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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研究历史

盍不为行
得之也死
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 唐太宗李世民说的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让中华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如何研究历史: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振振有‘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就是国家的象征,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比如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再次;墨家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什么叫研究历史?

班纳路
家乡美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这,就叫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的原因是什么?

人而无情
在人类缓缓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辉煌的往昔,是祖先智慧的创造,更是永垂不朽的传奇。追寻世界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高度关注。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数称溪公
鲜矣
在人类缓缓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辉煌的往昔,是祖先智慧的创造,更是永垂不朽的传奇。追寻世界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高度关注。

研究历史及现状

优旃
室无空虚
自20世纪60年代对海底热泉活动系统和现代海底成矿作用的观察研究以来,热水沉积作用及热水沉积岩的研究就引起了地学界的极大关注,人们以热水沉积岩石学特征、矿物学特征、地球化学特征、形成环境、热液循环系统、成因机制和嗜热动物群落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Bostrom et al.,1979;Marchig et al.,1982;Simoneit et al.,1982,1996,2002;Yamamoto,1987;Rona,1986,1993,2002;Piehler,1999;Renaut,2002;Koschinsky,2007;陈先沛等,1992;肖荣阁等,2001;薛春纪,2000;曾志刚,2003;彭润民,2003;翟世奎,2007,文华国,2008)。图10-5 黑烟囱及其丘状硫化物热水沉积岩体成因示意图热水沉积作用是以海底热泉活动和现代海底成矿作用的研究开始的,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海相,特别是针对海相“黑烟型”热水沉积岩(即海底“黑烟囱”)的研究成果国外较多(Rona,1986,1993,2002;Humphris et al.,1995;Russell,1996;Halbach et al.,1998,2002;Zierenberg et al.,1998;Fouquet,1999;Schardt,2003;Koschinsky et al.,2007;周永章等,1994;薛春纪,1997;包申旭等,2007;何俊国等,2007;张志斌等,2007),已在全球各大洋底(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红海)和西太平洋弧后盆地发现了140 余处黑烟囱及其丘状硫化物热水沉积岩体(图10-5),大多数“黑烟型”热水沉积岩位于深海底1000~4000 m深处,极少数为浅海(李江海,2004),构造环境包括洋中脊、弧后盆地、板内海山、拉分盆地、转换断层、裂谷等,出现在玄武岩、长英质火山岩和深海浊积岩等围岩内。而海相“白烟型”热水沉积岩,国外发现和研究较多的是海相热水沉积的硅质岩、钠长石岩、钾长石岩、重晶石岩和热液成因的次生白云岩或马鞍状热液白云岩等(Davis et al.,1998;Wright et al.,2000;Boni et al.,2000;Tritlla et al.,2001;Halbach et al,,2002;Canet et al.,2003;Reyes et al.,2006;Shikazono et al.,2006;Luczaj et al.,2006;彭军等,1999;杨富全等,2004;冯胜斌等,2007;杨瑞东等,2007;彭润民等,2000,2004)。国内外针对陆相热水沉积岩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国外陆相“黑烟型”热水沉积岩仅在三个地方发现,一处是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深水湖泊底发现有“黑烟囱”及其金属硫化物(Crane,1991;Shanks,1992),另一处在东非坦噶尼喀湖北部的Pemba和Banza两个现代热液喷口处,也发现了黑烟囱及其伴生的金属硫化物(Tiercelin,1993),再一处在加利福尼亚北部Geysers-Clear湖发育有热水沉积成因和伴生有金与水银的硫化物矿床(Sherlock,2005)。国外陆相“白烟型”热水沉积岩的研究也仅在近几年主要针对湖底灰华和硅华及相关热水沉积物的研究见有零星报道,如东非坦噶尼喀湖底发育的热水碳酸盐岩(Barrat et al.,2000),肯尼亚裂谷中心Baringo湖晚更新世热水硅华沉积(Renaut et al.,2002),新西兰Taupo火山带(TVZ)附近的Taupo湖底裂谷TePupu喷口硅华烟囱(Ronde et al.,2002),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黄石湖底“烟囱状”非晶质SiO2热液喷出物(Guidry et al.,2003),墨西哥西部Citala断陷湖盆中的热水沉积物并出露热水沥青(Valle et al.,2005),以及东非坦桑尼亚马拉维湖构造、气候和热液控制的热水沉积物(Branchu et al.,2005)。陆相“白烟型”热水沉积白云岩仅在一处发现(Al-Aasm,2002,2003),即加拿大西部沉积盆地泥盆系地层中发育的马鞍状白云岩(热水沉积白云岩),属于与构造活动有关的中泥盆统卤水与具放射性的基底流体混合而形成的热液,并导致泥盆纪和密西西比亚纪大多数的碳酸盐岩白云岩化而形成热水沉积白云岩,事实上,此类所谓的陆相热水沉积白云岩仅仅是与断裂构造活动有关的热液流体交代和充填作用的结果,而并非是经典的、由喷出海/湖底的热流体直接沉淀作用的产物。据资料显示,国内对陆相热水沉积岩的发现和研究很少,仅在滇西腾冲地区发育有含金、铀和黄铁矿的陆表钙华型热水沉积岩(肖荣阁等,1994),在滇西临沧三叠纪沉积盆地中所发育的锗矿床中的硅质岩,也被认为属于陆相热水沉积硅质岩(戚华文等,2003);相关的典型湖相“黑烟型”热水沉积岩的报道相对较多,研究也很深入,如见于云南金顶古近系“黑烟型”热水铅锌矿(王江海等,1998)和白牛厂银热水多金属矿(王江海等,1998;祝朝辉等,2006),在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银铜铅锌矿床共生的断陷湖盆中发育有与银铜锡铅锌热水沉积矿床共生的菱铁绢云硅质岩(刘建明等,2001),以及在内蒙古大青山东段九龙湾银-多金属矿床(徐九华等,2006),而符合“喷出海/湖底的热流体直接沉淀作用产物”的湖相“白烟型”热水沉积岩目前仅发现在酒泉盆地青西凹陷下白垩统下沟组中,属一套“泥云岩”组合(文华国,2008)。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研究历史与现状

林勇
阿米尔
古湖泊学的研究始于美国。19世纪末叶,对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前身更新世湖的研究,和对内华达州西部更新世湖的研究,开创古湖泊学研究的先河。此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沉寂,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古湖泊学才卷土重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美国绿河页岩的古湖泊学研究,但此后到80年代初以前,国际古湖泊学研究的主流主要是高、中纬度区冰川成因的第四纪短暂小湖。近二十年来国际古湖泊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显然对其在陆相油气勘探中的应用十分有利。古湖泊学研究开始转向对古老构造湖尤其是裂谷湖和气候条件较差的咸水湖泊的研究。虽然世界上按湖水总量来计,咸水湖与淡水湖大致相当,而研究程度却大不相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古湖泊国际会议上有关咸水湖的论文还不到淡水湖的1/6。而从90年代起,有关现代盐湖的地球科学论文明显增多,从1981年占全部湖泊论文的5%增加到1992年的近30%(Renaut等,1994)。继1988年国际《古湖泊学报》创刊后,1992年又有《国际盐湖研究学报》在澳大利亚问世。更大规模的国际研究计划在古老的构造湖泊进行,其中对东非裂谷湖泊系统研究最为突出。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和各国研究机构从70年代晚期起便对东非裂谷湖泊进行调查。近二十年来,通过地震勘探、钻探和水下探查,对湖盆的构造控制、几何形态、水文特征、生产力和有机质聚集、保存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系统的认识。贝加尔湖的国际合作调查也在加紧进行,除地震勘探和陆上钻探外,“贝加尔钻探计划(BDP)”于1993年在水深354 m的湖底第一次取得长达100 m的岩心,揭示了大约50万年的沉积历史(BDP-93,1997)。其他如南美Titicaca湖(Dejoux等,1992)等深湖的现代湖泊学调查,也都大大增添了科学界对构造湖的认识。与此同时,石油地质界面对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陆相油田占绝对优势的现实,对陆相生油湖盆的研究兴趣大增。90年代以来,纷纷进行总结和比较(如Smith,1990;Katz,1990,1995),其中有许多又和现代裂谷湖泊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加上湖泊沉积又是古环境记录的主要来源之一,古湖泊研究成为地质科学中十分活跃的组成部分。国际地质对比计划也接连设立了两个专项研究古湖泊:IGCP219“湖泊沉积学时空比较”(1984~1990)和IGCP324“湖泊系统中的全球古环境档案”(1991~1995)(Cabrera等,1999),有力地推动了古湖泊学研究的国际进程。与国际湖泊学和古湖泊学研究遥相呼应,我国科学工作者对我国境内的大小湖泊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自50年代以来,先后对青海湖、茶卡、大柴旦等高原咸水湖、盐湖,对太湖、鄱阳湖、巢湖、洞庭湖等长江中下游淡水湖和云南抚仙湖、滇池、洱海等断陷湖进行过系统的湖泊学研究,其中均包括湖泊沉积和湖泊演化的内容在内,从湖盆成因到集水盆地气候记录,从鄱阳湖三角洲到抚仙湖浊流,都作出了许多成绩(濮培民等,1989;孙顺才等,1989)。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等环境研究的需要,古湖泊学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如柴达木盆地察尔汗湖(陈克造,1985)、青海湖(王苏民等,1992;张彭熹等,1989)、内蒙古岱海(王苏民等,1990)、内蒙古呼伦湖(王苏民等,1995)、新疆巴里坤湖(韩淑缇等,1990)、云南抚仙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1990)和滇池、江苏太湖、广东田洋火山口湖(陈俊仁等,1990)的晚第四纪研究,为湖泊沉积和环境演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国内外现代湖泊研究资料的日积月累,使得古湖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展含油气盆地的古湖泊学研究。国际学术界纷纷以古湖泊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湖相油源岩的沉积环境与成因,如Kelts(1988)根据现代湖泊与古代湖相油源岩的资料系统综述了湖相油源岩的沉积环境,并对湖泊中有机质的生产、沉积和保存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Talbot(1988)更是从六个现代非洲热带湖泊的资料出发,论述了湖相油源岩的成因,其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和湖水分层对有机质堆积的控制作用。诸如此类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湖相油源岩沉积环境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以下三种:①大型深水缺氧湖泊模式:以非洲坦噶尼喀湖为代表,认为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最可能沉积在深水、长期分层、淡水—近半咸水湖泊温跃层之下的缺氧水体环境中(Demaison等,1980);②盐湖模式:该模式源于对绿河组油页岩沉积环境的一种解释,认为油页岩沉积在大型干盐湖体系内形成的水浅但缺氧分层、半咸水-咸水的碱性湖泊中(Eugster等,1975;Surdam等,1975),后来有人注意到现代干盐湖的高生产力,由此推论这种环境是油源岩沉积的理想场所;③碱性湖泊模式:认为高pH值的湖水可以支持更高的生产量、溶解的磷,以东非基伍湖、土耳其Van湖等中盐度高碱性湖为代表(Kelts,1988)。在我国,广大湖泊学工作者在研究现代湖泊的过程中更是紧密结合我国陆相生油的实际,如对青海湖有机质沉积和转化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等,1979)、云南断陷湖沉积学与油气勘探的关系研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1989)等,并把在现代湖泊中的研究经验应用到探讨含油盆地古湖泊岩相古地理问题中去(祁延年等,1982);同时油田的石油地质工作者也已开始从现代湖泊的资料出发、以古湖泊学角度探讨生油湖泊的水体化学、水体季节性分层和水体的生物学特征等问题(如邓宏文等,1990,1993;姚益民等,1994)。孙镇城等(1997)在系统研究我国新生代和现代咸化湖沉积、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咸化湖沉积环境、盐湖相烃源岩与油气生成的理论及其意义。汪品先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详细介绍国际上现代湖泊和含油盆地古湖泊学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汪品先等,1991,1993)的同时,系统地开展了我国东部陆上和近海含油气盆地古湖泊学研究。特别是在对渤海湾和南海北部陆架两大盆地的古湖泊学研究,不断有相关的成果报道,研究内容涉及含油气盆地古湖泊学的各个方面。邵磊等(2000,2001a,2001b,2005)运用沉积地球化学方法确定渤海海区和珠江口及北部湾盆地古湖的源区地质和沉积物源。刘传联等(1996,1998,2002a,2002b)根据壳体稳定同位素化学和微体化石群一系列证据获得了关于古东营湖的水体特征及其演化的新认识。王慧中等(1993,1996)、舒小辛等(1995)利用遗迹化石和沉积物纹层构造对古湖水体分层及湖底氧含量作了判别,从而对沉积有机质的堆积、保存条件做出评价。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在含油气盆地古湖泊学的研究中,古生物学家和地球化学家从古湖生产力和湖底氧化-还原条件的角度出发,将浮游藻类及沉积有机质研究与烃源条件分析结合,对我国新生代盆地富烃源岩形成与分布规律及控制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朱伟林等,1997,2004;Zhu weilin等,1999;吴国瑄等,1998,1999;刘传联等,2000,2001a,2001b,2002c)。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如何研究历史?

不亦惑乎
自高自大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一个历史爱好者选择历史学的考研有出路吗

予也
道人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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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奥菲欧
弟子读书
楼主您好,大体讲有以下几种: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2.历史比较法。3.统计方法。4.计量方法。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