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需求。　　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　　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

肯定是王亚楠额。要知道厦大的经济在全国是非常强悍的，会计是第一。王亚楠经济学院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是厦大非常牛的，不必过多渲染。。。。当然也比较难考哈。。。努力吧，我们厦大的王亚楠经济研究所是一流的，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是国家战略问题和中国现在推行的创新经济学有关新结构经济理论，几乎没怎么用到以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经济理论，是成本管理理论。现在则是创新经济学点

　　“虚拟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语。目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现在关于‘虚拟经济’的提法比较乱”，大体上来说，可以归纳为4种说法。　　第一种理解:成思危的定义　　成思危的定义是：“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第二种理解:涵盖金融业的概念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认为，在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也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概念。　　第三种理解: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　　这种理解与第一种理解的根本区别在于，着眼于资本，回避了“虚拟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认为，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虚拟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产权交易。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标志在于产权本身也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　　第四种理解:新经济即“虚拟经济”　　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新经济的切入点便是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电视就是一个虚拟的生存空间，是真实空间的再现。到了网络时代，这一空间不仅将成为人类生存重要空间，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　　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2012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2》。根据该机构统计，从1991年以来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指数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财经战略研究院自主构建了“经济结构失衡指数”。该指数区间为0-1，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完全失衡。其下又分为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五个二级指标。如果指标值落在0.75-1之间，则意味着该指标出现预警提示，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该机构测算，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5644下降到2000年的0.4513，然后提高到2011年的0.6173，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2011年更是进入完全失衡的边缘。该报告称，中国长期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需求管理政策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数据还显示，在这20年间，投资消费结构和金融结构失衡最为严重，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也非常严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指数虽然未出现预警提示，但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报告建议，如要改变上述严重失衡的状况，政府应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加快从需求管理向稳定需求与供给激励相结合的总量政策的步伐，积极推进中性货币政策实施，以内生增长代替拉动增长，以结构化升级代替过分依赖消费、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应届大学生和农民工最易受经济波动冲击社科院通过监测数据发现，由于培训成本和劳动合同的限制，企业解雇年轻人的机会成本要低于解雇年长的工人，同时，企业在不景气时也倾向于减少招聘新的员工。青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经济不景气时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成为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冲击的群体之一。而农民工群体大多就业于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加之自身技能较差和缺少劳动合同保护，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危机冲击的群体。日信证券发布报告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问题将从总量转向结构性。目前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端趋紧、中间宽松”的态势，低端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经济下滑引发的大规模农民工失业现象可能将不会再出现；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过程中对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性、研究性人才需求增加，现行高等教育培育出的专科、大学毕业生，反而处于尴尬地位。劳动力结构正深刻变化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12年虽然经济增速下滑，但并未导致就业困难，这可能预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预计到2013或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将基本达到平衡。由于房地产业与就业密切相关，未来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将可能出现分化。大中城市就业机会多，劳动力聚集，因此房价依然有上涨压力；小城市则恰恰相反。

您好，大学简介编辑中央财经大学创办于1949年11月6日，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1952年8月与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四所大学经济系合并为中央财经学院，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拥有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5个试点项目之一“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自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8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被誉为“银行行长的摇篮”“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是中央部属高校，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全国72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之一，2006年成为最早进入“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985工程)的财经院校。2012年4月，中央财经大学作为原财政部部署学校首所进入两部一市共建。2012年8月30日，学校成为“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1计划)牵头高校。同时，也是“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之一。[1] 2学院创立编辑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和科技的要求，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科的综合优势，教育部和财政部自2006年开始试点建设“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首批共有6所高校批复进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包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简称 CAFD)在此背景下得以创立。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建设主体。他们借鉴世界著名大学的教学体系，引进世界一流的教材和师资，是为了加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充分发挥我校学科优势，在整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基础上打造的国际化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高地，培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凭借着丰富的海外资源、特有的全英文教学环境、“海纳百川，升高行远”的博大胸怀，深信在中央财经大学“忠诚、团结、求实、创新”校训的引导下，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支持下，CAFD必将成为中国金融学教育界最灿烂的一颗明珠!“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我校的学科优势，拓展学科发展空间，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强化学科特色，把经济学打造成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流学科;2.汇聚一批海内外优秀人才，创新科研组织模式，使“创新平台”成为政府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瓶颈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库”;3.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培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规范研究方法、擅长于公共政策分析、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把“创新平台”打造成有特色的国际化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建设任务和主要建设内容：1.紧盯国际学科发展前沿，综合我校学科优势，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推动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研究，既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构建完善的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中国理论体系和中国学派，全面提升学科整体水平，不断扩大我校经济学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2.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政府亟需解决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创造出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来源、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同时，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科学凝练，并推向国际化，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与理论为国际学术界接受，并逐渐成为引导理论和前沿思想，健全“创新平台”的国际交流功能;3.积极引进国际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经验，创建新型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严格筛选和训练，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经济学理论禀赋、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厚的理论功底、对经济社会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3师资力量编辑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汇聚了众多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来夫·格兰杰(Clive.W.J.Granger)教授和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分别为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和名誉教授。世界500强经济学家、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19位的吴仰儒教授担任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院专职教师均为海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归国人员，此外还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和业内知名人士担任本院特聘教授。目前，本院共有名誉教授2人，特聘学术带头人3位，专职教师14人，特聘教授2人，客座教授2人，构成了结构多样、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现有教师已在国际主要经济金融学期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学术论文，包括顶尖期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和Financi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Review of Finance等著名国际期刊。在国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中文论文27篇，包括《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顶尖中文期刊。出版英文著作3部，中文著作7部。获得国家，部委和其他各类研究课题17项，反映了研究院师资队伍深厚的学术研究能力。欢迎向158教育在线知道提问 ，详情请点击我的百度用户名进行在线咨询!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给侧改革”就已经被提出，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有的则与中央精神相违背。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分析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解读，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确含义。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以下几类观点。“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他们的学术讨论比较活跃，2013年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研究组织。在近期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新供给经济学派发出的声音比较多。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误在于强调需求侧的分析，进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之前国内一直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引起了学界许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对应的供给侧的动力机制。他们将“华盛顿共识”下的供给学派看作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认为该学派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激发了供给的活力和潜力；但同时，该学派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的作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从供给侧出发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两方面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能会更大。在下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进一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开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实施金融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一学派强调，当下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话也要考虑供给侧的效果，要坚决抑制“政府万能”的倾向。应该说，我国上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确实产生很多后遗症，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他们搞混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需要明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短期平衡的经济理论。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短期中不会改变，如果此时外生冲击导致社会总需求偏离社会总供给，发生经济危机，就需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使宏观经济达到均衡。而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所谓理论创新其实并无新意。还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将供给侧因素表述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但这五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们并非是在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前者通过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是通过质的提升来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该学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给层面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在于产品供给层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是强调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距较大，对理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作用有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需求侧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主要还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也正处于一个6-7年的下降周期中，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总需求疲弱。从各类经济数据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偏离潜在增长率，当前物价已经出现了通缩倾向，这表明经济几乎处于最底部的阶段，如果此时不采取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将会进一步下滑，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补短板，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其二，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其三，中国还有许多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资需求。因此，鼓励政府主导的投资仍然是合理的。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应适当宽松，当前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通道，中长期对结构转型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当然，他们认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但强调政策的轻重缓急。在他们看来，在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谨慎、适时地推行供给侧改革，防止供给侧改革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有学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比如，在经济下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这种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长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过去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长期供给。现在推行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长期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事实上，我国过去的和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政策，它既不是发达国家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学派”政策。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辩证关系，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不能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淆许多学者认为，不能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但这类片面强调供给端作用的经济学流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饱受批评：马克思就对萨伊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曼昆等经济学家称美国供给学派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践也曾经误导美国经济，对其造成沉重打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公众造成误导。一些学者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实施了诸如紧缩货币供应、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等政策，希望带领美国走出“滞涨”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视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还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全面正确认识对供给端的强调。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比如产业扶植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等等。同时，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不足的证据站不住脚。比如，许多人都将“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物”作为国内供给不足的证据。事实上，日本作为中国人最常去购物的国家，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不足300万，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大部分国人进行“海淘”，买的都是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商品，这反而说明了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给侧改革”的名义，实则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国有企业先行，淘汰一批落后国有企业，以“国退民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私人对于土地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变相推动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着重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将政府的经济责任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类似的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老生常谈的药方，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毫无关系，明显有违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有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格外警惕。客观来讲，一些学者的某些观点过于偏激，但他们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对于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的别有用心者的尖锐批判，对我们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