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研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详情官方电话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一、历史专业研究生就业方向如下：　　由于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的影响，造成社会对历史学研究生就业存在偏见，认为历史学研究生就业很难。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那样的，通过对历史学研究生就业情况分析，近几年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都比较理想。主要的就业情况如下：　　1、高中学校：高中历史教师。　　2、大专院校党校电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师、历史系教师。　　3、博物馆：从事历史研究，博物馆管理。　　4、旅游资源开发：主要是一些历史文化城市旅游资源开发。　　5、档案管或单位公司档案工作。　　6、图书馆：从事图书相关工作。　　7、编辑：出版集团文字编辑。　　8、政府部门：教育局、政策研究、党史研究室、其他人文岗位 包括革命纪念馆，历史文化遗址管理保护等。文化有关工作，以及地方志工作，宗教民族相关工作。　　9、文物部门：如考古，文物管理，文物鉴定与拍卖。　　10、各报纸新闻单位。　　11、进社会科学院系统从事专职的历史研究。　　12、高等学校学生辅导员、高校管理工作。　　二、历史专业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有一定的了解。　　2、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　　3、具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初步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　　4、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音韵学、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及考古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5、了解国内外史学界景重要的理论学术前沿和发展动态趋势。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技能。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历史研究员招聘要求和岗位职责：要求：1、热爱考古事业，在青铜器、陶瓷、石刻、字画等领域有一定的研究； 2、熟悉政府、企业的办事流程； 3、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交际能力，综合素质好； 4、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和文字书写能力； 5、良好的职业化商务礼仪和商务谈判技巧； 6、工作细致认真，具有敬业、协作精神和服务意识； 7、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进取心，工作主动性高； 8、高尚的职业操守，作风踏实，良好的学习态度，善于思考、总结，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9、能适应长期出差； 10、有博物馆工作经验者优先。 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承担藏品的保管、整理和拓展； 2、负责藏品的陈列展示、维护以及临时展览的策划、组织及实施； 3、负责藏品历史文化背景、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等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 4、负责藏品的讲解和参观者接待； 5、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工学转文科 很容易的，如果你对历史充满兴趣，就好好按着要求完善自己把，建议考个硕士或博士（历史方面的），然后进研究所或高校搞研究也挺好的

《历史研究》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

陈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日本及欧美，先後就读於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後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博物院理事等，其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後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後为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後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是比较冷门，但也不会很容易，要知道现在重理轻文，文科人才急缺，你还是要好好复习，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

你好，很高兴有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同学。关于历史学研究生的相关情况回答如下：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历史系研究生专业设置和相关比较好的优秀高校：历史学主要设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8个二级学科专业。开设高校比较出名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般全国211重点师范都有这个专业。 本人同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系1，有专业学习 有课题研究 还有学术交流，跟本科生不一致。自有限度和学术氛围比较强。2，有的导师手上有国家或者省级的课题，当然有课题经费，看你跟的导师的情况而言。做课题是有一定的课题费用的。3，当前各院校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师资力量不一样，国家专业扶持不一样。要想成为比较优秀的建议去比较前沿的课题专业区学习。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宋辽金元史、明史、清史、思想史、社会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文化史、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这类的比较基础。4，靠自己去拓展，一般最好去做学术研究。5，代课或者担任本校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班主任。有些是课题组需要学生参与，可以有课题报酬。6，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或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等单位任职，这些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1，有专业学习 有课题研究 还有学术交流，跟本科生不一致。自有限度和学术氛围比较强。2，有的导师手上有国家或者省级的课题，当然有课题经费，看你跟的导师的情况而言。做课题是有一定的课题费用的。3，当前各院校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师资力量不一样，国家专业扶持不一样。要想成为比较优秀的建议去比较前沿的课题专业区学习。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宋辽金元史、明史、清史、思想史、社会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文化史、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这类的比较基础。4，靠自己去拓展，一般最好去做学术研究。5，代课或者担任本校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班主任。有些是课题组需要学生参与，可以有课题报酬。6，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或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等单位任职，这些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以此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粗略的估价。2.考察文献被引用的频率，某份文献若被另外的文献频繁地引用，则这份文献很可能是本领域的核心文献。3.考察出版机构或专业报刊的学术声誉。4.在引用二手资料而这种二手资料显示为电子文献时，最好先查找原始出处。5.尽量避免断言“无相关研究”或“填补空白”。说“有”易，说“无”难，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规则。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著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著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一）校勘与校勘学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著《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校勘的时机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著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