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研究

1.宏观经济政策小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宏观经济政策小组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它由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直接领导,其成员都是欧洲权威的经济学家。小组每年都对欧洲经济的整体情况发表一份评估报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场分析家、学者和 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并得到普遍认可。2.经济政策研究所欧洲网络:(European Network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简称ENEPRI):这一网络将欧盟25国及两个准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主要经济研究机构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传播研究成果、协调各研究机构的研究计划、强化各国政府在欧盟层面考虑本国经济决策的意识。这一网络正在进行的研究议题包括:欧洲的就业前景；欧洲面临的挑战；欧洲人口老龄化；住房市场及劳动力的流动问题。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认为,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对欧洲来说是战略性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互为倚靠,而且由于它们对欧盟的繁荣和进步至关重要,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同时,全球化也影响了欧盟的政策制定及商务活动的开展,对于政策选择来说,不同经济体对投资的竞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欧盟市场的自由化及欧盟能源市场的一体化对竞争政策造成了冲击,导致政策制定逐渐“欧洲化”。欧盟的扩大无疑将会增强这种趋势。此外,欧盟在推动各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减轻大气升温方面正发挥着领导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力求拿出第一流的研究成果,为欧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中心的研究计划是在和欧盟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成员国、其他研究机构及中心会员特别是工商业界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磋商下进行的。 自1999年5月1日《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以来,司法与内务一直是欧盟内一个极富活力的研究领域,很多问题都可归于司法与内务这一领域,而且这些问题对成员国来说都还相当敏感,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司法与内务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帮助欧盟在扩大后如何在公民自由权与安全之间搞好平衡,关注重点是：外部边界控制体系的中长期影响、欧盟的共同移民和难民政策、警务与司法合作的机制问题等。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主要理论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货币理论　　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另一功能－价值尺度。亚当斯密也谈到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三、价值论　　提及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钻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过水与钻石价值之比较是百年之后边际效用学派才圆满解决此一问题。　　四、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　　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　　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六、赋税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纳税。　　确定：各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　　便利：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　　经济：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缴付国库以外，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激动。　　大卫·李嘉图 ,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对系统经济学作出了贡献，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也是成功的商人，金融和投机专家，并且积累了大量资产。　　比较成本学说，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被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模仿同亚当·斯密斯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李嘉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斯密奠基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　　凯恩斯的金融理论　　凯恩斯之前的主导经济理论的主要论点　　凯恩斯以前的主导经济理论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又称传统经济学。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的五大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自动均衡”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经济都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达到均衡；商品的价格波动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变动能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均衡；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涨跌能使劳工市场供求平衡，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一切人为的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什么也不管的政府是最会管理的政府，应该信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或失衡。

1、两千多人竞争一个岗位只是少部分热门岗位，这在企业的竞聘市场上也能见到，不足为奇。大部分岗位都是在几十到一百多竞争一个岗位的水平上。2、你要知道，公务员考试因为门槛不高，谁都能报，很多人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报考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校大学生和刚毕业几年的毕业生，不管有没有准备都会去报。3、公务员的岗位中能够喝茶看报纸的只是少数，如果你可以遇上，那算你运气好，大部分公务员招录过来都是等着你来做事的。最明显的就是各地的乡镇公务员，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用。

团市委人员流动快。提拔快；市委政策研究室主要写材料，要能吃得住苦，但很锻炼人。两个都不错，要看竞争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报考职位，避重就轻。两个职位都不错，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好一点，但是这点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更适合你的发展，你能考上哪一个，好的职位竞争也会很激烈的，建议根据自身情况决定。

创业扶持政策和创业竞争政策都重要，不同的创业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在最开始创业的阶段，创业扶持政策比较重要，需要帮助创业者做起来；在创业公司正常运转并有些成绩的时候，创业竞争政策比较重要，需要创业公司有压力，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动力。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高顿网校为您解答：　　知识产权战略的对策研究　　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作用　　首先，创建新型知识产权制度，优化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度环境；其次，健全知识产权组织机构，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的组织保障；第三，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强化知识产权战略的人力资源基础；第四，制定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J。　　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定位　　在建立知识产权过程中，企业是主体，市场作主导，政府来补充。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主体是企业，这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二是动力，长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三是能力，企业的发展能力。此外，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主要靠市场的主导作用以及政府的补充作用。补充什么?引导、规范、服务。也就是谋划全局，确定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规范技术交易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三)知识产权战略中政府对企业应负的责任。　　一是培训企业领导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使他们懂得知识产权的基本知识以及企业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发展自己，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　　二是帮助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建议大型企业要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中型企业应有专人负责，小型企业要有人兼管。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企业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三是建立面向企业的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并为其提供帮助，扶持企业的发展；　　四是制定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的政策；五是制定奖励政策。总之，政府应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应对专利欺诈，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作为全球领先的财经证书网络教育领导品牌，高顿财经集财经教育核心资源于一身，旗下拥有高顿网校、公开课、在线直播、网站联盟、财经题库、高顿部落会计论坛、APP客户端等平台资源，为全球财经界人士提供优质的服务及全面的解决方案。　　高顿网校将始终秉承"成就年轻梦想，开创新商业文明"的企业使命，加快国际化进程，打造全球一流的财经网络学习平台！高顿祝您生活愉快！如仍有疑问，欢迎向高顿企业知道平台提问！

假如要列举广受中国人欢迎的西方品牌，肯德基当之无愧。1987年这家美国快餐连锁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开设了其首家中国分店。之后20年，肯德基连锁店如雨后春笋般开遍神州大地，目前共计多达2000家，这无论如何称得上成绩辉煌。肯德基在进入中国18年之久后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了“洋快餐”的代名词，这足以让人们看到了他在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达到这一效果并非易事，它与诸多方面的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肯德基公司的发展战略、资金的调配、人力资源等都可能是促使其发展的原因。 肯德基中国前业务发展副总裁、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Tricon公司的中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国栋指出：肯德基在中国取得空前成功，秘诀在于几个主要元素：市场环境、人才、市场策略及执行。 在《肯德基在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刘国栋指出，肯德基的成功首先归功于特殊的市场环境。“战略取决于环境，一个适用于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体的战略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拥有多元民族、复杂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中国的商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迅速地发展变化。” 肯德基早期在亚洲积累的经验为它1987年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提供了无价的参考与借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外企除了和本地企业合资经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个时代背境下，肯德基选择与有政府背景的当地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其有形和无形的当地资源。而当合资经营不再是硬性条规时，肯德基开始转向独资，以避免与合作伙伴出现意见分歧那种僵局。本土化： 直觉有助于推动产品本土化，这绝对是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刘国栋说，肯德基中国比其他同行更快速引进新产品。同时，肯德基以鸡肉为主要食品这一点使它在中国市场占尽优势。毕竟，中国人最偏爱猪肉，其次就是鸡肉了，而牛肉和羊肉受欢迎的程度则差得多，这令肯德基占了绝对优势。新时代的开始：这应该是肯德基中国最新推出中式快餐品牌的原因。刘国栋说：“我想百胜餐饮集团大张旗鼓推出‘东方既白’中式快餐连锁店既为巩固也为拓展市场…因为他们要迎战新兴的本地中式快餐业竞争者。”

　　竞争前技术是一种基于能应用于未来商业或为特殊的商业原型所进行的早期非常不确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竞争前技术是一种使能技术，即提供大范围的潜在应用机会，并且形成一个未来特定产品的重要的技术基础。　　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开发，由于带有相当多的共性技术以及科学知识，同时也具有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各国政府历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美国：合作前竞争　　长期以来，美国人认为政府不应该挑选技术的获胜者或失败者，他们信奉当科学技术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来确定多种研究目标和方法推动时，其运作最为成功。但面临技术竞争的新趋势，也有很多人支持政府的扶持做法。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赖克历来主张鼓励增进联邦实验室、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他认为这样才能创造出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政府应进行规划而不是仅仅让企业放手去干，政府应与私人部门一起参与竞争前的一般性研究，使技术能够有一种广泛适用于政府和商业应用的潜力。　　不过，美国政府对竞争前技术的支持态度还是有其独特性，美国人是不希望出现研究开发合作的，美国希望引入技术开发任何阶段的竞争。因此，对于竞争前技术，美国希望首先通过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由各个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提出和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之后这些技术路径在后期的技术开发市场上展开竞争，最终优胜劣汰，胜利的技术取代不合市场寻求的技术，技术的路径选择亦依赖于胜利技术。在确定技术路径后，各个企业再在相同的技术路径上进行竞争技术的开发活动。　　以高清晰度电视产业为例（对应的技术无疑属于竞争前技术），最早研究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1970年，日本正式开始高清晰度电视的系统研究，1984年，日本提出高清晰度电视的MUSE模拟制式并大力促进确定为世界标准。美国一开始支持MUSE制式成为世界标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发展自己的高清晰度电视制式。1987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立了先进电视（AdvancedTelevision，ATV）业务的民间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onATVService，ACATS），开始正式开展ATV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最早有几十家公司参与，不同的公司提出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最终美国通用仪器公司（GI）开发了数字电视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系统，即全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系统。　　由于美国提出了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进而一举将日本人在此领域内20年的模拟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制式的技术领先优势化为乌有。日本承认MUSE模拟系统不适应今后电视向数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欧洲不得不放弃继续研制MAC模拟制式的计划。　　之所以是美国公司而不是更早的日本公司，或者欧洲公司提出全数字化的高清晰度电视系统概念，原因在于美国政府鼓励公司在竞争前技术阶段展开竞争，他们认为，竞争总是对的。　　日欧：竞争前合作　　与美国历来支持竞争前技术的竞争相反，日本和欧洲非常鼓励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特别是日本。日本政府、企业一向重视技术开发的联合，并且还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反垄断法，使得日本产业内、产业间的合作研究和开发协调得十分顺畅。　　日本和欧洲长期以来就认为，技术的研究开发合作，尤其是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合作是必要和必须的，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财力联合攻关，对数字电视这样的竞争前技术而言，其技术创新过程主要集中在系统和产品系列上，而不是单一产品上，单个企业去做必然投资不足。因而，日欧不约而同首先由政府出面组织研究开发合作组织联合技术攻关。然而，正是这种组织形式决定了不会，或者不可能，由它们首先提出电视的全数字化概念，即使有企业提出，也会被联合体组织驳斥为异端技术、风险太大而最终放弃，实情正是如此。　　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子。来自移动通信技术竞争的案例表明，竞争前合作有助于抢先占领市场，取得先动优势。　　为开发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欧洲政府采取竞争前合作的政策组织了一些公司共同开发，并使得提出众多移动通信技术方案的公司能迅速统一实行GSM全球通系统，正是由于统一的GSM系统使得它们的产品能共享一个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数字化网络，这一技术加上其他使用者之间更广泛的统一协议使得移动电话用户可以在南意大利和东波兰间轻松通话；而美国，是合作前竞争，导致至少四套不同的通信标准（其中一个便是GSM的翻版）在互相竞争，而政府以竞争提高技术水平为由迟迟不能决定选择哪一套标准，结果使得在与欧洲人的竞争中败北。　　可以说，美国合作前竞争的政策直接导致美国在与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竞争中率先提出全数字模式而获胜，但美国的这种策略也是美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竞赛中输给欧洲的原因。欧洲由于是采取竞争前合作的政策，因此，面对迅速发展的移动通信欧洲人率先统一实行GSM标准，而美国想保护竞争，迟误了数字通信标准的制定，使得本来技术更先进的CDMA没有形成规模，让欧洲占据了70％以上的移动通信市场。　　中国：竞争与合作同时　　与美国的合作前竞争的技术政策和日欧的竞争前合作的政策相比，中国对竞争前技术扶持的政策是竞争与合作同时，即以资金纽带扶持一部分企业、研究机构合作，而对于合作联合体外部的部分企业、研究机构，政府不予资金上的扶持。刚好处于美国和日欧之间。　　以数字电视为例，中国政府并不关心有多少竞争者加入数字电视产业，谁参与这场数字电视技术竞赛，而是选择在部分有进取心的竞争者刚一出现时进行支持。而且，政府的支持是面向部分企业，政府一直认为，不能单独支持一家企业，但也不能支持太多企业。在技术的竞争阶段，政府采取的是“紧烧火，慢开锅”的策略以获取竞争的最优，其结果是造成上松下紧（即政府“慢慢”等待企业竞争的结果出现）的局面，当然这种做法必然造成事实上的一定不公平。比如，目前为止，已向国家数字电视技术标准委员会提交的方案中有4套最有可能被确定为国家统一技术标准的蓝本。这当中有2套是国家高清晰度电视总体组提供的，第三套是清华大学提供，还有一套由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提供，而其中清华大学所研制的标准基本没有得到政府的资金扶持。　　中国的做法目前看来由于处于中间而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这种依然力图挑选胜利者的做法与过去相比确实有很大的进步，过去的技术政策基本上是从大型国有企业中来挑选有前途的公司，选择那些有高素质人才和先进设备的公司，现在的政策更倾向于从小的、已初步获得市场成功的公司中挑选有前途的公司。显然，相对于将来的市场成功而言，最初的市场成功比过去用的标准是更好的预测方法。　　不但如此，由于存在政府的“隐性可能”扶持，第一阶段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考虑到数字电视的巨大市场，也愿意参与数字电视的技术开发博弈，并在研发出相应的有竞争力技术之后，就开始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例如，清华大学在研发出一套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系统后即迅速向政府寻求支持）。政府的扶优择强做法取得了很大的实效，既通过竞争开发出更优技术，又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合作前竞争不能确定标准问题和日欧的竞争前合作所存在的可能引发的方向错误问题。

1．政治职能 政治职能是由政府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决定的。除了传统上的对外防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组织军事力量的保卫职能、镇压职能、军事职能等职能外，现代社会中政府还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职能。 首先，保护产权。保护产权是政府的首要职能。所谓“产权”，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而是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概念。产权是对各种权利的一种总称，指在不同财产所有权（广义的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所有权等）之间对各自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进一步划分与界定，其实质是向社会上一切合法利益集团与个人提供利益保障。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产权是权利主体与权利对象之间形成的权利关系，具体包括权利主体对权利对象所拥有的使用权、转让权和享用权。排他性、可转让性是衡量产权是否完整的标准。界定产权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界定产权是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首要前提。“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 产权界定得越清楚，每个行为主体的责、权、利就越明确。政府是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管理机关，唯有它才有能力借助其权威性地位和拥有的强制性手段界定和维护产权。一方面去维护明晰的产权，另一方面则是去干预产权不易界定的领域，以尽可能地减少交易费用。在产权明确界定的领域，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市场能够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早在18世纪，洛克就提出国家的职责是保护产权的思想，他在其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中强调指出，人们建立国家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财产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保护财产权是国家的根本职能。不过，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职责的内涵有了扩展，包含着与社会要求相一致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其次，制定公共政策。传统理论将政府看作被动执行政策的观点早已不合时宜。在现代社会，政府广泛介入社会生活诸领域并发挥积极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日益明显。政府通过制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为社会发展选择目标，引导社会健康有序和协调发展；运用政策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目标。 再次，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就是人们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相互协作的结合体。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人们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和集团，随之而来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政府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调节利益矛盾和冲突，维护正义、秩序和稳定的过程。政府作为利益的调节者，其主要职责就是运用政策手段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平衡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使三种利益之间能够协调和统一。当然，由于不可排除的阶级属性，使得政府在利益协调中始终是以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为基础进行利益协调的。 2．经济职能 随着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经济职能已分化为一项独立的职能并居于政府职能的核心地位。现代社会，政府的经济职能已从农业社会中的财政活动（税收及开支）扩展到管理经济，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由于国民经济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分为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和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微观经济高效率，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 微观经济是以经济个体为主体进行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个体的行为主要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进行的自主决策，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就有可能带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结果。对此宏观调控是管不到的，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以保证微观经济有秩序地运行，促进微观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管理既要放开搞活，又要限制其消极作用，主要的职责有以下几方面： （1）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规则安排。当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功能时，实际暗含着一个前提，即在市场之外有一个精致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发挥。自愿交易不会发生在“制度真空”中，市场经济也不能离开由国家维持的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而存在。现代经济社会也是政治社会，离开政治体系为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经济活动框架，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经济体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为此，政府要为诸如合同的执行，为货币、度量衡、公司章程、破产、专利、版权等提供标准，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 （2）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但是市场自发调节的价格又有盲目性，对经济不一定最有利，也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例如当农产品过剩时，农产品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会抑制农业生产。政府通过支持价格或对有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品（如粮食、棉花、石油等战略物资）进行价格管制。为防止盲目和过剩生产，预防伤及全民利益的事情发生，其价格则由政府依据一定规则来制定。比如在美国，交通运输、银行保险、能源和农业部门的价格就是由独立管制机构根据规范化的定价方法来制定的。 （3）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市场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市场的竞争程度。但是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并不总能持续地进行，不受限制的竞争有可能会导致对竞争的破坏。竞争者有可能会由于兼并形成对市场的垄断，或就生产、价格、销售条件等的串谋和协议而结束竞争，以及价格歧视、欺诈行为等，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确保竞争的真正实现。政府通过制定包括公平交易与价格仲裁法、证券交易法、公司法、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措施，以及运用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如提供贷款、银行担保、筹集资金等来维护和增进市场竞争。为了防止少数巨型公司和企业集团相互勾结起来操纵市场，秘密分配市场份额，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运用公共权力予以法律制裁，以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 （4）质量管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商品的质量必须有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诸如出售的药品必须经过药品管理部门的批准，肉类必须符合国家的质检标准，各种车辆必须符合交通管理部门的安全条例等等。政府通过质量管制，以保证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是在经济目标的实现上，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实现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涨的经济目标。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而市场自发运行总是以商业周期的波动、繁荣和衰落交替出现为特征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和失衡，将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进行间接调控，以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包括： （1）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财政收支总量与结构的变化调控宏观经济，使政府的经济目标得以实现的经济政策。在实践中，财政政策之于市场波动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逆市场风向而动”。经济过热了，财政政策被用来降温；经济发展速度过缓了，财政政策被用来刺激经济。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密切关注社会总需求的变化，通过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 财政政策包括两大基本部分：税收和政府开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基本支点是累进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两大部分，它们构成自动削减经济波动的第一道屏障。累进税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机制是，当经济过热时，就业充分，个人收入总额绝对增加。这时，累进税制度使得个人缴税部分的增长大幅度高于收入本身的增长，这意味着政府将以更快的速度取走个人可能投入市场消费的货币额，达到抑制总需求的目的。当经济过冷时，社会总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厂商被迫限制生产，劳动者收入下降。这时，累进税制度又使个人缴税部分的下降大幅度高于收入下降的速度，使个人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从而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作用机理是，当一个人获得一份工作有工资收入时，拥有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的货币，个人收入与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偶合状态。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工厂大量裁员，众多失业者形成的失业大军将剧烈减少本来就不足的有效需求。这时，失业救济制度“自动”发挥作用：失业者能够领到一份救济金，既不致使劳动者陷入经济上的绝境，同时又在宏观经济总量上增加了一块有效需求。当经济开始复苏时，社会总需求增加，厂商开足马力生产，劳动者纷纷找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政府支付的失业救济金便自动停发，从而抽调一部分总需求，给日趋热化的宏观经济送去一阵“凉风”。此外，政府还可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相机调节税种等随动调节的制度安排抑制或刺激总需求。 调控宏观经济已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责，财政政策也因其见效快而经常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和使用的政策手段。不过，财政政策的运用也是有代价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过度依靠财政政策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比如，政府在经济萧条中不得不接管涉及国计民生的若干公共设施，而企业收归国有往往使企业摆脱了市场竞争法则，降低了整个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功能；高失业救济金既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助长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因此，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强度、深度以及具体形式的选择又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其总的原则应当是“少管为好”、“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国家采用的调整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种种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成熟，国家发行货币的公共管理职能已演变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得力手段。我们知道，货币是交易的媒介，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血液”，相对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准、流通速度、总交易量三项因素，货币供应量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健康的数额。高于这个数额值域，将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造成通货膨胀；低于这个数额，将使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抬高投资成本，较高的投资成本必然降低投资者对利润的预期而削减投资，投资减少对经济带来的后果则是经济增长停滞，新增就业机会减少。不难看出，控制货币供应的“水龙头”，控制银根，是一个涉及所有人利益的公共管理职能，它应该、也必须而且也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政策工具有： （1）法定准备金。中央银行作为政府主管货币发行业务的行政机构，有权为所有商业银行规定（法定）准备金，或者说，规定商业银行的备付金在存款总量当中的比例。 （2）贴现率。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地与商业银行展开金融业务，及时地吸纳或吐出货币，使投入市场流通的货币量或者增加、或者减少。 （3）公开市场业务。政府出售或回收债券。 上述政策工具的使用会带来增加或减少货币量的神奇结果。其作用机理是，当经济高涨，需求旺盛，中央政府提高法定准备金、提高贴现率，以及向商业银行发放债券。提高法定准备金和贴现率，意味商业银行可用于贷款的数量减少，当货币量普遍减少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利率将会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会把更多家庭节余的货币吸入商业银行。两者共同作用，使过热的投资和消费水平随之降温，通货膨胀趋缓。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发放债券，使货币回笼，也起到减少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量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控制银根的方式远不如此简单，其具体工作过程有极为严格的行政技术要求。 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调控市场运行的方式相对更间接一些，政府利用公共权力执掌货币流量的总开关，借助利率杠杆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而不直接插手扩张或抑制总需求，有助于保护市场固有的配置效率。加之货币政策操作中行政成本很低，无须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支撑，因而是一种最理想的干预市场方式，受到现代发达国家政府的广泛重视。但也正因其更具间接性，货币政策不具有财政政策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具有滞后效应。国家紧缩银根或放松银根是基于对市场趋势的预测，经济事实和经济趋势不会自己说话，人们只能通过观察经济数据的变化来推测市场态势，一般来讲，推测通货膨胀率需要至少以一个月为一个时间单位，而等待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结果出现往往需要半年左右时间（各国经济显现货币政策的时间长短不一，正常状态下一般不少于一个季度）。因此，人们不能在实现短期经济目标的时候，过分指望货币政策会很快发挥作用。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必须与其它调控方式配套使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但总的原则应当是：“尽可能货币政策，必要时财政政策”。 （3）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国民经济保持总量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国范围内生产力的布局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尽管市场可以推进技术进步使高新技术产业化，使产业升级换代，实现产业的调整和优化，但这些都需要在科学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进行。市场本身不能自发产生产业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作用在于能够对供给结构的变化发挥迅速的调解作用和引导作用，使供给结构能够保持合理并同需求结构相适应。具体讲，一国政府可以依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确定支持哪些产业，限制哪些产业，来扶持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并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4）提供经济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指的主要是基础科学研究、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电力、通讯系统等等，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条件。基础科学研究由于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使各种生产活动能共同受益。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往往导致重大的技术发明的出现，推动人类的巨大进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四次重大技术革命，都是以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前提。基础科学研究又包括了极大的风险，失败的幽灵紧随着科学发现的每一个环节，人类向未知世界的挑战极为艰辛。然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为人类带来的福祉却不仅永远不会、而且也不可能得到足额补偿。科学研究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也不易用保护技术专利的措施来对待，它们“不适合市场机制，而且只有当每个人都被迫承担一定成本时才能被生产出来”。因而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按照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加以组织生产，由国家出资，政府负责组织。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电力、通讯系统由于是服务于社会，属于公共产品，其生产过程也称为公共工程。但是由于脱离市场约束而缺乏竞争，公共工程的兴建采取政府行为比私人行为缺乏效率，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电力、通讯系统也可以引入市场方式提供，由私人公司出资和建造，并向使用者收费。但是这并不意味政府放手不管，鉴于这类设施生产过程本身涉及面广，需要组织、规划和协调，因此至少应由政府组织与规划，以节约社会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3．文化职能。文化职能指政府指导和管理文化事业的职能。它是政府管理最古老、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精神文明状况相联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文化职能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文化政策加以实现的，其核心在于政府通过对文化事业的的管理，维护和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和论证统治与治理的合法性。与国家用强制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相比，意识形态以软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政府维护对社会思想的统治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的。政治社会化就是形成、维护和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信仰和感情的过程。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就是负责管理执行社会化的机构，并通过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工具和政府组织等具体机构履行这一职能。比如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审查，培养未成年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规定，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心理认同意识，来源于各种形式的早期教育，这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一个政府的公共教育政策甚至不能加强公民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就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最大失败。 此外，政府的文化职能还包括在全社会支持、鼓励、引导和提倡反映人类进步文明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如进取精神、社会责任感、自尊自爱等）、伦理道德（如公共道德等）、行为模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防止和制止那些不健康的、有害于社会公共环境氛围的劣性文化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净化社会空气，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4．社会职能。指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它是政府管理中内容最为广泛、丰富的一项基本职能，凡致力于改善、保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体现人道主义思想的各类事务，都在社会职能的范围内。现代社会中政府职能的极大扩张也主要是社会职能的拓展。政府社会职能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1）提供社会保障。在财政政策中，社会保障制度“逆市场风向而行”，自动关闭和开启，发挥着刺激或抑制需求，从而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又是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这是政府的公共伦理要求，追求的是社会公平，因而又属于政府的社会职能。 社会保障也称为“社会安全”，是社会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物质帮助或服务，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得以满足的综合性事业。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无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那些无力竞争或失去竞争能力的社会成员，以及那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种种保护性措施。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其成员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社会保险体系。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它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当事人交纳保险费的基础之上。社会保险体系包括退休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个方面，其中退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核心。二是社会救济体系。它是对现实贫苦的救济与扶助，是对社会保险体系的补充。凡是没有保险的领域和地方，不管是哪个公民，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他陷入困境，就应得到政府的救济和帮助。三是社会福利。这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实行的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四是社会优抚。它是国家对优抚对象提供的带有褒扬和补偿性质的特殊保障。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是政府基本的社会职责，但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应当与该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企业、政府和个人）的支付承担能力相适应。 （2）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与行政管理的相关性主要集中在对一个国家人口数量、质量及其结构的控制，属于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口问题是最直观地体现公利与私利关系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一个家庭生几个孩子表面上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又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降低或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或减少社会总需求；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加剧或缓解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影响未来的就业岗位数目和就业率，等等。显然，如果人口数量变化速度超出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允许的可吸纳程度，不仅会严重恶化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使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带来诸如教育、住房、交通等大量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人口问题与公共利益相关。众所周知，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口增长率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实现，市场机制也基本上不能对家庭的生育动机产生影响。因此，人口问题只能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依据人口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用政策手段调控人口的增减，并通过相应的职能机构推行实施。调节控制人口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3）保护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带普遍性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切地意识到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的经济活动所引起，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会不同程度污染、破坏环境。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并不突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到来，以及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和自然资源的大力开发，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加上人类自身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利用以及恣意掠夺，生态破坏问题愈演愈烈。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失衡不仅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和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的。前已叙及，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无须为负的外部性带来的损失承担成本，以求利为目的的经济主体在没有限制和制约的情况下，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不会有降低和治理污染的动力；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中，由于资源分布不平衡，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成本也不相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俗语，可用以描述原始的资源利用成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说明资源分布会带来经济收益的不均衡。在以价格形式来凸现商品生产的比较成本优势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的引导下，追求利益的冲动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对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形成“穷山恶水”的人工自然。在市场不具有自发调节负的外部性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的认识中，环境治理的任务只能依靠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采取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在合理保护的同时，进行合理开发。 政府保护和治理环境主要是决定环境保护的政策问题，如布局政策，资源开发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制定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从宏观上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对环境管理具体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环境计划管理。主要包括工业、交通污染防治计划、流域污染控制计划、自然环境保护计划和环境科学发展计划等。二是环境质量管理。主要包括组织、制定各种环境质量标准，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察工作、调查和评价环境质量状况以及预测境质量变化趋势等。三是环境技术管理。主要包括确定环境污染和破坏及防治技术路线和技术政策，确定环境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治理环境的方式主要是使外部性内部化并运用法律措施和经济手段（如税收和补贴）加以解决。