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每年出版4期，分别於3、6、9、12月刊行。本刊主要收录有关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及文字学之学术论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中华民国时期的，与北大无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 1901-1937 (Ph.D. Dissertation, Committee of History & East Asia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leasures of a Man of Letters: Wang Shizhen in Yangzhou, 1660-1665,” in Lucie Olivova and Vibeke Bordahl eds.,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9), pp. 131-148〈西安易俗社与中国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收於陈平原编，《西安：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95-211“Bidding Farewell to Late Ming Nanjing: Literary Accounts of Politics, Pleasure and Disruption,” in Olga Lomova ed., Paths Toward Modernity: Conference to Mark the Centenary of Jaroslav Prusek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2008), pp. 61-97〈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收於《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54-102〈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新史学》，第17卷第3期，2006.09，页1-59〈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收於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1-35〈在城市中徬徨──郑板桥的盛世浮生〉，收於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213-234〈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收於丘慧芬主编，《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257-282。〈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1660-16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1分，2005.03，页81-116〈袁枚与十八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收於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页103-130〈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s-1930s）〉，收於刘翠溶、石守谦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页361-409〈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09，页543-595〈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计画简介〉，《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2期，2001.05，页54-57“Making a Name and a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9, Number 1, Spring 2001, Page 29-68〈中国近代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与启蒙──以改良戏曲为例〉，收於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页967-994。亦收於陈平原、王德威、商伟主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99-226〈明清的统治阶层与宗教：正统与异端之辨〉，收於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页83-102〈十七世纪以来的士大夫与民众──研究回顾〉，《新史学》，第4卷第4期，1993.12，页97-139〈民初的戏曲改良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1993.06，页281、283-307〈胡适与白话文学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收於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页1-42〈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06，页299-339〈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兼论中国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8期，1989.09，页95-104〈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食货月刊》，第15卷第5-6期，1985.11，页52-80〈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公民、卫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07，页161-195〈托古改制──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收於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页467-509〈「平教会」与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收於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册，《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页301-334 〈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收於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3期，总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287-293〈评介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06，页471-479〈评介《危险的逸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妓女与现代性》（Gail B.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5期，1997.08，页239-248〈Joseph W. Esherick著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义和团之乱的源起》〉，《新史学》，第1卷第3期，1990.09，页151-160〈评介贾祖麟著《中国近代的知识份子与国家》（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by Jerome B. Grieder）〉，《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06，页415-423〈评介《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吴相湘著）〉，《食货月刊》，第12卷第4-5期，1982.08，页179-187 〈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史和文化史视野下的城市生活研究〉，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八方风来：复旦文史讲堂之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03-230〈序──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书城》（上海）2007.9〈序〉，收入大木康（Oki Yasushi）著，辛如意译，《风月秦淮──中国游里空间》（日文原题《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之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i-viii“Writing History or Collecting Facts? Different Ways of Representing Modern Chinese Rebellions”，《古今论衡》，第9期，2003.07，页31-34《发现故宫》（编撰），（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皇权与礼教之外：十八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二十一世纪》，第67期，2001.10，页60-65〈从近年史学著作中译看台湾史学〉，《当代》，第167期，2001.08，页84-91〈代译序〉，收入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李孝恺译，李孝悌校译，《妇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页17-20〈博雅而专精的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当代》，第150期，2000.02，页68-85〈娱乐、情色与启蒙──俗文学的几个面向〉，《古今论衡》，第3期，1999.12，页43-50〈序〉，收於乔伊丝．艾坡比（Joyce Appleby）等著，薛绚译，《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台北：正中书局，1996），页2-9〈戏里乾坤大──大陆主要戏曲剧种在台湾的发展〉，《表演艺术》，第33期，1995.07，页30-35〈放不大的小脚──潘金莲的前世今生〉，《表演艺术》，第28期，1995.02，页70-71〈那圣洁的战他都已打过──论晏阳初先生的识字教育运动〉，《历史月刊》，第26期，1990.03，页52-56〈再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黑格尔到葛兰西〉，《中国论坛》，第29卷第4期，1989.11，页73-80〈晏阳初与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论坛》，第17卷第2期，1983.10，页29-32〈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三大方式〉，《大陆杂志》第65卷第1期，1982.07，页7-17〈略论五四时代的保守思潮〉，《幼狮月刊》，第353期，1982.05，页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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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你好（不知是否可以这么称呼，我看了下你在百度的一些资料），如果你是在论文数据库类似于中知网、万方维普检索到的这些文章，把网址发给我，我可以给你下。希望能够帮助你，并且能和你成为朋友。举手之劳团队：晓斌我想说，Are you crazy?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法藏文库45，2001年8 月，再版 50.《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中村圭尔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待刊49.《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光和六年诤田自相和从书〉考释》，《汉帝国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待刊48.《东汉洛阳南郊刑徒墓的性质与法律依据——从〈明钞本天圣令·狱官令〉所附一则唐令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2011年，待刊47.《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待刊46.《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简帛研究200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51-16443.《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总第82期），页62-6642.《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页127-18241.《朝廷视野中的“民众”——北朝的观念与实践》，收入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34-35640.《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总第93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页57-9338.《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页207-22337.《西汉长安“孝文庙”位置考》，《简帛研究200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06-20936.《〈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所见史事考》，《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页262-27835.《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页168-182，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1期，页3-1534.《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辑（总第84辑），页5-5333.《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页4-28,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8年第11期，页57-7732.《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页61-82，收入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页40-7131.《长沙走马楼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12月，页14-2630.《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1月，页453-4629.《长沙三国吴简三州仓吏“入米簿”复原的初步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二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9月，页1-1328.《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同上，页157-17527.《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同上，页176-19126.《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同上，页214-22025.《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页213-24724.《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页3-2123.《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 期，页10-20；亦见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页117-13622.《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页53-8021.《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05-23520.《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页87-11319.《三国吴简中的“鋘钱”》，同上，页230-23518.《长沙吴简所见盐米初探》，同上，页249-26017.《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0-4116.《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 期，页33-4615.《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页16-29；修订稿收入佐藤智水主持：《4～6世纪における华北石刻史料の调查·研究》（平成13年度～平成1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番号 13571028），页37-5314.《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61-18213.《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514-52212.《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282-30611.《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172-17410.《东晋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狱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以游冥间传闻为中心的考察》，《佛学研究》1999年刊，页247-2559.《当代中国史学如何规范？如何发展？》，《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第9版8.《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55-617.《<如来在金棺嘱累清净庄严敬福经>的整理与考释》，《藏外佛教文献》第4辑，1998年11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373-3936.《东晋南北朝“释氏辅教之书”性质及作用新探》，《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页273-2885.《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佳木斯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页28-344.《论南北朝时期造像风气产生的原因》，《文史哲》1997年第5期，页60-643.《<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造像部分补正》，《北朝研究》1997年第2期，页38-412.《东晋南朝小农经济补充形式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页18-271.《东晋南朝江南地区封山占水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97-106 14.《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评介》,《中国中古史年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11年，待刊13.《读〈从平城到洛阳〉》，《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第21版12.《评田余庆〈拓跋史探〉》，《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总第21辑，页248-251；英译本收入CASS Journal of Humanities（《中国人文学术》）.Vol.1.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8,pp.321-325.11.《别出心裁的断代经济史——评何德章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页28-3210．《〈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 期，页162-1679.《一点遗憾》，《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0 日，第7版8.《评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页534-5427.《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与许兆昌合著），《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 期，页149-168；收入沈志华主编《史学新书评2000-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28-526．《气贺泽保规教授〈复刻本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页30-315.《传统中国城市的多彩画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读后》，《书品》2001年第5期，页52-554.《节日：社会的透镜——〈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评介》，《国际汉学》第六辑，页508-5163.《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页27-292.《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议》，《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19日，第11版1.《一部成功的中国史学史教材——评〈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6期，页90-92札记、短论与综述22.《从方法角度看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论争》，《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第9版21.“Recent Research in China on Wei-Jin Nanbeichao History”, Asia Major The third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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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或合著：《中国大同思想资料》，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王明参与编写工作，中华书局l959年12月出版。《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2月初版，1980年2月重版。《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王明参与编写工作，共四卷，1963年~1964年出版前三卷。《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合著），均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先秦之部”1964年11月初版，1984年4月重版；“两汉之部”1960年2月初版，1982年3月重版；“魏晋隋唐之部”文革前未出版，1990年5月出版；“宋元明之部”1962年3月初版，1982年8月重版；“清代之部”1962年1月初版，1981年10月重版；“近代之部”1959年9月初版，1983年8月重版。《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1985年3月出版增订本。《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出版。《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部分论文：《墨家的论理学》，载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7日《论老子与道教》，载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59期，1948年。《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收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出版。《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1948年《周易参同契考证》，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黄庭经考》，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从到的思想演变》，原载于《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日，后收入其专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墨子》，载于《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4期《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载于《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反儒的哲学家——墨子》，收入《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论老聃》，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 先秦部分），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论葛洪》，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 先秦部分），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谈谈道教哲学的范畴》，载于《求索》1984年第2期《道教基本理论的几个来源》，载于《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序——兼论黄帝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7期《道家古籍存佚和流变简论》，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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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əך，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