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要求

10月22日，一篇来自于北大中文系的文章走红网络——《门将扑出30球，中文男足0:12遗负医学》。这原本只是一篇北大2020年新生杯足球赛的战报，之所以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篇战报写的太搞笑了，幽默感十足！虽然中文系被医学院以0:12的悬殊比分碾压，不过中文系足球队的乐观精神却得到了网友的一致赞扬。文章中有许多自嘲的搞笑段子：“又一次凑齐11人首发的他们昂首阔步地走进球场，在80分钟内被医学院连射四十多脚，却只丢了十二个球。”“赛前，中文男足的目标是让医学男足以11:0的比分击败自己，从而为中文系110周年系庆献礼。”“中文和医学在历史上有三次交手，第一次是鲁迅弃医从文，并说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旷世名言。”这些一本正经的段子让摸娱猫我笑了半天。有一说一，北大中文系的才子是真的才华横溢，他们场上输了球，场下却不输人，以自嘲的方式把一篇输球的战报，绘声绘色的描绘成了搞笑段子，逗乐了一众网友。“中文系的新闻稿写得不错，场下扳回一分。”“输球输得顺理成章（狗头）。”“很有趣，比赛打完可以出部小说了，笑skr人。”可没等网友们笑多久，这篇文章就突兀的被删掉了。根据学生爆料，这篇文章让系领导和一些老系友不满，认为这篇文章“侮辱系格，不成体统”，必须删掉。领导的这番操作令人迷惑不解，一篇输球的文章都要上纲上线，连玩笑都开不起吗？了解北大的朋友可能知道，北大有一句办学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知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初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短短16个字，让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奠定了北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这种勒令学生删文的做法，可看不出半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样子。网友们也对此纷纷嘲讽：“一个玩笑都开不起的大学。”“开个玩笑，要不要那么认真，北大的包容开放哪去了？”“体面的承认输球与差距，是一种进步。”“这是北大？北大已经不是那个北大了。”然而面对上面的压力，学生只能选择妥协。22日晚，这个由北大中文系学生自发运营的媒体号，由“中文男足”更名为了“Justloseit”，并发表了声明：“改名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解放，我们从此以后不必代表北大，不必代表中文系，不必代表足球，只代表我们自己。”你们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原创/摸娱猫禁止转载，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哦

涨知识：关于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七次变革。第一次是１９１９年废门改系，原文科国文门改为中国文学系；第二次是１９２５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分类选修的科目实际对应着语言文字、文学研究、古籍整理3个专业领域；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北大中文系达到一个鼎盛；第五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当时的种种运动导致系所元气大伤；第六次是八十年代学科复兴，教学正常化，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七次是2000年以来，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在中文系教学的基本格局。1918年建成的红楼，中文系址1918年建成的沙滩红楼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诞生之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文科的中国文学门。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系现址那么，北大中文系著名的师生你知道的有哪些呢？部分内容引自北大温儒敏教授讲座：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与学术传统

新京报讯（记者 杨菲菲）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胡适、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名师大家辈出。11月2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93岁高龄的唐作藩等十几位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来到现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也对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期待。北大中文系老教授唐作藩讲述自己与北大的故事。110年培养1.3万余名学子自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门”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已有百余年。“1910年我们仅招收了38名本科生。而今年，我们招生的本科生就有204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晓明表示，育人是大学的根本，北大中文系110年来所培养的诸多人才，尤其应该成为值得珍视的财富。数据显示，11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全日制本科生9073人，专科生675人，硕士研究生2774人，博士研究生1473人，共计13995人，其中外国及台港澳学生1875人。此外，还接收博士后79人，国外访问学者及进步教师1813人，国内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2212人。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北大中文系完善的学科设置密切相关。记者了解到，北大中文系目前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国内唯一细分并具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五个中文本科专业的学科院系。北大中文系给到场的十几位老教授献花。93岁老教授回忆与北大的结缘之路“我的梦想就是进北大。”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代表，93岁的唐作藩在发言中回忆了他与北大结缘的故事。唐作藩说，因家境贫穷，在小镇上做小买卖的父亲本想让他长大后也做小买卖，但是因为二叔的一句“还是读书好”，本来在私塾的他在13岁那年到了黄桥镇高小。“校长说，你这么大了不能读一年级了，从五年级开始读吧。结果我第一次考试数学只考了37分，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分数。”唐作藩“坦白”了自己并不漂亮的考试成绩。小学毕业后唐作藩进入了湖南武冈洞庭中学，考北大的梦想越来越清晰，“那会儿北大和清华一起招生，我就想着一定要考上北大，没想到差了几分没考上。”1948年春，唐作藩考到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在1953年7月毕业后留在了语言学系。彼时，因为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此前在岭南大学任职的王力也在中山大学兼任，后来还做了语言学系的系主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建议，集中全国语言学的教师培养语言学的人才。没想到1954年，王力先生带着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师生一起进入了北大。这样我也有幸实现了我的理想。”唐作藩“调侃”自己，没有经过考试但是成功进入了北京大学。1954年9月，唐作藩跟随王力先生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与音韵学。在此后的66年里，唐作藩在北大中文系从事音韵学、汉语史和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站在110年的新起点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如何发展？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提出了对中文系发展的期待。“首先将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继承传统文化肩负时代使命，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郝平表示，在北大60多个院系中，只有中文系以中国冠名，期待中文人面向国家基础重大研究，继续深入挖掘中国文学、语言、文献的价值内涵，共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郝平表示，北大中文系要引领中国高校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在新闻和教育改革实践中，起到模范引领作用。郝平表示，面对新技术、新要求，要探索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提升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激励跨专业、跨学科的突破性探究。同时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使课程设置、教学手段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培养继往开来引领未来和建设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术交流、国际影响力等领域，郝平提出，希望北大中文系坚持开放包容、融通中外，“一方面，建设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人才和知识在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流动，增强交流互进，在国际坐标中不断激发学术创新潜力，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用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问题，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李铭

在10月12日，武汉大学文学院公布的2020年招收推免研究生信息显示，今年总计招生计划为125人，其中光是推免生就占到了81人，也就是留给统考生的名额只有44个，其实相比于南开计算机留的位子已经够多了。不过这44个名额之中，学术学位硕士只有13人，其余31个均为专业学位硕士。武大文学院2020年的推免生招生情况依旧良好，81人之中79人来自原985院校，其余2人来自211高校（湖南师大和华中师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8名保送生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校园可能有的网友对于从北京大学保送到武汉大学有点不太理解，认为是一种倒退。单纯从学科上来说，北京大学文学要强于武汉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北京大学是A+，武汉大学是A-。武大文学院与法学院一直以来都是武汉大学的优势学院，在曾经很火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之中，武大选手基本都是这两个学院的，每年保送到武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北大学子都不少，在去年更是有17位北大学子被保送至武大法学院。第四轮学科评估大家都认为能在高考之中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但是在研究生推免之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此资格，首先能得到推免资格就说明平时的学习一定不差，至少在中等偏上。何况文学这学科不像理工科有量化的考核指标，论师资力量及学科实力，武汉大学文学院也是国内一流的。除了武大本校以外，保送人数较多的高校还有北师大7人，华东师大川大中大三校均有6人，这些高校的中文学科评估成绩均为A-及以上，可见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推免生质量还是很好的。推免生毕业院校人数排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是多年以来保送至北大的第一大高校（除了北大），而每年保送至武大的北大学子也很多，可见如今推免已经逐渐成了名校互推的趋势。除了原985高校之外，部分优秀的211高校可能还有机会角逐名校热门专业，普通院校保送名校热门专业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在我决定考研那一刻起，我的众学长学姐们都告诉我，你要是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你就去考北大，那，是最公平的地方。作为众学子心中的高等学府，北大自然是无数人都向往追求并为之拼搏奋斗的地方。可是，考上了就可以无忧无虑在那学习了吗?现实似乎不是这样。近日，一篇名为《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20万》的文章火了。事情还要从7月27日下午说起，北京大学2018级法学专硕新生潘某接到一条短信，称对于申请在北京大学万柳公寓住宿的2018级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校无法满足全部住宿要求，按录取比例的55%配置床位。而接到通知的不止他一人，7月11日到7月27日，社会系，中文系创意写作，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等院系的专业型硕士新生先后收到短信通知，住宿将由抽签决定，各学院抽签方案也不尽相同，未抽到的学生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此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招生简章中写着“全日制法硕可申请入住北京大学万柳学生公寓，每年1500元。尽管《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写着，“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人事档案不转入我校的学术型研究生，学校不安排住宿。”先来看一下北京的房价，潘某通过网上查得离学院 5 公里的六道口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上下铺床位，每月最低也要 900 元，是住在万柳的 7 倍。新生群里，有人接到中介闻讯打来的电话，学校周边一居室报价每月 3000 元起，一年 3.6 万，是住在万柳的 24 倍。寒门学子，如何住得起？学硕与专硕的区别通俗讲，学硕就是学术研究型硕士，一般为三年制，专硕就是专业型硕士，经教育部部署，从2009年开始面向应届生招生，是应用技术型硕士，一般为两年制，也有一些院校为三年制。学硕可以直博，而专硕不可以，专硕读博仍然需要考试。学硕学费相对便宜，奖学金多，专硕学费贵，有的甚至没有奖学金。学硕可以调到专硕，而专硕不可以调学硕。社会上，学硕的认可度仍然比专硕要高得多，尽管二者都是全日制硕士。学生：学费生活费都是借的，难道又要借住宿费了？就像这段时间大火的700+学霸所说的感谢贫穷那样，寒门出一个“贵子”真的不容易，尽管专硕在考试难度上，专硕要低于学硕，但北京大学的专业型硕士也不见得那么好考。潘某听到此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想读了，但是后来转念一想，应该争取一下。贫穷，真的是一种最致命的病。某考研机构主要负责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多掏点钱上咯。下图为北京大学部分专业硕士学位学费。可以看出并不便宜，寒门实在难上。专硕也是学生，为何待遇如此凄凉？同学硕一样，专硕也是通过正规考试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而此现象在学硕中并没有出现，足见其待遇之差。虽然专硕考试相对于学硕来说简单点，但是随着近年来报考人数呈爆发式的增长，专硕也不好考。而学硕以及专硕中，推免生要占到很大一部分名额，统招人数逐减少，而推免，大部分来自211，985和双一流，甚至有部分学校不惜刷掉统考人数，通过调剂系统去拦截来自名校的优秀生源。招录环节闭口不提无宿舍问题，开学报到在即，家境贫寒的，是上还是不上？2018 级中文系专硕希某是那篇《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二十万》作者之一，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希莹表示最令她失望的是校方临时性的决策方式，“在招录环节闭口不提没有宿舍的问题，却在众多专硕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等待 9 月报道的开学前夕临时变卦。”让学生如何承受？校方：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此事一出，在广泛传播之下，校方也做出了回应。7 月 28 日当晚 7 点半，北大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在未名 BBS 回复了法学院的联名信，称“将通过调整圆明园校区住宿安排，为无法在万柳入住的同学解决住宿问题”，但并未明确说明具体方案。7 月 30 日（周一）上午 10 点，法学院院长潘剑锋向 292 名法硕新生回复了邮件：“信中所反映的情况知悉，相关要求我们会向学校反映……为学生争取合法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的认识。但学校有自己的困难……这样的结果，据我们所知，学校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这整件事背后，似乎是学硕与专硕之间巨大的待遇鸿沟，专业型硕士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多数高校都是居高不下，考取难度也在逐年增加。在《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两者的差异也凸显在住宿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校可安排住宿；专业学位研究生则不安排住宿。目前此事仍在积极解决中，每一个消息，都牵动着万千学子的心。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新京报快评栏目指出，将质疑引向专硕与学硕、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地位之分，沿袭的还是“学校办社会”的思维。寄宿制管理方式已明显不适应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不应由大学承担的责任，该剥离的迟早要剥离。注：部分信息和资料来源于网络，若有不实，欢迎各位指正，观点若有不对，也欢迎各位进行纠正，侵删，学生潘某和希某为化名。

近日，常州大学白云校区南区15号宿舍楼上，宿管阿姨为了庆祝一学霸宿舍集体考取名校挂出了一条横幅：热烈庆祝储运142班302室全体考研成功。最近考研成绩公布，该宿舍的八个男生全部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一个被西南石油大学录取、三个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剩下四个留在本校读研。这让他们一时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寝室也被人称作“学霸宿舍”。说起准备考研的这一年，他们表示他们八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寒暑假都一起留在学校复习，平时一起监督、互相分享信息，平均每天都要学习10小时以上。然而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是敬佩、羡慕的声音。在该微博的评论中出现了一大批自诩“名校毕业生”的人对学霸宿舍的几位非名校毕业生进行了嘲讽。“本科双非野鸡学校，考上985的研究生也没用。”“可惜求职给不给笔试机会还是看你本科学校。”也有许多网友反驳：“凭什么普通本科考研就要被嘲，每个人都有努力的权利。”“有的人原地踏步，还不忘踩上后来的人一脚。”“自己的路自己走，谁也没有资格去贬低别人的选择。”那么现实难道真的像某些“名校”网友说的那样，本科不是211、985毕业，就不配考名校研究生么？无法消除的高校鄙视链：73%的研究生都在“被鄙视”之列常州大学学霸宿舍被嘲讽，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是个例。因为本科学历低导致考研碰壁、工作碰壁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显示的还是隐藏在“高校鄙视链”背后的“出身论”思想。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73%的研究生考生来自非985、211高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研究生队伍里，大部分人都处在“被鄙视”的行列，无论他们是否优秀、出众，仅因为本科出身，这73%的大学生就天然拥有了“被鄙视”的“义务”。高校鄙视链本来一开始是指学校之间的互相鄙视：清北的鄙视其他985,985鄙视211,211鄙视非名校……后来这一思想又被广泛的应用在就业、考研等领域，现在演变成即使同为一个学校研究生，你本科比我低，我依然要鄙视你的畸形心态。如前些年大热的网文，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写照；还有一篇《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讲的是读完大学后还是生活窘迫，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前段时间在网上疯传的一篇《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文章，作者名叫丁鹏，是一个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生，中国作协会员，现在《诗刊》杂志社工作。可作者在工作后总是因为自己的本科是毕业于三本院校遭到各种鄙视，这让他感到头疼不已。文章最后丁鹏说道，龚自珍在百年前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什么今天反而会有所谓的高校鄙视链？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但我的本科也是我的青春，也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的母校，我同样热爱它。我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数典忘祖。英雄不问出处:打破“鄙视链”需靠努力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当英雄也要问出处的时候，想要摆脱这条隐藏在人心里的鄙视链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非名校生也不需要向谁道歉，更不需要觉得是否“低人一等”。要知道，非名校生考研，甚至非大学生考研，这种困境逆袭、绝地反击的事情应该让人觉得非常骄傲，鼓掌叫好。而不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向。前段时间一个外卖小哥在路边复习的视频火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复习考研，有路人质疑他：“你还考研呢？”，小哥听到后只是回复一句：“准备还可以，试试呗，干啥都要有个好心态，大不了明年再来呗！”。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哥最后有没有考上，可他的这种精神就值得人们点赞。如果说这种通过自己努力考研成功的人都应该被“鄙视”，那么“努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坚持12年考研的保安刘小平，虽然还是15分之差没有考上浙大，但是他不会放弃；04年后连续八年报考北大的律师王鹏，虽然已经31岁，但是他不会放弃；03年参加高考考取大专，如今已经75岁高龄却四度考研的老人邹爷爷，他也不会放弃。这些一直努力永不放弃的人们，难道就因为出身非名校就应该被人“鄙视”？还是说考研的意义就在于从一所名校到另一所名校的“迁徙”？如果考研的意义是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一个更好的地方通过学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么那些考取了名校的非名校生们，又为什么应该受到“鄙视”和“嘲讽”呢？对那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非名校生们，请给他们掌声。中国式嘲讽背后的中国式焦虑从被嘲讽的“学霸宿舍”到外卖小哥考研被质疑，一系列的“中国式嘲讽”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焦虑。前段时间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一位名叫雷海为的外卖小哥大白了北大硕士彭敏，成为了总冠军。这是他第三年报名中国诗词大会了，终于在第三季的时候受到了回复并成功取得了总冠军。这一平凡小哥击败北大硕士的逆袭神话本应该收到大家的赞叹鼓舞，可在微博上却有很多网友评论：“有什么用，回去还不是送外卖”这样的言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了一件优秀的、不平凡的事情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泼一盆冷水。而这一盆冷水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是害怕对方超越自己。这种中国式的嘲讽背后隐藏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焦虑。现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太快，阶层流动和人才更新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正是因为如此，才让那些暂时居于“高层次”的人才们感到了恐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背后，其实是看到别人的进步速度超越了自己的“恐慌感”。在不断循环的高校鄙视链背后，实际上是那73%追逐者和剩下27%“领跑者”之间距离的不断缩小。而那些正在“被鄙视”“被嘲讽”的人们，要知道，出身杭州师范的马云是不会嘲讽你是非名校毕业生的，因为你和他之间的差距太大。而那些正在嘲讽你们的“名校毕业生”们，你们受到的嘲讽越多，就证明你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少。别停止努力，然后超越他们。告诉那些写“你一个外卖小哥凭什么干掉北大硕士”和“非名校毕业生凭什么上北大”的人们：我是非名校毕业生，我就是要上北大！（图片来源网络）

2020年，即将是陈子丰在北大燕园学习的第九个年头，也将是最后一年。在求学路上，她一直希望将阅历的扩充和学识的增长结合，期待能够成为有机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从本科到直博，一路走来，她从质朴的坚信到经过打磨的反思，看到过文字未能覆盖的真实与痛苦，经历过对自我与外物的几番怀疑，但在此刻，仍然对更好的未来怀有期待，并志愿承担学者对于未来的责任。尝试——冰与火之歌大学四年，陈子丰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做过校学生会国交部代部长，主持过模联，带过两次“一二·九”合唱比赛，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音乐剧表演和散打社训练，大三时又到香港交换，大四通过了直博考试之后，找实习，做NGO，进博物馆上班……就四年时间而言，这份履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说：“我没有经验，都是很惨的教训”。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学弟学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历像徽章一样挂满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时间、体力、精力下她曾经如何取舍，现在又如何看待这些取舍。尽管和很多人一样，填报高考志愿时陈子丰以为中文系等于文学系，但本科前两年，她没有匆匆给自己确定方向，而是抱着 “语言、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学一学”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错失了了解它们的机会，不愿草率地选择一条路，斩断另一条路。“尽管，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会很累。”她开玩笑称：“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以‘刷夜小天后’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宿舍楼里没有自习室，为了避免打扰室友，她待过学校附近一切通宵营业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围劲歌热舞，而她在疯狂码字。在这些奇异的学习环境中，她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生活的温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在中文系，我们学会了尊重文字、爱文字：尊重坐秋窗对风雨提着毛笔、或是在屏幕嗡嗡作响的荧光前敲着键盘写下它们那凝重的时刻；爱它们的昨日今朝，爱这些严肃古板、活泼脱线背后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彻心扉，爱它们透过纸背直达肺腑的活生生的温度。”周围的一切存在：酒吧里搭讪的男青年、餐厅里守夜的保洁员、肯教里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声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诞生的。“后来，附近的酒吧餐厅一个个都黄了”，她回想着，“我就骑车跑到更远的五道口，在这期间被抢劫过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车锁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机被偷了，还有种种悲惨的经历……“当然也没有多了不起，但应对过它们后，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都不会是害怕了。”与本科毕业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专注对口实习不同，陈子丰在大四上学期通过保研考试，已经确定了下一阶段的道路。这时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多种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习。她当过博物馆的资料员、夜校的老师、支教组织的数据小工……“虽然现在觉得挺可笑的，但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这一辈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经历真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会更加确信我做出一个选择不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其他的选择。而是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我更有意义。”回顾种种，陈子丰有辛酸，有收获，亦有遗憾。第一层遗憾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没有爱好。”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工作，不断尝试，不断告诉自己应该探索新的领域。然而“高考狗思维的余毒让我沉浸在背诵和刷题中，这不仅不是做学术，还很浪费时间。”于是，一旦她担心“没有用的”课余活动会影响到学习，就选择了放弃。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非功利地深度参与某一个社团，在里面得到参与感和浸润感，与一群人因为“爱好”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燃”。而第二层遗憾则是长年熬夜使她的身体机能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在有计划的训练之下她的体质和体能都在恢复，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长，聪明的战士不应该在第一次冲锋就把子弹打光。”在陈子丰看来，探索是人生的常态，学者不应该只会学习。实践——中文人的广度和温度在学术研究中，陈子丰始终将眼光聚焦于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和美学，她将研究视为一种实践，也希望研究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出于这个原因，她在本科阶段修读了社会学双学位。在她看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文学科训练是很好的补充。其实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时被文学和社会学科关注，但侧重点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理论的现实联系、对权力结构的揭示、对社会现实和社会想象的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科学的一些调查抽样、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学主义的弊端已经广为人知，但它们时常仍然是称手的工具。面对一个现象，如果只靠肉眼观察，很多深层次的关联和规律都不能发现或者确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陈子丰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同样流露出她对于总体意识形态的关注。她表示自己在实践上是个女性主义者，但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话语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别秩序，也能分析阶级、种族等。她更愿意相信这种理论，因为它能够找到看似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内在关联，并且抵达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基于此，她更倾向于在今天把关于女性的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框架，而不仅是身体、性、感情、家庭关系当中思考，尤其是希望关注女性的社会教育、就业保障、经济收入等。“就像老舍说的，‘人活着就是要吃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剥夺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没底气谈了。”关于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多更广阔的领域可以关注。反思——清醒，痛苦与坚守谈到大学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反思”。 在陈子丰看来，大一大二是一个累积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渐形成，她认为可以不用太在意学到的观点的对错，尽可能的广泛涉猎不同观点。这个阶段之后，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大三分专业后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阶段，如果想要更加独立地走学术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备的。学术之路初看是一条大河，无论是选择哪个方向，深入之后都会发现“流派的区分就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我们迟早要选择跟随、背离或者融合，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庄重的独立思考，依靠对各种观点差异的反思判断我们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她反复对高中时惯有的思维方式反思：原来不是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成体系越好，封闭的体系对于学术来说经常是陷阱。大学课堂和高中课堂非常不同：在大学课堂上，老师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有探讨空间的知识；老师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其它多种观点都展现出来，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好恶，以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思考——为什么A和B说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矛盾的。要决定采纳哪个观点，就需要不断的反刍和反思之前学的东西——相信A与相信B相比有什么区别？A和B是不是还有什么潜台词？以之前我的知识和经验更接受哪一种？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识重新审视后，对于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当然，我也可以觉得它们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释。她谈到自己在反思性学习时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鲁迅，首先要对他的观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时候杂文中的只言片语看上去激进，甚至怪异。这时你可以找找看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这个语境中你对他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变化。有时候他是在对话、辩论，但论敌的声音已经湮没了，找到他当时对话的对象、语境，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学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认为福柯说的东西是离生活很远的，很空泛玄虚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会反思，当你评判某个人某种描述离生活很远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只是离你的生活很远，毕竟每个人的经历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阻止你看到这一点？”此外，不盲信权威是她的切身体会，求学的最初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闪光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进行思考，会发现他们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和争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都没有默认的正义性。”这样的反思，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层面，陈子丰将这种批判与省视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内心。剖析别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审视自己需要勇气。八年多大学时光，焦虑的体验于她并不陌生。曾经，由于成长过程中父母严格要求，让她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焦虑、沮丧、困惑成为她刻意忽视的主观体验。然而坚持完成一项项不易为，有时也不愿为的工作的同时，她的内心仍然难以克制对事情的意义和休止时刻的反复质问。直到经历过几次内在的崩溃后，在不断地反思中，学会了在“通常”、“必须”、“很难”、“值得”、“不值得”的废墟堆里挖出那个致命问题“那我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当然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正视问题， 个人平凡生活“意义”也许很快会找到落脚点。她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中文系对自己的影响。某次发言中她提到，“‘思远忘近，背故向新’是头脑的本能，很多学过的知识都难以再回升，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是在中文系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们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年纪，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们成为了都印着‘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她认为中文系赋予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于这个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无论是用于迅速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意，还是发现问题。在有关现实世界的思考上，陈子丰坦言自己仍然没有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走出来。越是相信学术研究有“无用之大用”，越不甘于这种“用”的踪迹渺然。她也意识到，超越“愤世嫉俗”的阶段，抵达所谓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关键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显露出来。尽管，她依旧迷惑：“泛泛地说，很多人想着真善美，世界当然会更美好，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体现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里。”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然带来的茫然与痛苦。15年本科毕业时，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学会了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怀疑。怀疑天经地义、怀疑黑白分明、怀疑约定俗成，怀疑被书写下来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点，导师陈晓明老师课上‘解构一切也解构我’的德里达，和保罗·策兰的‘灰烬，灰烬，灰烬’。”但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答案仍将变化，减少、扩充。但她说：“没关系，我觉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来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经地义的‘人们都说有’宝贵得多。”谈及在北大多年的学习生活中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这是近似于“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也许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确信自己从内到外都不一样了。“我感觉20来岁可能是每个人变化最大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能力，都是一个可以重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你待在哪里可能还是挺重要的，从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这么大，你可以尽量自己选择去接触它的哪一部分，然后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对于北大，对于在其中的这一段经历的感情都很复杂，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没有在这，她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中，陈子丰的认识和目标一直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她入学之初就拥有的一颗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真心。来源：北大中文人 采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刘雨佳撰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杨闰涵 审核：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王睿临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刘悦月

王岳川其人王岳川，1955年出生，四川人。以研究后现代主义而在学术界闻名，著名学者、书法家、美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书法艺术美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思·言·道》、《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等。留影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他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以研究“后现代主义”闻名的著名学者王岳川，明知道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也知道自己发出的是单薄的声音，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着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中国文化输出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着。这样一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回忆以前的读书生活时说，有两本书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本是《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也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生死有了很深切的看法；还有一本是《青春之歌》，让他对北大产生了向往。两本书决定一生王岳川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初一的时候。那会儿正赶上“文革”，这本书被列为禁书。是县城中学的校长悄悄给他的，可能因为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的缘故，才得到如此待遇。也许这件事对这位校长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王岳川来说，却成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这部《红楼梦》对他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的诗词曲赋他跳过去不读。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因为当时这本书只能借三天，所以王岳川只能一目十行地读。读到晴雯死了，读到尤三姐自尽了，他感动莫名。这是他第一次读名著，从早晨读到天黑。晚上九点半就停电了，整个县城一片漆黑，只剩下王岳川被窝里有一点光亮，他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读《红楼梦》。一部《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还有对死亡更深切的看法。在王岳川的理解当中，哲学就是学会死亡。人面对死亡会很害怕，但是哲学慢慢让他明白了人总是有生有死，不管这个死是慷慨赴死也罢，唯唯诺诺害怕死亡也罢，但死的意义却不一样。“一部《红楼梦》，整体地影响了我的生死观、价值观、爱恋观，而其中博大精深的词语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更是不可忽略。”王岳川说。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本《青春之歌》会对王岳川影响如此之大，王岳川说自有它的道理。当初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一棵“大毒草”，但在他看来，这本书却是使很多人走向北大的一个桥梁。最初，他读不懂里面的微言大义、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却对他影响很大，那就是书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他们穿着长衫、围巾往后一背、脚上穿着圆口布鞋的那种朴素，让他对北大有了一种神往。一本书能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的小孩敢和北京大学这种宏伟的理想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惊讶。更何况那会儿王岳川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大学有多大，教室有多大。多年之后，王岳川终于实现了他读《青春之歌》时的梦想。阻力熬不过毅力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说起这段经历，王岳川直说当时真是不可思议。之前，王岳川下过乡，当过工人，又被很多单位借调去做一些文秘工作。他深知生活很艰难，觉得没什么前途，很灰心。但有一点他一直坚持着，好好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跑10公里，晚上游 1000米，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种枯燥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生了改变。那天，王岳川从山上跑下来，正好县城的广播站在放《新闻联播》，说教育部从今年开始恢复高考，这对王岳川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就好像在漫漫黄沙的戈壁滩上看到了绿洲、看到了水一样。王岳川飞快地跑回家，对父母说了这件事，但父母并不是很关心，说高考是什么？他说我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父母听了却不以为然，对他说能上大学的肯定都是些干部子弟，有你什么事。他和单位领导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很多很多的阻挠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岳川说，人一定得有毅力。如果当初王岳川听从了某些人的劝告，屈从了某些人的压力，就不会有今天了。这些阻挠并没能阻止王岳川参加高考的热情和决心。他像疯了一样，到处找领导说一定要考试。结果单位领导为了不让他考试给他加重了工作。王岳川就把那些复习的书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在工作之余把抽屉拉开一条缝，读考试资料。终于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领导发现了，就开会批他。在单位看不成书了，王岳川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每天回家熬通宵。他是抱定了要考的决心。那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王岳川家里没有暖气，母亲心疼他，就把两床被子缝成睡袋状，让他钻到里面读书。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一切困难、阻力最终还是没熬过王岳川的毅力。考试之前，王岳川找到领导苦苦哀求，最终领导同意了，给他放了七天假。考完了，王岳川人也垮掉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脑中一片空白。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成绩出奇地高，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因为他当初根本不敢报考北大，他觉得北大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结果他被四川大学录取了。进了川大以后，他听老人说“不知古代，就不知今天”，“不懂得传统，就不懂得现代转型”。于是，他第一次走近了善本书。熟记杜甫的名篇用一句话概括，王岳川在四川大学读本科的时代，实际上是研究唐代文学的时代，是研究杜甫的时代。王岳川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做杜甫。那几年，他天天泡在善本书里看历代关于杜甫的诗评、词评，还看一些相关著作。最后他的论文写了九万字，而当时本科论文只要求写一万字。那会儿做学问很艰难，但王岳川想的却是：艰难，会记得深。当年他曾发誓要把杜甫的两千多首诗滚瓜烂熟地背下来，尽管到现在他还没做到，但至少他已经做到了把杜甫的名篇熟记于心。对于王岳川来说，研究杜甫使他从研究《红楼梦》的境界又提升了一些。从研究杜甫开始，王岳川感觉有一种新的眼光升起来。那段时间他总在想：一个学者或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应像杜甫那样，大气一点。因为杜甫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成都留下了杜甫草堂。从四川大学到杜甫草堂有很远的路，王岳川反复倒车然后又走了很远才到杜甫草堂。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就是在竹林、鸟鸣、花香当中去回味杜甫的生活场景。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对他后来的文学道路的影响举足轻重。之后，他写出来的东西不再是一地鸡毛的东西，不再有假惺惺，不再有做作。为此，王岳川倡议今天的诗人多读点《杜甫全集》、《杜甫诗歌》。北大的迷茫生活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王岳川进了教育部工作，但是感觉很郁闷，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于是下定决心考北大。1984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进修了一年，1985年，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苦恼也随之而来。当他走进北大图书馆时，他吓了一跳。尽管现在王岳川藏书已近一万册，但是比起当时北大的四百万册藏书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后来王岳川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进入北大图书馆，我看到的不是书，而是思想者的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王岳川能感受到那些不死的灵魂在向他诉说过去的历史。那时，他最痛苦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天下学问都在这儿了，我进宝山是空手而回，还是什么都抓一把最后却什么都抓不着呢？王岳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和迷茫。第二件事是别人的学问是巍巍高山，我只是一扌不黄土，我该怎么做呢？没进这座宝山，很向往；进来了，却很迷茫。“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想来想去，最后王岳川选择了一本书——《文艺现象学》——一本英文书来翻译。翻译这本书成为王岳川从中学转向西学的一个转折点。这本书虽然并不厚，只有20万字，但却花了王岳川一年多的时间。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西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空白，不补不行。所以后来王岳川提出了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一本《文艺现象学》，让王岳川理清了哲学、语言、人的意义，也让他走出了苦闷的时代。很早以前，在大学里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搞古典文学的和搞现代文学的不对话，因为无话可说。“这怎么行啊，必须得让传统和现代对话。”于是，王岳川成了这个思想的领军人物。不断非我的过程1997至1998年，王岳川又开始苦恼。这次苦恼的是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链条，写了这么多，还写些什么？境界是自己一级一级提升的，于是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总想弄点新东西出来。在北大做学问，其实就是一个非我的过程。做了十年西学，王岳川开始思考：难道我今后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吗？难道我就是一个西方文论研究者吗？他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是仅仅研究西学的。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做一个搬运工，“拿来主义”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于是，王岳川又开始回归，回归到了当年做唐代诗歌的过程。1997年，他决定转型研究中国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肩负起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王岳川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经20年了，如果只是拿着这份工资等退休的话，那么我当初读《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还没有走完。”所以王岳川最后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最后想读的一本书，就是《东方精神》。王岳川书语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王岳川说“后现代”王岳川经常在各个大学的讲座中，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为题赢得了众多学子的追捧。而学子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那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点让他在文化界也赢得了声望。且看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引言》中的阐述：“信息社会的权力话语所导致的权力转换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永恒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新的文化精神借信息传播媒介开启了一个重生成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视野；现代主义对永恒、深度模式的追求所形成的焦虑文化，幻化成后现代消解式的语言嬉戏； 那曾一度为工具理性所排斥的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逸出了历史的盲点，而升上时代的地平线。“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它不仅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而且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已经引起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而当代世界一流思想家无一不卷入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严重关注之中。“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处境的严峻性，需要我们去直面西方文化遭受到的历史困境和现实裂变，并在学术参照、审视和批判的层面重新厘定清新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躬身自问，走向现代化之途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策略。”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所有考生，该专业考研的基本情况是：本专业考试科目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外文学基础，政治，外语本专业考研报考录取情况为：每年录取2-3人本专业考研情况介绍：专业排名顶尖，报考人数众多，录取人数较少，竞争压力大；考研需复习的内容较多，对考生的知识要求较深厚、学术能力要求较高本专业考研考试特点：考试范围相对较小，但考试深度相对较深、专业性与学术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对考生的综合学术水平考察较为深入关注微信公众号：pku考研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