业课参考书、参考期刊一般学校考博不指定参考书单,我们可以通过博导、博士学姐学长的建议,参考考研指定教材以及硕士期间主要学习教材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保障专业考博主要的参考书单和期刊如下:社会保障专业复习备考经验一般高校需要笔试英语和两门专业课,比如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社会保障考博两门专业课包括社会保障理论知识和社会学方法论两门。所以复习备考主要针对英语和两门专业课进行即可。首先,专业课的复习备考。专业课的复习备考主要分为两个方向。方向一:对专业课教材的系统备考。第一步是获取专业课教材,进行针对性复习备考,在复习备考前制定一个大致的复习计划,内容包括复习时间、复习进度、复习方式、自查形式等等。首先,在复习时间上,我们要有充分的复习备考时间,一般我们在研三上学期9月份开学就开始着手复习了,一般学校的考试时间是年后3、4月份,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在复习进度上,我们要尽快加快复习进度,尽早把专业课教材复习完,之后再去看一些国内外的专著,提高自己知识的含金量。在复习方式上,我们可以采取四遍式复习策略,比如第一遍我们主要是大致浏览教材,对教材结构和主要知识点有个整体把握,第二遍划出重点内容,并进行理解式记忆,掌握该教材的一般知识点,尤其是该书的精华部分和大致脉络、主要观点。尤其是要关注每章后面的小结以及练习题,通过练习题进行自测,第三遍主要是把所有的教材和知识点记清,看完后再回过头来自查一下复习效果,同时也是进一步巩固温习,加强记忆,这三遍过后,专业课教材知识点基本就差不多都掌握了,到临考试前一周再看一遍。方向二:看一些专业论文。一定要翻翻近两年的专业杂志和论文,看看大家讨论的热点,浏览一下报考学校近3年学报发表的论文。一定要看报考导师近5年中发表的论文及专著,有些数据、观点和理论要掌握。其次,英语的复习备考。英语复习备考重在真题和词汇。要想方设法获得报考院校的考博英语真题,一般某宝都有售卖,我们要充分利用真题,从头到尾把真题做几遍,第一遍我们可以自我检测为目标,控制好时间,摸清自己英语水平,之后就是对照答案逐字逐句理解记忆,把其中的生词和长难句弄懂,考试前再温习一遍就可以了。当然单词要坚持天天背、天天看,坚持到考前一天,几个月的时间,词汇量会突飞猛进。社会保障考博初试、复试首先,初试。每个学校的初试方式和初试题型不一样,有的学校初试只考英语,有的学校初试英语和两门专业课放在一张试卷同时进行,考试时间3小时,有的学校只考英语和一门专业课,有的学校把三门课程分开考试,所以要针对具体学校具体分析。初试英语题目一般都会包括阅读、翻译和写作。专业课题目一般都是论述题。在初试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合理把握作答时间;二是答题要有大纲,在答题之前先简单的列一下答题大纲,自己需要从哪几个角度去作答;三是答题要层次清晰,答题和写论文一样,要层次清晰,逐步递进和深入;四是重要的答案写在前面,次要的答案写在后面;五是答题要有要点和总结。对于文科生来说一般应试技巧我们都懂就不赘述了。其次,复试。复试时间一般为30分钟。复试包括综合能力测试和外语能力测试。其中,将重点考察攻读博士期间研究的设计或设想,包括拟研究题目、研究现状述评、主要研究内容等。面试前有学校需要准备ppt,有的学校不需要,面试一般先是进行自我介绍,之后英语问题提问,最后专业课提问。在面试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提前准备英语自我介绍,3分钟左右,不宜过长或过短;二是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一定要了然于心,熟知来龙去脉;三是回答问题要尽可能的逻辑分明,条理清晰,不要东扯一句西撤一句,最好分几个角度去回答;四是尽量克服紧张情绪,做到松弛有度,落落大方;五是要善于倾听,学会尊重。我们为考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考上博士,所以我们不要嫌麻烦,要通过各种途径多方面获得考博的一切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备考,从而有一个良好的笔试和复试。从准备考博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矢志不渝的为我们的理想努力奋斗。将投必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