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硕士

“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见证历史，高考延期”。史上“最难”高考生，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开学季。又是一年迎新季，看到校园里满是青春洋溢的笑脸，是否又会勾起你对初入大学时的怀念？你还记当年你进入大学时的第一堂课吗？当时还是萌新的你，或许会早早来到课室，挑选最前排的位置；或许会因为不熟悉校园，差点错过大学的第一次点名；或许会趁着课间的空隙，和邻座的同学聊聊家乡风物……转眼，当年的“小鲜肉”可能已经成为别人口中的学姐学长，忙于学业、忙于实习；可能早已阔别大学校园，“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奔波于“996”的生活。但偶尔慢下脚步，你是否会想起刚入校园的自己，青涩懵懂，却又对未来充满好奇与期待。还记得刚入学的你，在想什么吗？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未来能做什么？大学我该怎么过？......小朋友，你是否有太多的问号当时的你是否曾期待，在开学的第一课上，就有一位“过来人”为你答疑解惑？或许在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上，你能找到属于你的答案。01“上大学就轻松了”？——大学四年，我该怎么过“上大学就轻松了”，这可能是每个经历过高三的人都会听到的一句话。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我们可以从谢冕先生的大学生活找到答案。谢冕，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及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三点一线”的大学时代“宿舍—饭厅—教室或图书馆”，是谢冕雷打不动的生活路线。要说真的有变化，那只能是图书馆的座位又“抢”没了。当时条件不比现在，图书馆座位太少，学生们一下课就得冲过去“抢”位子。拿不到座位的人只好回到宿舍读书、学习、写字。对于当时的谢冕来说，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座位，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即使到了晚上，谢冕依旧不闲着。他的床头永远放着一叠书，翻看，做笔记是他每天的固定动作。勤奋总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古汉语语法的时候，谢冕咬着牙，读完了先生列出的极长的书单。谢冕现在回想起来，这份书单正是他的老师依据自己的治学、研究与自己的一生积累而列。借助这份长长的书单，谢冕跨入文学领域的大门，为他将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要拒绝那个长长的书单”，谢冕在中文系的第一课面对刚入学的学生们这样嘱咐。“比起他，我不太用功”纵使勤奋如谢冕，在他的身边，依旧有能让他顶礼膜拜的“学霸”。他大学寝室的室友有着一张满满当当的课程表。除了必修的课程，其他空白时间都被自习和各种阅读书籍的名目所占领。这位同学后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如今在复旦大学任资深教授。同时，他还是宋代文学史的专家，并在苏轼研究上，占的国内第一把交椅。学习得下苦功，而这第一把交椅，就是他苦炼出来的。谢冕在解答同学们关于“学业与娱乐的平衡”这一问题时回答：“体育锻炼、娱乐，要吗？要的。但学习时间是不能玩的，应该这么要求自己，苦一点，再苦也就是四年，而且也不饿肚子。”02“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治学品格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观点、论文、学术资料随处可得。想糊弄一篇课程论文？容易！找到一个像样的选题，知网上输入关键词搜索，东选一篇，西摘一篇，最后再查重、降重，把字句被字句颠倒一下，又一篇学术垃圾诞生了。“我们不生产知识，我们只是知网的搬运工”知网的搬运工？这可不是学术研究该有的打开方式。中文系第一课，陆俭明先生带你用正确的姿势，叩开学术的大门。陆俭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留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等。著有《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等，参与编写《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请问几位？”——生活细节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陆俭明是个爱刨根问到底的人。生活中的小疑惑他总能想弄个清楚明白，而这种品质，使得他总能从生活中找到学术灵感。他所提出的会话原则就是从一个疑问来的。现代汉语里面有一个量词“位”。在词典中，“位”有两个用法，一是只能用于“人”，我们从不会听到“我们养了三位羊”；二是“位”含有敬意，不用于自己一方。例如，在介绍别人时，你可以说“他们二位是大夫”，但在自我介绍时，“我是一位研究生”，总觉得不自然，改成“我是一个研究生”则会更加自然且显得谦逊。然而，在一次与友人的饭局上，陆俭明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当时他与教中国话的三位日本客人到北大附中附近的“新开元”吃饭。门口迎宾的服务员问：“请问几位？”，他脱口就答：“我们五位。”日本友人不解，便在席间请教，为什么用以表示敬意的“位”字，能用在第一人称“我们”上。陆俭明当时被问住了，只能用“这是语言习惯”来回复。但这件事情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为了找到答案，他假扮客人，坐在“新开元”餐馆的厅堂，只为看顾客在回复服务员问题时，用的是“位”还是别的量词。那天，他在餐馆门口调查了163拨客人，最后使用“位”字的顾客占到94%。回到学校，他向身边的学生询问这一情况。经提示，他发现，不但量词“位”字是如此，在日常对话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是“一条狗”还是“一只狗”；“朝东去”还是“往东去”；“我马上就去”还是“我马上就来”，这些表述都会因为提问者的发问方式变化而发生调整。受到这些日常现象的启发，陆俭明开始着手研究这一现象。通过翻阅国内外有关会话研究的文献，实地调查，他针对这种会话现象提出了一个——“应答协同一致性原则”。从生活中看到一个问题，这或许不是太难；但真正将这一个问题变为学术灵感，这既需要扎实的学科知识，还需要不断发问、深入探究的精神。“坚持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循环往复、螺旋地上升”，陆俭明在中文系的第一课上对同学们说：“这21个字，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研究和汉语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03“读无用之书”？——大学时读过的书，将受益终生中学时代，手上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几本教科书与辅导练习册。想看的小说、散文、诗歌总得让位于《五三》、《王后雄》。到了大学，终于有时间在图书馆里选上一本自己心意的书，然后在馆里泡上一整天。张鸣先生无比羡慕当今的大学生。张鸣，1954年生，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本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执教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宋元明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诗研究”、“唐宋词选讲”、“苏轼研究”等课程。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四届“最受学生爱戴教师”。高中时候，张鸣正遇上十年浩劫，大批文学作品被查禁，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找不到书来看。他戏称77级的同学们都患上了“阅读饥渴症”，只要一张纸上写有字，他们都会像捡起来读一遍。当年出版刊物受限制，《无线电》杂志因为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还能够继续出版。但这杂志里面，可半点风花雪月的文字都没有，里面全是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图，无线电的相关科普。但因为当年缺少读物，无数可读，只能将这本说明文杂志翻来覆去的看，读到后面的结果是，他学会了组装六个晶体管的收音机。上了北大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星期天，图书馆的文学阅览室只对中文系的同学开放。每到这一天，张鸣便会和同学到那里霸着一个位子，从早到晚在里边读书，如饥似渴。1978年5月，对于张鸣而言，是难忘的记忆。那一个月，大批被查禁的文学作品恢复出版。例如外国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契诃夫的小说、莫泊桑的小说……再如中国古典《宋词选》、《唐诗选》……这些书在新华书店上市的那一天，北大的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都去排队买书。由于不同的店买的数量和品种不一同，大家都会分工排队。海淀街的新华书店，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全城的书店门口，都能找到在排队的北大学生。书买回来，就互相交换着看。那段时间，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忙这件事，都抱着书，迫不及待地看。但看书，可不只是看个热闹。一本笔记本、一支笔，是张鸣阅读时的好伴侣。在他的大学时代，他的老师金开诚这样给他传授经验：年轻的时候，尤其上大学的时候，有了想法，就记下来。哪怕你是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你也应该马上从床上爬下来，把你灵光一闪的想法记下来。如果不记下来，那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记不得了。可如果记下来，等你到了四五十岁，打开笔记本一看，你会为你年轻时的敏锐而感到惊讶。金先生后来作的文章很多都是从年轻时的读书笔记中得来的。在中文系的第一堂课上，面对十八九岁年轻的面孔，张鸣感叹，年轻的时候，总是头脑最为灵活，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将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就能建立和保持对文学作品的敏感度。纵使这种心得更多是破碎、片段的感想，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丰厚的积累。宋人说：“懒思天下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多读无用书，让自己享受来自阅读的快乐，享受来自思考的乐趣。04“焦虑迷茫”？——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更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今年家里亲戚的小孩要填高考志愿，亲戚来询问关于专业填报的事情。但他来的时候，问的不是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问的却是这个专业的保研率是多少，出国深造比例是多少，将来就业年薪能拿多少万。当听到这一问题，一方面确实可以理解，现在竞争大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为将来做好谋划总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对未来量化的估值和评判，像是把这大学四年，当成了一场冰冷的投资与交易，本科四年像是缺失了一点人文关怀。中文系的先生们也认识到了这样的情况。钱理群先生在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告诫学生们，要把握好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钱理群，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话说周氏兄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走进当代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我的精神自传》、《语文教育门外谈》等。大学教育，应该是将自己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如蔡元培先生当年在主持北大工作时所说“养成健全的人格”。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注重对自己必备素质、学养的培育，这才能真正回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需求。应试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逻辑是该打破了，不要再在这青春的时代，将自己委屈成一个应试机器和就业机器。陈跃红先生结合自己担任研究生面试官的经历，对同学们这样说：“本科时是通识教育的阶段，‘杂’或许是正是现代学术所需要的。”陈跃红，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谈起同学们的学习规划，如果有一个学生确定自己的方向为当代文学，将来要读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成为当代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本科如果就专门钻研这个方向，不考虑其他。这样的规划是有问题的。这更像是一场职业设计而不是学习规划。想成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你该考虑的是有哪些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一切与它相关的学科。例如提供理论基础的文艺学、必不可少的语言学、提供国际视野的比较文学……本科是通识教育的阶段，弄清楚自己要准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去适应未来的职业选择，分清主次、循序渐进，这才是学业规划该有的样子。今日活动你还记得你的大学第一课吗？在留言区和大家聊聊吧！小北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赠出这本有料又有趣的书《北大中文系第一课》。【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读书会】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在新高考逐渐推广的几年内，所谓文理科的论调逐渐少了，而在文科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中文系，而中文系中最热门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有人说工学的专业比文学更具单一的专业性，而且更好就业，其实不然，像汉语言文学专业，如果你拥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较高的文凭或是较好大学毕业证书，它在未来的自媒体逐渐成熟、知识经济的社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社会定位。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些该专业上非常顶尖的大学，并且联系地域等因素进行分析，看看哪一所大学适合你。一．北京师范大学 位列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北师大在2018年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北师大文学院是全国首批建立的两个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也是全国首批建立的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是首批获得中文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北师大文学院拥有8个博士点（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民俗学），现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民俗学、文艺学）。排名第一的院校的专业实力果真不凡，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个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其中的一位点评嘉宾——康震，就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这所大学由于历史的沿革，“五四”精神的烙印，其学习氛围、思想交流都极为浓重，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二．复旦大学 国家双一流（A类）、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高校复旦大学在2018年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25年成立，拥有悠久的历史，田汉、梁实秋、夏丏尊、郑振铎等学者曾在此任教，本系共有硕士点 9个（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学、 电影学、 民俗学、 汉语文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博士点 7个（ 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1995年正式建立。复旦大学位于上海，地处我国的经济地区的前沿，且该专业是顶尖大学的王牌专业，相对而言，将来的就业面会更广，机会更多，希望有职业规划的同学可以参阅一下。三．北京大学 是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北京大学在2018年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北大一直都是文学专业的元老级学校，无论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任教过的老师，茅盾、朱自清、徐志摩、季羡林……都是文学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闪光点。即使是现在，北大的专业地位也不曾被撼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我们都知道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而目前北大中文系共设有4个本科专业：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此外在中文系中还设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全系现一共有7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古典文献学；有11个硕士点24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北大中文系也是最早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北大是所有拥有文学梦青年的向往学校，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未来直接就业，北大都是一个响亮的敲门砖。其实，无论你学校的好坏，老师所传授的知识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努力学习，不论出身如何，专业技能的突出一定是未来的导向，而每一位有能力进入顶尖大学的同学，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未来的道路，都应该在大学短暂的时光中，在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上精益求精，创造美好的明天！以上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王牌”大学：既是985又是211，还是“双一流”

近日，常州大学白云校区南区15号宿舍楼上，宿管阿姨为了庆祝一学霸宿舍集体考取名校挂出了一条横幅：热烈庆祝储运142班302室全体考研成功。最近考研成绩公布，该宿舍的八个男生全部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一个被西南石油大学录取、三个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剩下四个留在本校读研。这让他们一时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寝室也被人称作“学霸宿舍”。说起准备考研的这一年，他们表示他们八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寒暑假都一起留在学校复习，平时一起监督、互相分享信息，平均每天都要学习10小时以上。然而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是敬佩、羡慕的声音。在该微博的评论中出现了一大批自诩“名校毕业生”的人对学霸宿舍的几位非名校毕业生进行了嘲讽。“本科双非野鸡学校，考上985的研究生也没用。”“可惜求职给不给笔试机会还是看你本科学校。”也有许多网友反驳：“凭什么普通本科考研就要被嘲，每个人都有努力的权利。”“有的人原地踏步，还不忘踩上后来的人一脚。”“自己的路自己走，谁也没有资格去贬低别人的选择。”那么现实难道真的像某些“名校”网友说的那样，本科不是211、985毕业，就不配考名校研究生么？无法消除的高校鄙视链：73%的研究生都在“被鄙视”之列常州大学学霸宿舍被嘲讽，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是个例。因为本科学历低导致考研碰壁、工作碰壁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显示的还是隐藏在“高校鄙视链”背后的“出身论”思想。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73%的研究生考生来自非985、211高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研究生队伍里，大部分人都处在“被鄙视”的行列，无论他们是否优秀、出众，仅因为本科出身，这73%的大学生就天然拥有了“被鄙视”的“义务”。高校鄙视链本来一开始是指学校之间的互相鄙视：清北的鄙视其他985,985鄙视211,211鄙视非名校……后来这一思想又被广泛的应用在就业、考研等领域，现在演变成即使同为一个学校研究生，你本科比我低，我依然要鄙视你的畸形心态。如前些年大热的网文，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写照；还有一篇《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讲的是读完大学后还是生活窘迫，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前段时间在网上疯传的一篇《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文章，作者名叫丁鹏，是一个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生，中国作协会员，现在《诗刊》杂志社工作。可作者在工作后总是因为自己的本科是毕业于三本院校遭到各种鄙视，这让他感到头疼不已。文章最后丁鹏说道，龚自珍在百年前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什么今天反而会有所谓的高校鄙视链？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但我的本科也是我的青春，也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的母校，我同样热爱它。我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数典忘祖。英雄不问出处:打破“鄙视链”需靠努力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当英雄也要问出处的时候，想要摆脱这条隐藏在人心里的鄙视链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非名校生也不需要向谁道歉，更不需要觉得是否“低人一等”。要知道，非名校生考研，甚至非大学生考研，这种困境逆袭、绝地反击的事情应该让人觉得非常骄傲，鼓掌叫好。而不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向。前段时间一个外卖小哥在路边复习的视频火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复习考研，有路人质疑他：“你还考研呢？”，小哥听到后只是回复一句：“准备还可以，试试呗，干啥都要有个好心态，大不了明年再来呗！”。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哥最后有没有考上，可他的这种精神就值得人们点赞。如果说这种通过自己努力考研成功的人都应该被“鄙视”，那么“努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坚持12年考研的保安刘小平，虽然还是15分之差没有考上浙大，但是他不会放弃；04年后连续八年报考北大的律师王鹏，虽然已经31岁，但是他不会放弃；03年参加高考考取大专，如今已经75岁高龄却四度考研的老人邹爷爷，他也不会放弃。这些一直努力永不放弃的人们，难道就因为出身非名校就应该被人“鄙视”？还是说考研的意义就在于从一所名校到另一所名校的“迁徙”？如果考研的意义是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一个更好的地方通过学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么那些考取了名校的非名校生们，又为什么应该受到“鄙视”和“嘲讽”呢？对那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非名校生们，请给他们掌声。中国式嘲讽背后的中国式焦虑从被嘲讽的“学霸宿舍”到外卖小哥考研被质疑，一系列的“中国式嘲讽”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焦虑。前段时间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一位名叫雷海为的外卖小哥大白了北大硕士彭敏，成为了总冠军。这是他第三年报名中国诗词大会了，终于在第三季的时候受到了回复并成功取得了总冠军。这一平凡小哥击败北大硕士的逆袭神话本应该收到大家的赞叹鼓舞，可在微博上却有很多网友评论：“有什么用，回去还不是送外卖”这样的言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了一件优秀的、不平凡的事情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泼一盆冷水。而这一盆冷水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是害怕对方超越自己。这种中国式的嘲讽背后隐藏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焦虑。现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太快，阶层流动和人才更新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正是因为如此，才让那些暂时居于“高层次”的人才们感到了恐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背后，其实是看到别人的进步速度超越了自己的“恐慌感”。在不断循环的高校鄙视链背后，实际上是那73%追逐者和剩下27%“领跑者”之间距离的不断缩小。而那些正在“被鄙视”“被嘲讽”的人们，要知道，出身杭州师范的马云是不会嘲讽你是非名校毕业生的，因为你和他之间的差距太大。而那些正在嘲讽你们的“名校毕业生”们，你们受到的嘲讽越多，就证明你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少。别停止努力，然后超越他们。告诉那些写“你一个外卖小哥凭什么干掉北大硕士”和“非名校毕业生凭什么上北大”的人们：我是非名校毕业生，我就是要上北大！（图片来源网络）

2020年11月15日晚，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会学术部成功举办了第二期“学海津渡”系列交流会之考博经验交流会。本次交流会分为文学、文献、语言三个会场，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6号楼B123、B114及B117同时进行。本次嘉宾共有十二位，分别为：文学方向的陈昭玉、丁程辉、刘以宁、卢多果、潘悦，文献学方向的陈启远、王琦、张鸿鸣，语言学方向的程珊珊、刘瑞、刘伟、赵小保。（排序按照首字母拼音顺序）在嘉宾分享环节，师兄师姐们分享了自己走上学术之路的历程及对学术的思考，并针对大家在问卷中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回应。在自由交流环节，师兄师姐们结合自身经历，为同学们在学业生涯规划上指点迷津，让前来交流的同学们收获颇丰。文学会场嘉宾们首先就为什么选择读博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感受。他们指出，要想清楚自己是否对读博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有钱、有闲、有爱”，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针对考博的准备阶段，嘉宾强调要加强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熟悉、对经典命题和前沿话题的理解，以及对学术史和研究现状的把握。从提交攻博计划到现场面试，考博的各环节都要注重问题意识、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此外，英语成绩也是很关键的硬成绩，必须尽早考过。嘉宾们还分享了在选择导师时，有近乎“追男神”“追女神”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也激励自己在考博路上不断努力，最后梦想成真。考博是一段艰辛而又充实的旅程，嘉宾分享了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文字与在场诸君共勉：“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并指出，在认清自己内心的想法之后，便不要轻言放弃，尽量将问题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理解。语言会场关于如何联系导师，赵小保师兄指出，联络导师要主动、要有策略、也要有质量。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亮给老师看，以留下好印象，要积极主动地和导师保持联系，同时也不能表现的过分急切。刘瑞师兄指出，自己也是出于兴趣而选择了读博，并分享了自己将写论文和准备考博并行的经验。他指出，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会阅读很多文献，这也是拓展学术视野的机会。同时还分享了自己的备考经验，即：看经典著作 + 追踪学术界热点问题，如关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等 + 追踪报考老师的论文。另外两位嘉宾都是工作之后，又选择回来继续未竟的学术之路，他们给同学们带来了新的故事。程珊珊师姐指出，出去工作之后，才认识到语言学的东西会让自己快乐。回来的一两个月觉得本科、硕士的同学都目标明确，这是很好的事情。针对考博，她指出，一定要关注官网上的时间节点，个人综述可以从上过什么课、交换收获、参加过的学术活动/会议来展开论述。研究计划则可以结合毕业论文来写作，这样会更加顺手。此外，还给同学们推荐了《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一书。关于为什么选择读博，刘伟师兄作出了这样的回答：1. 精神上的快乐。2. “我”能够对人类知识（精神文明）上有所贡献。对“我”触动很大的是王汎森在《假如再让我做一次研究生》里所引的一句拉丁文：“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因此授予你博士学位。”文献会场对比文学和语言方向，文献方向学习人数相对较少，因此简化了原定环节，采用了问答形式。嘉宾与同学们直接就感兴趣的问题互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三位师兄首先介绍了关于考博的准备流程以及考试的相关情况，指出笔试题型分为必做题和选做题，面试则是抽题现场作答。并强调面试准备的范围要尽量广一点，可以从本科开设的《古代典籍概要》等入手。针对推荐信和研究计划怎么写的问题，师兄们认为，可以先介绍自己目前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和想法，再指出研究现状和不足。研究计划也可以和硕士论文相结合。此外，师兄们还就读博的动机、工作的选择、怎样阅读和做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十二位中文系师兄师姐来到现场，分享了自己关于考博的故事，不仅解答了同学的困惑、为同学们扫清了不少选择道路上的盲区，也为大家在未来学术道路的规划上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相信，不管选择学术与否，大家都会有着光明的未来。如果选择了学术，那便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中文系研究生会学术部致力于服务同学们的学术需求，助力大家的学习道路。欢迎同学们继续关注学术部的后续活动。求学之路，与你同行。来源：北京大学 北大中文人 供稿：中文系研究生会 王铮 王芷晨 吕淑娴 覃嘉欣审核：中文系研究生会 李若白 王芷晨编辑：中文系研究生会 覃嘉欣图片：中文系研究生会 孟曦 王芷晨 王馨璐 覃嘉欣

在10月12日，武汉大学文学院公布的2020年招收推免研究生信息显示，今年总计招生计划为125人，其中光是推免生就占到了81人，也就是留给统考生的名额只有44个，其实相比于南开计算机留的位子已经够多了。不过这44个名额之中，学术学位硕士只有13人，其余31个均为专业学位硕士。武大文学院2020年的推免生招生情况依旧良好，81人之中79人来自原985院校，其余2人来自211高校（湖南师大和华中师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8名保送生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校园可能有的网友对于从北京大学保送到武汉大学有点不太理解，认为是一种倒退。单纯从学科上来说，北京大学文学要强于武汉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北京大学是A+，武汉大学是A-。武大文学院与法学院一直以来都是武汉大学的优势学院，在曾经很火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之中，武大选手基本都是这两个学院的，每年保送到武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北大学子都不少，在去年更是有17位北大学子被保送至武大法学院。第四轮学科评估大家都认为能在高考之中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但是在研究生推免之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此资格，首先能得到推免资格就说明平时的学习一定不差，至少在中等偏上。何况文学这学科不像理工科有量化的考核指标，论师资力量及学科实力，武汉大学文学院也是国内一流的。除了武大本校以外，保送人数较多的高校还有北师大7人，华东师大川大中大三校均有6人，这些高校的中文学科评估成绩均为A-及以上，可见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推免生质量还是很好的。推免生毕业院校人数排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是多年以来保送至北大的第一大高校（除了北大），而每年保送至武大的北大学子也很多，可见如今推免已经逐渐成了名校互推的趋势。除了原985高校之外，部分优秀的211高校可能还有机会角逐名校热门专业，普通院校保送名校热门专业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6日消息：2021年1月15日，中国语言文学系召开新一届行政班子宣布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组织部部长宁琦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文系新老行政班子成员及系内教职工参会。会议由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宣读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行政班子任职的通知》，经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杜晓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宋亚云、金锐、程苏东为副系主任。▲杜晓勤教授代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作履新发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 图杜晓勤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介绍，新任系主任杜晓勤出生于1967年8月，江苏如皋人。杜晓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杜晓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此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中国学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等刊物编委。杜晓勤出版有《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卷）、《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70余篇。他曾主持开发“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等电子数据库软件多种，曾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A组一等奖”、 “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奖”、“第十届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慈竹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杜晓勤于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官网介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是“中国领先，亚洲顶尖，世界一流”。本学科迄今已创建110周年，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本学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李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曹文轩（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北京市教学名师）等学科带头人，以及6位博雅特聘教授、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不断努力工作，做出卓越贡献。根据北大方面考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至此，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北大方面介绍，百年学术，薪火相传，鲁迅、刘师培、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马裕藻、游国恩、杨晦、王力、俞平伯、废名、魏建功、沈从文、吴组缃等众多名家曾执教于此。目前系内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目前，部分二级学科已步入世界学术一流阵营，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打下良好基础。延伸阅读杜晓勤：做个快乐的教书匠他，活跃在三尺讲台上，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以绚烂的幻灯片展示诗词的华美、传递亘古的情思；他，游走于青山秀水间，静听鸟语，细数春天，以飞转的镜头捕捉自然的灵动、拥抱生命的活力。“这绝对是个才子式的老师，他的PPT讲义精美生动，让我有叫他教学网小王子的冲动。老师上课极富感染力，平日里爱喝点小酒，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一位青年学子谈到这位老师时如是说。他就是荣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慈竹奖”的中文系教授杜晓勤。家庭启蒙，名师点道杜晓勤老师的家乡是历史文化名城如皋，宋代词人王观、明末文学家冒辟疆、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都是如皋人，但提到与文学结缘，家人的影响似乎更大。杜老师回忆起儿时，父亲经常带一些线装竹紙的章回体小说回家，农闲时坐在小板凳上逐字朗读，于是他也好奇地拾起小说开读。“连猜带蒙，慢慢就认识了繁体字”，到了初中二年级时繁体字就已基本熟识。初中时家人送他一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内容系统而丰富，杜老师曾迷醉其中，比同龄人更早地领悟到了古典文学的魅力。初涉文学的少年渐渐成长为负箧求知的学子。学生时代的杜晓勤也曾迷茫，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大学里研究古代文学的徐应佩老师的鼓励和赏识让他有了信心，坚定了探求古代文学的信念。在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杜晓勤掌握了把想法化为曼妙文字的方法，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章。毕业三年后，杜晓勤来到北大中文系，师从陈贻焮教授攻读文学博士，陈教授强调文学原典的重要性，让杜晓勤从《诗经》读起，潜下心来钻研原始材料，“不急功近利才能做成大学问”杜晓勤回忆道，他在《十年师生缘——纪念给我学问和快乐的一新师》一文中回忆起当年，自己专攻先秦到唐末五代的原著，积累了七大本近三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最后成为他撰写学位论文的宝库。恩师对他博士论文的评价是：“用最笨的方法花三个月的时间一篇一篇分析声律，研究出很多有用的成果。”杜老师自己也说，肯下功夫的严谨治学与开拓思路的创新研究是他在这段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杜晓勤始终记得陈老是如何在左目失明的情况下一字一字地批阅自己的读书笔记的，对于恩师的培育他深怀于心。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杜晓勤摒弃浮躁，明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在漫漫学术路上走得越发坚定稳健。由从师到为师“我是从外校考来的，特别喜欢北大，这里自由的学术气氛和创新精神是一般高校无法企及的，毕业后我就在葛晓音老师的帮助下留校任教。”杜晓勤在北大的角色由从师转变到了为师，但他热忱的心始终如一，他希望自己能将恩师的学问与学风一同传承下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门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精品课程，杜老师对这门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听这门课，或是诗情画意或是直面古人喜悲，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所以在授课过程中，他努力探索各种方式，让同学们跨越语言的障碍和时空的隔阂，“我用自身的理解阐释作品中古人的心境，学生再根据他们的经历体悟我的讲授，实现与古人心灵的对话”，从而达到诗人、老师和学生的三位一体的融合。这种注重审美感受的风格也是中文系的教学传统之一。而谈到教学上的创新，杜老师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制作的PPT讲义。伴随着学生的增多和课时的减少，从前那种频繁的板书讲授和课堂讨论越发不适应实际情况，于是杜老师就选择以PPT为载体展示诗词及相关的背景资料，利用多媒体的丰富效果向学生展现鲜活的诗词世界。学生可以在课上聆听《霓裳羽衣曲》的灵动韵律，欣赏“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景象，惊叹“参差荇菜”原来在未名湖畔就可“左右采之”……杜老师认为教师最重要的角色是“能力的训练者”——老师要手把手教授学生如何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杜老师说起自己教授的课程古代文学史（二），“起初学生并不懂研究方法，课时又太少没法当堂答疑，他们就给我发帖！”，于是杜老师在课下利用网络教学与学生互动，同学们会发帖提出如何选题，可从哪些角度切入研究等问题，他会每天回复帖子。对于网络教学的成效，杜晓勤高兴地表示不少同学获益颇多，许多同学到了硕士博士阶段还根据当初自己的讲解开展研究。杜晓勤将自己视作学生的朋友，不少同学联系他辅导论文写作、撰写推荐信等。他同时提醒学生，“一进北大后的目标就该是人生的目标和追求，该有个中长期的计划和想法。然后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选择不同的上课态度，但一定有一门是要比其他同学学得都好，因为这是你的兴趣所在”。提起目标，杜老师感慨颇多。他认为一旦确立目标，就要开始积累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经验，可以说，当初正是大学时代笃定了对文学的热爱引领他走到现在的成功。热情生活，热忱授课杜老师不仅对授课一腔热忱，对生活更是充满热情。旅游、摄影、打球、看电影，都为他所爱。打羽毛球仰首抽球，奔跑跳跃时，全身都得以舒展，正解决了他因伏案工作时间长引发的脖子疼。如果周末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杜老师必会看上一部好电影。杜老师的人人网主页上有很多优美奇妙的摄影集，鸟兽鱼虫、燕园草木，别有一番情趣。杜老师经常背着相机，上课之前在未名湖边，拍上几张照片。一年四季的北大景色都拍遍了，现在大约有几千张照片。杜老师尤其喜欢微距摄影，爱拍一些小花小草，因为微距可以略去背景的杂乱展现细微的美丽。谈到爱好，杜老师眉宇间洋溢着活力与快乐，那份阳光与积极令人动容。这些爱好让杜老师在工作的荣誉之外收获快乐与幸福，并促使他把昂扬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这些爱好有时还能和教学结合，比如在他广角镜头聚焦下的西北“玉门关”被搬上课堂，拉近了同学们与诗词的距离；他还找到了摄影与文学中间的契合点，以摄影分析山水诗，“谢灵运的诗句类似一种DV模式，移步换形的记录山水，而谢朓却不同，只是选取其中一个最美的画面拍出，类似一般的摄影。这样给学生讲，他们就清晰多了。”少年时经家人启蒙初涉文学的杜晓勤，在名师的指点下坚定又幸福地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感念师恩的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热情生活，他热忱授课，有他的课堂，尽是活力与光芒。他是一个快乐而富有激情的教书匠，一个传递美丽古典文化与快乐人生观的灵魂工程师。

大家好,我是Wen姐, 专注新加坡公立学校留学申请。因为专一,所以专业,HIVING HERE IS WINNING THERE。今天Wen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应该很少有人之前了解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属下还有一个专门的中文系吧。主要是一年两季入学并且有丰富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可以申请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新加坡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的中文系和南洋大学文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创办于 1953 年 ( 当时仍属于马来亚大学 ) ，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则成立于 1955 年。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在 1980 年 8 月 8 日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两校的中文系也合并为目前的中文系，成为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属下十一个学系之一。 本系除开设文学士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课程外，也招收硕士与博士学位研究生。文学士普通学位课程原则上为三年制，而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则为四年制。本系每年为文学士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学生开设的科目不下 50 门，分属五个学术领域：汉语语言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及翻译。硕士学位课程分两种，一种以学术研究为主，学生必须在修满规定学分后按照本系批准的专题进行研究并撰写论文；另一种以修读课程为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研究为主，同时亦需要修读指定的科目。 本科生课程方面，凡就读于本院的学生，只要具备选课资格，都可以从本系所开设的两种专业（即“汉学”与“汉语”）中任选一种主修，或两种兼修。学生只要单主修(Single Major)“汉学”或“汉语”，就有同等机会继续攻读本系的荣誉学位课程。就师生的人数来说，本系是文学院属下的一个大系。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型）课程将提供汉学及汉语的全方位训练，为有志从事教育工作、学术研究、翻译、商务及大众传媒等行业的学生奠定充分的知识基础。你在毕业之后将可在不同行业有广泛的就业机会。历届的毕业生遍布各个领域，其中更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如著名电台主持人冯慧诗、资深记者兼作家吴庆康、著名创作才子梁文福、本地知名广告人林少芬、新加坡报业控股上海公司总经理 卢进华以及艺术顾问公司《艺界》董事长林福源等。本专业适合以下学生申请：有意向未来攻读博士的中文系或中国历史、哲学相关学术背景的学生；有能力提出研究课题并进行独立研究的学生；应届或者往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未来打算在新加坡工作和有移民想法的学生；想要接触国内外资深学者与著名作家的学生。（经常邀请国外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学，并不时邀请过境新加坡的资深学者与著名作家，参加本系所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志从事教育工作、学术研究、翻译、商务及大众传媒等行业的学生。二、硕士学位（中华文化与语言）授课课程本课程从（入学前一年的）11月1日到（次年的）1月15日之间接受报名。硕士学位（中华文化与语言）修课课程以中国文、史、哲、语，和海外华人课题为中心的高素质综合课程。欢迎所有相关领域的毕业生，或感兴趣报名。本课程也为华文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其他相关的华文文教工作者提供深造与进修的机会。 本专业适合以下学生申请：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经济系等；或者其他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资格，外加一场入学考试；或者或由本院研究所委员会认可之其他学术资格及工作经验；应届或者往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未来打算在新加坡工作和有移民想法的学生；华文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其他相关的华文文教工作者。三、国大北大联办“汉语语言学”文学硕士双学位（研究型）研究生必须前往北大全日制住校学习一个学期，修读至少四门汉语课程全职研究生均可获得会议旅费津贴，用于资助研究生赴国内外参加国际会议活动。本专业适合以下学生申请：中文系或中国历史、哲学相关学系的学生；有能力提出研究课题并进行独立研究的学生；应届或者往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未来打算在新加坡工作和有移民想法的学生；成绩的累计平均点（CAP）必须不低3.5；想要进北大读书的学生；想要拿硕士双学位的学生；有意向未来攻读博士的学生。四、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型）本专业适合以下学生申请：拥有中文系或中国历史、哲学相关学系硕士学位；有能力对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进行独立研究；或者拥有中文系二等荣誉学士学位或以上学历，或具备相关专业领域四年制课程的成绩优异者；应届或者往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未来打算在新加坡工作和有移民想法的学生。对以上专业感兴趣的同学欢迎私信Wen姐了解详情，非相关专业的同学如果想申请也可以先找Wen姐进行学术背景评估，中文系是一个开放性心态招生，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同学了解和申请。

已经“110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了新掌门。“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6日消息：2021年1月15日，中国语言文学系召开新一届行政班子宣布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组织部部长宁琦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文系新老行政班子成员及系内教职工参会。会议由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宣读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行政班子任职的通知》，经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杜晓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宋亚云、金锐、程苏东为副系主任。宁琦就本次换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她指出，陈晓明老师带领的上届班子为中文系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教职员工的高度评价，希望新一届行政班子继往开来，将院系工作带上新的台阶。她代表校党委组织部对即将卸任的系主任陈晓明、副系主任张辉表达由衷的感谢。王博副校长代表学校向陈晓明、张辉赠送了专门制作的感谢牌。杜晓勤教授代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作履新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 图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介绍，新任系主任杜晓勤出生于1967年8月，江苏如皋人。杜晓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杜晓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此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中国学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等刊物编委。杜晓勤出版有《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卷）、《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70余篇。他曾主持开发“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等电子数据库软件多种，曾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A组一等奖”、 “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奖”、“第十届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慈竹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杜晓勤于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此番卸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陈晓明出生于1959年。他早年有过知青经历，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77级），1983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过教学和研究职业。陈晓明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十多年。陈晓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00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陈晓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后现代理论与批评。北大中文系官网介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是“中国领先，亚洲顶尖，世界一流”。本学科迄今已创建110周年，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本学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李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曹文轩（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北京市教学名师）等学科带头人，以及6位博雅特聘教授、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不断努力工作，做出卓越贡献。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2020年11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宝剑，校长助理、秘书长孙庆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等兄弟单位领导，校内各院系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代表，以及中文系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大会由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根据北大方面考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至此，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北大方面介绍，百年学术，薪火相传，鲁迅、刘师培、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马裕藻、游国恩、杨晦、王力、俞平伯、废名、魏建功、沈从文、吴组缃等众多名家曾执教于此。目前系内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目前，部分二级学科已步入世界学术一流阵营，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打下良好基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作者简介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夏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作者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曾被《人民日报》刊登。此一事件周期性地被媒体和同学朋友提起，以至陈平原自嘲：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本文作者原题：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等。“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这是鲁迅《坟》中的一句话，我常用它来自比。1954年，我出生于广东潮州，父母都是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老师，藏书颇丰，对我来说，喜爱读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中，父亲因为曾在台北的《中华日报》工作过，被打成“牛鬼蛇神”，初中毕业后，我就不能继续学业了。15岁那年，我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回到老家插队，在乡亲们的关照下，我当上了山村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八年。成为北大博导时我追忆道：“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决定命运的高考1977年，高考恢复，我的命运由此改变。不仅生逢其时，而且有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这种幸运感，类似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就有这种感觉。因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人民日报》上，以致每当新闻界、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面，我经常被要求“配合演出”。时至今日，还不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后辈，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这确实“很光荣”，可同时也是一种尴尬，仿佛自己从此被定格，很难再有大出息。20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永远的“高考作文”》（《瞭望》38期，1992年9月21日），嘲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1977年12月，陈平原全家照。考场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呢？你只能从“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誉。其实，不仅是我个人，我们这一代，都面临相同或类似的处境。当初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常识”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上大学无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再过百年，那些子孙后代们，肯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唠唠叨叨大半天，说的就这么点芝麻小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以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正因此，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中夸大了自己的感受，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五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并刊行了《永远的1977》一书，我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未必“永远”的记忆》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书的作者，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从教师到教授平生第一次离开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入校那年我24岁，在今天已是硕士毕业的年龄。回忆起来，不无遗憾，但也有好处，就是自学能力强。很长时间里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倒是跟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在中山大学一气儿读到硕士毕业，抱着到外面走走的想法，我来到北京，本来是打算“转一圈，不行再回来”。几经辗转，我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教授助手的钱理群手中，他于是向王瑶推荐了我。起初，王瑶先生希望我来北大任教，但校方不愿接收一名外校的毕业生，于是王瑶先生转而将我招收为博士生。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名文学博士之一，后来也顺利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王瑶先生不拘一格的传道授业方式，对我影响至深。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王瑶先生好抽烟斗，讲讲停停间，烟雾缭绕，弟子都跟着受“熏陶”了。陈平原、夏晓虹夫妇。读博期间，我与从事晚清文学研究的夏晓虹结为夫妇，成为北大中文系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我俩挑了一个周末，在夏晓虹的筒子楼宿舍里拼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是办了婚宴。当时，我正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题，这场“婚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学术研讨会。婚后，我们辗转居住于校园内外的筒子楼里，每到晚上，屋中老鼠奔跑，玩得很欢，我们照样闭门读书，自得其乐。毕业时，我交出了32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学术界取得轰动，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书目，至今不断再版。“好读书”与“读好书”我曾闲刻一枚藏书章，印章上，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右边长头发的是妻子夏晓虹，左边就是我。虽然寥寥数笔，却神形兼备。我们夫妻二人经常在各种旧书店、小书摊淘书。如今家中究竟有多少藏书，自己也说不清。书不在多，真正的读书人是一本一本买下来，一本一本地读。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了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我在《读书》等刊物上不断发表随笔。2012年6月，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出版，收录了我一系列演讲、随笔。在引言中，我写道：“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当今社会，读书似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唯大众，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精英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乐。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读书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现世和现实，还有追求，还在奋斗；还有不满，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周作人说过，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现在，读书人更需要选择的眼界、自我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书有好有坏有雅有俗，相对于整个文化生产，经典的书还是更值得阅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2000年的经典，有200年的经典，有50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认真品鉴，有时代性。“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阅读需要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是非读不可的。读进去，你会发现，书带书，书引书，读多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口味，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直面人文之困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至今不开博客，更没有微博，经常“缺席”热门话题。早在20年前，我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写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只是在努力兼及“学问”与“人生”，“著作”与“文章”。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既然是“时代潮流”，不必唱赞歌也能奔腾万里。像我这么发言，其实只是在给当道诸公提个醒，拾遗补缺，敲敲边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中国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学界，对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并无共识。教书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当代大学教育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从夫子游”、“咏而归”这样风雅、闲适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难以实现。很多人在评价当代社会时，都会用到两个词：浮躁和急功近利。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全都变了。一边是“天涯咫尺”，另一边则是“争分夺秒”，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难了。远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潜与静穆，现代人之所以只争朝夕，有其合理性。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当代人文学者面临的困境。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间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学科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命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人文学者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工作策略，主动出击，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向世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我不主张一味地孤芳自赏或冷嘲热讽，那样久而久之，真的会变成“深宫怨妇”。自愿选择教师职业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投入这个行业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的“人才辈出”以及“民富国强”，是看不见的，最多只能见其端倪。也正因为有此愿景，现实中的诸多缺憾、奋斗时的无数挫折，都能泰然处之。我曾说过，自己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强调耕耘而淡化收获，甚至将耕耘本身作为目标，这与鲁迅先生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异曲同工。怀旧与自我表扬“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到底是怀旧，是自我表扬，还是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代”的得失成败？我的愿望当然是后者，而实际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77、78级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们赶上了干部年轻化，赶上了社会转型。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来，并不因我们走来不易就获得很高评价。我们要警惕过分地自恋，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我终于想通了——“学术性”与“纪念性”本就是两回事，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初的莘莘学子，如今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借毕业30周年的机缘欢聚一堂，有何不可？谁让你把事情想得那么伟大？不就是一次聚会嘛。若这么定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以学校或院系为单位，彼此之间互相熟悉，多少总有点“情意结”。记得十年前，中山大学举办过类似活动，我专门从北京赶去参加，还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针对所谓的“77、78现象”（即“这两级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大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我的回答是：“77、78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走过来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在时代转折关头进入大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学习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而已。”“其实，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奇，他们的成绩被放大了。”这么说，并非妄自菲薄；在我看来，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十年后重读这篇专访，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的。时代给予的光环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是因为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1916、1917、1918级的大学生。“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北大中国文学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合起来85人，日后常被提及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源（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单就人数而言，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大国文系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与中大中文系或北大中文系77级的规模不相上下。可两相对照，无论北大还是中大，都再也拿不出如此辉煌的名单。我曾提及：“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对于77、78级大学生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上大学时，社会对我们殷切期待；走上工作岗位后，又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如此幸运，难怪我们对自己身上的“徽记”念念不忘。“五四”一代和77、78级大学生不一样，前者的“光荣和梦想”是自己争来的；我们的“幸运”，则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日后被提及，人家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而77、78级大学生则习惯于颂扬邓小平的英明决策，还有就是夸耀自己如何因参加高考而“翻身得解放”。说实话，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30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于你设定的标准。想当初，我们在康乐园里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平庸、专横、贪婪、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毕业30周年聚会，除了热泪盈眶，怀念母校，感谢老师，祝福同学，还能说些什么？若你不满足于鞠躬、谢幕，希望对早已失落在康乐园的“青春”有所回应，建议诸位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但认真反省自家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给学弟学妹们，这是一种“贡献”——当然，也是一种“乐趣”。（本文为作者2012年9月22日在“芳草有情，岁月如歌——中山大学77、78级毕业三十周年北京庆祝会”上的发言。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