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中国法律儒家化述评 儒家思想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它虽然在秦朝时期受到过严酷的打压，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读尊儒术”之后，它就成为了贯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法律以及各个领域。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法律儒家化在北魏时期的具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发展时期，那时的立法司法制度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逐步渗透，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个有点到面的研究。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 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代社会。 .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参考文献《中国法制史》教材 《上下五千年》 《魏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古代几大法系1.中华法系 古代中国法系－－礼法并用，出礼入刑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都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到隋唐时期（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秦朝的法律制度从现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来看，已经很完备，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 此后，经过西汉和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2.印度法系 公元5～7世纪以前古代印度奴隶制法及以其为基础的古代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菲律宾等国法律的统称。 古代印度居住着不同种族、不同风俗习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其各自法律的共同点是，都与宗教、道德规范和哲学联系密切。印度古代法大体可分为佛教分支和婆罗门教分支，相互兴替。它起源于婆罗门教法，后佛教兴起，孔雀王朝阿育王定佛教为国教，婆罗门教法的影响遂逐渐缩小，而为阿育王召集高僧编纂的三藏经典所取代 。三藏即《律藏》、《经藏》和《论藏》，《律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和佛寺的一般清规，《经藏》为释迦牟尼说教集，《论藏》包含佛教哲学原理的解说。三藏佛教法，特别是其中的律藏，具有法律的性质。后来佛教影响减弱，婆罗门教法又兴盛起来。8～9世纪，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改称为印度教。因此，印度古代法也往往被称为印度教法。 婆罗门教法律将古老文献《吠陀》奉为经典，其中的《法经》起着法典作用，以后由各学派编辑成各种汇编，其中，流行最广、后世研究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摩奴法典》。后人假托这是由天神之子摩奴制定的，实际是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陆续编成，共12章，采用诗歌体裁，包括宗教、道德和法律规范，以及哲学等内容，18世纪末叶由英国法学家W.琼斯（1746～1794）从梵文译成英文。以上这些汇编并没有像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那样，由国王明令公布，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包含着实际生活中通行的习惯和宗教戒律。 印度古代法律肯定了王权无限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布国王是具有人形的伟大的神，其光辉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还肯定了古印度奴隶制社会的种姓制度。四个种姓是：①婆罗门，即僧侣贵族，掌握教权，垄断知识，享有种种特权，是最高种姓。②刹帝利，即武士贵族，握有政治军事权力，是世俗统治者。③吠舍，包括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社会的基本生产者。④首陀罗，是最低种姓，无任何权力，专为高级种姓服务。种姓实行世袭，界限森严，对社会影响极深。《摩奴法典》还规定奴隶来源有：被俘、为了得到给养、出生、购买、赠与、继承和惩罚等七种。奴隶所得财产归主人所有。此外，还有关于土地、债权、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刑法、诉讼等方面的规定。 现在上述各国，包括印度在内，均已不再采用印度古代法。印度法系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习惯中还保留有一些遗迹。 3.伊斯兰法系 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法律的总称。又称阿拉伯法系。 包括《古兰经》、圣训教法学和阿拉伯原有习惯。《古兰经》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法律，是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是仅次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教法学是著名法学家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伊斯兰法原理的解释和发展，实质上也就是为疆域扩展和社会生活复杂化的需要而进行的法律创制活动。阿拉伯原有习惯是伊斯兰教创立前阿拉伯人的古老观念和处理民商事纠纷等方面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中，只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抵触或被穆罕默德改造、吸收到伊斯兰教义中的才继续有效。 主要内容包括：①穆斯林义务。信仰真主是穆斯林的首要义务，穆斯林一词意即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执行5种善功，即念功、拜功、斋功、朝功和课功（见伊斯兰教）。 ②土地所有权。土地是安拉的财产，只有先知的继承人哈里发才有权支配，阿拉伯贵族和普通自由人只享有占有权。后期，土地占有者的权力逐渐扩大。麦加城及其邻近地区是圣地，非穆斯林不得在该地居住。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占有者如果皈依伊斯兰教，可以保留原有土地。 ③债权法。因致人损害所生之债和因契约所生之债已经分开。以宣誓确认的诺言必须实践，食言者应以施舍赎罪，通常是释放1个奴隶、救济10个贫穷穆斯林、斋戒3天等。因欺诈、错误、强迫而缔结的契约无效。非穆斯林不能购买土地和穆斯林奴隶。奖励交易，禁止利息。 ④家庭法。婚姻是一种契约，妇女不是缔约当事人，而是契约的标的物，必须由监护人代为订立；男方必须交聘金；一夫可娶妻4人。血统近亲、乳母近亲禁止结婚。一方行为淫荡、宗教信仰不同等也禁止结婚。妻子应尊敬和服从丈夫，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丈夫不赡养妻子，妻子才可以请求离婚。休妻制盛行，被休之妻在一定期限内应仍居住原处，在此期限内丈夫可以与她言归于好；休妻可进行3次，第三次为永久离别。妇女应披长衫，除丈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外，在人前不能显露身体面容；不能轻易和男人直接交谈。 ⑤继承法。非穆斯林不能继承穆斯林的财产，除近亲属（包括妇女）外，盟友也可继承。每一继承人都有应得一定份额，若有其他继承人，这种份额依比例递减。遗嘱人只能处分其财产的1／3。 ⑥刑法。保留了阿拉伯人原来通行的血亲复仇制度，若被害者近亲属同意，可缴纳赎罪金。杀害自由穆斯林所缴纳的赎罪金比杀害妇女和非穆斯林高得多。伊斯兰法认为肉体刑印象最深，最能起到儆戒作用，因而广泛采用。对奸淫罪规定罚100鞭，女奴减半 ；诬告妇女失贞罚80鞭；偷窃罪砍手；强盗罪断右手左足；酗酒罪罚80鞭。背教、叛乱、渎神等重罪处死刑（绞或斩）。 随着穆斯林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昔日伊斯兰教法的特殊地位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世俗法律基本取代伊斯兰法。但由于伊斯兰教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因而在各穆斯林国家里，伊斯兰法对穆斯林的行为，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 4、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它以强调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德国法系是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利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典型。 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法国、德国外，还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包括曾是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这一法系。 大陆法系的特点： （1）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了许多罗马私法的原则、制度，如赋予某些人的集合体以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有权的绝对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权利；侵权行为与契约制度；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结合制度等。还接受了罗马法学家的整套技术方法，如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私法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分类，所有与占有、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以及思维、推理的方式。 （2）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学创立了法典编篡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如自然法理论、分权学说、民族国家理论等，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任务由法学家来完成。 5.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首先起源于11世纪诺曼人入侵英国后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普通法。 英美法系的范围，除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国外，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地区也属于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特点： （1）以英国为中心，英国普通法为基础； （2）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遵循先例； （3）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性，“向后看”的思维习惯； （4）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5）体系庞杂，缺乏系统性； （6）注重程序的“诉讼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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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在民事案件中，直接以礼教原则处断，更屡见不鲜，“三纲”强调维护君，父，夫的特权，而君权高于一切，皇帝之下，尽人皆臣妾，根本无所谓法律权利。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思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为主 《说文》：“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之不直者去之，从去。”夏，商，周文献中的“刑”即是法。春秋时一些著名的成文法还称《刑鼎》，《刑书》，《竹刑》。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法”才具有法律的涵义，而"律"也作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现，并逐渐被普遍采用，承传下来，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 古人刑，法，律三字往往通用。历代正史记述立法，司法活动的“志”，称《刑法志》（《魏书》称《刑罚志》），律条繁简，刑罚轻重，往往与德礼隆替相对，作为关系王朝盛衰存亡的大事，大书待书。法官司通称刑官，。自隋至清末改制前，中央主管司法行政，审判的官署通称刑部。 总之，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通称刑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犯罪，处以刑罚。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 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已如前述。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无一般无权过问行政。 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宋元明清对地方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机构，但仍处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之下。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历来中央地及地方的循吏，清官，除廉洁勤政之外，不少以执法公正，不阿权贵，善于审断疑案，敢于一反冤假错案而著称。正因其作为“民之父母”官，而掌握了司法权。正确地认识中华法系及其特征，是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缺陷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华法系有关，也鉴于有关中华法系的特征等一些重要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又直接影响着法史研究能否朝着科学的方向开拓。为此，就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进行探讨甚有必要。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在历史上适用于包括中国本土、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广大地区，又称中国法文化圈。中国法律的发展，最基本为律与令。律令制至唐代臻于成熟，而此时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国家建设，大量摄取唐朝律令制度，整体而言，七、八世纪的东亚，以汉字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为其特征、以律令制度的适用为普遍要素而自成一历史世界。此后尽管中国和周边国家迭有王朝更替和政治变迁，皆不影响律令制度的摄取。 因此可以说，中华法系在七、八世纪随着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已在东亚地区形成，并一直持续至近代。 中华法系已知最早的法典公认为公元前五世纪李悝编订的《法经》，共分为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以后历代相继承袭和不断发展。公元七世纪的唐律集中国封建法律的大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在宋、元、明、清各代法律都承袭唐律体系。上述的唐律为代表的法律和仿照这种法律制订的各国法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由于中华法文化在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先列，并且影响着东南亚诸国法制文明的发展，以致中华法系被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世界古代五大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的发展史是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交融在一起前进的。对于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此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于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阶段和断限这方面的见解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的泛称，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外貌来说，依然存在。中国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陈朝壁、陈鹏生等便持后一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的问题。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华法系当是死法系，但若从法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讲，法系可以超越社会形态，中华法系又不是死法系。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华法系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陈顾远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华法系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李钟声则认为，从“结绳记事”的上古到尧、舜时期，是中华法系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 此外，还有多种关于中华法系发展阶段的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也有的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 传统的观点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未能用确凿的理据予以证明。从现已发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看，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带有强制性的、成文的行为规范就已出现。持法律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观点的学者，大都引用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 这句话，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忽视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易洛魁人那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并不包括已出现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末期。 恩格斯在叙述古代雅典奴隶制国家形成前的提修斯改革时，认为“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 指明了法律是先于国家产生。我认为，对于“法是先于国家而产生，中国古代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应继续进行探讨。在研究中华法系和法律的起源时，依据的应当是可信的资料，而不必囿于前人的结论。 在西方法律史论著中，“法”、“法律”的概念在古希腊被创造出来，在古罗马被发扬光大，走过中世纪，近代以来流布全世界。而西方法以外的法律类型如印度法、非洲法、中国法虽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但对于西方“法”本身的发展来说，基本没有意义。而在中国的法律史论著中，法往往被认为就是“刑”，在近代遭遇西法后就解体了，被西法取而代之，这使得今天谈论中华法系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异常困难。 原因有二：一是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律学人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彻底地藐视甚至毁弃传统，损毁、藐视的实际是民族传统的自信与尊严，切断了法学青年与民族文化命脉、民族精神源头的牵连，使青年不能思接千载，无法进入传统；二是今天认识、估价中国法律传统的尺度都源于西方标准，主要是启蒙时代提供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用这个尺度估价传统，只能是削足适履，流于浮泛臆测；而且这种尺度被奉为今天法学青年的意识形态或信条，与中国传统势同水火，怎么可能用它来正确估价中国法律传统？ 法律思想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许多法律思想通史类著述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政治人物的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也没有予以明确的区分。而且每一个政治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都毫无例外地套用“人物的阶级属性+政治法律思想+阶级局限性”的结构式予以表述，多种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千篇一律。这种研究的方法和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亨利.梅因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理论只适用特写的某些社会，如英国，因为英国的封建身份地位关系和长子继承权逐渐让位于基于契约的关系。但在当代社会，身份地位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是一般认可的身份地位的重要性降低了，而契约的重要性提高了。普通法和民法的契约是逐渐从民事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中发展起来，可是事实上，在中国法律和以色列法律中契约从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变得十分重要。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圣经。犹太法的平等观念逐渐影响到西方普通法和民法国家中的法律，而传统中国法律的发展部分是礼治和法治影响的结果。 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秦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生观念以及契约权利（非契约自由）的观念已经开始萌芽。中国的国家法自先秦发展到清末，虽经多次变更，但法家和儒家的对立一直存在于封建中国的法制历史中。法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支持“契约自由”，而深信礼法、重视身份地位、重视德的儒家则轻视法律。 但是，儒家学者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却逐渐开辟出一片越来越广的“契约自由”的领域。从唐到清，尽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使大多数百姓要求获得与其他特权阶层相同的权利，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和契约自由观念仍然得以发展。传统中国法律的这一方面显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法律的特征是历代统治阶级过多地关注民众的法律义务，而对于民众的法律权利却往往忽略不谈，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失衡状态造成了自古以来民众和政府的对抗。然而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当民众的权利没有威胁到统治阶级自身安全的进修，民众的某些权利也会得到法律的承认，中国古代民众的结社权就是在专制体制下艰难存在的一项权利。 从中国古代民众结社的情况看，中国古代民众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渴望追求彼社会平等的法律意识，有重视权利的法律意识，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有诚实守信的品格，还有了解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意识。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在夹缝中生存的古代民间结社虽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真正建立一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社会，才能达到社会的完美和谐，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促进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正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法史学者多谓行政兼理司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国外学者于此也多有置评。而事实上，就中央系统而言，直至唐朝以前，司法、监察、行政各不统属，司法系统设官置吏尤为发达，并俨然独立。 唐朝以前，尽管偶有监察官侵越司法官之事，但旋即得以纠正，体现出“司法独立之宗旨”。但唐代以后，这一体制被破坏，司法渐失独立。就地方系统而言，唐以降郡县两级行政体制被打破后，地方设置了专理司法的官职，明代都、布、按三司并置，清代因之，督抚虽为事实上之长吏，然仍属中央系统官，并不得侵越前者之权。因此，概而要之的论述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尤其是司法的实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司法权与行政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还应细考详察。 对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封建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在民事法律方面，地方法规、乡规民约、家族法以及民事契约之发达，令人惊叹。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期的辽、西夏、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习惯法，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的发展。 纵观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发展史，可知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论证中华法系不断完善的历程，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儒家的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 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辩疑》，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 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所以，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进一步挖掘中华法系所包含的思想精华。 现今，中华法系在规则模式上的所谓“死去”并不意味着数千年的遗产就完全走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反，固有的法律观念还十分顽强地统治着我们的日常行为选择和法律理解路向，因此，关注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经验，就不止是关注古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模式，或者关注一种已经逝去了的法律文化传统，从而“发思古之幽情”，在实质上，对它的关注，仍然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和法统精神的关注。

　　三)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的时空框架　　中国法律史学的时空框架是指中国法律史的纵向历史分期和横向地域范围。这是研究 中国法律史首先遇到并要解决的问题。　　1.关于纵向分期　　纵向研究中国法律史涉及中国法律史学的历史分期，以及这一历史发展变化过程的不 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翻开中国法律史的各版本教材，大概有以下几种研究分期 法：　　(1)按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将中国法制史分为奴隶制法制、封建制法制、殖民地半殖 民地法制、农民政权的法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等；有些教材虽 然没有分编，但在章节中没有摆脱四编制，形式上取消了编，实际上却将其落实在各章 节之中。还有以此为思路将其分为“四大类型和四小类型。”[4]这一划分体现了阶级 性，是按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法律史，正如有的教材在序言中所说：“研究的是占统治 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露和意志的体现，它的制定和执行都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活动 结果。”[5]以此为指导研究法律史无疑忽视了思想、制度与经济的互动，无视民间习 惯，更体现“一头沉”倾向，阶级分析法已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2)以中华法系的特征为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中华法系的萌芽时期、中华法系的 发展(发达)时期、中华法系的成熟时期、中华法系的变革消亡时期。这一划分固可以突 出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史上的地位、发展脉络、特点及演变规律，但却把近代资产阶级 的法律制度、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律排除在外，除非我们重新论 证中华法系经久不衰，认为她并未在清末改制时已经解体。　　(3)以法律的发展规律为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形成时期的中国法律、发展时期的 中国法律、发达时期的中国法律、中国法律的近代化[6]，这显然弥补了按中华法系演 变规律来划分的不足，揭示了中国法律发展的脉络，但在各章节中仍未脱离以朝代更迭 为序编撰中国法律史。　　(4)按统治政权或历史朝代的更迭顺序，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秦汉直到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这一分期方法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 ，尽管按不同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各种类　　型，但在各章节中均体现了朝代分期法。　　在纵向分期上采用朝代分期法，一是可以理顺中国法律史发展的脉络；二是可以兼顾 其他政权的法律史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情形。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甚至十几年，还有功亏一篑未有 速成者如李自成、洪秀全等，正是“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乱世与治世，有 创业与守成，有打天下与生天下等，“中国法制史几千年一贯制，代代相传，陈陈相因 ，从未因王朝的垮台而中断，从未因新王朝的重建而另辟途径。”[7]　　无论怎样划分都不能脱离中国法律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史实，编纂研究中国法律史应 以发展为线索，以变化为主题，以探讨特征和客观评价为目的。　　2.关于空间范围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关于“中国”的内涵，学界有分歧，有人主张以目前中国版图 内的区域为中国界限；有人主张以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概念为界限；有人主张从政区 变迁和地域差别的角度，反思中国传统法[8]，还有人认为疆域问题是历史问题，与法 律史无大关系等等。中国法律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界定中国，并以历史上各稳 定的中央政权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概念。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形态， 中国有不同的称谓，如有的指京师为“中国”；有的指华夏族、汉族聚集区为“中国” ，初时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称为“中国”、“中土”、“中原”、“中夏 ”、中华等，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中国，甚至把所 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中国。现在“中国”的含义是领土的 专用语[9]。那么我们用“中国”来界定法律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不能仅限“帝王所都 ”，更不能仅限“中原”、“中土”之范围，还应包括中原之外的地区。　　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的领土疆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还存在几个政权同时并 存的情况，如北宋时期东南一隅是北宋汉民族活动区域，而在其他地域活动的还有契丹 族建立的大辽王朝、党项族于1032年建立的西夏王朝、女真族于1116年建立的金王朝， 我们不能只研究占据中原的北宋、南宋政权的法律制度且予以重墨，而对辽金西夏的法 律与风俗习惯一笔带过。事实上这一时期汉族相对处于劣势，一方面“隆兴和议”的签 订，北宋向辽、西夏、金国称臣纳贡，另一方面疆域也不及三国，且契丹族在辽圣宗耶 律隆绪时国富民强，铁骑四出，所向无敌，党项、女真也不例外，均有较大发展和进步 的优势，之所以能国富民强，具有进步态势与其法律制度不无关系，尽管少数民族相对 比较落后，很多方面学习中原汉族文化，但它们在促进民族融合与发展，弥补汉族法律 文化之不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0]。这说明民族融合的总趋势，也表明风俗习惯的同 化，因而我们不能以为北宋人就是汉人而把契丹人、金人等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少 数民族而在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上轻描淡写。这里既有地方性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差 异性，又有法律思想和律学研究的差异性，更有少数民族习惯和法制的特色，因而在研 究中国法律史时应做到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整体与层次的统一。　　二、中国法律史微观结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史的微观结构是指中国法律史内容的构成，包括法律思想的论争、法(律)学 的研究状况，官方的立法活动与法律典籍的编纂，各个部门法的内容特点，还要研究法 律制度的经济适应性、社会调整性、民间接受力。　　(一)法律思想的论争与“法(律)学”研究　　大多数版本的中国法制史均在每朝的开篇讨论朝代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且为统治者 或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这当然值得肯定，但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不能代表整个朝代， 每个朝代皇帝更迭、政策因革(尽管大部分都被继承了)，思想适应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变 化，况且统治者的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也非天生固有，而是在诸多“法 (律)学家”阐发论证的基础上汲取并采纳的。如肉刑的存废问题，东汉的仲长统，三国 时期魏国的陈群、钟繇、傅干，西晋的刘颂都力主恢复肉刑，而一些人如王修、王朗、 夏侯玄等则主张废肉刑，他们的讨论直接影响统治者的立法，所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未能完全废除肉刑，且呈现又废又复的反复情形。再如清末的礼法之争正是因为法理派 与礼教派的反复较量，才有中国特色的《大清新刑律》出台——“一部分最落后的内容 与一部分最先进的理论的复杂而奇特的混合体”。[11]　　以法律思想论争为内容既可涵盖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又可对当时政见不同的法律主张 予以展示，既可说明立法者(代表皇帝或代表国家)为何采取这样的主张而非采取其他主 张，又使所谓“正确的观点”与“反对的主张”达到整合，从而体现了法律思想与法律 制度的互动。　　对每一时期的“法(律)学”研究予以介绍，可以理顺中国古代法发展的脉络，从中发 现或探究为何中国法律极易受政治左右，法学研究缓慢的原因，以期与西方法学研究相 比差距何在，为今天的法学研究提供教训。　　(二)法律活动与法律典籍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立法程序，更无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一般都是皇帝下令，行 政官吏行使立法职能，因而我们称之为法律活动似更确切，因为历朝历代各政权既有皇 帝下令中央大臣编纂的法典，又有地方官吏编纂的法律集成，既有官方做出的法律解释 ，又有私人的著书立说，经皇帝批准下令颁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上奏文本，还有官方编 修的法律全书等，都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内容。法律与典籍是有区别的，甚至我 们研究法律史的内容时很多要援用《史记》、《汉书》、《唐书》、《明史》、《清史 稿》等诸多历史文献，这些当然不能称作法典，因此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介绍 官方编纂的法典，还包括相关的法律典籍，这样才能与法律内容相吻合，以期我们熟知 法律内容的根源。　　(三)法律内容的再现与按部门法分门别类　　法律内容分类的问题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按现代部门法分类则不能再现法制历史 的真实原貌，有人认为若要真实地再现法制历史的原貌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回 归到历史的“真”，既然按现代部门法分类，那么就再划分得彻底些，如进一步划分为 基本法、实体法、程序法或公法、私法、习惯法等，中国古代的基本法当然不能指宪法 ，因为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政革命的产物，中国清末变法修律，才有了第一部宪法性 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那么中国古代的基本法是指稳定的、基本不变的律。自商鞅将 《法经》改编为秦律，从此中国自秦到清，历代法典均以律来命名，尽管各个朝代有诸 多法律形式，如汉朝的律、令、科、比等，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律是经常适用的 基本法律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的普遍性。实体法包括刑事法律、民 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等各个部门法。程序法包括起诉、审理、判决、上诉、审 判监督、法庭、监狱等。中国古代的自告与官告、鞫狱、谳、乞鞫或复审相当于现在的 起诉、审理、判决、上诉等。　　(四)法律的执行与民间接受程度　　封建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司法与行政不分，立法是国家皇帝的事，守法是百姓的 事，执法是官吏的事。官吏是皇帝与百姓的桥梁，“徒法不足以自行”，官吏的执法状　　况如何，直接反映法律的运作情况，间接反映国家政权的稳固。法律的执行必须有对象 ，而对象则是广大民众，那么民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如何，与习惯是否相悖，这种立法 行为、执法行为、守法行为即“行为法律文化”是法律史学研究的当然范畴。为了便于 这一方面的研究，应增加典型案例的分析介绍，如历代典型命案、出土的契约文书，包 括官方和私人间的侵权赔偿事例等[12]。参考资料：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mfqutmflw/2010110171851.html法律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历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相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完善性还是差的多的多。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比如说有的政权先成立国家，在制定法律。比如美国是现制定各州与中央联合制定的宪法，各州才承认中央与国家，宪法大家通不过就不成立国家。可见制定的出发点不一样完善度就不一样的。参考书：《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作 者： 瞿同祖 著出 版 社： 中华书局出版时间： 2003-9-1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I S B N ： 9787101036640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中国古代在夏朝时期就有法律了，中国古代律法起始于夏朝。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秦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秦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我问的不是中国，是世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先秦诸子散文；汉赋；两晋山水诗、玄言诗等，主导思想是玄学，所以风格都往这边靠；南朝宫体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尤其是章回体小说。 　　上面只是各个朝代的相较于前代或者后来的比较突出的特色所在，并不是说宋代、元朝、明清没人写诗，也并是不说元朝、明清就没人写词了。 　　另外，这种发展的趋势是有一种自身的脉络在的。为什么词到宋代才兴盛起来？章回体小说会在明清大为盛行？这都是文字、语言、文学的一个内在的发展和融合促成的。到宋朝的时候又开始参入了很多市场的因素。一时也说不清。 　　找一本好的古代文学史的书来看看，才能理清整个的发展过程。

《法律方法》总序推理与论证论非形式逻辑的特性逻辑与法律对形式逻辑作为法律分析评价工具的辩护论普通法的类比推理法律决定或判断的正当性标准——以法律论证为视角法律论证的思维特征部门法方法论美国宪法解释中原旨主义的内在困境刑法机械适用的理想设计与实践命运——以欧陆绝对罪刑法定兴衰为背景的分析通过利益衡量方法确定习惯国际法德国著作权法限制制度解释方法变迁初探生育权纠纷的利益衡量美国保险法上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保性的解释裁判方法论裁判摘要的原理与制作——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案例为素材“审判解释”考(1985-2007)司法如何民主?——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核心的讨论法官如何决策?——司法行为研究的文献综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官应该追求什么方法史论以史立论：案件与法学的认识问题——以大清律“杀死奸夫”之案件为例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发现的原则和方法中国传统社会的司法技术与逻辑运用犹太律法的解释传统初探——信仰语境下的法律方法论判例研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方法与限度——以许霆案为例对法官思维的反思人性、民情与法律的可辩驳性——法槌落定话许霆“疑难案件”中的法律推理与司法论证——基于许霆案的分析处境尴尬的法官——从许霆案说起侵害棺木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学分析制度的困境及其出路——从肖志军案切入博士生论坛什么是有效的法律规范?——法学中的融贯论法律论证中的可接受性原则论法律解释的逻辑要素法官法源的选择——惠农政策与法律规定的冲突与契合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比较分析东方法言现代法律方法论视野中的法律怀疑主义“事物本质”及其法律方法论意义法学教育中分析推理能力的培养繁华抑或贫瘠：法学集刊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